再與澳方交涉遣返成功——《南太平洋祭》(42)

第五章           漫漫遣返路(續2)

一        中方四處乞求的遣返交涉(續2)

5、遣返皮球再次踢回澳大利亞

 

        但此時事情卻峰回路轉。

        由於澳大利亞駐日代表也在東京碰了大釘子，被麥克阿瑟將軍告誡，此事還得由澳、中兩國政府負責，事情很快反映到了國內，澳外交部不得不將此事結果通告中國駐澳公使鄭康祺。既然如此，已別無他法，鄭公使唯有硬著頭皮，再次商請澳當局從速辦理此事。8月10日，沒有退路的澳大利亞外交部通知中國駐澳公使館，決定二星期後派遣澳軍運輸艦Reynella(藍納拉)號輪船，將中國官兵從亞包運往香港，旅費每人16英鎊。此時，全部中國官兵人數為762人，故總共的費用是12192英鎊。幾個月來頗受此事煎熬的鄭康祺公使得此信息，心中一塊大石頭落地，立刻致電中國外交部，告知這一利好消息。[1]

        遣返洽商折衝樽俎近一年，期間幾經曲折，尤其是與盟軍統帥部的交涉，可謂三進三出。但繞了很大一個彎，最終又轉回到了原地——澳大利亞。與後者的交涉，從開始到最後，也是三進三出。隻是還好，總算是有了個可以讓人喘一口氣的結果。

6、內外壓力

        中國政府反複洽商澳大利亞當局，最終獲允撥派船隻遣返中國官兵，是當時內外壓力的結果。

        如前所述，1945年10月吳棪的澳大利亞之行，似乎給亞包中國官兵帶來了遣返的希望，使他們認為，中國政府將很快就可確定這些海外遊子回國的日期。但是，接下來的二個月，住在亞包的中國官兵卻沒有任何遣返的動靜。而在此期間，他們卻眼睜睜地看到，與他們同時獲救的印度兵、爪哇兵、馬來兵等，已經陸陸續續地由他們的母國政府派船接運回國，而在他們之中，還有部分華人。例如，1945年12月19日，在438名被遣返回新加坡的馬來人中，有38人還是馬來亞華人。[2]眼見著一同獲救的盟國難友們都離開了，在亞包就隻剩下中國官兵和平民，他們的情緒自然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原本滿懷希望的吳棪，一直也沒有得到中國駐澳公使館的信息；加上到了年底，當地澳大利亞駐軍亦在大肆慶賀聖誕節與新年的到來。常言道，每逢佳節倍思親。澳大利亞人以及當地土著的節日氣氛，必然對急盼遣返的中國官兵與平民有所影響，更添鄉愁，情緒也更為波動。作為該地等待遣返的中國軍民總領隊，此時的吳棪再也坐不住了，遂於12月24日，亦即聖誕節前夕，致電中國外交部與軍政部，極力闡明亞包待遣返軍民“分子複雜，不明大義”，恐有“傷及國體”之事發生，呈請政府部門能“俯垂下情”，盡快將其遣返回國。[3]

        此外， 1946年3月，在亞包發生了一件事，顯然也對在此等候遣返的中國官兵和平民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原與盟軍鏖戰於太平洋戰場的日本海軍一等驅逐艦霄月號(排水量2700噸)，戰後被解除了武裝，作為載運遣返日本官兵和僑民的運輸船隻，此時正從悉尼裝載被遣送的台灣僑民與日本僑民返回台灣島與東瀛。按澳大利亞的航行與安全規定，該艦被核準裝載948人，但實際上卻裝載了1005人。因違規超載，且衛生狀況堪虞，其中還有32位病人，導致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命令其停靠亞包，等候檢查。事件曝光之後，澳大利亞緊急派遣一個檢查委員會，兼程前來亞包檢查其適航情況。

