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托派初探 /陳新建

廣西托派初探

陳新建

 

    中國的托派問題，是中共黨史和現代革命史研究中值得重視的一個問題。而廣西的托派組織及其活動問題，由於曆史上種種原因，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裏曾被極“左”思想錯誤地認為與中共廣西地方黨組織有著牽連，以致造成了不少的曆史冤案，在黨內和革命隊伍中，人為地製造了混亂，這是十分沉痛的曆史教訓。深人征集和研究這方麵的資料，對搞清楚廣西黨史是很重要的。

廣西的托派來頭不小

    1932年，李宗仁、白崇禧重掌桂政不久，便提出了“建設廣西，複興中國”的口號，製訂了“三自”、“三寓”政策；標榜“開明”、“進步”、“民主”以招攬各方人士，壯大聲勢，借建設廣西之名，行割據廣西，與蔣介石抗衡之實。當時任廣西省政府委員、國民黨廣西省黨部執行委員和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政訓處主任的王公度，是留俄學生，他極力為桂係搜羅“人才”，於是從上海邀請了一批留俄同學來廣西工作。托派的重要分子施雲、秦強、張威遐(又名張特)、胡蘭成、李一塵、胡學林、區謂文、謝蒼生等，就是於1932年先後到廣西黨、政、軍等部門任職和到廣西省立一中、南寧軍校任職的①②③。

    施雲、區芳和張威遐是直接與蘇聯的托派有密切聯係的人物。在1927年蘇聯黨內關於中國大革命失敗原因的爭論中，托洛茨基派極力攻擊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執委會對中國的觀點。在蘇聯留學的一些中國留學生接受托洛茨基的觀點，施雲等人還加人了托派組織。這一年的十月革命紀念節，施雲、梁幹喬等在莫斯科紅場上與蘇聯托派分子一起呼喊擁護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的口號，因而被遣送回國④。

    1928年初，施雲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托派組織，名為“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中央機構為“全國總幹事會”，委員有施雲、梁幹喬、陳亦謀、張威遐、陸一淵等七人，候補委員四人，施任幹事長，陸任宣傳部長，張任組織部長。他們還在北平、香港、武漢、廣州、哈爾濱等地建立分支，成員發展到150多人。同年召開其“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的托派從它產生的第一天起，廣西籍以及在廣西活動的托派分子就在其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和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施雲等人是在上海等地受到打擊後才到廣西的。1931年5月，在托洛茨基建議下，有陳獨秀、彭述之等參加的中國托派的四個小組織，於上海舉行了統一大會，成立統一的托派組織，取名“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大會通過了陳獨秀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綱領》和其他文件，選舉了以陳獨秀為總書記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同年5,9,10月，托派中央機關三次被國民黨特務破壞，“中央”領導成員被捕人獄⑤⑥。此後，各地的托派組織改變活動方式，堅持活動，並把重點放在托派理論的宣傳上。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施雲等應王公度之邀到廣西，借以保存自己，再圖發展。廣西托派這一不小的來頭，是廣西成為中國托派活動重要基地的一個原因。

三十年代的“膨脹”時期

    1932年至1937年，是托派思潮在廣西泛監，托派最活躍的時期。王公度得到李宗仁、白崇禧的倚重，在廣西黨、政、軍中攬了許多實權，成為桂係中灸手可熱的人物。他雖然不是托派分子，但來廣西的這一批托派骨幹，在他的庇護下，進行了大肆的活動。他們一方麵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極力為桂係的“成就”吹噓，並在理論上替李、白、黃的“建設廣西”尋根覓據，塗脂抹粉；另一方麵，本著其既定的策略，以學校為重要陣地，向青年人大肆灌輸托派“理論”。在南寧各中學、廣西師專、廣西黨政人員養成所、南寧軍校、童軍訓練養成所、民團幹校等單位，托派分子以研討社會科學為名，組織讀書會，出版牆報，販賣托洛茨基理論，拉攏青年學生，發展托派成員，培植親信。

