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談前夕我接觸到的幾件事 / 宋希濂

和談前夕我接觸到的幾件事

宋希濂

一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２日，我和白崇禧同機由漢口飛到南京。大約是在２４日上午８時，參謀總長顧祝同約我到他的公館去，我剛跨進他的會客室，關麟征也跟著到來了。顧祝同對我們兩人說：“你們到溪口去見見總裁，我已打電話給空軍周總司令（周至柔），要他派飛機送你們去。”（究竟當時是蔣介石有電話給顧祝同叫我們去，還是顧祝同自己的意思要我們去見，我一直沒有弄明白。）我和關麟政於是日正午搭乘一架空軍運輸機到了杭州筧橋空軍軍官學校，這個學校這時已經大部分搬空了，滿地都是遺落的器材書報等。我們費了不少功夫才找到了學校的教育長胡偉克，這個一向性情活潑、談笑風生的空軍上校，這次見麵，一點興奮的情緒都沒有，他劈頭就說：“你們兩位老大哥今天到這裏來，既沒有東西給你們看，也沒有東西給你們吃，真是抱歉萬分！學校奉命遷移台灣，已經大部搬完了。我們在１９３７年秋天曾被迫由這裏轉移到西南去，當時人人雖懷著悲憤的心情離開，但都滿懷信心地認為一定會回來的。這一次搬家則完全不同了，大家充滿了悲觀失望的情緒，誰也不相信會有打回來的一天的。”他叫炊事兵弄了一些蛋炒飯給我們吃。約在下午３時，我們換乘一架小型運輸機，不到１小時，就飛抵奉化機場。俞濟時來迎接我們，同乘一輛小汽車行駛約半小時就到了溪口，把我們安頓在武嶺小學樓上的一間房子裏。５時許蔣經國來邀我們出去散步，我們沿著小溪緩步而行，談話很少。由於心情沉重，也無心觀賞風景。當晚在蔣經國家裏吃飯，拉拉雜雜地談了一些問題，多半是３年來失敗的原因，而對前途怎樣辦，得不出任何的結論。

第二天早晨７時，俞濟時來說蔣約我們上山去吃早點並談話。於是我們同乘一輛小汽車沿公路上駛約１公裏多後下來，在鬆林中循著一條小石板路走上山去，走了約１０００多步便到了蔣介石的住宅，這是修建在叢樹中的一棟小平屋。我們在會客室坐下不到５分鍾，蔣介石進來了，和我們點首寒暄後，便帶我們到屋後去走走。出門後不到２００步，便是蔣介石母親的墳墓，我和關麟征在墓前行了三鞠躬禮，蔣介石回禮並說“謝謝你們”。我們在後山一帶散步眺望了一番，隨即回來吃早飯。飯後，我們分別向蔣匯報了屬於自己工作範圍內及南京方麵的一些重要情況。關麟征並談到李宗仁征求他擔任參謀總長職務的問題，向蔣請示。隨後蔣介石向我們兩人講了一大段話，茲記述其要點如下：

（一）我們自黃埔建軍以來二十多年的過程中，遭受過許多的挫折，但從未失敗到像今天這樣的嚴重。抗戰勝利後，我們的軍事力量，較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強大得多，為什麽在短短３年的時間裏，會弄到今天這個地步呢？軍事上失敗的最主要原因，都是我們軍隊的戰鬥意誌太薄弱了！一個師甚至一個軍，一被共軍包圍，隻有幾個小時或頂多一天功夫，就被共軍完全消滅了。共軍行動飄忽，我軍常不容易找到它的主力和它進行決戰。一個部隊被圍，如果指揮官勇敢沉著，選擇要點，固守待援，本是我軍捕捉和殲滅共軍的最好時機。但每當增援部隊快要到達的時候，被圍部隊就已被共軍吃光了，結果總是撲了一個空，反而把其他的部隊也拖得筋疲力竭，給共軍以更多可乘之隙。就這樣，使得共產黨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壯大起來，而我們則日益削弱。抗戰期間，日軍一個小部隊，據守一個據點，我軍以數倍乃至十倍的兵力，圍攻多日不能克，就是因為日本軍隊有武士道的精神，他們的官兵視死如歸。我們過去統一兩廣和北伐時期，能以少擊眾，以一當十，是因官兵具有“不貪財”、“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戰期間，許多部隊大體尚能保持這種傳統的精神而英勇奮鬥。但抗戰勝利後，很多部隊完全喪失了這種精神，尤以許多中上級軍官利用抗戰勝利後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機會，大發橫財，做生意，買房產，貪女色，驕奢淫逸，腐敗墮落，弄得上下離心，軍無鬥誌。這是我們軍事上失敗的根本所在。你們現在帶學生（那時關麟征是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帶部下，首先最要緊的就是要恢複國民革命軍的傳統精神，才能擔負起救亡圖存的重大責任。

