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在武漢
程思遠
1948年6月28日,白崇禧在漢口就任華中“剿總”總司令。他的總部設在三元裏一座鋼筋水泥的建築物裏,有一小門通到他的私邸,以前就是日軍華中統帥的公館。白崇禧到漢口來擔任華中“剿總”,有一段迂回曲折的過程。
李宗仁當選副總統白崇禧外調到武漢
1948年4月,李宗仁在第一屆“國民大會”中,擊敗了蔣介石支持的競選對手孫科,當選了“行憲”的第一任副總統。這一來可惹禍了。
蔣介石統治中國20年來,集中黨政軍特之大成,從來是個人說了算,沒有人敢於公開反對他。像李宗仁這樣故違其意,無視他的領導權威,並且在抗衡中把他打敗了。蔣認為他的權威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孫科的失敗使他感到無限的屈辱。因為他一貫視為萬應靈丹的“銀彈”也不靈了。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於是一整套的報複 計劃就開始付於實施。
最明顯的報複計劃,第一樁是把白崇禧從國防部長的寶座上拉下來,派何應欽繼白為國防部長,而將白調為華中“剿總”總司令。蔣鑒於1927年8月上旬李、白在南方曾夥同何應欽迫他下野,時日雖已消逝,曆史可能重演。因此對李、白必須分而治之,不能令他們共事一處。抗戰後李、白各處一方,就是此種手法的體現。
白崇禧知道蔣的用心,也表示欣然遵命。但提出一係列的反建議,以此為他去就的先決條件。
未出先提條件“守江必守淮”
白崇禧曾於1947年11月10日受到蔣介石在黃埔路官邸的接見。蔣介石說:“劉伯承、鄧小平所率的中共中原大軍已經進入大別山區了,軍事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健生,你在抗戰時曾指揮過長江北岸軍事,現在請你在九江設立國防部長指揮所,指揮中原大軍,保衛南京這個政治中心。”這是國防部成立一年多來將第一次授他以指揮部隊的權力,這正是他一向夢寐以求其實現的願望。過了幾天,白崇禧的指揮所便在九江成立,以後又搬到了武漢。
白崇禧總結了這幾個月來的經驗教訓,認為“守江必守淮”,這是曆史上行之有效的作戰方計。為使這一方針易於貫徹,白崇禧提出了下列的建議:一、中原隻能設一戰區,以利於集中兵力,機動使用。二、華中“剿總”設在蚌埠,以利於緊靠南京,取得補給。三、采取攻勢防禦的作戰方針,使中原大軍運動於江淮河流山穀之間,完成守淮守江的任務。但蔣介石說:“徐州還須成立另一‘剿總’,由劉經扶(劉峙)負責。所以華中剿總隻能指揮長江上遊軍事,而總部應設在漢口。”
白以為中原軍如此分割使用,後來必肇嚴重後果。6月6日白崇禧在南京大悲巷雍園一號同李宗仁、程思遠吃了一頓午飯,便溜到上海去了。他方從何浩若那裏買了一幢位於虹口的敵偽產業,表示非等到蔣介石接納他的條件,他就決不會回到南京。
黃紹竑赴滬折服白崇禧
白崇禧避去上海後,蔣先派吳忠信作說客,去上海勸白就華中“剿總”職。白不答應,使吳忠信灰溜溜地回到南京。
過了幾天,黃紹竑忽然到上海,從他的霞飛路(今淮海中路)1105號公館打電話給白崇禧說:“健生,我來了,要同你談談。”
“你是那個人派來的嗎?那我們便沒有什麽好談了!”
“我當然是那個人派來的,但我所談的卻對你極為有利。”
“那麽,我立刻到你那裏來!”
不多一刻,白崇禧便坐在黃紹竑的客廳裏了。
“你究竟販賣些什麽貨色?”白崇禧迫不及待地問黃紹竑。
“我問你,你這兩年在南京的生活過得怎樣?”黃紹竑反問白崇禧道。
“有那個小鬼(意指陳誠)在旁邊搗鬼,我哪幹得出什麽名堂?”
