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兩岸口述曆史的今昔及其牽涉的若幹道德、法律問題(上) / 胡誌偉

海峽兩岸口述曆史的今昔及其牽涉的若幹道德、法律問題

胡誌偉

    兩千五百年前就有口述曆史 

    近些年潮流興口述曆史，唐德剛氏說「我所做的中國口述曆史就成了世界最早的中國口述曆史(注1)」這是夜郎自大。且不談銷售幾百萬冊的廢帝溥儀口述、李文達整理的《我的前半生》，我們的萬世師表孔老夫子向來自稱「述而不作」，他的傳世之作《論語》由他口述，經徒子徒孫記錄成文，比唐德剛氏早了兩千五百多年，唐氏怎能自誇「最早」呢？像《春秋》所記的唐堯虞舜曆史也都是傳聞，如《禮記•檀弓》所記孔子合葬父母、孔子修墓、苛政猛於虎、魯穆公罷市求雨、晉獻公殺太子申生以及《左傳》所說的衛懿公好鶴亡國、晉楚城濮之戰、崔抒弒齊莊公、黃池之盟等等也都是典型的口述曆史。 

    上述《論語》、《尚書》等隻是描述了人生的一個片斷，到了西漢年間司馬遷編寫《史記》時，其中七十篇列傳盡皆涵蓋傳主的整個人生，按太史公執筆的年限對照各該傳主的生卒年代，我們可以肯定有一半是他道聽途說，甚至是輾轉流傳的，是他根據那些口述史料編寫成文的。太史公本人也不諱言這一點，例如《史記?刺客列傳?荊軻傳》讚曰： 

    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遊，具知其事，為餘道知如是。 

    太史公坦承，他所寫的《刺客列傳》中荊軻刺秦王的故事是聽公孫季功和董生說的，而公董二人又是聽夏無且大夫說的。既然夏是秦王的禦醫，在事發時夏用藥囊毆打荊軻以護衛秦王，其口述情節當屬可信。 

    又如《史記?項羽本紀讚》有雲： 

    太史公曰：吾聞周生(漢時儒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

    明顯表白所謂重瞳的麵貌特徵是聽來的。在項羽本紀中有這幺一句： 

    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 

    查太史公執筆的年代與項羽叔姪偷窺秦始皇的年代相差一百十幾年，相當於四個世代，他絕不可能親耳聽到這一段叔姪對話。然這類傳記的情節，經過作者的誇張想象、修飾補充，也許比什麽《起居注》、《實錄》之類的文章更為真實、更接近曆史的本質。 

    清代傑出的史學評論家章學誠(1738——1801)在《周筤穀別傳》中談及乾隆四十二年(1777)他應直隸永清縣知事之邀纂修該縣縣誌。他為了將該縣貞節孝烈婦女們的事蹟采入縣誌的列女傳中，而又不滿意一般方誌列女傳的體例，以為文多雷同，使觀者無所興感。因此，他特別親訪永清縣貞節孝烈的婦女中見存者「安車迎至館中，俾自述其生平，其不願至者，或走訪其家，以禮相見，引端究緒，其間悲歡情樂，殆於人心如麵之不同也。前後接見五十餘人，餘皆詳為之傳，其文隨人更易，不複為方誌公家之言(注2)」，幸所寫的傳記，和通常州縣地方誌的列女列傳寥寥數十、百字，千篇一律的公式化刻板文章大不相同，這不正是今日中外流行的口述曆史oral history嗎？章學誠這一偉大發明比唐德剛氏在哥大的錄音訪問早了近二百年。 

