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虎遺患——父親的憾恨 (2) / 白先勇

    父親奉命東北督戰

    原先蔣中正曾下令東北行營限其四月二日前攻下四平街，可是國軍北上進展遲緩，前後拖延幾近二月，中間尚有挫敗，蔣為此十分焦急，而馬歇爾四月返華後又不斷向蔣施壓，促使東北停戰，更令蔣決心迅速解決四平之役，以謀長春。蔣接到杜聿明五月十四日之攻擊計劃後，擔心此役成敗，乃派父親於五月十七日赴東北巡視督戰29 。時父親已發表為國民政府第一任國防部長，六月一日即將就職，名義上國防部長乃國軍軍事係統之最高決策人，蔣派遣他即將上任的國防部長往東北督戰，亦見其對四平之役的重視。每逢戰事緊急的關鍵時刻，蔣氏選派父親至前線解危，在北伐、抗戰時期，都不乏前例。「徐州會戰」，「台兒莊之役」戰爭最吃緊之際，蔣氏命父親赴前線協助李宗仁作戰，卒獲大捷，便是一例。

    五月十七日，父親飛抵瀋陽。父親以首任國防部長由蔣中正主席特派至東北督戰，東北將士士氣為之一振 30。自馬歇爾使華調停以來，東北國共戰事一直拉鋸於邊談邊打，且戰且和的混沌局麵，此對當時采取攻勢的國軍至為不利，影響士氣甚大。父親對於國共問題一向堅決主戰，此次由蔣中正任命至東北督戰等於持有尚方寶劍，對於正在激戰中的國軍將士是一大鼓勵。東北將領自杜聿明以下多為所謂黃埔係的「天子門生」，別人可能難以駕馭，但父親卻與杜氏等將領頗有淵源。一九三九年父親主持「桂南會戰」，杜聿明時任第五軍軍長，率領麾下鄭洞國、廖耀湘等攻打崑崙關，戰爭至為激烈，反覆來往，雙方損失慘重，父親親臨前線指揮，授杜聿明以機宜，第五軍遂一舉攻下崑崙關，完成抗戰中著名的「攻堅」一役，杜聿明因此聲名大著。父親任軍訓部長期間，巡查第五軍，認定其訓練優良，曾特別下令褒獎。父親對杜聿明及第五軍幹部頗能賞識而且指揮得動的，這一次四平街會戰，父親往前線督戰，再度指揮杜聿明，二人合作，又一次創下輝煌戰果。

    次日，五月十八日，父親偕杜聿明赴前線督戰，至開原指揮所，坐鎮指揮。此時前線戰爭異常激烈，已經到了決勝時刻，國軍分三路向四平進逼包抄。頃刻，鄭洞國來報，右翼兵團廖耀湘所率之新六軍已經突破共軍防線，由西豐、平岡，進出赫爾蘇，迂迴共軍側後，企圖切斷四平共軍退路，而左翼兵團陳明仁率七十一軍亦乘勢超越梨樹，夾擊側背，對共軍形成左右包抄形勢，至是共軍全線動搖，中央軍團第一軍軍長孫立人已於十六日由美返國親自指揮第一軍，在空軍掩護下，一舉突破共軍陣地，向四平挺進，林彪所部十萬餘共軍大敗，傷亡慘重。十八日晚，開始往北倉皇撤退。

    五月十九日，國軍進入四平街，為時一月的第一次「四平街會戰」遂告一段落。四平既克，父親乃下令繼續進軍長春。在此關鍵時刻，南京統帥部獲得前方諜報，長春城內還潛留了六千蘇聯紅軍，因密令杜聿明，軍隊不準渡遼河，過公主嶺，杜聿明因對父親出示此一命令，父親乃說：「既是我下命令追擊，責任當由我負。」並同時當杜聿明麵去電向南京當局報告，並連夜趕回南京向蔣中正說明實況。 

    父親此一當機立斷的決定至關重要。杜聿明雖有追擊共軍直取長春的決心，但中央當局的命令他不敢違反。父親是蔣中正特派到東北督戰的大員，本來就授有見機行事的權宜。父親當然也了解蔣的心意，攻打四平，意在長春。進攻長春有所顧忌是怕國軍力有不逮以及與蘇聯紅軍起衝突的危險。可是父親見到林 彪軍隊已經潰敗，狼狽情形，出人意表，正應乘勝追擊，良機不可錯失，乃遽然獨斷下令，命杜聿明繼續追擊。杜聿明有了父親的命令，才敢放手部署，兵分三路以扇形追擊，繼續進軍長春，並在追擊途中，造成林彪部隊重大損失。

    十九日晚父親回到南京即向蔣中正主席麵陳，報告林彪部隊潰敗實況，力主繼續攻取長春。蔣當時尚頗猶豫，詰問父親：據報長春有六千便衣之紅軍，萬一肇事起衝突，當之如何。父親以為林彪部隊已潰退，多六千紅軍，亦不濟事。蔣又問，如果紅軍再回來，又當如何。父親分析當前情況：按中蘇友好條約，蘇聯應照規定撤兵，既已撤兵，又再回頭，則中國政府不應負責任，而是聯合國的國際問題了。蔣聞言，當場未置可否。

    蔣重視東北戰況，不甚放心，五月廿二日，父親趕返東北督戰時，蔣亦同行親往東北視察，同時還攜帶宋美齡及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主委張嘉璈，共乘馬歇爾專機，飛往瀋陽。蔣在瀋陽落機的時刻，聞國軍已攻進長春，蔣大悅，先前疑慮一掃而空。杜聿明向他匯報了「四平街會戰」的實際戰況，蔣次日（二十四日）致行政院長宋子文函：「此間軍事情勢『共軍』之慘敗實為意想所不及也。」31  林彪部隊潰敗之嚴重性，出蔣意料之外。又次日（二十五日）蔣致宋子文函：「自中到此以後，某國（指蘇聯）不斷作間接表示，決不對『共方』袒助，阻礙我統一，過去如此，今後亦必如此，惟望中國能早日和平，並探詢有否需要其盡力之處，此為其在我軍進入長春後所表示之姿態，餘尚未作答覆，但據前後各方報告，最近某方態度確已與前大不相同。」         

