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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漫漫遣返路(續6)
三 中國軍營管理層內訌
前麵已經提到，在亞包的中國官兵，被解救後集中到一起，最初的中國軍營大隊長是吳棪中校，李維恂少校為大隊附。不久，根據中國戰俘在中國的來源地劃分，中國官兵又被分為二個大隊，前者為第二大隊的大隊長，後者為第一大隊的大隊長，吳棪仍然是整個中國軍營以及平民營地的總管。但是，到1946年亞包中國官兵與平民確定遣返時，李維恂第一大隊大隊長的位置已由陳國樑少校所取代。
2007年，首次與張榮煦先生談及亞包中國戰俘時，他隨手寫了幾個中國軍營的軍官姓名給筆者，如吳棪、陳國樑、劉偉寶、秦家麟等等，事後檢索，都與檔案記載基本相符，隻是秦家麟的“麟”字，應為“林”字之誤。[1]可是，張先生卻沒有提及李維恂的名字。當時由於尚未找到中、澳所存之相關檔案宗卷，筆者對這些名字本來也毫不知情，因而也無法進一步詢問。待到2009年知道了李維恂少校的名字，再去征詢張榮煦先生時，他也是經過沉思回憶，才記得李維恂的名字。[2]張先生當年常常出入亞包中國軍營，並且還曾擔任過中國軍營的義務翻譯，照理說，他既然對吳棪和陳國樑等人印象深刻，也理應對在這個軍營擔任吳棪的副手並兼暫編第一大隊大隊長的李維恂有些印象，至少也應該知道他的名字。但直到亞包中國戰俘事件的重新發現，於2008年底至2009年初被海峽兩岸網絡媒體熱炒，李維恂少校也因是少數的幾個幸存者而被曝光之後，筆者據此去詢問張先生，他才從記憶的深處，把李維恂少校找出來，但是印象卻很模糊，遠不及他談論起吳棪和陳國樑等人，甚至一些他交往的中國士兵如前述的胡少成那樣，印象深刻。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很多，但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可能是，當時的李維恂少校在中國軍營中的地位已經下降。另外一個原因，李維恂自己也當麵向筆者承認，是他本人當時不太願意接觸當地華僑。[3]可能就是由於這種刻意的疏遠，張榮煦先生對他沒有留下什麽印象。
李維恂少校自己後來承認，他當時在中國軍營中的權威確實是受到了挑戰，並最終被解職，其原來的暫編第一大隊大隊長的職務由陳國樑少校取代。2009年8月，當筆者有機會到台灣高雄見到李維恂少校時，他主動談到了這個問題。從訪談中涉及到這個問題時他的語氣來看，對於解除他的職位，他仍然顯得耿耿於懷，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趙金山上尉。趙金山是李維恂在忠義救國軍的同事之一，因趙與同樣是忠義救國軍係統的副官劉偉寶上尉有隙，在李維恂出麵處理趙、劉二人關係的過程中，趙走到了他的對立麵，而這個結果最終影響到了他的解職。下麵是李維恂少校在訪談中所談到的下台原因與經過。
"忠義救國軍的趙金山上尉早已與副官劉偉寶有矛盾，這種矛盾的激化，甚至導致生死相拚。我辦公室旁邊有一片竹林。有一天上午，趙金山與劉偉寶在此相遇，趙就拔槍打劉，共開了兩槍。打完之後，趙就跑了。雖然沒打死人，但如何處理此事？我急得不知如何辦，中午連飯也無法吃。當時，吳棪就給我臉色看，而趙與陳國樑是生死弟兄，很難處理。次日，陳國樑對我說，一定要對趙嚴肅處理。第三天，陳國樑又建議說，既然事情已經這樣了，打他一頓板子就行了。我認為這太便宜趙了，就沒同意。到晚上，吳棪對我說，把趙交由澳軍關押算了。我認為可行，就同意了。但這事一出來，就引起了很大風波，這直接導致將我從大隊長的位置上趕了下來。
陳國樑身材高大，本人其實也是老實人，但吳棪卻與另一少校姚天諒借此事興風作浪了，要把我拉下來。姚當時的職位相當於政戰主任，實際上在我從軍時，姚就是政戰官了，好像那時就是少校了，我以前就知道他，隻是到亞包才認識他。他們在下麵運動倒我，使我無法集中起部隊。結果是我下來，由陳國樑擔任第一大隊的大隊長。最終，趙金山也給放了出來。"[4]