        隨同該檢查委員會前來的，還有中國駐悉尼領事館的劉渭平副領事。[4]對於這次劉渭平先生來亞包，筆者曾經於2008年詢問過張榮煦先生。他清楚表示曾記得劉渭平那段時間到過亞包，但是否去過中國官兵及平民營地探望，則不複記憶。[5]雖然劉渭平先生後來在其著作中並未直接說明此次訪問亞包，是否前往中國軍民營地探訪，但卻提到他與當地華僑接觸，了解了當地僑社情況以及戰時慘遭日本鬼子殺害的幾位亞包著名僑領的曆史。[6]按照當時媒體對霄月號事件的報道，上述檢查委員會3月12日上午抵達亞包，便在當天上午和下午分別對霄月號進行了兩次檢查，3月15日該委員會才回到悉尼。[7]由此計算，與上述檢查委員會一同行動的劉渭平至少應該在亞包停留了二天以上的時間。在這期間，他應該是有機會或時間去探訪那些中國官兵或平民的，何況當時對他們的遣返已經成為中國駐澳使團麵臨的一個大問題。再者，霄月號事件在當時是個大事件，在亞包的中國官兵顯然也是知道這件事情的。因此，劉渭平副領事此次前來亞包，利用空餘時間與中國官兵中的負責人士見麵，了解查看情況，當在情理之中。2009年，李維恂少校在接受筆者訪談時，曾明確表示，他知道劉渭平副領事到訪亞包。[8]但無論是哪一種情況，中國領事來此處理的是台灣僑民遣返，而非中國軍民的遣返，這一事實在中國官兵中所造成的心裏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這些中國官兵戰時曾遭受過台灣日本兵的殘酷虐待，同時在亞包的戰爭罪行審判法庭也正在進行對戰爭罪犯的審判。目睹著中國領事參與上述事件的處理，這些當年在國內英勇抗敵，因戰敗被俘而被日軍擄往海外做苦工的抗日官兵，頗有被國家遺棄之感。吳棪中校此後不久向中國外交部的抱怨，就從一個側麵說明了這一點。他在電文中說，鑒於此間中國軍民“久居外邦，民族弱點難免不露。又因歸期杳茫，尚無昭示，以致近來精神錯亂之軍民發生瘋狂不守紀律者，占全數百分之五以上”。因此，他呼籲當局“懇予設法船隻早日運送回國”。[9]

1945年10月25日，亞包卡拉維雅灣中國軍營的官兵們走出大門。此時吳棪中校已赴澳大利亞匯報，請示遣返事宜，官兵們則在亞包等待遣返命令。(照片來源：AWM 098238)
        不惟如此，中國官兵中其他有背景者，也通過各自的渠道，將在亞包等候遣返情況以及官兵中的種種問題向上反映，多方呼籲，要求盡快設法將他們遣返回國。

        李維恂少校被俘前屬於戴笠的忠義救國軍係統人員，他於1946年1月致函過去的老長官郭履洲將軍，請求設法救濟回國。郭履洲將軍接函後，於3月2日將此函轉給當時在上海的軍統首領戴笠，請其設法轉呈軍事委員會高層。而戴笠也確實接受部屬的請求，立即將此函轉呈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不久，李維恂少校又再次致函郭履洲，報告軍營中官兵因無政府救濟與明令指示，“一般官兵以為歸國無期，精神頗受打擊，因之而患精神病狂者竟達百分之五、六，不肖士兵違犯紀律情事亦屢見不鮮”，為此，他警告說，“長此以往，不唯軍心難以維持，抑且有失國體”。郭將軍由此特將來函轉呈上峰，依次呈送到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手上，希望軍政當局“迅為救濟或予設法回國，以慰眾望而固軍心”。[10]

        另一位軍官朱雲少尉，其軍階雖然較低，但因來自淞滬抗戰時著名的四行孤軍營，因此，就利用國人對四行孤軍的熟知程度，大打同情牌。他也在1946年4月25日及5月16日，分別致函其老長官上官誌標，並由其轉交至當年的第88師師長孫元良將軍處，傾述四行孤軍在新不列顛島流亡之情，抱怨無論國內抑或國際方麵皆未設法將其遣返，呼籲老長官將其分呈國防部與外交部等機構，為其盡速歸國設法。同時，朱雲亦在4月30日直接致函軍政部，表達其希望“回返祖國”的強烈心願。[11]

        這些發往國內各軍政當局及有關部門的電函，再轉交到外交部及中國駐澳公使館，而中國駐澳使團也多次接到報告，亞包中國官兵思歸心切，痛苦萬狀，“其中以思鄉過切，以致患精神失常者，平均每周有三起”。[12]所有這些，無疑對他們加緊對澳交涉形成了一股壓力。

        另一股壓力則是來自澳大利亞本身。

        也許是受了吳棪1945年11月初從澳大利亞所帶回利好消息的影響，澳軍第1軍對此念念不忘，遂於11月26日，致電澳軍部，催問目前亞包中國官兵的遣返事宜已進展到什麽階段。12月14日，鑒於亞包的其他被釋盟軍戰俘皆將在12月中運送完畢，澳軍部戰俘管理處也致電外交部，征詢何時遣返餘下的被釋中國官兵一事。

