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穀雄風
有所思，有所感，從曆史的時空中來，再回到曆史的時空中去。
追憶世界第一個癌症疫苗發明者之一周健博士：
一 生 偉 業 真 真 切 切
——周健夫人孫小依訪談
陳歡歡 王丹紅
引言
2006年，人類曆史上第一個癌症疫苗——子宮頸癌疫苗問世，一年之內，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在內的80個國家先後批準了這種疫苗的使用。世界每年有50萬女性被診斷出患上子宮頸癌，有25萬人死於這種疾病。專家指出，新疫苗的使用有可能在一代人中根除子宮頸癌。
99.8%的子宮頸癌是因人乳頭瘤病毒（HPV）而發生的，但今天的子宮頸癌疫苗不是HPV本身的減毒或滅活的抗病毒疫苗，而是使用了 1991年伊恩·弗雷澤教授和周健博士合作發明的病毒樣顆粒。用基因工程手段生產的病毒樣顆粒不含病毒感染成分、卻能刺激人體產生免疫反應，能有效地控製HPV感染，這是人類醫學史上的一項重大突破。2007年8月伊恩·弗雷澤博士在北京舉行的第四屆中國－澳大利亞科學合作論壇上，首次在中國介紹了子宮頸癌疫苗的發明和周健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周健卻未能親眼看到這項研究成果在臨床上大規模應用和在人類抗腫瘤中的巨大作用，於1999年他在回國訪問時突然病逝，年僅42歲。
“我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周健和孫小依都是杭州人，中學畢業後，他到工廠做工人，她到農村插隊。1977年，“文革”結束後恢複高考製度的第一年，倆人考入溫州醫學院醫學專業，大學五年，從相識、相知，直到相戀。
“我們兩人的性格完全不同，我比較好動，整天不是在操場上跑步就是在參加各種文娛活動，他很安靜，每天都拿著錄音機專心學習英語，他很喜歡我活潑的個性，我也羨慕他能專心致誌而取得優秀成績。”孫小依說：“大學畢業後就自然地走到了一起，這也是一種緣分。”
1982年大學畢業後，周健考入浙江醫科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師從病理學家徐英含教授做病理學研究，天天在實驗室做得很晚。這時，孫小依在浙江省人民醫院任眼科臨床醫生，家就在醫科大的街對麵，所以，常常晚上到實驗室去，幫周健做些細胞培養方麵的工作。
周健用兩年的時間讀完了碩士，又考入河南醫科大學攻讀病理學博士，導師沈瓊教授是我國食管細胞學創始人，長期從事食管癌的早期診斷、癌前病變和預防研究。在大量查閱了文獻之後，周健提出了從病毒病因學的角度，用分子生物學技術研究食管癌的設想。沈瓊說：“你的想法非常好，我可以送你到北京病毒所去學習。”
沈瓊立即將周健介紹給了自己的同學，時任北京病毒所所長曾毅，曾毅又將他介紹給北京病毒所副所長穀淑燕。當時穀淑燕剛從德國學習回來。正承擔著國家“七五”攻關計劃的幾個項目，專門做HPV研究。孫小依說：“周健運氣很好，
1986年，博士畢業後的周健進入北京醫科大學生物化學研究所博士後流動站，跟隨病毒學家張迺蘅教授繼續做HPV研究。這時，兒子周子晞剛出生，孫小依借調到了北醫三醫院眼科工作。
1988年，周健申請到位於劍橋大學的英國帝國癌症研究基金會(ICRF)的腫瘤和病毒實驗室做研究，並成為國際HPV研究的先驅Lionel Crawford教授接收的第一位中國研究員。孫小依說：“周健極其幸運，Lionel的實驗室是國際HIV和分子生物學領域最頂尖的實驗室之一；Lionel也很喜歡他，因為他是一個很有創造性的人。”
1998年，當周健在事業發展比較順利, 已經有了近十項發明專利時曾說：“我能取得一些成功全靠這一個個的老師，我真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Crawford教授的實驗室資金多、設備條件非常好，隻要有想法就能做，周健在劍橋做的實驗很有意義，但實在忙不過來了，他希望孫小依能到實驗室助一臂之力。Lionel給了孫小依一個訪問學者的職位，1989年，在周健到劍橋後10個月，孫小依來到他身邊，成為他的助手，但她沒想到的是，這一做就是8年，並共同經曆兩人生命中最激動人心的時刻。