    國軍進占長春，蘇聯態度也改變了，竟不惜扯中共後腿，向蔣示好。蔣對蘇  聯紅軍的顧慮既除，信心大增，在瀋陽親自指揮他的「天子門生」將領們，揮軍北上。隋煬帝及唐太宗都曾領軍至東北親征高麗，蔣中正此次蒞東北督師也可說是「禦駕親征」了，他手下的愛將們當然更加要賣命表現。國軍進占長春後，隨即繼續分三路往北急速追擊向哈爾濱倉皇潰退的林彪敗部，左翼隊占領遼源，右翼隊於二十四日占領梅河口、海龍，二十六日占領雙陽，二十七日占領磐石、九台，二十八日占領吉林省會永吉，中央兵團新一軍亦於二十九日占領鬆花江的大門德惠及鬆花江北岸橋頭堡，三十日繼續占領農安。 

    同日（五月三十日），蔣中正偕父親飛抵長春，這時東北前方戰事已至緊要關頭，新一軍沿中長路猛追，越過鬆花江，向哈爾濱逼近。在此曆史關鍵時刻，父親向蔣中正提出肅清東北共軍的全盤計劃：父親力主乘勝追擊，直取哈爾濱，乘 *&* 彪部隊潰不成軍失去戰鬥力之際，窮追猛打，一舉拿下齊齊哈爾、佳木斯及滿洲裏北滿諸重要城市。進一步，父親主張組織民眾，編三百萬民團，保衛地方，肅清共黨勢力。父親並建議待東北情勢穩定後，抽調五個美械裝備師回關內至華北助北平行營剿共，打聶榮臻部，等事畢再行調回。父親自告奮勇願意留在東北，繼續督戰，負責將肅清東北共軍計劃付諸實施。 

    可是蔣中正不同意父親留下，說道：「六月一日國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 父親力爭：「委座在此，我也在此！」 

    蔣說出心中疑慮，父親停留東北，繼續戰共，怕馬歇爾責怪。      父親又力辯：「馬歇爾責怪可以推到我身上，『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蔣仍堅持要父親即日回返南京，就職國防部長。父親無奈，隻得離開長春。      北伐父親任參謀長、抗戰任副總參謀長、國共內戰又任國防部長，中華民國三個重要戰爭階段，父親都出任蔣中正的軍事幕僚長，在北伐抗戰的緊要關頭，父親向蔣氏提過的一些重大軍事決策，也曾獲采納。一九四六年五月卅日，父親在長春向蔣中正提出的這一套進軍哈爾濱，肅清東北共軍的計劃，可能是他做為幕僚長向蔣氏所做最重要的一個軍事建議，這個關係國共東北戰爭甚至整體內戰成敗的建議卻偏偏未能被蔣氏接受。 

    同日，蔣中正亦離開長春飛抵北平。六月三日蔣返南京。四日，蔣中正接見馬歇爾特使，表示願接受馬歇爾建議，東北停戰。六日，蔣中正頒發第二次停戰令：「餘刻已對我東北各軍下令，自六月七日正午起，停止攻擊前進及追擊，其期限為十五日。此舉在使中共再得一機會，使其能確實履行其以前所簽訂之協定。政府采取此一措施，絕不影響其根據中蘇條約有恢複東北主權之權利。」

    此時國軍孫立人率領新一軍已追抵雙城，離哈爾濱不足一百裏。事實上四平兵敗，中共中央大為震動，毛澤東於六月三日已電令林彪，準備棄守哈爾濱。第二次停戰令下，新一軍追擊部隊乃停止前進，調回至陶賴昭及德惠縣一帶，采取守勢，以待和談解決。

    六月二十一日，蔣中正應中共周恩來之請求，再度宣布，將停止前進追擊的命令延長八日，至六月三十日中午為止。

    共軍潰敗實況

    第一次「四平街會戰」國共兩軍開戰之慘烈狀況以及林彪部隊被擊敗後往哈爾濱急速撤退遭國軍窮追猛打之狼狽情形，當時國共雙方都沒有宣揚。國民黨「剿共」打勝仗時，報紙照例會大登特登。但當時馬歇爾正在南京施壓要國軍東北停戰，因此有所顧忌，不便張揚。共軍吃了敗仗自然不願張聲，尤其當時周恩來正在設法談判停戰，以便東北共軍有喘息機會，所以對馬歇爾更要隱瞞四平戰敗真象。馬歇爾也竟然被瞞過，認為共軍主力並未被擊散 33，對國軍以武力占領東北毫無信心，所以亟力主張停戰。但蘇聯的情報卻較正確，國軍進占長春後，斯大林態度大改，頻頻向蔣中正示好。

    「四平街會戰」林彪部隊潰敗，整個東北共軍所受到之衝擊及其損失之嚴重性，要等到若幹年後，中共公布當年參加「四平保衛戰」一些將領、幹部的回憶錄及中共黨中央毛澤東與林彪等人互相來往的密電，才可從中看出一些端倪。        《東北三年解放戰爭軍事資料》這樣記載：「四平保衛戰中我軍傷亡總數達八千以上，部隊元氣損失甚大，黃克誠之三師七旅，原為井岡山老部隊，四平撤退後隻剩三千餘人，失去戰鬥力；萬毅之三師原有一萬三千人，經四平戰鬥傷亡及撤退被擊散，隻剩四、五千人，失去戰鬥力；一師梁與初部，剩五千人，還保持有戰鬥力；二師羅華生部還保持有戰鬥力；鄧華保一旅損失相當嚴重，其次是三師、八旅、十旅、楊國夫部都弄得疲憊不堪和不少損失。」

    這裏所謂 「傷亡八千」，應該是個偏低的數目，韓先楚等人的回憶皆稱此八千傷亡戰士為「老骨幹」，意指從關內調來的老幹部、士卒。共軍到東北後也收編了不少偽軍以及當地的新兵，這些人的傷亡還不在此數，恐怕人數並不在「老骨幹」之下。其他損失如被俘、投降、逃亡的人數也不少，萬毅之三師原有一萬三千人，隻剩四、五千，損失三分之二，相當可觀。黃克誠一向愛說真話，國軍占領長春後第二天五月廿四日，他向中共中央發出一封痛定思痛的電報 ：「從三月下旬國民黨進攻起，到我們從長春撤退，我軍除南滿外，總傷亡一萬五千人。僅西滿四個旅及一部地方部隊，傷亡達七千左右，七、十旅連排幹部換了三次，部份營級幹部亦換了三次??幹部中一般情緒不高，??這些現象是抗戰八年所未有。」

