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的程汝懷 /周瑞清

抗日戰爭時期的程汝懷

周瑞清

    1934年我15歲時，經人介紹到程汝懷家中做雜事。當時，他家住在漢口府南一路德義裏1號，他本人擔任湖北省第四行政督察區專員兼黃安縣長，駐在黃安。我先在他家做雜事，後跟隨他當衛士直至解放前離開，對他有所了解。

安撫傷員沉舟阻敵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抗日烽火漫及全國。是時，我已18歲，稟於“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感，慨然由漢口到黃州(這時第四行政督察區改為第二行政督察區專署遷至黃州)找到程汝懷報名參軍抗日，分到專員公署擔任警衛任務之保安第八團三營七連當兵。“淞滬戰役”後，南京相繼棄守，戰事緊逼湖北，武漢在危。從前線退下來的傷病官員，大批湧到黃州。當時醫藥缺少，供給不足，程汝懷會同黃岡縣政府，緊急動員黃州各界，踴躍捐獻了大量物資，慰勞和安撫了大批傷病員，並將他們轉送到安全地帶。同時，程汝懷還經常親赴黃梅、廣濟、蘄春等縣，督導支援前線和優撫傷員的工作。
    1938年6，7月間，程汝懷為了配合國民政府西遷和保衛武漢之戰，實行正規軍、地方武裝和群眾組織三線一體的對敵行動，親臨廣濟縣田家鎮一帶，用壘石沉舟的辦法(即用木船滿載石塊投放沉沒在狹窄的江心)，以阻擋敵艦長驅上駛西進。

遷署大崎山

    1938年秋，日軍的飛機開始對長江沿線的目標進行空襲。我記得這年的秋季，在黃州附近的江麵上，我國有一隻大貨船逆水上駛時，被日機炸沉在江心。從此，黃州人心惶惶，居民開始疏散，也有些商號和機關開始向黃岡北部山區轉移。1938年日軍向我大別山外圍進犯，安徽的合肥、六安相繼不保，鄂東腹背受敵，武漢受到威脅，這時護衛專員公署及所屬各機關的武裝，隻有保安第八團的部隊，裝備落後，人槍不足，不戰而栗。
    於是，第二行政區專員公署及其所屬機關，從黃州向黃岡縣東北的大崎山裏轉移，開始遊動了一段時間，最後選定黃土嶺之五廣祠(方姓祠堂)為鄂東軍政領導中心。原來在變亂中離去的人員漸漸返來，開展了敵後工作。我們在轉移的途中，在黃岡縣賈家廟處，同進犯武漢的一支日軍相遇，敵人不知我之兵力虛實，未敢戀戰，倉惶逃去。雙方無損失。實際上這次隨我們一起行動的兵力隻有保安第八團第三營的兩個連。

建立鄂東遊擊總指揮部

    1938年台兒莊戰役後，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將軍，因親臨前線督導抗日順路來到麻城縣宋埠鎮，特別召見了程汝懷，當麵指導，要程將前線退下來的散兵遊勇和地方自衛武裝之人槍，組編起來，發動遊擊戰爭，堅持敵後抗戰。程汝懷根據這一指示，以自己當時保安司令的身份，把各地遊散的人槍很快組編了起來。各縣一般都成立了一個自衛團。如黃安縣自衛團長姚季安就擁有千餘人槍。鄂東地區約有兩萬餘人。
    1939年春，駐在鄂北老河口之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得報該戰區所屬之敵後鄂東存在著這樣一支不可忽視的抗日力量，為了擴充勢力，便於指揮，決定成立鄂東遊擊總指揮部，任命程汝懷為總指揮，廣西部隊的一七二師師長程樹芬、一七一師副師長覃壽橋為副總指揮，領導鄂東敵後之遊擊戰。並將鄂東地區的各地武裝分別編為第五戰區之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四個縱隊，任命李九皋、王丹侯、王嘯風、蔣章驥為縱隊司令，分駐黃梅、廣濟、黃岡、黃安、禮山等十一縣，保安第八團駐黃岡，團長王嘯風兼。此時已實現國共合作，駐在麻城與黃岡交界的夏家山之新四軍第五獨立遊擊大隊張體學部，亦歸鄂東遊擊總指揮部指揮，這時由鄂東遊擊總指揮部指揮的兵力達3萬餘人。