托派分子在南寧的各中學有一定的勢力。南寧高中、南寧初中、南寧女中等一些中學，均有一批受托派理論影響較深的學生，活動特別起勁，他們與上海的托派中央有直接聯係，公開承認自己是托派，公開出賣托洛茨基著作《不斷革命論》和葉青所著的《中國哲學往何處去》等書。

他們以小同鄉、小學同學、朋友等關係，通過打球、唱黃色歌曲、談戀愛、請吃綠豆糯米飯等手段，從感情上拉攏同學，繼而以介紹新思潮為名，給同學傳閱托派書籍，宣傳托派思想。他們組織讀書會，每周定期舉行讀書報告會、時事討論會，爭取其同情者，從而迷惑了部份青年學生。

    他們出牆報，演話劇，出版“前進”、“燎原”、“紅旗”等油印刊物，攻擊其他黨派的理論，特別是惡毒地攻擊、誣蔑共產黨的策略方針。胡說共產黨建立農村根據地是“取消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流寇政策”。南寧女中的托派學生12人，還以“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十二字為代號，進行托派活動。他們勾結國民黨分子，曾一度把持了各學校的學生自治會和省、市學生聯合會以及南寧市學生抗敵後援會的領導權，用“後援會”的經費出版《大會特刊》、《抗敵》等書和托派秘密刊物《布克列》，販賣托派的貨色⑦⑧。在中共地下黨組織領導下，通過進步學生團結和爭取了廣大青年，與托派開展了爭奪各級學生組織領導權的鬥爭，最後把托派分子從這些組織的領導機構中驅逐了出去。

    廣西托派的一個重要陣地是廣西省立師範專科學校。1935年4,5月間，托派分子郭任吾接任廣西師專校長，一批托派分子如秦強、施雲、胡學林等紛紛到師專任教，秦強任總務主任、胡學林任訓育主任，掌握了廣西師專的實權，他們以托派正宗自居，大肆販賣托派理論，同時分化、拉攏、打擊進步學生，發展托派分子。考上師專的托派學生毛鴻鑒、黃讚明、麥俊奇等人，賣力地在學生中散發托派刊物《布克列》、《鬥爭》、《火花》等小冊子。在這些小冊子中，托派攻擊斯大林和第二國際是“放棄了世界草命”，攻擊中國共產黨是“放棄了城市工人”、“放棄了無產階級革命”，誣蔑紅軍是“流寇”。他們還在師專挑起“中國社會性質”大論戰。托派極力宣楊“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國革命的任務不是反帝反封建，而是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畢其功於一役，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等謬論。這次論戰，影響到社會上，並波及到南寧、桂林、梧州的各個學校。論戰先是在朝會、班會上進行，由單純理論探討的性質，逐步發展為對立觀點的政治鬥爭。學生中形成了“斯大林派”與“托洛茨基派”，公開在牆報上展開大辯論。“史派”在共產黨員教師和進步教師的指導下，認真閱讀了《讀書雜誌》、《中國農村》等報刊有關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文章和其他批判托派的論著。對中國社會的性質、革命的任務有了明確的認識，掌握了思想武器，把托派理論駁得體無完膚，論戰以托派失敗而告終⑨。

    在中日民族矛盾急劇上升的時刻，中國共產黨在陝北瓦窯堡會議上，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廣西的托派分子卻誣蔑說，這是出賣了工人階級和群眾利益，向資產階級和國民黨投降⑩。說什麽不論是民族資產階級或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任何時侯都是吃人的老虎。南寧高中的托派分子貼出了一幅一個人坐在一隻張牙舞爪老虎旁邊的漫畫，以此來攻擊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⑩。梧州高中、梧州女中的托派學生與南寧、桂林的托派分子遙相呼應，活動也很猖狂。1937年初，柳州中學的托派教師胡蘭成在學校的講台和紀念周會上公開販賣托派“理論”，攻擊我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是“右傾投降主義”，是“向資產階級妥協”⑩。托派中的另一部份人則散布中國“亡國論”，胡說中國落後，工人階級力量薄弱，對先進的帝國主義國家作戰，必然會失敗。等日本占領中國，中國的工業發展了，工人階級力量大了，革命才能取得勝利⑩。如在宜山當教師的托派分子董XX、麥XX積極散發托派小冊子，散布抗日必敗的論調，在群眾中製造思想混亂⑩。