    黃克誠列舉的傷亡數字是一萬五千，加了一倍。但南滿本溪之役還未算在內，防守本溪的共軍亦有十萬餘，戰況同樣激烈，尤其國軍空軍猛烈轟炸，杜聿明回憶一次飛機出擊即射殺共軍二千餘人，本溪之役，共軍「傷亡慘重」。      林彪亦承認「四平保衛戰」，共軍傷亡重大 ： 

    「進入東北之敵，為國民黨最精銳的，新一軍又為其最強者，故我軍雖有奮勇作戰，傷亡重大，彈藥消耗甚多，但隻能作部份的消滅與擊潰敵人，而難於全部擊潰與消滅。」

    國民黨估計第一次「四平街會戰」，共軍傷亡的數字是四萬人 37 。如果把四平及本溪兩地共軍傷亡人數加起來，四萬人不算離譜。毛澤東原先下令林彪死守四平，本來就準備犧牲數萬人。林彪四平兵敗，果然損失數萬共軍，而四平並未守住，四平街並未化成馬德裏。

    四平街一仗對東北共軍衝擊不可謂不大，士氣受到嚴重打擊。誠如黃克誠所說，「是抗戰八年所未有者。」投降、被俘、逃亡的現象相當普遍。      共軍剛進東北收編了不少偽軍的遊兵散勇，韓先楚說這些人 「與國民黨軍進攻相呼應，紛紛嘩變，與我作對。」    

    羅榮桓談到四平撤退到哈爾濱沿途共軍叛變散逃的混亂情況這樣寫道 ：「從長春撤退到哈爾濱時思想很混亂，全軍無所措手足。無政府無紀律現象非常嚴重。各人搞各人的，各人抓各人的。有些同誌把新招編來的偽滿軍隊和新繳獲來的武器，看成自己的，不去充實和補充主力。這樣的部隊雖然有武器，但很不鞏固。敵人一進攻，散的散，叛變的叛變，給我們造成了很大困難。」

    不僅新收編的士兵投降叛變，更嚴重的是一些闖關的老幹部思想也開始動搖，對鬥爭前途失去信心。林彪手下「東總」作戰科副科長王繼芳投降國軍，這件事影響頗大。王繼芳攜帶了林彪部隊撤退計劃等軍事機密，以致新一軍追擊林部頗為得心應手。鄭洞國手下指揮官劉德興上校從王繼芳處探知林彪部隊北滿後方空虛，乃向鄭洞國極力建議國軍應乘虛進攻哈爾濱及齊齊哈爾 40。後王繼芳官至國軍少將參議，一九四九年在重慶被捕槍斃。 

    一九八九年中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張正隆的報告文學《雪白血紅》，張任瀋陽軍區某集團宣傳處中校幹事，在此書中，張遍訪當年參加東北國共戰爭的解放軍老幹部，紀實而成。其中寫到「四平保衛戰」及林彪戰敗撤退那幾章，對林彪部隊潰不成軍，投降逃離的狼狽狀況，有相當深入的報導及生動的描寫。他訪問的多為中下級幹部：他們對當年窘迫的情況侃侃而談，甚少顧忌。 

    十旅的指導員趙緒珍老人這樣描述：「俘虜過來的跑，在東北擴大的跑，從關裏來的也跑，黨員也跑，幹部也跑，有的回家了，有的當土匪了，有的投敵了。走到東豐北邊，一天晚上跑十二個，帶走二十支槍，二十八顆手榴彈，二二零零多發子彈。連長王信圖，也帶支二十響跑了。」

    王信圖是山東老八路，跑回了老家。二十三團二營副營長朱鐵武，十五歲參加新四軍，退到西豐，帶管理員及通訊員投降國軍，四九年在上海被捕槍斃。

    五師的指導員高秀成老人說「四平撤退那個亂勁，師找不到團，連找不到營」。從撫順撤退，營長高占會開了小差，還帶管理員、通信班長、通信員一齊跑了。師裏領導懷疑高秀成，派個通信員監視他，誰不知通信員自己倒跑了。高秀成為此被關了三個月。

     四平撤退引起的逃亡潮，持續了相當久。難怪羅榮恒指責當時「無政府無紀律的現象非常嚴重」。

    國軍往北分三路追擊，因是機械化部隊，又有空軍掩護，行軍快速，一日三十英哩，三天已達一百英哩  ，直追共軍。林彪部隊被俘虜有之，更多被擊潰四散。右翼新六軍進攻吉林，俘虜了東滿軍區司令周保中屬下炮兵團五百人，林彪五月廿九日給周保中、林楓等人電 ：「你們炮兵團的直屬隊，及一門榴炮彈，共五百人，其中大部份為革命韓國人，另外有十餘日本人，因未接你們撤退命令，在吉林附近被敵機械化步兵追上，全部被俘??」

    這些韓共曾跟隨周保中在東北抗日打遊擊多年。

    中央兵團新一軍從四平追到公主嶺，趕上林彪部隊、將之擊潰。六月一日彭真、羅榮桓及高岡給饒漱石等人並中央的電報 ：「我軍自四平撤至公主嶺附近時，敵以多路平行縱隊各附汽車坦克向我追擊，其受我抵抗之路則停止，而他路則進行包圍，飛機進行放肆轟炸，故被割斷我部隊甚多，至今尚存數團、數個營、數個連，落在後麵，尚不知去向??」

    這些四散的部隊吃了不少苦頭。三師獨立旅直屬隊和兩個團，從五月下旬流離於中長路及瀋吉路之間的三角地帶，至七月才歸隊。當時共產黨在東北還沒有建立群眾基礎，東北人民看見這些衣衫襤褸打敗了的「叫化軍」，拒絕援助。不少人開了小差，一團二連連長和指導員一塊兒跑了。後來歸隊的士兵，棉褲破得露出屁股來，見到舊日戰友，大家哭成一團。

    自五月十八日四平棄守，林彪部隊開始撤退，至六月六日第二次停戰令止，三個星期間，國軍一路窮追不捨，首尾相銜，直追過鬆花江逼近哈爾濱，共軍在這沿中長路數百哩的路途中倉皇敗退，或降、或逃、或被俘，其驚險狼狽，黃克誠、羅榮桓這些將領都認為八年抗日未曾經曆過，羅榮桓非常生動的描寫了當時撤退的窘態：「打了這麽多年的仗，還從來沒有這樣被動過。我們一勁兒地撤，敵人一直在屁股後麵追，就像拖了個尾巴。」

