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父親劉斐(1) /劉沉剛

回憶父親劉斐

劉沉剛

（一）在抗日戰爭初期

    大約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旬，抗日戰爭爆發後的不幾天，我父親劉斐與白崇禧等由桂林飛抵南京，與蔣介石商談決定共同抗日以後，隨即飛回廣西，與李宗仁等籌謀有關事宜。

    八月二日，蔣電邀李、白入京；四日下午，白崇禧即與我父、李任仁（重毅）等乘坐專機前往。數日後，蔣召開最高國防會議，決定以軍事委員會為最高統帥部。任何應欽為參謀總長、白崇禧為副參謀總長。軍事委員會設第一至第六部，分掌軍令、軍政、經濟、政治、宣傳、組訓等事宜（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軍事委員會在武漢進行改組，取消第一至第六部，改設軍令部、軍政部、軍訓部、政治部，何應欽改任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白崇禧以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徐永昌任軍令部長；陳誠任政治部長；周恩來、黃琪翔任政治部副部長）。我父被任為第一部作戰組（後改為軍令部第一廳）中將組長，其後，任軍令部第一廳廳長和軍令部次長等職。

    當時，我父和作戰組的一些負責人認為：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一貫采取的是蠶食政策和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它的兵備雖強，但人口少，兵員不足；國土小，資源貧乏；國力弱，不利於長期作戰；而且，它是侵略者，侵略的不義戰爭是失道寡助的；同時，帝國主義國家之又有許多矛盾，它若長期進行這種不義的戰爭，恐會引起第三國的幹涉，所以，它隻能采取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至於我國，軍備雖處於劣勢，但人口眾多，兵源充足；領土大，資源豐富；而且所進行的是反侵略的正義戰爭，有哀兵必勝、得道多助等有利條件，所以，利於采用持久消耗戰略。

    這些意見，在最高統帥部（軍事委員會）得到許多人的同意，成為當時指導抗日戰爭的基本戰略思想。

    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軍大舉進攻上海，上海軍民奮起抗戰，給了敵人以應有的打擊；同時，打亂了它的作戰計劃，使我處於主動地位。在這種情況下，自應適可而止，而不宜與敵人爭一城一地的得失。所以，當日本侵略者大舉增兵，改用戰略包圍——由杭州灣登陸，而對上海陣地進行迂迴這一對我極為不利的形勢出現時，白崇禧和我父即向蔣介石（這時蔣介石兼該戰區、即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而以顧祝同為副司令長官）建議：上海我軍要及時向吳福線既設陣地轉移，以便更好地打擊敵人和保護自己的戰鬥力。九月下旬，蔣介石采納了這個意見，同時，對前線各部隊下達了向吳福線轉移的命令；前線並已開始執行。不料，在下達轉移命令後的第二天下午，蔣介石召開緊急會議，突然變計，說九月二十八日國際聯盟大會已通過了「譴責日本在華暴行案」，現在正準備邀開「九國公約」會議，隻要我軍繼續在上海頂下去，九國公約國家將會出麵製裁日本。因此，要收回撤退命令，要各部隊仍回原陣地死守。麵對這一錯諞Q定，白崇禧和我父一致表示反對。但蔣介石為了妥協求和，竟沒有同意。

    這時，第一線各部隊，有的正準備撤退，忽然又要停止撤退；有的在接到撤退命令後已退卻在途，忽然又要返回原陣地；還有的已經撤退在途而沒有接到返回原陣地命令的，依然照舊後撤，這就引起了很大的混亂。加之前線戰鬥激烈，脫離敵人已不容易；已脫離敵人又要返回原陣地，自然更不容易！

    這樣指揮錯亂的結果，原陣地既站不住腳，到十一月初敵人由杭州灣登陸，對我上海陣地進行側背迂迴時，想把部隊向原陣地後方稍撤，結果也站不住腳，形勢十分危殆。經白崇禧和我父再次建議撤退，蔣介石才於十一月九日下令分兩路（一路向杭州；一路向南京）全線撤退。然而前方此時已潰不成軍，加以敵機日夜轟炸，人馬踐踏，秩序大亂——大軍數十萬竟先後越過吳福線和錫澄線的既設陣地而不能停足。

    這樣一來，敵人跟蹤追擊，乘勝西犯，南京的防守問題便出乎意外地提前到來了。

    蔣介石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十一月中旬連續在他的陵園官邸召開了三次高級幕僚會議。

    第一次會議大約是十一月十四日左右召開的，隻有何應欽、白崇禧、徐永昌和我父幾個人參加。

    當時，我父的意見是，上海會戰後期沒有貫徹持久消耗戰略方針，空想等待九國公約國家出麵製裁日本，把戰略作了政略的犧牲品，致使自己陷於被動。以此為鑒，今後自應堅持持久消耗戰略原則，從全盤戰略著眼，同敵人展開全麵而持久的戰爭。如果拖到日本侵略者對占領我國的每個縣均要出一個連，甚至一個營的兵力來進行防守，即使它在戰術上有某些勝利，但在整個戰爭上，非失敗不可。

