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蔣、桂爭奪青年見聞 / 張潔

抗戰初期蔣、桂爭奪青年見聞

張潔

　　抗敵青年軍團，是新桂係首腦李宗仁在抗戰初期擔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時建立的。它從創辦到結束，雖隻有短短十個多月時間，但它卻反映了新桂係的勃勃野心和蔣、桂明合暗鬥的具體事實。這裏僅就記憶所及，將它的始末記述於後。

　　抗敵青年軍團的前身，是1937年11月間在江蘇徐州建立的“第五戰區青年戰時服務訓練團。”

　　那時，東北、華北、上海等地相繼淪陷，各地流亡到徐州的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的學生為數甚眾。他們大都是滿懷愛國熱情和抗日壯誌而又苦無出路的年輕人。當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成立不久，即通過報紙、招貼，招收學員。凡大專院校和中等程度學生，隻須持有一定證件，即可報名入團。記得當時第一期開訓時，足有五百餘人。

　　這個團，是由李宗仁親自兼任團長，而實際掌權的卻是李宗仁的稱心助手、第五戰區中將軍法執行總監張任民（兼付團長）；教育長則是當時桂籍的江蘇教育學院院長雷沛鴻（他當時帶著教育學院學生數十人到徐州。後來在廣西擔任教育廳長）。具體管訓各隊學員的，則是張任民的親信周聰。

　　這個團隻設一個大隊，下分四個中隊（第四中隊為女學員）；大隊設大隊長一人（周聰任大隊長），中隊設中隊長中隊付各一人，每個中隊又分為若幹分隊，由學員中挑選分隊長。

　　訓練內容除一般軍事常識和步兵操典外，還有戰地服務、抗戰形勢和國際形勢等課，訓練時間為一個半月。

　　新桂係很重視這個團，兼付團長張任民每晨天未亮就到訓練現場視察或於學員早操跑步後集合作精神講話。李宗仁也曾多次到團視察。

　　當訓練期滿，學員大都分配在部隊、軍事機構、宣教部門等；我被分配在五戰區總動員委員會宣傳部（這個會當時是黨的地下黨員郭子化領導的）。有些則被留團當下期學員分隊長。當時由於戰局日趨緊張，這個團即隨司令長官部由徐州撤往河南省南部行政中心潢川。隨同撤退的，還有第五戰區總動員委員會各個部的工作人員及其所屬的各個團體（這些團體大都是上海來的愛國團體）。我和張樹民（後任解放軍一野軍級政委）則被分配隨抗宣隊撤退。

　　由於在徐州未撤退前已招收了第二期學員，加上經開封、鄭州、許昌、信陽各地又接收自願加入的不少人，所以隊伍到達潢川後，足有三千餘人。這個訓練團便擴大組織，改名為“第五戰區抗敵青年軍團”。團長、付團長仍由李宗仁、張任民分別兼任。編製由原來的一個大隊擴充為四個大隊；並建立了一個團本部和一個相當規模的辦公廳。

　　為了吸收更多的青年學生，新桂係還延聘了不少進步文化人、學者、教授，如曾經留學過蘇聯的大學教授郝驚濤、匡亞明（解放後任南京大學校長）和王深林、佟子石、詩人臧克家等，都是當時這個軍團的政治教官。在這些政治大課中，最受學員歡迎的，是在蘇聯留過學的大學教授郝驚濤。每逢排到他講大課，學員們都奔走相告，興奮滿懷；聽課亦都全神貫注，鴉雀無聲。聽課回來，不少學員還談得津津有味。同時，除李宗仁、白崇禧多次到團講話外，一些桂係顯要如潘宜之等，亦經常來團為學員上大課。他們講話內容的實質都是相同的，那就是“要團結起來在李司令長官的領導下抗戰救亡”，很少聽見“在蔣委員長領導下……”的字句。

　　在政治大課之外，就是軍事訓練；其內容和第一期差不多，也有實彈射擊。但比起第一期來，對政治課遠比對軍事訓練為重視；實質上是以政治教育為主，軍事訓練為次。這和新桂係的勃勃野心，是聯係在一起的。

　　新桂係之所以將這個團命名為“抗敵青年軍團”而不命名為“抗日青年軍團”，含義是很深刻的。記得當我進入這個訓練團以後，就產生了這個疑問。我也曾和其他懷有同樣疑問的學員議論過這個問題，但始終得不出一個結論。後來受訓結束，和部分新桂係人馬混熟了，才從一位政治教官那裏得到了答案。原來用 “抗日”二字隻能抗“日”，而用“抗敵”二字則大不相同！這就是說，除了日本以外，還可以抗新桂係要抗的任何對象。這位教官還進一步暗示，“抗敵”二字主要是為了以後對付蔣介石的。