“仗打得這個樣子,你還幻想為蔣家朝廷建功立業嗎?你這個‘小諸葛’實在太不亮了!”
白崇禧瞠目結舌,不知所對。
“你聽我說,”黃紹竑繼續說。“你兩年來在南京不過是一隻籠中鳥罷了。現在老蔣放你出去,不是有一個自由天地在等著你嗎?再說,現在德鄰是副總統,蔣一下台就是他的天下,你在外麵不是更有機會製造新的形勢嗎?!”
黃紹竑這一席話,把白崇禧說得心悅誠服,茅塞大開。後者把他左掌猛擦著自己的額頭,意味著要把黃紹竑的話加以消化,還要細加探討。
“你先回去報告老蔣,說我這兩天就要回來。”白崇禧提出最後的結論。
白崇禧在赴武漢前,還對蔣介石提出兩項建議。白說:“德公在南京做副總統,實際上無事可幹。我以為總裁可以派他辦兩件事:一是要他定期約見各方麵政界人士,聽取關於政治改革意見;一是要他到全國各地去視察,宣揚中央德意。”
蔣介石盡管說:“是的,是的。”但他正害怕李宗仁競選時提出那一套有關“民主改革”的怪論,哪裏會接納白崇禧的建議哩!
白崇禧要我去找何浩若做他的“剿總”秘書長,這表明他要積極爭取美國的援助。但何正擔任敵偽產業管理局長,這是一個“肥缺”,他那裏肯答應。他反勸我回去告訴白,最好帶一個黃埔學生去武漢,目的在使蔣放心。何浩若說:“如果健公亦以為然,最好是帶袁企止(即袁守謙)去。他自助程頌公競選被騙後,閉門謝客。他一定會答應的。”後來袁守謙果然跟白去武漢,但並沒有當上“剿總”秘書長,而是“剿總”政務委員會秘書長。袁在武漢不得意,不在話下。
白崇禧在武漢所指揮的部隊,有黃維兵團、宋希濂兵團、張軫兵團、張淦兵團。實際上隻有張淦兵團的第七軍、第四十六軍和第四十八軍才是他的基本力量,這個時候,國民黨除白崇禧這個集團外,還有東北衛立煌集團、平津傅作義集團、西北胡宗南集團、徐州杜聿明集團(原是劉峙)。但這些集團都是在解放大軍包圍中,前有強敵,後無退路,態勢孤立,補給困難,隻有白崇禧上有李宗仁在南京做副總統,下有兩廣做他的後方(廣東省主席是宋子文,白示意黃要做好宋子文的聯絡工作),馳騁自如,大有用武之地,非其他集團所能比擬。
指揮徐州軍事始允後拒
1948年9月,人民解放軍解放濟南。此一戰役證明,人民解放軍已有攻堅的能力,因而立即發動遼沈戰役,而以首先打下錦州封閉關內瓶口為作戰目標。錦州打下後,衛立煌集團就如甕中之鱉,等候收拾了。
國防部長何應欽一聽到錦州失陷,就認為如何策劃中原軍事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於是立即召集參謀總長顧祝同、次長劉斐、蕭毅肅,第二廳長郭汝瑰舉行會議,決定采取白崇禧前所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方針,並請白崇禧統一指揮華中和徐州兩個“剿總”所屬的中原大軍。據此建議,何應欽特派郭汝瑰廳長於10月23日飛往北平向蔣介石報告,行前顧祝同對郭說:“白健生統一指揮是暫時的,會戰結束後,華中、徐州兩個‘剿總’仍應分區負責。”可是蔣聽了郭汝瑰的匯報,卻指示說:“就叫他統一指揮下去好了。”郭返京後,何應欽即與白崇禧通長途電話,白一口應承,國防部當即以“酉敬陽揮”電下達此一作戰指示。這是10月24日的事。
10月30日,遼沈戰役以廖耀湘兵團全部覆滅而告終。蔣介石滿懷憂鬱地由北平飛返南京。同時白崇禧應召從漢口飛抵南京,參加是日下午5時何應欽在國防部召開的軍事會議。
會上,白崇禧還是答應統一指揮中原各軍。可是,到了次日上午10時舉行第二次會議時,白崇禧變卦了。他一口推翻以前所作的承諾,認為徐州“剿總”把兵力像 “一”字形地平擺在隴海線上,要想變更部署已經不可能了。白崇禧的轉變使蔣介石感到這可能是李宗仁在影響他,於是蔣把沈醉找來,布下一套暗殺李宗仁的計劃。
