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餘汝信
1999年9月25日，丁盛在廣州走完了他八十六個春秋的人生旅程。雖然官方諸多留難，即使在去世後的稱謂上，也處處設限——不能稱“同誌”，不能提及前任職務，甚至，不能稱“紅軍戰士”……，但還是有數百位老戰友聞風而至，在聽到消息後，不約而同地參加了“丁盛老人”的告別儀式。告別大廳裏，一對晚輩夫婦送來的一副挽聯，格外引人注目：“戰衡寶平西康攻瓦弄人稱大膽將軍，離新疆出廣東謫京滬眾謂落難英雄。”【1】
字裏行間，是人們心中的不平。
1、夢回吹角連營
戰衡寶，平西康，攻瓦弄，無疑是將軍數十年戎馬生涯中閃光的亮點。恰好是在去世前半個世紀的1949年9-10月，丁盛率所部第一三五師，在四野第四十五軍編成內，參加湘粵桂戰役中具決定性意義的衡寶戰役。一三五師在是役中麵對強敵——國軍白崇禧部主力第七軍，打出了聲威，受到四野總部和第十二兵團的電令嘉獎。林彪等在給四野“各軍首長轉全體指戰員們”的電報中稱：“你們西渡湘江以後，動作神速，抓住了白匪的精銳四個師，不顧一切疲勞，日夜繼續戰鬥，與敵反複進行堵擊和包圍，終於將敵人全部殲滅。這種精神與戰鬥作風甚為良好，尤其是一一九師、一三五師頑強的堵擊與反擊了敵人，使敵人數次突圍均告失敗，更值得表場”。十二兵團傳令嘉獎一三五師：“你們這種不怕艱苦，英勇果敢，堅決執行命令，獨立作戰的精神，堪稱此次戰役中本軍的模範” 。丁盛及其所率一三五師，由此聞名於四野全軍。【2】
衡寶戰役一年後，丁盛升任第四十五軍代軍長。不及一載，正式接任軍長。1952年10月，第四十五軍與第四十四軍合編為第五十四軍，丁仍為軍長。翌年1月，率部入朝，至1958年5月返國，軍部駐重慶，隸屬於成都軍區，為該軍區轄區內（四川、西藏）唯一一個成建製的野戰軍。
1959年3月，西藏局勢動蕩。3月14日，軍委令由丁盛組成“丁指”（代號302部隊指揮所），率第一三O師、一三四師赴藏參加平叛。是月，在甘青地區執行平叛任務的一三四師沿青藏公路開進，抵達拉薩、當雄。一三O師由駐地雅安乘車出發，在成都軍區前進指揮所（即“黃指”，代號301部隊指揮所）率領下取道川藏公路，於4月初進抵甘孜集結。3月27日，丁盛率“丁指”主要成員由蘭州乘飛機抵拉薩。“丁指”率一三O、一三四兩師，在西藏高原進行了曆時兩年半的平叛作戰，曆經大小戰鬥978次。至1961年4月，“丁指”方奉命撤銷，一三四師離藏入川，駐南充地區，11月，一三O師亦返回四川雅安。
1962年10月，陸軍第五十四軍再度組成以軍長丁盛為首的前指（亦簡稱“丁指”），以統一指揮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中的瓦弄地區作戰行動。11月6日，“丁指”進抵西藏察隅，立即落實各項作戰準備工作。次日，丁盛召開作戰會議，形成作戰方案，月中，“丁指”前進至航堆以南地區，率所部一三O師等向瓦弄印軍發起全線攻擊。
瓦弄地區位於中印邊界東段傳統習慣線以北的喜馬拉雅山脈南麓，為典型的高山、峽穀、密林地區，作戰條件異常艱苦。是役，“丁指”所部經激戰奪回瓦弄，直逼至傳統習慣線附近，殲滅印軍三個營全部、一個營大部和印軍第十一旅旅直分隊等部共一千二百多人。戰後，奉命主動撤至1959年11月7日雙方實際控製線中國一側20公裏處。12月下旬，“丁指”返抵重慶，所屬部隊亦於翌年1月初返抵原駐地。其後，丁盛奉命在軍區黨委擴大會議上作瓦弄地區自衛反擊戰情況報告，又率員分赴四川各地作巡回報告兩千餘場次，再率員到沈陽、南京、廣州、蘭州等軍區匯報，一時間，丁盛及五十四軍聲名大振。
丁盛指揮作戰計劃周詳，決心果斷。所率部隊，紀律嚴明，作風過硬。以今天的視角回眸昨日，如果說“戰衡寶”尚不過是國共之間兄弟鬩於牆而無須再多提的話，而“平西康，攻瓦弄”則為應該肯定的捍衛領土主權的正義之戰。丁盛作為軍一級高級指揮員，不畏難，不避險，三年間兩度親赴西藏前線，成功地指揮了雪域高原上的典範戰例，功不可沒。
2、困惑的新疆歲月
1964年7月，丁盛離開五十四軍，奉調新疆，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第一副司令員。【3】
大軍區副職，似乎是提升了，但實際是掛名的，兵團才是丁盛真正的落腳處。同時調至兵團以“加強領導”的軍隊現役高級幹部尚有：裴周玉，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原陸軍第六十九軍政委），任新疆軍區副政委，兵團第三政委；李荊山，空軍第二軍副政委，任兵團政治部主任。
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雖一直冠之以“新疆軍區”名義，但早於1956年即已不隸屬軍區建製，退出軍隊序列，改受自治區和新成立的國家農墾部雙重領導。軍委此際再將掛名軍區副職的裴、丁任命為兵團領導，應與當時新疆邊境的嚴峻局勢及欲賦予兵團的戍邊職責有關。
1962年4月，新疆發生“伊塔事件”，六萬餘邊民外逃蘇聯。礙於正規邊防部隊兵力嚴重不足而又為防止邊民外逃繼續蔓延，兵團奉命當年5月始緊急組編6個獨立營共21個值班民兵連，沿中蘇邊境布防堵截並警衛地州黨政機關。同時，抽調36個基幹民兵連沿中蘇邊境建立邊防哨卡、巡邏點、工作站，巡邏邊境，勸阻邊民外逃。北京方麵並決定沿中蘇邊界建立一條國營農（牧、林）場帶。8月，軍委有意擴大兵團民兵值班部隊，決定兵團兩年內組建300個齊裝滿員的值班民兵連。
兵團人員構成複雜，相當部分為原陶峙嶽部起義人員，而又麵臨艱巨的戍邊重任。將裴、丁調來，本意自然是用其所長——裴周玉在六十九軍有對原董其武部的長期統戰經驗，而丁盛則有中印邊境作戰的豐富軍事實踐。惟丁盛一到兵團，就明顯感覺到在此間開展工作並非易事。
首先，是兵團原領導班子強烈的宗派主義、山頭主義情緒。初來乍到，別人就給了他一個下馬威。據丁盛後來對別人說，分配給他這位大軍區副職的住房，竟然隻有39平方。而這39平方的房子，卻要住下丁盛一家六口外加一位保姆。直覺告訴他，人家對他的到來 ，並不表示歡迎。
再者，兵團領導機關本身作風散漫，機關大院象個大雜院，雞窩羊圈，堆放雜物，晾曬衣服，隨處可見；上班漫不經心，遲到早退，幾成習慣，兵團機關對下屬不起表率作用。
他曾試圖改變此間種種與野戰部隊截然不同的陋習，但很有點力不從心，畢竟此地不是重慶的五十四軍軍部，他隻是一個勢單力薄的“外來戶”，並非這裏一二號首長——在黨內，他僅是兵團黨委的十二名常委之一，以黨政領導班子排名計，他排在王恩茂、陶峙嶽、張仲瀚、裴周玉之後。況且，還未待他想清楚是否還有可能一展所長，文化大革命已不期而至。
運動初期，兵團機關大字報大都指向裴周玉、丁盛兩位所謂“新領導”，指稱兩人為“羅瑞卿分子”、“走資派”。少數人不同意將矛頭指向“新領導”，而是揭批兵團“老領導”張仲瀚等。1966年12月間，反裴、丁一派為兵團副政委賀振新在揪鬥過程不幸心髒病發猝死一事，再次召開批判資反線大會，要求兵團主要領導參加“說明真相”。經軍區黨委討論同意，派丁盛乘飛機緊急赴京向軍委匯報。
翌年1月9日，兵團被群眾組織奪權。1月26日，兵團農八師所在地石河子發生武裝流血事件，死27人，傷78人。為穩定兵團局勢，2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為兵團文革專門發布文件，宣布“決定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實行軍事管製”，並作十二條規定，其中提及“由革命領導成員、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三結合共同組成生產建設兵團文化大革命委員會，負責領導全兵團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受新疆軍區文革小組直接領導”。據此，兵團臨時文化大革命 委員會於3月中成立，裴周玉任主任，丁盛任第二主任，裴、丁實際主持兵團工作。6月22日，軍委轉發中央決定，任命裴周玉為兵團第二政委，黨委第二書記，丁盛為兵團第二司令員，黨委第三書記。次月，中央再調陸軍第六十七軍副軍長孔瑞雲、陸軍第十六軍副軍長杜海林任兵團副司令員，江蘇省軍區第二政委曾如清任兵團副政委。在裴、丁等的努力下，兵團的混亂局麵一度得以一定程度的抑製，但好景不長，1967年下半年兩派武鬥再起，兵團機關亦再度陷於癱瘓。
3、廣州軍區司令員
文革前，丁盛難於適應兵團這種軍不軍民不民的體製，早萌去意，並於1965、66年兩次打報告要求調離，但均無下文。麵對文革中兵團的亂局，丁甚感無奈，調離的願望愈加強烈。
據長期擔任丁盛秘書的陳宏康告訴筆者，1967年初在京匯報期間，丁住京西賓館，隔壁是邱國光。邱是黃永勝小圈子裏的人，當時雖僅為廣州軍區後勤部部長，卻是軍區黨委黨委。一天，黃永勝妻子項輝芳來探望邱，恰好丁也在場，項提及黃永勝等幾位在京的軍區領導欲在春節期間到林彪處拜年事，丁盛一聽便要求同去，得同意。拜年時，丁沒有錯過這個難得的機會，當麵向林彪匯報了自己在新疆的困境，並同時提出了調離的請求，黃永勝在旁邊也為之說項，林當場未置可否。
這次晉見，畢竟還是起了作用。據陳宏康說，丁後來在1967年中便接到調令，任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惟據筆者查閱到的官方的組織史資料，丁調廣州軍區的軍委命令，應是1968年2月15日才下達的。
丁盛到任的次月，“楊餘傅事件”發生。黃永勝奉調到京，任軍委辦事組組長、總參謀長，廣州軍區司令員一職則仍兼著。丁盛到任前，廣州軍區還有幾位副司令員，但黃永勝顯然是將丁視為接班人。當年12月，經軍委批複同意，丁盛任廣州軍區黨委副書記，排名於黃永勝（黨委第二書記、司令員）、劉興元（第三書記、第二政委），孔石泉（第四書記、第三政委）之後（時第一書記陶鑄已免職，第一政委韋國清非軍區黨委成員）。【4】
