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和平談判問題的報告 /周恩來

關於和平談判問題的報告＊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七日）

周恩來

　　各位朋友：今天特別請諸位來此聚會。我們雖然來了二十多天，但因為忙，未及分頭拜訪和請教，很感不安。昨天我們請了住在北京、六國二飯店的朋友來談，今天又請了各大學的教授及外麵的朋友，向大家請教。 

　　要談的問題很多，今天隻能把最近的和平談判問題向諸位報告一下。這樣的報告，我已經做過很多次。但這一次，我相信是與以前不同了。過去與蔣介石談判，正如陳嘉庚先生〔４３２〕在一九四六年打給我的電報中所說，是“無異與虎謀皮”。但是又不能不談，因為人民切望和平，而當時象陳嘉庚、張奚若〔４３３〕二先生這樣的人還不多，廣大人民還不了解蔣介石的和平騙局。今天情況變了。今天可以說，如果諸位讚成這次談判所擬定的國內和平協定的話，不論和也好，打也好，我們有信心、有力量使它一定實現。我們要盡可能用和平方法來實現，但如果不能用和平方法，用戰鬥也一樣要把它實現。這個變化是由於中國人民力量的壯大，由於國民黨統治區民主運動的發展和人民解放軍奮戰的結果。關於民主運動，諸位知道的比我還多，我今天隻把軍事的勝利說一下。 

　　蔣介石敢於撕毀政協決議發動戰爭，是靠著武裝力量和美國援助。他當時在武裝力量上的確占著優勢。他有正規軍四百三十萬人，二百四十八個旅。這些都是在抗戰中未受損失的，因為他實行的是消極抗戰。一九四六年七月大打開始，他以為幾個月就可以消滅人民解放軍。但在兩年零九個月中，卻完全變了。頭兩年，戰爭平穩發展，我們每年消滅敵軍一百五十萬人，第三年起就起了突變，七個月（截至今年一月）就消滅敵軍二百多萬人。造成這個突變的是濟南戰役、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及平津戰役〔４３４〕。現在蔣介石的兵力，連後方機關如學校、後勤等在內，隻有二百二十萬人，正規軍則隻有一百多萬人，其中不少是受過殲滅而又補充起來的，戰鬥力更弱。所以，蔣介石自己也知道，這個戰爭是失敗了，他的反革命企圖是失敗了。 

　　與此同時，我們的人民解放軍壯大了。兩年零九個月以前，人民解放軍是一百二十萬人，現在則發展到四百萬人以上，並且大部分都美械化了。美帝國主義給了我們許多裝備（當然，這是用不著打收條的），蔣介石做了很好的運輸大隊長。我們的戰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虜過來的，稱為解放戰士，有的部隊，解放戰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約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對於俘虜，我們實行即俘、即查、即補、即訓、即打的辦法，就是說士兵一俘虜過來就補充到部隊，經過訴苦教育，就參加作戰。在打黃伯韜〔４３５〕時，情形竟發展到上午的俘虜下午就參加作戰。當時的解放戰士現在有許多已經做了排長、連長。這種情形是世界戰史上所少有的，若沒有高度的政治訓練是不可能的。今天我們部隊民主化程度之高，連我們指揮的人都沒有想到。雖然毛澤東同誌在井岡山時期就提出了在部隊中建立民主集中製的製度，但今天的發展的確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在三評運動中，革命士兵委員會可以批評幹部，可以推薦下級指揮員，推薦得對的就批準，而且多數是批準的。為什麽可以這樣做呢？因為士兵們很了解，指揮員必須是能勇敢作戰的，並且必須有智慧，單單勇敢是不夠的，然後才是態度。所以士兵們的推薦多數是對的。這是評幹部。其次是評黨員。公開黨員，讓群眾來批評黨員，使黨真正受群眾監督。第三是評戰功。誰有功，群眾知道得最清楚，群眾來評，自然可以評得最確當，也隻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賞罰分明。民主擴大了，紀律加強了，指揮員們說現在的部隊可好帶了，士兵們說指揮員的態度變好了。我們的軍隊不但在政治方麵是民主的，而且在軍事方麵也有民主。我們有時甚至還準許士兵討論作戰命令。每個戰鬥小組都開“諸葛亮會”，取“三個臭皮匠賽過一個諸葛亮”之意。上級命令不可能很具體，下到連隊後，戰鬥小組就開“諸葛亮會”討論如何具體執行，這樣充分發揮了士兵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在短兵相接的今天，更是特別需要。淮海戰役中，敵人的工事星羅棋布，但一夜之後，情形變了，我們的工事包圍了他們的工事。士兵們設法鑽過敵人的工事，破壞它，而建立起自己的工事。打仗還要靠炸藥，但這些物質的死的東西要靠活人來使用。沒有士兵的勇敢和智慧，炸藥也就沒有用處。我們的士兵又勇敢又有智慧，沒有炸不了的堡壘。即便是水泥工事做得好，一斤炸藥不行，就用五斤、十斤、一百斤、二百斤，終歸可以炸毀的。礦山石頭都可以炸開，何況工事？敵人稱這為“土飛機”。這種“土飛機”需要靠下麵，單靠上麵是不行的。王耀武曾問我們，為什麽蔣介石飛到那裏，他們那裏就打敗仗，毛主席天天坐在陝北，卻處處打勝仗？這是因為人民覺悟了，因為我們這個部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是人民大眾的，是我們大家的。人民解放軍今天的水平，比我們想象的還要高。所以，敵人也不能不承認失敗了。 