      托派的這些讕言，被我黨領導的進步師生一一批駁。如南寧高中的反托派鬥爭就很突出，地下黨支部組織了許多讀書會，閱讀了不少革命書刊，舉行時事報告會和座談會，出版了進步刊物，回擊和駁斥了托派破壞抗日的謬論。可以說，在這個時期，我廣西地下黨組織是在與托派的鬥爭中成長壯大起來的，不少同誌就是直接在反托派鬥爭中，經受考驗而入黨的。

兩次打擊後的掙紮

    1937年秋和1939年，廣西托派受到了兩次嚴重的打擊。

    第一次是抗戰爆發後不久的“王公度案”。王公度在桂係中培植自己的勢力，遭到了桂係內部其他實力派的忌恨，甚至威脅到李宗仁、白崇禧等桂係頭子的地位。因此，桂係當局於1937年9月，公開逮捕了王公度等人，並槍斃了王公度和托派分子謝蒼生、區謂文、韋幹(桂係也借此案趁機打擊中共的力量，殺害了中共黨員陶保桓和崔真吾)。廣西托派的靠山倒台後，托派分子毛鴻鑒、林煥華、麥俊奇到上海向托派中央報告廣西的情況，並接受訓練，後留在上海負責托派宣傳工作。這期間，廣西托派組織還先後派丁肇荃、李培貴、廖祖欽等人到上海參加托派中央辦的秘密講習班受訓。1938年，毛鴻鑒受托派中央派遣，帶著托派中央的《政治局決議案》等文件從上海回到廣西“領導學生運動”⑩。

    托派第二次受到打擊是在廣西學生軍中。

    1938年冬，桂係組織了第三屆廣西學生軍，動員廣西各地大、中學生參加，毛鴻鑒在南寧召開托派骨幹會議，討論和布置發動托派學生參加學生軍的問題。會上，托派分子蘇尚仁不同意把托派組織公開暴露，更不應把托派組織的領導機構設在學生軍中，而應在學生軍外麵繼續抓各學校的“學生運動”。毛鴻鑒則認為，學生軍這個團體“符合民主革命之托派理論，我們必須參加進去，以便影響群眾，教育青年，吸收同情者以擴大我們的力量”⑩。多數人支持毛鴻鑒的意見，當時決定，成立兩部來指導學生軍內的托派活動，一為“政治部”，由毛鴻鑒(在學生軍名為毛振翼)負責，並擬出一個綱領。一為“參謀部”，由廖淦成負責，擬定“鬥爭的方式大綱”和“我們的生活的草案”作為行動的指導方案，同時規定了聯絡方法。

    之後，在桂、柳、邕、梧四市的初、高中以及廠西師專的一百多名托派學生，參加了學生軍。毛鴻鑒、廖淦成、侯芝才等托派骨幹也參加了學生軍，並積極進行活動，破壞抗日的宣傳工作。學生軍中的中共地下黨員發動和團結學生軍中的進步青年，揭露托派分子的醜惡行徑，並通過在學生軍政工部門中任要職的地下黨員，以擾亂軍心為由，向桂係頭麵人物報告托派分子的活動情況。桂係當局對托派分子的活動也十分惱火，1939年春，桂係當局下令清除學生軍中的破壞分子。在黃銅鑒、侯芝才等人被捕後，又有數十名托派分子被逮捕或開除，有的逃離學生軍，毛鴻鑒逃往衡陽。南寧各中學的托派學生，多數被學校當局開除學籍⑩。