　　因為，自抗日戰爭開始以後，表麵上全國都在“抗日救亡”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可是，長期割踞一方的軍閥、土皇帝，並沒有因大敵當前而真誠團結，一致對外；他們在“抗日救亡”的招牌後麵，和蔣介石一樣，還各自打著自己的算盤。新桂係自然不能例外。組織抗敵青年軍團，就是為新桂係擴張勢力作準備。特別是在河南潢川擴大為抗敵青年軍團後，付團長還兼任了設在潢川的河南省第九區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並將第一期留團工作的學員（包括作者在內）分別安置到專員公署的各個部門，任秘書、管印、庶務、總務和各科的主要科員，凡專員下達各縣的指示，有時不經過各科科長，由新桂係安置的科員辦好直接送專員或秘書簽發。其後新桂係還選派了一部分政治教官，接任了該專區所轄的光山縣、經扶縣、商城縣縣長，準備在豫南山區和大別山一帶紮下根來。

　　蔣介石一夥，對新桂係這些所作所為，當然不會視而不見或聽之任之的。在這個“抗敵青年軍團”於潢川擴大組織以後，特別是全國各地出現了流亡學生、社會知識青年甚至東南亞（包括南洋群島）各國華僑子弟相繼投奔該團的情況，蔣介石一夥更加迫不及待，極力設法遏製新桂係勢力的膨脹。混進這個團裏的職業特務學員，就是“CC”通過各種機會滲入的。“CC”給他們每人每月卅元的津貼，要他們接受“CC”交給的“任務”。

　　由於這個軍團在徐州、潢川和沿途自願參加的學員中不盡是學生，有些是地方上的低級職員，為了逃命才參加進來的。所以，這個軍團的學員概括說來，學員中的情況可以區別為五類：一、思想進步，覺悟較高、向往共產黨、八路軍而又找不到門路的；二、思想進步，對蔣政權抗日缺乏信心而對新桂係抱有幻想的；三、滿懷愛國熱情和抗日鬥誌而又缺乏政治分析能力的；四、思想比較頑固、敵視進步、敵視共產黨的；五、“CC”派進來的職業特務學員。在這五類中的一至三類，大、中學的學生、社會青年，占大多數；第四類則以各地原蔣政權中的黨、政人員居多；或地主、土豪家庭出身的學生，占少數；第五類數量雖更少，但分布麵很廣，活動能力很強，他們經常在各個隊的學員中搜集學員思想動態和新掛係在這個團的一切活動情況上報；特別是在學員中進行拉攏、造謠、破壞，無所不為。如在隊裏搞小集團，煽動學員離隊去參加漢口戰時幹部訓練團，說“戰幹團”生活待遇好，吃的好，一年發多少衣服鞋襪、每月有多少另花錢等；同時，還四出造謠，說什麽“青年軍團裏有很多共產黨”、“青年軍團快解散了”、“青年軍團快並入戰幹團第二團了”等等。

　　由於學員中情況如此複雜，特別是由於那些職業特務學生的活動，一方麵引起了新桂係的注意，一方麵使學員中逐步形成了左右兩派的對壘和鬥爭。

　　這種對壘和鬥爭，不但表現在日常生活和學習上，而且還突出表現在下麵兩件事情上：第一、對編輯團刊《抗敵青年》的爭奪。“CC”派進來的職業特務學員，首先想控製這個刊物、占領這個輿論陣地，並曾被他們劫持了一小段時間。後來終被發覺，重新選派人員負責（包括作者在內）。記得我進入編輯小組後寫的第一篇文章，是《我們不是商品》。文內大意是說“青年在抗戰烽火的鍛煉中已心明眼亮，我們有自己的認識和理想；如果有人想把我們當作為他們謀取私利的資本或掠奪的對象，必將大失所望……”等等。我所以要寫這篇稿，骨子裏矛頭指著兩邊，那就是一方麵指著“CC”派進來的職業特務學員，另一方麵也是指著新桂係。同時，我們在這個刊物上還經常宣傳愛國抗日思想，反對賣國投降、反對漢奸特務；特別是曾在這個刊物上提醒大家不要上已經變為“商品”的人的當等，對各隊學員思想上曾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對“CC”派進來的職業特務學員的陰謀活動，亦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第二件事，就是對選舉歡迎世界學聯代表團代表的一場較量。記得1938年春夏之交，世界學聯為聲援我國抗擊日本侵略軍，派來了一個代表團，團本部接到中央的通知，要青年軍團選派三個學員代表到武漢，參加歡迎世界學聯代表團大會。消息傳出後，鬥爭立即開始了！