　　這樣一來，南京反動政府在一月一日不得不提出和平建議〔４３６〕。盡管建議是虛偽的，條件是不能接受的，但和平建議我們卻要拿過來。人民要真和平，我們也要真和平，毛澤東同誌一月十四日聲明中提出的八項條件〔４３７〕，就是真和平的條件。蔣介石不接受，天津一解放，他隻好下台〔４３８〕，讓李宗仁〔４２４〕代替他，這就表示南京統治集團內部已開始分裂出一個主和派。李宗仁接受八項條件作為談判基礎，派私人代表團〔４３９〕來平，最後我們接待了南京國民黨政府代表團〔４４０〕。我們為什麽這樣做呢？因為今天勝利局麵已定，用戰鬥方式可以解決是毫無問題了，隻是時間早遲而已。我們現在要考慮的是如何用和平方式來達到勝利，以便使國家少受破壞，多保存一些人力物力，使將來的和平建設多一份物質力量。中國太落後，現代性工業在國民經濟中隻占百分之十左右〔４４１〕，需要用極大的努力才能使國家現代化。中國人民在戰爭中已經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戰場上敵我的傷亡和人民群眾的損失都很大。例如淮海戰場上幾百個村落全都毀了，現在我們正在進行救濟。這樣的損傷自然是以就此終止為最好。但是，和平需要雙方同意。李宗仁既然表示願意接受，和平總算有了可能，我們就要抓緊，並將這一可能性加以發展。我們不但看到了人民力量的壯大，也看到了敵人的分化。我們要爭取主和派力量的發展，爭取他們和我們合作。美國幫助蔣介石打了三年內戰，現在也承認失敗了，所以他要製造某種和平局麵，派代理人鑽進人民國家內部來活動。這也助長了南京政府和平談判的意願。國民黨反動集團的大肆搜刮，刮得上海資產階級也受不住了，他們要求和平。除此以外，國民黨統治區廣大的公教人員也是一個和平因素，金元券〔４４２〕實在弄得他們活不下去了。由於以上的各種因素，才有這次和平談判。在談了十多天後，我們已經將一個最後的和平方案交給南京代表團，由他們送交南京國民黨政府。 

　　國內和平協定八條二十四款，中心問題是接收和改編。南京代表團和我們固然是有距離，但他們有一個概念是好的，即國民黨的失敗是一定的，人民解放軍的勝利是一定的，他們承認錯誤，承認失敗，因而願意交出政權，交出軍隊。不過，南京代表團雖有此認識，南京政府卻還沒有這個認識，至於廣州、溪口〔４４３〕就更不用說了。 