    1939年，毛鴻鑒在衡陽組織讀書會，收羅其殘部。1941年秋，逃離學生軍的托派分子以李啟成為首，與在桂林的托派骨幹駱椿柏、黃讚明等串連起來，經常聚會討論問題，出版油印小冊子《孤燈》，後改名為《燎原》。

    1941年7月，日美兩國在太平洋的衝突日益加劇，托派內部因對中日戰爭性質的看法和組織上的間題，分裂成為“多數派”和“少數派”。廣西的托派也分裂成為兩派。南寧方麵為“少數派”把持，桂林則成為“多數派”的據點。托派的“多數派”和“少數派”以後又分別稱為“新鬥爭派”和“國際主義派”，而兩派都被第四國際承認為“中國支部”⑩。

抗戰勝利後的回光返照

    抗日戰爭勝利後，廣西的托派分子又活躍起來。1945年9月，薑君羊、寧廣居等人，在南寧以商會名義出版《南寧商會報》⑩，次年6月，他們退出該報，自辦了《民鋒報》，繼續進行宣傳工作。

    1946年冬，桂林的托派分子與上海托派取得了聯係。這一年，托派的兩派組織在全國均有發展。“多數派”辦了《求真》、《青年與婦女》等雜誌，“少數派”也出版了《紅旗》刊物。這些報刊在同時抨擊國共兩黨的幌子下，重點攻擊我黨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的主張，企圖否認我黨的指導思想和黨的性質⑩。這一年冬天，桂林的托派分子收到上海寄來的《求真》和

《青年與婦女》等雜誌後，便互相傳閱，同時，與上海建立了聯係，重新建立廣西的托派組織。

    1947年春夏間，在我黨的領導下，國民黨統治區內反美反蔣的愛國民主運動普遍高漲，形成了人民革命的第二條戰線。廣西大學的托派分子出版牆報，攻擊我黨“目前進行的所謂解放戰爭，是左傾冒險主義，其結果必將失敗!”“中共有農民成份，不是純粹的無產階級政黨。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必將形成，而且正在形成!”他們甚至對人說，手裏有“比斯大林派還進步的書”，並造謠說:“上海工人大罷工是中共非常委員會領導的”，以此來迷惑群眾⑩。

    6月2日，中共廣西地下黨組織根據廣西大學的情況，決定從文字聲援開始，進而罷課、遊行、全麵發動群眾，聲援南京學生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西大”中的托派分子又跳出來幹擾破壞，在運動的每個階段，都提出脫離群眾的、超越客觀許可的口號，說在文字聲援中就要立即罷課，否則就是“尾巴主義”;罷課後要立即遊行，否則就是“出賣群眾”，遊行時則宣傳“敢打敢殺”，企圖把鬥爭引向岐路。當遊行按我地下黨的要求勝利結束後，他們又出牆報攻擊說：“六二”行動“沒有流血，算什麽遊行?隻能算遊街!” ⑩。

    1947年10月以後，廣西的托派組織活動進一步加強。10月間，在廣州、香港兩地的廣西托派分子成立“廣西建黨工作輔助委員會”，作為成立托派組織的籌備機關，次年1月，蘇尚仁起草了《廣西建黨方針草案》，從香港寄給在桂林的駱椿柏，讓桂林的托派成員討論。同年，上海的托派組織亦給廣西的托派分子一封公開信，希望廣西重建托派組織。6月，廣西托派的“多數派”接到托派組織“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的通知，派駱椿柏以廣西代表名義出席上海的“建黨大會”，駱於9月到上海開會。薑君羊(廣西籍)代表廣州支部、蘇尚仁(廣西籍)代表香港支部到上海參加了“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第三次全國代表會”。這次“大會”，宣布成立了所謂“中國革命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會議通過了彭述之起草的《第四國際中國黨綱領》，宣稱要以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為綱領，從中國共產黨手中，“把共產主義旗幟挽救出來”⑩。同年底，該派“中央”遷往香港，以便與第四國際聯係，操縱國內的活動。駱椿柏回廣西的途中還和在香港的托派分子討論回廣西後托派的組織發展問題，認為隻有號召大家進工廠去，把自己變為工人階級才有辦法，鼓動托派分子打入我內部進行破壞。同年10月15日駱椿柏回到桂林。