    「四平保衛戰」應該是林彪生平頭一大敗仗。林彪部隊死守四平，戰況慘烈，八萬人口的四平街幾乎夷為平地。四平失守，關鍵在於國軍右翼新六軍於五月十八日突破了共軍三縱的防線，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以六百輛汽車快速將軍隊強行通過，最後占領了四平的製高點塔子山，塔子山失守，便有封閉四平守軍退路的危險。至此，林彪看見大勢已去，乃召集部下，預備全軍撤退。他對陳沂（「前線」政治部副主任）等人嘆道：「和平空氣，在我們今天的東北是最害人的。我們對全部美械裝備的敵人還是估計不足，三縱的防線被新六軍突破，影響保衛戰全局，這是最大的教訓。」

    「四平街保衛戰」是毛澤東要打的，目的在為和談停戰前取得更大籌碼，所謂「最後一戰」，所以林彪部隊才傾巢而出孤注一擲，林彪現在認為這種想法「最害人」了，這是敗軍之將的自我檢討。林彪於五月十八日向中央東北局發出了「巧亥」電 ：「敵本日以飛機大炮坦克來掩護步兵猛攻，城東北重要陣地失守，無法挽回，守城部隊處於被敵切斷的威脅下，現正進行退出戰鬥。」

    十九日，中共中央毛澤東回電時，林彪部隊早已於十八日晚撤出四平：「巧電悉。

    （一）四平我軍堅守一個月，抗擊敵軍十個師，表現了人民軍隊高度頑強英勇精神，這一鬥爭是有曆史意義的。

    （二）如果你覺得繼續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時，便應主動地放棄四平，以一部在正麵遲滯敵人，主力撤至兩翼休整，準備由陣地戰變為運動戰。??」

    毛澤東這封電報的口氣低沉蕭索，「把四平變成馬德裏」的豪興完全沒有了。中共中央顯然已認識到四平失守的嚴重性，一連發電給關內各軍區，飭令各區不得有所行動，以免國軍有藉口在關內開大戰。

    四平失守，對林彪的聲譽及心理的打擊是大的，甚至一些當年非常熟悉崇敬林彪的老部下，也開始懷疑：「林總」是不是多少年沒打仗了，不會打仗了？士兵暗暗咒罵：「撤退將軍」、「逃跑將軍」

    長春棄守後，情況更加混亂，林彪所受壓力太大，在路上情緒失控，脾氣變得一反常態。退到舒蘭的時候，他的部下參謀處的李作鵬、向敬之等人停下來喝酒，林彪上去把桌麵一掀，抓起炕上行李便向李等人摔去。情況愈來愈緊迫，林彪及東北局不得不向中共黨中央毛澤東報告四平兵敗後，東北實況，並請示日後方針。五月二十六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說：「東北我軍經過長期苦戰，主力甚為疲憊。敵已占領四平至長春線及鄭家屯、西安至海龍線。我西滿、北滿甚為空虛。同時東、西、北滿土匪尚未肅清，今又乘虛彌起，現敵向我軍前進，我甚難作有力抵抗。今後作戰方針，請中央指示。」

    這封電報承認東北共軍已十分虛弱，失去戰鬥能力，無法抵擋國軍的進攻了。當新一軍越過鬆花江向哈爾濱進逼的時候，黃克誠與林彪同時向中共中央毛澤東、周恩來告急。

    五月卅一日黃克誠電：「毛主席：東北情況很混亂，很難阻止敵人占齊哈，假使退出齊哈，能取得和平停戰，則堅決退出求得停戰，來整理內部，以求再起，時機緊急，請考慮。」

    六月一日，林彪電中央周恩來等：「準備遊擊放棄哈齊。」

    毛澤東考慮了兩天，終於在六月三日覆電林、黃，同意放棄哈爾濱：「同意你們作放棄哈爾濱之準備，采取運動戰與遊擊戰方針，實行中央去年十二月對東北工作指示，作長期打算，為在中小城市及廣大鄉村建立根據地而鬥爭。對於分散與孤立之敵據點。應在可能條件下取之。目前軍隊應爭取休整，恢複疲勞，提高士氣。」

    此時，六月一日，國軍新一軍迅速追過鬆花江北岸，抵達雙城，哈爾濱遙遙在望。哈爾濱城內東北局已將物件裝車，準備隨時棄城出走了。正在此千鈞一發之際，突然間，峰迴路轉：晴天霹靂，新一軍接到蔣中正停戰命令，六月七日起，國軍停止追擊。新一軍軍長孫立人大為震驚。趕緊向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力爭：國軍應乘勝追擊，過鬆花江直取哈爾濱，將日本人所築長期防俄入侵的連線永久工事占領，逼使共軍永遠龜縮佳木斯一帶酷寒地域。但當局命令終不能違，新一軍隻得回轉陶賴昭待命。此後，國軍再也沒有機會越過鬆花江。

    從當年的林彪到今天那些參加過「四平保衛戰」的共軍老幹部都說，國民黨沒過鬆花江向北進攻是失算。否則，共產黨的日子將更難過。 

    蔣中正本人如何看待「四平街會戰」呢？他在〈蘇俄在中國〉中如此評述這一仗 ：「激戰一星期，林彪所率匪部號稱三十萬大軍，被我國軍總指揮杜韋明部徹底擊敗，傷亡過半，其他殘部潰不成軍，分途向中東鐵路、哈爾濱綏芬河一帶崩潰。杜總指揮即於五月二十三日由四平街進占長春，並令其所部以哈爾濱為目標，沿長春鐵路線向北追擊，勢如破竹，匪軍毫無抵抗行動。此一剿共戰役，可說是繼二十三年在贛南五次圍剿以後，又是最大一次決定性的勝利。而其共匪當時潰敗的情況，及其狼狽的程度，實與其在贛南突圍逃竄時的慘狀，隻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九三四年，蔣中正親自在江西督戰，對共軍實行第五次「圍剿」，促使毛澤東等率部逃往陝北，開始「二萬五千裏長征」，這是國民黨剿共史上最大的一次勝利。但蔣氏在此處認為「四平街會戰」共軍潰敗之慘狀，比第五次「圍剿」猶有過之。這對「四平街會戰」一役，是很高的評價。證諸中共日後發表有關此役的文獻看來，蔣氏這段評語，似乎並未誇大。這是十年後，蔣氏的回憶，對四平一役的狀況及意義，應該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四平失守，對東北共軍林彪部隊以及中共黨中央的震動可以說是空前的。共軍戰後闖關，在東北占了種種機先，又在蘇聯紅軍庇護下，攻城掠地，東、西、北滿的重要城市以及中長路兩側戰略地區全部囊括。可是四平兵敗，林彪部隊半年多來在東北慘淡經營的優勢，一夕間，化為烏有，連北滿最後一個大城哈爾濱也險些不守。林彪部隊在四平一役，敗得很徹底。分析其敗因，有下列這幾項：      （一）戰略錯誤，共軍一向以遊擊戰、運動戰著稱。無論抗戰前對付國軍以及抗戰時與日軍周旋皆以靈活機動的遊擊戰略致勝，這也是毛澤東最引以為傲的。但「四平街會戰」，林彪部隊打的卻是集中主力的陣地戰，這種正規戰，並非共軍所長，士兵亦缺乏經驗。四平街戰線長，防禦縱深淺近。遇到強勢的國軍，林彪部隊便吃了大虧。

