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大時代狂風中的一片落葉——前國軍巴新戰俘幸存者李維恂訪談

流放在熱帶叢林的中國抗日將士(續28)

              我是大時代狂風中的一片落葉

              ——前國軍巴新戰俘幸存者李維恂訪談

前言

在尋找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從中國戰場俘獲的一千五百多名戰俘運往巴布亞新幾內亞新不列顛島亞包埠(Rabaul)做苦工、以及戰後幸存者被遣送回國的資料過程中，得知這些幸存者中，尚有三人健在，現在居住於台灣，這無疑是個大好消息。早在發現這批戰俘資料時，我就期待著能有機會去訪問他們。天遂人願，機會終於到來。在搜狐網的資助下，於2009年8月1日至8日期間，由搜狐社區副總編輯梁春元先生陪同，我們分別從澳大利亞和中國大陸出發，專程前往寶島，一方麵期望能在島內查詢相關的檔案資料，另一方麵，也是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對這些仍健在的幸存者進行訪談，以期對在檔案資料查詢及現場勘查工程中遇到的種種疑問，予以解惑。

目前確定的居住在台灣的前國軍巴新戰俘的三位幸存者名單如下：

李維恂      第三戰區淞滬挺進縱隊（少校）  （江蘇無錫人）
李煥文      江蘇保安第四支隊（上等兵）    （江蘇武進人）
盧新芳      86軍67師210團（上等兵）       （浙江寧波人）

李維恂，1949年攝於台南

訪問李維恂，就當年國軍戰俘被運送到西南太平洋的孤島以及隨後發生的種種事情予以求證，可以說，是訪問現仍健在的當年亞包國軍戰俘幸存者最具意義的一位。其一，雖然目前仍健在的三位前國軍戰俘幸存者都住在台灣，但其中的二位，李煥文居住在台北，經多次聯絡，都明確表明，不願接受任何訪問，謂隻想過平靜的生活；另一位盧新芳，雖願意接受訪問，但他雙耳重聽，且不識字，加上還帶有濃厚的家鄉口音，即使見到他，也基本上無法溝通（關於盧新芳的經曆，將另文交代）。其二，李維恂當年軍銜就是少校，換言之，即當年在亞包時，他就是國軍中少有的幾位校級以上的軍官之一，是中國軍人營地的管理層的人物；他雖已年過90，且住在高雄，但仍然言語明白，思路清晰，反應敏捷，還很健談，僅此一項，就足夠吸引人們的注意了。其三，今年年初，當亞包前國軍戰俘之事經海峽兩岸媒體披露而成為一熱門話題，而使得政府部門不得不表示關注之後，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曾對上述三位健在的幸存者做過一個口述訪談，但他們並不願意以此示人。盡管該部門當初曾設法與我聯絡過，希望多提供其資料及相互交流資料，他們如此做法，其來有自，可以理解。惟據李維恂公子稱，史政編譯室的人士對李的訪談，超過預定時間，欲罷不能；甚至連著名作家龍應台，在知曉亞包前國軍戰俘事件之後，也介入進來，欲將這段曆史，寫進她即將殺青的新書《一九四九》之中，因而她在高雄對李維恂的訪問，也是遠超其預定時間，一口氣就連續進行了七小時之久，以致不僅要將其之後的行程安排延後，甚至連午飯也來不及吃。由此可見，對李維恂的訪談是如何的重要。再者，李維恂本身的經曆也頗具傳奇色彩：從1937年抗戰初起而投身軍旅，到1942年被俘而為日軍轉運到亞包做苦工，短短五年時間，就升至少校官階，而且他所側身的部隊，又是與最具傳奇色彩的軍統有關，這本身就足以吸引人的眼球了。