　　關於接收。今天的革命，決不能再如辛亥革命〔１４７〕和北伐戰爭〔１２１〕那樣，由於中途妥協而使反動派最後又得到勝利。曆史經驗證明，革命如不能進行到底，則一定失敗。今天我們決不能再蹈此覆轍。南京代表團說，國共兩黨曆史上的爭論是兄弟之爭，我們給了他們嚴正的批評。這不能叫做兄弟之爭。難道孫中山與袁世凱之爭是兄弟之爭嗎？不，這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我們近二十年來與國民黨之爭也是如此。不過，南京代表團和我們之間在為和平民主的共同基礎上的爭論，還可以算是兄弟之爭。在這種場合，我們必須堅持嚴肅的原則性，決不能混淆是非。我們之所以堅持要用人民解放軍去接收，因為這是關係革命到底不到底的問題。辛亥革命後，督軍等等還是一概仍舊，隻是換了一麵旗。大革命時，北伐軍到長江下遊後，連國民黨都說，是“軍事北伐，政治南伐”。這樣，革命就變了質。張治中〔３２７〕說起“前車之鑒”，那麽，這就是“前車之鑒”。如果今天也是隻換一麵旗，讓各色反動派依然壓迫人民，照樣濫發金元券，則人民的痛苦如故，人民就要罵我們。這不是對人民負責的做法。不推翻舊的，就不能建立起革命的新秩序；人民解放軍不去，政權的性質就不能變更，反動軍隊就不能改編，生產就搞不起來。但接收也不簡單，需要時間和人才，我們要有組織地接收。接收將是先城市而後鄉村。人才方麵，單是共產黨絕對不夠，必須各方人士大家來做。等到渡了江，北京、六國二飯店恐怕不免就要“人去樓空”。我們兢兢業業，怕搞不好，但我們不能放棄責任。將來在聯合政府中也是如此。正因為我們人力不夠，有些地方一時還接收不了。蘇、浙、皖、鄂、陝、隴東將最先接收，其他地方隻好緩一下。南京代表團總希望我們慢一點渡江。當我把和平協定草案交給他們時，他們問我有沒有渡江的條款，我說沒有，他們頓覺驚喜交集。但我說，雖沒有“渡江”，卻有“接收”。其實，渡江根本不能算是一個條件，許多接收的地方都在江南，何況長江在曆史上也從來沒有阻止過中國的統一。南京和溪口還沒有完全割斷，即所謂“藕斷絲連”。他們說要等我們去割，我們則要他們先從政治上割斷，軍事上可以由我們來割。南京代表團不能反對我們過江，因為既然承認我們去接收，當然就必須承認我們渡江。但他們總希望慢一點。至於廣州、溪口則希望劃江而治。我們指明，慢一點渡江，無異給廣州、溪口以掩護，使他們獲得喘息機會。這一點，南京代表團無法反駁。 

　　關於改編，即改編軍隊。不如此就不能根絕內戰因素。但又不能急躁，條件要寬大。我們的改編條件，甚至比南京代表團所提出的還要寬大。例如，他們曾主張裁兵複員，我們則主張一律集中整訓。毛澤東同誌對這一點尤其強調。初看起來，這好象是違背民意，所以對這一點就不能不多加解釋。國民黨軍隊二百多萬人，一聽到裁兵，就會發生動搖，各作打算，於是不免要造成騷亂，到處危害人民。我們要采取對人民負責的態度。所以我們提出在第一階段中，按照原人數、原編製、原番號集中整訓，並且一律與解放軍同等待遇（每人每日四斤半小米）。毛澤東同誌還說：“你報多少就算多少。”多支付幾個月的空額餉不算什麽。我們不會象從前國民黨對待八路軍那樣，對他們有所歧視。這樣，應該說已經做到仁至義盡，中國人民沒有什麽對不起他們之處了。如果還要鬧，就嚴正製止。經過集中整訓，士兵有了覺悟，軍官得到學習，就可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但我們不能急躁，集中後要分別對待，等待覺悟。覺悟有快有慢，相信他們大部分都會轉變過來的。當然，也會有搗亂的。 

　　有了政權的接收和軍隊的改編，才能實現真正的和平。這就是國內和平協定中的四、八兩條。 

　　關於第一條，懲辦戰爭罪犯，南京代表團爭得厲害。我們尊重他們的意見未將戰犯名單列上去，“元凶”、“首惡”等字眼也都勾去，而且說，“一切戰犯，不問何人，如能認清是非，翻然悔悟，出於真心實意，確有事實表現，因而有利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有利於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者，準予取消戰犯罪名，給以寬大待遇”。有人問，對蔣介石怎麽辦？如果他能做到這一條，那麽也照這樣辦。 

