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鄧演達先生 / 黃紹竑

我所知道的鄧演達先生

黃紹竑

 

我與鄧演達先生雖然是保定軍官學校的同學，但是到了1923年的夏天，我們才在廣西梧州見麵認識。

1922年，舊桂係軍閥沈鴻英趁孫中山討伐陳炯明之機，帶兵混人廣州。沈鴻英自1920年在廣東失敗退回廣西，1921年又被粵軍逐出廣西，流竄湖南、江西邊境，與北洋軍閥吳佩孚勾結，受其培植，重整旗鼓。他混人廣州是奉吳佩孚密令的。1923年4月16日，他突然在新街(在粵漢鐵路上，離廣州數十華裏)宣布就北洋任命的廣東督軍的職務，並通電請孫中山離開廣州。一場討伐陳炯明的戰爭頓時就變為討伐沈鴻英的戰爭，在廣州附近進行。

沈鴻英在廣州附近作戰失敗，分由西江、北江兩路退回廣西。魏邦平任西江方麵總指揮，指揮粵軍第一軍(軍長梁鴻楷)的第一師(師長李濟深)、第三師(師長鄭潤琦)及一些海軍艦隻，向肇慶、梧州沿江追擊，以占領梧州，掌握兩廣戰略要點，阻止桂軍再犯廣東，停止其向梧州上遊再進的意圖。

粵軍第一師是當時廣東方麵陸軍學生的集團，師長李濟深以下如陳濟棠、陳銘樞、張發奎、鄧演達、蔣光鼎、李揚敬、戴戟、黃琪翔、馮祝萬、錢大鈞、徐景唐、薛嶽、黃鎮球、嚴重、陳誠都在那裏當過幹部，鄧演達先生是第三團團長，這個團由於鄧演達先生的領導，無論戰鬥力及軍紀方麵都是當時第一師的佼佼者。占領梧州後，鄧演達先生被任命為梧州軍警督察處處長，率領第三團進駐梧州市區維持治安秩序，其餘粵軍或已撤退回西江下遊，或駐在船上。

我被孫中山秘密任命為廣西討賊軍總指揮後，即將兵力秘密集結於梧州上遊十餘裏的戎圩。粵軍迫近梧州，我所部亦乘機發動進攻，與粵軍前後夾擊梧州，從而會師占領梧州。正因為這樣，原駐梧州的沈軍旅長馮葆初既無法抵抗，亦無路撤走，被迫投誠，仍駐守梧州市各要地。但他的態度是可疑的，居心叵測。

我部是廣西陸軍學生出身的集團，與粵軍第一師因同學的關係，感情甚為融洽，尤其我本人與鄧演達先生因職務上的關係，來往甚多，更為融洽。

李濟深被大本營任命為梧州善後處處長，後改為西江善後督辦，要把粵軍撤回西江下遊擔任其他重要任務。當時他麵臨著這樣的問題：1、梧州防務交給黃紹竑抑或馮葆初？2、此後培植哪一個收拾廣西殘局？因粵軍當時是不可能再向梧州上遊進展的，經他再三考慮，可能並請示過大本營，決定把梧州防務交給我，並扶植我部發展，決定繳駐梧州桂軍馮葆初的槍。

他把這個意旨秘密告知了鄧演達和我，並命令我們負責執行；此外知道的人隻有參謀長馮祝萬、副官長黃鎮球。當時我的部隊尚駐在梧州撫河北岸的三角咀，駐梧州市區的僅有粵軍鄧演達先生的第三團，而馮葆初旅力量相當強大，據守梧州市，設有永久工事的山頭堡壘，光是一個團的兵力是解決不了的。當時又很顧慮在市區作戰，會招致市民的損失。

我們研究的結果，就揚言督辦公署已命令粵軍第三團開回肇慶，梧州軍警督察處的任務由黃紹竑來擔任，以便把軍隊開進梧州；同時商定先設法扣留馮葆初，由其下令所部繳械，以免發生戰鬥，致使市民遭受損失。於是由我出麵請客，為鄧演達部隊回粵餞行，把粵軍陸海軍在梧州的主要將領都請到了，馮葆初是桂軍的高級將領，自然要請來作主要的陪客，其實這也是唯一的目的。