下麵所記述的，就是訪問李維恂少校的一個記錄。這個訪問，從8月7日整天（下午曾去訪問盧新芳，有約三個多小時的停頓，也是讓李維恂先生有一個休息時間，到晚上繼續進行）到次日上午，前後達14個小時之久，而這兩天，也是莫拉克台風肆虐台灣南部最烈之時。為便於對事件的了解，茲將訪談的相關問題，略做整理，故在訪談的時間順序上，與錄像上的記錄，有些差別。但對李維恂的回憶和相關敘述，則基本上是按照他的原意照錄，以保持原貌。惟對於有疑問之處，會作一簡要的說明。

很高興接受訪談的李維恂先生。

一、我等你們已經很久了！

在來高雄之前，住在台北的上官百成（四行孤軍少校團附上官誌標之子）先生就與李維恂先生聯絡好，訂在8月7日上午對其訪談。我們在上官百成的陪同下，於6日傍晚乘高鐵抵達高雄，住在寒軒飯店。當天晚上，莫拉克台風就從台北一路追著我們的足跡，傾巢南下，來到高雄，狂風大雨，一夜未停。

7日上午，狂風暴雨依舊不停，難以出門，酒店甚至將大門都用橫木封堵，以保護其不被狂風吹壞。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致電李維恂先生，他表示可以由其公子駕車，陪伴其前來飯店接受訪問。以其90幾高齡，能如此認真對待我們遠道而來的訪問，真令人感動。

大雨滂沱中，李維恂在兒子李權憲的陪同下，到寒軒飯店接受訪問。 

上午10時許，李維恂先生在公子李權憲的陪同下，來到飯店。李先生90幾歲了，但看起來非常精神，臉色紅潤。當我們三人在飯店的房間中迎接他時，他緊緊地握住我們的手說：我等你們已經很久了！這一句話，短短幾個字，卻是發自其肺腑，聽來讓人熱淚盈眶。

說李維恂這句話發自肺腑，不僅僅是我，也是其他二位同行者當時的感受。而這種感受，更是在餘下來的10多個小時的訪談中，我們深深地體會到的。

李維恂1918年3月出生於江蘇省無錫縣，1937年日軍製造盧溝橋事變、發動對華全麵侵略戰爭，他當時還是位於連雲港的江蘇省水產學校的學生。當淞滬抗戰的炮火震撼著中華大地時，雖然李維恂是家中的獨子，但他還是和當時許許多多的熱血男兒一樣，毅然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時代洪流之中，加入了忠義救國軍的培訓班（政工服務訓練隊），繼而進入第三戰區淞滬挺進縱隊，在上海、浦東一帶與日寇周旋，直到1942年被日軍俘虜，並於當年年底與其他1500多國軍戰俘一起，被送往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新不列顛島首府亞包做苦工，此時，他已經是該挺進縱隊混成隊上海總隊第二隊的隊附，官階為少校。在1945年日本投降，剩餘的中國戰俘748人被盟軍解救之後，李維恂還曾經是等待遣返的中國官兵暫編第一大隊的大隊長。1947年回國後，直到1958年在台灣退役，李維恂也未曾受到很好的待遇，一直默默無聞。直到今年年初，當亞包中國戰俘事件被兩岸媒體熱炒後，國軍有關方麵終於找到他，對他做了訪談，也邀請他出席了3月29日於台北圓山忠烈祠的巴紐國軍死難英烈牌位安放儀式。但媒體發布的大量照片中不僅未見這位曆史見證人的蹤影，甚至報道中亦未見對他的出席有隻字提及。以致他在我們的訪談中，不止一次地說到，“我是大時代狂風中的一片落葉。隻有你們，才發現了這片落葉仍然有價值。是的，通過你們，那些死難在太平洋孤島上的英烈已有所歸宿；可是，當年那些還活著回來的官兵，他們又如何呢？政府或世人又該如何對待他們呢？”

這番話，反映出來的是一位抗戰老兵的心聲。因此，我將其作為這篇訪談的標題，也是對被訪談對象的尊重。實際上，我們的訪談，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陸陸續續地進行了十餘個小時。

“我是大時代狂風中的一片落葉。”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