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摯友”賀耀組 / 蕭誌華

中共“摯友”賀耀組

蕭誌華

一

    賀耀組是國民黨的高級軍政要員，1949年在香港起義後，在武漢工作過幾年，是中國共產黨的摯友，他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

    賀耀組，原名賀耀祖，字貴嚴。國民黨陸軍上將。1889年5月13日出生於湖南省寧鄉縣賀石橋晴佳坡一個耕讀世家。16歲時考入湖南陸軍小學，3年後考入武昌陸軍第三中學，不久被保送至日本東京振武學校學習。在日本受到民主革命思潮的影響，加入了同盟會。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賀耀組受同盟會派遣從日本回國投身辛亥革命，一度在漢陽戰時總司令部擔任聯絡員。1912年9月，再度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11月轉入著名的日本士官學校第十期學習，成為本期最優秀的中國學生之一。

    1916年5月，賀耀組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到湖南湘軍供職，先後任趙恒惕部中校團附，後升任團長、師長。1926年該部被蔣介石改編後，賀曾曆任獨立3師師長、第四十軍軍長、京滬衛戍司令、第一集團軍第三軍團總指揮。

    1928年因“濟南慘案”中抗擊日軍，被蔣介石免職。不久，起用為國民政府參軍長。接著兼任編遣委員會西北分會主任、陸海空軍總司令徐州行營主任。1935年4月，出任土耳其公使。1937年底擔任甘肅省政府主席。1938年被任命為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兼軍事調查局局長。1939年底作為中國特使被派往蘇聯。回國後接替張治中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主任，兼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長及國家總動員會議常委兼秘書長。1942年調為重慶市市長兼重慶防空司令。抗戰勝利後，賀辭去重慶市長等本兼各職，遷居上海。1949年7月，秘密從長沙經粵漢路赴港。是年8月13日，與黃紹竑、龍雲等人署名發表了反蔣起義的通電，表示脫離國民黨，站到人民一邊。9月由香港赴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後任中南軍政委員會交通部長等職，並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

二

    賀耀組得到蔣介石的提拔重用，擔任過軍政要職，也被蔣排斥、打擊過。在他的一生中，確也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辦過許多好事，救過共產黨人，是共產黨的摯友，受到過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讚揚。

    早在1925年12月16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兼上海市總工會總務部主任劉少奇到長沙養病，不久在長沙文化書社被趙恒惕的秘密緝查隊逮捕。趙恒惕以劉少奇是領導“五卅”運動的“過激主義分子”，決定予以處決。中共湘區區委立即通過各種渠道和關係進行營救。當時賀耀組任趙恒惕的湘軍第一師師長，賀的父親賀穆生同共產黨人謝覺哉、何叔衡、梅冶成都是清末同科秀才，謝、何、梅等人通過賀穆生關係做通了賀耀組的工作，劉少奇的胞兄劉雲連、妻子何葆珍又通過另外的關係說服了湘軍第三師師長葉開鑫(寧鄉人)，然後，由這兩位寧鄉籍的師長出麵要求趙恒惕釋放劉少奇。與此同時，中共地下組織又通過全國幾家大報刊發表言論，並通過國民黨代表大會致電趙恒惕，促其釋放了劉少奇。

    1925年底至1926年初，國民革命軍北伐部隊尚未進入湖南，共產黨人梅冶成、嚴喬等在寧鄉秘密成立農會、工會，開展工農運動。謝覺哉、何叔衡、梅冶成等以周伯南反對孫中山“喚醒民眾”的革命主張，支持土豪劣紳壓迫平民等事由，請賀耀組為家鄉百姓撐腰。賀耀組通電全省，表示全力支持寧鄉工農運動，反對貪官汙吏與土豪劣紳相勾結。他保薦自己的秘書榮任繼任寧鄉縣長。榮任表示堅決擁護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政策、支持工農運動。從此，寧鄉工農運動蓬勃興起，成為湖南全省工農運動最興盛的九個縣之一。賀耀組也被一些共產黨人稱為“開明師長”。許多年以後，一些共產黨領導人提起此事仍記憶猶新，對賀耀組表示敬意和欽佩。

    1935年4月下旬，賀耀組從南京啟程，攜夫人倪斐君赴橫跨歐亞兩洲的土耳其就任公使職務，隨員陣容相當可觀，有何風山、卜道其、李鐵錚等名流。賀任職期間有所建樹。另外，他還到歐洲進行了政治旅行，其中在蘇聯考察的時間最久，深入研究了蘇聯當時的政治軍事情況，頗有心得。1937年5月，被稱為“將軍大使”的賀耀組回國述職，由於他的思想上發生了較大變化，在一次資寧同學會組織的歡迎會上，賀耀組指出：“要把中國的政治弄好，必須遵照總理遺教，聯俄聯共，以實行三民主義，進而達到共產主義。”當時在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中公開發表這種言論，實屬罕見。

