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鼎卿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前後
王炎森
1949年1月,淮海戰役結束後,國民黨反動政權大勢已去,中原地區的武漢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在此情況下,朱鼎卿卻接任了湖北省政府主席,豈非不識時務,自不量力?
朱在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以前,係第九補給區司令,這是個掌管華中豫、鄂、湘三省的軍備物資供應的有權有錢美差,下設有武漢被服廠和極為隱蔽的6個軍用倉庫,其中以株州軍庫貯備為最豐,足可裝備兩個加強師。離開這樣的美職,就任即將破敗的湖北省政府主席,非是萬不得已,即有難言之隱。
當時我在湖北省政府秘書處任職。朱鼎卿見我在秘書中年紀最輕,筆下行文快,常帶我隨從外出,每次省府委員開會,均由我作記錄。一次會後飯餘,朱鼎卿與彭曠高、朱英培等談及離任九補給區的原委,他說:“我是白崇禧‘總體戰’策略下的犧牲品。”此個中情節,得從白崇禧出任華中“剿匪”總司令說起。
“總體戰”的犧牲品
1947年,蔣介石已趨不利形勢,為挽敗局,不得不起用白崇禧為華中“剿匪”總司令,轄豫、鄂、湘三省,總司令部設漢口。白來到武漢後,感到有職無權。在黨的方麵,湖北省黨部主任委員方覺慧是元老派,指揮不動;在政的方麵,湖北省主席張篤倫是政學係幹將,與自己貌合神離;在軍的方麵,除河南張淦兵團屬桂係舊人,尚能聽命外,而宋希濂、陳明仁均自恃黃埔嫡係,尾大不掉,聽宣不聽調。何謂聽宣不聽調呢?就是:“叫他開會議事,出席;調遣部隊移防,不理”。特別是在軍用物資供應方麵,朱鼎卿隻聽命於聯勤總司令郭懺,白有所需,總是點綴點綴地給一些,不能盡量滿足。白崇禧號稱“小諸葛”,在動輒掣肘的情況下,竟想出了表麵上是對付共產黨、骨子裏防著蔣介石的 “總體戰”這一妙計。白崇禧當即將想法寫成綱領和實施計劃,並上報給總統蔣介石。所謂“總體戰”,就是“黨、政、軍、民團結一致,總體動員,對付共軍。在‘總體戰’的前提下,華中轄區一切人物、物力、兵力,全由華中剿總統一調動。”蔣明知白崇禧是“將自己的軍”,但為了對付共產黨也不得不批準。
有了“總體戰”這個尚方寶劍,白崇禧在黨、政、軍各方麵的權力都較以往有了很大的改觀。李宗仁競選副總統時,白為了給李拉選票以華中剿總的名義在漢口德明大飯店、璿宮大飯店(當時是漢口最大最華麗的飯店),大擺宴席,並包下兩店客房,招待川、湘、豫、鄂、滇、桂、黔等省途經武漢的國大代表,食宿車旅費用也全由華中剿總開支。接待員公開提出“為了總體戰,請投李宗仁先生一票”的口號。其助選聲勢之浩大,國內實屬空前。
北京和平解放後,蔣介石四麵楚歌,不得已把個爛攤子交給李宗仁。白崇禧見時機成熟,便先拿朱鼎卿開刀。
1949年初白在一次宴會上與朱把酒言歡。白說:“鼎卿兄以講武堂的深資重望,在軍武多年,雖有成就,但今仍屈居後勤,畢竟依人作嫁,何不主政一方,一展抱負?”朱見其話出有因,便順口回答:“無機遇奈何!”白說:“鄂人治鄂,是湖北人的夙願,鼎卿兄欲償此願乎?”朱知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心想,蔣總統已無能為力,九補給區位置已不可保,不如就此下個台階,也好找個立足之地。便說:“蒙總司令和德公(李宗仁號德鄰)成全。”
朱鼎卿知道白崇禧為了實施“總體戰”要抓部隊補給,自己以前在軍需補給上得罪過他,如今情勢下,離開這個位置勢在必然,隻能認命了。白與朱的這一席話定了朱鼎卿的去留。事後,朱鼎卿憤怒地說:“不甘讓我清閑自在,還將我栓根繩子,用行將破敗的湖北省政府吊住我,防我打埋伏或卷資逃,從而讓桂係親信從容地從我手中接管第九補給區。這便是白崇禧使用的殺手鐧。”