戰爭年代，黃永勝頗長一段時間是丁盛的直接上級，對丁盛的軍事才幹，應該十分了解。1944年，黃永勝擔任晉察冀軍區教導二旅長期間，丁盛為二旅一團政委。翌年11月，組建晉察冀軍區熱遼縱隊，司令員黃永勝，丁盛為其轄下二十七旅旅長。1947年，黃永勝任冀察熱遼軍區副司令員，丁盛為轄下熱河軍區第十八軍分區司令員，當年8月，冀察熱遼軍區部隊組建為東北民主聯軍八縱，司令員黃永勝，八縱第二十四師師長為丁盛。1948年後，東北民主聯軍先後改稱東北野戰軍、第四野戰軍，八縱改稱第四十五軍，軍長先後為段蘇權、黃永勝，丁盛為該軍第一三五師師長。直到1949年4月黃永勝調升第十四兵團第一副司令員，黃、丁才分開。
1969年4月，黃永勝在中共“九大”進入中央政治局，丁盛亦當選為第九屆中央委員，並任由四十九人組成的新軍委委員。兩個月後，丁盛正式接任廣州軍區司令員。
此後數年，在廣州軍區司令員的位置上，丁盛幹得還算頗為順心。這幾年中，最具震撼力的，當屬1971年的“9·13事件”，因隨後有所謂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一說，廣州軍區及丁盛本人也就多少受到些風言風語的影響。
1972年7月中共中央正式下發的《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有如此說法：“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毛主席離開了上海。毛主席的行動，打亂了林彪反黨集團的反革命部署，他們謀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誌的反革命陰謀徹底破產了。林彪陰謀攜帶黃、吳、葉、李、邱等，南逃廣州，另立中央。九月十二日晚九時許，由王飛、於新野召集劉世英、魯瑉、賀德泉（即賀德全，空軍司令部某部原部長），朱鐵錚（空軍黨委辦公室原處長）、鄭興和（空軍司令部某部原處長）等開‘七人黑會’，擬定了隨從林彪、黃、吳、葉、李、邱南逃廣州的行動計劃和人員名單”。該材料還引用了空軍副參謀長兼空34師黨委書記胡萍的“親筆供詞”稱：“九月十二日下午四時以後，周宇馳和我安排十三日反革命政變飛機。周說：‘主席最近找了很多軍區的負責同誌談了話，首長（林彪）看這形勢很不好，就決定十三日離開北戴河去廣州。三叉飛機256號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關，首長走時就用這架飛機。……再準備一架多三叉飛機，拉上黃、吳、李、邱和機關的人，十三日八時直飛廣州。由王副參謀長（王飛）指揮。還調一架安-24、一架安-22飛機運上兩架直升機，都飛去廣州。吳法憲還交代把大飛機也都準備好，隨後調去廣州。”【5】
三幾架飛機的人就可以另立中央？這總使人有些疑問。以後的清查結果表明，沒有任何站得住腳的材料能證實林彪、黃、吳、李、邱知道這一“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計劃”，更不說有所行動去實施這一“計劃”了。亦沒有任何材料能證實，廣州軍區的任何一位領導人，包括丁盛在內，知道有這麽一個“計劃”，或為這個“計劃”作了任何思想上、組織上、行動上的準備、策應工作。事實證明，所謂“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實在是一個子烏虛有的罪名。
對於丁盛本人在“9·13事件”中的表現和態度，鄧穎超的秘書趙煒近年寫的回憶錄，倒是作了正麵的肯定：“這天，錢嘉棟、趙茂峰、紀東和我都在辦公室裏。下午，我們突然接到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的一個電話。丁司令員在電話中語調十分鄭重地說：請轉告總理，我們忠於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聽周總理的。周總理怎麽說我就怎麽辦，我們已經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去辦了”。【6】
而在“9·13事件”之後，當時的中央對於丁盛本人亦是充分信任的（這本身就是對“南逃廣州，另立中央”說的否定）。1972年3月，劉興元調成都軍區，丁盛增補為廣州軍區黨委第一書記，隨後並接替劉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革委會主任。1973年8月，丁盛當選為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
文革中曾任上海警備區司令員的周純麟，在他本人的所謂“封筆之作”中提及丁盛這位當年的上司時，稱他為“曾經上過林彪賊船的丁盛”，比照史實，這自然是信口雌黃，惡意中傷了。【7】
4、厄運之夜
1973年12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八大軍司令員對調，丁盛與許世友互換位置，任南京軍區司令員。命令宣布後，毛澤東在京召見。與丁盛握手時，毛說：“你到廣州不久，把你換換吧”，又說：“你有心髒病，要注意休息”。丁很有點兒感激流涕，順從地點了點頭。
秉承其一貫的作風，丁盛到南京後，將軍區軍事工作抓得頗緊。到任後不及一月，即根據總參批示精神，製定了軍區的《加強戰備值班的暫行規定》，明確規定各級機關均要建立首長值班、作戰值班、部門值班、部（分）隊值班製度。1975年5月，丁盛到武漢與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誌協商研究二十軍與一軍調防事宜，至當年7月中，順利完成兩軍對調防務工作後，軍區黨委即召開常委會和常委擴大會議，傳達貫徹6月軍委擴大會議精神，討論了軍區關於精簡整編和安排超編幹部方案，經初步整頓，軍區部隊的建設得以加強。8月，經毛澤東、中央批準，南京軍區領導班子調整，丁盛為司令員、黨委第二書記（軍區第一書記、第一政委仍由張春橋兼任）。11月，丁盛在南京主持召開作戰會議，討論了軍區作戰預案，研究了部隊基本部署調整及各項保障計劃。當月，還組織了陸軍第六十軍的檢驗性演習。【8】
1976年3-5月，經軍委批準，南京軍區共有三個軍級機關、四個師部、二十七個團進行了部署調整。5月，軍區發出《貫徹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東南沿海戰備工作的指示》，成立軍區浙東南前指，統一領導浙東南沿海戰備工作。7-8月，軍區組織了軍、師幹部集訓，參加集訓共二百五十人。
8月8日，在視察完浙東南及舟山地區防務後，丁盛抵達上海稍事休息，住延安飯店。當時到滬治療皮膚病的軍區政委廖漢生，恰好也住此間。
丁盛的厄運，也就肇源於這一天晚上。
關於這個晚上，人稱“徐老三”的原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徐景賢，後於1980年12月“兩案”審判時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所作“證詞”如是說：“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著從上海到北京參加衛生部召開的一個會議的機會，向張春橋當麵匯報了幾個問題，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當時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到上海以後，和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談情況。我對張春橋講，丁盛說六十軍靠不住，這個軍他指揮不動，現在這個軍的位置正好在南京、無錫、蘇州一線，對上海威脅很大，丁盛叫我們要有所準備。我向張春橋匯報說，馬天水已經向上海民兵增發了槍支，在我匯報的時候，張春橋聽得很仔細，還問了六十軍領導人的情況。談話結束時，張春橋叮囑說，要謹慎小心，要注意階級鬥爭的動向”。
代表官方觀點的《南京軍區大事記》則稱：“一九七六年毛澤東主席病重期間，江青反革命集團加快了陰謀奪權的步伐。八月八日晚，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同江青反革命集團重要成員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在上海延安飯店密談。他們談了在毛澤東逝世後可能打內戰，並分析了駐上海附近部隊的情況。
“這次密談後，‘四人幫’在上海的黨羽加快了準備武裝叛亂的步伐。八月十日，馬天水下令催發民兵武器，突擊發了各種槍七萬餘支，火炮三百門，彈藥一千多萬發。九月二十一日，徐景賢向張春橋密報了丁盛的主意和他們有所準備的情況。十月八日，‘四人幫’的上海餘黨獲悉‘四人幫’被拘禁，即決定發動武裝叛亂”。【9】
筆者的一位友人，在丁盛生前曾當麵向丁本人詢問過當晚的事情經過，根據這位朋友整理的訪問記錄，丁盛本人的版本大致如下：
這天晚上，丁看望過住在樓上的廖漢生，談了一會話，回來剛要睡下，廖的秘書秉告，廖明天要去華東醫院，請丁給上海市委去一電話，以期引起重視。丁不好推卻，便給上海市委值班室去電告之廖事，值班室即時報告了馬天水等，馬、徐、王三人當即趕來看望丁、廖。
三人一到，本來已欲休息的丁盛隻得強打起精神應酬。寒暄幾句後，丁提及自己是從舟山過來，“過去我去過那裏，看過一部分，但這次看得更完全。看來舟山群島對上海的防禦，我是有把握的，形成個屏障，敵人如果從海上打來就肯定要失敗。不過長江以北及以東我還沒看過，那是個水網地帶，沒有舟山那樣的屏障，這地方我不大放心，以後還要去看看”（考慮到友人是一位女性，筆者不能保證她的以上丁盛談及軍事地理問題時記錄的準確性，但大意應該沒有問題的）。
丁盛有個性格上的特點，熟人在一起時，他很坦然，很少說多餘的話。而在外人麵前，為免尷尬冷場，他的話反而還顯得多些。丁與這三人其實沒有什麽交情，看這三人也不懂什麽軍事上的事，便換了一個話題：“這次我從長江口進來，感到長江的水很淺，見到很多挖泥船在挖泥，你們為什麽不可以在海島上修個深水碼頭，將外來貨物都卸在海島上，再用我們的船駁回上海，省得船隻、貨物積壓造成罰款嘛”，馬天水客氣地點頭稱是。