　　關於二、三兩條，廢除偽憲法、偽法統，沒有多大爭論。但這自然是不大容易的。 

　　關於五、六兩條，沒收官僚資本，改革土地製度。我們對沒收官僚資本作了解釋，即沒收南京國民黨統治時期取得的官僚資本，凡是不大的企業且與國計民生無害者，就不沒收了。若有私人股份，經查明並非官僚資本轉移的，一律承認。不如此，就會牽涉太廣，影響生產的進行。 

　　關於第七條，廢除賣國條約。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是很謹慎的。對外條約有的要廢除，有的則要加以修改，有的還可以保持。 

　　我們對外交問題有一個基本的立場，即中華民族獨立的立場，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場。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向受著外國侵略者的壓迫。多少先烈為了民族的解放流血犧牲，但這種壓迫一直未能除去。今天，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揚眉吐氣了！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奮鬥的結果。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失敗了，美國帝國主義也正在失敗。美帝國主義固然還是強大的，但他是外強中幹的。我們與美帝也交過手，文仗武仗都打過。文仗和馬歇爾〔３６２〕打了一年，最後他還是失敗而去。帝國主義就是紙老虎，你硬一點，他就軟些，你軟一點，他就騎到你的頭上。在原則性的問題上我們是不讓的，決不讓。對於美帝國主義，我們一定要采取嚴肅的態度，使他了解中國是不可欺侮的。任何國家都不能幹涉中國的內政。我們就是為此而奮鬥了一百多年！我們要自力更生，然後才能爭取外援。外援如有利於中國，當然要，但不能依賴。即使對於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我們也不能有依賴之心。如果隻依賴外援，那還能辦什麽事？蔣介石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依賴外援，這是“前車之鑒”。我們願意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國家合作。我們不排外，不挑釁，但必須站穩立場，否則就隻能倒在外國人的懷裏。中國共產黨就是帶著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偉大氣概開始的。雖然當時隻有五十多個人，其中李大釗同誌〔１３２〕英勇壯烈，血灑北平。但任何新生事物在開始時都不過是一枝幼苗，一切新生事物之可貴，就因為在這新生的幼苗中，有無限的活力在成長，成長為巨人，成長為力量。這是自然的規律。一切腐朽的東西，盡管是一大堆，但必然一天一天死亡，沒有什麽了不起。我們站穩了立場，又要很謹慎，有理有利有節地去處理問題。這和五四時代的反封建有相同之處，那時反對封建很堅決，提出打倒孔夫子、對封建家庭鬥爭的口號。但今天看來，孔夫子的話若是好的，我們也可引用。我們的父母來了，也還得照顧照顧。對封建要劃清界限，站穩立場，同時采取分析態度，對帝國主義也要如此。 

　　在軍事上，美國軍隊駐在中國無論如何總是缺理的。我們叫他們退出去，這是全中國人民的呼聲。他們國家的事我們管不了，但在中國的領土上，美軍若不退出，我們就有權消滅他們。美國若是大規模出兵，我們也不怕。中國是嚇不倒的。中國是古老的民族，也是勇敢的民族。中華民族有兩大優點：勇敢，勤勞。這樣的民族多麽可愛，我們愛我們的民族（當然其他民族也有他們可愛之處，我們決不忽視這一點），這是我們自信心的泉源。美軍若真敢侵略到中國來，占領我們的大城市，我們就用鄉村包圍城市，叫他們什麽軍需品（包括大便紙和冰淇淋）都必須從美國運來，還要背上大城市這樣的包袱，負責供養。美國人生活程度高，他們是不願打仗的。俄國十月革命後，美國也鬧過出兵幹涉，結果還不是“自動撤退”〔４４４〕？就因為吃不了苦。我們打敗了日本侵略軍，難道還怕美國兵？ 