　　“CC”分子，幾乎晚晚在操場、茶樓或郊外開碰頭會；而且他們還經常三五成群，到各大隊、中隊去串連。看起來他們搞得很緊張，也很有組織。新桂係的大小官員當然都看在眼裏，急在心裏。可是一些愛國的進步的學員和政治教官們卻從來沒有什麽聯係和組織。記得那時的進步力量有三個中心：一個是上海愛國組織領導的抗宣隊（當時有人說是“民先”組織的）和其他團體，他們一直過著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有紀律有組織的生活，覺悟較高。一個是留團工作（主要集中在當地專員公署）的第一期結業的學員，這些學員，大都是大專院校的學生，思想傾向進步，向往共產黨、八路軍，而又得到該團付團長張任民的信任。其中主要有高 ××（名已記不起）、王亞東、李乃聖、（解放後任張家口付市長）、張樹民（中共地下黨員）、張潔、高維萱（解放後任哈爾濱市付市長）、曹汝蕙（後成為張任民的第三夫人）、張哲彬等。另一個是這個團裏大部分傾向進步的政治教官。如郝驚濤、匡亞明、佟子石、王深林、臧克家等。

　　在爭奪歡迎世界學聯代表團代表的鬥爭開始後，這些傾向進步的政治教官和留團工作的進步學員已有接觸和議論，但並沒有組織行動。後來還是上海來的抗宣隊采取了主動，大概他們從團刊上對我們有了認識。記得抗宣隊的一位女同誌沈絮，首先到專員公署找我們聯係，並說過去對我們不夠了解，曾有過誤會，要我和張樹民諒解等（在來潢川的途中，他們曾批評過我倆）；並要求我們團結起來，做好這次代表選舉工作。我們彼此立即交換了情況，特別是有關“CC”派進來的職業特務學員在各個隊的分布及其活動情況；我們還研究了人選的名單，取得了一致的意見。此外，為了工作上的方便，我們還與一些進步的政治教官取得了聯係，同時，盡管目的不同，也和這個團的新桂係領導張任民付團長打了招呼，取得了他們的支持。抗戰的愛國的力量，終於開始了行動。

　　我們仗恃著新桂係各級官員和進步教官的支持，很快便深入到各個大隊、中隊和分隊。每個人工作的勁頭都很大。記得那幾天雪雨交加，天氣極冷，我們分頭到河南河北各個隊去串連、發動，深夜始歸，特別是抗宣隊的沈絮，負責對四大隊（女隊）工作，勁頭更大，幾乎天天弄得眉毛上都積滿了雪，紅紅的臉頰上散發著騰騰熱氣。在我們共同的努力下，三個代表我們贏得了兩個；另一個雖不是職業特務學員，但卻是受他們影響和控製的學員。他們的陰謀落了空。

　　可是，他們並不甘心失敗，他們在各隊學員中散布謠言，說什麽這次選舉是包辦的，有舞弊，聲言要重新選舉；同時他們還糾集一些學員企圖鬧事。可是，他們畢竟是一小撮，謠言並沒有市場。到當選代表出發赴武漢之日晨，各隊學員代表敲鑼打鼓、燃放鞭炮前來歡送，而他們中的幾個無賴漢竟吵吵囔囔躺在送代表赴武漢的汽車前，不讓開車，相持了約一個小時，終被歡送的人群憤怒地把他們拖開，代表們勝利地出發了！

　　經過這次代表選舉，愛國的進步學員和CC操縱的職業特務學員之間的鬥爭激化了；同時，蔣、桂的矛盾在團內亦相應深化了！

　　記得到1938年七、八月間，“抗敵青年軍團並入武漢戰時幹部訓練團第二團”的謠言終於被證實了！根據軍委會宣布的命令，所有原第五戰區抗敵青年軍團的學員，限期到戰幹二團報到。

　　可是，絕大多數的年輕人都是麵向光明和追求進步的，真正到武漢戰幹二團報到的並不多，很大一部分學員都轉往陝北延安去了！（包括抗宣等隊全體和留團工作的大部分一期結業的學員，如張樹民、李乃聖、高維萱等；政治教官匡亞明等後來也輾轉到了延安。）一部分學員被分配到豫南各個縣裏工作；一部分則各自東西，自找出路；也有一部分先後到新桂係的老巢廣西。該團付團長張任民為了收容和聯係分散各地的學員，還在當時廣西桂林西華門附近租了一座房子，建立了 “第五戰區抗敵青年軍團學員通訊處”，負責人是李佑陵和作者。這個通訊處除了負責與外地學員保持通訊聯係外，對來桂或經過桂林而有困難的學員，還要為他們安排住宿、夥食；有的還要為他們找工作、籌旅費等。

　　這就是當年抗敵青年軍團從誕生到結束的全過程。

　　（市文史研究館供稿）

原載：《廣州文史資料》第二十二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