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重大的失策 / 張雲逸

一次重大的失策(1)
   張雲逸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帝國主義步步進逼，企圖變我國為殖民地。民族危機迫在眉睫，抗日救國已經成為當時全國人民群眾一致的要求。可是，賣國賊蔣介石卻悍然不顧民族存亡，繼續驅使其軍隊進攻我紅軍根據地。1933年1月，我黨發布了宣言，表示紅軍願意在3個條件下與一切軍隊合作抗日。這個宣言，受到各階層廣大愛國群眾的熱烈響應，並且也影響了一部分國民黨的軍隊。當時，被蔣介石從上海抗日前線調來進攻紅軍的十九路軍，便是仇恨日本侵略者，反對蔣介石內戰政策，響應我黨抗日宣言的一支國民黨軍隊。
　　1933年春，我們粉碎了蔣介石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以後，駐在福建的十九路軍的領導人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先派陳公培，後又派秘書長徐名鴻與陳公培和紅軍談判。
　　和不和十九路軍談判？在黨內曾一度引起爭論。當時統治全黨的第三次“左”傾錯誤，把反資產階級和反帝反封建並列，對當時國內形勢和階級關係的變化，更是毫無認識。正如我黨中央在“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的：“……特別是‘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中國階級關係有了一個明顯的巨大的變化，但是當時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則不但不認識這個變化，反而把同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有矛盾而在當時積極活動起來的中間派別斷定為所謂最危險的敵人。因而 ‘他們拒絕和十九路軍談判。’”
　　這種錯誤主張，遭到了一部分同誌的反對。這些同誌認為十九路軍本質上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鄉村的富農和小地主的利益的，與帝國主義和代表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蔣介石當權派存在著矛盾，因此，它有反共的一麵，也有對日仇恨、對蔣不滿的一麵。現在日寇緊逼，而蔣介石卻把他們從抗日戰線上調來打內戰，並且從政治上、經濟上進行種種壓迫，因而他們的反蔣情緒就必然發展起來。在這種形勢下，被迫與我們合作，是完全可能的。而我們聯合十九路軍，不僅在政治上對全國人民、對國民黨軍隊會起到重大的影響，在與蔣介石的軍事鬥爭上，也會產生直接的對我有利的作用。經過一番爭論，“左”傾錯誤的領導乃不得不同意和十九路軍進行談判。
　　中央派我（軍事方麵的代表）和方方同誌（福建省委的代表）等來到河州。談判的主要內容是訂立抗日反蔣協定及劃定邊界問題。經過十多天的磋商，把南北各線邊界劃定，作出了抗日反蔣的文字協定，並決定雙方互派代表。
　　“左”傾路線領導在軍事上同樣采取了錯誤的措施，我們談判期間，東方軍仍在北線與十九路軍打了好幾仗。我們雖然把談判的結果通知了北線我軍，告他們在前線與十九路軍聯係，可是卻沒有能改變“左”傾路線的這種錯誤的行動。
　　這年9月，蔣介石開始了對我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相隔不到兩個月，十九路軍將領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等一部分勢力，在福州宣布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正式舉起了抗日反蔣的旗幟。這時，蔣介石立即調“圍剿”軍一部向東去打十九路軍。
　　一天，黨中央總書記博古同誌忽然找我去，告訴我十九路軍方麵要求我方出兵配合作戰，並派一個軍事代表去。因為我是廣東人，大革命時期和十九路軍有些關係，中央決定派我立即去福州擔任軍事代表。博古同誌特地指示我：此行的目的是設法爭取點隊伍過來。可是，關於如何利用這個有利時機推動革命形勢發展，如何出兵配合作戰，支持他們反蔣抗日，克服其軟弱動搖等等問題，他卻一字未提。
　　我思之再三，對於中央所采取的方針，始終不敢苟同，也覺得此去工作甚是為難，作為一個軍事代表，就要決定問題，可是在這個錯誤方針下，我又怎能決定問題呢？因此，我便建議此去不叫軍事代表，而隻以軍事聯絡員的名義進行工作，有什麽問題，請示中央，這樣可以取得轉寰的餘地。博古同意了我的建議。
　　由於福建方麵敦促甚急，我接受任務後，帶了一個機要員和密碼本，很快就出發了。
　　輾轉來到福州，福建政府主席李濟深立即接見了我。寒暄一番以後，他劈口就問我：“你們部隊究竟什麽時候出動？”
　　我早就估計到他們會提出這個問題，便答複道：“三軍團已經出動了，現在到了那裏，還不知道，我可以打電報去問。但是，還希望你們能把前方的情況隨時通知我。”
