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西地方自治

宛西地方自治 

    “中國社會一村落社會也。求所謂中國者，不於是三十萬村落其焉求之。”[1]現代化的過程中，鄉村的現代化是有決定意義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鄉村自治、農村改革、鄉村建設問題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的熱點問題之一，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和廣泛的討論，出現了不少關於鄉村現代化的建設方案和主張，並有一些被付諸實施。如山東鄒平，河北定縣，江蘇無錫等地都出現了不同的鄉村建設派別的自治實驗。由於梁漱溟，晏陽初等學界名人的參與，引起社會相當大的關注，後人對他們的工作也進行了不少研究！而同一時期在河南西南部的宛西鎮平、內鄉等縣開展的自治運動，由於地理位置，倡導人知名度等原因，雖然有一定的影響，但始終無法引起社會更共高的關注！後人對此研究更是有限，學術專著至今尚無，而論文數量亦是寥若晨星，且由於意識形態偏左，檔案資料欠缺等原因，質量也很難提高。研究內容多是對自治運動措施的整理、歸納，更深入的探討其成敗原因，理論根源，社會特點的上佳之作還很缺乏！筆者將通過對宛西自治史料的整理分析，並與同時代其他有較大影響的鄉村改造實驗對比，發現宛西自治雖然影響不是很大，但卻有著鮮明的地方特色。本文對此將作初步的探討。

　一、一個重要的人物

　　“宛”，河南南陽之古稱！“宛西”主要指南陽西部的鎮平、內鄉、鄧縣、淅川等縣“宛西自治”是指二十世紀３０――４０年代，由彭禹廷，別廷芳等地方精英發起的一場以“以自衛促進自治，以自治達到自富”為理論指導，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村村無訟，家家有餘”[2]為最終目的的區域鄉村自治運動。探討宛西自治的地方特色，不能不對其倡導者及主要領導人彭禹廷的家境生活、性格經曆作簡單了解！

　　彭禹廷（1893——1933年），名錫田，字禹廷。河南鎮平城南七裏莊人。父彭山若（字如壁），作過私塾老師，鄉村醫生。家境不算富裕，“薄田僅六畝有奇”[3]。禹廷從小“穎悟異常童”[4]且誌存高遠，在開封知新中學求學期間，因生活貧困，有同鄉欲對其資助，被他嚴詞謝絕“我誌不在溫飽，不願受人推解”[5]。時人回憶他“性剛毅，寡言笑，喜讀書”[6]，他的讀書範圍相當廣泛，案頭常放有《三民主義》《曾文正公全集》《昌黎集》等，並做有不少讀書筆記，可惜“文革”時毀於人禍。彭禹廷繼承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身上的俠義傳統，對他有知遇之恩的閻敬軒逝世後，彭禹廷“一切善後事宜，身獨任之，義俠之名震三輔”[7]。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當時仍是學生的彭禹廷“乃與張鍾端等謀響應，事泄，學生十一人殉焉”[8]1913年入北京匯文大學學習，因經濟不濟而中道輟學。大革命其間，就職於馮玉祥的國民革命軍，曆任書記官、執法官等。1926年任西北邊防督辦公署秘書長。從政生涯中結識了馮玉祥、過之綱、張之江等軍界要人，並與梁仲華等鄉建人士建立了不淺的交情。這為他日後辦民團，自治奠定了理論和思想基礎。1927年8月在家守母喪期間，開始辦民團剿匪。家鄉稍定後，於1929年下半年在河南省主席韓複榘的支持下開始籌辦河南村治學院，自任院長，梁仲華任副院長，聘梁漱溟為教務處長、主任教授。“期將社會農村諸問題，得一根本之解決”[9]。“學院開始伊始，直、魯、豫、晉諸省，來學者數百人。”[10]1928年8月，鎮平縣城被土匪攻破，損失巨大。“地方人士，環請歸裏”[11]。禹廷將學院諸事安排之後，回到家鄉，開始了他致死未逾並為之獻身的宛西地方自治事業！