    《我的前半生》是口述曆史佳作 

    當代大陸上最出色的口述曆史作品，似應係《我的前半生》。其傳主廢帝溥儀經過十四年的勞改，早已磨盡了棱角，由驕橫暴戾變為謙謙君子，筆錄者李文達是資深編輯，身為公安部麾下群眾出版社的台柱子，他具有翻查各種機密檔案的權力以及充足的時間與財力，這一最佳搭檔自然釀造出最佳的成品。溥儀蟄居天津張園期間頻頻同軍閥、兵痞、浪人、外籍騙子接觸，念念不忘複辟大清帝國，若無他親口敍述，外人似不可能知道他給流亡滿蒙邊界的沙俄將軍謝米諾夫五萬銀元企圖「犯難舉事，反赤複國」，給奧國的沒落貴族阿克第一千八百銀元到歐洲活動複辟，給英國記者羅斯三千元為複辟造輿論，而且奉係旅長以上的軍官以及擁有四十萬眾的紅槍會首領、占山為王的草莽英雄等等，都拿到廢帝的珍珠、古瓷、鑽石，「隻待我一聲令下就可以舉事了」等等。還有，日本崩潰前夕，他恐懼會被殺滅口，在此心理支配下，對日本人諂媚逢迎、對族人、僮仆日趨暴躁，動輒打人罵人，白天念「往生咒」佛經，晚止夢見下地獄，家裏人都被弄得神神顛顛，終日木魚銅磬響聲不絕，問卜算卦不得上吉之卦決不罷休，以及山下奉文調往南洋、日本空軍神風自殺隊的「肉彈」上陣前餞行時個個滿臉灰暗、淚流雙頰(注3)的場景，不是從親身經曆的人口中吐出，外人斷不會知曉，何況當年的土匪、遺老、日酋、漢奸早已灰飛煙滅了。 

    《顧維鈞回憶錄》是黃鍾大呂 

    上世紀另一部傑出的華人口述曆史是《顧維鈞回憶錄》，此書由美國一流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耗資廿五萬美金，用了十七年時間(1960——1977)，完成了英文稿一萬一千頁，其內容涉及清末、北洋、抗戰、內戰以及國府撤台後半個多世紀中國的外交、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麵的史實，內容極其豐富，是研究近代中外關係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唐德剛氏稱，大學者的口述史料占全書的百份之五十，非學術人士的口述隻占百份之十五，其他百份之八十五要靠他「從圖書館、報紙等各方麵資料補充與考證而成」(注4)。這段話就不夠周延，至少在顧維鈞這一個案上正好相反——去年七月十二日晚，我在紐約曼哈頓綠楊?酒樓會見顧維鈞女兒、聯合國託管理事會非洲司前司長顧菊珍時，這位八十八歲的老太太告訴我，《顧維鈞回憶錄》完全是乃父獨力整理與撰寫的，他在美國寓所積累半個多世紀外交生涯的文件電報書信日記有一百多箱，英文原稿經哥大編輯大量刪節後猶能譯成中文六百萬字十三巨冊，而唐德剛隻是承擔一些校對與跑腿的工作，委實不應掠美。由此可見，傳主本身的誠實謙虛與博聞強記才是這部煌煌巨著口碑載道的最主要原因。 

    《顧維鈞回憶錄》比諸一般史傳更具史料價值是由於他將一般人囿於政治禁忌與工作紀律不敢外泄的外交機密以及親身經曆但不宜上報中樞的內幕秘辛統統化為白紙黑字，事隔幾十年密件早已可以解密，但同樣的民間資料如日記、家傳等保藏於國內者，大多已毀於戰亂或文革的打砸搶燒了。 

    一般人都以為韓戰爆發後蔣介石想出兵朝鮮半島，利用美軍掩護從東北反攻大陸，由於杜魯門畏戰，怕引起美蘇大戰，故堅決拒絕國軍入韓，還撤了麥克阿瑟的職。然而顧維鈞回憶錄卻披露一九五○年六月韓戰尚未爆發時是麥克阿瑟派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柯克上將去台灣要求蔣介石派國軍赴韓抵抗北韓軍隊的，蔣介石指派參謀總長兼空軍總司令周至柔上將同柯克進行會商，兩人一開始就糾纏許多細節問題，蔣介石本想為中國遠征軍爭取一些服裝、武器和給養，但柯克拒不接受。在談判僵持的過程中，韓戰爆發了。同年八月一日，顧維鈞在台北會晤麥帥時問及此一議題，麥答道：派國軍赴韓的時機已經錯過。前一陣在台北談判時，中國人提出了許多瑣碎問題，致使談判拖延不決，因此他已另作安排，目前已不需要從台灣派遣國軍赴韓了。(注5)

