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端納》及其史料價值評述 /邢建榕

《中國的端納》及其史料價值評述

邢建榕

智者見智仁者見仁

        1946年11月9日，蔣介石的私人顧問、澳大利亞人W·H·端納病逝於上海，享年71歲，走完了他傳奇般的人生之路。身後，幾乎一無所有，僅留下一部爭議頗大的回憶錄《中國的端納》(Donald of China)，這也是我們賴以追尋他生平足跡的主要資料來源。

        這部由端納生前口述、美國記者E·A·澤勒幫助整理的回憶錄，使用了第三人稱的手法，於l948年在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時出版，由於口述者的特殊身份，誠如他的澳洲同鄉、著名內幕問題作家約翰·根室所推崇的：“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比任何一個在中國住過的外國人都更為了解中國的內幕”，【1】此書一經出版，立即引起不小的轟動，被普遍視作是波瀾壯闊的中國近現代史的寫照，披露民國政壇秘聞的奇書。整理者澤勒一再強調：“毫無疑問，本書所寫的內容，一定與他人記述的稍有不同，我不欲與之爭論，但無論如何，這是端納親口說的”【2】。“我完全篤信，這本書真實地反映了端納先生和中。”【3】但是，智者見智，仁者見仁，當時即有人懷疑該回憶錄的可信度，如端納在中國時期的新聞界朋友、美國人甘露德聲稱，該書中有“不少關於端納介入中國各個事件的軼事，但據我所知，百分之九十是不可靠的。”【4】

        時至今日，《中國的端納》原本已難得一見，不少研究者四處尋覓而不得。或許，以端納的特殊身份和敏銳眼光，足以道人所未道，言人所未言，真的從中披露了諸多民國曆史的內幕秘聞？還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年來，該書已經有了兩個不同版本的中譯本，使我們有機會舍棄原著，不費吹灰之力讀完“中國的端納”，但遺憾的是，中譯本沒有對此作出自己的判斷。英文版原有的澤勒所寫的序言，對幫助閱讀該書頗有參考價值，也均被刪除，這無異削弱了該書的一部分史料價值。

“你何不把你知道的寫出來？”

        筆者以為，要真正了解《中國的端納》一書的史料價值，並作出恰如其份的評價，必須從該書的寫作過程說起。

        在擔任蔣介石私人顧問以前，端納已經是一名名噪中外的新聞記者、國際問題專家，活躍於中國的政治舞台數十年，幾乎參與了所有重大的曆史事件；而且，他已經做過孫中山和張學良的私人顧問，以為人正直和富有政治頭腦著稱，贏得了奇跡般的聲望，甚至在他的故國澳大利亞，竟有人呼籲他回國任總理！他的這種巨大成功，或許如同他自己所說的：“不知怎的，我竟輕易地得到中國許多政治派別的信任。我對中國人很可能有一種直感，隻要他們有什麽差錯，我準能知無不言，而且從來不欺騙他們。他們收買不了我，這一點也獲得他們的尊重，僅此而已。”“人們總是想聽好話，我偏要說他們如何不對，而不是如何正確，隻有這樣，我才能當好顧問。”【5】

        從二三十年代起，一些從外國來華的商人、外交家，甚至普通的旅客，都把拜訪這位“中國的端納”，作為訪華的一次內容，聽他講述有關中國的故事。其中不少人勸他寫回憶錄，說：“你何不把你所知道的寫出來？”一些出版商也紛紛許以優厚酬金，請他撰寫回憶錄，“堅持要他將一生的經曆寫出來”，但端納總是表示拒絕，因為他的性格剛正，是非觀過於鮮明，如寫回憶錄，則或者妥協，或者傷害，而兩者他都不願為之，“這種是非觀隻容許他寫目睹的全部真相，而不能寫別的東西。他同情和理解一些中國朋友的缺點和蠢行，不願談論有關他們的事情。”【6】加上他的工作異常緊張，終未能執筆為文。

