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有窮而情不可終 /孫小依

言有窮而情不可終     

—     生活的小片斷像散簇的珍珠，我精心地將它串起來送給我的健 —   

孫小依[1]

一九七九年夏天的一個傍晚，杭州西湖邊的曲院風荷，荷花盛開，蓮葉迭迭，菡萏妖嬈。大二的暑期，正是我和周健的熱戀時分。白天在保俶山上的涼亭裏背靠背地念書的我倆，這時靜靜地走在曲院風荷幽靜的曲徑上。和風徐來，荷香與酒香四處飄逸，令人不飲亦醉。不遠處，有一對白發蒼蒼的老人，手攙著手坐在公園的長椅上竊竊私語，不時地飄出歡愉的笑聲。我倆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那一對麵目慈祥的老人。健說，這才是人生最令人羨慕的時光。我說，白頭偕老是人生最美好的憧憬。四目對望，倆相依偎，意在不言中。

當時的我們，怎麽會想得到，我們的生命剛越過四十的坎，正值人生最美好的巔峰年華，我最親愛的摯友、丈夫突然瀟灑地去了天堂，卻痛苦地把我留在人間：“憶君迢迢隔青天，昔日橫波目，今作流淚泉”。

我的健是我今生的白馬王子；我的健是我居家過日子的稱職丈夫；我的健是我兒子極具愛心的好父親；我的健是我公婆的孝順兒子；我的健是勤勤懇懇、坦坦蕩蕩的學者；我的健是極賦創造力的科學家。

愛情篇

我和健同是從杭州考入溫醫醫學係的七七級學生。我收到的第一封情書竟是健悄悄地塞到我手心中的一張豆腐幹大小的紙條。紙條上麵除了寫著想約見我的時間地點外，還寫著要與我比學習成績，互相幫助。並保證和我交朋友不會影響讀書。就是這張小小的紙條，沒有華麗的詞藻，沒有浪漫的詩句，沒有甜言蜜語，我卻有一種心弦被撥動的感覺。實在、坦誠、無華，居然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這就是人生一種緣份吧。不過我們那個年代，誰敢把“愛”字掛在嘴上？“談戀愛”也屬於秘密“地下工作”。入學前，健做過工，我下過鄉，都屬大齡青年，卻都沒戀愛史。可在當時，這再也正常不過了。都是杭州人，更要避“嫌”，約會更要保密。好朋友範紅心義不容辭地當起“地下通信員”。為了不影響學習，每周約會很少超過一次。考試期間約會還要少。約會地點常在離學校15分鍾遠的小河邊。因為校門十點上鎖，每次約會後都必須翻牆回校。如遇有需及時傳遞的信件，健想了個絕招，留下親友來信的完好信封，互相交換。然後裝進自己的信件放入班級信箱，當天保證收到。且不留蛛絲馬跡。“秘密戀愛”持續了三年，直到回杭畢業實習那年，婆婆的一位在醫院工作的朋友無意中“泄露”了“機密”。好在時勢已有所轉變，才不至於鬧出勒令退學或人命關天的新聞來。

戀愛時，他曾告訴我許多他兒時的好奇心和惡作劇。如拆自行車、縫紉機、鬧鍾，甚至連手表也不能幸免。奇的是，他居然都能使其“戰利品”恢複原樣。由於他的惡作劇，還竟然會有他媽下班時，同學們的家長排隊告狀的“曆史”。他從小脾氣倔強。他媽媽因他“闖禍”要懲罰他，小不點兒的他竟然會仰著頭，一付任憑懲罰的樣子，竟讓他媽媽無法下手。

剛認識他不久，有一次談起各自的愛好，我帶著炫耀的口氣稱自己是無線電愛好者，是中學裏無線電興趣小組唯一的女生。自己動手裝四管收音機、做航模。常去杭州吳山路上的無線電商店買零件等。他隻笑著說，他也喜歡無線電。就沒說別的了。後來從他外甥那兒知道他裝過電視機，但他卻從不顯露。我真是關公麵前舞大刀，不由得更佩服他了。

談戀愛不久，健悄悄地送我的第一盤磁帶“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他自己錄製的，當時可稱為希罕貨，我愛不釋手。隨著經濟的好轉，市場上有了原聲帶，健說我的歌喉酷似蘇小明。健花了相當於那時一個月的夥食費買了一盤蘇小明的原聲帶送給我。還得忍受被我斥責他的“揮霍”。這盤原聲帶我一直保留至今。此後的很多年，每年生日，我都會收到一盤深為我所喜愛的原聲帶。