11月6日,解放軍發動淮海戰役。當黃百韜兵團於11月22日在徐州東麵全部被俘以後,蔣令白崇禧調黃維兵團的22萬人馬兼程馳援,目的在接徐州的杜聿明集團南歸。由此就可知道,杜聿明集團過於突出,後麵沒有作縱深配備,這是多麽錯誤的部署。白崇禧後來所以沒有答應指揮中原軍事,這是一個主要的關鍵因素。十分不幸,黃維兵團在東進途中被圍於雙堆集,杜聿明在突圍途中被圍於永城地區,蔣令這些軍隊“死守待援”。白崇禧認為這是錯誤的作戰指導,譏為“螳螂戰術”。因為螳螂一被螞蟻困住就寸步難移,那隻有等死而已。
拒絕調兵蔣白交惡
當黃維兵團在雙堆集被圍的時候,蔣召集宋希濂去南京,有所指示。宋返抵漢口去見白崇禧,說蔣也要他的部隊東調,馳援黃維。白借此機會,批評蔣的作戰指導方針。反對宋部調皖。白崇禧說,蔣作戰沒有集中優勢兵力,而是將兵力平均擺在點線上,兵力愈分則愈弱,戰線越拉就越長,坐使共軍有機可乘,攻其弱點。及部隊被圍,又令“死守待援”,這就使共軍易於集中兵力聚而殲之。這樣逐漸補加上去,對戰局毫無裨益,而自身反不免於被殲的命運。
白崇禧不特反對宋希濂離開華中,並且對宋施加影響,認為當前軍心渙散,士氣衰頹,我應爭取喘息時間,以資整頓訓練,徐圖補救。白希望黃埔學生應對蔣運用一切可能渠道,提出建議,主張恢複國共和談。宋把白這些意見轉告華中“剿總”政務委員會秘書長袁守謙,袁推想白用心叵測,囑宋盡快離開漢口。宋恐怕白派人跟蹤,取道長沙、常德回到鄂西防地。實際上白那時正試圖團結黃埔學生,不會采取任何不當手段。
後來蔣要把華中的第二十軍東調,白崇禧堅決拒絕。後經顧祝同出來轉彎,白始勉強答應。等到蔣再調用第二軍時,白崇禧就以辭職為要挾。到了這個時候,蔣白關係瀕於破裂邊緣了。
兩電主和迫蔣發表文告
正如司徒雷登所說,蔣介石在1948年下半年,親自導演了一係列的希臘式悲劇。
8月18日,蔣親在丁家橋中央黨部主持中央常會,通過《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次日(星期日)公布施行,以發行一種金元券來收兌全國金銀外幣。此一措施隨著軍事失利而慘遭失敗,它迫使行政院長翁文灝引咎辭職。
還有甚的是:蔣幹預美國內政,派陳立夫赴美,支持紐約州長杜威出來競選總統。他以為共和黨人入主白宮,將對蔣援助采取一種非常的辦法。結果11月大選揭曉,還是在職總統杜魯門當選,這使蔣處於絕境。
11月28日,蔣派宋美齡飛美,向馬歇爾、杜魯門提出一套包括派高級軍官來華指揮反共戰爭和年助10億美元的3年計劃。杜魯門政府在考慮後答複說:“現在局勢惡化的程度,除實際調用美國軍隊以外,任何大量的軍事援助,均於事無補。”至此蔣開始考慮下野。
12月5日,蔣召見吳忠信,說要他繼吳鼎昌當總統秘書長。吳謙辭。蔣於是說出原因,蔣以為當前內外交困,他要引退,李德鄰要出來當家,吳的任務是扶李上轎,等李嫁過門再定去留。吳把這消息告訴李宗仁,後者又轉告白崇禧。
12月17日,蔣正式派張群、張治中、吳忠信3人到傅厚崗副總統官邸訪問李宗仁,告以蔣有意下野,由李出來主持和談。我把這消息通過電話通知白崇禧,白高興得不得了。從此成日有幾次打長途電話給我,打聽有沒有進一步的信息。他打電話用代號,說是漢口王先生,又講著隻有我能夠聽懂的桂林式廣東話,意在提防竊聽。事實上我們的電話均在特務監視之中。