    （二）國軍美式機械裝備，戰鬥力遠勝過共軍。飛機、坦克車、重炮這些武器皆其軍所無。四平、本溪之役，國軍陸空聯合作戰奏效。國軍完全掌握製空權。殺傷力大。共軍死守四平雖然頑強英勇，但終不敵國軍強大火力的攻擊，傷亡頗眾。有些共軍老幹部回憶，那樣猛烈的火力，連抗日時都沒有遭遇到過。進攻四平的國軍新六軍、新一軍、第七十一軍皆為國軍之佼佼者，將士素質高，戰鬥經驗豐富，而且初到東北士氣高昂，戰鬥力強。

    （三）共軍在東北還來不及建立根據地，沒有群眾基礎，東北人民當時仍心向國民黨中央政府，對共軍持有敵意。四平兵敗，林彪部隊連傷兵也找不到人抬。撤退時，糧食供給困難，人民不予支持援助。共軍初到東北，相當孤立，也就是黃克誠所謂的「七無」。

    （四）關於死守四平，東北共軍及東北局內部思想並不統一，因此而產生矛盾。像黃克誠、羅榮桓等人基本上是不讚成的，認為還是應該采取「且戰且退」的戰略，放棄中長路沿線的大城市，以農村及小城市為立足點來包圍大城市。後來毛澤東親口告訴黃克誠，死守四平，是他本人的意思。但四平兵敗，中共中央卻拿彭真來頂罪，把他東北局書記的職位撤掉。「文化大革命」時，彭真被鬥，死守四平，導致共軍慘重損失，也是他主要罪狀之一。

    「把四平變為馬德裏」是毛澤東一場孤注一擲的豪賭，毛澤東不僅輸掉了四平，很可能連整個東北都險些給輸掉了。但蔣中正頒第二次停戰令卻讓了毛澤東一 *&* 終於把東北這局險棋扭轉乾坤，反敗為勝。

    一項改變曆史的軍事錯誤 ── 第二次停戰令

    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後，痛定思痛，開始檢討大陸失敗的原因。軍事方麵，國民黨高級將領紛紛提出在大陸與共軍作戰所犯的錯誤。將中正總統本人也終於對他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頒發第二次停戰令對東北戰爭的影響，在他撰寫的〈蘇俄在中國〉中做出了這樣的結論：

    「從此東北國軍，士氣就日漸低落，所有軍事行動，亦陷於被動地位。可說這第二次停戰令之結果，就是政府在東北最後失敗之惟一關鍵。當時已進至雙城附近之追擊部隊（距離哈爾濱不足一百裏），若不停止追擊，直占中東鐵路戰略中心之哈爾濱，則北滿的散匪，自不難次第肅清，而東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滿立足，而其蘇俄亦無法對共匪補充，則東北問題自可根本解決，共匪在東北亦無死灰複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國軍最後在東北之失敗，其種因全在於這第二次停戰令所招致的後果。」

    蔣中正在這裏把最後國軍在東北失敗，四十七萬精銳盡喪敵手，完全歸咎於他自己頒發的那道第二次停戰令，這是很嚴重的說法。蔣氏這段檢討相當坦率而沉痛，這在蔣氏言論中，並不多見。如此重大而牽動全局的一項決定，蔣氏當時到底是在何種客觀狀況及主觀心態下而做成的呢？這個問題值得仔細研究推敲。      首先是蔣中正究竟是在何時下決心命令國軍先鋒部隊停止追擊的。一九四六年五月廿三日，蔣中正偕父親等人飛蒞瀋陽，當天國軍正進占長春，蔣氏到東北，親眼看到國軍士氣如虹，並得知林彪部隊潰不成軍，而且蘇聯態度又有改變，信心大增。如果他在南京時對國軍是否應該進軍長春，繼續往北推進有所疑慮，此刻他已沒有顧忌了。五月廿五日，他在日記中，如此記載：

    「東北『共軍』主力既經擊潰，應速定收複東北全境之方針，令杜聿明長官部向哈爾濱兼程挺進，必先占領該戰略據點，東北軍方得告一段落，然後再策定第二期計劃。」

    可見這時蔣對哈爾濱的戰略位置的重要性認識十分清楚，而且有決心要命令杜聿明部隊往哈爾濱挺進占領。一直到五月卅日蔣離開長春飛往北平，其間即使他心中已經開始考慮何時下停戰令的問題，顯然他並未告訴父親或杜聿明等人，否則父親及杜聿明在瀋陽或長春一定會向蔣力爭繼續北進占領哈爾濱了。事實上五月卅日這一天，蔣還接到行政院長宋子文的電」：「文今晨播　鈞座函譯文及三妹函交馬使，談二小時，馬謂鈞座意甚懇切，可希望作為解決之根據，渠即將招周恩來談，告以渠之意見。

    （一）交通即設法恢複；

    （二）美方對於若幹事件保有決定之權，

    （三）『共軍』應退出哈爾濱、齊齊哈爾。以上三點，應由『共方』接受，除此外，無法調停??」 

    可見馬歇爾也同意蔣的看法：共軍應退出哈爾濱及齊齊哈爾。按理說蔣中正下令國軍進占哈爾濱、齊齊哈爾，更加有理可據了。雖然馬歇爾的意思是要由他與周恩來談判來達成共軍撤出哈、齊，但至少他也承認了共軍占領哈、齊是不合法的。