馬隨後提及南京軍區在七月份召開的一次檢查批鄧情況的黨委擴大會議，稱會議開得好，要向軍區學習雲雲。丁笑了笑，沒有說什麽話。
馬又說：“上海警備區一個副司令員董常雲，聽說他思想有些不通，最近他出差去了，回來之後我們要批評他”。又問：“李寶奇是怎麽來的？”【10】
丁答：“上麵派來的，也是我們軍區建議讓他來的”。丁想了想，反問馬天水：“這個人怎麽樣？”馬：“他講話比較圓滑，與原來的劉耀宗不一樣，劉直來直去。他到哪裏去了？”丁說，他有病休養去了，馬表態說，我們還是歡迎他回來工作。【11】
上海警備區名義上受軍區和市委的雙重領導，馬等“過問”一下，本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但丁盛不喜歡背後議論幹部，便將話題引開。隨後丁說：我這次來，是因為部隊要在杭州灣搞演習，要來很多人，如本軍區師以上幹部、各大軍區、總部都要來人，到時候都住上海，估計安置有困難，除了延安飯店要將現有的房都騰出來外，可能還要借用市委的其他招待所，另外後勤如副食品供應、車輛方麵，到時都要麻煩市委幫忙，此外，演習地點離市區兩個多小時，到時可能還得請你們派些民兵維持一下交通秩序。
此後，還談了點什麽文工團演出、金山化工廠的事。臨告辭前，馬問了一句丁現在身體怎樣，丁說，還可以，就是有點心髒病，老毛病了。馬對徐景賢說，老徐，你到華東醫院安排一下，給丁司令檢查檢查。據丁說，隨後，丁領著他們三人到樓上廖漢生處坐了一會。回到房間，他不一會便睡著了。
丁盛做夢也沒想到，8月8日這一個晚上，會給他的後半生帶來雲泥之別的巨大變化！
5、子虛烏有的罪名
據《南京軍區大事記》：1977年3月南京軍區舉行黨委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對積極投靠‘四人幫’的原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進行了麵對麵的揭發批判”，隨後，任命南京軍區副司令員聶鳳智為司令員。【12】
《大事記》又稱：“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準，中共南京軍區委員會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政幹會字第119號命令，丁盛退出現役，由地方安置。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央軍委紀委（1982）軍紀複字第105號批複：經黨中央、中央軍委批準，同意開除丁盛的黨籍”。【13】
據丁盛申訴，他對馬、徐、王三人是談及對江北蘇南的情況有些不大放心，但那是針對對外防禦作戰的戰場準備而言，與國內政治問題一點聯係都沒有。據丁盛回憶，是談起過六十軍及毛澤東百年之後的事，但不在8月8日晚上，而是杭州灣演習結束後，9月3日他再到上海，在延安飯店又碰到馬天水等人。馬天水問起，上海市委曾給軍區轉去一封信，是六十軍駐無錫部隊一個什麽人寫的，信中說，在部隊招待所查出了四個箱子，不知放了什麽東西，馬問丁收到轉去的這封信沒有，丁回答說收到了，同時說起軍區也收到一封信，是許世友的兒子寫給某醫院一位護士的，信上說到毛百年後要打內戰，丁說，打內戰可不得了，軍區已將這封信送中央，送給陳錫聯了。【14】
筆者相信丁盛的申訴比較接近曆史事實，這理由實在太多。
徐景賢所“揭發”的“丁盛叫我們要有所準備”，是準備幹什麽？徐沒有往下說。《南京軍區大事記》直截了當說是“準備武裝叛亂”。丁盛雖在軍事上號稱“大膽將軍”，但政治上還算謹慎小心，他與馬、徐、王並無深交，可謂素昧平生，有什麽理由在一次禮節性拜訪的閑談中，便與自己不熟悉的三個人去“密談”什麽“有所準備”（潛台詞就是“準備武裝叛亂”）？此其一。
王洪文、張春橋當時是軍委常委，張春橋還是南京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第一政委，是軍區第一把手。王洪文也掛著上海警備區政委一職。丁要與“四人幫”有什麽勾結，完全可以不假手他人直接找他的第一書記。張春橋掌控軍隊的能力無論如何要比馬、徐、王強吧，且應該了解下屬部隊的政治思想和軍事布防情況。丁盛如果真要“密謀”什麽，找張豈不更名正言順？何須繞著彎子要找馬、徐、王再去轉告？此其二。
南京軍區當時轄有三個野戰軍，一軍在浙江，十二軍在安徽，六十軍在江蘇。按徐景賢所言，丁盛說六十軍靠不住，他指揮不動，那麽，以邏輯推理，言下之意，其他兩個軍應該靠得住，應該指揮得動（要不丁盛為什麽不說三個軍都靠不住，他都指揮不動呢）。六十軍的軍部在鎮江，一軍的軍部在湖州，湖州比鎮江更靠近上海，按邏輯推理下去，丁盛豈不是可以拿一軍及十二軍作資本去投資靠“四人幫”？丁盛有這樣做嗎？此其三。
張春橋當時還兼上海警備區第一書記，第一政委，王洪文亦還兼警備區政委。上海警備區本身就有三個師的兵力（即駐市區的警備師，駐周浦的守備一師及駐鬆江的守備二師），即使三個野戰軍都指揮不動，以丁盛加上張、王，警備區這三個師總還能控製，還能指揮得動吧？如丁盛真的參與了“準備武裝叛亂”的密謀，為什麽不與馬、徐、王議議如何去指揮調動較易於掌控的這三個師呢？此其四。
丁盛其實什麽都沒有做。這麽說來，所謂“丁盛叫我們要有所準備”，與1971年“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對丁盛來說，都是子虛烏有的罪名。
6、公道自在人心
時任南京軍區政委的廖漢生，近年在其回憶錄中多處提及丁盛（還好，稱其為“丁盛司令員”），多少還算從側麵反映了一些客觀事實。如廖說，他1975年2月接到調令去南京，“一個星期以後，我又接到軍區司令員、黨委第三書記丁盛打來的電話，歡迎我速去上任”，又說：“我和彭衝，丁盛都比較熟悉”，“我和丁盛前後接觸的時間更多一些。丁盛原是紅一方麵軍的幹部，後到陝北紅28軍當團政治委員。1937年8月紅軍改編八路軍時，紅28軍與紅2軍團第6師合編為第120師第716團，宋時輪任團長，我任副團長，丁盛任2營黨總支書記。宋時輪團長帶領2營開赴雁北地區時，丁盛調到第715團任黨總支書記，以後又去了第115師。1955年，我們一同進入軍事學院戰役係學習，我是第2小組組長，他是組員。畢業後，他任第54軍軍長。1963年，我們一起到高等軍事學院參加軍委組織的馬列理論學習班，我是班主任，他是學員。……”。【15】
關於8月8日這一個晚上，廖漢生說法有別：“9月初，軍區有人來上海看病。當天晚上，上海市的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就跑來看望。我住在同一層樓，在上海已經住了1個月，他們從未來過。大概他們覺得有什麽不妥，於是讓人向我通報：一會兒來看廖政委。
“他們幾個人在房間裏從晚上7點多鍾一直談到10點多，還沒有出來。我本不想見他們，於是就關燈睡覺了。
“我剛剛躺下，就聽到他們一行人從房間裏出來，推開我的臥室門，連著叫了幾遍：‘廖政委，廖政委……’
“我沒有搭理。
“他們自言自語地說：‘睡著了，睡著了，以後再來看吧！’
“第二天，徐景賢來看我，請我搬到錦江飯店去，說那裏有冷氣，條件好一些，對治療有利。我謝絕了。”【16】
根據丁、徐及《南京軍區大事記》，這一晚應該是8月8日夜間，瘳說是9月初，顯然是記錯了。另廖說他是8月4日乘飛機抵達上海的，這距8月8日隻有四天時間，說自己在上海市已經住了1個月，他們從末來過，恐怕是言過其實。再說，丁盛不打電話，上海市委並不知道廖到了上海，知道了以後不是馬上趕來了嗎？不是第二天徐景賢又專門來請廖搬到錦江嗎？廖又說：“軍區有人來上海看病”，顯然是指丁盛，但丁盛已言明，他是視察完舟山後途經上海的，並不是專門去上海看病。此外，廖說丁與馬等人“從晚上7點多鍾一直談到10點多”，而丁說他們是深夜才到的，廖說他們沒有進房，而丁說他們是進房談了一會兒。
這真是一個撲朔迷離、說不清、道不明的晚上！
廖再說，1976年10月7日，“四人幫”被抓後第二天，軍委緊急通知：南京軍區丁盛、廖漢生，江蘇省委彭衝，許家屯立即乘專機到北京開會。當晚10時30分，軍委辦公廳通知馬上去開會，廖說：“我立即起身，匆匆下樓。其他幾個人也來到樓下，隻有丁盛司令員還在澡盆裏泡著呢，房間的門反鎖著。於是，我又派人上去敲門，好不容易才把他叫出來。”【17】
當晚參加會議的，有華東各省市、湖北和南京、濟南、武漢三個軍區的負責人，華國鋒宣布，中央對“四人幫”采取了“堅決的措施”，全場爆發出熱列掌聲，這掌聲，應該也包括了丁盛的吧。
10月9日上午，彭衝、丁盛和廖漢生一起找周純麟談話，分析在“四人幫”被公開揭露以後上海可能會出現的情況。10月10日，彭丁、廖等返寧。到南京後，立即召集軍區常委、顧問、離休老幹部作了傳達，晚上，又召集駐南京地區的陸、海、空軍和軍隊院校的軍以上單位負責人進行傳達。
根據廖漢生的以上描述，丁盛在粉碎“四人幫”之際並沒有“準備武裝叛亂”的反常活動和表現，相反，坦然得可以，要不，怎麽還有心情在京西賓館的大澡盆裏泡個老半天呢？
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其後丁盛突然被拋了出來，究竟原因何在？自稱與丁盛“比較熟悉”的廖漢生，其中又起了什麽作用？廖的回憶，始終沒有對此作出令人信服的明明白白的交代。
有人說，因為丁盛得罪了許世友。
自南京軍區成立始，許世友就將其視為自己的“地盤”。廖漢生在回憶錄中亦承認，許在文革中整人也不可謂不厲害：“僅以軍師職幹部為例：被以‘5·16分子’名義從領導職位上搞下來的幹部就多達32人，其中軍職13人，師職19人，被所謂辦學習班交代問題的16人，其中初步平反的10人，包括已分配工作的5人，未分配工作的還有趙俊、黃振東等多人；進行‘背靠背’審查的10人，其中軍職1人，師職9人；還有一些幹部有所謂‘曆史問題’……”。【18】 丁盛到任後，根據軍區幹部的反映，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平反工作，這傳到了許那裏，據說，許十分不滿。
有人說，因為丁盛得罪了葉劍英。