在舊社會裏，軍官的請客都是在撫河的花舫上請吃花酒，大賭大喝、吸鴉片之外，還叫了很多妓女來侑酒，往往通宵達旦地玩鬧。鄧演達先生是沒有這種壞習染的，但就要這樣把馮葆初纏著，然後把他扣留，命令其部下繳槍。可是到半夜，馮葆初得到了於其不利的消息，即時要退席回去。若任其回到部隊，必然率隊頑強抵抗，於我們計劃將很不利，我見時機緊急，於是拔出手槍指著他，不準他走，並要其下令所部繳械。馮葆初身長力大，不顧一切向我撲過來，欲奪取手槍。我當時考慮到高級將領的隨從人員不下數十人，都有武裝，不是衝鋒槍就是駁殼槍，這個計劃隻有我和鄧演達先生知道，我若開槍把馮葆初打死，那些武裝人員也必定開槍亂打起來，後果是不堪設想的。於是就同他抱起來搏鬥，同席不知內幕的其他粵軍將領都走過來勸解。鄧演達先生大聲宣布這是李督辦的命令，要把馮葆初扣留繳槍，並喝令他自己的武裝隨從人員把馮葆初捆起來，一場肉搏的“鴻門宴”才告結束。事後粵軍方麵的其他將領很埋怨我和鄧演達先生事前沒有通知他們，幾乎弄出大亂子，殃及池魚，尤其埋怨我的魯莽行動。

馮部起初稍事抵抗，後來知道馮葆初被扣，並奉了他的命令繳械，很快就解決了。次晨鄧演達先生和我一起去巡視市麵，見有些士兵(有我的，也有他的)，搶劫市民財物，他怒極了，拔出手槍就打，當場打傷了一個士兵，可見其治軍之嚴。

1923年以前，兩廣軍事和政治都是敵對的，彼此對所占領地方的人民互相采取報複的手段，占領軍隊長官就是那個地方的無上權威者，委托地方官吏把持地方財政，而包煙包賭則更是駐軍當然的權利。1923年，粵軍占領梧州，這個風氣突然轉變了。李濟深雖然被任命為梧州善後處處長，似乎梧州的一切都歸了他，但是他卻不這樣做，他很尊重地方人的意見，他與我雖是上下級關係，而實際上則是以兄弟朋友的關係相處，盡力扶助我發展。鄧演達先生的第三團駐在梧州，擔任軍警督察的責任.為粵軍樹立了良好的楷模，除了維持地方治安秩序之外，其他概不過問。他不但沒有直接包煙包賭的舊惡習，也沒有間接向地方要過一文錢。這種作風不但當時在地方上留下良好的印象，而且成為兩廣合作統一，參加大革命的主要因素。

鄧演達先生對朋友的態度是坦率誠懇的。當他將要率領第三團回廣州之前，曾同我作過一次懇切的談話。他見我染上了一些不良的嗜好，就說，這些不良習染於青年軍人是不相宜的，尤其於革命軍人不相容。他勸我力戒不良嗜好，努力革命。他回廣州後，將去蘇聯考察前，又有一封長信給我。那時我的軍事力量已發展到南寧以北。他那信裏表示他對廣州現狀的不滿(那時正是滇、桂軍割據廣州之時)。他認為那種現象不是革命的，必須鏟除，另外培養革命的新力量。他對自己也不滿，因此必須離開部隊到蘇聯去尋求革命真理。他勸我不要以武力得到發展為滿足，而要在思想上得到更進步的發展;並且叮囑我不要離開孫中山的革命領導，造成兩廣的再分裂，因為有人中傷說我是“聯省自治”派。

1925年廣西的軍事統一已告完成。1926年春天我到廣州去參加兩廣統一會議，完成兩廣統一。鄧演達先生已由蘇聯回來，在黃埔軍校當教育長，他邀我到黃埔去參觀。1924年我曾參觀過黃埔軍校，這回參觀，見到革命空氣與前大大不同，可能由於他當了教育長的緣故。他說黃埔軍校是革命的搖籃，要在那裏不斷培養革命的力量，並要我送人來學習。參觀完畢，他同我坐小汽艇回廣州，沿途見到帆船和車渡(車渡是木船後裝上拍擊車葉，用十數人踏轉拍擊前進的，比帆船快一些)一個個落在後麵，他說這裏就含有真理：“進步的一定走在前麵，不進步的就必然落後了。”他又說：“蘇聯革命就是要工業化，要把落後的交通工具都機械化，中國的革命將來也是這樣。”這是我和鄧演達先生最後一次見麵和談話。

1927年我同李濟深去上海參加蔣介石召集的秘密會議，也就是“四一二”事變、背叛革命的會議。鄧演達先生在武漢當政治部主任，他知道我們到了上海參加反動會議，他打了一個電報給李濟深和我，電報大意是：你們是革命後方的方麵大員，為什麽不得到中央（指武漢中央）的允許，就擅離職守私自去上海參加反動會議？並且勸我們迅速回兩廣，堅定革命立場，反對蔣介石。那時我們已決心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隻是一笑置之，沒有複電。這就是鄧演達先生與我最後一次的電報。我寫到這裏，想到鄧演達先生當時對於他以前的長官和與他曾共同戰鬥過的朋友所作的最後忠告是多麽懇切，多麽痛心啊！

原載《前進論壇》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