接觸到澳大利亞的檔案後，我注意到，在亞包的第8地方軍區司令官鄂文準將的那些往返電文公牘中，每當向澳軍部匯報中國官兵情況時，他提到最多的，是吳棪中校，因為吳是總領隊，這完全可以理解；其次則是陳國樑少校，尤其是在處理第二批官兵遣返事宜時，他曾多次提到；但卻未見他正麵提到過李維恂少校。無論是什麽原因，這都從一個側麵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當時在鄂文奉命協助處理亞包中國官兵遣返的過程中，李維恂少校的地位已經被陳國樑少校取代。而鄂文認為，陳國樑少校所代表的這些中國官兵，非正規軍人，與烏合之眾相類，恐怕也多多少少反映出上述中國軍營中的這種傾軋所給人的觀感。[5]
實際上，無論上述李維恂少校所談，抑或鄂文準將之評論，涉及的都是中國軍營的管理以及內訌事務。這對中國官兵的遣返以及首批與平民一同返國的官兵人數之最終確定，有多大影響，因無資料可循，難以斷定。但是，上述中國軍營中管理層的內訌卻確確實實發生在中國官兵首批遣返的關鍵時刻，隻能說明當時中國軍營的管理已經矛盾重重，而李維恂少校則是這一內訌結果的犧牲者。
1946年10月28日，澳軍戰俘管理處處長顧瑞芳上校致函中國駐澳武官署，通告該處負責調查李維恂少校被解職一事之結果，並將相關的文件轉送中國方麵備案。涉及該調查的文件包括：亞包中國軍隊總部解除李維恂少校職務之命令副本及譯文、吳棪中校此前在澳軍調查官麵前所做申述之原件與譯文、吳棪中校對此事之申述、陳國樑少校對此事之申述、姚天諒少校對此事之申述、李維恂少校對此事之申述。顧瑞芳強調，此事早於9月16日之前就在戰俘管理處備案，現在是奉澳軍部副官長之令，將調查結果通知中國駐澳武官署。他並且為此特別聲明，李維恂少校的解職，是亞包中國軍隊指揮官吳棪中校所作之決定，與澳軍任何機構與部門無涉。[6]從顧瑞芳的報告看，至少在1946年9月之前，李維恂已經被解職。
遺憾的是，在這個與此事相關的宗卷裏，沒有找到顧瑞芳上校所提及的上述諸文件，因而無法知道吳棪是如何為自己所做的決定進行申辯，其餘兩位少校對這一決定表達的是什麽樣的意見，以及李維恂少校又是如何為自己辯解以及這一事件經過的詳情。但該宗卷中有一份澳軍部於同月23日發往第8地方軍區的電文，該電文是詢問鄂文準將，在實施平民遣返優先計劃之際，吳棪與李維恂二人之中，誰將會隨同首批中國官兵一同返國。同樣遺憾的是，我們沒有看到鄂文準將對這個問題的直接答複。然而他於11月8日一份回複澳軍部的電文中，在說明遣返計劃時，明確提到，吳棪將會作為中國軍隊的高級軍官隨船回國。因沒有找到更多的資料，上述澳軍部的詢問出於何種考慮，不得而知，但這至少透露出，當時吳、李二人之間的關係頗受澳軍關注，內中可能藏有玄機。
因無法蒐集到與此事相關之更多的資料，亦有可能是涉及到個人隱私之故，李維恂少校在接受筆者訪談時也沒有就此問題透露出更多的細節，當時也不便於對此過多追問，故難以對上述李維恂少校的解職以及他與吳棪中校之間的關係如何作深入的闡釋。但這個問題無疑是涉及到了中國軍營的管理，進而也對遣返有所影響，因為有跡象表明，吳棪並沒有隨Reynella輪與首批遣返官兵一同回國。
實際上，吳棪中校早就向澳軍部及航政局提出申請，希望在Reynella輪確定啟程之前，他本人能以別的方式單獨遣返回國。對此，澳航政局在1946年10月22日同意了他的這一申請，並將此批複通告了澳軍部。[7]種種跡象表明，一直到12月份，吳棪仍在亞包。但Reynella輪頭等艙登記卡上的11名中國軍官名單中，卻沒有吳棪的名字，這一證據表明，他此時並不在該輪船上。而在1947年餘下的中國官兵遣返名單中，也沒有他的名字。對此，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如上述航政局電文所表明者，吳棪確實是以其它的方式離開了亞包，返回中國。
吳棪單獨離開亞包的另外一個證據，是陳國樑少校1947年1月9日致鄂文準將的投訴信。陳少校此時的身份是繼吳棪之後，成為仍留在亞包的中國軍隊指揮官，也是中國軍營的總管。他在信中提到，自吳棪離開了亞包之後，中國軍營還出了許多事故，要求鄂文出麵幹預。[8]由此判斷，吳棪應該是在1946年12月份到1947年1月初之間，離開了亞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