    可是就在飛返南京的前一天，六月二日，蔣中正在北平突然下令停戰。雖然停戰令六月六日才正式宣布，但六月二日顯然已經通知東北行營。蔣氏在這短短兩三天內獨排眾議，不采納東北杜聿明諸將領以及父親的建議，進攻哈爾濱，而做出此一重大決定。尤可異者，蔣氏不待返南京後，與他最親信的參謀總長陳誠等人先開會商議，遠在北平便獨斷決定下令停戰，而且返南京後第二天六月四日，馬上逕自向馬歇爾宣布六月六日，主動停戰十五天。到底是何種原因促使蔣中正倉卒間做出如此影響大局的停戰決定？

    多年來，國民黨官方的說法，以及蔣中正本人記載的言論中顯示，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蔣中正宣布這道第二次停戰令，是由於馬歇爾特使的壓力。有的美國學者也傾向這種看法。馬歇爾對蔣中正所施的壓力的確很大，三番四次威脅要退出調停切斷美援。為了安撫馬歇爾而下令停戰，這是原因之一。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一日，馬歇爾返美述職，至四月十八日才重回中國。這期間，因蘇聯紅軍開始撤退，共軍乘機進占中長線上瀋陽以北的諸大城市，東北國共兩軍的衝突乃日趨尖銳，馬歇爾抵達重慶當天，四月十八日，共軍打入長春。馬歇爾看見東北戰事擴大，大為震驚。因此，他返華第一要務便是要調停東北戰爭，將他慘淡經營而成的一月十日第一次停戰令，擴展到東北。但當時共軍處處占上風，接又進占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大城，周恩來在談判桌上姿態甚高，馬歇爾雖然明知共軍進占長春，乃違反停戰協定，但馬與周交涉共方撤軍，迄無結果。他唯一能使勁的地方，便是向蔣中正施壓，要國軍讓步。四月二十三日，蔣氏與馬歇爾會談後，日記中記載：「馬歇爾氏於談話中，全用壓力，意在迫使我政府對東北問題再作讓步。」 

    馬歇爾咄咄逼人之勢，蔣氏深有所感，但當時「四平街會戰」已進行得如火如荼，蔣早已布署停當，與共軍一決勝負，當然不可能一時屈服於馬歇爾的要求。馬甚感不耐，翌日與蔣再會麵，對中央政府黨政軍的種種不是，竟肆意攻擊起來，「聲色俱厲」。蔣為了顧全大局，也隻得「寬予容忍，不與計較」。當初馬歇爾使華，主要任務之一即是處理東北危機，而今東北蘇聯紅軍撤出後，情況反而惡化，國共軍隊大打出手，馬歇爾個人聲譽固然大受打擊，而東北戰爭，可能引發國共全麵內戰，更教馬歇爾心急如焚。他不顧一切，頻頻向蔣中正施壓，以致言辭失禮，正也顯示他夾在國共之間，調停一籌莫展，內心挫敗之深。 

    蔣中正於五月二十三日飛往瀋陽，他離開南京前告訴馬歇爾：政府已有三日未接到東北軍事長官之報告，國軍或已向長春挺進，他親自前往瀋陽，以控該地局勢。這當然是托辭，父親十九日返南京已向蔣氏報告東北戰況詳情了。蔣於五月二十五日給宋子文函中，承認他之所以來瀋陽，就是要避開馬歇爾的糾纏。但馬歇爾並沒有放鬆，一直電蔣催逼他下令國軍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停止前進攻擊」。此時中共四平兵敗，乃發動宣傳猛烈攻擊馬歇爾包庇國民黨，擴大東北戰事，中共目的當然在促使馬歇爾逼蔣停戰。馬歇爾這時是啞子吃黃連，有口難辯，尤其蔣飛瀋陽，乘的是馬歇爾座機，於是中共更有藉口攻擊蔣赴東北督戰係出於馬歇爾的指使。馬歇爾大為窘迫，逼得馬上無線電廣播，公開呼籲蔣中正下令停戰，以便撇清中共對他的指控。五月三十一日，蔣中正已到達北平，馬歇爾還追電過去：                   

    「鄙人茲特重向鈞座聲述，政府在東北軍隊之繼續前進，不但使本人之調處急趨困難，即鄙人之信用人格，亦大為動搖，因之鄙人特思再懇請鈞座，立即下令停止政府軍隊之前進攻擊與追擊??。」

    馬歇爾此刻已顯得氣急敗壞，語近威脅，有意退出調停了。六月四日，當蔣中正返南京會見馬歇爾，告之決定六月六日頒布停戰令時，馬歇爾欣喜之情，可以想見，很可能他會認為，他向蔣中正不斷施壓，終於奏效。

    蔣中正真是完全屈服於馬歇爾壓力而頒發第二次停戰令的嗎？恐怕並不盡然。

    首先，馬歇爾來華調停之初，汲汲於催促蔣中正與中共組織聯合政府，又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達成第一次停戰協定，在蔣看來，馬歇爾所作所為皆有利於中共，對國民黨政府則為害甚烈。因此，一開始，蔣中正對馬歇爾來華調停，便有所排拒，心生警惕的。他在日記中  ，對馬歇爾的批評坦率、中肯，對馬歇爾調停所產生的害處認識也很清楚。早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記，對馬歇爾便這樣批評：「彼對我國內情形及『中共』陰謀並無了解，終將誤大事也。」      他審閱了馬所提「臨時政府組織法」，感慨道： 

    「此為『共黨』所不敢提者，可知客卿對他國政治之隔閡。若本自無定見，不僅誤事，且足以召亡國之禍也。」

    蔣甚且認為聽從馬歇爾，會召來「亡國之禍」，所以自我警惕，要有「定見」，這是很重的話。第二天開「政協會議」，蔣看見馬歇爾被中共周恩來、民盟羅隆基等人包圍，對中國國情又「隔閡異甚」，蔣擔心「甚有重演前年史迪威不幸事件之可能。」，不禁「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史迪威是馬歇爾的老部下，甚得馬器重，史迪威事件後，馬歇爾對蔣中正難免不生成見。他到中國後，蔣看見他言行之間，竟處處偏向中共，與史迪威當年同出一轍，難怪蔣「憂心悄悄」，生怕「史迪威事件」重演，損害中美關係。在蔣看來，馬歇爾專以妥協中共為能事，簡直 「完全為『共黨』宣傳所迷惑矣」。蔣的說法、也不無道理，三月初，馬歇爾竟親自跑到延安去巡視，受到中共盛大歡迎，毛澤東乘機向馬歇爾建言：「解決國共軍事衝突之關鍵，端在美國立即停止對華軍事援助。」                後來馬歇爾果然切斷對國軍軍援八個月之久。