    麥克阿瑟被解職的先兆是杜魯門總統要求國防部長約翰遜辭職，任命前歐洲盟軍總司令馬歇爾接任，杜認為馬歇爾是唯一有辦法指揮麥克阿瑟的國防部長。顧維鈞說，馬歇爾入主五角大樓以及爾後麥帥被炒，是由於宋美齡長期給馬歇爾寫密函泄露她丈夫的秘密計劃。麥克阿瑟到台灣與蔣介石密談的內容，華府一無所知，是宋美齡寫了三頁長信將麥蔣二人談話內容(商討軍事合作)和盤托出，才導致華府與東京盟總的關係日益惡化。(注6)

    《周宏濤回憶錄》披露不少內幕秘辛 

    隨侍蔣介石左右十五年、曆任侍從秘書、總統府機要室主任、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的周宏濤在2003年推出的回憶錄中也提及，是宋美齡「把麥帥赴台的詳情用廿頁信紙告訴了馬歇爾，她等於替總裁的最大政敵做情報」(注7)。周宏濤還說，宋美齡曾對她的近臣董顯光(蔣的英文老師)說馬歇爾答應她，在最危險的時刻——即台灣棄守的時刻——讓蔣介石到美國去。一九五○年一月，杜魯門總統宣布美國不會軍援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於是宋美齡特別派遣孔祥熙的女婿陳繼恩自美國返台會見蔣介石，勸蔣去瑞士「休養」，爾後宋美齡接踵返台，也是為了「促駕」，而蔣介石並未嚴峻地否認這一傳聞。盡管宋美齡此前居留美國年餘竭力遊說美國政府支持中華民國政府，返台途中的談話都堅決表達「反共救國」態度，然其內心的想法是難以揣測的(注8)。周宏濤回憶錄印證了顧維鈞回憶錄的可信性。 

    顧維鈞回憶錄的另一價值是澄清了不少曆史上的疑題，譬如李宗仁在其五十萬言的口述回憶錄中一再強調「蔣介石在下野前夕既已預備放棄大陸，他要我出來，顯然是借刀殺人，好讓他爭取時間搶運物資赴台……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蔣先生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愈快愈好」「共軍之所以能席卷江南奄有全國，並非他們有天大的本領，能使我軍一敗塗地，實因蔣先生自毀長城，開門揖盜之所致……細研全局，我深覺他是故意如此部署，以促使我早日垮台」「綜計此次西南保衛戰，尤其是全局關鍵所在的華中戰區的失敗，實係蔣先生一手造成……蔣先生深恐白崇禧在華中站穩了，美國乘勢改變政策對我大量援助，則他將永無重攬政權之望了，所以他要使我的政權早日垮台，好讓他在台灣重起爐竈……」「美國參院九月中通過新援華法案七千五百萬美元……凡中國地方武力抗共有效的皆在援助之列。蔣先生偵知此事，所以非一心一意把我在兩廣撐持的局麵拆垮不可。他首先把胡璉調走，繼要劉安琪遲遲不行，大庾嶺天險不守，兩廣遂徹底為共軍占領。」「宋希濂部十餘萬人，彈械充足，其防地又左依湘西的大山，右靠洞庭湖，共軍短期內決無法入侵。不料宋希濂竟不聽命令，擅自將全軍撤至鄂川邊境的恩施，致使常德、芷江一線門戶洞開……宋說：『我撤到恩施去是老總(蔣)的命令，老總要我怎麽辦，就怎麽辦！』(注9)