白崇禧在電話中建議:李宗仁上台應根據《憲法》第四十九條的上半段,即:總統因事辭職時,由副總統“繼任”,而不是用下半段的“代理”。白認為這是最重要的,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令不行,古往今來,無不如此。
12月24日,蔣正式發表吳忠信為總統府秘書長,但他對下野問題不作進一步的表示。白崇禧迫不及待,於是日發出了“亥敬電”,由張群、張治中轉給蔣介石,要求“乘京滬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對內對外和談部署,爭取時間”。
到12月30日,白又發出“亥全”電,重申前議,謂“時不我與,懇請趁早英斷”。
蔣介石以為白對他施加壓力,不能不對和談問題表態。12月31日晚,蔣召集李宗仁、五院院長和國民黨中常委40多人到黃埔路“便餐一敘”,筆者也應邀參加。吃飯時空氣非常沉悶。蔣在飯後說:最近外麵對和談提出了許多主張,我以為應對此有所表示。現有一篇文告,請嶽軍當眾宣讀,希望大家表示意見。席上穀正綱反對發表此一文告,認為不能以下野來求和,說到沉痛時竟號啕大哭,CC分子亦從而附和之。蔣介石不耐,摔了一隻茶杯憤然地說:“我所以願下野,不是因為共產黨,而是因為黨內的某一派係。”言外之意,是白崇禧迫他下野的。
1949年1月1日,蔣介石的元旦文告照原文發表了。蔣在文告中說:“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惟國人的公意是從。”
蔣派張群赴漢提出警告
在白崇禧兩電主和的時候,長沙綏靖主任程潛和河南省政府主席張軫也電蔣主和。河南、湖北兩省參議會也發出通電,予以響應。河南省議長劉積學在致蔣電中還有這樣的表示:“敬請即日引退,以謝國人,國事聽國人自決。”蔣接電勃然大怒,以為劉積學敢於如此囂張,完全是白崇禧在幕後策動,他不能默爾而息。
1月9日,蔣派張群飛漢晤白,白特通過筆者的聯係,邀黃紹竑搭8日夜車來京與張同機飛漢。張群到漢口對白崇禧轉達蔣介石的兩點意見:一、如果我引退,對於和平究竟有什麽把握?二、我如引退,必須由我主動,而不受任何方麵的壓力。
誠然,即使蔣介石下野,白能否與對方和談,也在不可知之數。白崇禧為了開創和談局麵,特以8萬港幣的代價從陳納德民航隊那裏包了一架專機送黃紹竑去廣州,即晚轉往香港找李濟深,意欲請李出來主持和局。
黃紹竑於1月13日到香港,黃琪翔告訴他,李任潮已應中共中央的邀請,於去年12月聖誕節前夕北上。黃紹竑撲了一個空,十分喪氣。後經黃琪翔的聯係,找到中共香港負責人潘漢年,告以白崇禧迫切求和之意,黃紹竑旋被告知:如白願和,希派劉仲容經京漢路到石家莊一談。
劉仲容是湖南人,在台兒莊大戰時受周恩來副主席的委派在五戰區李宗仁處工作。1939年起開始為白崇禧服務。1947年初,蔣曾對白崇禧說:你家裏的劉仲容,是一個共產黨,白說:我隻派他管家裏事,他絕不過問軍政事務。那時蔣白關係還好,以後蔣也不再說此事了。
白崇禧直到3月才派劉仲容北上。這是因為蔣介石下野後,白放棄局部和平的試探,而要由李宗仁出來推行全麵和平了。
蔣介石對黃紹竑香港之行極為重視。蔣經國曾在他的日記中寫道:黃紹竑由南京飛漢口,與白崇禧晤談後,即轉香港,與共黨代表洽商和談步驟,並提出兩項具體意見:一、蔣總統下野後,一致對蔣,以防其再起;二、共黨與李代總統進行全麵和平談判。
蔣介石下野白提組新閣
1月18日,李宗仁派筆者去漢口晤白崇禧,告以司徒雷登已把他的座機從上海調回南京,準備在必要時送李宗仁來漢口,到時李、白應在漢口有所策動,迫蔣下野。司徒雷登說,蔣介石的元旦文告,顯然已收回在兩周前決定下野的諾言;如蔣再不引退,隻能施之以壓力。