大學畢業前夕，我倆的愛情曾麵臨過很大的考驗。他的浙醫大研究生錄取通知書已經收到，去杭州讀書是毋容置疑的。那時的研究生可謂鳳毛麟角。他是同學中的佼佼者，前程無量，而我還在等待分配（當時畢業生由國家統一分配）。因我們的“戀愛機密”已“泄露”，按當時的政策，我很有可能回不了杭州而被分配去浙江的“新（新疆）、西（西藏）、蘭（蘭州）”。一對相戀之人有可能從此天各一方。當時我很迷茫，我曾認真地找他談心，我提出我們還是分手吧，免得影響他的前程並忍受分離的痛苦。他卻噙著淚水請求我把話收回。他說，他盡量在兩年內完成他的學位，然後不管我在哪裏，不管那個地方有多苦，他一定會回到我的身邊。要是我不願等，那他就不去讀研究生，跟我一起分配去邊遠地區。我被他的真情感動，我默默地發誓，我這一輩子跟定他了。以後無論他走到哪裏我都要陪伴在他的身旁。我真的這樣做了，他在生之年，不管他走到天涯海角，無論遇到什麽樣艱難困苦，我總在他的身旁。 

健是屬於粗線條的人，大大咧咧的，但粗中有細。健很會關心和照顧別人，是那種沒有多少甜言蜜語但能表現在行動上的男人。大學五年，我幹了五年的“體育委員”。健從範紅心那兒得知我常在體育運動後肚子餓，就買一大聽餅幹“寄”給我。在我們大學時代，這一舉動已稱得上“大手筆”花費了。在我們相處生活了的二十幾年中，他始終是這樣地寵著我。我喜歡的東西，他會記在心上，不定什麽時候會出現在我的眼前，給我一個意外的驚喜。一九八九年，剛出國不久，有一次，在劍橋我看中一件英國式樣的風衣，但價格令人咂舌，不敢問津，隨之也就拋在腦後了。過了幾年，我們從英國移民澳洲。健從澳洲去英國開會回家，像往常一樣，家裏每人都有禮物。打開我的禮物袋，見到了那件既陌生又熟悉的風衣，怎麽讓我不感動呢。一九九零年初，卡拉OK興起，我是個天生愛唱愛跳的人，自然一見“鍾情”。當時我倆剛在布裏斯本買了由生以來的第一套房子，手頭不寬裕，連割草機還買不起，我哪敢奢想那一整套“前衛”的電器玩意兒。但在我生日那天，出現在我麵前大小不同的一大堆盒子，居然是一整套音響、功放機等，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高興得我手舞足蹈。可待一一打開盒子，看著那幾十根線，我頭皮都發麻。健卻笑眯眯地開始搗鼓起來。那副胸有成竹的樣子，讓我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至今記憶猶新。從那以後的幾年裏，不管在家裏還是在中國人社區的歌舞晚會上，隻要用上這套音響，不管健多忙，他都樂嗬嗬地做我的“隨從”，伺候那一大堆電器玩意兒。從家裏拆下，搬上車運到現場，再重新裝上。那可是費時間的活兒，盡管他自己不唱不跳，圈子裏朋友都知道，他絕對是個負責的“音響師”。他可是個爭分奪秒的人，但從未聽到他對充當“音響師”有半點兒怨言。

