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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最後的遣返(續5)
四 回到廣州
再見，亞包；再見，卡拉維雅灣營地；再見了，這個於戰後被解救的中國官兵又居住了近二年的南太平洋海島。
1947年8月2日，在亞包的中國官兵，包括49名準尉以上的軍官，其他各級士兵377名，以及2名平民，共418人，登上了羅門河號輪，於當天下午2時15分，告別了愛恨交加的亞包，以及長眠在太平洋這個由熱帶雨林覆蓋之海島上的700多名死難戰友，踏上了盼望已久的返國航程。在這批返國的中國官兵中，還有7位身患結核病的軍人，以及1位精神出現異常的士兵，他們原本曾被出於好心而未列入遣返名單，但經中國駐澳公使館和澳軍方的努力，最終還是能夠與曾經生死患難的戰友同行，一起登船，返回他們幾年前還在為之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而如今已贏得抗戰勝利近二年的祖國。
至此，自1942年底被日軍押送到新不列顛島的中國戰俘幸存者，在澳、中兩國相關部門的努力下，除了前述陳國樑報告中的一位出逃失蹤之外，全部被遣返回國。
在亞包等待近二年的中國官兵終於能夠船運回國，中國外交部自然非常高興。當鄭康祺公使明確告知船期及與澳方已經商定的目的港是廣州之後，外交部就開始為這些官兵返國後的安排忙開了。鑒於年初時這些官兵無論來源，皆已被承認軍籍，理應由軍方善後，故外交部於6月16日分別通知國民政府主席廣州行轅和國防部，希望他們“於該輪到達時妥為照料”。[1]如果運輸輪能按計劃抵達廣州，交接完畢，那外交部的這項工作就算是完成了。
但到7月份，事情發生了變化，因羅門河號輪裝載太重，不能直駛廣州，僅泊香港。無論是鄭康祺公使提出來的改換小輪駛往廣州，還是後來的太古洋行的就地下船立即轉乘火車的方案，都需要外交部繼續履行職責，派人前往香港，與香港政府方麵聯絡接洽，協助辦理。因此，外交部不得不在7月20日電令其駐兩廣特派員，協同這些官兵的主管部門聯合勤務總司令部兵役局所派遣之赴港人員，前往香港處理此事。[2]此後，一直到8月2日羅門河號輪已啟碇離開了亞包，駛向香港，雖尚未得到港府的確切回複，中國駐澳公使館仍對在港改換小輪的方案抱有極大希望，頻頻致電國內，敦促外交部轉請兩廣特派員及相關各部門，與港方切實聯絡，以確定換船事宜以及抵達廣州的具體日期與時間。[3]可見，外交部此時因在香港的安排未有著落，心情焦急，除了由駐澳公使館在澳大利亞催促之外，也已經是盡可能地動員了國內的資源，希望能落實中國官兵抵達香港後的安排。
然而，香港政府並沒有對中國官兵的遣返轉運給予通融。8月4日，就在太古洋行通知澳航政局有關港府的決定時，中國外交部駐兩廣特派員郭德華也趕到了香港，經與香港輔政司署接洽聯絡後，得到的結果是，“該輪於八月十一日可到香港，經指定泊靠九龍車站碼頭，該批官兵擬由廣九鐵路逕運廣州，路局方麵已代預洽，惟港粵一程，費用應由貴方支付等語。”[4]也許郭德華尚未與太古洋行聯絡上，也許對改換小輪方案也還抱有一線希望，他在電告外交部上述港府安排時，還將希望寄托在太古洋行那裏，準備去與後者接洽換船事宜。可是此後郭德華也無力改變現實，隻得按照港府的方案處置。對此，外交部無奈，也隻有接受這一方案，遂與軍方聯絡溝通，於8月8日定下來，中國官兵港粵之間的這一程費用，由聯勤總部負擔，便立即將此結果電告郭德華轉達港府知照。[5]