劍 橋 偶 遇
1985年，當周健在博士階段專心研究HPV時，在地球的另一端，伊恩·弗雷澤獲得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博士學位後，他通過閱讀文獻得知：子宮頸癌是由HPV感染造成的，也在潛心專研HPV。
1985年，弗雷澤到昆士蘭大學的教學醫院亞曆山大公主醫院創辦了自己的免疫和癌症研究實驗室，決定加入HPV和子宮頸癌疫苗的研究。這時的弗雷澤身兼數職：教學、臨床醫生和研究。1989年，他決定利用學術休假年到劍橋大學病理係的實驗室進修。他所在的Margaret Stanley教授的實驗室正好與Lionel Crawford的實驗室毗鄰，因此，“幸運地遇見了不久前來自中國的周健博士。”他說。
“那時，
弗雷澤說，在劍橋，周健夫婦被稱為“神奇的手指”，什麽難事到他們手上總能行。孫小依說：“那時周健剛起步，我專心做他的助手，我們性格互補，他很有創造性，主意多，我比較有條理性，手巧，做細胞培養從未汙染過，給我的任務我都能細心完成，我們不但在生活中互相理解，而且在實驗室裏也配合默契，他隻要朝哪裏看一眼，我就知道他需要什麽東西，同事都說我們倆配合得可稱天衣無縫。”
“伊恩與周健在很多方麵很相像，他們都很努力，” 孫小依說，“每天早上一定是他們倆最早到實驗室，晚上一定是最晚走。他們很合得來。
弗雷澤說：“我們也常常在喝咖啡時間相遇，並談論彼此間如何可以通過合作來創造實現並驗證一些新的設想。”
但由於種種原因，倆人沒有條件在劍橋進行太多的合作。當弗雷澤準備返回澳大利亞時，他盛情邀請周健夫婦到昆士蘭大學他所在的實驗室一起工作。他已經申請到了不少經費，有條件通過努力就能繼續深入研究。1990年，周健帶著家人來到了昆士蘭。
孫小依說：“到昆大後我們還是接著做同樣的題目，一點沒有耽誤時間，換實驗室沒有帶來任何影響，進展很順利。伊恩也一直支持我們。不到一年，周健這一最重要的創造發明就有了眉目。”
“我們真的合成了一個病毒！”
HPV是一個很小的病毒，直徑45～55納米，科學家們已經對這個病毒研究了幾百年了，但對它的認識一直很膚淺，從未在實驗室中培養成功過，而且一旦寄存到宿主細胞後，它就會將自己的基因與宿主細胞的基因融合，因此，無法在體外看到完整的病毒顆粒，對它的研究進展受到了限製。
以前，科學家們曾試了許多方法，希望在體外培養這種病毒，周健和孫小依也一直在想方設法，但也都沒有成功。孫小依說：“我們試了許多不同的方法，確實很難，做基礎研究還是有些進展有文章可發表，但是對怎麽看到這個病毒顆粒真的是束手無策。”拿不到病毒，疫苗又從何談起呢？
夫妻倆人習慣在孩子睡覺後出去散步，周健往往走幾步會突然冒出一個想法，有時孫小依就拿筆記在手心，回實驗室後進行試驗。1990年年底的一天，他們像往常一樣出去散步，周健忽然說：“我們現有的L1、L2（HPV晚期蛋白、病毒殼膜的主要構成成分）表達很好，純化的也不錯，何不把這兩個蛋白放到試管裏加上一定條件，看有沒有結果？”孫小依說：“我當時就嘲笑他，哪有這種可能，將兩個東西放在一起就成了事？能有這麽簡單？”
過了半個月，周健又問孫小依那個實驗做了沒有，孫小依說：“我當時是記下來了，但我覺得你不會在開玩笑吧？”在丈夫的第二次催促下，她“抱著試一試的心態，按照他的思路，將兩個現存的HPV晚期蛋白放在試管裏，加一點這個，加一點那個，好像幼兒園小朋友做遊戲一樣，就這麽簡單。”
大約過了兩個星期後，兩人將合成好的東西拿到電子顯微鏡下觀察，“結果一看我們倆都傻眼了，真的是一個病毒樣顆粒合成了，我們實實在在的看到一個體外合成的病毒樣顆粒了！這真是驚喜的一刻!”孫小依說，“這真是很幸運，我們趕緊將這個結果告訴伊恩，他高興得嘴都合不攏。這是我們一輩子難以忘懷的瞬間，在不經意間實現了夢寐以求的突破。”
病毒學家都知道這個病毒樣顆粒的重要性：這個顆粒是個空殼，裏麵沒有病毒DNA內核，所以沒有感染性但外殼上有很多抗原，進入身體後就會刺激免疫係統而產生抗體，因此它本身就是一個疫苗。