    10月22日、23日，駱椿柏召集托派骨幹開會，傳達上海會議精神，並討論重建組織問題。決定成立“中國革命共產黨”桂林支部，選舉駱椿柏為支部書記，韋XX為組織委員，廖淦成為宣傳委員，鄧XX為婦女委員。下設三個小組，共十六人。廖淦成兼桂北組組長，駱椿柏兼廣西大學組組長，桂南組組長為黃讚明。11月，駱椿柏又在廣西大學發起建立“托洛茨基主義研究會”，在青年教師和學生中積極發展會員。

    1949年4月27日、28日，上海解放前夕，托派的“少數派”在上海舉行“緊急統一大會”，宣布成立所謂“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選舉了王文元(王凡西)為書記的四人中央委員會，林煥華當選為中央委員，毛鴻鑒、黃銅鑒、梁啟成作為廣西代表出席了會議。會上專門討論了全國解放後如何在大陸潛伏下來的問題。決定托派中央遷往香港，把在上海的托派組織劃分為三個互不聯係的部分，直接受香港指揮。這三部分是：黃銅鑒、李培貴為首的廣西籍托派組織，溫州籍的托派組織和上海籍的托派組織。還成立所謂“馬克思主義青年團”，專門針對青年進行活動⑧⑥。

在人民革命的洪流中滅亡

    1949年，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洪流，正在洗刷著中國大地上的一切汙泥濁水。頑固與人民為敵的反革命派別—托派在滅頂之災麵前，仍不甘心滅亡。1949年6月，受“多數派”中央派遣，薑君羊從廣州來到桂林，主要任務是給托派分子打氣，布置潛伏工作，並改選桂林支部，薑君羊任支部書記，同時加強和嚴密組織，以應付全國解放後的新環境。

    8月，薑君羊在桂林風洞山上召集廣西大學的托派骨幹寧廣居等6人開會，決定以廣西大學“托洛茨基研究會”的人員為基礎，成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支部，寧廣居為書記，下設兩個小組，發展了團員18名。同時建立西大“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⑩。8月21日，為紀念托洛茨基逝世九周年，薑君羊、駱椿柏、廖淦成等13人在西大附近的一個舊堡壘裏召開托洛茨基紀念會，決定出版托洛茨基紀念刊物。

    全國解放前夕，“少數派”中央領導機關從香港給南寧的“少數派”分子發出指示:“要把握時機滲人到武裝部隊中去，不論國民黨部隊或共產黨部隊，準備培植自己的武力。”全國解放後，托派首領指示各地托派分子“要小心，不要隨便講話，加強理論學習，最好能有辦法離開這兒，能有機會進工廠去作工人，以便埋伏自己，並在工人群眾中進行教育”。同時指示“各人應積極的工作，不要使共產黨發生懷疑……現在可以和任何人談馬列主義理論了……我們可以參加到共產黨的組織裏麵去，一麵看看他們的實際情況，一麵也可以減少共產黨對自己的懷疑，有機會也可以在他們裏麵進行組織”。有少數托派分子奉命打入我部隊、工廠、學校及土改工作隊和黨政機關內部，有的還鑽人我們黨內，妄圖待機而動。這個時期，托派組織更嚴密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化名(亦稱黨團名)，互相之間不斷以密寫信件聯係。在解放以前已經暴露了身份的一部份托派分子，則公開作政治土匪，以武裝頑抗，妄圖作垂死掙紮。