　二、極其嚴酷的生存環境

　　宛西地區，位於河南省西南邊陲，與陝，鄂兩省接壤。四周圍繞著伏牛山，桐柏山等山脈，境內丘陵起伏。農業基礎設施薄弱。雖然河流不少，但疏於整治，非但不能灌溉農田，造福百姓，反而經常泛濫，為害鄉裏。以鎮平十區為例“二、九、十區幾全為山地，四、五、六區地較好，其餘各區大都高低不平，收糧甚少。每畝最高價七十元，低則十元、八元不等，總計全縣所產麥、穀、高粱、芝麻等物，尚不足本地需用。”[12]全縣山地麵積共16245餘頃，占田地總數的61%，水衝沙壓的耕地1301餘頃，占總數的5%，真正的好地僅有7895頃，占30%[13]。其他諸縣與鎮平大致相同。而鎮平的人口卻多達38萬[14]。人多地少，正常情況下，可勉強糊口，一旦遇到自然災害，人民生活更加悲慘。“最慘的要算十七八年的旱災了，十七年秋大旱，十八年春又複大旱，人民根本受人禍的壓迫，不但沒有一點積蓄，而且朝不保夕；又遇到這種旱災，……揭借無門，乞討無路，隻有吃草根樹皮，……每村每日餓死者，動輒四五人；而竟有割食親屬之死屍者，其慘狀可知了。[15]”

　　當時的宛西，貪官汙吏，土豪劣紳狼狽為奸，巧立名目，對百姓施以苛捐重稅，再加上民國以來的軍閥混戰，擾境害民，強征亂派，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當時流傳的“寧願土匪架三架，不願第三師過一下”[16]“大軍之後，必是凶年”[17]民謠便是佐證！土豪劣紳控製地方，將田賦轉嫁於佃戶身上，“減畝所納之少數捐稅，仍不願納，而一並轉嫁於佃戶……而轉嫁之中自己不但不交納捐稅，且可得中飽。”[18]天災人禍的雙重壓迫，導致各種社會秩序的動蕩不安和人民生活的極度貧困。鄉村經濟處於“窮枯”與“死滯”之中。農村趨向崩潰，破產的邊緣！從大的環境看“鐵路的興建把河南變成一塊光明與黑暗並存的土地。”[19]遠離鐵路的宛西地區成為真正的“衰敗地區”[20]。

　　遠離政治統治的中心，農業又不足以維持生計。人們走投無路時，“弱者”淪為乞丐，而“強者”則成為土匪。宛西地區曆來都有土匪，民國以來更是如此。1925年，河南土匪“超過5、1萬人，……其中超過3、4萬人在豫西群山中活動”[21]清末至民國華北的三大股匪白朗，老洋人，樊鍾秀都曾以宛西地區為根據地，以至於1919年以後，南陽“無一天太平，隻要聽到這個名字，人們便搖頭歎氣，不願多談。”[22]宛西地區二三十年代“之著匪，內鄉有吳鳳山、艾鬆年、張鳳台、陳長青、武和尚等股，淅川有全兆祥、梁十三、軒青海、馮德振、孫天堂等股，鎮平縣有鄧縣竄匪劉百田、劉寶斌等與本縣股匪合流，聲勢最大，鄧縣有大小股匪70餘股。”[23]一般匪眾多者數千，少者幾百幾十不等！1929年8月26日夜，股匪張大先，楊小黑等六千與人趁天黑攻破了鎮平縣城，“燒房九千餘間……縣長郭學驥，建設局長楊守勤，承審喬子箋均死於難，架去肉票一萬一千餘人。”[24]著名作家姚雪垠年輕時就被土匪拉去當過“票子”，後因其大膽和文采，被匪首認做義子，在匪寨住了不少日子！[25]在土匪的侵擾下，南陽十餘縣“晝則烽煙遍地，夜則火光連天，殺聲振耳，難民如繯”[26]。宛西百姓，“一夕數驚”，談匪色變，恨之入骨！1927年8月，彭禹廷“聞母病急，假歸，中道為匪所阻，逮抵裏，而太夫人已殯矣。”[27]彭禹廷事後說“可以說，自有生以來，所受的刺激都莫過於這一次。……對於萬惡的土匪，又加了一層憤恨。”[28]