拒絕日軍誘降

    1938年武漢淪陷以後，鄂東處於被日軍包圍態勢，交通阻塞，信息中斷。原來由湖北省政府供給的經濟、彈藥幾乎斷絕，除糧餉就地征取外，武器彈藥的補充，傷病員的藥物，電訊器材等都成了問題。麵臨這些困難，程汝懷經常告誡部屬，國難當頭，要以民族利益為重，並以身作則顧全大局。
    1938年底、程汝懷聽到八十多歲的老父親辭去人間的噩耗，無法奔喪，隻作了一聲長歎，忍住了悲慟之情。當時武漢日、偽當局得知程汝懷領導的鄂東抗日遊擊部隊，日益壯大，企圖進行拉攏和瓦解，一方麵派人對程汝懷老父的喪事作出“親善”安排，表示好感；另一方麵派人潛入山中對程汝懷勸誘。我記得其人帶來的密信中雲：“蔣政權大勢已去，非人力所能挽回；識時務者為俊傑，希望當機立斷，積蓄力量作新的圖謀。”程汝懷接到這封密信後，當即對來人進行了痛斥，並曉以大義，說明日軍是全中國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敵人，漢奸是全民族的敗類。他立即采取斷然措施：一方麵對來人嚴加控製，命令所有部隊，加強戒備，加強崗哨，以防止日偽潛入山中活動；一方麵，通過周密安排，派人去漢口，雇請一條裝糞木船，靠近法租界的江邊，將老母及妻子等一家六口，經過團風，接進鄂東遊擊總指揮部所在的大山裏，得以一家團聚。

第一次反掃蕩

    1939年夏，駐紮在黃州之日寇，調集黃州周圍各駐點的日軍、偽軍，向我遊擊區進行掃蕩。程汝懷對日軍的進攻早有準備。根據山中的地形和自身兵力，作了周密部署。事先已發動群眾，在但店、李婆墩一帶進山要道，挖了不少防禦工事，沿線設置了許多襲擊據點和伏擊圈。這次，當日偽軍由總路咀向遊擊區進犯時，受我埋伏部隊迎頭痛擊，猝不及防，無法進擊，隻得調頭逃竄。這次戰役俘虜日軍官1名，士兵2名，死傷20餘名，奪獲戰馬11匹，長槍20餘支，機槍1挺。

開辦抗日幹部訓練班

    鄂東遊擊部隊，基本上是一些散兵遊勇組建起來的，大部分官兵雖然是愛國的有為青年，但缺乏軍事知識和作戰技術，也混進了一些不純分子，戰鬥力不強，紀律不好。為了提高遊擊部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嚴明紀律，有效地打擊敵人，1939年秋，程汝懷主持開辦了鄂東遊擊總指揮部抗日幹部訓練班．程汝懷兼任班主任。分軍官、軍士兩個訓練大隊。軍官隊即調訓各遊擊部隊分隊長以上人員，結業後，回原部隊擔任原職。訓練時間每期3個月，共辦了四期，培訓基層幹部四千多名。我在總指揮部當傳令兵時，參加了該訓練班第二期軍士隊的訓練，該訓練班的教官、助教大部分由廣西部隊一七一師、一七二師的幹部充任。學習的內容絕大部分是軍事、遊擊戰術，政治課有三民主義、孫文學說等。

消滅日寇“宣撫班”

    日軍駐紮在長江邊蘭溪鎮有一個“宣撫班”，經常擾亂地方，進行反動宣傳。這個“宣撫班”的班長叫那須大平，會說中國話，經常出沒於群眾中做壞事。1940年元宵節，程汝懷據報，這個“宣撫班”企圖利用我國這個傳統節日搭台唱戲娛樂的機會向群眾進行所謂的安撫工作，實際是進行奴化教育，他便命令我駐在離蘭溪不遠的一個遊擊中隊，打掉這個日軍“宣撫班”。元宵節這天清晨，群眾紛紛來到蘭溪鎮。遊擊隊員也化了裝混在其中。中午那須大平和一些鬼子兵神氣地走進會場時，我身藏短槍的遊擊戰士，在中隊長指揮下，一齊開槍，當場打死四個措手不及的鬼子兵。其他戰士一湧而上摟抱著那須大平就走。那須大平不就範，便有一名遊擊分隊長，接過群眾賣貨的扁擔，將那須大平打昏，把手足捆起來，用竹篙子抬著向我山中防地奔去。接著有幾十名日寇追來，被我事先埋伏好的兩個分隊，分段擊退，從而活捉了那須大平，打擊了日本鬼子的囂張氣焰。