　　在政治上，我們的立場仍然是民族獨立，平等相待。美國國會在吵嚷承認不承認中國。其實，這有什麽了不起！即使你承認我，我承認不承認你還尚待考慮。不過我們不挑釁。我們雖未與他們建立外交關係，但對僑民還是保護的。美國駐天津總領事以總領事的資格遞來一封信，我們就退回去，說沒有外交關係，恕不來往。後來他用鐵路職員的名義寫信來，我們就讓他登記。其實，美國也不是不要和中國往來，司徒雷登〔３８２〕一直到處找我們拉關係。傅涇波〔４４５〕在香港老是給我和鄧穎超及其他的人寫信。美國人是兩麵做法，想用各種辦法來試探，要看看中共動向如何。中共的動向是容易明白的，隻要聽一次報告或看幾個文告就知道了。至於將來和平實現後的情形，我們會實事求是地處理，反正各國大使館在那裏，我們既不斷絕，也不急於建立外交關係。如果急於要求承認，就會陷於被動。帝國主義若要同我們建立外交關係，就要按平等原則進行談判。我們在政治上不排外，在軍事上不挑釁，有理有利有節，我們又何懼之有呢？ 

　　在經濟上，有買賣就做，國際貿易要開展，這是於雙方都有利的。帝國主義的特權，我們不承認，但此中問題很複雜，不能遽然解決。 

　　在文化上，帝國主義有許多侵略機構，如學校、醫院及教堂等，這些都應該由中國人來辦，但不能急躁，要謹慎地一步步地來。這些文化機構有壞的一麵，但還有好的一麵，例如協和醫院，我們的人生了病還去那裏就醫。對於這些機構，我們可以從內部來改造，使它們變成民族的。 

　　關於第八條，再補充一點。在聯合政府成立之前，我們允許南京政府還存在一個時期。起先我們想用革命軍事委員會來指揮它，南京代表團覺得不好，我們取消了這個主張，而使二者平列。若南京政府簽訂了和平協定，並且履行了，則我們保證負責向政協籌備會提出讓他們參加新政協。當然，通得過與否，那是另一問題。 

　　這八條二十四款，南京代表團表示可以接受。我們限定南京國民黨政府在二十日以前答複，如不接受，則二十日我們一定打過江去。再不過江，連南京代表團都說，江南人民實在受不住了。所以不能再延了，再延就太對不起那裏的人民了。當然，打過江後，如果他們又願意簽字也可以。總之，門是開著的。南京代表團以為我們老是要和平，一定有弱點。第一，他們見我們快要當家了，以為我們很怕破壞，老鼠蹲在花瓶上，投鼠要忌器。第二，麵對滔滔長江，他們以為我們一定很怕犧牲。所以，他們老是講價錢。其實，他們隻知其一，不知其二。和平也不免有破壞，戰爭也不見得就把一切都打碎，總有打不碎的，或者我們去得快些，他們來不及破壞。我們不過是爭取愈少破壞愈好罷了。所以，這是嚇不了人的。我們明白告訴他們：戰，他們就要完蛋，和，他們還可以有出路，當然不是什麽南北朝，而是改造。 

　　各位朋友，中國新民主主義政治是四個階級合作的。即使是地主，在勞動幾年之後，也可以變為農民。過去因為環境不同，我們不在一起，今天既然到了統一的環境，就可以大家一起來幹。非共產黨人也照樣能工作，甚至做得更好。共產黨人不是天生的。我的先代是“紹興師爺”〔４４６〕，什麽“少有大誌”，那是鬼話。 

　　國內和平協定八條二十四款一定要實現，不論用戰鬥或是用和平的方法。用和平方法比戰鬥還要忙，要大家幫助。希望在小組討論或座談會中提出意見。我們長期在農村，對城市已經很生疏了，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這是向來北平參加即將召開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的部分愛國民主人士、北平一些大學教授做的報告。

 

注釋：

　　[４３２] 陳嘉庚（一八七四——一九六一），愛國華僑領袖。抗日戰爭期間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倡議組成“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並任主席，曾到延安慰勞邊區抗戰軍民。解放戰爭期間積極參加反蔣的愛國民主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等職。 

　　[４３３] 張奚若（一八八九——一九七三），愛國民主人士。從抗日戰爭後期起，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積極參加國民黨統治區的愛國民主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等職。 