家庭篇

平時，生活中的小事他都由著我，讓著我。他屬於大氣量的男人。這點像我婆婆，寬宏大量，從不斤斤計較。兒子說他沒見我和他爸麵紅耳赤過。我還真記不得我們曾有大吵大鬧，尤其是當著婆婆和兒子的麵。從相識、相戀、結婚、育兒，到步入人生中年的二十二年的日子裏，我們倆人基本上形影不離，在好幾個國家和地方一起學習、生活和工作。我們每天都有說不完的話，開誠布公，真誠相待，慢慢地相互塑造、影響。就像兩塊泥巴，捏一個夫，捏一個妻，和在一起後再捏夫和妻，和多幾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就是家。與世界上大多數家庭細胞一樣，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少一樣都不行。生活在這個真實的世界上，免不了經曆風風雨雨，碰碰磕磕，溝溝坎坎，酸甜苦辣，缺一都不成。矛盾與統一，自我和大家，像個天平，永遠要隨時調整平衡，這大概就是平凡家庭的要素。我們倆從開始就有不成文的默契和願望，互敬、互愛、互助、互讓。雖然這很難，但我們都很努力地去做。我記得，大概從小學三年級起，我開始養成記日記的習慣，結婚後嘎然而止，因為心裏的話都可以和健講，互相傾聽對方的心聲。煩惱、痛苦可以一古腦兒倒出來，沒必要再記日記了。相互信任、交流、關愛和責任是我們家幸福、平和的法寶。俗話說：家和萬事興。健還說，家要常有新的目標、新的變化、新的內容。所以，全家一有空，常去郊遊，去海邊，去釣魚，去世界各地旅遊。健愛好攝影、聽音樂、修整花園和釣魚，他還是個地地道道的足球迷。“世界杯”賽時，常常半夜起來看足球比賽。他的“小資情調”和風趣幽默給小家庭帶來許許多多的樂趣。他的變化和創意，大到搬家換地方，小到更新房內插花或者變更換房內家具的位置，不斷地營造快樂的小家庭氣氛，這是我們婚姻這朵花常新常豔的訣竅。

按健的要求，我們婚後一直與公婆生活在一起，老少相處非常融洽。一九八八年公公過世後，婆婆是家裏帶工資的“保姆”，隨我們走南闖北，為這個家操心勞累，是我和健的堅強後盾。我們開玩笑說，前方、後方一起忙，軍功章裏有媽的一半。有的朋友還以為她是我的媽媽而不是婆婆。隻要健在家休息，保準他是“主廚”，我和婆婆隻輪到做助手。有時婆婆要按她的方法烹調，那就熱鬧啦。肯定會有“廚房裏的爭論”。每次健搶“主廚”位子時，婆婆還是“主動”讓賢。健會做一手好菜，糖醋排骨、紅燒魚、麻婆豆腐都是他的拿手菜。家裏請客，健總是搶做“主廚”。不過他是大將風度，非需要我這個助手不可，事先洗切配好，他才上手，動作神速，烹調技術一流。事後，“苦了”我這個當助手的，“滿世界”地去找酒瓶蓋，醬油瓶蓋。。。讓它們各就其位。我總是樂在其中。當然，對他“功勞”的讚揚聲也要不斷。下次，他的積極性會更高。兩人一起下廚做飯，廚房裏總是其樂融融的。夫唱婦隨，天下一大樂趣也。

說起糖醋排骨，還有一小段在劍橋的LINK HOUSE的趣事。LINK HOUSE是當地教會專為海外學者提供的六室兩廳的住宿小樓，帶有美麗的英式花園。由年輕的牧師約翰一家和海外學者同住，並提供早餐及管理。小樓住滿各種膚色的海外學者。牧師的五歲的兒子小戴維是一個非常活潑可愛的孩子，他愛和我們一起吃中國飯菜。尤其是健燒的糖醋排骨。老是嚷嚷要吃糖醋排骨。我們出外旅遊也常帶著他，健還訓練小戴維用中文叫叔叔。有一次，廚房水池的下水管道堵塞了，牧師隨口說，不知是什麽東西堵住了。小戴維緊接著回答：那肯定是叔叔的糖醋排骨的湯鹵啦。引得哄堂大笑。

健是屬於傳統家庭型的男人，對父母非常孝順。公公到了晚年，反複腦溢血和中風。得時常住院治療。健盡量擠時間去照顧父親，幫父親擦背洗腳。在杭時，婆婆外出活動，健不放心，經常騎自行車接送。我觀察到他對父母的悉心照料和孝敬，心想這男人不會錯，將來肯定會是個居家好男人。我最喜歡他的誠實真摯、爽朗寬宏、熱情助人、慷慨大方、幽默風趣、手腳勤快、思維敏捷。