第二次反掃蕩

    1940年3、4月間，駐在黃州的日軍，調集新州、黃州、蘭溪、下巴河等駐點之日偽近兩千人，進犯大崎山，向我遊擊根據地開展大掃蕩。程汝懷事先得到了情報，即命令駐在黃岡縣的我鄂東遊擊第十八縱隊，保安第八團王嘯風部，密切注意日偽軍動態，作出了嚴密防範部署。日軍自恃兵力強大，武器精良，目空一切，竟抓來當地群眾作向導，一路奸擄燒殺，氣焰囂張，直撲我遊擊區。但是他們沒有想到進山以後，即陷入我事先準備好的埋伏圈，使其進退維穀，隻好集中兵力在但店西北的山頭窺伺不動，向武漢日軍當局放去軍鴿報信求援。當天下午迨軍鴿返回時，由於敵我雙方相距不遠，又都是穿著黃綠色軍服，敵軍鴿辨別不清，在空中盤旋良久，終於誤落我方陣地。我軍捉住敵軍鴿，發現腳上回條，經譯為“望堅持三天，即可解圍”等字樣，始知敵已向武漢告急。我軍十八遊擊縱隊配合保安第八團，采取速戰速決的辦法，向敵人發起猛攻。敵人招架不下，相持未久，即向黃州方向突圍潰逃。這次戰役計俘敵2人，打死打傷40多人，繳獲輕機槍2挺，步槍30多條，彈藥一部分。

動員婦女放足

    1939年5、6月間，程汝懷在距鄂東遊擊總指揮部不遠的項家河，親自主持召開了一次數千人的群眾大會。他把俘虜來的日軍解押到會場示眾，並將繳獲的武器彈藥拿到會場展覽。程汝懷在大會上作了鼓舞人心的演說。他控訴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在南京屠殺幾十萬中國同胞的滔天罪行，號召全體人民，團結起來，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去。當場群情激憤，有的人要上台打被俘虜的日本軍人，被製止；還有些群眾表示要搞好生產，支援抗日。當時，程汝懷因勢利導，向群眾講：“現在我們山區的婦女還在纏足，裹著三寸金蓮，打仗不能上山，生產不便下地。要真正搞好生產，支援抗日，就要從今天到會的婦女做起，把纏在自己足上的裹足布一律解下來燒掉。大家回去以後，對沒有到會的婦女，宣傳他們也要這樣做，個別不通的要強製解放。”話音一落，大多數婦女自動解下了自己的裹足布，少數思想不通的婦女也被勸說解了下來，特別是一些小女孩都喜得笑逐顏開，積極行動。當場收集了一大堆裹足布，就地點火燃燒(一股臭氣衝得有的人嘔吐起來)。幾千年的封建舊俗，當場即化為一股煙霧消散了。從此這個山區婦女的放足運動，得到順利開展。

恢複教育開辦學校

    武漢淪陷，鄂東混亂，一般機構陷於癱瘓，特別是教育事業完全停頓。廣大青少年無書可讀，無業可就，愛國有心，報國無門，紛紛要求上學讀書。當時經濟極其困難，百廢待興。程汝懷認識到為了民族利益，發展教育事業，興辦學校，培養人才，是當務之急。於是，他敦請逃避日軍回鄉閑居的文人學者，來到當時黃岡大崎山裏的三解元(現劃歸羅田)，共同商量恢複教育，興辦學校的問題。經過討論研究，聘來在湖北教育界素有盛名的熱愛教育事業的張旋平、馮隆珍、張公惠、王啟如、高宇、餘庶蘇、馮德述、阮光富等諸先生為教師，很快辦起了湖北省立聯合中學鄂東分校，後來又改為湖北省第二高級中學和湖北省第二師範學校，另有一個女子部。校址設在三解元。校長由程汝懷兼任，以祠堂廟宇和借用一部分民房為教室、宿舍和辦公室，計有30個班，散居在十多華裏的範圍，學生達兩千多人。當時條件極為艱苦，要書無書，要紙無紙，日偽對我遊擊區實行了嚴格的經濟封鎖，連吃鹽都困難，怎麽辦?於是，派人到敵占區購買紙張，用油印機翻印課本，用石塊砌桌椅，借用群眾房門板做黑板，師生員工的生活雖然艱苦但都覺得很有意義。隨之各縣的中小學相繼興辦起來，失學青少年，大部分都能上學了。