開始動手寫回憶錄

        端納真正著手寫回憶錄，是在他於1940年5月出走以後。當時，他與蔣介石的關係破裂，心境很不好，便駕著他那艘心愛的遊艇，在南太平洋群島間穿梭，一方麵療養身體，另一方麵動手寫回憶錄。他在風光旖旎的塔西提島上住了一段日子，看似悠閑輕鬆，實則心情沉重。端納在香港聘請了一名女秘書，名叫李安西，既懂英文，又會速記，幫助他撰寫回憶錄，端納從香港轉赴南洋時，李小姐跟同隨行。在南洋，端納陸陸續續寫下了回憶錄的一些章節：辛亥革命、袁世凱複辟、披露日本旨在滅華的“二十一條密約”等。順便說一句，澤勒在《中國的端納》一書序言中稱，端納對他口述回憶錄是生平以來“第一次”，無疑是主觀猜測。

        端納感慨萬千。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竟是經曆了怎樣一場躁動和革命啊！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與之相提並論。而他身為一個外國人，竟能奇跡般地躋身於中國政治的核心圈內，發揮著獨特而重要的影響，如他在西安事變中的斡旋，促進了事變的和平解決，也使他紅極一時，“這位以前的記者，已使自己成為國際新聞界追逐采訪的對象了。”【7】這一切傳奇經曆，自然也為他的回憶錄作了豐富的鋪墊，平添了不少的吸引力。

馬尼拉集中營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端納在菲律賓被日軍逮捕。當時，他“帶著一個大衣箱，裏麵塞滿了衣服，還有十五件其他行李”，主要是他的手稿和檔案材料，可能包括他的日記在內。端納有無日記，向無定論，前不久筆者赴日進行學術交流時，曾與日本中國現代史的權威，正在撰寫《張學良傳》的西村成雄教授相晤。他說，他於1995年l月去檀香山拜會了張學良將軍，張將軍告訴他，端納有寫日記的習慣。但後來這本有著重要史料價值的日記不知去向，否則的話，有關西安事變的內幕將會進一步被揭開。

        在馬尼拉集中營，在死亡的威脅麵前，端納又向獄友查普曼口述了約五十頁回憶錄，其中13頁取名《中國的革命》，主要是關於端納參與中國革命之前的孫中山早年活動情況，以及他與孫明甫對1911年12月革命黨人攻打南京所作的貢獻。並且對許多人物作了描述，包括孫中山、張作霖、段祺瑞、袁世凱和張人駿等。另有31頁講述了端納於1928年抵達滿洲，至1936年西安事變前夕為止的情況。

        據C·C·查普曼說，“這些回憶錄是否向別人透露過，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它們是中國近代史最準確的一個寫照。”回憶錄的寫作，因為盟軍飛機的轟炸而告中止。菲律賓被美軍占領，集中營獲得解放，端納的回憶錄也無法寫下去了。端納最後的口述是在1945年2月22日。

敘述至“西安事變”中斷

        這就是在《中國的端納》之前，端納寫作回憶錄的情況。但均是零散篇什，未成書。直到他出獄在美國檀香山的愛伊阿海軍醫院治療時，美國記者澤勒聞訊前來采訪，要求寫他的傳記。端納深感來日無多，考慮再三，答應由澤勒幫助他重寫回憶錄。由他口述，澤勒記錄。他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每隔一天，向澤勒口述一小時。有時，他十分虛弱，幾乎連講話的力氣都沒有，但他堅持不懈，竭盡全力敘述著他在中國的傳奇經曆……。

        這樣大概持續了二個月，端納又講到了西安事變前夕。端納兩度口授回憶錄，都到西安事變時嘎然而止，仿佛有某種顧慮迫使他就此停筆。“不願傷害中國朋友”這一信念，是他考慮的主要原因。這次，端納又到了西安事變前夕，又停了下來，但不是他的原因，而是宋美齡派來的飛機來接他重返中國，不得不停止工作。

        臨行前，端納將隨帶的檔案材料交給澤勒，並留給他5000美元，作為他整理和出版回憶錄的經費。因為這本回憶錄還未結束，他對澤勒說：“我會寄給你有用的材料，以便你最後完成這本書。”