    為此，一九七○年顧維鈞到香港專門拜訪了張發奎，問道「據傳委員長命令宋希濂將軍率部撤離防線，從而破壞了阻止共軍向廣州挺進的最後屏障，使得當時的總司令白崇禧大為不滿」，張發奎毫不猶豫地解答了顧的問題：「長沙——廈門——汕頭——潮州這道防線之所以失守以及隨後廣州的陷落，其真正原因在於程潛投共。他是當時的湖南省主席，也是湖南部隊的總司令。他投共後，部署在這條防線上的白崇禧所部湖南部隊紛紛跟著投共，防線左翼因而崩潰，並且使得右翼宋希濂統率下的委員長嫡係部隊不可能再守住剩餘的防線。」(注10)張發奎會晤顧維鈞時對蔣介石作了十分嚴厲的抨擊，但在所謂「拆垮」問題上未對蔣落井下石。 

    《李宗仁回憶錄》謊話連篇 

    至於李宗仁是不是如他自己所誇耀的「在南京勵精圖治，作防堵共軍渡江的有效措施」「守住長江，與中共周旋，坐擁半壁河山」「我當時的心境是頭可斷，血可流，而誌不可辱」呢？從四十八年後公開的絕密檔案可知：「一九四九年一月廿日，李宗仁通過(總統府外事局專員)劉仲容轉告中共駐滬負責情報聯絡工作的吳克堅，說明他已派人去武漢，要白崇禧將武漢讓給中共，並聯合湖南省主席程潛一同動作反蔣。若程潛不肯聯合，則白可向長沙進攻；如程潛同意聯合，則桂係軍隊可放心配合中共軍隊進攻南京」(注11)。蔣介石下野後六天——一月廿七日「李宗仁白崇禧的私人代表劉仲華(有廿六年中共黨齡)、黃啓漢在北平頤和園向中共代表葉劍英轉達李、白的秘密口信，表示願以和平方式加快勝利進程。首先實現局部和平，及與中共並肩作戰，切實在八項條件下裏應外合，推動全麵和平。」(注12)

    李宗仁又說：「白崇禧是內戰局勢逆轉以後，態度最堅決，信心最堅強的將領」(注13)。然而，解密檔案顯示，白崇禧在通電(亥敬電)逼宮後十九天「派黃紹竑從武漢乘專機秘密飛香港，擬通過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與中共取得聯係，共同反蔣，並邀請李濟深及民革中央遷往武漢。黃紹竑到港時，李濟深已離港北上解放區，黃便將他致李濟深信函托民革駐港負責人黃琪翔轉交中共駐港負責人潘漢年。黃函略謂：白崇禧反蔣早具決心，希望李向中共方麵轉告武漢桂係反蔣經過及以後的決心和行動；請中共中央轉知中共華中當局與白崇禧成立軍事諒解，並商定以後共同作戰計劃。信中還說：白崇禧認為時機緊迫，能早日得到中共的答複，隨即便可發表反蔣宣言，軍事立刻行動……桂係軍力在華中隻及蔣係的三份之一，程潛雖可聯合，但若得不到中共的配合，仍無成功的可能」(注14)。蔣介石下野後一周，一月廿八日，「白崇禧派代表李書城往鄭州晤見中原野戰軍負責人，表示對毛澤東八項條件基本同意，隻是感到宣布的戰犯太多，他(白)本人不應包括在內。他仍願意聯合中共軍隊對蔣係作戰，希望中共同意不改編他的軍隊，並能夠讓他參加聯合政府」。(注15)「三月卅日中共中央軍委電示劉伯承鄧小平並告陳毅，指出：白崇禧代表劉仲容今日到北平，我們決定聯合李、白反對蔣黨；決定要白崇禧讓出花園以北地區，我軍到信陽、武勝關附近時，如守軍南撤，則不要攻擊或追擊，讓其退至花園及其以南，孝感、黃陂、黃安、陽邏、黃岡等地亦暫時不要去占，待東北(共軍)主力到達後，再通知白崇禧連同漢口、漢陽等地一齊有秩序地讓給我們」(注16)「四月十日白崇禧致電中共方麵，聲稱安慶桂軍撤退暫有困難，『因自該地發生戰事以來，國防部曾令堅守待援，該地轄京滬區指揮，敝方不便擅令守軍撤退』。請中共允許『暫留該地勿攻，敝方亦不出擊，以待和談解決』。是日，中共中央電劉伯承、張際春、李達並告總前委令前線停止對安慶的攻擊，『彼此暫維現狀』」。(注17)從後來白崇禧不戰而退的記錄來看，他基本上是按中共指示南撤的。 