等到1月20日晚,白崇禧對筆者說,他不能再等了。因為張軫與劉伯承將軍有聯係,張今日來告,對方促從速行動。
他已擬一件電稿,正交李重毅先生在後麵整理文字。準備明日發表。今晚要找一些人來談談。8時後,李品仙、張任民、劉斐、韋永成、劉士毅、邱昌渭與筆者在白崇禧的私邸裏會齊,白又把張翼三與劉伯承將軍有所聯係的事再說一遍,並謂時不宜遲,明日吾人必須有行動表現,否則無以解除張翼三的精神包袱。
正討論間,南京忽來長途電話給白崇禧,那是張治中打來的。張告訴白:蔣介石決定明日下野,南京報紙已為此發出號外。過了一會兒,李宗仁也打長途電話來,報告同樣信息。至此,白崇禧舒了一口氣,好似得到精神大解放一樣,說:“現在好了,蔣介石明日下野,我們別再為明日行動的事操心了。但我們還要研究,看看德公上台應當有什麽作法。”
這一夜,白崇禧提出三條意見,要筆者和邱昌渭次日帶回南京交給李宗仁。這三條是:一、李宗仁必須是繼任而不是代理總統,否則無法掌握政府權力。二、行政院長孫科應準其辭職,另以張治中組閣。張與中共領導人有舊,隻有他可以推動和談。三、要邀請何應欽回南京來,授以指揮陸海空軍的權力。
白幻想1927年蔣下野後,李、白、何團結戰鬥取得龍潭戰役勝利的精神可能再現於今日。後來事實證明,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完全不切實際。
要求重播文告明確“引退”一詞
1月21日下午4時,筆者和邱昌渭從漢口飛抵南京光華門外大機場時,遇到李宗仁,他正來為蔣介石送行,但來遲了,不及與蔣話別。原來蔣的侍從人員故意說蔣在明故宮機場起飛,李也和其他黨政大員一樣,統統被騙了。
當筆者與李宗仁同車開抵傅厚崗公館,白崇禧長途電話來了,初與筆者講話,其後又與李宗仁講話。白說:蔣介石的下野文告,在廣播裏聽到了,通篇內容沒有提到他的下野。這樣是不行的,必須修改重發。白崇禧的意見,還沒有引起李宗仁的重視。其後司徒雷登的顧問傅涇波來訪李宗仁,提出了同樣的意見,這才使李宗仁焦急起來。
李宗仁邀張治中陪同吳忠信來晤。張治中說:這篇文告今早由吳禮老拿來給德公簽字,已經草成定稿:可是在今日下午2時舉行中常委茶會中,潘公展、田昆山要求修改,並且改得麵目全非,這是不對的。可否請禮老以秘書長的地位恢複文告的本來麵目,重新播發。吳忠信聽到這裏,就大發脾氣說:“文白,你開我的玩笑!總裁的文告已經播發,我再不能更動隻字,你這樣強人所難,我這秘書長幹不下去了!”說完他拿著帽子就走了。李宗仁、張治中不料吳禮卿有這一手,當下十分惶惑,不在話下。
當晚,孫科來傅厚崗向李宗仁辭行政院長職時,李宗仁因為曾經征求過張治中組閣,張表示不幹,故李對孫挽留。李對文告事對孫提起,孫科說:“何不把法學權威王亮疇(即王寵惠)先生請來談。”王寵惠對李宗仁說:“蔣先生此次下野當然作辭職論,但他未經國民大會批準,所以李先生隻能作代總統。”李偕王寵惠同去訪張群,請張用長途電話同當晚還在杭州筧橋逗留的蔣介石商量,蔣居然答應加入“決定身先引退”這一段原已有的文字。這樣,蔣的下野文告在1月21日晚9時重新播發。因白崇禧的一句話提到的糾葛於是得到解決了。
府院對立國民黨內部分裂
李宗仁當代總統後,於1月27日電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同意以毛主席1月14日所提“八項條件”為和談基礎。這有關原則決定,李事先未經提請國民黨中央常會討論,也未交號稱“責任內閣”的行政院長連署。這一來,孫科發火了,不同李宗仁商量悍然把行政院搬到廣州去。於是李宗仁在南京,蔣介石在溪口,孫科在廣州,各自為政。國民黨內出現了四分五裂的局麵。