次日,朱鼎卿召朱懷冰、彭曠高商議對策。大家一致認為應先密電郭懺,征求意見。郭懺指示:“桂係正策劃逼宮,局勢大為不利;不如暫時屈就,靜觀其變;但株州軍庫,必須保存,以備他日之需。”朱懷冰後來又建議:“當此時局動亂年頭,光有省主席頭銜,是無法施政的,必須擁有相應的兵權,才能有所作為。”於是經過郭懺運作,中央批準朱鼎卿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湖北綏靖總司令。
走馬上任第一著
朱鼎卿走馬上任的第一步棋就是組建省府班子。他考慮這個班子必須兼顧以下兩點:一是要有一個老成持重的班底,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二是要吸引一批“有為”的中、青年,以粉飾省府的頹唐麵貌,讓它表麵上有一點朝氣。
在組織省府班底方麵,朱鼎卿著實煞費心機。首先便考慮到如武漢不保,必將撤遷鄂西,在省府委員中應多用熟悉鄂西風俗民情並在地方紳耆中印象較深、具有一定影響的人。為此,他與朱懷冰磋商竟日,初步擬定省府委員8人及其兼職報請中央核批。當時我以記者身份前往采訪,朱說未經中央批準,不能見報。經與朱的副官私下接觸,得知所報人選如下:彭曠高委員兼民政廳長,許季珂委員兼財政廳長,傅恒伯委員兼建設廳長,王介庵委員兼教育廳長,戴仲明委員兼秘書長(先派戴去中央聯係有關省府新的編製、經費及西遷計劃等問題,在戴未返鄂前,秘書長一職由委員朱英培代理),李郎星委員兼鄂北行署主任,朱懷冰委員兼鄂西行署主任。後來中央電示委員中須增加兩位民主人士,於是又補充青年黨李毓華、民社黨張仲宣為委員,連朱鼎卿在內,省府委員會共計11人組成。
據我事後觀察,朱的這套班子各有千秋。彭曠高在抗戰時期曾任恩施專員,為人開朗豁達,言談多切時弊,辦事頗有魄力,在鄂西素有聲望。傅恒伯在抗日戰爭前曾任恩施專員,為人老謀深算,平時很少發言,言必中的。王介庵係武高師派首領,掌省教育廳第一科20餘年;武高師是湖北教育界第一大派,以之出掌教育,可以籠絡知識分子。許季珂原任湖北郵政局郵務長(即局長),在職十餘年無非議,為人老成持重,是郵政界元老。朱懷冰保定軍校畢業,曾任二十八軍軍長,早年曾駐軍恩施;抗日前二十八軍被紅軍打垮,陳誠便任朱為湖北省民政廳長,對鄂西民風民情極為熟悉;朱鼎卿與之同鄉同宗,仰其聲望,尊之為兄,安排他為鄂西行署主任,目的是藉其素望,為省府西遷作開路先鋒。朱英培,武漢大學畢業,投筆從戎後在黃埔五期畢業,曾任鬆滋縣長,宣恩縣國大代表,為人頗工心計,精明謹慎,是省府委員中最年輕的成員。朱鼎卿安排這樣一位年輕的成員,雖然資曆、聲望不及其他委員,但省府既已作好西遷打算,在班子中勢必納入鄂西人士,才能獲得鄂西的擁戴。從當時情況來看,朱鼎卿這樣安排,無可厚非,詎知大勢已去,人力豈能挽瀾?
為了省府具有朝氣,朱懷冰、彭曠高和朱英培建議:放手擢用中、青年,把候方奎、蔣作棟、王華山、姚勉、田明琪、羅門驥、梁明遠、盧明哲、孫祥麟、王炎森等人分別提為省府科長、秘書。在決定人選時,朱鼎卿盡量選用年輕人,例如省府西遷後,人事室和新聞室乏人負責,代理秘書長初步擬定的人事室人選是石宗林、熊滌明,新聞室的人選是盧明哲、王炎森,審批時,朱鼎卿圈定熊滌明、王炎森。當時我才27歲,在省府科、秘中是最年輕的一員。朱英培告訴我:“主席圈定你負責新聞室,主要是因為你剛從大學畢業,年紀輕,沒有家室之累,可以隨叫隨到,隨他行走比較方便,你要好自為之。”以後我隨朱鼎卿行走久了,知朱很厭惡官場習氣較重的人。他說:“有些老科秘,光知點頭哈腰,阿諛逢迎,詢話時,哼哼哈哈,不著要領,令人生氣。”
精簡機構,開源節流