視察黃安途中遇襲

    1939年秋，程汝懷帶領一個參謀、一個副官、一個警衛排和我們四個衛士，由黃岡縣的黃土嶺遊擊總指揮部出發，到黃安、禮山、黃陂諸縣視察，慰問和檢閱駐當地的遊擊部隊。程汝懷騎馬，我們徒步。我們繞過敵占區，經麻城縣到黃安縣北植樹崗附近第十六縱隊司令部的所在地江朝二，再經七裏坪去禮山縣及孝感縣的小河鎮，每到一處都要集合部隊，由程汝懷講話。他號召所有官兵，嚴守紀律，團結抗戰，爭立戰功。這次出巡時間比較長。同年九月，我們由禮山縣又回到黃安縣的江朝二，在十六縱隊司令部停留了幾天，準備再去檢閱駐在黃安縣南鄉的遊擊支隊和黃陂縣程鵬的獨立遊擊支隊。某日，我們步行由江朝二出發，當天經兩道橋，晚上半夜經永家河至桃花附近的西張元，偷越過敵占區。第二天清晨，當我們一行從中和司過河來到王家崗時，突然八裏灣方向槍聲大作，判斷日軍已與我駐在黃安縣南八裏灣、覓兒寺的李顯鈞、袁少棋部隊接觸交火。我們一行停止前進，返回到中和司的河北岸，向高家山一帶轉移，靜觀戰事發展。根據情報，原來敵人已得知這天程汝懷要到八裏灣、黃陂一帶檢閱遊擊部隊，從而調集盤駐在黃陂縣城、倉子埠、李家集、歧亭、黃安等據點的敵人兩千多人，大舉向八裏灣一帶包圍，並出動了幾架飛機協同地麵部隊作戰，散發傳單，要“活捉程汝懷”。敵人在我遊擊部隊的阻擊下，無法前進，入暮以後，日軍才龜縮到原來的駐地去了。我遊擊部隊沒有受到大的損失。是日晚，我們在李家衝廟裏住了一宿，第二天晚上，經桃花西側的五雲山，偷過敵防區，仍回到十六縱隊司令部江朝二。 

關於“圍剿”張體學之抗日遊擊隊

    新四軍遊擊隊第五獨立大隊張體學部駐防夏家山，距離鄂東遊擊總指揮部約40華裏，因當時是國共合作，按第五戰區的通知，就近劃歸本總指揮部指揮，其編製為三個中隊，約500人，糧餉有時由總指揮部轉發（實際人數大大超過了這個數字，其活動範圍很廣）。程汝懷經常與該部取得聯係，該部張體學有時還來總指揮部研究工作。
    我當傳令兵也常去該部傳達命令。有時因天黑了就留宿在該部，受到熱情接待。
    1939年秋，正是程汝懷在外視察期間，代理總指揮職權的副總指揮程樹芬，稱奉上級的命令，調動並指揮國民黨桂係第七軍的一七一師、一七二師及駐在黃岡的第十八遊擊縱隊、保安第八團，突然對駐紮在夏家山張體學部的抗日遊擊部隊進行“圍剿”，當時張體學部來不及突圍的後勤人員幾百人被捕，後慘遭程樹芬殺害。程樹芬係黃岡縣人，保定軍官學校畢業，任國民黨桂係第七軍副軍長兼一七二師師長，是桂係李宗仁派來控製鄂東的幹將。因為當時交通閉塞，程汝懷出巡時也未帶電台，所以對指揮部發生的這件事完全不知。直到圍剿結束一周後，程汝懷視察回到十六縱隊司令部時，接到總指揮部發來的電報，才得知發生這一情況。當程汝懷巡視回到黃岡黃土嶺總指揮部時，程樹芬已離開總指揮部回到一七二師去了。程汝懷即將總指揮部軍法處長李起治找來詢問，李起治前來匯報情況後，即呈上已經執行槍決者的名冊簿。
    程汝懷查閱名冊，發現程樹芬打紅勾執行槍決者四百多人，但其間有一夾頁正反兩麵的名單計32人沒有打紅勾，當問其故，李起治答：這32人在關押中，大概是副總指揮翻夾了頁的原因。程汝懷即令軍法處長將這32人交保釋放。