白崇禧看到這樣一個局麵,一麵派劉仲容北上;一麵派劉斐於3月12日到南京向李宗仁建議,認為國民黨內分崩離析,不利於李宗仁的領導地位,主張李向溪口、廣州妥協,以謀內部團結一致,共赴艱巨。李納其議,派立法院長童冠賢、監察院長於右任去粵迎孫科內閣返京,孫不答應。3月20日李應李漢魂之請,自乘“中美”號專機飛廣州移樽就教,敦促孫科返京。李此舉得到廣東實力派張發奎、薛嶽、陳濟棠的支持,孫科就範了,答應帶行政院遷回南京。
到2月下旬,李宗仁由於得到上海工商界和知名人士的支持;何應欽、張治中應邀入京;“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自北平歸來,表示“和談前途困難尚多,而希望甚大”。顏惠慶、江庸、章士釗、邵力子4先生還在談話中指出:“對於便利南北人民之通航、通郵諸問題,均經於原則上商得同意。”如此,李宗仁在南京的領導地 位得到加強了。
3月7日孫科回到南京,適值立法院在南京複會。孫擅自離開南京的行動,不為立法院所諒解,準備向孫提出嚴厲“質詢”。孫看到前景不妙,於3月7日晚向李宗仁 提出辭職,繼任人選,由白崇禧提出由何應欽繼任。(此時白已由武漢來到南京長住)何應欽自2月中來到南京小住以後,又到杭州西湖去了。3月11日,白崇禧偕張治中、吳忠信飛杭,邀何應欽出山,後經商請溪口蔣介石的同意,何才勉強應命。
4月1日,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團從南京飛往北平,與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進行和談。4月5日,李濟深突派朱蘊山、李民欣帶來致李、白的親筆信,劉仲容偕來。因他們不肯與新聞記者見麵,被上海報紙指為“神秘客”。他們3人都住在大悲巷雍園1號白崇禧公館旁的簡易活動房屋內。李任潮在親筆函和由朱蘊山帶來的口信都如此表示:如果李宗仁願簽和平協議,將來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白崇禧在和談代表團北上時,曾商定一項“劃江分治”的腹案。這就是說,全國都將在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聯合政府領導之下,但人民解放軍不必渡過長江,在長江以南由國民黨軍駐防。白崇禧在接見劉仲容時,問中共領導人對人民解放軍渡江問題作出什麽決定?劉仲容說:周恩來副主席曾經指出:“政治要渡江,軍事也要渡江。”白崇禧斷然地說:“如果中共堅持渡江的話,那麽我們還有什麽好談呢?”因此李宗仁不簽和平協議,周不等到4月16日黃紹竑、屈武帶和平協定返京報告,早已有所決定了。
對待《國內和平協定》白黃分歧
4月16日黃紹竑、屈武帶八條二十四款的《國內和平協定》回到南京。白崇禧一看那個“前言”,就表示不能接受。
李宗仁為推卸不簽和平協議的責任,派飛機送《協定》到溪口交蔣介石過目。黃紹竑聞悉此事,很不高興,就搬到鼓樓醫院養病去了。
4月17日晚,李宗仁把廣西、安徽兩地的桂籍高級將領找來,聽取白崇禧與黃紹竑對和平協議的辯論。黃紹竑為爭勸自存之道,主張接受,而白崇禧則堅決反對。黃紹竑說:如德公簽署《國內和平協定》,第一、德公在將來將被任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二、健生的部隊暫時可駐在武漢,將來可開到兩廣去,兩廣在兩年內不推行土改。有這些優惠的條件,為什麽不簽呢?