朱鼎卿上任後的第二步棋便是精簡機構,節約開支。朱鼎卿當時打出的口號是“精兵簡政,一切從頭來”。原先的省府機構臃腫龐大,共有民政廳、財政廳、建設廳、教育廳四廳和秘書處、會計處、新聞處、社會處、統計處、人事處、田糧處七處,外加保安司令部,職員達數千,日常開支驚人。政府西遷恩施後,由於人力財務不足,精簡為四廳一處六室,四廳如前,一處是秘書處,人事處和新聞處、統計處精簡為室,隸屬秘書處;會計處、田糧處改為科,並入財政廳;社會處改為社會科並入民政廳;因朱鼎卿兼湖北綏靖總司令,保安司令部的職責便由綏靖總司令部履行;鄂西行署在省府遷恩施後便失去存在意義,朱懷冰便以設計室主任屈就。這時,省府工作人員由原先的2000多人精簡到300多人,節省了很大一筆工資開支。
當時物價飛漲,中央銀行發行的金元券一再貶值,地方財政枯竭,要求中央撥款已不可能,如不設法開源,連工資都無法應付,經過省府會議研討決定——在開源方麵,增辟稅源。原先稅收分直接稅與地方稅兩種,直接稅主要是煙、酒、鹽稅,由中央直接稅局征收,地方稅主要是田賦、屠宰、交易等稅,由地方政府征收。目前兵荒馬亂,臨戰邊沿地區,直接稅局人員聞風而遁,各縣及時組織人力,以包稅製方式讓當地區、鄉政府分別按月承包繳納,杜絕稅費流失,亦即開源。強調繳納稅款必繳銀元,免受法幣貶值影響。屠宰、交易等稅,亦重新評估承包到鄉、鎮;重新評估的稅額,不得低於常年平均稅額。
彭曠高和傅恒伯還提出:“改革幣製,效果無異於開源。鑒於現時物價一日數變,金元券已失去信用,不如由省銀行發行銀元券,改善金融狀況。在發行初期,敞開兌換10天。取得信用後,再按省行貯備加倍印發。不僅可以緩解省財政經費枯竭之急,還可周轉自如,靈活運用。”
在節流方麵,第一是減發工資,一般職員每月發8塊銀元,科長秘書每月12元;第二是不大擺筵席,每周省府例會隻預定兩桌便席,供出席會議的委員和工作人員午餐,不宴請賓客;第三是出差費按車船票據實報銷,不另發補助。雖然如此布置,終因戰局緊張,人心惶惶,省府已像老牛拖破車,奄奄一息,舉步維艱。
宋、朱矛盾的產生和發展
宋希濂不知從何得知朱有隱蔽軍庫之嫌,不便當麵查詢,便囑湘鄂邊區綏靖總署新聞處蔣處長旁敲側擊。一次新聞發布會後,蔣請我到他辦公室小坐,問我知否湖南有無軍庫,希望在方便時向朱鼎卿進言,他說:“眼看我軍自武漢撤離,長沙、株州亦相繼不保,風聞鼎公在離任九補給區時,還有一些小家當,不如交給宋總司令,落得個順水人情。”我想如此機密大事,朱必不願我等小人物得知個中細情,說不好輕則痛斥,重則免職,何必介入此事,引火燒身?便將此意透露給朱英培。朱說:“主席早已料及,來恩施前已著陳副官去株州辦理,此事千萬不要聲張。”半月以後,我見陳副官運回10口特製大箱,貼著省府檔案室封條,聲稱已把重要檔案運來。事後得知,這10大箱全是輕機槍、卡賓槍、左輪、連槍及彈藥。為防宋希濂途中搶劫,隻好包船運至萬縣經利川入施。因這條路沒有宋部人馬,才得安全到達。許多重武器無法轉運,隻好聽之任之。宋知道後,非常不高興,從此朱、宋雙方產生矛盾。
7月中旬,鬆滋縣長石宗林返施述職,談及宋部在荊沙一帶橫征暴斂時說,現在一切稅收均被宋把持,征、征糧,經月不斷;募捐、籌款,花樣百出。地方紳耆四處奔逃,富商巨賈卷資外避。地方政府已無稅源可尋,連屠宰小稅都被宋部控製,沒有錢糧薪水,又何談施政教民?說到後來,石宗林竟是聲淚俱下,朱鼎卿聽後咬牙切齒,拍案怒罵。
8月下旬,宋的政治部主任召集恩施商會會長黃俊清、參議會議長李子尚、國大代表王獻穀、自衛大隊長鄧濂溪等開會籌募將士寒衣費,特邀省財政廳長許季珂出席指導。許接到通知,麵有難色,即向秘書長戴仲明問計。戴說:“許廳長若去出席,他們要你在籌募寒衣費的會上開導士紳出錢出力,廳長如何啟齒?”許麵紅耳赤,無以為計。戴說:“趕快派人通知城內幾個有頭麵的人物,若已接到開會通知,或去萬縣,或去利川,或去鄉間躲避,開會的事,叫王秘書代你。”