葉劍英的秘書張廷棟後來著書說，1969年10月下旬，“葉劍英被遷出北京，抱病輾轉於湖南長沙、嶽陽、湘譚和廣州等地，受盡折磨”。當年底，在湖南安置的葉去廣州治牙疾，“到廣州後，廣州軍區的一些領導對葉劍英很冷淡，主要領導人根本不見葉劍英，而讓一位副參謀長出來安排葉劍英的住行。他們不讓葉劍英住原來住過的房子。……”。【19】 所謂主要領導人，指的是丁盛、劉興元。其實，以葉當時的情況，讓軍區副參謀長劉興隆去安排葉的食住行也算可以了。丁盛不喜迎來送往，不要說葉劍英，即使後來江青到廣州，丁盛也不願出麵，隻是由軍區副司令員吳純仁負責接待。
筆者不知道有關丁盛得罪葉、許的說法有沒有什麽依據。不過可以確切知道的是，當丁盛急速從高位往下墜落時，落井下石者有之，而並無任何有份量的人伸之援手。丁盛雖已處處小心行事，但還是始終欠缺高層政治鬥爭曆練，疏於防範（也可以說是防不勝防吧），為徐景賢這樣的肖小所誣陷，終釀成後半生的悲劇！高層政治，即便對於一個久經沙場的軍人來說，不也是太險惡了嗎？
丁盛晚年，據說經四野出身的總政主任於永波同意，由廣州軍區收回，按師級幹部安置，惟政治待遇沒有任何變化（生活待遇倒還算有所改善）。然而，人民沒有忘記他。據知情者說，1990年代，丁盛“仍以耄耋之年，時常應邀奔走於京津、贛粵桂瓊、滇川渝和魯豫等省市，他的老部下、老戰友，包括不少同他從未謀麵均已轉業地方的幹部戰士，聽說‘丁軍長’來了，看望者絡繹不絕，迎迓有加，情真意切，顯示了他的人格魅力。以在昆明、成都、重慶為例，他的老部下一家一家請他去住，去吃飯，陪他去遊玩，簡直排不過來。他是從山城重慶調走的，舊地重遊，軍隊和地方，凡是和他認識或有過交往的，還有大量的隻聞其名，未謀其麵的中青年人們，拜訪探視者竟日盈門，令人感懷不已！”【20】
公道，自在人心。（2005年5月）
附：丁盛簡曆
1913年，生於江西省於都縣。
1930年6月，加入中國工農紅軍。
1932年，由團轉黨。
1935年11月~1936年2月，任紅一方麵軍政治保衛局二科政委，參加長征。
1937年8月後，曆任八路軍旅政治部科長，團政委。
1945年4月，作為晉察冀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
1945年11月，曆任晉察冀軍區旅長，軍分區司令員，冀察熱遼軍區旅長，東北民主聯軍八縱二十四師師長，東野（四野）四十五軍一三五師師長。
1950年4月後，曆任四十五軍副軍長，軍長，五十四軍軍長。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將軍銜，並被授予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59年3月，組成“丁指”，指揮西藏平叛作戰。
1961年8月~1964年3月，中共成都軍區黨委常委。
1962年10月，再度組成“丁指”，指揮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東段戰事。
1964年8月~1968年2月，新疆軍區副司令員、軍區黨委常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副司令員、第二司令員。
1968年2月-1969年7月，廣州軍區副司令員。
1969年4月，中共九屆中央委員，中央軍委委員（ ~1977年3月）。
1969年7月-1973年12月，廣州軍區司令員，軍區黨委第一書記（1972年3月~1973年12月，並同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革委會主任）。
1973年8月，中共十屆中央委員。
1973年12月~1977年3月，南京軍區司令員，軍區黨委第二書記
（1974年10月~1977年3月）。
1977年3月，停職審查。
1982年7月，被令退出現役。10月，被開除黨籍。
1999年9月25日，在廣州逝世。
注釋：
【1】第五十四軍駐京老戰友聯誼會聯誼組編印：《難忘歲月戰友情》（2001），頁334。
【2】本節內容，參見中共陸軍第五十四集團軍委員會編：《無敵的鐵拳—陸軍第五十四集團軍軍史》（1991），成都軍區百科編審室編：《西南軍區、成都軍區、昆明軍區、西藏軍區軍事工作大事記（1949.5~1985.8）》（1987）。
【3】本節內容，參見中共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委員會辦公廳、組織部編：《中國共產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組織史資料（1954.10~1987.10）》（1991）。
【4】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組織部：《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史資料》第五卷，“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長征出版社，1995），頁301-304。
【5】中共中央文件 中發[1972]24號《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1972年7月），頁70-76。
【6】趙煒：《西花廳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247。
【7】周純麟：《周純麟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頁562。
【8】本段及下段內容，參見南京軍區《當代中國》軍事國防卷編輯室：《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大事記》（1986）。
【9】同【8】書，頁165。
【10】意指怎麽調到上海警備區的。李寶奇，原為陸軍第十二軍政治部主任，後任總政組織部部長，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1975年10月調任上海警備區政委。
【11】劉耀宗時任上海警備區第二政委。
【12】同【8】書，頁170。
【13】同【8】書，頁165-166。
【14】1976年2月後，陳錫聯代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
【15】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頁357。
彭衝，當時兼任中共南京軍區第三書記、軍區第二政委。
【16】同【15】書，頁389。
【17】同【15】書，頁394。
【18】同【15】書，頁363。
【19】張廷棟：《我陪葉帥走完最後十七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頁53-54。
【20】同【1】書，頁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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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丁盛辯》補遺
作者：餘汝信
拙文《為丁盛辯》發表大半年來，得到不少讀者尤其是原54軍老戰友的關注和鼓勵。近日，更有知情者將珍藏多時的丁盛申辯材料及生前談話錄音記錄輾轉交予筆者，並建議筆者適時將其公開，以為還丁盛將軍一個清白，出一份棉薄之力。 今年是文革發動四十周年。筆者始終認為，文革造成的破壞力之廣度和深度，無論怎麽估量也不為過。它不僅是某一個別階層、個別人士的災難，更是上達國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的全民族的深重災難。既然是全民族的，那麽，禍延所及，包括了如丁盛等不幸被卷進政治旋渦幾近沒頂的的高級將領，也就毫不奇怪了。 筆者在寫《為丁盛辯》時，主要依據的僅是朋友的一份采訪筆記，丁盛本人的申辯材料以及談話錄音記錄，當時並未能見到。現遵囑將這部分材料公開發表，權作拙文的補遺。為便於讀者閱讀，在公開這部分材料的同時，筆者另以校注形式，對申辯材料中涉及的曆史事實作了補充輔證，對涉及的人名作了簡要注釋，另丁盛談話中或因記憶關係個別無礙大局處有欠準確，也在校注中作了適當說明。 一、沒有證據的《免予起訴決定書》 【餘注：1977年3月26日，丁盛被宣布停職審查。同年11月5日，未經任何法律手續，被關押並被抄家，家屬隨即被趕出軍區大院，丁本人被拉著到處批鬥，至1979年4月，方予以釋放。未料自1980年10月6日至1981年5月9日兩案審判期間，再次被關押，兩次關押，共達兩年多時間。
自被宣布停職審查之後，除專案組具體辦事人員外，沒有更高一級的幹部找丁談過話，更不用說找丁核對過情況了。1982年6月，解放軍軍事檢察院等單位三名普通幹部召見丁盛，奉命向其宣布：因觸犯《刑法》第九十三條，密謀策動武裝叛亂，將對其“免予起訴”。次月，軍事檢察院下達了《免予起訴決定書》。】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
免予起訴決定書