1947年8月12日上午9時，羅門河號輪抵達香港九龍車站碼頭，在大隊長陳國樑少校的率領下，中國官兵418人(包括2名平民)於10時登岸，進入九龍火車站，隨即轉乘10時30分廣九快車前赴深圳再轉廣州。外交部兩廣特派員郭德華派遣該辦事處的2名得力幹員，會同香港政府派出的警察隊，在現場維持秩序，一切進展順利，秩序亦稱良好。當時因時間短促，官兵的輜重行李未及由船上卸下，而大批官兵又要趕乘快車，故留下58人，等船上的行李全部卸下之後，擔任押運，趕乘當天下午3點鍾的快車赴穗。當天所有官兵都安全離港。次日，所有官兵順利抵達廣州。[6]為使這些官兵從深圳轉車後能安全抵穗，廣州行轅方麵還分派大批憲兵，在廣九線沿途予以監視和保護。[7]
從操作層麵上說，中國駐澳公使館對亞包獲救中國官兵長達近二年的遣返工作就此結束。
在香港處理中國官兵轉乘火車的接洽中，外交部駐兩廣特派員郭德華也還是盡到了自己的職責。在港期間，他對港府提出的一些不利條件和要求據理力爭，以維護中方的利益。8月11日，香港政府輔政司致函郭德華辦事處，擬在中國官兵登上火車後，將全部車廂關閉鎖上，並在火車駛出九龍車站加速前沿線的一段距離裏滿布警察監視，以防中國官兵跳車逃跑。郭德華接到這封有損國格的信後，立即回複，對其要求提出反對；並表示，如果港方執意如此，則後果自負。由於郭德華的強硬態度，香港方麵隻好作罷。[8]
澳大利亞檔案記載的亞包中國官兵資料，隻到1947年8月遣返成行之前，因為在此之後，有關他們回國後如何安置等方麵的記載，應查找中國的檔案文件。遺憾的是，這些中國官兵回到中國後的情形如何，卻找不到相應的記錄。作為軍人，他們應屬軍籍，且都是曆經英勇抗戰而致被俘，即便他們中間有許多人並非來自正規部隊，而是不同類型的地方遊擊團隊和民眾抗日武裝，但都同樣是出生入死，為國獻身，忠勇可嘉。早在1945年9月被澳軍解救出來時，他們就獲得澳軍部正式承認為盟國的被釋戰俘，亦即與日軍交戰而被俘的盟國軍人。而且，他們這最後一批待遣返的官兵，還經澳、中兩國的軍方予以正式承認軍籍，既是再次表明承認他們的軍人身份。由是，他們在抗戰中的表現，理應受到中國政府的褒揚嘉獎。正如中國外交部1946年8月23日致國防部和財政部的電文中所提出的，“該官兵等皆衛國壯士，忠貞毅然，應否特予表揚之處？”[9]然而，國防部對此沒有回應。到9月3日，外交部再次向國防部提出這一問題，[10]仍然沒有得到國防部的隻言片語回複。而他們被俘獲救，曆盡艱辛，輾轉回國，也理應受到政府的接待並安置，但也未見記載。在他們抵達廣州後，陳國樑少校曾代表被遣返的中國官兵，對前來采訪的中外記者表示，他們回到國內的願望，就是能再次為國效勞。[11]但是，種種跡象表明，他們並沒有受到很好的安置。也許，首批從亞包回國的四行孤軍士兵田際鈿，對於政府涉及他們這些遣返官兵善後措施的敘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946年12月底，我們經香港回到上海，我們向國民政府呈述了“八百壯士”後來的悲慘遭遇，希望政府能支持我們重上前線。誰知呈辭遞上去，成了“泥牛入海無消息”。在上海住了一些時間，國民政府對我們這些在抗日中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態度逐漸冷漠，既不安排工作，也沒有什麽優待。這時我心灰意冷。不多久，國民黨當局又以升官為誘餌，誘使我們上東北戰場參加反共內戰，但我等人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為由，堅決要求解甲歸田。[12]
上述外交部向國防部提出的褒揚建議，從檔案中一直未能找到回應。但從田際鈿上麵的表述中，我們顯然可以找到部分答案。2009年，筆者在台灣高雄對李維恂少校進行訪談，他提起當年千辛萬苦從亞包回到廣州，所碰到的也是一段不愉快的經曆：