有人以為，科學家大都像陳景潤似的。但我感覺健及其他身邊的許多科學家，他們都是家庭和事業兼顧型的。健在工作時，專心致誌，爭分奪秒。回到家，就像個調皮的大孩子。有了兒子後，他也是如此。兒子才二三歲，兩人就一起摸爬滾打，沒個大小。我說兒子要靠父親作規矩，從小要樹立父親的威信。兒子犯了錯，我說要告訴你爸，我得事先與健通好氣。然後，健會很“嚴厲”地與兒子談，兒子還挺害怕的。剛談完，他會背著兒子朝我扮鬼臉，我還得忍著不能笑出聲來。健的理論，像子晞這樣的孩子，要用中西合璧的方法來教育。以多鼓勵多表揚為主，發揮他的個性，正確引導，言傳身教，邊玩邊教，不把孩子當小輩來訓，應當從小就把兒子當朋友相處。兒子從幼兒園回家滿口講的是英文，我們就假裝聽不懂，不理他，等他講中文，我們才理他。我們告訴兒子，他有特殊任務，在校要認真學英文，將來做我們的英語老師。在家要認真學中文，我們做他的中文老師。兒子上小學時，基本上是每天從學校帶一本書回家，臨睡前，我和兒子一起讀書，鼓勵他當小老師來教媽媽。周末，健常帶他去圖書館。老師叫子晞為“書蟲”。果然，兒子在參加中學獎學金考試時，成績不錯，英文成績尤為突出。

健的做人哲學，誠實加上言而有信，說到做到。他堅持這樣的方針教育孩子。兒子小的時候，我問他，爸爸教你做人最重要的是什麽。他會大聲回答，男子漢說一不二。從三歲起，兒子開始迷戀自己動手搭LEGO和製作航模，四歲已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我們因勢利導，一邊誇他搭得好，一邊引導他，如各方麵表現都好，可以獎勵一套新的LEGO。反之，則停買LEGO。在這方麵，健是最舍得投資的。健曾經戲虐地說，我們家最值錢的東西就是LEGO了。自從子晞迷戀上搭LEGO和航模後，有時晚上很遲還不肯睡。健就規定要他按時睡覺，超出時限，將罰部分LEGO沒收並送人。幾次兌現後，子晞知道，他爸說到做到。同樣，健如果答應子晞辦什麽事，那他一定盡力辦到。有一次，健答應下班後幫子晞買一卷筆刀回家。可健下班晚了，又忘了買卷筆刀，車快到家門口才想起這事。那時的超市關得早，我說肚子都餓了明天再說，健還是堅持去城裏的日夜商店買到卷筆刀為止。如果他答應子晞那個周末的活動，他會把手頭的任何事情放下。如有節外生枝的事，他一定會說，對不起，我已經答應子晞了。

健的做事態度，持之以恒。同樣，他要求兒子也是如此，做事要有始有終。兒子學鋼琴就是一個例子。我喜歡音樂，尤其是鋼琴。我對自己兒時由於文革不能繼續學琴而耿耿於懷，寄希望子晞能學琴，故早早就打算買鋼琴讓子晞學。健說等子晞自己想學再買吧。子晞七歲時，我們在芝加哥，他想學琴了，要求買琴。健讓子晞再好好考慮幾天，一旦決定學，就要連續幾年，達到一定級別，不能半途而廢。如果中間突然停學，那麽鋼琴就得送別人或賣掉。子晞決定學，師從廣州樂團的鋼琴家陳靜薇。有時子晞想“賴學”，健隻要提醒一下是否不要鋼琴啦，子晞就明白了。回布裏斯本後，繼續在著名鋼琴家王羽老師的輔導下，掌握了一定的樂理知識和演奏的基本功。直到現在，子晞常常還自彈自唱，自娛自樂，有時還和朋友們一起自編自演一些小節目。我們還能從琴聲中辨出他的喜怒哀樂。對子晞來講，終生受益。

