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項乃光 / 文強

【在《李宗仁回憶錄》裏，李宗仁曾回憶說，抗戰期間有中共高級幹部項乃光叛出組織，向其投誠，由此而讓他對當時的中共的作為有所了解，也能對此有所防範，或許這也是當時共產黨組織和武裝在安徽的發展較之其它地方不太順利的原因之一吧。唯其對項乃光日後的去向如何，未有交代，故讓人無法了解項氏在國民黨裏之結局。下麵文強的這篇回憶錄，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這個問題。】

我所知道的項乃光

文　強

 

項乃光是遼寧省開原縣人，抗日戰爭時期，據聞是中共中原局的工作人員，劉少奇在該局負責時，他是一位得力的工作幹部。他是東北流亡學生中富有愛國熱情的青年，在中國共產黨的年月裏，我對他的詳細經曆不曾考查過，但知道他“抱著一種不願打內戰，希望平平安安過日子，發揮其思想自由，並能發揮一技之長，來建設新中國。他心目中的新中國，是從毛澤東和蔣介石所著《論聯合政府》和《中國之命運》兩部書中，經過他詳細的對照閱讀，然後才決定了他自己要選擇的道路。”(引號中的話，是李宗仁先生向我說的，筆者注)他的所謂自我選擇的道路，就是他後來決定叛離共產黨投向國民黨的道路。他的本心本意是否如此，我不曾當麵詢問過他，然而據李宗仁先生親自告知我，當項向他自首投降時，他在口頭上是這麽說的，在親寫的自白書上，也是這麽寫的，這是千真萬確的。我知道項投降國民黨最先並不是我的國民黨嫡係之門，而是找到了國民黨旁門“桂係”之門。由於桂係的頭頭李宗仁先生，抗日戰爭一開始就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中原局的中共轄區基本上掌握在第五戰區的範圍。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後，李宗仁先生又一度發表為國民黨政府漢中行營主任，中原局仍然在桂係權力所及的範圍內。這就是項找到旁門而沒有找到嫡係的原因。
    據李宗仁先生親自向我談：項來自首時，他認為“項是中共人物中不見經傳的，也就交給長官部諜報人員去處理，並未作為重要問題來看待。可是後來了解，項不見我即不願詳言其他。而本人身邊專管諜報的參謀，一再簽呈非請求我接見不可，於是我才與這位不見經傳的人見了麵的。”
    李宗仁先生又說，“項口若懸河，一表人才，對國內形勢以及建國之道，侃侃而談。他將毛蔣兩公的著作 (指上文中提到的兩本書，筆者注) ，背誦如流，對比評論兩本著作，表示讚同蔣公的，因此，才來自首。我一度認為自首的道理竟是如此簡單，左右的人提醒我是詐降。我經過了一周的考慮，不論詐降也好，真心實意也好，他既跳入了我們圈子，隻要提防一些，又有什麽可慮的?好容易來了中共的叛逆者，立於打內戰以求解決國共爭端之時，項之來降總歸是一樁好事。”　　
    簡單的說，李宗仁先生對項一經接見之後，雖經過小小的曲折，但又認為他是難得的人才，才決心親自帶著項去見蔣介石，一方麵是表表他在中原地區主持軍國大計的德望，另一方麵經過蔣公的鑒定，便可親自掌握在手，好為桂係自立門戶服務。李先生談到此，怏怏不樂地說到，“項由我引見蔣公之後，抓到手的鴿子又飛走了。項是如何飛走的呢?蔣公並不征求我的同意，反而說我駕馭不了這樣多謀善辯的人，似乎隻有他才能降伏使用似的。……”從這些談話中，可測知李蔣之間，門戶之見是很深的。
    項見蔣介石之後的過程，我並不了解，但傳聞中了解，項的第一道關是經過國防部第二廳廳長兼軍統局代局長特務頭子鄭介民的考核，第二道關是交軍統局及後來改組的保密局第二處的試用，以少將軍階任用，由二處交辦一些不怕泄密的差事，讓他看看不怕泄密的文件，實際上就是處心積慮的對其忠實性進行考核。第三道關是要經過軍統和改組後保密局特研組的考核。這道關的考核至關重要。所謂特研組是該局直接將收容和控製在手的中共叛徒，集中在這個組內，針對新來的叛徒，作出居心叵測的考核，也就是要對被考核者作出結論。
    特研組又名特情組。1945—1949年前後的少將特研組長徐夢秋，是安徽省壽縣人，1924年入黨的老共產黨員，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過，江西蘇區高幹，抗戰初期，盛世才任國民黨新疆省主席時，徐任教育廳長。盛世才反共反蘇投向國民黨時，將徐夢秋逮捕關押多年。盛世才調離新疆，國民黨政府接收新疆省政權時，在清理監獄中將徐接收過來，然後任命他為軍統局少將特研組長。1947年秋，保密局在北平破獲了中共潛伏活動的要案時，在西安潛伏活動多年的趙耀斌被捕，經查實此人是中共要員，押解南京後就叛投國民黨。保密局認為趙耀斌資深，乃任命為特研組少將組長，徐夢秋降為副組長。以上略略說明特研組的實況，由上述徐趙二例，便可窺知第三道關，一句話，叫做重用叛徒把關。從具體的時空條件來看，項乃光之受重用，是要經過以上三道關的考核的。
