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見證者已隨風而去——流放在熱帶叢林的中國抗日將士(續48)

曆史見證者已隨風而去
——流放在熱帶叢林的中國抗日將士(續48)

太平洋戰爭期間，中國戰俘被日軍強運到南太平洋的新不列顛島做苦工之史實，於2008年底披露出來之後，除了大陸報道的已經在此前去世的施方舟先生之外，2009年初，在台灣，有關方麵還找到了三位幸存者，即李維恂少校，第三戰區淞滬挺進縱隊上海混城隊隊附(江蘇無錫人)；李煥文上等兵，江蘇保安第四支隊士兵(江蘇武進人)；以及盧新芳上等兵，86軍67師210團士兵(浙江寧波人)。此外，在澳大利亞的布裏斯本，之前筆者還找到了二位老華僑——張榮煦先生和麥添強先生，他們戰後曾與新不列顛島中國戰俘共同生活過，即分別擔任過被澳軍解救並等待遣返回國的中國官兵營地的官委翻譯及義務翻譯，是這些幸存的中國抗日官兵的見證者和知情人。

上述台灣的三位巴布亞新幾內亞新不列顛島中國戰俘幸存者，在媒體曝光找到他們時，均已年齡高達80多歲以上，已處於風燭殘年之際。所幸的是，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及時地對他們進行了口述訪談，並做了記錄；寶島的相關媒體，也刊登了他們回憶的當年在新不列顛島之慘痛經曆。而在該年8月，筆者亦從澳大利亞奔赴台灣，分別對居住於高雄的李維恂先生和盧新芳先生進行了訪談，獲取了許多他們親身經曆的第一手資料，可與澳大利亞國家檔案館中相關的文獻相印證。而居住於台北的李煥文先生，則因身體原因以及不願再次觸及那無法抹去之傷痛等緣故，最終婉拒了筆者提出的訪談。

對上述中國戰俘幸存者的及時訪談，實際上就是對那段曆史事實與資料的搶救，因為他們揭示的，實在是一段不為人知的塵封曆史。對此，筆者本人，顯然也應該包括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和台灣的媒體，深感這項訪談工作進行得及時，很有價值。因為就在2009年8月的訪談之後不久，筆者就得知，這一年的11月，88歲高齡的盧新芳先生，於高雄鳳山的榮民服務處住宅中，溘然仙逝。而一年之後的11月，已經93歲的李維恂先生，也帶著對太平洋戰爭期間在新不列顛島的刻骨銘心之記憶，撒手西去，與長眠於南太平洋群島上的中國抗日英靈及幸存返國的中國軍隊弟兄的魂靈長廂廝守。當然，沒有在對李維恂先生首次訪談之後，再找機會，就澳大利亞檔案資料中顯示出來的一些問題，在其仍然健在之時，對其進行深入的訪談與解疑，成為筆者的一大遺憾。

而筆者對居住於布裏斯本的知情者張榮煦先生和麥添強先生的訪談記錄，更對尋找和確認新不列顛島上這個戰俘墓園，有著重要的意義。麥添強先生因年事高，對當年的事情記憶已經模糊，但張榮煦先生則以其驚人的記憶力，將我們帶進了那個特殊艱難的年代，並能不斷地印證一些檔案資料的說法。可以說，筆者開始關注太平洋戰爭期間新不列顛島中國戰俘問題，與先期對他的訪談不無關係。

相對於上述三位台灣的幸存者及麥添強先生，張榮煦先生實際上要年輕一些。當2007年筆者首次就新不列顛島中國戰俘問題對他進行訪談時，他當時還剛剛屆78歲之齡，且顯得身體狀況良好，精力充沛。因此，當時我曾相信，他多活許多年當不成問題，盡管我也認識到已至耋耋之年的長者，隨時都會有意外，應該盡可能多地找時間多方麵對他訪談，將其記憶中的那段曆史的資料與見聞留存下來；而且搜狐網的梁春元先生也曾在2010年初，提出希望將對張榮煦先生的訪談，能用錄像機記錄下來。為此，在整理檔案資料和訪談記錄之同時，我確實是在尋找一位幫手，並與張榮煦先生約定，在這一年方便的時候，與他和麥添強先生一起坐下來，就新不列顛島中國戰俘被解救後的相關問題，做一個全麵深入的訪談，並用錄像帶形式記錄下來，成為第一手的原始資料。但事情還是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想。2010年8月，張榮煦先生偶感不適，住進醫院後不久，就離開了人世。與他相去的，還有他對那段曆史的滿腹記憶。而筆者與他老人家的相約，也就再也無法實現。每念及此，內心深感遺憾。

顯然，這不僅僅是筆者的遺憾，也是曆史的遺憾。但可以告慰的是，根據中英文檔案及對上述幸存者和知情者的訪談記錄等第一手資料，筆者所整理的這一段反映太平洋戰爭時期中國戰俘在新不列顛島的殘酷經曆及戰後漫長的遣返遭遇的塵封的曆史，已經編寫完成，並以《南太平洋祭——新不列顛島中國抗日戰俘始末》之書名，由中國文史出版社於本月出版發行。

雖然上述中國戰俘幸存者和知情者已漸次隨風而逝，但他們所留下的對那段曆史的見證，則隨著《南太平洋祭》一書的出版，展示給了世人。因此，該書的出版，正如扉頁上所說的，是獻給所有中國抗戰軍人的，也是獻給為我們留下曆史見證的中國戰俘幸存者和知情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