　　李濟深的臉色陰暗下來，好半天，才又低聲說：“司徒非旅被消滅了；廷鍇不久就要從前方回來了。”
　　聽了他的話，我暗暗著急。看來：十九路軍難於抗拒蔣介石大軍的壓逼，福建政府的上層人物已經開始動搖。如果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候，我軍毅然出兵猛擊蔣軍側背，這股反蔣勢力，或許不致這樣迅速地被扼殺。可是，黨中央會不會改變既定的方針呢？
　　後來我才知道，這時，十九路軍果然已經決定放棄福州，陳銘樞、蔣光鼐已經消然去港，李濟深的行期也隻在這一兩日了。
　　這些天，蔣介石的飛機來福州轟炸掃射，街上人心惶惶。碼頭上更是混亂不堪，達官貴人，豪紳政客，紛紛登輪逃命，到處是一片敗亡的景象。
　　第3天晚上，蔡廷鍇從前方回來了。由於戰爭失利，他已經完全喪失了銳氣，成天忙於部署撤退。
　　我見他這樣悲觀，便鼓勵他說：“紅軍即使不能趕到，隻要保持住有生力量，事情還大有可為。第一步，可以退泉州，第二步，可以退漳州，最後，我們背後還有這麽大的根據地，不管他有多大兵力，也奈何我們不得！”
　　可是，這時他意氣已盡，無心再圖進取，回來後第3天，便率司令部渡過烏龍江，撤退到莆田。接著又繼續南撤，形勢急轉直下，十九路軍的部隊跑的跑，降的降，誕生不足兩個月的福建政府就這樣迅速地被國民黨反動派摧毀了。
　　我來到福州僅一個星期，便親眼看到這個反蔣政權的滅亡，不勝惋惜。這並不是因為十九路軍是革命的軍隊，相反的，他們不過是國民黨內部的一個派別。他們之所以反蔣抗日，無非是為了避免在反共內戰中損失自己的力量。他們軟弱動搖，空喊民主口號，不知道發動和組織人民群眾與廣大士兵，其失敗早在意料中。但是，假如我們利用這個大好形勢，積極幫助並領導他們，使這個從敵人內部分化出來的反蔣抗日力量，得以生存發展，這樣，不但是粉碎蔣介石對我中央蘇區第五次“圍剿”的重要關鍵之一，整個中國革命的形勢也會更快地發生變化，抗日高潮會來得更早。可是由於“左”傾錯誤的領導，竟把這個有利時機錯過。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就在蔣介石猛烈進攻十九路軍，福建政府搖搖欲墜，亟需紅軍支持的時候，“左”傾錯誤領導卻不讓紅軍打擊蔣介石部隊的側後方，反把紅軍主力西調，勞而無功地去攻擊永豐地區的堡壘。這樣就使蔣介石在消滅十九路軍後，得以從容驅軍南下，繼續圍攻我中央革命根據地，以致使蘇區大部淪喪，中國革命戰爭瀕於絕境。所以說，“左”傾錯誤對福建事變的政策，無論從政治上、軍事上來說，都是一個重大的錯誤。
　　回憶及此，不禁聯想到1936年的西安事變。當時，我曾經跟隨周恩來同誌去西安，參予了我黨代表團的工作。同樣是敵人內部分化出來的抗日勢力發動的政變，同樣遭到反動的親日派的武力威脅，也同樣產生過動搖。可是事情一落到毛澤東同誌手裏，處理便完全不同。一方麵，為了停止反共內戰，迫蔣抗日，說服張、楊釋放蔣介石，粉碎了親日派企圖擴大內戰，以利日寇進攻的陰謀，促成了國內和平的實現；另方麵，堅決支持張、楊的抗日要求，當親日派何應欽廿萬大軍兵臨潼關威逼西安，張、楊表現動搖的時候，毛澤東同誌立即調紅軍主力開赴藍田、商南一線，壯其膽而振其氣，克服了張、楊的動搖。談判結束，為了防止親日派製造磨擦，破壞統一戰線，又立即命令部隊以一夜140裏的速度撤離了前線。一進，一退，高度表現了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正由於毛澤東同誌的英明領導，正確處理了西安事變，在上述兩個方麵，防止了“左”傾盲動和右傾的錯誤，終於推動了抗日高潮的到來，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全民抗戰的偉大局麵。
　　對待福建事變的政策，是“左”傾錯誤在革命任務與階段關係問題上的錯誤觀點的產物。他們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並主觀地急於要超過民主革命，主張整個地反對資產階級以至小資產階級，因而對那些可能爭取和孤立的中間勢力，采取了關門主義的政策，並稱之為“最危險的敵人”。“左”傾錯誤和其他錯誤結合一起，就使中國革命遭到空前的損害。而毛澤東同誌從馬列主義基本觀點出發，根據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正確地對待和處理了各階級的關係，製定了黨在民主革命階段中的一整套的英明政策。關於建立統一戰線的問題，便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從上述對待兩個事變的政策的對比中，我們可以鮮明地看到，毛澤東同誌的正確領導，是中國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可靠保證。
　　（選自《福建事變檔案資料》）

　　注釋：
　　(1)本文原件存《星火燎原》編輯部。成文時間不詳。

選自 朱明國主編：《張雲逸研究史料》，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