    馬歇爾返美國述職回重慶，當時東北國共兩軍已經打得不可開交，馬歇爾仍主張對中共采取妥協法。蔣中正認為馬「隻求暫時不發生戰爭，即視為調停成功，而於我國之實際利害成敗，則毫未計及。」，乃直告以「非先改變其對『共黨』之態度與方針，決不能達成調解之目的。」馬歇爾毫不為所動，兩天後四月二十一日，竟呈送蔣備忘錄一份，擬以美軍裝備供給「共軍」十個師，馬認為這樣，美國軍官得以訓練中共部隊，以利國共兩軍之整編。幸虧馬歇爾這個打算魏德邁早已悄悄告訴蔣中正了，否則馬歇爾這個建議的震驚效應恐怕更加钜大。四月二十八日，蔣在日記中寫下他對馬歇爾的觀察：

    「近察馬歇爾氏之心理及其態度，乃極以對『共』交涉之破裂或停頓為慮，時現恐懼與無法應付之情態，其精神幾已完全為共黨所控製，一惟 『共黨』之要求是從，無敢或違，凡與 『共黨』心理牴觸之條件，皆不敢向『共』方試談，其畏『共』心理，竟至如此！」

    這裏，蔣氏認為馬歇爾已經了中共的迷，完全被中共牽鼻子走，已失去調停的能力了。而且馬歇爾對國軍毫無信心，認為國軍在東北絕無摧毀共軍的能力。「四平街會戰」，國軍打了大勝仗，林彪部隊潰不成軍，已往北邊撤退，可是馬歇爾硬是不信，向宋子文表示反對國軍進怗長春。蔣中正這次真的光了火，五月二十四日，在瀋陽日記中把馬歇爾狠狠的批了一頓：

    「馬歇爾不問我國之利害禍福如何，亦不顧其國政策之能否實現，而惟以其個人之功利成敗是圖，一意對『共黨』遷就，以致揚湯止沸，勞而無功。近聞馬歇爾向子文表示，對我軍進占長春，甚不讚同，此乃其一貫之錯誤政策，無足為異，此時惟有竭盡吾人之心力，以至誠感之，以促其覺悟耳！」

    四平兵敗，中共中央震動，為了挽救頹勢，周恩來馬上換了一副姿態，向馬歇爾表示希望停戰和談了。五月二十七日，蔣中正看到馬歇爾轉來周恩來致馬的備忘錄，前倨後恭，嗤之以鼻，記道：

    「周恩來之奸謀狡計，自在意中，而馬歇爾氏之心意，亦一如往日，祇希望我立即下令停戰，俾其個人任務，得以迅速達成，而不顧我國脤民命之存亡絕續，為可慨也！」

    由此可見蔣對馬歇爾充做國共內戰調停人之短處及局限，有相當清楚的認識：馬歇爾昧於中國國情、迷惑於中共的宣傳、對中共一味妥協遷就、隻管個人調停得失、置國民黨政府存亡於不顧，而且對東北戰況根本不清楚。蔣氏並曾自我警惕，聽從馬歇爾的調停，可能招致亡國之禍。蔣氏既有此等認識，更了解中共戰敗求和是「奸謀狡計」，而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初短短數日，竟會完全屈服於馬歇爾的壓力，而做出影響東北全局的停戰決定，似乎於理不合。試觀其後蔣與馬的關係，第二次停戰令終止以後，關內國共兩軍，反而大打起來，全麵內戰開始。蔣不顧馬歇爾退出調停的威脅，於當年十月毅然下令進軍內蒙重鎮張家口，因此觸怒馬歇爾，切斷對國軍美援八個月。由此可見，蔣氏指揮國軍進退，自有主見，不一定那麽容易受馬歇爾左右。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蔣中正倉促間頒發第二次停戰令。應該有其他更深刻的原因與動機。

    蔣中正在〈蘇俄在中國〉中，特別闢一章檢討「反共鬥爭成敗得失」，其中有一節是：「我們自信太過，忽視了共黨的獸性與暴行」，蔣氏承認由於「自信太過」，「未能對共黨問題作徹底的處置，和根本的解決」。他舉例一九二七年清黨及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圍剿成功，對共黨「殘餘部隊，不作最後的迫剿，且接受其停戰歸誠的要求。」在先前檢討「東北變亂與第二次停戰令」時，蔣氏自己說明他下第二次停戰令的理由：

    「綜核前方報告，都認為共匪經過此次致命懲創之後，如不受國際特殊的影響，決無再起可能。我亦以為共匪在此創钜深之餘，荀有一線愛國良知，果能實踐其一月間停戰協定等諾言，仍可予其悔過自新，效忠國家另一次之機會，乃先令前方追擊部隊就地停止待命。」

    接蔣氏沉痛檢討：「這不僅重蹈過去以為中共亦是中國人，總是愛中國的，終有和平解決可能的這一幻想，所帶來無窮災害的覆轍；而亦就是我在『檢討反共鬥爭成敗得失』一章中所自述的『反共意誌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夠徹底』以及『我們自信太過，忽視了共黨獸性與暴行』的弱點，所造成的禍根。」

    蔣中正於五月廿三日飛瀋陽後，得到前方報告，發覺共軍大敗，嚴重性出他意料之外，他在瀋陽那幾天親自指揮國軍追擊，連連得手，林彪部隊潰不成軍，往北竄逃。五月廿四日，他函馬歇爾，由宋美齡執筆，提出對中共停戰和談條件，比先前嚴苛甚多，而且口氣強硬，幾乎是以勝利者的姿態對敗方招降了。因此，蔣中正於六月二日在北平遽然下令停戰很可能是基於下麵的原因與動機：

