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遣返路——《南太平洋祭》(39)

第五章 漫漫遣返路

一 中方四處乞求的遣返交涉

1、期待遣返

 如前所述，在1945年9月10日接收亞包之前，澳軍才剛剛獲知那裏竟然還有一批中國戰俘。但在與他們接觸之前，對其真實身份尚不了解。因為同樣是盟軍戰俘，日本人就曾經在印度兵戰俘中組建了一支“印度國民軍”，旨在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政策指導下，作為日軍附庸，開展印度民族解放運動。這一事實使戰後盟軍麵臨著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即如何處理這些曾經為大英帝國而戰的殖民地官兵？[1]因此，在未曾弄清楚中國戰俘的真實身份之前，澳軍也同樣麵臨著一個問題，即如何對待和處理這些中國官兵？於是，接收部隊一邊將他們集中到一起，一邊向澳大利亞軍部報告，請示如何處置，以及如何遣返他們等事宜。到9月19日，經多方查證，澳軍部通知亞包駐軍，須將這些中國官兵視為被釋戰俘對待，才最終確定了他們盟國官兵的身份。基於這一身份，這些官兵將會交由中國政府安排交通工具，盡快遣返回國。[2]

 事實上，戰爭結束了，被釋戰俘應盡快遣返回國，這不僅僅是澳軍當局的希望，也是所有中國官兵的希望。

 對於澳軍來說，在亞包以及新幾內亞地區對所有盟軍戰俘以及盟國平民的解救和隨後的救助安排，都是臨時性的。[3]按照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計劃，由於戰爭結束，和平建設時期到來，澳軍將在1945年10月份開始，對戰時征召之近60萬的澳大利亞軍隊展開複員遣返工作。這就意味著，除了澳大利亞本土的31萬澳軍之外，當時駐守在西南太平洋戰區的22.4萬澳軍，將從10月份開始到次年6月，逐步複員撤回澳大利亞本土，進行就業安置。[4]按照複員計劃，亞包駐軍因處理日軍戰俘及當地防務問題，將會在複員期的第2階段，即1946年上半年，才會撤離，而這些被釋盟軍戰俘如能盡早遣返，無疑將會減輕他們很多的負擔。而且，到1945年年底，據稱亞包駐軍還需換防，這也是澳軍急於催促被釋盟軍戰俘盡快遣返的一個重要理由。[5]

 因此，1945年9月12日，澳軍第11師剛在亞包解救出來部分盟軍戰俘，就致電軍部，請示處置及善後辦法。10月13日，主管整個新幾內亞地區防務的澳軍第1軍，致電澳大利亞外交部，希望經由外交渠道，通知這些被釋盟軍戰俘所屬之各國政府，盡快將他們的官兵及國民遣返回國。[6]截至該年12月21日，在英國政府印度與馬來亞當局以及荷屬東印度政府的努力下，在亞包被解救出來的原印度兵、爪哇兵及馬來兵戰俘以及平民，已被先後運送回國。而何時能遣返被釋中國戰俘及其平民，則依然音訊全無。1945年11月26日，駐防澳屬新幾內亞的澳軍第1軍已經沉不住氣，致電澳軍總部，詢問對仍然留在亞包的中國官兵與平民如何遣返，有何措施。從電文的語氣中，就可看出其焦急的心情。[7]

 澳軍之所以如此急迫，緣於此時在西南太平洋戰區的澳軍官兵，亦同樣歸心似箭，甚至因澳大利亞政府由於船隻缺乏運輸緊張，導致該地區駐防各海島上的澳軍部隊撤離返國進展緩慢，而醞釀怠工與抗議風潮。例如，1945年12月10日，駐防荷屬東印度群島莫羅泰(Morotai)島上的4500名澳軍，久戍思歸，不堪忍受戰爭結束後繼續駐防海外的生活，曾舉行示威遊行，要求政府盡快將他們遣返回澳大利亞，與家人團聚。此事經媒體報道渲染，在澳大利亞引起很大反響。另外一個例子是，駐防布幹維爾島的澳軍官兵也因戰爭已經結束而他們仍舊駐守海島，回國無期，多方投訴無門，心生憤懣。他們於同月27日，趁澳大利亞總理祁複禮(Ben Chifley)到該島視察時，故意將其飛機損壞，使之無法正常起飛，以示抗議。[8]在這種情況下，可想而知，無論是澳大利亞政府還是軍方，壓力都非常大。

 唐代詩人杜甫曾寫有一詩《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表達其聽聞勝利消息之後急欲歸家的狂喜心情：“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實際上，這也是亞包解放後所有獲救中國官兵的心情，他們同樣思歸心切。前麵提過的張榮煦先生所聽聞的吳坤上尉之死因，雖然與事實相距甚遠，但卻恰恰反映了當時中國官兵中所彌漫的那股思鄉之情和希望盡快返回祖國的心願。在澳大利亞軍部調查組查證吳坤死因時，葛爾上尉證詞中涉及的當時中國軍營裏的一般狀況，也真實地反映了中國官兵都在等待盡快遣返的情形。