    賀耀組正式回國後，任蘭州行轅主任，代理甘肅省政府主席，兼任國民黨甘肅省黨部主任委員，5月即到職。不久，盧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爭全麵爆發，為了方便蘇聯對中國的空援，他組織修建公路和機場，接運蘇聯空軍及軍需物資。

    當時，中共中央為便於開展抗日民主統一戰線工作，在蘭州建立了八路軍辦事處，派謝覺哉主持工作。謝與賀係同鄉舊友，賀對老朋友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並設宴洗塵，以後謝覺哉在蘭州的一切活動和工作，均得到了賀耀組的幫助與支持。賀還親自到八路軍辦事處駐地，送給謝覺哉一枚國民黨甘肅省黨部的徽章，作為進入省黨部的證件。後來，謝覺哉在蘭州營救紅軍西路軍失散人員，賀耀組也給予了極大的方便，這些失散的紅軍有的被關押在監獄，有的被罰做苦役，有的則被改編為國民黨部隊。每當謝覺哉得知一些失散紅軍的消息後，便請賀耀組出麵幫忙，賀則去電營救，下令放人。此外，八路軍所屬部隊在甘肅的補給問題等等，賀耀組也以省政府主席名義，指令有關方麵協助解決。

    同時，賀耀組在謝覺哉的啟發和支持下，還做了許多有益於抗戰的工作，他分別召集省黨部、省政府各部門的工作會議，從抗戰出發，討論修改了過去在征兵、保甲製、民族政策、教育改革等方麵的一些不利抗戰的規定、條文，研究製定了一些有利於抗戰的新政策。賀耀組還在省府、黨部會議上，號召全體工作人員一致對外，不要重犯曆史錯誤，將國土輕易斷送外人，並要求國民黨各級軍政人員在抗戰中盡職盡責，以對得起祖宗、民族和國家。

    當時，中共在甘肅慶陽縣組織了陝甘寧青邊區政府，由袁國平任邊區政府主任，賀耀組的親信、甘肅省保安副司令陳積善亦常駐慶陽縣西峰鎮，兩人聯合辦公，共同整理各縣地方團隊，組織民兵訓練，改組各縣社會團體，淘汰年邁體弱的士紳，起用愛國青年，雙方沒有出現過摩擦，成為國共合作抗戰的一個典範。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賀耀組的督促和開明。

    賀耀組不僅能與共產黨合作共事，還積極采納了共產黨不少抗戰主張和具體作法，在甘肅省引起一些人很大不滿，蔣介石遂於12月底調賀耀組回南京，任命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接替其職務。賀耀組離任時對謝覺哉說：“我問心無愧，我隻能做抗日應該做的事。”謝覺哉則表示：“中國共產黨人是不會忘記你的。”

    1938年2月，國民政府遷武漢，軍事委員會亦改組，賀耀組被任命為軍委會辦公廳上將主任兼軍事調查局局長。在任期間，他暗中指示秘書處第三科少將科長黃錫恭多方營救被關押的進步青年，發給進步人士去延安的通行證，支持夫人倪斐君協助宋慶齡辦理兒童救濟事宜和從事各種進步活動。賀耀組這些“不合身份”的舉動被特務報告到蔣介石那裏，遭到免職。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後，毛澤東率領中共代表團由延安飛抵重慶，同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事先，謝覺哉給賀耀組寫信 ，請其保護毛澤東的安全。和談期間，毛澤東、周恩來 一道拜訪了賀耀組。賀耀組作為回報，請示蔣介石批準，以重慶市長身份，設宴熱情款待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並請孫科、吳鐵成、張君勱、曾琦等人作陪，這一舉動在沉悶的山城產生了很大的政治影響。他還暗中為毛澤東等人的工作提供方便，被周恩來親切地稱為“我黨摯友”，賀耀組因此受到蔣介石的質問。後來賀耀組的夫人倪斐君公開從事進步活動，更引起蔣的疑忌。