我們就用這個HPV病毒樣顆粒作動物試驗，動物體內出現了免疫反應。弗雷澤和周健將這一成果發表在1991年第185期的《病毒學》期刊上。1991年6月，昆士蘭大學為這項發明成果申請了專利，當年7月，倆人在美國西雅圖舉行的乳頭狀病毒國際會議上報告了這項成果。
動物試驗成功之後就開始轉入臨床試驗。
英 年 早 逝
當臨床試驗做到某一階段時，昆士蘭大學已無力支付昂貴的科研費用成本，就將部分專利給澳大利亞一家生物技術公司 (CSL)，由這個公司接著做。但幾年後又支撐不去了，因為這階段在全世界很多國家做臨床試驗需要更多的經費，然後又將部分專利賣給實力更雄厚的製藥公司―美國默克公司。
孫小依說：“在每一次疫苗專利買賣過程中，這些公司都要給昆大一筆數目很大的基金來繼續做研究，我們實驗室又拿到更多的經費，又能做更多的實驗, 所以這是一個正向循環, 這是很激動人心的事。”
在弗雷澤的鼓勵下，周健在做研究的同時，也在攻讀昆士蘭大學的醫學博士學位。1994年，一位德
1996年，昆士蘭大學給周健提供了一個更高的職位，他帶著全家人又回到了澳大利亞，建立了自己的實驗室。1998年，他獲得3項澳大利亞國家健康與醫療委員會（NHMRC）的經費，加上公司回饋做疫苗研究的經費，成為當時昆士蘭大學曆史上在一年內申請到NHMRC經費最多的一位研究人員。
宮頸癌疫苗的臨床試驗還在世界各地進行。每年3月，周健都回到溫州醫學院看在那裏進行的臨床試驗。1999年的3月也不例外，但沒有人會想到，這竟成了一次沒有歸途的旅程。
“周健的身體一直很好，出國之後10來年沒有請過病假，他的勤奮是有目共睹的，他經常一周工作7天，日夜操勞。1999年2月，他整天坐在那裏寫基金申請書，寫完後說‘我怎麽這麽累啊？’ ”孫小依說，“我就勸他休息，3月份就不要去溫州了。但他堅持要去。”
1999年3月8日晚，剛到杭州沒幾天的周健還給家裏打電話，兒子在電話說：“爸爸，這次回來你給我買什麽禮物? 給我買一個最新的lego(壘高拚裝玩具)吧！”周健說：“沒問題，我肯定給你買回來。”孫小依對兒子說：“爸爸太累了，讓他早點休息。”
3月9日，周健因為感染性休克病重。
“四海之水難書痛情”
1983年，當周健準備結婚時，他給孫小依提過唯一條件是和父母住在一起。孫小依說：“他很孝順。我這個人比較容易相處，談戀愛的時候就跟他媽媽相處很好，所以說行啊。”
周健在家中排行第二，上有一位姐姐。 1988年，周健父親去世，母親就一直跟周健在一起。“從美國到澳大利亞，走到哪裏都把媽媽帶上。”孫小依說，“媽媽對我們也無私地關懷和幫助，我們倆就像母女一樣，我跟她開玩笑說，媽媽你是一個帶工資的保姆，軍功章有您的一半啊。”
周健非常寵愛兒子，每次出差都會給兒子帶禮物，反而是孫小依來為兒子製定規矩。孫小依性格柔和，婚後基本上都順從周健。然而，周健的驟然離去改變了這一切。
“我從周健身上學到的最大的東西就是堅強和毅力，擎天柱突然倒了之後我覺得我必須站起來，不能讓兒子因為沒有父親就倒下了，”孫小依說，“當時兒子隻有13歲，剛上初中，我對兒子說，‘沒關係，媽媽現在又是媽媽又是爸爸’。但這一突然的打擊還是縮短了兒子的童年，他一下成熟懂事了。他在周健的追悼會上說，‘我將追隨父親的腳步，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母親為兒子題寫的挽聯書：
尊師重友敬業忠誠有加 為事業嘔心瀝血殫精竭慮 壘五嶽之石不齊豐碑
孝親愛妻誨子無微不至 對生活淡泊自甘嫉惡如仇 罄四海之水難書痛情
嶽父為女婿寫的挽聯：
老天無情奪吾周郞 哀啼白發送黑發
宏業有成澤惠神州 忍聽濤聲慰悲聲
“一世偉業真真切切科研巨擘 畢生勤奮坦坦蕩蕩學者楷模”，這是嶽父為追悼會寫的靈堂挽聯，孫小依說：“這很好地概括了周健的一生，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周健大學時代的同學、溫州醫學院院長瞿佳回憶，周健曾同他徹夜長談，自信地表示自己雖然在本專業領域占有一席之地，但決不滿足，要在《科學》、《自然》這樣的頂尖刊物上也發表論文。然而，“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一個為征服人類疾病而日夜奮鬥的科學家，卻因當代醫學的無能而喪失了寶貴的生命。”