 在吳坤因玩槍走火被射殺前後的那段日子裏，吳棪中校正隻身從新不列顛島前往澳大利亞。他此行的一個最大任務，實際上就是去堪培拉和墨爾本，分別向中國駐澳公使館及武官署，以及設於墨爾本的澳軍部戰俘管理處(因為該處分管所有被釋盟國戰俘的救助與管理)，申述中國官兵“所有袍澤均熱望回國效力”，[9]希望能盡快確定遣返日期的心情。

 吳棪於1945年10月中旬離開亞包。經澳軍方的安排，他在澳軍位於新幾內亞島萊城(Lae)的第1軍總部曾稍作停留，然後於10月19日搭乘澳軍飛機抵達悉尼。也許是他事先並未有與中國駐澳機構溝通聯絡好，故在抵達悉尼機場之後，並未有任何中國駐澳使領館或武官署的外交人員在此迎接他。因語言不通，他一時間徘徊於機場，無所適從。最後，在機場工作的一位基督教青年會的官員伸出援手，代他與中國駐悉尼領事館的代理領事取得聯絡，替他解了圍。隨後，這位中國代理領事商請悉尼當地一位頗具聲望的華人，名叫D.Y. Narme，出麵替吳棪安排住宿與行程。10月25日，吳棪離開悉尼前往墨爾本。他將根據指示，向設在那裏的澳軍戰俘管理處以及中國駐澳武官署詳細匯報中國官兵在亞包的情況，包括如何遣返等問題。隨後，吳棪在澳軍戰俘管理處的安排下，於10月底前飛往首都堪培拉，向中國駐澳公使館匯報並請示中國官兵下一步之行動。據吳棪返回亞包之後寫給戰俘管理處的致謝信日期判斷，最遲在11月9日之前，他就已經返回了卡拉維雅灣中國軍營。[10]

 從後來Narme先生向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保安處匯報接待吳棪的情況來看，吳棪在悉尼期間，與駐該地的中國軍事使團總部人員相處得並不愉快。該總部一位上尉軍官見到吳棪中校時，曾嚴厲訓斥他所穿之國軍製服有礙觀瞻。從前一章中涉及吳棪的檔案照片可以看到，他所穿之國軍製服確實是因在被俘後已穿戴多時，並且在抵達亞包後就被日軍收繳而去，還是在日本投降後才得以再從日軍手中取回，因此，破舊在所難免。通常來說，一位被日軍俘虜多年的中國軍人，在幾年之後被解救出來，尚能身著自己哪怕是已經很破舊的軍服，出現在自己國家的駐外軍事使團機構裏，本應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情，他理應受到代表其國家之權威機構或部門的熱情接待和歡迎。而令那位當地華僑深為驚詫難解的是，吳棪中校不僅遭到自己國家使團的冷待，而且一位上尉軍官，居然敢以氣勢洶洶的態度去訓斥一位軍階遠高自己的中校軍官。不過，這種不諧場麵的出現，也許是事出有因。據Norme先生當時觀察，中國軍事使團人員曾提出，可將吳棪中校本人就地設法，先行遣送回中國，但此議當場就被他拒絕了。吳棪表示，最好能讓他有機會趁此在澳大利亞休整和康複一段時間，然後再返回亞包，與仍然在那裏等待遣返的全體中國官兵匯合，一道返回祖國。[11]從吳棪的這種態度來看，他顯得還是忠於職守，不忍拋棄那些朝夕與共相處了三年之久的700多名弟兄，而自己先行“逃遁”，確屬袍澤情深，有軍人本色。但他拒絕那些坐在辦公室裏的職業官員對他的“關懷”，又有違他們的“好意”，雙方之間的這一齟齬，恐怕也多多少少預示了亞包中國官兵的遣返之路不會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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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ekawa Kaori, Forgotten soldiers in the Japanese army: Asian personnel in Papua New Guinea (Symposium paper)。

[2]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

[3] 《駐澳公使鄭亦同電外交部為澳政府接收之我國軍民急需救濟及遣返》(民國34年10月30日)。

[4] 詳情參閱：Paul Hasluck,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1842-1945, Australia in the war of 1939-1945. Series 4, Civil, Canberra: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1970, p. 615。

[5] 《駐澳公使鄭亦同電外交部為澳政府接收之我國軍民急需救濟及遣返》(民國34年10月30日)。
[6]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

[7] 同上。

[8] Karl James, Homecoming: the return from war - soldiers to citizens, Wartime (official magazine of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2009, 45, pp, 14-17。

[9] 《駐澳公使鄭亦同電外交部為澳政府接收之我國軍民急需救濟及遣返》(民國34年10月30日)。

[10]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

[11] Yien Woo Lieutenant Colonel ex Prisoner of War New Guinea, A367, C70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