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大時代狂風中的一片落葉——前國軍巴新戰俘幸存者李維恂訪談(續4)

流放在熱帶叢林的中國抗日將士(續32)

我是大時代狂風中的一片落葉

——前國軍巴新戰俘幸存者李維恂訪談

三、抗戰勝利重獲自由到遣返（續）

問：你們當時與當地的華僑關係如何？

答：我個人與他們關係不好，因為日軍剛剛投降時，澳軍供應我們的物質尚不充分，需要當地華僑一個翻譯，與日軍交涉，我覺得他們對日軍的口氣和態度都太軟，我就生氣了，看不起他們。

但吳棪與當地華僑關係還好。他代表我們官兵與華僑接觸，他處理得比較好。當時，當地華僑有名叫譚錦勝和巫佩山者，就常常到我們營區來，他們跟吳棪的關係都很好，二人的年紀都不大，大概在20多歲左右，我見過他們。

我們在亞包時，曾經接受過澳洲紅十字會約500英鎊的捐款，按級別分下來，我個人得到8毛錢。據說，澳洲華僑曾經給我們捐過款，可我們最終一分錢也沒有收到。因為我曾聽一位弟兄告訴說，他聽當地一位華僑說的，澳洲華僑給我們確實是捐過款的，當地亞包的一位華僑就捐了20鎊。這筆錢沒有到我們那裏，不明白是怎麽回事。

實際上，我們中國人之間也沒有多大的來往，我是指與當地華僑和廣東民眾大隊，主要的障礙是語言問題，盡管剛開始時，我們與當地華僑總的說來關係是好的，比如我們一起慶祝國慶。

問：在獲得解放後，澳洲軍方給你們派了聯絡官，還有一位華裔的翻譯員麥添強先生，您知道他們嘛？

答：有三位澳洲聯絡官。一位是Darling少校，一位是Gale上尉，還有一位是孫信生牧師。這是個澳洲人，是隨軍牧師，在中國住過很久，中國話講得非常好，而且還很懂中國人的心理。至於那位華裔翻譯員，我沒有什麽印象。

【李先生說的孫信生牧師，顯然應該是指Ferguson先生。詳見：流放在熱帶叢林的中國抗日將士(1)】

問：中國駐澳大利亞公使館是否派人去看過你們？

答：我知道劉渭平副領事來過。武官朱雨農也來過。那是吳棪的第二大隊走了之後，朱雨農來，他找陳國樑。朱雨農稱他過去是與戴笠同一個辦公室，就坐他對麵辦公的。他不過一個少校而已，夠得上嗎？有什麽可炫耀的呢？這樣一種心態不好，我看不起，也就沒多理他們。

問：在澳洲檔案館的照片中，以反映1945年雙十節國慶閱兵情形的最多。請談談當時的情況。

答：當時的閱兵是很重要的事，但做得不好。當時我就反對閱兵這種形式，因為我們剛剛集中起來，相互間都不認識了解，同時，部隊成份複雜，又那麽久了都沒有操練過，這樣短的時間要做到分列式等，哪能呢。但吳棪堅持一定要做。可能是我當時還太年輕，不知道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吧。

問：根據檔案資料，從1945年的10月開始，戰爭罪犯法庭的指證與審判工作就開始進行了，亞包是主要的審判地點。為此，吳棪中校和陳國樑少校以及部分中國士兵，都有書麵的指證文件留世。作為中國官兵中的一員，曾被日軍俘虜運送到這個西南太平洋的島上做苦工，經曆且目睹了日軍對待中國戰俘的暴行，您是否因此參與了戰犯指證工作？

 
澳中兩國軍官圍坐在一張桌邊，處理指認日本戰犯嫌疑的問題。

答：當時指認戰犯，我不在現場，在隊部。

我記得勝利後不久，澳洲部隊的人對我們說，對於虐待過你們的日本兵，你們都可以指認。我們說，很多日本兵的名字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如何去指認呢？澳洲人說，沒關係，我們將他們帶來，讓你們認。這樣的指認場景，有過好幾次。