    訪錄者切忌逢君之惡 

    再說台兒莊大捷，李宗仁讓唐德剛用十五頁一萬二千字的篇幅大肆渲染他自己大公無私，量材器使，把雜牌軍孫連仲、龐炳勳以及川軍鄧錫侯部都用在刀刃上，以「恩高德厚」感化沒人要的爛部隊，他自己又毅然違背統帥部的意旨，拒絕將長官部遷離徐州，且親赴台兒莊郊外指揮守軍全線出擊，驟獲全勝，埋敵屍數千具雲雲。然而他隻字不提在台兒莊戰場上，光是滇軍六十軍盧漢部「在台兒莊東翼攻擊禹王山戰鬥中，苦戰半月傷亡近兩萬人，全軍三個師隻剩下三個團不足一萬人，是整個徐州會戰傷亡最大的一個軍(注18) 」。在一九三八年前，中國人隻知道李宗仁是個大軍閥、土皇帝，死命地阻礙中國的民主統一。台兒莊一戰使他成了民族英雄，然他貪天之功為己有，加上唐德剛的歪筆，卻對滇軍的豐功偉績三緘其口，隻談他本身的光榮而不提究竟是誰的熱血鑄就了這一光榮。倒是日軍大本營的戰史中記錄了這一決定性的因素。日本軍閥說他們的失敗是因為遇到了「中國唯一的鐵軍」——當時中國唯一用德式武器裝備的精銳部隊。多年後盧漢在《雲南文史資料》第廿五集中撰文回憶了那一場惡戰，還埋怨自己置於無能將領(當然李宗仁居首)指揮下，使雲南人民的血汗錢所購買的最新式武器損失近半、傷亡慘重。是役中國軍隊兵力超逾日軍四倍，傷亡則超逾日軍兩倍，本來就不值得自吹自擂，在唐德剛生花妙筆下，李宗仁儼然天縱英明，卻絕口不提殉難的滇軍將士。為什麽同是唐德剛牽頭，顧維鈞回憶錄與李宗仁回憶錄有天壤之差呢？傳主自身的品德操守固然重要，然而訪錄者的精神狀態也不無關係。查唐德剛整理顧維鈞回憶錄時，剛背棄了遠在大陸的糟糠之妻李玉娟而迎娶國民黨中央執委吳開先的千金、美國路易維爾大學社會服務學碩士吳昭文女士，春風得意、躊躇滿誌，其筆端自然不過不失。然而到筆錄李宗仁回憶錄時，唐氏因在美言論出位一度被禁足寶島，正好碰上一個滿腹牢騷的李宗仁，便將一肚子窩囊氣發泄到作品中，於是逢君之惡，編造了許許多多不盡不實的內容。 