他對孩子對我的愛，真是一種刻骨銘心的愛。婚後，我計劃用三年時間完成眼科醫生的基本訓練和進修，再懷孕生孩子。可是婚後第二年，卻懷了孕，全家人歡欣鼓舞。我自己亦認為既來之則安之。可是懷孕五個月時，卻患上自身免疫性疾病，將胎兒的甲狀腺蛋白當作異體蛋白，從而產生“甲亢”。活蹦活跳的我，走到二樓居然還要歇好幾回，心跳一百二十。內分泌醫生命令我馬上服藥，終止懷孕。健及家裏人也都勸我聽從醫生的忠告。我這人平時耳朵根挺軟的，可這次卻“倔強”得要命。都快三十的人了，這次終止了懷孕，那下次就更難，非要鋌而走險，堅持不服藥，把孩子生下來。醫院專門請了幾個有關科室的專家，為我成立了一個醫療小組。一致認為，分娩是個鬼門關，很容易激發甲亢危險。一旦有了甲亢危險，搶救成功率很低。婦產科擬定了剖腹產計劃，醫院特意從德國進口一種針劑備用，曆經萬難總算捱過十月懷胎。臨產期，我提前住進醫院。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傍晚，我的子宮縮緊了，醫療小組成員全部到齊。兵臨城下，緊張的氣氛籠罩著我的身邊，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幕，簡直就是處在生與死的邊緣！我躺在推往手術室的推車上，健那一雙冰冷而微微顫動著的手一直緊緊地握著我的手，那是我一輩子走過的最最漫長的過廊。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看著我。那眼神帶著一絲憂慮和驚恐，一種期待和鼓勵，但又夾雜著那種生離死別的酸楚，我無法用語言來描述那永遠難忘的一瞬間。手術室的門打開了，推床往裏進了，他還不鬆手。他離得我很近很近，我能看到他額上沁出的密密的細小的冷汗珠。隨著手術室門的“咣當”聲，我能看到健的心緊縮了，因為我的心也緊縮了。上帝保佑，剖腹產分娩過程沒有出現“危象”，平安產出7.5斤重、哭聲嘹亮的兒子。上帝始終在考驗人的意誌，這些考驗給人的愛情和生命賦予新的含義。

健是對家對孩子充滿愛心的人，同時極具責任心的人。記得一九八七年，健進北醫工作，我隨即從杭州的浙江省人民醫院眼科借調至北醫三院眼科工作。那時子晞才一歲多，三天兩頭生病，扁桃體發炎、發燒等。當時，我是眼科的臨床醫生，工作特忙。由於公公生病，婆婆留在杭州照顧。一旦子晞生病，我們倆就亂了套。一個深秋的後半夜，我朦朧醒來，借著冰冷的月光，我見一個影子在不停地搖動，我一骨碌起身仔細一看，是健裹著一條被子，懷裏揣著生病的子晞在晃動。我問健怎麽啦？健答：“子晞哭鬧，我怕驚醒你，就搖著他睡覺。快躺下，你明天還要值班”。我那控製不住的淚水悄悄地順著我的腮幫子往下流，我忘不了這景這情。我的健就是這樣默默地挑起家庭的重擔。他是家庭的頂梁柱。

那時，三天兩頭要帶子晞去北醫的醫務所打針。看著子晞的小屁股上針頭都難以刺進的硬腫塊和蜂窩樣的針眼，對我和健來說是最心疼、最痛苦的事。當時在中國，大病小病好像非注射抗菌素不可。每次健推自行車送子晞去打針，子晞都哭鬧著不願去。最寒冷的冬天，健都會頭上冒冷汗，臉色煞白。快到門口時，健總是用乞求的口吻對我說，行行好，你帶子晞進去吧。我這個當臨床醫生的媽媽隻能硬著頭皮頂著。健就是這麽個“軟”心腸的父親。

事業篇

我最佩服健的恒心和毅力。我想這是他能要成為一名科學家的基本素質。就像他以前的老板Lional說的那樣，健從不言敗，從未在挫折麵前退卻過。他喜歡挑戰，而且總是充滿激情地去尋找新的挑戰。他說，人生的任何階段，都要在自己的前麵設立新的衝擊目標；不僅要有長遠的目標，也要有短期目標。這樣人生才活得充實，才有意義。他對周圍的事物永遠充滿好奇心、探索心，他喜歡用不同的眼光和不同的角度並轉換思考方式去探索世界。他精於觀察，勤於思考，善於總結，他很能抓住事物的關鍵。他具有超人的記憶力、很強的邏輯思維能力和跳躍型的思維方式。他不是人雲亦雲的人。我想這些都是他幹事業的保障。但在我的記憶中，他總覺得自己不聰明，要靠勤奮來彌補。他的口頭禪就是笨鳥先飛。