白崇禧說:你們代表團北上時,並不是不知道我們的“腹案”,結果簽了這樣的條款,令人氣憤!所謂兩廣兩年內不土改,那正如我們吃雞一樣,首先食好吃部分,以後連雞頭雞腳也吃下去了。會未終席而白已先走,黃紹竑愕然。
18日晚在傅厚崗開會一次,也沒有什麽結果,李宗仁隻好將《協定》交給國民黨和談指導委員會去討論。20日李宗仁、何應欽根據和談指導委員會起草的電稿電張治中,要求展延簽字日期,以便就若幹問題再行討論。20日中午,黃紹竑在李宗仁私邸與張治中打了長途電話,獲悉人民解放軍將於當晚渡漢,黃知和局絕望,就乘搭吳鐵城的專機飛往廣州,從那裏轉去香港。黃紹竑從此與李、白分道揚鑣,各奔前途。
杭州會談主張與蔣“攤牌”
4月22日,蔣介石在杭州筧橋航校約李宗仁會晤,即後來所謂“杭州會談”。
白崇禧最初聽到張群帶來的口信,說蔣要舉行這次會談,他也在被邀之列。白以激憤的語氣對筆者說:“我是不會去的,主要是要與老蔣‘攤牌’。”
白崇禧所謂“攤牌”是指蔣在1月21日下野以後,仍在溪口指揮軍隊;下令運走上海所存金銀外匯;使李宗仁雖然擁有“代總統”的虛名,而無掌握南京政府的權力。白崇禧原計劃要京滬杭警備司令湯恩伯將長江下遊的中央部隊展延防區至湖口地區,以利於同他的華中部隊緊密銜接,湯不理踩,白就要何應欽將湯恩伯撤職, 而何畏蔣如虎,不敢照辦。
白崇禧認為,今日李宗仁居於無所作為的地位,實蔣介石在幕後操縱把持有以致之,今日和談已經破裂,所處情勢異常惡劣,蔣介石與李宗仁兩人隻能有一人當家作主。如果蔣不肯放手,李宗仁就讓他複職,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權責不分,蒙混過去了。
22日吃中飯以後,白崇禧對筆者說:我要趕回漢口,再晚天氣變壞就不能起飛了。你要提醒德公,一定要與老蔣“攤牌”,不可再錯過這個機會,否則後悔無及。
會談開始,蔣拿出一紙文告對李宗仁說:這是一張我們兩人的聯合宣言,你代表政府,我代表黨簽署,表示共同奮鬥,與共產黨戰鬥到底。
李宗仁說:3個月來的和談醞釀已成泡影,我對將來戰局毫無把握,惟有請總裁重來領導,勉維大局。白崇禧所謂的“攤牌”,李宗仁竟用這樣溫和的語氣說出來。蔣介石不等他說完,就插話說:“和平是你負責,戰爭也由你負責。”
蔣介石說:為加強今後黨政合作,我建議成立中央非常委員會,我當主席,你當副主席。今後中樞決定方針政策,先提交中央非常委員會審議,然後再交付政府實施。李宗仁意識到這是蔣強加給他的一付鎖鏈。但當時不便反對,留給以後再說。
這次會談唯一的結果是任何應欽以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顧祝同的參謀總長向何應欽負責。這是李宗仁提出來的,為的是針對蔣介石指揮軍事的一項抗議。
由漢返桂促李宗仁赴粵
李宗仁4月23日不去廣州而返桂林,主要仍想師孫中山先生當年在桂林組大元帥府故事,領導西南,促成和局。如能實現,當有重大政治意義。
4月28日下午,李宗仁派筆者乘李品仙從漢口乘回來軍機去漢口,接白崇禧返桂商上述重大問題。