（82）軍檢免字第13號 被告人丁盛，男，現年六十九歲，江西省於都縣人，漢族，初中文化程度，一九三○年七月入伍，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司令員。因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有牽連，於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停職審查至今。 被告人丁盛一案，經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保衛部審查，於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移送本院，提請免予起訴。經本院審查，確認被告人丁盛犯有以下罪行： 被告人丁盛，在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積極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團。一九七六年毛主席病重期間，江青反革命集團加快了陰謀奪權的步伐。八月八日晚，江青反革命集團重要成員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到上海延安飯店看丁盛時，進行了密談。他們談了在毛主席逝世後可能“打內戰”，分析了上海附近駐軍領導的政治態度和兵力部署。丁盛對馬、徐、王說：“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軍”，“這個軍我指揮不動”，“這個軍的幾個師，就擺在無錫、蘇州到上海這一線，我很擔心”，“有什麽事件，對上海是個大威脅”，並提醒馬、徐、王說：“你們要有所準備”。丁盛還表示：“我是準備殺頭的”。隨後馬天水即給上海民兵突擊發了各種槍支七萬餘件，炮三百門，子彈、炮彈一千多萬發。九月二十一日，張春橋在北京聽取了徐景賢關於丁盛與馬、徐、王密談和給上海民兵發武器情況的匯報後，對徐說：“要謹慎小心，要注意階級鬥爭的動向。”十月八日，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獲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即決定發動武裝叛亂。由於黨中央采取果斷措施，他們的武裝叛亂沒有得逞。 上述罪行，經審查核實，事實清楚，證據確鑿。 被告人丁盛，參與了江青反革命集團密謀武裝叛亂的活動，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的規定，已構成策動武裝叛亂罪。鑒於被告人丁盛是從犯，根據《刑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決定免予起訴。如不服本決定，可以在七日內向本院申訴。 檢察長 於克法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印）
一九八二年七月六日
【餘注：所謂“免予起訴”，就是你本來是有罪的，罪足可判刑。隻不過本官考慮到你是從犯，慈悲為懷，格外開恩，不判你就是。
問題在於《免予起訴決定書》認為丁有罪的依據，僅僅是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的口頭供述。這些供述中指證丁盛說的話，丁盛本人從來沒有承認過。除了馬、徐、王的口供之外，《免予起訴決定書》沒有提供任何其他證據，可以證明丁盛有“策動武裝叛亂”的具體部署和行動。而僅憑馬、徐、王的口供即認定丁有罪，這樣的認定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嗎？
1996年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明確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隻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第四十七條明確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辨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並且經過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兩相對照，上述《免予起訴決定書》所列罪名，還能站得住腳嗎？】
二、丁盛：與馬、徐、王談話的真情及自白 【餘注：自停職審查之日起，丁盛就一直不停地為自己的罪名申辯、抗爭，但可想而知的是，沒有任何成效。1982年7月軍事檢察院發出《免予起訴決定書》後，當月31日，南京軍區政治部一位副主任給丁念了總政的電話通知：“退出現役，每月生活費150元，享受一般幹部待遇。”11月，由專案組一名幹事口頭通知：“開除黨籍”，丁盛幾十年的黨籍、軍齡一朝完結。1984年6月，南京軍區勒令丁月底前離開南京到江西居住。翌年，丁盛再度請求重新審理他的問題以弄清真相。以下為丁盛這一年間所寫的申辯材料，原題為《與馬、徐、王談話的真情及我的自白》。】 去上海的目的以及76年8月8日與馬、徐、王怎麽見麵的。
七五年我心髒病複發，尊葉帥的指示，從九月至七六年二月，一直在南京中山陵養病。訛傳我不聽葉帥招呼，去了上海治病，這不是事實。
七六年八月，軍區八、九月份要在上海，杭州灣搞陸、海、空演習──這是由總部批準，有各大軍區及總部的人參加，軍區領導也全部參加的活動。這樣，我因工作去了上海。 【餘注：根據《南京軍區大事記（1949-1985）》：1976年8月25日至26日，軍區在浙江乍浦、岱山地區組織了師團機關帶一個加強步兵營的登陸作戰演習（“東海一號”）。參加演習的有陸軍第1師和第3團機關和一個步兵營，海軍東海艦隊和軍區空軍部分兵力，共四千五百餘人，各種艦艇六十三艘，各型飛機八十五架（南京軍區《當代中國》軍事國防卷編輯室編，1986，頁166）。丁盛所言，確有其事。】 七月三十日，我離寧經上海視察演習部隊及附近海島部隊。八月八日坐了一天海船到長江口大小洋山，李寶奇（上海警備區政委）到那兒接我。抵達上海，李寶奇問我：“你來了上海，要不要告訴上海市委？”我說：“不要”，九點多，我在延安飯店準備休息，秘書陳長順告我：廖漢生政委的張秘書來說：“廖政委明天請上海市的醫生會診，要我給上海市委打個電話，以引起他們的重視”。陳秘書因我勞累要休息，想請黨辦李主任打這個電話，張秘書說還請司令打好，我就按這一要求給上海市委辦公室打了電話。不久，陳秘書告我：“市委來電話說馬、徐、王要來看你”，十點左右，他們來了，閑談了一個小時，我們一起去看了廖政委。
就這樣，客觀因素促成我意外地見到馬、徐、王，決非我有意安排要見他們，而達到所謂密謀的目的。 （二）八月八日晚與馬、徐、王談話的內容。 一見麵，彼此寒喧：“你們這麽晚了，還來看我，”“應當”。“從哪兒來？”“從海島來”。
我說了視察海島的感受：“從長江口以東以南的地形看來，屏障多，兵力密度大，敵人（指外來侵略者）若想走日本鬼子侵略中國的老路，肯定要失敗的。而長江口以北，以東的地形我從沒去過，但聽說水網地區，沒山作屏障，兵力密度小，這個地方我不大放心，以後要去看看。”
我說：“這次我們部隊要搞演習，要來很多幹部，在車輛、交通秩序、副食品供應上都希望市委協助解決，要麻煩你們了。”
馬說：“應當，不成問題。”
我說：“進長江口，水淺，大貨船進不來，李先念同誌講過：每年罰款多少億，你們挖個深水港多好呀！”
我問：“你們很忙吧？”
馬說：“很忙，搞生產，忙給唐山運物資，這次唐山地震很厲害”。
馬、徐、王主動提起：“軍區七月份黨委擴大會議開得好，抓住了問題的要害（這是檢查部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工作的會議，是錯誤的）。你們軍區領導人的意見都是一致的吧？”
我說：“是一致的”。
馬問：“魏金山（六十軍政委）怎麽沒參加這次會議？”
我說：“他有病，住院了。”
馬說：“上警的一個副司令董常雲思想不通，他現在出差了，等他回來後，我們要批評他的”。
馬又問：“李寶奇同誌是怎麽來上海警備區當政委的？”
我說：“是軍委派來的，也是我們軍區黨委提議來上警當政委的”。
馬問：“李寶奇這個人怎麽樣？”
我說：“過去不認識，不了解，你看怎麽樣？”
馬說：“李說話圓滑些，他在軍委辦事組工作過，他和劉耀宗不一樣（上警另一政委），劉是直筒子，有什麽說什麽，對就對，錯就錯”。
馬又問：“劉耀宗哪兒去了？”
我說：“他有病，在黃山休養。”
馬說：“歡迎劉耀宗回上海工作。”我沒答話。
我說：“我身體不好，有心髒病，經常發作。”
馬天水指著徐景賢說：“可以安排他去華東醫院檢查一下。”
“好，謝謝”。
坐了近一個小時，我們一塊去看了廖政委。
他們有意打聽上警幹部及軍區會議的情況是別有用心。當時我隻把他們當上海市委領導看待，沒能識破他們反革命麵目，失去警惕和防範，這是我的錯誤。 【餘注：這一段普通的對話，以後卻賦予了強烈的“政治陰謀”色彩，即《免予起訴決定書》中的所謂“分析了上海附近駐軍領導的政治態度”。其實，即便馬天水等有意打聽是別有用心，也是“問者有心”而丁盛“答者無意”。
魏金山，時任陸軍第60軍政委。1960年代中曾任許世友秘書，可能有這層關係緣故，文革後魏升遷甚速，1990年代初曾任海軍政委。
董常雲，時任上海警備區副司令員。1981年在此位置上離休。
李寶奇，時任上海警備區政委。1960年代中李德生任陸軍第12軍軍長時，李寶奇是該軍政治部主任。李並未如馬天水所說在軍委辦事組工作過，倒是1969年12月隨李德生到總政，任總政組織部部長。1972年5月李德生在北京軍區時，李寶奇曾調任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調瀋陽軍區後，李寶奇於1975年10月降任上海警備區政委，文革後再度升任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軍區副政委。
劉耀宗，時任上海警備區第二政委。1961年晉少將。文革結束後，劉似乎未有因馬天水的話而影響他的仕途，1978年後曆任安徽省軍區政委，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 （三）九月三日與馬、徐、王談話的內容： 九月三日，十點左右，馬、徐、王沒打招呼，突然來延安飯店我的住處，我問：“你們來幹什麽？”馬說：“最近有兩批較多的外賓要來，看延安飯店的宴會廳是否容納得下。”我說：“可以去看看。”