    對於南京的防守問題，我父親也陳述了具體意見。他認為：敵人利用其在上海會戰後的有利形勢，以優勢的海、陸、空軍和重裝備，沿長江和滬寧、京杭國道等有利的水陸交通線前進，機動性既大，後方聯絡線也很便利。而南京在長江彎曲部內，地形上背水，敵人可由江麵用海軍封鎖並砲擊南京；從陸上也可由蕪湖截斷我後方交通線，然後以陸、海、空軍協同攻擊，則南京將處於立體包圍的形勢之下，守是守不住的。我軍在上海會戰中損失太大，又經過混亂的長途退卻，以無戰鬥力量可言，必須調往遠後方予以補充，並進行相當長期的整訓，戰鬥力才能恢複。基於我軍當前的戰鬥任務，為貫徹全麵持久抗戰方針，就不能不避免在初期被敵強迫決戰。應以機動靈活的運動戰，爭取時間，掩護後方部隊的整補及進一步實行全國總動員，以在有利時機集中優勢兵力對敵進行有力的打擊。針對以上情況判斷，我父認為：南京是我國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棄，當然不可。但不應以過多的部隊爭一城一地的得失，而隻能用象徵性的防守，作適當抵抗之後便主動撤退。

    會上白崇禧首先表示支持說：應該這樣做。何應欽和徐永昌也點點頭，說：有道理。蔣介石也不能不說我父的看法很對，但又說南京國際觀瞻所係，守是應該守一下的，至於怎麽守法，值得再加考慮。當時，他並沒有作出明確的決定。

    過了兩天，接著召開第二次高級幕僚會議。參加的人比上次多一點，除了何應欽、白崇禧、徐永昌和我父之外，還有唐生智、穀正倫等人。當談到南京的問題時，唐生智主張死守，他說：南京是我國首都，為國際觀瞻所係，又是孫總理陵墓所在，如果放棄南京，何以對總理在天之靈！因此，非死守不可。但我父從整個抗日戰爭考慮，主張隻用十二至十八個團的兵力，作象徵性的防守。會上經過一番議論後，蔣介石仍沒有改變以前的布置，但他說：「孟瀟（唐生智）的意見很對，值得考慮，我們再研究研究罷！」

    又過了一天的晚上，接著召開第三次高級幕僚會議。唐生智仍堅持主張死守南京，並表示要同敵人拚到底，「誓與南京共存亡」。蔣介石聞言大喜，於是明確地同意了他的意見，同時任唐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

    在決定死守南京後，唐生智要求增加兵力，蔣介石便把一切可以調得動的部隊都調往南京防守，以致兵力愈增愈多，未逾半月即達十一萬餘人。

    可是，南京的防守不過二十餘日，激戰隻有三、四天，城防部隊便全部潰敗，除突圍者外，餘均壯烈犧牲（敵人於十二月十三日入城後，又大肆奸淫劫掠，同時屠殺了我三十餘萬無辜平民。這是近代史上前所未見的暴行，也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欠下的一筆血債）。而當南京城郊尚在激戰的時候，主張死守南京，「誓與南京共存亡」的唐生智卻已溜之大吉了。

    日軍既得京滬，便即指向杭州。不久（二月初），日軍又在津浦線北段大舉增兵，由板垣征四郎和磯穀廉介分別率領，而以台兒莊為會師目標，並策應津浦路南段敵軍的攻勢，企圖合攻徐州，打通南北戰場。

    至三月二十四日，台兒莊戰役已達最激烈階段。蔣介石乃偕白崇禧和我父從武漢飛抵徐州視察，並對部隊調動作了重要指示。蔣於當日飛返武漢，派白崇禧和我父留在徐州協助李宗仁指揮作戰。

    不數日，台兒莊之敵即完全陷入我軍包圍之中。我軍繼續奮戰，終於四月六日晚取得了台兒莊之戰的完全勝利。敵第十師團大部及第五師團一部被殲，殘敵萬餘人向北退至向城、棗莊、峰線和九裏山一帶，負嵎固守待援。

    四月十六日以後，敵方自平、津、晉、綏、蘇、皖一帶增調十三個師團（共三十餘萬人），配備各種重武器，並輔以飛機數百架，分六路向徐州進行大包圍，以期將我徐州野戰軍六十餘萬一網打盡。

    在敵方這種有計劃的大規模殲滅站的部署之下，裝備窳劣的我軍，又處於四麵受敵的徐州一帶平原地區之內，斷難與之抗衡，若自不量力而同敵人作大規模的陣地消耗戰，則必蹈京滬戰場的覆轍無疑。但蔣介石卻提出：為了擴大台兒莊勝利的戰果，應在徐州與敵進行決戰。對此，李、白和我父均表異議，認為這是有違長期消耗戰的既定方針的。