　　經濟基礎脆弱，百姓難以繼日；軍閥豪紳互相勾結，魚肉百姓，匪禍橫行。宛西地區百姓的生存狀況十分惡劣，這是同時代其他鄉村建設實驗中所無法想象的。　

　三、自下而上的自治之路

　　彭禹廷在家守母喪其見，對家鄉人民所受痛苦的認識又加深了一分。“內為良心所驅迫，外受民眾之請求，遂慨然以剿匪救民為職誌。”[29]出任家鄉所在區的區長，籌買槍支，訓練民團，開始救亂求治。1927年9月——1929年6月，將近兩年的時間裏，彭禹廷“幾無日不在練民團，剿股匪中討生活。”[30]戰鬥中，彭禹廷總是身先士卒，其他民團團丁也人人受命，作戰勇敢，很快鎮平境內的匪患基本肅清*，人民無不“感恩戴德，肅然起敬”[31]。匪患基本清除，彭禹廷發現他的工作遠沒完成，“在起初剿匪的時候，心裏想著：如果能把土匪肅清，民間的痛苦，馬上就可以解除。誰知道土匪肅清之後，問題依然很多！——農業如何改良？工業如何提倡？農村經濟如何調劑？社會的一切問題如何解決？”[32]彭禹廷將自己的工作由自衛擴充為更大規模的鄉村自治。

　　彭禹廷認為“救時”“必由政治入手，方可借政治之力，以謀教育之發展，更借政治，教育之力，而改進農村經濟，增加其生產，平均其分配焉。”[33]可見“政治”在他的理論體係中占有基礎性的地位！其所謂的“政治”，並非一般意義上的政治，“所謂由政治入手者，必須由組織民眾始。”[34]這就是他所認定的由發動下層民眾入手，以建設鄉村來奠定基礎，以區域性的進步來推動整個國家現代化的自治構想！

　　出生並長時間生活於農村，對普通民眾社會心理和政治訴求的正確把握，使彭禹廷懂得該如何發動民眾，喚起民眾的自覺意識、自救精神。他為普通百姓設計了一個前景光明且足以使人相信的藍圖，即建設一個新鎮平：“舊鎮平常受土匪蹂躪，新鎮平永不受土匪蹂躪；舊鎮平常受匪式軍隊、貪官汙吏的壓迫，新鎮平永不受這種壓迫；舊鎮平有大窮小窮之分，可以說沒有人不窮；新鎮平要使家給人足，即於富庶；舊鎮平不分男女老少，盡在愁苦之中；新鎮平要使人人都有人生的樂趣；舊鎮平都是各掃門前雪，新鎮平要大家團結起來，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舊鎮平人民愚暗，教育不發達，新鎮平要實事求是，力謀教育普及；舊鎮平自村長區長以及城鄉各機關領袖，都是推諉敷衍，不肯負責做事，新鎮平要一變以前的惡習；舊鎮平會議事項，都是不肯宣布，鄉人多莫明其妙；新鎮平進行自治的辦法，務使家喻戶曉。”[35]這樣的一個圖景，使深受“舊鎮平”荼毒的人民無不歡欣鼓舞，然而這並非最終的目標，在彭禹廷的理論體係中，所要達到的理想境界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村村無訟，家家有餘”，這樣一個普通百姓都能理解的儒家傳統理想社會模式。藍圖既已設定，彭禹廷便按照自己所設計好的自治路線開始實踐，他的自治思想可以概括為“自衛，自治，自富”的“三自主義”。

　　自衛，即建立民團，剿匪防匪，保境安民。自衛是“三自主義”實施的前提保障。彭禹廷認為要實行自衛，就“必須用民眾的力量，民眾有力量必須組織，而組織民眾的方法，則為民團的組織。”[36]普通民眾“但能有組織，有訓練，一可當十，十可當百。”[37]何為民團？在彭禹廷看來，民團是“地方的，自救救人的，生產的，建設的，自然的，固定的，永久的，互相關係深，立與不敗之地，並非指現在（土匪式的，局所式的，遊勇式的）冒牌民團。”[38]“辦民團以增加實力，減輕負擔為原則。”[39]民團首領必須是“無自私自利有有救世救人之心的公正士紳”[40]。民團分常備民團和後備民團，“常備民團要化兵為工，後備民團要寓兵於農。”[41]常備民團再剿匪間隙進行生產，如工藝，建築，修路等，後備民團則是匪來集中，匪去務農。彭禹廷要求民團團丁做到“四化”：戰時“軍人化”，像正規軍人那樣以高尚的愛國愛地方的熱情投身到剿匪戰鬥中，平時則要做到“學生化，工人化，農民化”[42]，以增長知識，增加生產，減輕民眾負擔。“抵抗一切壓迫，都是由民團負擔，民團則是社會組織的重心，農民團結的中心，建設新社會的中堅。”[43]