他們坐下來，我說：感謝上海市委給予軍區這次演習的支援和幫助，馬天水說不用感謝這是應該的。
馬說：“市委給你們轉去一封信，是無錫部隊的。信中說：在部隊招待所查出了四個箱子，不知放了什麽東西。你們收到這封信沒有？”
我說：“收到了”。
這時我告訴他：“我們也收到了一封信，是許世友兒子許建軍寫給某醫院護士的。”他在信上說： “毛主席百年後要打內戰。”我說：“打內戰可不得了，我們已將這封信送中央了──送給陳錫聯同誌。”
馬天水說：“我們也收到了類似內容的一封信，也送中央了。”
這事就說了這麽幾句。 （四）軍事檢察院的免予起訴書（下簡稱“決定書”）
說：“八月八日晚，江青反革命集團重要成員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到上海延安飯店看丁盛時，進行了密談。他們說在毛主席逝世後可能打內戰，分析了上海附近駐軍領導的政治態度和兵力布置。丁盛對馬、徐、王說：“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軍。”“這個軍我指揮不動，這個軍的幾個師，就擺在無錫、蘇州到上海這一線，我很擔心。”“有什麽事，對上海是個大威脅。”丁盛還表示：“我是準備殺頭的。”隨後馬天水即給上海民兵突發了各種槍支彈藥。這就構成我參與密謀武裝叛亂罪。 （五）下麵請組織聽取一個老戰士對黨的自白： （1）關於六十軍的問題： “決定書”上說：“我最不放心六十軍”“六十軍對上海是個大威脅”……“你們要有所準備”。
事實上八月八號晚談話，除問到魏金山（六十軍政委）哪兒去了之外，根本就沒有提到六十軍。
至於我說的長江口以東以北的地形，完全是從上海的海外防禦角度說的。與在上海以西京滬線上的六十軍沒有任何關係。馬、徐、王的供詞說我對六十軍“很擔心”，這完全是移花接木的栽贓，徹頭徹尾的捏造。
說我說：“這個軍我指揮不動……在寧滬線上，對上海是個大威脅……你們要有所準備，”我身為大軍區司令，對下屬部隊根本不存在調動調不動的問題，事實上，我剛順利完成了對六十軍的調動。
我感到六十軍的一個師配置在交通條件較差的淮陰一帶，便提出將該師調到無錫市，經軍區黨委討論，總參批準，七六年上半年該師調防，六十軍軍部也從江浦調到鎮江。若說：“對上海是個大威脅，”這個“威脅”不正是我自己造成的嗎？真是無稽之談。 【餘注：陸軍第60軍基本部署調整是丁盛任南京軍區司令員時提議並經軍委批準完成的，這是不爭的事實。據《陸軍第六十軍軍史資料匯集（1947-1985）》稱：“1976年3月，根據南京軍區調防命令，我軍軍部，180師師部及所屬各團，179師535團，軍直高炮團、炮團，先後於3月15日至5月15日進行了部隊基本部署調整工作”，“180師從蘇北調至無錫，軍部從南京調至鎮江”（陸軍第六十軍精簡整編善後工作辦公室，1985年9月，頁559）。部署調整完成後，60軍軍部駐鎮江，所轄第178師師部駐蘇州，179師師部駐南京白水橋，180師師部駐無錫，73師師部駐安徽霍邱城西湖農場。說該軍所屬幾個師“就擺在無錫、蘇州到上海這一線”，也不盡言，起碼73師就不在滬寧線上。】 （2）“決定書”上說我表示：“準備殺頭”，這更是荒謬絕倫。我作為一個高級幹部，有職有權，工作順心，上下團結，情緒很好，心情愉快，神誌清醒，我怎會出此悲觀的混帳話呢？八月八號的談話，除相互吹捧，並沒有議論中央領導，也沒有談論全國的形勢，我想的是演習，談的是演習。我沒有，也不可能說：“準備殺頭”之類的話。
我在談到什麽問題時說“準備殺頭”？它的前言後語是什麽？它總不會是孤零零的一句話吧？！ （3）“打內戰”是許世友兒子許建軍寫信的內容，怎麽成了我和馬、徐、王談了毛主席逝世後可能打內戰；本是九月三日晚上的談話，硬不顧客觀事實，給安在八月八日晚上；是為了證實八月十一日馬、徐、王的突擊發槍，是談及“打內戰”而引起的，好加予我策動叛亂的罪名，這樣又製成一個錯案。 （4）我和馬、徐、王的關係： 我和馬、徐、王過去不認識，七四年調南京軍區工作後，在上海接觸過三次，第一次是七四年三月，從舟山視察部隊回南京，路經上海，晚上我們初次見麵；第二次是七五年一軍和二十軍調防路過上海，王秀珍請我吃過一頓飯；第三次就是七六年八月八號晚和九月三日晚的兩次談話。在這前後，我們既沒有工作上的聯係，也沒有任何書信、電話及私人交往。九月六日接到毛主席病重的電報，要我返寧，我去市委告別，如有謀反之意，這是密謀的最好時機，可我隻告別一聲就走了。從那以後，沒有和他們發生任何聯係，請組織詳細調查我這一個多月的活動情況（從九月三日到十月八日）。
粉碎“四人幫”，我才認清了馬、徐、王的真麵目：他們蓄謀叛亂，早就狠抓上海民兵多次發槍。馬、徐、王是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武裝叛亂，搞武裝叛亂是他們反革命思想本質的大暴露，怎能無端歸罪於我的一兩次談話受我的影響呢？反革命分子馬、徐、王的口供決不可信，他們為減輕罪責，妄圖嫁禍於我，這就是他們的目的。
總政檢察院、法院的三名幹部在八二年六月審理我的問題時，不聽我敘述的事實，而相信馬、徐、王的口供，他們說：“毛主席說審查幹部要重證據，不輕信口供，你的問題雖沒別的證據，而馬、徐、王的口供就是證據。”
請組織相信一個老紅軍戰士的自白，絕不要輕信馬、徐、王造反派的為減輕罪責，而嫁禍於我的假口供。
我今年已七十二歲，去年摔傷後三次住院近況不佳，身體很虛弱。承受“反革命分子”的精神枷鎖，殃及家屬孩子。更痛苦的是多次申訴，無人受理，給組織的信，都石沉大海，我越來越感到生命危在旦夕，渴望在瞑目以前能得到黨組織的關懷與過問。讓我去北京澄清自己的問題，並盼望解決我目前生活上的困境，黨雖在組織上處理了我，可我仍堅定不移地相信黨，依靠黨，相信黨會實事求是地解決我的問題。 三、丁盛：我所看到的江青 【餘注：有讀者問，難道丁盛就是因為這麽一次談話獲罪？他與“四人幫”到底有沒有其他政治上的牽連？筆者回答道：直到今天為止，官方從來未有提供丁“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有牽連”的證據。本來，舉證的責任在原告而不在被告，丁盛亦無須自辯。惟為解開讀者心中的疑惑，以下引自丁盛口述、金光整理的《丁盛回憶錄》的一章“我所看到的江青”，就權當是丁盛在此問題上的自辯好了。回憶錄原文部分標點符號使用欠妥，筆者未有改動。】 好，講另外一個人：江青。七二年的三月份，汪東興交待我一個任務，當麵給我講的，說江青要來廣州療養。交待我們幾條規定，第一，你必須保證她的安全；第二，要讓江青吃好，玩好，休息好，身體好，高興！這是我的任務；第三，江青要做什麽事情你不要管。關於江青到廣州來療養的事情汪東興就這樣給我交待的！當時他為什麽交待給我呢？七二年的三月份這個時候，軍隊，我是廣州軍隊的負責人，劉興元走了，調到四川成都去了，韋國清走了，到總政治部當主任了，原來韋國清是廣州軍區第一政委，他也走了；劉興元原來是廣州軍區政委，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走了，這個時候，周總理就把這副擔子交給我了！說：“現在，廣東省委的書記，你當！兼革命委員會主任”。我當時在廣州的地位，就是黨的權、政權、軍權全都要我負這個責任，擔子很重！ 【餘注：丁盛此處記憶有小誤。韋國清自1966年11月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他到總政任主任已是文革結束後的1977年9月（仍兼廣州軍區第一政委至1980年1月）。不過，他因是廣西第一把手而常駐南寧不在廣州倒是事實。
1972年3月23日，中央決定調劉興元到四川，任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為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廣州軍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不變，孔石泉為第二政委；調趙紫陽為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見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2]15號）。】 所以，江青要到廣州來療養，他就要交給我，他不找我找誰？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感覺到這個任務很重，擔子很重，所以我就召開軍區和省裏麵的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把汪東興這個話給他們說了。說了之後，廣州軍區組織一個接待小組，由副司令員吳純仁牽頭，他負責任；安全，派廣州軍區政治部保衛部長石勇，“石勇，你負責江青的安全”。還帶兩個保衛幹事。生活就交給廣州軍區司令部管理局局長、副局長他們兩個人，保證把她的生活搞好，生活搞不好唯你是問，她的醫療，她自己有一套醫生、護士，她自己帶來了。
當時我們討論，也是喜憂參半，也高興，因為中央毛主席信任我們廣州軍區，當時我們把江青看得很重，是毛澤東的夫人，中央政治局的委員，現在把她療養的任務交給我們，我們很高興。但是，可又不能出問題，出了問題可不得了！七一年的九月十三號，到七二年的三月份就是半年時間，原來就懷疑我們廣州軍區有什麽問題，如果江青這次來了，她出了什麽事，那我們跳到黃河都洗不清！所以一方麵我們很擔心，必須要搞好。怎麽辦呢？我們省委，書記怎麽辦？決定她來之後，我們大家陪同她看電影，我們就這個態度，也沒有講什麽歡迎啊，吃飯啊，都沒有。就這麽定了。