夾在蔣桂之間左右為難

    蔣介石與李宗仁為代表的蔣桂之間的鬥爭，是由來己久的。抗戰時期他們之間的矛盾又伸展到了鄂東地區。當時，湖北省主席陳誠是蔣介石派的。鄂東是湖北省的一個行政區。當然陳誠對鄂東地區的勢力是不輕易放過的。原來程汝懷就是他派去任鄂東行署專員，控製這個地區的勢力的。不過武漢淪陷後，陳誠遙居恩施對這個地區難於控製。同時，盡管程汝懷對陳誠是真誠的，但是陳誠認為程汝懷原在桂係幹過，對程汝懷也並不十分信任。而軍事上鄂東地區又屬於李宗仁第五戰區管轄範圍。桂係的二十一集團軍第七軍張淦部基本上控製了鄂東。該軍一七六師莫樹傑部駐黃梅、廣濟、蘄春、英山一帶，一七二師駐黃岡、浠水、麻城一帶，一七一師駐黃安、麻城北部一帶。軍長張淦駐在羅田縣境之滕家堡。桂係派曾兩度要把鄂東遊擊部隊改編為他們的正規軍。由於陳誠的支持均被程汝懷拒絕，沒有成功。從而引起桂係對程汝懷的不滿。在行政上，鄂東也基本上為桂係所控製：黃梅縣縣長陳宗猷及廣濟、英山、黃安的縣長都是由桂係派任的。桂係還要推派羅田縣縣長，程汝懷沒有同意，立即委派該遊擊指揮部中校參謀謝自立出任。因此更惱怒了桂係，他們要趕走程汝懷。當時，在黃梅縣境內曾出現過“擁護蔣總裁，打倒程汝懷”的口號。

蔣桂之爭的犧牲品

    當時，鄂東地區的軍政大權，基本上被李宗仁的第五戰區所控製。由於以上所述原因，第五戰區對程汝懷心懷不滿，竟於1941年春以程汝懷“挑撥離間”(蔣桂之間)、“反共不力”、“領導無方”等種種罪名，免去了程汝懷鄂東遊擊總指揮職務，派其幹將程樹芬接充。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陳誠，得悉這一情況後，即電令程汝懷將鄂東遊擊部隊原來的四個縱隊和獨立支隊，一律改為保安一、二、三、四旅和保安團，將鄂東遊擊總指揮部改為挺進軍，並派胡舜生為指揮官，歸鄂東行署領導，實際上是要歸蔣係陳誠所控製。這時鄂東行署主任仍是程汝懷。程汝懷接到陳誠的電報後，即派警保處長餘希純拿著湖北省政府陳誠的電報，急去第七軍擋住了程樹芬前來接任總指揮的駕。後來，李宗仁感到自己以一個司令長官的職權任免這樣一個官都行不通，便電告重慶的白崇禧轉向蔣介石以“辭職”相威脅。蔣介石問明情由，便召見陳誠，叫他顧全大局，作讓步處理。因此，鄂東遊擊部隊剛剛改為保安旅、團的番號，又恢複到原來的遊擊縱隊、支隊的番號。桂係派一七二師師長、鄂東遊擊副總指揮程樹芬接任了遊擊總指揮。鄂東的軍事大權仍然被第五戰區的桂係所控製。
    陳誠雖失去了鄂東軍權，但是對鄂東的政權卻毫不放棄。他隨即派了一攬子官員來到鄂東。派李石樵為鄂東行署主任；陳疇為國民黨鄂東黨務督導專員；黃耕野、成理堂為教育專員；王治孚為黨務督辦專員；汪以南為江漢師管區司令(鄂東的征兵機構)，還以重慶派至武漢的軍統密設電台的工作人員來鄂東開展工作。這時蔣桂派係鬥爭達到白熱化的程度。程汝懷就這樣成了蔣桂派係鬥爭夾縫裏的犧牲品，竟於1941年8月，被明令撤去了其在鄂東的一切職務。從此，程汝懷在鄂東的曆史就告了一段落。