在大學時，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學英語的勁兒。七七級的英語程度參差不齊，一進校就按英語考試成績，把英語課分成甲乙丙三個班，然後，每學期結束再按考試成績分甲乙丙新班。連續了四年，大家壓力都不小。我和健雖始終都在甲班，但我和大部分同學一樣，應付過考試就完了事。他卻非常認真、踏踏實實地學。經常向王庚堯老師刨根問底。學語言是門苦差事。他卻樂在其中，學得津津有味。當時，我們的生活在半導體收音機年代，擁有一台收錄兩用機的同學屈指可數。那可是個“奢侈品”，真正派上用場的更少。健是得天獨厚，不僅擁有這個“奢侈品”，而且一有空就捧著它聽“英語九百句”、“新概念英語”等。真可謂見縫插針。學校操場的角落、大教室旁的空地時常能見到他專心孜孜地學英語的身影。大學五年，以及碩士和博士期間，從未見他中斷過。當時，我覺得他有點“傻”勁。直到一九八五年，他兩篇碩士生論文順利地在國際一流雜誌上發表後，我才深刻地體會到“種瓜得瓜”的道理。持之以恒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還真難。一九八七年，他在出國前的小型國際學術會上，已經能用流利的英語與“老外”交談。我還清楚地記得這台一個半喇叭的黑色收錄兩用機，約三、四十英寸大，重重的。記得結婚時，他還用著它。丟掉前，健留戀地拍拍它，我則調侃地用俄羅斯民歌《三套車》的基調唱：“你看吧我這匹可憐的黑色老馬，它跟我走遍天涯。可恨那主人要把它丟啦，今後的苦難在等著它。”

七七級學生畢業時，報考並錄取研究生的機會不多。健以很優異的成績，幸運地考取了浙江醫科大學（現浙江大學）病理係徐英含教授的研究生。健感到機會來之不易，要好好珍惜。正好，當時家就在大學附近，健就常“泡”在實驗室裏。我則已在浙江省人民醫院做眼科醫生，有時把我也“搭”進去。晚上我去幫著洗實驗器皿、配溶液、學做細胞培養等簡單活。殊不知，這些“活兒”後來竟成了我“進駐”劍橋的“鑰匙”。細胞培養需按時換液和傳代。結婚的那天晚宴，親朋好友陸續到家，卻不見健的蹤影。媽媽開始著急，我倒挺篤定，知道他去“喂”他的細胞。果然，不一會，就見健氣喘籲籲、滿頭大汗地跑回家。一邊說對不起，一邊進廚房去掌勺。那時的婚宴非常儉樸，但極溫馨而熱烈。第二天，天蒙蒙亮，健又去實驗室“喂”他的細胞了。他覺得非常過意不去。當時確實沒有度密月的時間。我相當理解他的事業心，並支持他的工作。我對他說，我不在乎這一個月，我在乎的是一輩子。他承諾將來補上。當然，後來他不僅實現了他的諾言，而且，當他事業有成之日，攜著我的手遊覽了許多世界名勝古跡，補回我數不清的蜜月。

八六年初冬，天氣特別寒冷。健在河南醫大論文答辯前夕，我抱著才出生三個月的兒子登上了從杭州開往鄭州的列車。列車剛停靠鄭州車站，我就遠遠看見在寒風凜冽中健那瘦長的身影，心裏納悶，雖大冬天穿得多，也不該那麽細長啊。看他急急地朝車廂奔來，稍近，我才看清他消瘦得不成樣子的臉，我心一酸，眼淚控製不住地往下掉。見麵我第一句話就是“你病了？”他卻笑嗬嗬地說：“沒事，寫論文熬夜唄。”兩天後，我才從他同事口中知道，為了專心寫博士論文，他把自己關在實驗室裏整三個星期。足不出戶，餓了就煮方便麵和大白菜。他就是這麽一個“拚命三郎”。其實，當時我自己也是“同類人”，年輕氣盛。多少年後，我思索，我內疚，如果我常拖他後腿，也許……。

一九八七年的中國，博士後流動站還是個新名詞。健剛博士畢業，很幸運被中國生化及病毒研究的前輩北醫副校長張迺蘅教授，選進北醫的博士後流動站，在當時中國的一流的實驗室，繼續從事HPV的研究。新的機會和新的挑戰讓健激動不已，他的口號是“事業和家庭並進”。為了加速試驗進程，他自己動手製備許多試驗用的溶液和試劑，常騎單車去西單的生物試劑公司買酶及試劑，以縮短從醫院訂貨的過程；遇上用超高速離心機，還得從家裏卷上鋪蓋睡在實驗室裏。他爭分奪秒，馬不停蹄，然而卻少不了陪兒子踢球跑步，也少不了一家人遊覽北京的名勝古跡，還為兒子領養了一隻波斯貓。小家庭生活蠱意盎然。