    1950年7月，托派分子廖真如來廣西，在梧州建立“中國革命共產黨”梧州支部，廖任書記，有四名黨員妄圖打人我黨團組織⑩。 1950年5月，薑君羊因在軍大發展的對象泄露了他的秘密而潛逃到南寧。9月，薑君羊捎信給徐XX，指示徐將桂林托派的黨團組織實行合並，由徐領導成立“中國革命共產黨桂林支幹會”，下設桂林市、廣西大學兩個小組，共有托派黨團員11名。“桂林支幹會”成立後，發表了《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並布置托派分子打入我革命隊伍內部，以“左”的口號來破壞國內各階層各民族的團結，破壞統一戰線，誹謗共同綱領及土地改革，攻擊毛澤東思想和我國的國家製度，破壞黨領導的改造運動⑩。。

    同年，廣西的托派組織為我公安機關偵破，逮捕了托派黨員61人，托派團員16人，托派分子32人，托派外圍分子149名。1952年12月23日，大陸上的托派組織全部被我專政機關取締，少數托派分子則逃往香港、法國和美國。

注釋

①    ⑩⑩⑩《廣西托派簡況》。

②    ②宋厚仍:《王公度與新桂係》，載《廣西文史資料》第12輯，陳大文:《回憶同南寧地下黨接觸的情況》，載《南寧黨史資料》第3期;陳大文:《關於廣西“史派”和托派的鬥爭》，載《南寧黨史資料》第7期。

  ③⑦羅雲:((1938年南寧市的學生運動與反托鬥爭》，載《南寧黨史資抖》第4期;靳為霖:《三十年代梧州的反托鬥爭》。

  ④⑤王凡西:《雙山回憶錄》；濮清泉：《中國托派的產生和滅亡》，載《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唐寶林：《試論陳獨秀與托派的關係》，載《曆史研究》1981年第6期。

  ⑥渡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載《丈文資料選輯》第71輯。

  ⑧⑩⑩雷樹增：“我的往事與未來的新生一一一個從托派懷袍裏跳出來的人底自白與悔過”,1939午4月29日。

  ⑨路埠:《我所知道廣西師專的一些情況》，載《廣西文史資料》第16輯；《三十年代廣西師專》，《桂林文史資料》第20期；陳大文：《三十年代的廣西師專》，載《廣西文史資料》第9期，楊富凡：《廣西學生杭日教亡運動發展的一些情況》，載《廣西黨史研究通訊》1984年第5期：薛幕橋:《三十年代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有關情況回憶》，載《上海黨史資料通訊》1984年第7期，石山：《廣西的反托鬥爭》，載《南寧黨史資料》第2期。

  ⑩⑩黃照揮來信。

  ⑩鄭少東在南寧市黨史座談會上的發言.

  ⑩《練以明同誌回憶地下黨在柳中的活動》，載《柳州市黨史資料》1982年第1期。

  ⑩宜山縣黨史辦《杭戰時欺宜山托派活動情況》。

  ⑩《鬥爭》第5卷第5期,1941年7月30日出版；連根(王凡西)、意因、室川(陳其昌)、蕎和(樓國華):《給大會代表同誌的信》,1941年7月2日油印傳單;穀和、室川：《對大會的聲明》，1941年7月12日油印傳單。均為轉引。

  ⑩黃德楷：《“南寧商報”從籌備到創刊》。

  ⑩②葉春華：《關於中國托派組織的情況及其罪惡》1973年6月24日。葉是

後期托派重要頭目。轉引。

  ⑩②謝之雄：《“七·九”事件後廣西大學黨組織重建的前前後後》，載《廣西黨史研究通訊).1985年第2期。

  ⑩《中國革命共產黨(第四國際中國支部)成立大會宣言》,1948年9月，油印小冊子;《校內公報》(“多數派’，托派中央油印機關刊物)第11期,1948年5月出版。

  ⑩《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緊息統一大會決議案》，油印小冊子。

  ⑩梧州市黨史辦、梧州市人民式裝部《梧州解放和清匪反霸肅特的有關資料報告》,1983午12月。

    參閱毛鴻鑒、麥俊奇、駱椿柏、蘇尚仁、郭任吾等人的檔案。

[作者單位：廣西區黨委黨史研究室〕

原載：《學術論壇》1995年第4期，93-9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