　　[４３４] 濟南戰役，是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華東野戰軍解放濟南的戰役。這次戰役全部殲滅守敵（內有一個軍起義）十一萬人，俘虜國民黨軍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 遼沈戰役，是指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東北野戰軍在遼寧省西部和沈陽、長春地區進行的一次巨大戰役。遼沈戰役迫使敵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放下武器，俘虜東北“剿總”副總司令範漢傑、兵團司令盧（氵睿）泉、廖耀湘，共殲敵四十七萬人，解放了東北全境。這一勝利，連同當時其他戰場上的勝利，使全國的軍事形勢出現了根本的變化，我軍不但在質量上早已占有優勢，而且在數量上也轉入了優勢。 淮海戰役，是指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由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在以徐州為中心，東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臨城（今薛城），南達淮河的廣大地區進行的一次決定性的戰役。中共中央決定由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粟裕、譚震林組成總前委，鄧小平為書記，領導淮海前線我軍的一切行動。這次戰役斃敵兵團司令黃伯韜、邱清泉，俘虜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兵團司令黃維、兵團副司令吳紹周，共殲敵五十五萬人，解放了長江以北廣大地區，使蔣介石的精銳主力喪失殆盡，反動統治的中心南京、上海、武漢等地，處於我軍直接威脅之下。 平津戰役，是指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上旬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底，由華北野戰軍和東北野戰軍在西起張家口東至塘沽、唐山，包括北平、天津地區共同進行的一次巨大戰役。中共中央決定由林彪、羅榮桓、聶榮臻組成總前委，領導平津前線我軍的一切行動。戰役中先後殲滅新保安、張家口、天津守敵，俘敵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由於我方的努力爭取，經過談判，在敵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率領下，北平守敵接受我軍改編，北平獲得和平解放。全戰役共殲滅和改編敵軍五十二萬餘人，基本上解放了華北地區。 

　　[４３５] 黃伯韜，參見注〔４３４〕。 

　　[４３６]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蔣介石發表元旦文告，提出願意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的虛偽建議，主張以保存偽憲法、偽法統和反動軍隊等項為全國人民所不能接受的條件為和平談判的基礎。 

　　[４３７]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揭露了蔣介石的假和平陰謀，提出了和平談判的八項條件：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製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受南京國民黨反動政

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４３８]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人民解放軍解放天津，國民黨反動統治麵臨全麵崩潰，蔣介石一月二十一日以“因故不能視事”為名，宣布“引退”，把職務交給副總統李宗仁“代理”，自己退居幕後指揮。 

　　[４３９] 李宗仁代理國民黨政府總統職務以後，一九四九年二月上旬在上海組織了以顏惠慶、章士釗、江庸為代表的“上海人民代表團”。邵力子以私人資格參加了代表團。這個代表團二月十四日到北平與我黨商談和平談判問題，又到西柏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接見，二月二十七日返回南京。 

　　[４４０]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起，國共雙方代表在北平舉行和平談判。南京國民黨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的成員是：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章士釗、李蒸、劉斐，張治中為首席代表。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成員是：周恩來、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聶榮臻，周恩來為首席代表。——第３１７、３２８頁。 

　　[４４１]據國家統計局一九五九年在《偉大的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和文化建設成就統計》一書中公布的資料，一九四九年中國現代性工業占工農業總產值的百分之十七左右。 

　　[４４２] 參見注〔４２５〕。 

　　[４４３] 廣州，當時是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所在地。溪口，在浙江省奉化縣。蔣介石自宣布“引退”後，便住在溪口，幕後操縱國民黨反動派破壞和談，繼續與人民為敵。 

　　[４４４]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英、法、日、美等帝國主義國家對蘇俄發動了武裝幹涉。美軍曾在蘇俄北部和東部登陸，侵占了阿爾漢格爾斯克、牟爾曼斯克和海參崴等地，直到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年才被迫分批撤離。 

　　[４４５] 傅涇波，當時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顧問。 

　　[４４６]師爺，是舊時對官署中幕僚的稱呼，如刑名師爺、錢穀師爺等。舊時紹興人在官署中擔任幕僚的較多，因有“紹興師爺”的說法。

選自：《周恩來選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