        進入到1946年，因為與英國的交涉失敗，中國轉而再與澳大利亞洽商派遣運送船隻。澳軍部自然是希望中國軍人能趕快離開，遂由國防部在2月28日致電第1軍，盡快將亞包中國官兵的情況整理，以便他們能立即遣返回國。3月7日，戰俘管理處建議由外交部具體負責安排，將亞包的被釋中國軍民全部一次性遣返。第8地方軍區是在原亞包駐軍第11師撤走之後成立的地方軍事當局，在意識到日本人、台灣人以及韓國人都已陸續遣返的情況下，於4月10日致電澳軍部，建議將仍然滯留該地的中國軍民盡快運送回國；並且還特別說明，在這些中國官兵中，有些人成為戰俘至今已達9年之久。這顯然是指那些四行孤軍官兵。這一電報，極有可能與上述提到的日本霄月號驅逐艦事件在亞包停留期間所產生的影響有關，也反映了澳屬新幾內亞委任統治地的行政管理當局，希望盡快卸下擔子的心態。5月18日，該軍區司令官再次密電墨爾本的澳軍部，告知自7月1日起，澳軍全部撤出新不列顛島，屆時該島的所有防務，就隻有由當地新幾內亞土著組成的新幾內亞步兵團第3營擔任，這也將是該島唯一的一支戰鬥部隊，任務繁重。而仍然滯留於此間的大約1600人的中國軍民，人數眾多，已經成為當局一個累贅；而且他們現在士氣低落，情緒波動，一旦出事，後果不堪設想。最佳之道便是在6月30日之前，將他們送走。5月20日，澳軍部回電，認同他的這一說法。[13]

        可以說，來自澳大利亞軍方，尤其是來自亞包地方當局對當地治安和防務等方麵之考慮，而向政府方麵不斷增強的遣返中國軍民的呼籲，對澳大利亞的外交部門形成了極大壓力。因此，一旦他們在東京與盟軍總部的交涉失敗，便已實質上意識到了，事情已經落到了自己頭上，再也無法躲避。而1600名中國軍民的滯留，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治安防務上，對他們來說也早已是個大負擔。解決之道，就是盡快將其遣返。換言之，僅就澳大利亞內部的壓力而言，用鄭康祺公使的話說，對於滯留亞包的那些中國軍民，澳方也確實“切望我國早日資送回國”。[14]為此，澳軍部辦公廳於5月23日寫給部長的備忘錄，考慮到從下麵反饋上來的種種信息及地方當局所處之困境，建議澳軍部部長直接與外交部長溝通，盡快設法解決運送中國軍民回國的船隻。[15]這也是鄭康祺公使在獲知東京交涉失敗後，與澳大利亞外交部再洽商此事，能獲得積極回應的一個主要原因。

        上述內外兩股壓力所形成的合力，推動著澳大利亞當局盡快地為中國官兵的遣返尋找可以運送的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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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駐澳公使鄭康祺電外交部據駐東京代表稱麥克阿瑟將軍認為遣返我國留澳軍民應由中澳兩國政府負責》(民國35年8月10日)。

[2]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

[3] 《前軍政部蘭嘉師管區步兵中校吳棪電呈外交部在澳被俘我國軍民名冊並請盡速派員運送回國》(民國34年12月24日)。

[4] Full text of Yoizuki report two inspections detailed,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1 March 1946, p. 5。

[5] 張榮煦先生訪談，2008年6月10日，澳大利亞布裏斯本。

[6] 劉渭平：《大洋洲華人史事叢稿》，香港：天地圖書，2000年。

[7] Yoizuki report expected today, The Canberra Times, 15 March 1946, p. 1。

[8] 李維恂先生訪談，2009年8月7-8日，台灣高雄。

[9] 《前軍政部蘭嘉師管區步兵中校吳棪電請外交部設法撥船運送我國留澳官兵返國》(民國35年5月6日)。
[10] 《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電國防部長及外交部長請設法救濟留澳改變並盡速接運回國》(民國35年9月11日)。

[11] 《第一綏靖區司令部政治部呈請外交部設法將留澳四行孤軍接運回國》(民國35年8月9日)；《聯合勤務總司令部電請外交部向英方交涉代運留澳88師四行孤軍返國事》(民國35年8月14日)。
[12] 《駐澳公使鄭康祺電外交部為接運我國留澳官兵返國事》(民國35年8月21日)。

[13]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

[14] 《外交部呈請行政院準財政部撥付澳政府遣送我國軍民旅費》(民國35年8月14日)。

[15]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