    以下我要說到項乃光於1947年8月被派到東北為直屬北滿站長的一些往事。東北地區在日偽統治14年中，軍統特務組織幾度將觸角伸入東北，先後都遭到打擊和破獲，可以說是沒有什麽建樹的。日本投降後，又遇到了複雜的國際環境，由於國共為仇，對蘇政策不一致，國民黨的政策是反蘇反共，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則是反美反蔣。我是在日本投降後，第一批奉命到東北接收的要員之一。
    其他軍國大計如何暫且不談，隻就軍統局對東北的部署，就是完全以國民黨的政策為依據，反蘇反共，一意孤行的。回想起來，如同一場大夢。
    發表我的職務和頭銜，是裏外兩套：對內是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東北辦事處(簡稱軍統東北辦事處)處長，軍階是中將；對外是國民黨政府東北行營督察處中將處長兼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中將督察處處長。在軍統東北辦事處之下，以四平街為界，設立南滿、北滿兩個甲種情報站。南滿站設在沈陽，又稱沈陽站。北滿站設在長春，又稱長春站。由於熱河省劃入東北轄境，又在承德設立一個丙種站。三個站之下，先後成立了30多個情報小組，為當年軍統局外勤單位最龐大的情報機關。
    經我報請任命的三位站長，沈陽站長前後是滕勉、褚大光。長春站長先後是王力、項乃光。承德站長是徐政。
    1946年8月，國民黨政府局部改組撤銷了軍事委員會這一“太上皇”的集權機關，仿效美國製度，將軍權集中於國防部，原屬於軍事委員會的調查統計局，不得不相應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屬於原軍統局的東北辦事處亦不能不隨之改組，於是對內對外的頭銜都改了。對內將辦事處改名為保密局東北督導室，對外為東北行營第二處，改組後督導室主任及第二處處長仍由文強負責。
1947年7月，國民黨軍在內戰各戰場紛紛失利慘敗之際，忽然得到保密局緊急通知，且有另一道密令給我，限一月之內將東北三站的工作部署，改為“應變”措施具報。所謂“應變”措施，就是由公開、半公開的活動方式，一律改為潛伏活動，以絕對保密和職業掩護來物色站組工作人員，連情報電台，也改為訓練全能製的人員來充任。(全能的含義要做到能收發報、譯電，並以全能人員擔任情報組長。筆者注)我是1947年8月底調離東北的，在離職之前，按“應變”計劃的指示，對三站都完成了“應變”計劃上報。同時，按計劃將東北督導室撤銷，將東北三站改為直屬站，由保密局直接領導。以往是以東北行營第二處掩護秘密工作活動，自實行“應變”措施之後，行營第二處隻管軍事情報業務，對潛伏活動者不再起掩護的作用。
    以上我寫到有關軍統組織，於“八·一五”日本投降後進入東北的一些情況，對項乃光到東北長春做北滿潛伏站長，都是直接間接有關的事。他於當年8月到職，我即調離了東北。以後，即在正規軍人的崗位，於1948年8月充任國民黨軍長沙綏靖公署第一處中將處長。兩個月之後，又奉命調為“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代參謀長之職，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與我同在淮海戰役中被俘，這是我前半生職業軍人生活的結束。項乃光在長春潛伏活動的情況，我全無所知。但從傳聞中了解，他在長春戰役結束後，化裝逃走。爾後，他在台灣繼續在國民黨軍情治機關活動，在幾次反攻大陸的陰謀活動中，他都扮演了反攻大陸設計人之一的角色，但其妄想的結果，無不撞得頭破血流，遭到可悲可恥的失敗。　

作者：文強，湖南長沙人，生於1907年。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現任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文史專員、北京市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

原載《鐵嶺文史資料》第七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