    蔣中正確實認為共軍「經過此次致命懲創之後」，「決無再起可能。」他六月二日返南京前下令國軍停止追擊，一方麵可以安撫馬歇爾，緩和美方國力，同時還留了一活棋。六月七日，在停戰令生效的同 一天，他電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 ，內附   馬歇爾信：「即在東北，國軍有行動自由，及政府在東北接收政權，不受阻礙。若共軍再有攻擊。即予反攻。再共軍恐難就範。故仍須準備進攻。」蔣氏顯然並不相信共軍會遵守停戰協定，但同時他卻認為，下令停戰後，國軍仍舊有能力，隨時可以再進攻。 

    事後看來，一九四六年六月初，東北林彪部隊「東北民主聯軍」，「四平街會戰」兵敗，損失慘重，已失去戰鬥能力，可以說是其整個東北戰爭中，最虛弱的一刻，而國軍四平大勝，新一軍在陸空聯合作戰的威力下，勢如破竹，直追過鬆花江岸，離哈爾濱不足一百裏，也是國軍上氣最高昂的時分。當時的國際形勢，對國軍亦最有利，蘇聯斯大林玩兩麵外交，看見共軍在四平會戰中節節敗退，已認為東北戰爭，國軍一定會贏，乃於五月六日，透過蔣經國邀請蔣中正訪俄。國軍進占長春後，蘇聯態度轉變更大，向國民政府示好，表明不會支援共軍了。至於美國方麵，亦承認共軍進占長春、哈爾濱，是破壞馬歇爾促成的停戰條約，因此國軍師出有名。而且此時關內國共戰爭還沒有全麵展開，國軍在東北可以集中力量剿共。因此，國共兩軍在東北一決勝負，一九四六年六月初，是國軍占盡力優勢的關鍵時刻，這個良機一失，國軍便再無贏得東北的可能。

    蔣中正當時對東北局勢顯然作了錯誤的判斷，他沒有考慮到驟然下令停戰，對國軍帶來的嚴重後果。正如他檢討中自雲，由於「自信太過」，對共軍產生了輕敵心理，以為林彪部隊，「決無再起可能」，乃貿然下令停戰。第二次停戰令下達的時機，完全違反軍事原則，曹劌論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兩軍對壘，往往是一場比較士氣高下、意誌力強弱的決戰。正當國軍一鼓作氣，往北挺進，眼看勝利在望，而突遭勒令撤回，對當時將士心理打擊之大，可想而知，從此東北國軍上氣再衰三竭，以至一蹶不振，就是從這道第二次停戰令開始。整個內戰，國軍首先敗在士氣不振，而非在軍備人數，而第二次停戰令對國軍士氣之打擊，就是一個最顯的例子。對當時正在倉皇潰退中已經搖搖欲墜的林彪部隊，第二次停戰，從六月七日至三十日，長達二十三天，不啻天賜良機，得到一個重新集結轉敗為勝的喘息時間。這無異是縱虎歸山、養虎貽患，打蛇而不打七寸，其反撲厲害可知。尤其令人費解者，林彪部隊已經準備撤守哈爾濱，國軍應有情報，即使要停戰談判，也應等新一軍將這座北滿戰略重鎮拿下，談判桌上籌碼才會更多。哈爾濱唾手可得而不取，讓共軍占去，日後哈爾濱遂成為林彪部隊休養生息，最大的反攻根據地。這個八十萬人口東北北方工業經濟中心，對共軍政治、戰略、經濟的價值，是不容低估的。國軍當時將哈爾濱拱手讓敵，是包藏禍心，遺害無窮。

    事後國軍將領，尤其是參加過東北戰爭的，都一致認為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頒發停戰令，是東北戰爭成敗一個關鍵性的錯誤決策。當年任東北保安司令部參謀長趙家驤的看法，可為代表：

    「當我軍占領吉林、長春，匪勢衰頹的時候，就應該不顧一切，擴張戰果，向哈爾濱追擊。如能占領哈爾濱、佳木斯等要點，而控製中俄邊境，則匪軍主力不能聚集存在，更不能在鬆花江北岸休養生息。俄帝蹤把日本關東軍的裝備，補充匪軍，擴編匪軍，事實上亦甚困難。當時匪軍在東北尚無政治基礎，其一 套虛偽宣傳與政治欺騙，也非短時間所能奏效。假使我們在軍事上占領要點要線，政治上先匪一，積極建設，清明廉能，與民更始，則東北的接收，必可勝利完成，且可永久穩固，邁進民主之坦途。詎知我軍正當由吉、長北進之際，因為馬歇爾的調停而停戰，我們逸失好機，爾後永遠未見再來。所謂好景不常，功虧一簣，遂注定失敗命運。」

    此處趙家驤當然不便點明是蔣中正所犯的錯誤，外國學者論到這一段曆史，也有持相同論調者，不過對蔣中正的批評，就沒有這樣含蓄了。美國曆史學家唐諾.吉林(Donald G. Gillin)，他在《蔣介石與馬歇爾：一九四六年四平街之災禍》(Chiang Kai-Shek and Marshall: The Catastrophes of Szepingchich 1946)中，如此結論：      「多年後，蔣在他回憶錄（按，《蘇俄在中國》）中宣稱東北停戰是他所犯最大的錯誤。誠然，事後觀之，這是軍事上有史以來最大的錯誤之一。但這是一個更大的政治錯誤的結果。那就是，蔣氏堅持要維係與美國結盟而不惜付出一切代價。」 

    公元三八三年，前秦苻堅率百萬大軍南下，晉廷大震，宰相謝安派大將謝石、先鋒謝玄率軍迎敵，兩軍對峙於淝水（今安徽境內），但晉軍隻得五萬，不成比例。謝石請求苻堅將軍隊稍往後撤，以便晉軍渡河開戰。苻堅本為雄才大略的領袖，此時卻因驕兵輕敵，誇言投鞭足以斷流：竟答應晉軍這項荒謬的請求，下令撤軍。孰知一聲令下，秦兵陣腳大亂，退勢遂不可擋，晉兵乘機進攻，大敗苻堅百萬雄師。前秦帝國由是土崩瓦解，中國南北朝分裂局麵，因此而延續了兩百多年。這便是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戰」，領袖一個錯誤的軍事決策，一個輕率的軍事命令，足可影響一國之興亡，改變曆史的發展。

    毛澤東命令林彪死守四平，犯了最嚴重的軍事錯誤，差點輸掉整個東北，但蔣中正下令國軍停止追擊，犯下更嚴重的錯誤，把東北失去了。很可能，國共內戰的勝負，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初，已經決定。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