那天，江青就從北京坐飛機到廣州的白雲機場，下來之後，飛機沒有滑行到候機室這個位置，沒有滑行，停在那裏，我們就迎上去接她了。當時軍區就是我了，任思忠政委，就是趙紫陽、王首道、孔石泉、陳鬱、林李明，省委幾個人！接到之後，他們就回去了，我和汪東興一起陪她到南湖一號，路上，汪東興不允許我靠近她，“你隔遠一點，你不要跟那麽緊”，這個時候，他對我是不信任的。 【餘注：時任思忠為廣州軍區政委；趙紫陽、孔石泉見上文注；王首道、陳鬱為廣東省委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林李明為省委常委，省革委會副主任。】 到了之後，住地是他們指定的，原來一號房，也是給她修的嘛，他們指定住一號，安排好了之後我們就吃飯，我和汪東興兩個人吃飯，我就給汪東興講：“汪主任，江青同誌來了，我應當回去告訴我們軍區的領導同誌啊”！他想想：“不行”！我說：“這樣他們會對我有意見的呀，她來了，我接過來了，我不告訴他們，這樣不好”。“不行，要保密”！我就歎了一口氣。汪東興就說：“你看你這個江西老表！”這是江西人的習慣，我歎了口氣。這樣就算了，吃了飯我就回去了。他們自己安置，因為江青當時生活的一套人馬她都有，醫生、護士，設施什麽都是她自己帶來的，這個我們插不上手，不讓我們搞。
吃了晚飯，我、趙紫陽、王首道、陳鬱、孔石泉、林李明、任思忠，當時廣東省委書記處的書記，我們廣州軍區的政委，就到一號，陪她看電影。 【餘注：丁盛這裏說的也有小誤，文革中省委不設書記處，僅稱省委書記。】 我們離她房子比較遠處就下車。那時候我們真是，怕車子開近了一號幹擾她，打擾她，在那裏等著。她是不出來的，不知道幹什麽，一直等到十二點，叫我們去了，江青出來了，在房子裏邊，這樣我們就到放電影的廳裏去，說了說，我們這麽多人陪您看電影，沒有什麽事情，大家看看電影。這場電影一看，就到了二三點鍾了，因為我這個人習慣，早睡早起的習慣，到了十二點後，再睡覺我就不行了，就睡不著了。後來第二天我說這樣不行，我吃不消，我們要上班，要辦事情，晚上我睡不了覺，那我吃得消啊，所以我說，不行，我不能這樣做了！我說今後，每天晚上我們去一個人！我們七八個人嘛，一個人一個晚上就可以了嘛。
第二天以後，我就不準備去了，排了，今天你去，明天他去，但後來去沒去我也不知道，我也沒問！反正我這兒是不能去了！
江青在一號住的時候，我和她的接觸有三次，剛才講的這是一次，第二次是一部電影試片，《龍江頌》，廣東電影製片廠放的。【餘注：應為珠江電影製片廠。】叫我去陪，我去了，去看電影，沒什麽說的，那電影我過去沒看過，我看了看，感覺技術很好，我說拍得很好看，因為沒有什麽說的。這一次她拿來《古詩源》的樣書，從北京拿來的，通知我們到五號，就是周總理的那個房間裏麵，她拿出這本書，就叫我們大家都看一看。是我們全體去的，就是書記，我是書記，其他也都去了。這是第二次。
第三次，有一天，她要去佛山石灣的陶瓷廠，她要看陶瓷。頭一天，趙紫陽也在，我答應了，我說我去。第二天起來，我不想去了，我說紫陽你去吧，我不想去了，你陪她去吧！
趙紫陽說：“唉，不好啊，你答應了去，你不去怎麽好呢”？這樣，我從家裏直接坐車趕了去，他們怎麽去的我不知道，趕到石灣，正好看陶瓷，沒什麽話說，我這個人也不大善於說這一類話。這是第三次。
有一次，她到七號，毛澤東那個房子，在外麵看完花草，我去了，去看看她。那裏有個服務員，叫劉金華，她說：“什麽劉金華，叫劉華”。這麽改的。
江青四月初來的，大概住了個把月，全部事情，工作就由吳純仁負責。吳純仁有一次給我講，江青同誌要騎馬。我說：“不行，騎馬摔下來怎麽辦？”沒有答應。後來我給汪東興講了，說她要騎馬。汪東興說：“你找匹老馬給她騎嘛”！
這樣到五月初，突然之間，汪東興，華國鋒來了。幹什麽呢？“我們來接江青同誌”，接就接唄。沒說什麽，接到哪裏去了？不知是去北京是還到上海，就這樣。這就是第一次，除此之外沒有見她。
第二次，七月份了，楊德中來的，是中辦副主任，他是代表總理來的！到了以後，也是我接待，楊德中說江青同誌要到這裏來療養，我這裏沒有說的了，表示歡迎。 【餘注：楊德中時為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警衛局改稱）副處長兼中央警衛團政委。楊任中辦副主任是在文革後的1980年。】 總理指定她要住小島一號。就是廣東省委招待所，過去是島，現在就不是個島了！都連成一片了。
小島一號的房子，是毛澤東主席住的房子。除毛澤東以外，周恩來住過，別人沒住過。
這次的接待，還是第一次接待的原班人馬。還是按照第一次那樣的規格，還是由吳純仁牽頭，還是保衛部的石勇部長，還是管理局的局長，副局長他們負責，還有保衛幹事，其他的一些人，還是他們具體地管。
這一次是住在小島，市中區了，和住在南湖就不一樣了。次序我就不記得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特別多。有一次，她要去三元裏。三元裏有一個溫泉，露天遊泳池，要去遊泳。這個事就那麽巧，她從小島坐車出去，到東山那兒有個鐵路，那個鐵路就在東山口上，火車來了，當然她就不能走啊，她就在那兒等著，等火車過了之後，她們就到三元裏遊泳去了。回來就找我了。把我叫去：“你怎麽搞的”？我莫名其妙。“有什麽問題，怎麽了”？
“你沒安排好”！
我還搞不清楚，怎麽回事啊？
“沒安排好，我們過的時候，車站的火車過去”。
哎呀，那個火車我怎麽能夠安排啊！誰也不能安排，誰也不能限製，我怎麽知道火車這個時候過？我也不知道她們什麽時候出發，我都不知道啊。全盤都是由吳純仁他們在那兒管著的。
所以我就在那兒聽著，訓我，“你在那兒修一個立交橋”！當時我還不懂這個“立交橋”，聽也沒有聽過。我也沒吭氣，你說什麽就說吧，反正我就聽著！訓了我一頓！
東山修立交橋，可不是個小事，那可不容易的。你看深圳這些立交橋，好大的工程啊。我那時候才當省委書記幾個月呀！我什麽都不知道。這是一次。那地方現在也沒修立交橋，那不可能修，那怎麽修？那個地方，人口那麽稠密，怎麽修？
有一次，因為她去三元裏遊泳，走了很遠的路，看見馬路兩邊栽了很多馬尾鬆。就是栽在海邊上長得很好、不怕風吹，長得也快的那種馬尾鬆，又把我叫去了。“馬尾鬆是陶鑄的德政”，陶鑄啊，原廣東省委書記，中南局的書記。“沒有用，你把他砍掉換掉”。這些工程我辦得到嗎？多少馬尾鬆啊？誰也辦不到啊！怎麽能砍啊，聽著唄！不吭氣，我也不說我馬上辦，也不說我不辦，我不說話，你坐在那兒說你說去吧。這是一次。
教訓哪，真是個巫婆啊，這個家夥。窮凶極惡，那個態度，陰陽怪氣，這是一次。
還有一次，浩亮，那個唱戲的，於會泳，還有那個跳芭蕾舞的，叫什麽名字？劉慶棠！他們從廣西來，因為江青住在那兒嘛，他們也到那兒，住在小島！搞了個房子給他們住下。
我們過去在廣東很樸素的，一般的人來，不擺水果的，他們來了呢，沒有擺水果。他們也在那裏，江青把我叫去了，她就指著他們幾個說：“他們是代表文化部來的，你怎麽沒給他們擺水果啊”？
像這些家夥，下賤啊，住兩天，要水果，你有錢不會買嗎？還要人家給你擺！我沒吭氣，我也沒說擺，也沒說不擺！反正我不吭氣，怎麽說你說去唄！訓一頓！
他們幾個人不知道來幹什麽，我也搞不清楚。從南寧來的，以後他們到長沙。長沙打電話來，問我們怎麽接待的！問邵雲舟，邵雲舟當時是省委辦事組組長，就像現在的省委秘書長這麽個職務，什麽事都管！後來擺沒有擺水果，我也不知道，我也沒有問。 【餘注：應為邵雲升，時任廣東省革委會辦事組組長】 又一次，因為廣州八月份很熱，下雨，小島的路邊上種了很多茉莉花，茉莉花長莖，長長的，所長是好意，怕長在路上不好走，怕江青摔跤，所長就把它修剪了，修剪得幹幹淨淨。本來是個好事！她又看到了，生氣了，把我叫去！“你這個所長是個壞人”，無頭無腦，壞人！是陶鑄留下來的，我還摸不著頭腦，她是不說什麽事的，去到那兒你才知道。把我叫去，怎麽回事呀？“嗯，你搞破壞，路上的茉莉花，都被他剪了，破壞了！”這個人真是不識好歹，一點理也不講！我們就沒有吭聲。“要他作檢討，要處理，”作檢討，處理，怎麽處理啊，叫他寫了個檢討！內容我也沒看，檢討以後就送給她了，她看了以後，不滿意，又把我叫去了。“哎，所長的檢討你為什麽不簽字啊！”問我為什麽不簽字？行啊，簽字就簽字吧。在所長的檢討上麵又簽了我的名字！這就說明我也作了檢討了嘛，不就這麽個問題嗎！
一點茉莉花有什麽事？就是不合理，又值得這樣子作法嗎？
有一次，她想起來了，“我要開會，講話，你通知廣州軍政機關師、局級以上的幹部，有幾百人這麽個會”。開什麽會我也沒有問。會是八月二十三日在友誼劇院召開的！“我要講主席給我的那一封信”。毛澤東主席在滴水洞寫給江青的一封信，信的內容，就是講林彪在六六年開會的時候講什麽政變了，一大堆的東西。反正汪東興交待我了，她要幹什麽我不要管，就是不交待我，我也不能管！管她呀，她把我們訓得一楞一楞的，我能管她呀？你開就開吧！
她就講，什麽意思，怎麽解釋，怎麽樣的，講滴水洞那封信！“你們知道不知道那封信”？講的過程裏，講了兩個事，一個是“七二○”，武漢，陳再道，鍾漢華，當時鍾漢華正好到了廣州軍區當副政委，“我們怎麽搞的，錯了”，鍾漢華當時很感動，很激動！怎麽搞錯了！這是一件事。講七二○，武漢的“百萬雄師”。 【餘注：鍾漢華1972年5月恢複工作，任廣州軍區副政委。】 她講王關戚，王關戚早就關起來了，她都推給大家，又講到我，“丁盛，有山頭主義”，講我有山頭主義，“但是，你沒有搞陰謀詭計”，但這句話後來在南京審查我的時候，又成了“江青保你過關”！保我過什麽關，我是省委書記，七一年“九一三”到了七二年，我有什麽關要她保，她能保我嗎？她講完了話，叫大家唱《國際歌》，準備散會了，她忽然又講起了“九一三”事件，說那天清晨周總理給各地打電話，她就在總理旁邊。周總理聽了廣州的表態之後，放下電話說了一句：“哎，丁盛好！”這時全場熱烈鼓掌，她又補充了一句：“真的，這不是我恭維丁盛同誌。”
再一件事情就是維特克，寫江青的《紅都女皇》，到了廣州。一開始我不知道，後來我才知道的，她是把總參測繪局的張清華調來，要畫圖，要畫個什麽圖。他們先到，後來把我叫去了，我也不知道幹什麽。她給張清華講：現在美國的一個記者來了，她要寫東西，她要一個圖，要畫個什麽圖。這個張清華，他也沒有準備，他也不知道到廣州來幹什麽。他說：“畫圖，我都不知道，我也沒有帶人呀”。 【餘注：《紅都女皇》是訛傳，維特克寫的《江青同誌》出版於文革後的1977年。張清華，應為張清化（1915～2002），時任總參測繪局局長。粉碎“四人幫”後因為江青提供地圖一事受審查，後解脫，1988年獲獨立功勳榮譽章。】 江青就指著我給張清華講：“你找他，你跟他要人”，我也沒有吭聲。我跟張清華眼對眼地會意，點了點頭！
