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殘的台灣日本兵——《南太平洋祭》(22)

第三章 殘酷的戰俘勞工歲月(續8)

三 在新不列顛島的苦工生涯(續5)

5、凶殘的台灣日本兵

 除此之外，戰俘勞工們還要麵臨另一個凶惡的敵人——台灣日本兵，即戰時日本在台灣征召的軍夫。

 在亞包的這些台灣日本兵是一群生於日據時代、說閩南語、讀日本書、精通日語的台灣本地人，但他們中的許多人卻自視為大日本的“皇民”。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雖然他們中有相當多的人是被迫從軍，但更多的人則是以日本的臣民身份，滿懷激情地參與日本的“大東亞聖戰”。出於這樣的“理想”和“愛國情懷”，他們放下原先不錯的工作，自願加入日軍，成為台灣日本兵。到日軍在西南太平洋戰事緊張之時，他們中的一些人就以“台灣特設勤勞團“的名義，前來日軍在南太平洋的前線新幾內亞。他們許多人在日軍野戰醫院、救護所、甚至在日軍的戰鬥部隊服務，盡忠日本。[1]實際上，早在1939年底，與日軍主力部隊一起侵入廣西的波田支隊，就是一支以台灣日本兵為主而組成的日本侵略軍幫凶；而著名的台灣高砂義勇隊，就是這樣一群在太平洋上與盟軍作戰剽悍凶猛的台灣日本兵。

  在亞包，許多台灣日本兵後來又代替了日本鬼子，負責管理盟軍戰俘。如此，中國戰俘營地裏，自然也少不了他們的身影。雖然台灣與大陸同文同種，但此時的台灣日本兵，許多人早已被日本人奴化，滿腦子都是忠於天皇的思想，認同的是日本，隻想著如何幫助日本打贏戰爭，故而自覺自願地成為日本人的幫凶。而且，為了顯示他們對日本人的忠誠，他們中有的人對待戰俘，尤其是對待同文同種的中國戰俘，甚至比日本鬼子還更為凶殘。[2]也正因為如此，一位取了日本名叫做誌村勇三的台灣日本兵，就因其在戰時管理戰俘營期間協助日本兵殘殺中國戰俘，而於戰後被亞包戰爭罪行審判庭判處死刑。[3]戰後，這些台灣日本兵被判處戰爭罪行的數量之多，就很能說明問題。據統計，經亞包戰爭罪行軍事審判庭的審判，有26名台灣日本兵因於戰俘營虐待戰俘被判決死刑；而台灣日本兵被審判有罪，判處數年不等監禁勞役者，數量亦不少，達175人之多。[4]

 李維恂先生就為此舉了一個例子。有五位台灣日本兵，當時是負責吳棪所率領的那個戰俘勞工隊的監視員。一次他們聚在一起吃東西，此時正好一位姓張的中國戰俘勞工從他們旁邊經過，在這個過程中，他無意中擤了一下鼻涕。那幾個台灣日本兵看見了，就認為他是沒有教養，是在有意侮辱他們，於是，他們五個人不問青紅皂白，二話不說就將這位姓張的中國士兵一頓痛打，而且下手極狠，打得張姓士兵滿地打滾，連連慘叫，以致連當時擔任衛兵的日本兵都看不過眼，覺得這些台灣日本兵太過分。[5]

 但至今還有一些人並沒有認識到或者是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台灣日本兵的這種凶殘。在一些作者甚至學者涉及到這段曆史的書籍及文章裏，談到這些台灣日本兵，更多注重的，是他們因戰爭所遭受到的苦難，而不是導致他們參戰以及至今仍然念念不忘的對日本的“大東亞聖戰”所作出貢獻的思想基礎。筆者個人認為，揭露因侵略戰爭而導致的苦難，這固然應該也很有必要，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即使是侵略戰爭的參與者，也同時是戰爭的受害者。但如果這些當事人，在戰爭結束60多年後，還不能反省日本發動那場侵略戰爭的根源，而是仍然念念不忘他們當年加入日本軍隊參戰時的“忠君思想”和“愛國情懷”，那麽，此時此刻去渲染他們返回台灣後種種遭遇的悲情，顯然是有失偏頗的，甚至也有可能是別有用心的。

 同樣是那場日本侵略戰爭的親曆者、但卻是這些侵略者及其幫凶的受害者的回憶，卻與上述一些人的認識不一樣。至少這樣說，他們對那場戰爭的根源和性質有著清醒的認識。因此，在接受筆者的訪談時，李維恂少校提起這些台灣日本兵，仍然隱掩不住內心的憤怒。

 下麵是李維恂先生在接受筆者訪談時，對在亞包中國戰俘的遭遇較為全麵的敘述，其中就包括了對這些台灣日本兵的認識：

 問：李先生，就當時中國戰俘在亞包做苦工期間所遭遇的種種虐待和非人生活，我已經讀過一些中國官兵當年在戰爭罪犯法庭上的證詞，以及幾位亞包中國戰俘幸存者的口述回憶，您能否談談您在這一時期的經曆？

 答：我們到了亞包之後，曾經有二周的休息時間，是因為要分配我們的工作，但沒有給養。我們分成不同的隊，人數多寡不同，我所在的隊是400人左右，另外還有一隊是500多人的，就是以朱雲少尉為首的孤軍營所在的那個隊，他們的工作很辛苦，條件差，到抗戰勝利時，隻剩下160多人了。