　　自治是彭禹廷地方建設理論體係的核心內容。要實行自治在地方上有不小的困難和阻力：“一般人民的無知識，在他們未受到普遍訓練或宣傳以前，他們不明了自治是什麽東西，這時的民意卻掉迷信、固執、愚昧、畏懼以外，所餘純正的成分是很有限了，所以在這時期，隻能作所謂‘啟蒙運動’”[44]“鄉村封建勢力的雄厚，所謂有門第的與有惡勢力的在鄉村是特殊階級，一般好人都是避不問事，完全持消極態度，一般民眾則畏那些特殊階級如蛇蠍。”[45]自治人才十分缺乏，“受過自治訓練堪任工作的寥若晨星。”[46]彭禹廷意識到將會遇到的困境，並做好了循序漸進的準備，認為自治“乃隨時而演進，並非如何如何也。”[47]彭禹廷認為在自治初期，由於普通民眾的自治意識尚很薄弱，必須有地方上的“積極好人”“正紳”去領導。在當地知識分子有了自治能力後，實行以民選為主的“半自治”，最終的目標是實現真正的自治，“打倒官治，避免紳治”[48]。在機構設置上，鎮平成立了“十區自治辦公處”和“縣自治委員會”，統管全縣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諸事。完全取代了國民黨省政府下派的縣政府，“於是省政府派來之縣長、承審、建設局長、公安局長，除應付省方公文，以●*筆答覆外，均照例拿薪水，支公費，無事可作，無弊可舞。”[49]地方權利完全歸地方所有。

　　自富，即發展經濟，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彭禹廷認為“生產有辦法，分配有辦法，那便是鎮平縣民生主義的成功。”[50]生產包括“（一）農業的機械化、科學化……（二）金融的流通……（三）農家副業的推廣……（五）家庭工業的振興……（八）設立工廠（九）注意運輸（十）一切合作社之組織……”[51]等，上述措施在自治期間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貫徹實施。在分配方麵：“（１）整頓機關（２）清理積欠……（３）取消苛捐（４）禁止鄉鎮罰款”[52]等。

　　教育在彭禹廷的自治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認為“三自”事業均“以教育為促進之原動力”[53]。教育的目的在於“養成手腦健全之良好國民……以適應自治之需要”[54]。自治期間，普通教育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在１９２７年以前，據不完全統計鎮平全縣“共有高小，初小４３所，學生１２００人”占總人數的３‰[55]，而１９３３年的統計是：學校４８７所，學生總數１５４００人，占總人口的６％[56]，雖然稱不上普及，在當時已屬難能可貴！教育方麵另外一個顯著成績是宛西鄉村師範學校的創立，作為宛西自治發展學校教育，社會教育，職業教育的基地。１９３３年３月１日，宛西鄉師在內鄉天寧寺開學，公推彭禹廷為校長。學校占地５０餘畝，房屋近４００間，規模可謂不小。學校聘請了羅卓如、王扶山、孫伏園等國內知名人士前來任教，並經常請山東鄒平，河北定縣的鄉建名家來講學。校內政治環境相當自由，學生可以在學校合作社內買到《朱德傳》、《毛澤東自傳》、《二萬五千裏長征記》等小冊子。學校不少學生在進步教師的影響下，走上革命的道路！

　　宛西自治在彭禹廷主持期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前人對此敘述頗多，不再贅述。《大公報》記者稱宛西“自治成績，可稱模範”，抗日戰爭爆發後，“豫西的鎮平”[57]成為河南高校及其他省會學校內遷的主要目的地，河南省政府也一度遷至內鄉縣的丹水鎮。可見當時宛西的確是河南省地方治理相對好的地方！