    台灣聘用史學俊彥從事口述曆史 

    從以上實例來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阿倫•內文斯(Allan Mevins)自誇是口述曆史的創始人，似也不能服眾，隻不過1948年他發明了Oral History這一新名詞而已。台灣的口述曆史起步比大陸早，因為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之博士的大力提倡，於1959年12月起，委派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教授主掌籌備處，展開民國人物的口述曆史訪問計劃，至1972年9月暫告一段落，受訪的七十餘人以軍事將領居多，且多與北洋政府或各地軍係有深厚的淵源。1984年元月於近史所內設立口述曆史組，又展開第二階段的訪問計劃，近幾年隨著本土化的推進，口述曆史訪問的重點也轉向台灣本土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界人士。從近世所出版物來看，口述曆史叢書係列已出版八十種，《口述曆史》期刊已出版十一期，每期都有近三百頁、二十萬字的篇幅。從訪錄者名單看，承擔這一重任者盡皆台灣史學界之俊彥，諸如沈雲龍、陳三井、陳存恭、張玉法、劉鳳翰、王聿均、呂芳上等。由於訪錄者本身學問淵博，史學根底深厚，所以產品繪影繪色、有血有肉，補足了正史的缺漏。唯美中不足的是，受訪的軍係人物談及北伐、抗日的經曆，滔滔不絕、巨細無遺，但是論及1949年最後一仗的敗績，多半是支支吾吾，顧左右而言他。其中最差勁的就是兩巨冊五十萬言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從整體來看隻是國防部史政局所纂《抗日戰史》與《戡亂戰史》的移植，並無傳主本人親曆親睹的史實。白崇禧在大陸時期是排名第四的軍政大員，在國府治理大陸的最後一年半，他任華中剿匪總司令和華中軍政長官，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副元首，一九四八年六月他任國防部長時國軍還有正規部隊285個旅，198萬人；一九四九年六月白長官移衡陽辦公時還有一百五十萬官兵，何以半年之內全軍盡墨，全書竟無一字作出具體交代。他口若懸河地敘述北伐、抗日、乃至廣西地理、廣西建設、回教協會的瑣碎小事，對於他一生中最關鍵的一年隻耗費了十八頁的篇幅，除了訪錄人陳存恭教授的發問，再除去白氏在立法院對彈劾案的答複、致香港工商日報與旅美潘公展先生的答辯函、亥敬電等電文以及諉過他人的言辭，竟無一言論及他本人在戰術上的失誤與前述的枱底交易。近史所所長郭廷以教授曾指示工作同仁，對白崇禧的訪談「即使兩三次的訪問僅訪得一兩句我們所未知或有啓發性的話，就算有其收獲了」(注19)。可惜那三年又十個月的一百廿八次訪談，並未從這位副元首口中套取到比一般中下級軍官更多的有益有啓發性史料。參與訪錄的四位學者是無辜的，這隻能怪白崇禧太老奸巨滑。 

    對於這樣的「史料」，曆史學家當然是要皺眉頭的。「但是新的研究方法趨向，反而認為誤差與異例是一個最容易著力的研究點——如果那不是事實，為什麽會記載錯誤？如果那不是事實，為什麽會有記憶之誤？……由此差距出發，更可了解產生此故事的整體社會文化背景。」(注20)前述荒腔走板、乖離事實的「口述曆史」，倒有助於後世治史者對各該傳主的人格、品德作出無可爭辯的結論。 

    大陸從事口述曆史者門檻太低 

    在大陸，雖然口述曆史到八十年代才起步，但目前所見的賀黎、楊健著《無罪流放——66位知識份子五七幹校告白》、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後中國文壇紀實》、鄭實、傅光明《太平湖的記憶——老舍之死》、朱正《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一批知名右派份子訪談錄)等等，都不失為我們這個大時代的真實寫照，其學術價值與史料價值是相當高的。2003年9月，中國社科院轄下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創刊了《口述曆史》季刊，為這一門新興的史學研究方法提供了二百八十頁、廿五萬字的園地。同時，社科出版社也正推出《口述自傳叢書》。不過，那套叢書的素質，遠低於前述人民文學出版社、光明日報出版社、青島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出版物，姑以社會科學出版社於二○○三年一月推出的《文強口述自傳》為例，稍微翻一翻就發覺砂石甚多。諸如，把四川省主席鄧錫侯寫成鄧希侯，把新四軍副軍長張雲逸寫成張雲毅，把護法軍政府陸軍部長陳炯明寫成鄭學民，把軍統京滬區區長程克祥寫成程國緒，把忠義救國軍總指揮周偉龍寫成周維仁，把軍統香港區區長、國民黨南方執行部書記長王新衡寫成王興桓，把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王芃生寫成王文生，把中共川西特委書記廖宗澤寫成廖宗策，把粵軍第二軍軍長劉誌陸寫成劉誌路，把卅七軍軍長羅澤闓寫成羅澤凱，把長沙綏靖公署秘書長劉嘉樹寫成「參謀長劉家緒」，把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張宗遜寫成「原國民黨後勤部部長張宗勝」，把國軍炮兵團長孔從洲寫成「國民黨機械化部隊的一個負責人」，把汪偽華北治安總署署長門致中寫成蒙治中，把日本特務南本實隆少將寫成郎本實仁，把衛立煌的機要秘書趙榮聲寫趙雲生，把陝西省主席熊斌寫成邢斌，把祝紹周寫成周曉舟，等等。此書的訪錄人連文強係何許人都不知(按：見該書後記)，卻有膽去筆錄文強口述曆史，在後記中推說已由她搞黨史的教授哥哥與「搞黨史出身」的丈夫「幫助校正了書中一些人名、地名和曆史事件……在電腦前查證書中的一些人名」，然而本書編委會中掛名的戴逸、馮其庸、季羨林、李輝、楊奎鬆等廿七人盡皆大陸史學界響當當的權威人物，焉有不知不曉廖宗澤、王新衡、周偉龍、陳炯明之理，可還是讓「廖宗策」出現了十三次、「王興桓」出現了九次、「周維仁」出現了四次，全書舛錯共逾六百處。 