戴旋即向我麵授機宜:“明天你去宋部開會,就說許廳長因公務去萬縣,秘書長派我參加會議,回去傳達並向各報發稿,作好宣傳,廣造輿論,以便社會各界有錢出錢,有謀出謀,為前方將士貢獻綿薄。在簽到簿上你就寫‘新聞秘書王炎森’,特別是‘新聞秘書’四字要寫得醒目些。”
次日,我代許參加會議。會議由政治部主任主持,宋的顧問及新聞處蔣處長都參加了。蔣問:“許廳長為什麽沒來?”我照戴秘書長的指示回答後,蔣把我瞪了幾眼說:“這種事要你宣傳個屁。”此會後因地方重要士紳未曾出席而不了了之。從此宋、朱矛盾更加深化。
朱鼎卿的應變措施
朱鼎卿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後,為鞏固政權,采取了以下應變措施:
培訓青年骨幹 朱鼎卿來恩施後,處處受宋希濂掣肘,他深知,要立足鄂西,不是高喊“一切從頭來”、“破產保產,破家保家”之類的空頭口號就可以穩定局勢的。自己作為湖北省主席兼綏靖總司令,如果沒有骨幹分子和槍杆子,就隻會剩下空一個架子;加之武漢撤退前,由株州密運到施的武器,也須派上用場。因此,朱急於擴充自己實力,冀求在鄂西立住足。之前,在行政方麵,雖然安置了幾個得力幹將,如劉美齋鎮守建始,鄭子揚出掌利川,陳文出掌鹹豐,魯堅巡回督導縣政……但基層沒有骨幹,政權仍然軟弱;在軍事方麵,雖已任命宿將傅錫章(抗日時期曾任恩施警備司令)為綏靖師長,因無親信骨幹,槍杆子無人掌握,發揮不了威力。朱便與朱懷冰、彭曠高、朱英培等計議:立即成立軍政幹校,既可安置各地逃來恩施的青年學生,又能增加鄂西青年就業機會,穩定民眾情緒,充實軍政隊伍,可謂一舉三得。校址選在飛機場,朱鼎卿親任校長,張靖國(原沙市專員)、劉慶如(原武漢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為主任,具體負責幹校組建培訓事宜。半月以內便招收300多青年學生。1949年10月中旬,朱鼎卿撤離恩施進入四川,這批學生和綏靖司令部人員便成了他第三兵團的班底。
改編雜牌匪軍組建地方反共武裝 在湘鄂西邊境,有一股不遵軍令、不服政令的雜牌匪軍,多年來在來鳳、龍山、桑植一帶流竄,原先的首領叫瞿伯階,後來由其侄兒瞿波平統率。朱欲改編這批雜牌軍,藉以擴充實力,穩定地方秩序。便問計於彭曠高,彭說:“收編以後,擴充實力是假象,穩定地方秩序是暫時,報之於中央是成績,事可行而不可恃,利弊如此,主席自己定奪。”經過省府委員會議討論,決定“派民政廳視察王華山隨從朱懷冰前往招撫收編,條件是月給軍需3000銀元,名號須改為湘鄂邊區反共自衛隊,服從湖北綏靖總司令部調遣,不得擅自擾民。”從此瞿波平便明目張膽地在來鳳、宣恩、鹹豐、龍山、桑植一帶籠絡青年,隊伍一時間發展到2000餘人。他們還公開征稅籌款,成為鄂西的毒瘤。繼而朱又命劉天培組建反共自衛大隊,劉為大隊長,侯方隆等為營長。其實劉天培徒具虛名,人不滿百,槍隻數十。彭曠高的看法是:撒一把“爛藥”,由他去吧!
籌集資金,準備西撤 朱在口頭上說,紮根鄂西,待機而動,實際卻早已作好西撤準備。在他上任伊始,便派秘書長戴仲明去中央活動。因為萬一鄂西不保,總不能以湖北省主席的身份去流亡外省吧,撤至四川須得有個相應的名義。國民黨軍政部門曾向他承諾過,若帶可觀的人、械,可任命為兵團司令。朱得到這個信息後,即通過財政廳下令省銀行迅將武漢、宜沙一帶不動產盡量處理; 客戶往來一律結清;一切財產務必換為現金(金條、銀元);設辦事處於萬縣;至於庫存現金則規定若無主席指令,任何人不得挪用。
1949年10月,宋希濂部隊節節敗北,長陽、五峰、巴東、建始相繼解放。同月14日,朱探知宋部已向黔江撤退,為了避免途中衝突,便率部經利川撤往萬縣,又以省銀行的現金貯備為軍餉,打著三兵團司令的旗號,西渡至瀘州,成都解放時經程潛引介起義。
轉載《湖北文史》第七十九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