迫於壓力一改初衷

        1946年3月，端納回到中國，住進上海宏恩醫院(今華東醫院)。遠在大洋彼岸的澤勒，卻再未收到端納寄給他的任何材料。相反，端納要求他立即停止寫作和出版回憶錄的工作，同時他分函各親朋好友，請他們不要向澤勒提供與回憶錄有關的材料。不消說，此舉完全違背了端納熱誠希望出版回憶錄的初衷，更使澤勒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知端納為何有此大轉變。

        澤勒後來說：“這是經常去醫院探視的宋美齡向他施加壓力的結果”。但端納辯解說，他留在中國的有關材料均已散失，“不是毀於太平洋戰爭期間，就是被日本人掠走。”【8】因此無法奉寄材料。

        盡管如此，澤勒仍堅持將該回憶錄整理完畢。在端納的“禁令”麵前，他還是贏得了一些親戚朋友的幫助。1948年，《中國的端納》在美國和澳大利亞出版，時距端納病逝於上海已近二年了。

史料價值不言而喻

        《中國的端納》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是不言而喻的。端納告訴人們的，不是那些早已為人熟知，而是他親身參與或接觸過的曆史和人物功過，以及深蘊其中的種種內幕和因由。如他在采訪日俄戰爭時，第一個找到了對日威脅頗大的巴爾幹艦隊，有意無意間，為日本海軍大獲全勝幫了不少忙；1913年為孫中山撰寫了第一個對外宣言、人稱“端納的宣言”；又如他所接觸的被袁世凱趕下台的孫中山的私人生活，也是鮮為人知；1915年第一個在報端披露中日“二十一條密約”，震驚中外；1931年參加李頓調查團；與張學良關係密切，亦師亦友，東北易幟有他的一份功勞；蔣介石是如何聘他為私人顧問的；並在他的陪同下，曾經漫遊大西北，時間之長，行程之遠，在蔣氏的曆史日程表中絕無僅有。西安事變他更是出足風頭，是第一個冒險飛赴西安進行斡旋的人物，而且大獲成功。

        盡管如此，《中國的端納》仍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甚至存在著明顯的缺陷。

未披露關健性的內幕

        首先，端納並未真正披露一些關鍵性的內幕，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西安事變。該書記述他從1903年來華做采訪記者，直至1946年重返中國的傳奇經曆，時間跨度達40餘年，但全書前詳後略，絕大部分篇幅都集中在1936年西安事變以前。如前所述，端納數次撰寫回憶錄，都在寫至事變前中斷，這並不全是偶然的巧合。

        端納參與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全過程，“或許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多有關事變的內幕”【9】。但是，從該回憶錄看，有關西安事變的內容語焉不詳，很明顯看出端納不想披露其中的隱情。他在從美國返回上海之前，正好口述至西安事變前夕，但一回中國，就放棄了寫作回憶錄的初衷，沒有按事先的約定，向整理者澤勒提供有關材料。澤勒無可奈何，隻好從蔣氏夫婦有關西安事變的回憶錄中抄襲了大部分內容，“移花接木”的痕跡十分清晰。因此這部份內容是不太可靠的。顯然，這是端納與蔣介石、宋美齡有著某種默契，或者迫於某種壓力的緣故。但更主要的，是他不願使蔣介石難堪，更不願對當時仍在囚禁中的張學良不利。

        由於該書結構上的前詳後略，還導致了一些重要內容的遺漏。如端納在擔任蔣氏顧問同時，還兼任“國民經濟研究所”顧問一職。該所專門研究戰時國民經濟運作，對抗戰期間大後方的建設頗多貢獻。端納受蔣介石的委派，負責該所的行政工作，有職有權，並非空掛頭銜，是他晚年在華政治生涯中重要的一環，亦與他後來不辭而別有關；了解他在這一階段的工作，對評價他晚年在華情況及其與蔣介石的關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10】可惜《中國的端納》一書對此卻未有絲毫提及，假如不是近年該所檔案得以公布，誰也不會了解端納與國民經濟研究所的關係。