　　在整個自治過程中，以彭禹廷為首的宛西地方精英用最大限度的地方利益的追求去影響，號召，發動群眾。彭禹廷主張“本地人做本地事，用不著借才異地”[58]，與山東鄒平，河北定縣等不同的是，宛西自治是本地人而非任何學術團體、學校機關或者政府機構所主持。彭禹廷是土生土長的宛西人，他逝世後，繼任者亦大都是宛西人：別廷芳（１８８３――１９４２），內鄉縣丹水鎮張堂村人，羅卓如（１９００――？）河南商城（今安徽省金寨縣）人，王扶山（１９０７――？）河南鎮平人，李益聞（１８９２――１９４２）河南南陽南召人。而梁漱溟生於北平書香之家，“與農村生活的最初接觸是在１９２３年夏”[59]，此時他已年過而立，他們從事鄉建工作多是對自己治國政治構想的實地實踐，與彭禹廷等在充分理解農村社會基礎上進行的鄉村自治有太多的不同！宛西自治是在宛西這片固定、天然的土地上進行，而不是經過人為意識的選擇的場所；是直接快速的為民眾謀切身利益的現實操作，而不是探索實驗、尋求方法的實驗活動。宛西自治一開始就是“剿匪防匪”為直接目的，切實帶領民眾發展經濟，改善生存環境。彭禹廷對這兩種不同路線有自己的認識，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５日的日記中記載，“複×××＊一信，留稿”[60]，現在此稿已不可得，可能是此君在來信中與彭禹廷探討不同的鄉建思想，彭禹廷認為“久於都市之人，對於鄉村事業，往往涉於理想者多，與事實相去太遠，×君或亦不免有是病歟？”[61]，可謂一語中的！梁漱溟也曾感慨到自己“生於都市，長於都市，而從事於鄉村工作”[62]。

　　總的來說，宛西自治是一場農村人自主探索、自己治理，具有強烈自救、自保意識和濃厚內向地方主義色彩，自下而上、自內而外（基於鄉村本身）的一場區域社會變革運動！

　四、假道三民主義——自治理論的根源及無奈

　　彭禹廷的詩稿，保存至今的不多。寫於１９３２年春天的一副詩聯，頗能反映他辦地方自治的心態：

　　社會事業，原無了期，即使再幹三、五十載，依然富者富，窮者窮，仍所難免，何如就此撒手，落得一身幹淨。　　　菩薩心腸，寧有止境，雖然多救千、百萬家，還是哭者哭，笑這笑，那能普遍，不如屠刀早放，猶可立地成佛。[63]

　　１９３２年正是彭禹廷的地方自治事業蒸蒸日上之際，這副詩聯所反映的完全不是一個躊躇滿誌，意氣風發的改革者的精神麵貌。其中原由，頗值玩味！

　　行鄉村自治，彭禹廷對中國鄉村社會有清醒的認識。他認為“吾國社會本是一散漫的，當然非由組織入手不可，但既是一散漫的，談何容易●言組織？組織就緒之後，固然能形成一種相當的力量，而組織伊始，決非不憑借一點力量所能辦到，此所謂憑借一點力量的意思，尚不是對社會本體而言，即讓在這散漫的社會裏邊，勉強將經濟的組織弄成片段，誰能保險在汙濁政治一方麵不發生障礙呢？僅言障礙猶是客氣的話即橫遭摧殘亦是意中之的事。”[64]彭禹廷認識到自治事業的原動力是“組織”，而在現實的社會條件下，“組織”即使在經濟領域取得一定的成果，總歸要被黑暗的現實政治所吞沒。