    史學常識付闕，地理知識也一蹋糊塗，把鬆江寫成淞江，把中山石岐寫成石基，把貴州省列入西北五省，把日本正金銀行寫成政金銀行。連小學的數學常識都搞不清，以致出現「日本比中國小四十倍」(應係「日本國土是中國的四十分之一」)這樣的笨句。在語法修辭上似乎一知半解，把為國盡瘁寫成盡「粹」，把欣慰寫成自慰(意謂手淫)。 

    這本口述自傳如果僅僅把中共四川省委統戰部長程子健誤為省政府「財政部長」、把宗克鈞變成戴笠的十三太保、把武漢行轅寫成湖南西晉署，還情有可原，然有許多錯誤純係胡謅，諸如：(一)稱一九四二年一月蔣介石召見文強大談開羅會議使蘇俄侵占外蒙與新疆、蘇軍重新占領旅順港與中東鐵路，所以派遣文強回華北、東北對付蘇俄雲雲。其實導致上述喪權失土後果的是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召開的蘇美英三國雅爾達會議，直至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美國總統羅斯福病逝後，六月十五日才由美國特使赫爾利將此私相授受的密約內容通知中國政府，即使開羅會議也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旬才召開的，蔣介石又怎能提前三年多預感美蘇兩國的陰謀呢？由此可見，所謂蔣介石召見訓令雲乎哉，純屬虛構捏造。(二)說「一九四一年日本軍隊在滇緬路有四百多萬人」。查日本軍隊現役與預備役、補充兵總共是四百四十八萬人，侵華日軍共一百八十餘萬，再扣除入侵東南亞國家與太平洋島嶼以及負責日本本土防衛的，能派往滇緬路四百多萬嗎？(三)說文強一九四九年與末代皇帝溥儀一同關押在山東濰坊的高級戰犯組。查溥儀是一九五○年八月一日從蘇聯押回中國的，這位偽滿皇帝怎能於一九四九年分身同文強共囚於山東呢？此書稱「王耀武說一口廣東話」，王耀武明明是山東泰安人，怎能在戰犯監獄講粵語呢？說文強提拔弟弟文中俠為大校，查國軍編製，從無大校軍銜。說二○○一年文強口述自傳時「黃維死了差不多三十多年了」，其實僅十二年。(四)說一九四三年二月文強對龐炳勳說：「今年聯合國得知河南河北遭了大災，救濟中國的糧食有十多億，我們馬上打電報給河南省政府要兩億……」查聯合國成立於一九四五年十月，開首屆大會遲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怎能在正式運轉前三年撥款救濟中國？而一九四二年國際聯盟早已名存實亡，談何救濟華北災民？ 

    其餘如說一九四八年一月九日蔣介石批準杜聿明突圍，實際上當時杜聿明正在上海住院治療腎病，是一九四八年六月才擔任徐州剿匪總部副總司令的，在床上怎樣「突圍」？ 

    部份作者與編輯缺乏史學訓練 

    最可笑的是胡扯台灣國防部要補發文強卅多年薪餉一百萬美金，稱他怕對不起鄧小平、鄧穎超，堅決拒收這筆錢。這一百萬怎麽算出來的呢？此書稱「中將每月工資四百美金，特別費一千二百元，共一千六美金」，中共公安部預審局幹部任海生在《國民黨重要將領改造紀實》一書中又說是「中將月薪和特別費一千二百銀元，補貼一千四百銀元」，統統都是憑空想像，閉門造車。 