 我這個隊是分在亞包(港口)的三號碼頭，主要工作是裝卸和倉庫整理。比如說，由新加波等地運來的軍用物資，主要由我們負責整理。其實我們還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是工兵單位。我們有一隊人被編入工兵部隊，在日本兵的帶領和監視下，搶修機場，開路和進入森林做工。曾經有一次，他們進入森林，好幾天不見天日。在這種情況下，隻要受了點傷，見了血，就很難活。因為傷口一破，就生蛆，就會死。另外，瘧疾的死亡率也很高。日本兵都煮木瓜葉湯喝，要強迫喝，預防瘧疾嘛。他們也常受瘧疾困擾，他們也一樣怕死。

 我們做裝卸，碰到美軍空襲，那就慘了。實際上，我們抵達亞包的當天，就遇到了空襲。此後，每天晚上都有一架轟炸機來空襲。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次，是1943年10月24日上午10點左右，我們當時正在火山旁做裝卸，突然看到一片黑點，有100多架飛機來空襲。從那時開始，每天白天也空襲。而我們，就得在空襲下進行裝卸。這樣一來，弟兄們就苦了，每天要做工，還要挖防空洞。

 問：你們有日本兵看管嗎？

 答：有，但不多。我是軍官，也是管工，很多時候是我們自己管理，因為周圍都是海，想逃也逃不了；森林裏條件惡劣，逃進去也很難活。日本人對我們當然很不好，我們因病被日軍槍斃和活埋的有三批，每批20-30人。我這個隊的陳宇簧上校和張英夫中校都病死了。陳並不管事，而張是我們的大隊長。後來我負責中國隊。在南京集中營時，副排長以上的軍官不用去做工，但在亞包時，要和其他人一起做工。在我們剛到亞包不久，即盟軍空襲的間隙時間，日本兵曾組織我們幾個帶隊的軍官去亞包街上看了一下，去看了那裏的慰安所。

 剛剛開始是日本兵管理我們，我們之間的溝通，最初是通過文字進行。後來，台灣人來了，由他們來與我們溝通，並最終由他們來管我們。

 台灣人剛剛來的時候，也是與我們一樣編組。剛開始時，這些台灣人還好。我有一個弟兄是福建人，曾向我報告過，說這些台灣人很好。可是後來就覺得他們可怕了。他們穿的衣服上佩戴了“監視員”銘牌，對待我們也開始囂張了。其實他們在日本人眼裏，也比我們好不到哪裏去。有一個管我們的日本兵，以前在中國的漢口也管過戰俘，他曾對我說：他們隻是比你們好一點點。再過來一段時間，嘿，這些台灣人都改了日本人名字了，對我們的態度更惡劣，相比之下，日本兵的態度反而還好一些。他們對我們進行所謂監視，其實還有日本的衛兵，但日本兵相對寬鬆些，不像這些台灣人，對我們很不好。到日本人快投降時，這些台灣人(軍夫)也有等級了。他們當中待遇好的，主要是醫生之類的人，相當於尉官級別。這些台灣兵真的很壞，實際上2.28事件就是這批台灣兵有組織的行動。

 問：您當時知道日軍曾經有過將你們坑殺的計劃嗎？

 答：當時好像聽到過有這個傳聞，但日本人是否真正有坑俘的計劃，就不得而知了。在戰爭快要結束之前，實際上，許多其他隊的戰俘以及日本人都沒有米了，主要是海軍沒有米了，他們用油去與陸軍換米吃，甚至用槍用炮去換，而我們這一隊還有米。原因是我們在做裝卸和倉庫工作，攢下來的。最後管我們的日軍還要找我要米呢。[6]

6、維護中國軍人尊嚴

 當然，在繁重危險的苦役及日軍的殘酷虐待過程中，中國戰俘亦盡可能地維護自己的尊嚴，保持著中國軍人的氣節。這一點，與1957年英國拍攝的電影《桂河橋》中，表現英軍戰俘極力維護自己的尊嚴一樣。除了像上述吳棪中校和李維恂少校等所談到的，中國的軍官們盡其可能與日軍管理高層交涉，以改變戰俘局部的狀況；而其他的中國戰俘官兵，尤其是來自四行孤軍的官兵，仍然像在上海租界時期那樣，敢於與日本人抗爭，以維護和保持中國軍人的尊嚴和氣節。

 前述的田際鈿訪談，就談到了他在亞包與鬼子兵的較量，回擊鬼子兵對中國戰俘的挑釁和侮辱：

 日軍經常欺侮中國士兵。一次，有個塊頭較大的日軍上士，看到我身體較瘦弱，便上前叫板：“咱們摔跤，你贏了，這條煙給你米西米西；我贏了，打你兩個耳光。大大的，好不好？”本不想理他，但看到對方氣焰囂張，著實想教訓一番，我就點頭同意。日本佬猛撲上前，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我就趁勢彎腰將手伸向對方襠部，用力一扳，將鬼子兵重重摔倒地上。旁邊的中國難友都向我投以欽佩的目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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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閱：劉香君：《那一年，我們為了日本而戰！》，載《TaiwanPanorama台灣光華》，2001年7月，第104頁。

[2]編輯部：《歌聲漸稀——台籍日本兵的拉包爾之歌》，載《TaiwanPanorama台灣光華》，2005年8月，第80頁。

[3]Prosecution ended of Jap commander, TheCanberra Times, 25 March 1947, p. 1。

[4]War crimes - Formosan war criminals, A1838, 1550/21。另參閱筆者博客文章：《在新不列顛島的台灣日本兵》。

[5]李維恂先生訪談，2009年8月7-8日，台灣高雄。李維恂特別強調，這些台灣日本兵較之小日本更凶狠，更令人憎惡。

[6]同上。

[7]餘瑋、吳誌菲，前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