弗雷澤在給孫小依的信中說：“健是一位非常優秀的科學家，他在分子病毒學領域10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是許多科學家在30年中也無法企及的。他在研究領域中的傑出貢獻之一是：使我們能首先在世界利用人乳頭瘤病毒疫苗預防子宮頸癌成為可能，他在該領域的研究成果將使世界受益。”
1999年3月，昆士蘭大學癌症、免疫學和代謝醫學研究所決定：每年舉辦以周健名字命名的學術活動以及新建立的報告廳以周健名字命名, 永久地紀念他的研究工作。
願 更 多 的 人 受 益
2005年底的一天，製藥公司鄭重地正式宣布：子宮頸癌疫苗臨床試驗成功了，疫苗可以正式上市。這時，弗雷澤在紐約開會，當記者打電話去采訪時他才知道這個消息，他表示異常驚喜，但提到周健對疫苗的貢獻時，馬上哽咽地說不出話來:“可惜周健沒能看見這一天!”
2006年8月28日，在澳大利亞昆士蘭亞曆山大公主醫院，弗雷澤為一對少年昆士蘭姐妹注射了世界第一例子宮頸癌疫苗，孫小依和兒子周子晞見證了這一曆史時刻。20歲的周子晞已是一名工業設計專業的的大學生，他在周健演講廳演講時說：“我父親的創造性和弗雷澤教授的管理經驗結合在一起，他們形成一個完美的團隊。沒有弗雷澤，我父親就沒有資源或很難將專利變成產品；反之亦然，沒有我父親的研究，弗雷澤教授也很難在對這種疾病的預防和認識上有重大的進展。”
當天，昆士蘭財政部長宣布：為了慶祝子宮頸癌疫苗的啟用，州政府決定以周健的名義設立一項智慧之州獎助金，該獎助金將在三年的時間裏為獲獎者提供45萬澳元的經費，從事免疫和癌症領域的研究。
由於對子宮頸癌疫苗研製做出的非凡貢獻，弗雷澤被評為“2006年度澳大利亞傑出人物”和“2006年度昆士蘭傑出人物”。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周健的貢獻和我一樣多，他不能活著看見疫苗的夢想成為現實，這是一個悲劇。”
2006年3月，澳大利亞的音樂家創作了一首題為“伊恩·弗雷澤教授”的樂曲，慶祝他榮獲“2006年度澳大利亞傑出人物”和“2006年度昆士蘭傑出人物”殊榮。這首樂曲的第二樂章以東方風格的形式紀念弗雷澤教授的合作者周健博士和彰揚周健的夫人孫小依，表彰他們在子宮頸癌疫苗的研製中做出的貢獻。
這首曲子讓孫小依熱淚盈眶，心中充滿驕傲、榮譽、悲傷和喜悅。她說：“周健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讓我懂得怎麽去愛別人，讓我懂得什麽是真正的愛。雖然他已經走了，還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受益於這種疫苗。”
在子宮頸疫苗成功後，孫小依在此以前基本沒有發表過談話或寫文章。她說：“我這個人比較低調，這個疫苗的成功是千千萬萬科學家的結晶，周健在裏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在關鍵環節上的突破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我想，他如果活著的話也不會有意過分宣揚，他肯定會說我就是一個科學家，這就是我應該做的，能做出來隻是自己勤奮努力加上運氣，世界上還有那麽多人沒有做出來，但人家也一直在努力。這個事情沒有那麽偉大，隻是正好被我們做出來了。”
如今，孫小依計劃做兩件，一是協同昆士蘭政府和澳大利亞華人基金會（ACF）在明年5月舉辦“周健紀念日”活動；二是計劃和兒子一道成立“周健基金會”，獎勵最優秀的科學家，讓更多人來繼續從事醫學研究，給人類帶來更多的福祉。她說：“我的另外一個想法是希望這些活動能激勵我兒子，做人就是要踏踏實實地去做，讓兒子從這些社會活動中學會關愛別人，回饋社會。”（完）
原載於《科學時報》2007年10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