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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之福,華人之光
——緬懷華裔科學家周健博士
孫昌林[1]
“壯誌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沾襟。” 這兩句詩,表達了人們對曆史上那些為追求崇高理想而奮鬥終身,尤其對那些已經成功在望,卻不幸先逝的先行者們強烈的痛惜之情。周健博士恰恰就是這樣一位在醫學科學領域,尤其是在研究疫苗防治癌症方麵取得輝煌成就,卻不幸英年早逝的先行者。
周健於1957年出生於浙江杭州。1982年大學於溫州醫學院畢業後,先後在杭州,河南和北京的醫學院學習和工作。1984年在浙江醫科大學讀碩士研究生時,便開始了人類乳頭瘤狀病毒的研究。人們盡管早已知道婦女子宮頸癌和其他許多疾病都是由於這種病毒引起,但由於這種病毒極其微小,且不能在細胞裏培養,因而難以用人工的方式去合成,也就無法研究其致病的機理,所以盡管研究者眾,卻始終未能取得突破,而周健在國內就發表了多篇這方麵的論文。1987年2月2日的人民日報就以頭版報道了正在河南醫科大學讀博士研究生的周健,對人類乳頭狀瘤病毒的研究取得進展的消息。1988年他在北京醫科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期間,赴英國劍橋大學免疫學和癌症研究中心,繼續從事這方麵的研究。他首先提出了病毒樣顆粒的產生及其概念,並開始了臨床試驗。這是一種大有潛力的疫苗,可預防宮頸癌的發生。
昆士蘭大學的澳大利亞癌症研究中心主任Ian Frazer 教授就是在劍橋大學認識了周健,並力邀周健來澳大利亞共同工作。1990年,周健在結束了與劍橋的合約之後,便應邀來到昆士蘭大學的癌症研究中心, 此後Frazer便成為了周健的研究合作者和頂頭上司。此時周健仍繼續致力於利用DNA重組技術,人工合成乳頭瘤狀病毒的疫苗,並取得成功。因而就在周健來澳州的第二年即1991年,周健便與Ian Frazer教授聯名申請了DNA重組技術人工合成乳頭瘤狀病毒疫苗的專利, 這一專利比美國整整早了一年。據說澳美兩國還為此打了一場知識產權的官司,最後握手言和,成為兩國合作開發,進行世界範圍內的臨床試驗。此後周健在人類乳頭瘤狀病毒的研究領域裏,獲得了高度的國際聲譽。
周健也是一位高產的作者。從1982年開始,他在國際一流學術雜誌上發表了五十多篇論文 ,並擁有近十項發明專利。Frazer教授說,直到現在,他的研究中心裏尚未有人能獲得如此之成就。Frazer還說:“周健在分子病毒學領域10年中取得的成就,是許多科學家在30年中也無法企及的。”並一再強調,“他是我個人最好的朋友和最優秀的科研同事。”
1994年昆士蘭大學授給周健醫學博士學位。1995年周健應聘去美國Loyola大學任副教授之職,進一步深入研究人類乳頭瘤狀病毒的結構及其作用,並以驚人的速度發表了許多高質量的論文。1996年也許有感於昆士蘭的美好環境和氣候,尤其是真誠待他的Frazer教授,周健又回到了昆士蘭大學,被聘為高級研究員,並任乳頭瘤狀病毒研究室主任。1999年逝世前不久又晉升為首席獅子王研究員。當時他研究成功的乳頭瘤狀病毒疫苗即將全麵開始臨床試驗,可惜的是正當成功在望的關鍵時刻,周健卻突然與世長辭,恰是一顆科研新星的隕落,造成了澳洲醫學界的巨大震驚,更給他的親人,尤其是他的嬌妻愛子造成此恨綿綿無絕期的漫長的傷痛!凡認識周健的人都無不哀傷他的英年早逝!筆者細想之下,周健的早逝是意料之外卻在情理之中。試想出生在1957年代的那一代人,其悲慘遭遇是人所共知的,能從中脫穎而出,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除了周健本人的天分之外,更主要的是依靠他本人爭分奪秒的勤奮,正如Frazer教授談到他在劍橋見到周健的印象時說:“周健是最勤奮的研究人員,不分白天黑夜,凡我去實驗室時,總會看到他在那裏努力工作,我總是他實驗室裏的打擾者。”這說明周健是在嘔心瀝血地工作,他在工作中透支著他年輕的生命。周健的嶽父、也是筆者的摯友孫源泉先生,曾不勝唏噓地對筆者說:“周健是累死的。” 這句話怎不令人聞之淚下。