健是不安於現狀的人。一九八八年，當他得知英國帝國癌症研究中心的(ICRF) Lionel Crawford的HPV研究處於世界領先地位，Lionel的手下曾有諾貝爾獎得主，他便鬥膽申請Lionel的研究員職位。當時，Lionel從未招過中國學者，他收到健的申請後，詢問了當時在ICRF總部從北京病毒所來的訪問學者白教授，托白教授打聽周健其人。白教授回國後認真地做了一番調查。正巧白教授和穀淑燕教授是同學，知道穀教授是北京病毒所出了名的嚴師，從穀教授那裏得知，周健是她的得意門生，準錯不了。就這樣，健十分幸運地成了Lionel的第一個中國籍研究員，健也是當時在劍橋的文革後的第一批中國籍研究員。其中還有兩個小插曲。那時出國人員須單位擔保。否則不能辦護照。張迺蘅教授知道後，二話沒說，寫了擔保書並按需交納了擔保金。健經常念叨他的老師們，是他們的巨手把他托起來的。另一小插曲，說實話，我和健絕對屬於“沒有經濟頭腦的”那種人。當健去衛生部辦出國手續時，辦事人員要求健核實工資數額，並說從沒辦過這麽高工資的出國研究人員時，我們才醒悟到，Lionel給的工資不薄。就這樣，健跨出了國門去深造。

我在送健離開機場前一分鍾，還往健沉重的背包裏硬塞進一斤固體醬油，因道聽途說劍橋沒有醬油。我知道健的口袋裏隻有五塊美元，連飛機票都是幾家親朋好友好不容易籌齊的。我怏怏不安地看著健踏上新的人生旅途。後來，健告訴我，到了倫敦機場，打了個電話給Lionel的辦公室，他的秘書回答：實驗室剛從倫敦搬到劍橋，讓健自己趁地鐵去劍橋。秘書會在地鐵站門口接他。那枚健緊握在手心的五美元被捏得汗漬漬的，所幸的是，五美元夠了那張難忘的地鐵票。

健非常珍惜在劍橋的學習機會，加倍奮發圖強。Lionel給了健全力的支持和幫助。健在HPV研究領域裏，站到了一個很高的起跑線，也因此結識了世界上很多HPV研究領域裏傑出的科學家，其中包括了Ian Frazer，Lutz Gissmann，Ronald Zu Hawson，Margaret Stanley，Denise Galloway，John Schiller，Lou Laimins，John Doorbar，Paul Lamber，Suzanne Garland等教授。他與世界各地的許多科學家們開展了全方位的合作研究，這些合作研究和交流進一步開拓了健的視野，對健熱衷於的HPV研究和探討有著很大的影響和幫助。他先後在美國芝加哥Loyola醫科大學及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工作。他在HPV的研究中，可謂碩果累累，他先後有十來項專利。Ian Frazer教授曾經評價，他短暫的一生對科研的貢獻是很多科學家一輩子都不能企及的。在紀念健逝世九周年之際，他生前的這些科學家朋友們，都寫來紀念文章。大家還記得健的熱情奔放、幽默風趣；還記得健對科研的執著投入，鍥而不舍；還記得健的敏捷聰慧、思路開闊；還記得健的知識淵博、善於交流；還記得健待人誠懇、胸懷坦蕩；還記得健豪爽好客、樂於助人。這是我和家人倍感欣慰的。健在研究領域裏的具體成就，那些科學家們在他們的紀念文章中有詳細敘述，我就不贅述了。

健的求知欲極強。麵對這顆直徑隻有45～55納米的病毒顆，問了一個又一個的為什麽，又一個一個的潛心研究解答，從不厭倦。他的腦子像一口從不幹涸的泉眼。他在科研上的新思路、新主意“咕嚕咕嚕”往外冒，源源不斷。我常驚訝他的腦袋裏裝那麽多“點子”。他不僅滿腦袋的科研點子，而且非常喜歡自己動手做試驗。他做事麻利，講究高效。我做了健的八年助手，從來沒有同時隻做一兩個課題的，都是好幾個課題齊頭並進。說實話，我經常連上廁所都是一溜小跑。安排一天的試驗，要使用“優選法”。好在我還算是有條理的人，能應付自如。做他的助手挺有成就感的。他常說，做科研最怕走死胡同，避免鑽牛角尖，所以，課題換得很勤。他想出來的“鬼主意”用晚期蛋白L1、L2合成HPV病毒樣顆粒，就是我們倆晚上散步時，他提出這個設想的。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他提出來時我還以為他在開玩笑。當時，我想象不到能人工合成這病毒樣顆粒，十五年後，這病毒樣顆粒居然能讓千千萬萬個婦女免除宮頸癌死亡威脅。