從亞包遣返回來的，第一批的待遇是好的，特別是孤軍的待遇很好。比如說，彭南亭就去了鐵路警察局當警員。但我們第二批遣返回來的，那就很苦了。
我們抵達廣州後，在那裏待了一段時間。可能是那時各分麵都在打我們的主意，謠言滿天飛，當時我們住在廣州的光孝寺，就有傳言說把我們給賣了。有一天，我們這400多人，集隊離開光孝寺，要討說法。當局很快就將我們打發回來了，就地發放遣散費，隊伍就在這裏這樣散了。[13]
李維恂少校的這段回憶可以很容易令人與當時的曆史背景結合來看。因為從目前披露出來的中國檔案資料，我們尚未發現涉及到政府對這些官兵回國後的安置和待遇，但卻有一則史料，與他們的命運密切相關。1947年8月18日，軍事委員會廣州行轅主任張發奎將軍發了一封電報給外交部長王世傑，內雲：“查由澳回國官兵418名未文抵港，經由憲兵監護抵穗，並準陳總長未佳銑兩電飭交粵中師管區接收，並會同廣東供應局依規處理矣。”[14]鑒於師管區的性質是為軍隊提供兵員，對照李維恂少校的上述回憶，那麽，張發奎的電文就很容易地被解讀：這些從亞包回國的官兵並未得到政府優撫，而參謀總長陳誠對他們的安置，顯然早有預案，即由當地師管區接收，再將他們編訓，然後便送上內戰的戰場。
當然，這樣的結果一定不是這些回國官兵所期待的。由是，上述李維恂少校所提到的，歸國官兵集體去討說法，將事情鬧大，最後在廣州散掉，就是順理成章，可以理解的了。
[1] 《外交部電國民政府主席廣州行轅為澳政府派River Norman輪運送我國官兵返國請妥為照料》(民國36年6月16日)；《外交部電國防部為澳政府派River Norman輪運送我國官兵返國事》(民國36年6月16日)。
[2] 《外交部電駐廣東廣西特派員郭德華River Norman載運我國留澳官兵抵達香港時希派員照料》(民國36年7月20日)。
[3] 詳見：《駐澳公使鄭康祺電陳外交部River Norman於8月10日抵達香港》(民國36年7月31日)；《外交部電返國駐廣東廣西特派員郭德華為我國留澳官兵返國事》(民國36年8月2日)；《外交部電駐廣東廣西特派員郭德華River Norman輪8月10日抵達香港》(民國36年8月2日)；《駐澳公使鄭康祺電請外交部於River Norman輪抵達香港時派員前往照料》(民國36年8月4日)。
[4] 《外交部駐廣東廣西特派員郭德華電陳外交部River Norman輪抵達香港時辦理接洽返國情形》(民國36年8月4日)。
[5] 《外交部電駐廣東廣西特派員郭德華River Norman輪運費由我方負擔》(民國36年8月8日)。
[6]
[7] 《外交部駐廣東廣西特派員郭德華電陳外交部關於留澳官兵回國情形》(民國36年8月13日)。
[8] 《外交部駐廣東廣西特派員郭德華電陳外交部關於由澳返國抵港轉穗經過情形》(民國36年8月22日)。
[9] 《外交部電國防部及財政部請撥發澳政府代運我國官兵回國旅費並請派員照料》(民國35年8月23日)。
[10] 《外交部電國防部為澳政府派船運送我國官兵返國抵滬時請派員照料》(民國35年9月3日)。
[11] Chinese Veterans from N. Guinea En Route Here,
[12]餘瑋、吳誌菲：《“八百壯士”幸存者回憶：從戰士到戰俘從未屈服》。
[13] 李維恂先生訪談，2009年8月7-8日，台灣高雄。
[14] 《軍事委員會廣州行轅主任張發奎電告外交部關於留澳官兵返國情形》(民國36年8月18日)。
可是，鄭氏並沒有籍著與喬的這層關係受到照顧，命運多舛。鄭的太太鄭念所著《上海生與死》就是記錄鄭回國後的命運。
解放上海的時候，由於鄭康琪曾是喬冠華的同學，所以他也做了一點協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