    倪斐君是浙江鎮海人，過去是南京醫院的醫護人員，追求進步，在甘肅時結識了謝覺哉，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任過甘肅省抗敵後援會主席，創辦了《婦女》月刊。在賀耀組任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侍從室主任、重慶市長等職期間，倪斐君以特殊身份參加了重慶市的抗日救亡工作和進步活動。在她任重慶市難民服務團團長時，協助宋慶齡從事社會救濟福利事業，並與陶行知創辦了國際難童學校；還與中共領導人和進步人士密切往來，加上平日談話直爽，“出格”，什麽話都敢講，蔣介石認為很不成體統，曾對賀耀組說：“你連老婆也管不住，如何當市長啊?”其實，賀耀組對夫人的工作是暗中支持的，對蔣介石的挖苦也就無所謂了。1945年冬，國民政府遷回南京，重慶即由特別市改為普通市，賀耀組遂於12月28日辭去重慶市長等本兼各職。這時，賀耀組已暗中打算脫離國民黨政府，覺得國民黨的官做“厭”了。

    1946年3月，賀耀組掛著陸軍上將的空銜和中央監察委員的顯職遷居上海，賴其舊部、京滬衛戍司令湯恩伯的關照，住在上海施高塔路190號一所三層樓房的寓所內，靜觀局勢的發展，謀劃以後的打算。

三

    賀耀組對蔣介石在抗戰後反共打內戰是不滿的，因此，他與各界進步人士密切聯係和配合，積極投入到反內戰、反獨裁的愛國民主運動中。

    1949年4月，當百萬雄獅渡江之夜，賀耀組將蔣介石曆年授予他的金質、銀質勳章悉數搗毀，還把刻有“耀組”二字的圖章戳毀，決心以後不再用此名，改以字行，對外以“賀貴嚴”出現。同時把夫人倪斐君秘密安置在上海當保姆，以便離開上海，隻身出走，尋求出路。

    1949年4月24日，賀耀組從上海乘機飛抵廣州，住在一家小旅館，以商人身份登記住宿，但還是被特務發現了，立即報告到當時任行政院院長兼國防部長的何應欽處 。何立刻派人通知賀去參加一個會議，共商時局。賀耀組推辭有病，不能參加，並乘快車離穗，於5月2日到達長沙。

    早在上海時，賀耀組、程潛、唐生智等湘籍高級將軍就交換過應變的意見，決定棄暗投明，站到人民一邊。程潛競選副總統失敗後，回到長沙出任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暗中作起義準備，唐生智也從家鄉東安來到長沙領導湖南人民自救運動。賀耀組此時來長沙，無疑有助於和平起義的成功，程潛、陳明仁很快與之聯係，一起密謀起義的準備工作。

    1949年5月16日，武漢解放，白崇禧率部敗退長沙。7月21日，程潛在白崇禧的逼迫下，不得不以出巡名義暫時避走邵陽。賀耀組也隻好改變原定乘飛機赴粵再轉香港的計劃，轉而化裝成商人，秘密經粵漢路赴港。8月4日，程潛、陳明仁等三十多位國民黨高級將領通電起義，湖南宣告和平解放。8月13日，賀耀組履行諾言，在香港與黃紹竑、龍雲、劉斐、胡庶華、劉建緒、李默庵、潘玉昆等44人聯名發表了反蔣起義通電，表示脫離國民黨，投向中國共產黨，站到人民一邊。

    1949年9月，賀耀組離開香港赴北京。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對賀耀組的歸來，表示熱烈而真摯的歡迎。毛澤東還設宴招待了賀耀組，並特地向在座的蘇聯大使羅申介紹賀耀組在蘭州和重慶幫助中國共產黨的事跡，席間幽默地說：“貴嚴先生和我們是老朋友了，他在重慶請我吃過飯，今天算是我們回報吧!”周恩來還打電話通知剛剛出任解放軍陸軍第一醫院院長的倪斐君，要她從沈陽趕到北京同賀耀組團聚。12月，中南軍政委員會在漢口成立，賀耀組被安排為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交通部部長。1953年2月兼參事室主任。1954年當選為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和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並兼任全國政協地方政協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這期間，賀耀組積極參政議政，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在交通建設，改進政府工作，發展統一戰線等方麵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不少被中南軍政委員會和中共中央采納，成為一名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真誠朋友，多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領導人的肯定和讚揚。

1961年，賀耀組因患不治之症住進了醫院，毛澤東、周恩來對此非常關心，指派最好的醫生為他治療；周恩來曾派人前去看望和慰問，並多次詢問賀耀組的病情和治療情況。但賀終因病情惡化，醫治無效，於7月16日在北京去世，終年72歲。賀耀組去世後，國家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對他一生中所做的有益於國家和民族的事亦給予了充分肯定。他的骨灰也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墓地。

轉載《湖北文史》第六十七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