罷職西去

    程汝懷被撤職以後，他的同僚和部屬，有的要他頂住壓力拒絕交權；有的勸他向新四軍靠攏。更有汪偽組織的一位軍政要員(原在陸軍大學同學關係)，密函邀他將鄂東部隊帶到安徽當偽安徽省主席，程汝懷一一作了拒絕。特別對那位日偽要員曉以民族大義，表白不與同汙。當時正值新舊交替的時候，鄂東外圍之日偽軍，又乘機大舉向指揮部所在地進犯。敵之前沿部隊已逼近黃土嶺，各機關人員多已逃避四散。我們四個衛士隨著程汝懷一家，急忙轉移到距黃土嶺二十多華裏的坪台嶺深山隱蔽。程汝懷為了回避各種嫌疑，決定忍痛告別九旬老母及家小，西去當時的所謂大後方——重慶。
    斯時，程汝懷又突然接到長子程惠彬電告次子程雪魂(時年僅30歲，國民黨中央軍校十二期學生、團長)在滇緬戰役中犧牲的消息。噩耗傳來，痛心曷極。他一麵抑製哀思，勸慰九旬老母，一麵從速安排好家事。
    1942年古曆正月初三，我隨程汝懷由黃土嶺之果和灣徒步起程西去。同行人員，還有衛士江紹澤、原指揮參謀周繼旦、毛哲明、原行署科長湯家駿、原特務大隊長彭長太等。我們經麻城入河南潢川、汝南、舞陽、南陽，進湖北的老河口、穀城、保康、興山到秭歸的香溪，乘船逆流而上，直至5月15日抵達重慶。
    回憶當時，我們經過河南沿途各縣，由於連年幹旱和蝗災，不少地方農業顆粒無收，加之苛捐雜稅，民不聊生。所到之處，無不見到餓死、凍死無人收屍的災民屍體；乞丐成群，盜竊四起；賣兒賣妻，到處可見，景況極為淒慘。當我們到潢川時，見潢川的舊城腳下，蹲著近百名骨瘦如柴、匍匐呻吟的饑民，伸出又瘦又黑的雙手，向過路行人討乞。我們到達息縣東南約二十裏處，見到靠近路邊的一個土地廟內，一位30多歲的婦女，狠狠打著兒子，母嚎兒哭，我們上前拉扯，婦女哭訴著說，“我好不容易討來一碗小米粥，他(兒子)全給我吃光了，叫我怎麽活命”。還是程汝懷拿出一元法幣給他們解了危。我們到達汝南，已都饑腸轆轆，我先買了一塊玉米混合粑，剛拿到手上，就被一男子從後麵搶走，邊跑邊吃。經舞陽至南陽到老河口的公路上，成群的自行車的後架上都帶著一個年輕的婦女，我們不解其故，便詢問給我們運行李的牛車老板，他介紹說這些婦女都是餓得沒有辦法，賣身逃生的，不然就要活活餓死。
    人販子可賺錢呢!二百斤糧食就可買一個婦女，送到你們湖北去，最少要賣一千斤糧食。可見當時國難當頭，人民痛苦到了何種程度。
    4月中旬，我們到達鄂北重鎮老河口即第五戰區所在地，程汝懷在老河口逗留十幾天，故舊、同學紛紛來訪。4月下旬，我們先到重慶，然後大約於6月份，程汝懷由我一人隨同，由重慶再轉到恩施向陳誠述職。而陳誠稱工作忙，無暇接見，使程汝懷吃了一個閉門羹。可見國民黨那些權勢者們，在利用你的時候盡量為其所用，不需利用時就一腳踢開。

幽居重慶

程汝懷到達重慶以後，深感骨肉分離，處境淒涼，生活也有困難。1942年秋後，始獲軍事參議院予以中將參議頭銜，配以兩名衛士，我和江紹澤充當，得以生活有著。
    軍事參議院，實際是專為一般被排擠下台的將領設置的養老機構，按名詞來講，所謂參議，應該有參有議。可是程汝懷在軍事參議院當了4年中將參議，從來沒有通知過他到該院參加什麽會議。每月薪金及逐月分配給的平價生活物資，全是由我拿著程汝懷的私章購領回來。軍事參議院的院長李濟深，懾於蔣介石排除異巳的幽禁手段，長期住在廣西桂林，根本沒來重慶當過差。軍事參議院，隻是一個冷冷清清的空衙門。
    程汝懷在重慶4年開始住在故舊餘慶財家，1944年遷至南岸馬安山8號其族侄程度模家。無力在外租屋居住，很少外出。有時同來訪的故舊親友，打打小牌或下棋，以混時日。直至抗日戰爭勝利後，始返武漢與家人團聚。此後，再未步人官途。
    解放前夕，一些友人曾勸程汝懷離開武漢去台灣，被他謝絕。後程於1951年收審時病故。

（原載《湖北文史》第七十七輯）http://www.hbzx.gov.cn/zhengxie/list.asp?id=5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