　　為了避免自己的事業不至於“中道崩殂”，他極力的將自己的“三自主義”向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靠攏，試圖在“三自主義”和“三民主義”之間建立更為密切的聯係！彭禹廷認為“三民主義”是“三自主義”的理論來源，而“三自主義”是“三民主義”在區域地方的縮小和具體化！他指出：“吾所謂‘地方主義’，即總理之三民主義，範圍上雖有大小，實質上初無二致也。總理之三民主義，欲造成一個富而強的民國……，不過中國地麵太大，一時不易成功。無特縮而小之，以適應一縣之用，待吾縣成功之後，他縣自然取法，此亦總理之遺教非生創也。我們的自衛主義，即是民族主義；我們的自治主義，即是民權主義；我們的自富主義，即是民生主義，合而言之，我們的地方主義，即總理之三民主義也。”[65]彭禹廷將“三民主義”牽強對照，縮小在一縣範圍之內，創造出“三自主義”學說。與其說是對孫中山思想的繼承和發揚，倒不如把它看成是彭禹廷為自己的自治事業尋求自我保護的努力！彭禹廷並把“三民主義”的意義有意誇大“地方革命（地方自治），為總理所提倡，政府所承認，世界潮流，國家趨勢所驅使。”[66]宛西自治是在社會各種秩序極度失衡的情況下進行，不但沒有任何官方的授意和許可，而且基於對現政權的不滿，宛西自治領導人還提出了“不顧官廳，不顧法律，不顧手續”地掃除一切地方自治活動的障礙。鎮平，內鄉的縣長因反對自治，被彭禹廷，別廷芳誅殺。在當時看來，彭禹廷的“運動方向是反政府的”[67]。“三自主義”標榜以“三民主義”為理論源源，與“訓政”時期所要求的地方自治相呼應，從理論上與國民黨站到了一邊，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抵禦國民政府摧殘和破壞，引起社會普遍的輿論同情和關注，保證地方自治事業在一個相對寬鬆的外部環境下順利進行的策略！其中也透露出彭禹廷在黑暗現實麵前的謹慎與無奈！

　　彭禹廷一開始就意識到自己所從事的事業是“了無期”“無止境”的，自己的方案不是徹底改造社會的正確理論！他指出“三自主義”的實施隻使“社會問題，可暫告一段落。”[68]對於諸端事業，自己“隻能量力而行，走一步說一步，作一分算一分耳。”[69]不可能徹底實現其所預定的目標。即使宛西自治最為人稱道的民團，他也認為“正在試驗中，尚不敢自信也。”[70]這一方麵說明彭禹廷性格中的謹慎穩重，更多的意義恐怕還在於對環境的失望和對自己事業確無徹底成功之把握！這種不自信的心態在近代以來的改革者中是普遍存在的！知其不可為而不得不為，是彭禹廷個人的悲哀，更是整個中華民族在探索現代化的道路上必須付出的代價！

　　在自治理論的根源上，彭禹廷找到了“三民主義”這個護身符！然而自治實踐畢竟觸動了地方豪紳的切身利益；相對獨立的內向型政治、經濟、軍事發展模式挑戰著國民黨地方政府的權威，相對與國民政府決心要實行的“地方社會官府化”[71]“一黨化”，彭禹廷個人的力量畢竟太渺小了！當宛西自治各項事業順利進行時，首創者彭禹廷卻死於非命。對其死因，至今尚無明確的結論，可以肯定的是：彭禹廷的衛士班長楊天順被人收買*，乘彭禹廷熟睡之時，將其活活勒死！彭禹廷尚未“就此撒手”“屠刀早放”，反動勢力已迫不及待的向他舉起了屠刀！彭禹廷的不幸逝世，對中國的鄉村建設事業是巨大的損失，“不獨鄉建中失一領袖，亦中國文化失一中堅。”[72]為了紀念他，由梁漱溟等發起創建了“彭禹廷紀念圖書館”[73]。而彭禹廷在宛西的事業則由別廷芳和“三自理論”的其他闡釋者繼續進行！

　　宛西自治在極其嚴酷的內外環境下展開，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彭禹廷在自治的道路上探索了一條以“三自主義”為核心內容，自下而上，由農村人治理農村的鄉村突圍之路！迫於時代的局限，彭禹廷的自治理論不可能在當時取得成功，自治事業成了“了了無期”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最終，彭禹廷為他所從事的事業獻出了生命，也反映出在現代化的探索道路上，中國社會底層的強烈訴求和無奈掙紮！ 

參考資料：
 1.內鄉宛西地方自治資料

來源：http://baike.baidu.com/view/58957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