29日,白崇禧偕筆者乘漢口第四路空軍司令羅機派出C47號機返桂林,一到衡陽就知道桂林下雨,能見度很低,我們的飛機在桂林上空盤旋了很久,不能降陸,飛去柳州,也是一樣。最後接納機師的建議,改飛廣州,及抵天河機場降落,已是萬家燈火時了。當晚白崇禧住在東山農林上路六橫路、他的內弟馬仲孚家裏,我則寄寓鄰居、前中國銀行桂林分行襄理丁世祺家。丁是抗戰時期我當廣西綏靖公署政治部主任時認識的。
白崇禧一到廣州,何應欽和CC派主戰分子穀正鼎、洪蘭友、賴璉等就把他包圍起來。何應欽說:“德公以代總統的地位,不依杭州會談協議前來廣州負責,卻跑回桂林家鄉去了,這算是什麽作法?”CC分子則以全力吹捧白崇禧,譽為中興國民黨的領袖人物,大有“我公不出,如蒼生何?”之感。
通過何應欽、白崇禧兩人的低斟密酌,國民黨中央常會作出決議,推居正、閻錫山、李文範3人去桂迎李宗仁來粵主持中樞政務。5月2日居、閻、李3人與白崇禧同機飛桂,經過一係列商談,結果寫了一份《李代總統同居正、閻錫山、李文範三委員談話記錄》。李宗仁在這文件中要求蔣介石將運去台灣的金銀外匯、武器彈藥通通交回廣州中央政府,並請蔣介石“出國考察,爭取外援”。5月3日居、閻、李等3人帶《談話記錄》回廣州,5月4日由何應欽備函派機送到上海交蔣介石。
蔣介石對李宗仁要求他出國,十分惱火,特在複何應欽的信中表示了下麵的態度:“若謂中正不複職即應出國,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中正許身革命40餘年,隻要中國尚有一片自由之領土,不信中正竟無立足之地。
在溪口時,曾對禮卿兄言:“前次他們要我下野,我自可下野,現在若複迫我出國亡命,我不能忍受此悲慘之境遇。今日所懷亦複如此。
且在過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礙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談失敗,又要我以牽製政府之罪,強我出國,並賦我以外交求援之責。如果將來外援不至,中正又將負妨礙外交、牽製政府之咎。國內既不許立足,國外亦無法容身,中正為一自由國民,不意國尚未亡,而置身無所,至於此極!”這封信最後說:“德鄰兄對中正隔膜至此,誠非始料之所及……故中正惟有遁世遠行,對於政治一切不複聞問。”
5月6日國民黨中常會議決,又推閻錫山、朱家驊、陳濟棠3人攜帶蔣的答複赴桂林,並迎李宗仁赴粵。實際上蔣對李宗仁提出的問題,都沒有作出具體答複,滿紙都是官樣文章,莫可究詰其實際。但白崇禧看後說:蔣雖然表示“遁世遠行”,但並非不想出山。白以為如李宗仁赴粵主持,則蔣勢難立即複職。結果李宗仁就在陳濟棠、白崇禧敦促之下,於5月8日從桂林飛粵。回顧李宗仁本來邀白崇禧返桂商量在桂林組府大計,而其結果反被白崇禧促到廣州負責。李一到廣州即被蔣玩弄於股掌之中,不能自拔,最後李不得不出走美國,而白則被蔣騙到台灣。此皆取決於當時瞬息一念之間,其後果固非白氏所能逆者見也。1965年7月李宗仁從海外回 祖國時,周總理對他說:“白頗自負,其實在政治上無遠見。”
(選自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6冊,第220-229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