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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華人與二戰
——戰時在澳中國外交官員剪影
澳大利亞檔案館保存了幾份戰時中國外交人員活動的照片。與此相關的,當然是一大堆的涉及中國在澳外交活動的文件。我們無法在此將這些文件一一翻譯,僅就這些照片,反映太平洋戰爭期間,在澳的中國外交人員活動的一個側麵。
1942年11月6日,西澳洲柏斯。當日,西澳洲政府舉行閱兵式,以支持政府的新緊縮預算貸款政策。參加閱兵的是澳大利亞婦女陸軍服務隊及澳大利亞婦女空軍服務隊的成員。在主席台上的,是西澳洲女界名流和當地駐軍首腦,以西澳洲總督Michelle夫人為首,包括了當時澳洲聯邦政府總理科廷(Curtin)的夫人、中國駐柏斯領事館領事的夫人曹女士(Madame Tsao)、澳大利亞C區西澳洲地區司令O.V. Hoad上校、曼寧(Manning)上校、H. Gordon太太和J. McKinley太太。
1943年3月4日,墨爾本。中華民國駐墨爾本王良坤領事(L.M.Wang)在領事館接受L.H. Jackson夫人的捐款。Jackson夫人在瑪甫納區組織了一次蔬果市場義賣,將所的錢262鎊一分為二,一半給中國賑災基金,一半給戰俘基金。這是她將131鎊的支票交給王領事的情形。
1943年4月25日,澳洲的澳紐軍團日,墨爾本。中國駐澳公使館的武官王致光海軍上校(Chi-Kuang Wang)與朋友一起,向墨爾本的戰爭紀念碑敬獻花圈。
1943年6月25日,墨爾本。澳大利亞皇家海軍舉行閱兵式,由D.F. Croft海軍中將主持儀式。中國駐澳公使館的王致光海軍上校(Chi-Kuang Wang)亦被邀請參加這一儀式,站在檢閱台上觀禮。
1943年6月25日,墨爾本。澳大利亞皇家海軍舉行閱兵式,由D.F. Croft海軍中將主持儀式。中國駐澳公使館的王致光海軍上校(Chi-Kuang Wang)亦被邀請參加這一儀式,站在檢閱台上。這是其中一支部隊經過檢閱台時的情形。
1943年6月25日,墨爾本。澳大利亞皇家海軍舉行閱兵式,由D.F. Croft海軍中將主持儀式。中國駐澳公使館的王致光海軍上校(Chi-Kuang Wang)亦被邀請參加這一儀式,站在檢閱台上。這是澳大利亞皇家海軍婦女服務隊經過檢閱台向右看齊時的情形。
1943年7月14日,墨爾本,中國駐澳大利亞公使館人員合影。左起:武官王致光海軍上校(Chi-Kuang Wang)、參讚段茂瀾博士、無法辨認、助理武官魏汝霖(J.L. Wei)中校。
1944年7月17日,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澳大利亞總督Gowrie, VC PC GCMG CB DSO爵士在澳大利亞國會舉辦其任期結束告別餐會。左起:中國駐澳大利亞公使館一秘鄭康祺(K.C. Cheng)博士(我是根據對這段曆史的線索,判斷此為鄭康祺。因為這裏他的名字隻是縮寫,而手中又無工具書,難以確認。知情者請幫忙查查並指出其中文名字是否正確為盼)、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副總理兼聯邦議會陸軍部長Frank M. Forde、澳大利亞聯邦總督Gowrie爵士、澳大利亞聯邦總理John Curtin、美國駐澳大利亞公使Nelson T. Johnson 、澳大利亞聯邦議會反對黨領袖R. G. Menzies。
1945年1月27日,昆士蘭州黃金海岸。中國駐澳公使館武官署的二位助理武官魏汝霖(Julin Wei)中校和肖大中[音譯](Tachung Hsiao)中校在訪問駐防該地的澳大利亞第4裝甲旅後,與該旅的E. J. Ryrie少校在旅司令部門前合影。
1945年(具體月份不詳),新南威爾士州悉尼,中華民國駐澳大利亞公使館武官署的武官,在悉尼的一個公園合影。
1945年(具體月份不詳),新南威爾士州悉尼,中華民國駐澳大利亞公使館武官署的6位武官(一位空軍武官、一位海軍武官,其餘為陸軍),在悉尼的聯邦保險總公司大樓前合影。
1945年7月6日,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國會大廈的國王廳裏,正在為前一日去世的澳大利亞聯邦總理John Curtin舉行吊唁儀式,段茂瀾參讚代表中國駐澳公使(當時發表的新任中國駐澳公使是鄭亦同,顯然這個時候鄭尚未到任)前往吊唁,正在步上台階,準備參加儀式。
1945年8月24日,墨爾本。這一天是維多利亞州進行盛大的慶祝太平洋戰爭勝利遊行大典活動,在墨爾本市政廳門口,由維多利亞州總督Winston Dugan爵士主持慶祝儀式。中國駐澳公使館的武官王致光海軍上校(Chi-Kuang Wang)亦被邀請參加這一儀式,這是他剛剛抵達檢閱台時。一位自由法國的高級軍官就過來和他套近乎。
1949年10月後,段茂瀾任國民黨駐法“使館公使代辦”。1956年出任台灣駐巴拿馬“大使”,同年調駐菲律賓“大使”。1963年內調回台,任台灣“外交部”顧問。1965年至1970年先後任駐象牙海岸及駐阿根廷“大使”。其後十年間,先後在台灣“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東吳大學、淡江文理學院及中國文化學院任教。1980年2月26日病故於台北。