    十三年前，文強在香港印過一本《文強將軍回憶錄》，跨度自北伐至抗戰勝利，全書廿二萬字均由他本人執筆，舛錯甚少，可信度頗高。不知什麽原因，這位九四老人，臨死前四個月急忙找了個「史盲」口述了另一部「自傳」，還簽訂合同要把版權送給他的黃埔四期同學林彪之千金林豆豆(現名路曼，寓意：為林彪翻案的道「路漫漫其修遠兮」)。據現場攝影師王南海在跋文中所述，文強所述「有的是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有的在我看過的史書上卻是另一種說法」，可惜訪錄者水準實在太低，以致似山珍海味的珍貴史料，經一名蹩腳廚師胡亂烹成一鍋喂豬的泔水。 

    從上述《文強將軍回憶錄》與《文強口述自傳》的天淵之別可知，傳主本人親撰的回憶錄可以慢慢想、慢慢查核資料，然他人筆錄的口述資料牽涉到即時回憶的誤差、筆錄者文史素養的優劣以及由此衍生的編校人員水準問題，所以後者必定是相形見絀的。前述《文強口述自傳》的六百件硬傷由我電告中國社科員近史所一位莊姓資深研究員後，他曾主持出版社召集的座談會將舛錯傳達作者本人，不料那位「黨史專家」的妻子，聽後氣衝牛鬥拂袖而去，座談會也不歡而散。社科出版社為了善後，邀請真正的專家修訂了那六百個硬傷，重新付印。我們自稱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並不充裕，卻在一本回憶錄上重複投資三次，似有浪費社會資源暴殄天物之嫌。 

    前述《文強口述自傳》的六百例舛錯以及同類出版物中觸目可見的硬傷，當然不是手民誤植，也不是訪錄者的筆誤。正當台灣調用研究所所長、中研院院士從事口述曆史工作時，大陸的社科院竟重用缺乏史學、史識的史盲人員，像采訪電影明星私生活那般來編造軍政名人口述曆史，這是最大的失策。其次，今日大陸史學人才匱乏、史學資料封閉保守，造成近代史書刊的編輯人員大多不具備勘誤補遺能力，更有人認為識一千五百個常用字就能充任編輯，還有人自吹每周能發二百萬字稿件，其產品之窳劣也就可想而知了。第三，從中央到地方，各種書籍、刊物、辭典都慣於羅列數十、百名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著名學者來充當編輯委員、編輯顧問，旨在提升經濟效益，掛名者雖有若幹博學鴻儒，但鮮少有人仔細審閱出版物的內容，這一不正之風自然會妨礙曆史研究的健康發展。 

    台灣的傳記出版物也存在良莠不齊現象。例如前年台灣出版的《丁渝洲回憶錄》說，一九八四年六月杪，金門有個關禁閉的士兵下海逃亡，金門防衛部以一○五炮射擊，炮彈落到蘭嶼的共軍陣地並造成傷亡，「我們監聽到福建軍區司令員皮定均以電話向中共中央報告此事……」。其實皮定均早已於一九七六年七月七日死於空難，作為金東師參謀長的丁渝洲上校，竟能竊聽到已殉職近八年的共軍中將皮定均的幽靈同中共中央軍委通電話，豈不是天大的笑話！隨著前輩文史專家的自然凋零，加上當道者的「去中國化」政策，台灣的編審、編輯人才素質下降，這是不可避免的結果。丁渝洲在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任上退休後兩年，口述了這部近卅萬言的回憶錄，筆錄者還是一個相當不錯的資深記者，他有聞必錄未加查證，出版社的編輯也無暇查一下皮定均的卒年，其實使用google幾秒鍾就可以查明皮定均的簡曆，一舉手之勞不屑為矣！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