後來在南京搞我的時候說：“你給了美國特務的地圖，是毛主席從延安出發，到晉察冀，西柏坡的路線圖”。毛主席從延安出發到西柏坡有什麽路線圖？我在廣州從來沒有聽說過！毛主席經過的路線，畫的什麽圖，我不知道，江青確實給維特克畫了毛的行軍路線圖，問題不在於畫沒畫，而在於這根本早已不是什麽秘密，即使有問題，責任全在江青，與他人無幹。
維特克要一部曆史書，《廿四史》，我也不懂，我也沒有看過，不知道陳宏康怎麽搞來的，給了她一部曆史書！ 【餘注：陳宏康，丁盛在廣州時的秘書。】 再一次，看電影，去了很多很多的人，我們的老婆，孩子，會議室裏差不多坐滿的人，那天張清華也去了，維特克也去了，這個時候，我見了，江青還介紹，這是維特克，這是我們什麽人，我也沒跟她搭話，我又不會說外國話。
又一次，我們省委，在那個小島上開會。開會的過程中休息，我們在院子裏散散步走一走，這個時候碰到江青，我們大家就走近去和她說話。
這個時候，記不起是誰了，我不是推卸責任，說：“江青同誌，來了這麽久，我們從來也沒有請您吃過飯，我們想請您吃頓飯”。她想了想說：“可以”。並說這叫“團結飯”，由大家湊錢，每人還要交幾兩糧票。當時，每個人要出一塊錢，拿小米呀，青島出的酒，我們省委班子和她吃了一頓飯，這個事，後來在南京成了“江青專門請吃飯”。我說：“沒有，我沒有單獨一起她吃過飯，我們大家吃了一頓飯，而且我在南京給你們講過”，吃了這頓飯，我還說過她的好話，我說：“不錯，我們吃飯，她還拿酒，拿東西，我們大家出錢”。這是一次。
再一次是“八運會”。“八運會”瑞典打兵乓球的那個本格森，到廣州來比賽打球。原來江青沒有說看，後來她要去看，她說：“我要去看，本格森打兵乓球，我要去看”。我們那個保衛部長說：“不行，不能去，早一點您沒講，我們沒有布置，出了事情怎麽辦？”“不行，我要去”。她跟他纏。 【餘注：“八運會”誤。1972年8月底，瑞典國家乒乓球隊與中國國家乒乓球隊在廣州進行了友誼賽。本格森，1971年名古屋第31屆世乒賽男單冠軍。】 保衛部長沒有辦法就打電話叫我，說江青同誌要去體育館去看打乒乓球，讓我趕快去，怎麽辦？他勸，勸不住！我去了！去了之後，她就訓我：“我怎麽不能去？”我開始不吭聲，不能吭聲的。說了半天，你為什麽不能去？你原來沒有給我講啊，您要去的話，我們要布置警戒，負責您的安全。您出了事怎麽辦？我承擔不起啊！這一點您要體諒我。再有呢？現在太熱，體育館。熱得不得了。
“嗯！你們為什麽不裝空調！裝上空調，冷氣！”
我去還沒有去過幾次體育館了，我省委書記才上任幾個月呀？我有這個本事修體育館嗎？當時也沒有錢！反正我說不能去。
我說：“您一定要看也可以，我家裏有個彩電，因為我身體不大好，是省委給我看的，我說你到我家裏去”！
這樣就算平息了。
我們那個接待組的全去了。她呢，她的那個保衛幹事啦，還有護士什麽人，到我家裏去了，坐到二樓上看了一下！
她盡跟你搗亂，她看什麽。看了一會，說：“我不看了！下樓去。”我那麽樓下有個乒乓球的台子，“打乒乓球”！我們又不會打，我就叫我的小兒子小江，因為小江小嘛，他會打！就打了幾下乒乓球！就這樣，走了！
還有一次，我們當時在開會，保衛幹事跑過來告訴我們說：“江青同誌來了！”她沒有給我們打招呼！來幹什麽？說來看一看，到你們各個家都看一看！那時孟文虹她們都住院，都沒有在！她來了怎麽辦？統統趕緊回來，走唄！
從到孔石泉那個門口，也不算很遠，一百多公尺兩百公尺！她也到那個地方！
“您來了”！
“我來看看你們大家，各家看看”！
後來我給她講：我們都在這裏了，你不必要再到各家去了，都是這個樣，都差不多，要麽就到孔政委家裏看看就行了，坐一坐！
就這樣看看大家。
是不是還有遺漏的？也可能有。我記得總共就這麽多次數！因為我也不敢去找接待組的人問他們，一問，將來一查，“啊！你們對口供啊”！搞什麽攻守同盟啊！所以我就不問他們！我記得到多少我就說多少！
時間哪次先，哪次後，這個我就不記得，有這麽多次數！也可能還有一次、二次，大體上不會了！
在小島住這次，接觸最多了。後來就接走了，我也不知道是到哪裏去了，是到北京去，還是到哪裏去，不知道。因為她走，我們不問他們的！
這是七二年的七八月份，最熱的時候，那時候開會，她講滴水洞那封信，廣西的韋國清也來了，湖南的卜占亞也來了，參加了這個會。這是第二次。 【餘注：卜占亞，時任廣州軍區副政委兼湖南省軍區第一政委，湖南省委書記，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1972年10月因有人揭發其“上了林彪賊船”而受審查，是年7月因“認罪態度好”解脫，被任命為蘭州軍區副政委。】 七三年也是三月底四月初，她又來了，這次汪東興他們沒有打招呼，楊德中也沒有打招呼，是“中辦”來了電話。
七三年來，也是我去接的，沒有住小島，也沒有住南湖，中辦指定的住在鬆園，她第一次來在南湖。住的時候，也知道這個位置。
我把她接到鬆園，那個房子什麽都是現成的，什麽用具都是現成的，不必要布置，少什麽，缺什麽的現象是沒有的！那兒位置很好！她住下來，我就走了。
住了幾天，她不知發了什麽“羊癲瘋”，她去揀玉蘭花。廣東的玉蘭花，你用掃帚去掃，到處都是。揀了這個玉蘭花，要拿去賣。“江青同誌揀了玉蘭花要拿去賣”。賣兩毛錢？她問我：“這個花你們怎麽不揀起來，掃起來去賣啊”，“你們在珠江邊上多種些茉莉花什麽的”！我去看了一次。
她說：“我叫吳德拿點搞生產的什麽草，種在田裏麵很肥那個草”。後來沒有搞了。她要賣什麽玉蘭花，我們也沒管了。
四月中旬，我們省委在從化辦了一個讀書班，我從廣州到從化去了。到從化之後，呆了九天，讀書班，看看大家，讀書，這個時候我的心髒病複發，這樣我就不能回廣州，就在從化休息，廣東五月份雨季，下大雨！我就沒有回去！
從此，我沒有和她聯係，也沒有見她，她什麽時候走的，怎樣走的，我都不知道。她第三次來，我就接觸了兩次，一次是接她，再就是玉蘭花，讓吳德給她辦什麽肥田的草！去看了一次。
從七三年的四月份，她離開了廣州，我們是七三年的十二月份到了南京。從七三年的四月我見過江青以後，到七四年“批林批孔”，我在南京，七五年正常地工作，從來沒有和江青見過麵，沒有來往，沒有電話也沒有書信。整整將近三年的時間。七三年的四月她到鬆園住下，我接她一次，看她一次，七四年我在南京，七五年我也在南京，工作嘛，將近三年的時間，我們沒有見過麵，也沒說過話，也沒有任何來往！
到了七六年二月份，反擊右傾翻案風，到中央開會，中央的打招呼會議，轉彎子，我們南京軍區當時有我，有廖漢生，彭衝，我們三個人。彭衝是江蘇省委書記，廖漢生是南京軍區政委，我是南京軍區司令，南京地區去我們三個人。在京西賓館，我們住的那層樓是華東地區的，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他們住的大套，住在邊上那一套。我們都是一人一間。我一間，廖漢生一間，彭衝也是一間。
二十一號的晚上，我睡覺了，我這個人睡覺早，晚上十二點過了，差不多、我迷迷糊糊睡覺了，我的秘書陳長順叫醒我，“江青同誌派人叫你去”！我也不知道幹什麽？我說：“做什麽”？“我也不知道”！
好吧，我就起來，起來後就去了。一進馬天水他們那個房間，是大套，江青、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還有曾紹山，進去我也沒吭聲，她在那裏罵鄧小平！我什麽都不知道，迷迷糊糊，坐下，她在那裏罵鄧小平，亂罵，什麽都罵，“不讓我講話”，“我身體不好，我現在要講話了”，“大寨，不讓我說話”。 【餘注：曾紹山，時任瀋陽軍區政委，中共遼寧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文革後於1980年至1983年任濟南軍區顧問。】 她在廣州就罵林彪。江青這個家夥，誰倒了，她就把她的身體不好扣給人家。其實她和林彪關係並不壞。“九一三”之前她給林彪照了像的，那時候江青不是當了總政治部的什麽顧問嘛！ 【餘注：丁盛此處說法不準確。江青曾於1966年11月被宣布為解放軍文化工作顧問，1967年1月又任全軍文革小組顧問。】 她在廣州就罵林彪，在北京就罵鄧小平！罵完了說，“有人要反對毛主席，你們老同誌要保衛毛主席”！我們當然要保衛毛主席，毛主席不保衛還行呀？
罵完了，給了我們一本書，什麽書呢？鄧小平的講話摘錄，一本書。我就回去睡覺。
第二天早上起來之後，我就給廖漢生彭衝兩個人講：頭天晚上江青叫我去了，她在那兒罵鄧小平，右傾翻案風的風源，怎麽怎麽的。我把這個話原封原樣地給廖漢生、彭衝兩個人講了！他們兩個都在，因為我們住在一塊，三個房子挨在一起的嘛！
後來廖漢生給中央寫信，說：“丁盛那天晚上到江青那兒去講了什麽，我不知道”！你廖漢生怎麽能這樣子呢？我明明都給你講了嘛，彭衝也在那裏的嘛，問問看，講過沒講過嘛！
所以這個人呀，做出這些事來，他給中央檢舉，有這麽個條子：江青那晚叫去，我不知道，什麽內容我不知道！
二十二號早晨吃了早飯，江青召集好多人開大會，在京西賓館後麵一個大的會場，開大會，她一個人在台上講，就是這些內容，罵鄧小平，罵呀，她聲嘶力竭，瘋子一樣的！講話陰陽怪氣的，在罵！底下人也搞不清楚呀，那時候轉彎子，怎麽回事啊，後來華國鋒他們才開會的，原來都不知道，她先在那裏亂罵一頓，胡罵一頓。
罵完了之後，她就走下台去握手，每個人握手，廖漢生在我眼前，她先跟廖漢生握手，她指著廖漢生：“你呀，不能欺侮丁盛哪”！你看，突然說這麽一句話！當時我一楞：沒有欺侮我呀，我們關係還挺好呀！就是這個反應！
當然，廖漢生不可能說我和江青通什麽氣，因為我跟他講了，從七三年到七六年二月這個時候才見麵，什麽都沒有，但廖漢生當時也沒有懷疑這個事情。江青她突然莫名其妙這麽一句話出來！
後來在人民大會堂樓上一個會議室開大會，華國鋒講話，還有什麽人我都不大記得，反正華國鋒講了話，就講：“批鄧，反擊左傾翻案風”！“批鄧小平”！右傾翻案風就是鄧小平，他們這樣講的！這個參加會議的人都聽見的！我們也不知道啊，搞不清楚啊！
開完會議，回去了。傳達會議，把北京會議傳達，鄧小平怎麽樣的，右傾翻案風，我也講了話。
這是對江青，別的沒有什麽事情了，就是這麽兩次以後，再沒有見了！ （200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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