    到五月上旬，敵已形成對徐州四麵合圍之勢。在這緊要關頭，為了避免與優勢之敵作消耗戰，自十三日起，我軍即開始向各方撤退和準備突圍。至十八日，各路大軍已將撤退就緒，徐州乃於當日午夜放棄。白崇禧和我父以及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一千餘人均同一撤出。我父與白崇禧於五月二十九日回到武昌軍事委員會所在地。

    敵人由於徐州會戰未能達到殲滅我軍的目的，乃改沿長江沿岸向武漢進攻。

    六月間，敵人先後進占我潛山、太湖、馬當、湖口等地。七月二十三日，敵於九江登陸，武漢會戰於是揭幕。

    為適應戰事發展需要，在此之前，軍事委員會即已擴大第五戰區轄區（從蘇北、皖南、皖中、皖北到豫北、豫東），仍以李宗仁為司令長官，以二十三個軍的兵力，擔任長江北岸的作戰。另設第九戰區（統轄鄱陽湖以西、江西、湖南全省及鄂南地區），任陳誠為司令長官，以二十七個軍的兵力，擔任長江南岸的作戰。

    時李宗仁因病留武漢醫治，蔣介石乃派白崇禧以副參謀總長代理第五戰區司令長官（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旬，李宗仁由武漢回到第五戰區長官部負責指揮以後，白才轉回武漢，專任副參謀總長之職）。白在前線工作，我父則在武昌駐地協助白崇禧對武漢會戰的指揮。

    經過將近五個月的作戰，我軍屢克強敵，頗有斬獲。至十月初，敵艦駛入田家鎮以西，於蘄春、蘭溪、巴汀、黃岡、陽邏等處登陸，策應由廣濟西進之敵。十月十五日，黃陂陷落，武漢側背受到威脅。九月下旬，敵自潢川越羅山，向信陽進犯。十月十二日，我軍放棄川陽，退守桐柏山。敵乃驅兵南下，企圖入武勝以西，截斷我襄花公路。此時，消耗敵人的目的已達，於是便在十月二十五日放棄武漢。

    武漢撤守之前一、兩個月，軍事委員會的各部會高級官員都到了長沙。我父也隨著到了長沙。我父參加過幾天以檢討作戰經過為中心的高級軍事會議（也就是南嶽會議的準備會）。在這個會議之後，軍政重心便暫時移到衡山去了。

    十一月間，我父與周總理和郭沫若（郭沫若和我父在北伐時就相識了，他曾說：劉為章雖屬桂係，卻是南京政府的有數的戰略專家）等曾在長沙聚會。是我父「發動」唐生智請的客。除周總理、郭沫若及其夫人於立群以外，還有參謀總長何應欽、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賀耀組。吃完飯以後，我父便與周總理和郭沫若前往衡山。周總理讓郭沫若和他同車。我父為了好談話，也讓自己的小汽車和卡車吊在後麵，坐上了周總理的車子。在開出離長沙不遠，在一處幽暗的小道上，對麵一部卡車像狂牛一樣跑來。這邊連忙避讓，連車頭都讓出了公路，結果還是被碰上了，算幸運，隻碰壞了車門的把手。於是，周總理的車子被拉回長沙去修理，他與郭沫若便改乘我父的汽車，一直到南嶽。路上他們互相交談，我父獲益甚多，影響極為深遠。

    我父到南嶽，是為了與白崇禧商量有關軍事問題，並準備參加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召開的南嶽會議的。

    南嶽會議後，蔣介石決定設置桂林行營，以白崇禧兼任主任，指揮長江以南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和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嶽），隨即於十二月三十日正式宣布成立。

    在此之前，我父曾向白崇禧建議，以楊東蒓和李任仁分別擔任桂林行營秘書長和政治部主任。白請示蔣介石，蔣隻同意李任仁為政治部主任，而不同意楊東蒓為秘書長——因蔣認為楊是「反黨」（反國民黨）反「中央」（反國民黨中央）的。李任仁見楊東蒓被否定，自己孤掌難鳴；又恐白性情多變，出爾反爾，所以對政治部主任一職，最後也就婉言拒絕了。於是，我父又向白建議，以楊東蒓為「廣西地方建設幹部學校」教育長。白和黃旭初商量決定後，楊即聘請一些進步人士到該校擔任各班指導員及校部的工作，從而培養了不少具有進步思想的學生。楊還運用我父和李任仁同白崇禧的關係，為廣西引進了許多著名的學者、專家。如胡愈之、千家駒、沈誌遠、張誌讓、李四光、李達、歐陽予倩、夏衍、金仲華、範長江、宋雲彬等等，從而在廣西壯大了堅決抗日，反對投降的政治聲勢。

    十二月初，我父由南嶽到達重慶，旋即改任軍令部次長。從此，他就駐在重慶，仍專事於有關對日抗戰的工作。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