令人欣慰的是,周健過世以後,臨床試驗繼續順利地進行。前後經曆了三十三個國家的二萬五千名婦女的臨床試驗,證明了周健和Frazer教授共同研究成功的疫苗,對預防子宮頸癌100%地有效,且無任何副作用。這一消息由澳美雙方於2005年10月7日在紐約宣布:“預防子宮頸癌新突破,人類乳頭瘤狀病毒疫苗三期臨床試驗成功。” 這一宣布,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巨大的轟動,澳洲報紙《The Courier Mail》10月8- 9 日周末版,用頭版大字標題——“昆士蘭團隊攻克子宮頸癌”。澳洲的各大電視台也以頭條新聞著力報道了這一重大消息!誠然,如此重大的喜訊,怎不令人興奮!須知,澳洲有生育能力的婦女中,有70%曾被乳頭瘤狀病毒感染過,也就是說,澳洲的大多數婦女都生活在子宮頸癌的死亡威脅的陰影之下。而周健的發明將使子宮頸癌與婦女徹底絕緣!這是全球婦女之福,當然也是全人類之福。人們在慶幸之餘,自然會更加懷念帶來這一福祉的造福者—周健博士。事實上,這些日子以來,周健的同事們,朋友們,在這一意料中的勝利到來之際,無不更加思念昔日的帶頭人和“戰友”,紛紛打電話向周健的親屬表示慶賀和慰問。作為周健最親密的合作夥伴,Ian Frazer在紐約宣布這一條新聞時,也多次提到周健的名字。在《The Courier Mail》報道Frazer為“神奇的人”(Miracle Man)的時候,也報道了Ian Frazer對周健的痛惜和思念之情。Frazer對記者說:“令人悲傷的是,周健未能在他去世之前看到這項成果被公開承認。” 這也說明了Ian Frazer是一位有良知、重情義的科學家。
Frazer不僅表彰周健的貢獻,更讚揚了周健的中國心。在周健的追悼會上, Frazer特別提到了“周健從未忘記他的根,周健是華人社團的一位活躍分子。” 許多著名的華人科學家往往都把自己的成就與自己的祖國聯係在一起。諾貝爾獎獲得者、物理學家楊振寧和中國著名的數學家陳省三教授都曾異口同聲地表明:“我們的成就隻是證明中國人絕對不比外國人差。” 同樣,周健盡管是昆士蘭大學的醫學博士,但是他在所有人的麵前,都頗為自豪地說:“我是中國培養出來的土博士。”好一個“土”字!它恰恰印證了周健的中國“根”。Frazer說:“周健無疑是一位世界村的村民,卻不忘架設溝通與中國的橋梁,在澳大利亞癌症研究中心與自己的母校溫州醫學院之間,連接了一條強有力的紐帶,成功地使乳頭瘤狀病毒疫苗在中國進行了臨床試驗。”周健以自己的行動表明了他的中國心。但天有不測風雲。1999年,周健回中國進行學術訪問,突然生病,現代醫術卻無回天之術,一代英才就這樣離開了我們。但他的事跡又一次向世人表明:“中國人絕不比外國人差。” 周健無愧是中國培養的“土”博士,他無怨無悔的愛著自己的祖國大地,正如詩人艾青所說:“為什麽我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這句詩表達了包括周健在內的一切愛國華人的中國情結。
受摯友孫源泉兄所托,也為他愛婿周健的事跡所撼,在周健的科研成果已得到了舉世公認之際,寫此拙文以示緬懷,同時也將源泉兄為其愛婿所題的挽聯附上,以表親友們對周健的共同哀思:
一生偉業 真真切切 科研巨擘
畢生勤奮 坦坦蕩蕩 學者楷模
原載於《移民鏡報》2005年10月21日
[1]孫昌林,現居澳大利亞布裏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