在指認日本兵戰爭罪犯的過程中，吳棪放掉了一個日本兵。這個日本兵對我們大隊的弟兄很壞，但對吳棪很好，因此，吳棪就將他放掉了。

我們告的日本兵戰犯，沒有一個告成功的。我知道的，隻有一個日本兵是被判有罪，因為他槍斃過我們中國兵。在審判期間，有一段時間停頓了三周左右，是被我搞停的。當時我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要求去作證，就是做證人。我對法庭的安排很不滿意，不高興他們不讓我們證人溝通，將我們隔離，而日本兵戰犯則可以和律師溝通，我認為這很不公平。因此，我將自己的上述感受告訴了澳洲聯絡官孫信生，讓他將此意思轉告法庭。我們當時無人懂英文，這點讓我們吃了不少苦頭。法庭在得知我們的意見之後，向我們承認了錯誤，遂將日本兵隔離開來。法庭為此停頓了三周時間，由雙方政府為此事進行溝通協調。過了三周，澳方請我們吃飯，通知我說，中方希望此事由澳方協助解決。這算是戰犯審判期間的一個插曲。

但很多台灣兵被判刑。這是因為他們中有人先去找了吳棪，他們沒有來找我。實際上，他們中也有一些人與我關係不錯的。沒找我的結果，是其中些個人雖然找了吳棪，還是被判了刑。事情是這樣的，他們中的一些人，以前我們做苦工時，曾經對吳棪手下的一位姓張的士兵，下手很狠，打得很慘。事情的起源是，他們幾個台灣兵（當時是管我們的監視員）在一起吃東西，那位姓張的士兵剛好從他們旁邊經過，正好擤了一下鼻涕，就被那幾個台灣兵認為是沒有教養，也是侮辱他們，他們五個人將這姓張的一頓痛打，而且下手很重，打得姓張的慘叫，連當時擔任衛兵的日本兵都看不過眼。因此，這次審判戰犯就沒有放過這些台灣兵。如果他們事先是先來找我，或許我可以幫幫他們，可以過去，或者說懲罰會輕一些。我這麽說，不是同情這些台灣兵，是因為我們告日本人沒有什麽成功的，告台灣人反而成功，心裏覺得不是滋味。 

問：中國官兵被日本人擄掠到這個太平洋的孤島做苦工，時間長達二年半之久。過去一段時間這個當年赴日的華北勞工都向日本起訴打官司，希望討回賠償，您是否想過也要向日本追討補償？ 

答：日本人後來給我們補發過工錢，大約是在1945年11月左右。我個人就獲補了2000日幣。

問：檔案資料上說，當年在亞包等待遣返回國期間，中國官兵營區內國共思潮衝突極為嚴重。您能否談談這方麵的情況？

答：我們的官兵中是有幾位來自新四軍，但他們都是普通士兵，我沒感覺到有什麽衝突，隻是覺得這些年輕人比較氣盛一些。比如說，他們會走過來問，你是哪個部分的？待回答後，他們就說，哦，頑固派啊。也就這樣，他們就是一些兵嘛。平時也沒什麽衝突。 

如果說有，那可能是由於澳洲海員工會曾有人來亞包拜訪過我們，也許這個時候有些共產主義思潮傳了進來。當時是劉振亞上尉接待他們。姚天諒少校與劉振亞上尉是死對頭，雖然他們都是忠義救國軍的。如果從這個角度說，衝突時可能的。新四軍的汪友勇（？注：檔案中的名字是“汪友璋”）當年回國後就是被劉、姚二人送往教訓所了。

問：根據資料，戰後有300多名中國死難官兵的遺骸被遷葬到亞包戰爭公墓，您當時是中國官兵大隊的負責人之一，是否參與了這個遷葬，已經能否對這方麵的情況加一說明？

答：我知道這事，但主要是副官在處理，我沒有過問。大約是在澳軍撤出亞包之前吧，應該是1946年初以前，澳軍派來一位上尉，鄭重其事地與我們聯絡商談替我們的死難官兵遷葬之事。我認為無法辦到，理由是，我們因病被日軍槍斃和活埋的弟兄有三批，每批20-30多人，還有其他的人死了，就有好朋友們埋了，當時也沒有墓碑和地標可供查找，也無法找。另外，我認為，人已經死了，他們已經安息在那裏了，就不要去移動他們的魂靈了。因此，我沒有過問此事，一直由副官去處理。這是我最大的遺憾。 

另外還有一件事，使得我不願意去管這個遷葬的問題。我們有一個兵，是安徽人，他兄弟倆都在我們的這個官兵大隊。哥哥死了，給埋起來，可是幾天後弟弟去將哥哥的屍骨挖出來，包好背在身上，但他幾天後就瘋了。這事就發生在二大隊。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