政治傾向有所掩蓋

        其次，回憶錄掩蓋了作者在某些曆史階段的政治傾向，有為尊者諱之嫌。在該書中，端納的反日情緒極其強烈，而且一以貫之，似乎從不存在親日的舉動和言論。這是可以理解的，該書出版之日，日本已經成為戰敗國。實際上，端納在剛從澳大利亞來到中國的時候，對日本不無好感。1904月年3月5日，端納在香港《德臣報》上寫道：“舊本表現得既人道又大度，並不比白種人遜色，而且在各方麵的所作所為必定深孚各中立國所望。不僅如此，我們還可期望它擊敗那個手持閃著寒光的利劍，懸在歐洲人頭上多年的殘忍的野蠻人……”【11】。這個“野蠻人”是指俄國。

        端納不僅在輿論上為日宣傳，而且在行動上助日甚多。日俄戰爭爆發時，他曾受與日本有結盟關係的英國某報的派遣，去東南亞尋找從紅海駛出後即告失蹤的俄國巴爾幹艦隊，這支艦隊的任務是增援駐紮在海參威的俄軍。日本海軍對它的動向極其關注，但亦不知它究竟開到哪裏去了。

        端納懷著一個新聞記者探尋內幕消息的勇氣，孤身一人南下數千裏，終於在越南金蘭灣發現了這支艦隊。並由於他的連續報道，迫使它駛離這個中立國的港口，結果被守株待兔的日本海軍攔截，損失極為慘重。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政府曾為此向端納授勳。這一史實，在回憶錄中也隻字未提。當然，這並不影響端納後來向真誠同情中國人民、堅決反抗日本侵略的方麵轉變。

        在端納早年對待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人的態度上，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況。他在寫給他的同鄉、時任袁世凱政治顧問莫裏循的信中，多次誣稱孫中山先生是個“瘋子”，而在《中國的端納》一書中，一變其尖刻的態度，成為一貫同情和支持中國革命，並親身參加了光複南京之役的英雄、孫中山先生的忠實追隨者和密友。

有待於更好的端納傳記

        其三，回憶錄在許多地方過於美化了端納的形象，高估了他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某些作用，以及他對某些領袖人物的影響。“他一個人好象就代表了一部現代中國曆史”。這一點自不足可取。因此，我們既要肯定他在民國政壇中發揮的獨特作用和影響，但也不能以該回憶錄作為評價他的唯一參考。這當中還牽涉到一個問題，即造成這一情況的主要原因，是出於口述者端納的強烈表現欲，還是出於整理者澤勒的為尊者諱，而予以了“精心修飾”呢？目前似乎已難以判斷。澤勒在出版該書時，寫了“致讀者”的前言，對了解該書的寫作經過和內容頗有幫助，但不知何故中文本均無譯出。澤勒曾經說過：“將來有一天，還會有人來寫一部比我更好的端納傳記。”【12】似乎表明了他自己對該書的某種看法。

附

《中國的端納》序言

李雪雲譯

致讀者(1948年1月3日)

        你想必聽說過“中國的端納”—W.H.端納這個傳奇式的人物。四十年來，他身體力行、堅韌不拔，力圖將中國淩亂的國土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還其本來的尊嚴。不過你聽說的不多，也許多半是道聽途說，因為這位不願拋頭露麵的世界性人物，不僅為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夫婦效力，而且也曾為滿清王朝效力，但這些事情鮮為人知。

        現在，展現在你麵前的端納故事，完全來自端納本人自述。我將這個故事獻給你，僅僅作為一篇新聞報道、一個記者敘述的故事—卻是本世紀真正的一個大故事。本書中的情節，幾乎沒有不是由他口述，而在我的長篇筆記中保存的。我對某些隱瞞難解之處進行了潤色，對某些脫漏之處，凡有必要，都用曆史材料或其友人的訪談錄予以補充。毫無疑問，本書所寫的內容，一定與他人記述的稍有不同，我不欲與之爭論，但無論如何，這是端納親口說的。再者，書中提及的一些人物，也許與習慣上對他們的論述相悖。但請不要忘記，知之者莫若端納本人。