歷任國軍各級部隊長、參謀長,駐澳洲陸軍武官。來臺後獻身教育,先後任革命實踐研究院、國防研究院講座、大學教授、中華戰史研究協會秘書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委員等職。
據:黃埔軍校將領名錄(三)www.360doc.com/content/091110/17/178233_8748539.html
鄭念:籍貫不是上海的“上海名媛”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9-12-11 發表評論>>
追憶一代名媛鄭念女士
一位真正的貴族不在他生來就是個貴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著貴族的風采和尊嚴。
“1980年9月20日,我告別了上海……大雨迷茫中,隱隱望得見遠遠聳立的外灘1號亞細亞大樓乃至樓內我辦公室的窗口……我要與生我育我的祖國永別了,這是個粉碎性的斷裂,上帝知道,我是多麽愛我的祖國……”
——摘自鄭念《上海生死劫》
《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的作者鄭念不是一位職業作家,她的作品隻有一部,雖然此書的問世比內地文壇傷痕文學奠基人盧新華的《傷痕》要遲,但因為作者是直接用英文寫作,再加上她獨特的文化背景和直白不矯情的行文,故而更具真情和世界共性,甫問世即引起轟動。要說傷痕文學的經典,筆者首推此書。
1988年9月,我與母親潘佐君女士合譯的《上海生死劫》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首版發行5萬冊,立時銷售一空,更有個體書販必要硬搭幾本過期期刊與此書一起出售。由於當時特定的曆史背景,此書沒有再版。當時還有另一中文版本,或者因為同樣的原因吧,此書後來也不見再版。
1996年,在香港,徐楓女士曾約請我寫《上海生死劫》電影劇本,她已買下此書改編權,並將親任女主角,以告別自己水銀燈下的生涯。筆者交出初稿,但總也不見電影開機。
籍貫不是上海的“上海名媛”
樹高千丈,葉落歸根。一直以來,中國人的“根”的界定,是以其籍貫為依據的,然近百年來隨著交通資訊的開拓和個人居住選擇權的開放,我們更以文化認知及人文價值的歸宿來認定我們的“根”,所謂“上海人”就是一個最典型的實例。
鄭念女士,原名姚念媛,原籍湖北,1915年出生於北京,父親為留日海歸,在北洋政府任高官。鄭念先後在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學受教育,後赴倫敦留學獲碩士學位。丈夫鄭康祺原籍濟南,為留英博士,雙雙學成回國後,丈夫出任民國時期駐澳大利亞外交官。上海一解放,鄭康祺博士就受聘任市政府外交顧問,不久出任英資殼牌石油公司(即亞細亞石油公司,此為唯一與紅色中國保留貿易關係的西方公司)上海辦事處總經理。1957年鄭康祺博士去世,英方以甘詞厚幣懇請鄭念擔任總經理助理直至1966年殼牌結束在中國的業務。“鄭念”這個筆名就是為紀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從1949年4月起直至1980年9月,鄭念一家一直生活在上海,雖然她一口京片子,從不講上海話,但她的所有親友,喜愛她的讀者包括她本人,都認定她就是一個上海人。直至去美國後,她幾乎所有的衣服,都是量了尺寸寄回上海請她相熟的上海裁縫做,再托人從上海帶去。1980年她離開上海前夕,婉拒了上海博物館收購她收藏的極其珍貴的文物的要求,而是按她“文革”前已立下的遺囑,將文物無償捐獻給上海博物館。她的青春、她的事業、她滿腔的中華熱血、她對未來的殷切期望都無私地獻給她生活了37年的這座城市。她為書起名《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是因為她早已認定自己的生命已與上海結成一段血緣共同體。1980年她的痛別上海,令她心中從此裂開一個很深的創口,永不會封口。她已預知不會再回來了,當時是因為特定的曆史條件,後來是因為年事已高,經不起長途飛行的折騰。
以鄭念女士的家世、經曆和教育,筆者幡然悟到,她才是真正的一代上海名媛。眼下在各種標榜為上層女子時尚雜誌中介紹的所謂新名媛,無非是美女加有錢丈夫或父親及名牌堆身,充斥著暴發戶的奢華,看在眼裏很為那曾經掠過時間回廊並投下高貴倩影的名媛叫屈。
名媛就是女中貴族,她們的崛起和出現,為中國女界開創了一種全新的文明和生活風格。貴族的“貴”,不在錦衣玉食、奴仆成群、前呼後擁,而在不用其一貫遵循的人文價值原則作交易,竭力維護自己在平民中的表率風範。猶如《桂河大橋》中那位英國軍官,雖然淪為俘虜、雖然已衣衫襤褸,但麵對敵戰國軍方的淫威所表現出的傲氣和貴氣,令人肅然!好像是福樓拜說過:一位真正的貴族不在他生來就是個貴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著貴族的風采和尊嚴。
鄭念,就是這樣一位名媛。
撰稿·程乃珊
文章來源: 新民周刊
http://www.china.com.cn/culture/weekend/2009-12/11/content_1905041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