他鍾情於搞科研做試驗，到了忘我的地步。有人說他為了事業盡心竭力、嘔心瀝血，我認為一點也不為過。但他對名利看得很淡。每次遇到有電台、電視台采訪，他都“避而遠之”，借故躲開。一九九四年十月，那時我倆在芝加哥工作。一天，健收到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的一封信，告知他的醫學博士論文經評審委員會評審通過，昆大定於十一月二十二日授予他醫學博士學位，請健屆時出席授學位儀式。我高興得合不攏嘴，這個學位來之不易。昆大每年隻有幾個人能拿到這個最高學位，而且他當時在中國還沒有帶“博士帽”的儀式，況且這也是讓我“垂延欲滴”醫學博士呢，我羨慕極了，張羅著去訂機票。健說，還是不去了吧。來回好幾天，還不如多做些實驗。形式上的事並不重要。讓昆大把學位證書寄來吧。收到證書後，我想配個鏡框掛起來，健笑著說，免了吧。就這樣，這張證書就一直靜悄悄地“躺”在抽屜裏。

他從不忘記自己的根。不論他在英國還是在美國或是在澳洲，他一直默默地做聯結自己祖國的橋梁。按他的原話就是把“軟件”帶回國，盡自己的微薄之力，把國內HPV的科研帶上新的高度。從實驗器材的資助到醫學生的交流、研究員的培養、學術上的交流、科研經費的申請以及科研題目的設計，他事必躬親。和他合作過的研究人員無一不被健的工作熱情所感染，Frazer教授把他喻作世界村人最為確切。今天，昆士蘭政府設立以健的名字命名的高年資科學家基金，健受之無愧。

一九九九年二月底，他寫完科研基金的申請，他說他覺得累。三月三日訪問中國，三月八日他從杭州打電話回家還答應給兒子買新型的LEGO。三月九日下午，真是晴天霹靂！一個鐵骨錚錚的男子漢，一個對生活充滿熱愛、充滿信心的男子漢，帶著對生活、對親人、對事業的無限眷戀，就這樣突然地走了。杭州的親人不敢告知實情，隻通知我的好朋友肖倩、肖侃。肖侃連夜飛到堪培拉等使館開門，辦好簽證直飛布裏斯本機場。三月十日大清早，我帶著近八十的婆婆和十三歲的兒子已在等著上飛機了。接機的親友仍不敢告知實情，隻勸我喝水，這水中加了安定藥。就這樣把我們送到家，家人不讓我去醫院。在追悼會的那天，我見了健的最後一麵。我心如刀絞，痛不欲生。我親吻了他冰涼的額頭，他不再親吻我了。親朋好友們嚎啕痛哭。十三歲的兒子緊咬下嘴唇，鐵青著臉不吭一聲。當火爐門打開，凶猛的火焰噴射而出的霎那，兒子撕心裂肺地吼叫了一聲“爸爸……”，哭跪在地。每念及此，我痛徹心肺，淚如雨下。

健的墓碑豎在西湖邊的青山上。我的健仍能看到湖邊的曲院風荷。花開花落已九回。“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感恩上帝的看顧，九年了，我要衷心感謝我周圍的朋友們和親屬們。是你們無數雙溫暖的手扶我和子晞走過這九年漫長泥濘的人生道路。子晞已經健康地長大成人，他各方麵都很像健，善良、正直、上進、創新。我的健可以放心含笑九泉，我也願微笑著麵對未來。因為我的健曾與我們共同歡笑與生活過，我的健曾經深愛我，我也曾對他全心奉獻。我的最最親愛的健隻是先我去了天堂，將來他定會到天堂大門前來接我。到那時，我和健將永不分離。

“教我如何不想他”是一首二十年代的民歌，歌中唱到枯樹在冷風裏搖，野火在暮色中燒，西天還有些兒殘霞，教我如何不想他。健的忘年交、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林明珍說過，她要在周健九周年的紀念會上演唱這首歌，表示對健的深切懷念。是的，我們的朋友以及受益於健發明的宮頸癌疫苗的人們，將永遠懷念我的健。我更時時刻刻地想念我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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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孫小依 （周健的遺孀）， 澳大利亞布裏斯本眼激光中心及亞力山大德拉公主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