        1946年l月，我在檀香山的一家海軍醫院裏，見到了已奄奄一息的端納。他和我一樣清楚地知道醫生對病情的不祥預測：大概還可活一個月，也許隻有幾天。誰能說得準呢？癌細胞已轉移到肺部了。他的七十一年人生曆程，隨著中國本身慢悠悠地走完了，可現在，時光卻如脫韁之馬，奔向終點。麵對死亡，他的臉上仍掛著富有感染力的微笑，一如平常他具有的好性情。

        二十年來，出版商紛紛以豐厚的稿酬勸說這位東方的神秘人物撰寫回憶錄。可是，他不願說朋友們—中國的大小的官員們的壞話。自從馬可·波羅以來，他是得以與中國的最高統治們同吃同住，並躋身於核心圈內的唯一一位外國人。他得到他們的信任，得知他們的秘密。可是，他不願寫出來。

        那時在十一點鍾之際，他終於同意不把曆史帶進墳墓。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一種“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的感覺？就這樣，在安靜的、護士踮著腳走的腳步聲和氯仿氣的麻木氣氛中，這位激動人心的曆史作者，這位對中國、或者對世界的影響現在尚難以斷定的人物，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開始口述他在此之前一直封閉的篇章。醫院窗外，到處是一片夏威夷早春的清新氣息，生機勃勃。他平靜而驚訝地看著床邊的日曆說：“你知道，如果讓我寫一本有關中國的書，我會這樣開頭的：‘這是一部關於一個富有人性的民族的書’。”第二句話是：“但並不是試圖闡述中國人民的愛好、習俗或道德的論文。”他看著一隻白鴿從樹上振翅飛下，停在窗欞上，然後接著說，第三句話是：“本書寫作的宗旨是理解與同情心。”

        我們短暫的見麵便是這樣開始的，他呼吸急促，自知死神可能隨時降臨。

        我曾想對端納守信，可是我又不得不麵對這些富有十足人性、卻生活在令人痛苦的真實之中的人們，盡管他們做了那麽多富有人情味的事。即使端納，這位中國最親密的朋友，也忍不住成了對中國最嚴厲的批評家。

        端納對他人的私生活向來守口如瓶，正如他本人對自己的家庭生活也閉口不談一樣。他說，1905年，他在香港同一個澳大利亞姑娘結了婚。幾年後，生了一個女兒。1912年前後，他的妻子曾對他說：“端，與其說你娶了我，不如說中國娶了你。”後來，她帶著女兒永遠離開了他。

        我不認為書中的故事，是作為解決中國的不幸及其存在問題的辦法來闡述的。我深信端納本來就已建議將此解決辦法，留給那些長期來一直在努力那樣做的專家們去闡述。

        對於我本人來說，我要深深地、永遠地感激露絲·內格爾小姐的深情厚愛，明智的諒解，以及對本稿的熱忱。沒有她和內人的幫助，本書決不可能寫成。我還要感謝海軍準將M·D·威爾卡茨中校、威爾遜·加迪斯、雷蒙·S·科爾先生、總領事金洲繆(音譯)、H·B·埃禮士騰先生、彼得·拉思馮夫婦、哈羅德·霍克希爾德先生、阿利克斯·昂格恩小姐、亨利·B·康登夫婦以及弗雷德裏克·w·托馬斯夫人。

艾伯特·澤勒伯爵於羅得島州普羅維登斯

注釋：

【1】約翰·根室：《澳新內幕》。
【2】E·A·澤勒：《中國的端納》序言。
【3】E·A·澤勒致瑪麗·端納夫人函(1949年9月1日)。
【4】羅德尼·吉爾伯特致瑪麗·端納夫人函(1948年4月26日)。
【5】E·A·澤勒《中國的端納》。
【6】E·A·澤勒《中國的端納》。
【7】參見埃禮士騰《中國第一號白人跟班》。載《星期六晚郵報》210卷38號(1938年3月19日)。
【8】(澳)盧義思：《近尋端納：一個在中國的澳大利亞人》。
【9】J·B·鮑威爾：《在華二十五年》
【10】參見拙文《端納與國民經濟研究所簡論》，載《史林》1993年第心期。
【11】1904年3月5日《德臣報》。
【12】E·A·澤勒致瑪麗·端納夫人函(1949年9月1日)。

原載：《民國檔案》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