    （二）共產黨人和追隨他們的一些黨派及社會上的一些人士，對於我個人及國民政府，攻擊誣蔑，無所不用其極。他們說政府是如何地橫征暴斂，說我是如何的有錢，說老百姓對我是如何地痛恨等等，而我們黨內也竟然有些人隨聲附和。共產黨的目的就是要消滅本黨，本黨同誌不知一致團結起來對付它，反而這樣離心離德，實在令人痛心之至！你們是我的學生，也是和我共過多年患難的同誌，你們萬不可輕信旁人對我的誹謗誣蔑。不僅這樣，聽了這些話，就應該堅決地進行反駁。

    上述兩段話，是蔣介石這次和我們談話的主要內容。他以相當激動的態度和語調，反複地闡述這些意思，足足地講了半個鍾頭，我也記不得那許多了。

    蔣介石接著談到外交問題，埋怨美國給他的援助還不夠，政策搖擺不定，以致無論軍事、政治、經濟都大受影響。

    最後，蔣介石說：“去年（１９４８年）我在黨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提出不擔任總統的職務，我是考慮到這樣做有很大的伸縮性，我可以以黨的總裁的地位 來擔負領導的責任，而可避開正麵負責的地位，對黨國來說，對個人來說，都有好處。可以說，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但黨內同誌尤以一些老同誌堅持反對，一定要我擔任總統，結果因副總統的競選問題，弄得黨內意見分歧，離心離德，對外對內，都受到很大影響。現在我擺脫了國家行政元首的地位，今後可以總裁身份就重大政策問題表達意見，反而要好得多。”

    蔣介石講完他原來準備要對我們說的一大篇話以後，稍為停息了一下，喝了幾口白開水，接著對關麟征說：“我離南京前，曾和敬之（何應欽）、墨三（顧 祝同）談過，叫你擔任陸軍總司令，何以尚未發表？李宗仁要你當參謀總長，這是他們企圖分化我們的一種陰謀，你不宜擔任。你以任陸軍總司令為適宜。”蔣介石隨即對我說：“如果和談不成，共軍必然渡江，今後西南地區極關重要。現在湖南境內的幾個軍，於必要時，應叫他們退到湘西去。如共軍向宜昌、沙市進攻，你所指揮的部隊，可轉移到鄂西一帶山地，你的司令部以設在恩施為宜，因為那裏有飛機場，陳明仁兵團將來可退到芷江、沅陵一帶。這些部隊，應歸你統一指揮，以鞏固川東門戶。此事你回到南京，可和顧總長、林次長研究一下，並把我的意思告訴陳明仁和在湖南的幾位軍長。”

    蔣介石說完後站起來打開會客室的門，叫站在門口的一個警衛去找俞濟時來。沒有幾分鍾俞濟時就進來了，蔣介石囑咐他編幾本專用密碼本交我帶去給在湖南的幾位軍長。我和關麟征隨即向蔣告辭，偕俞濟時一道下山，約等了半個鍾頭，俞濟時把三本密碼本交我帶給第十四軍軍長張際鵬、第七十一軍軍長熊新民、第一○○軍軍長蔣當翊，並要我對他們說今後可常和總裁直接聯係。

    我們乘一架專機於正午在奉化機場起飛，下午１點多鍾到了上海。商得飛行員的同意，決定在上海停留一夜，住在金門酒店。晚間上海市政府秘書長陳良來看我們。他原在軍政部任軍需署署長，和我們是多年的好朋友。他善飲酒，會講笑話，任何一次聚會，有他在場，是不會寂寞的。但這次一見麵就唉聲歎氣地說：“完了完了，我們已被共產黨打垮，人心已經完全喪失，國民黨的氣數快要告終了！”

    ２６日上午１１時我們回到了南京，一同去見顧祝同，向他匯報到溪口見蔣經過。談到關於關麟征任陸軍總司令問題時，顧祝同說：“這件事，因行政院於２月初即遷往廣州，還沒有來得及提請通過。不料行政院搬到廣州後，孫院長未和國防部商量，就由行政院通過決議，發表了張發奎任陸軍總司令，既已造成了這個局麵，目前不便馬上變更，隻有暫緩一個時候再說。”因此，關麟征之任陸軍總司令，延到１９４９年８月才實現。在當時，陸軍總司令一職，並無實權，尚且如此勾心鬥角，可見國民黨內部的複雜和矛盾重重了。 

二

    １９４９年３月３１日晚７時，李宗仁在總統府設宴歡送以張治中為首的和談代表團，我也被邀參加了。宴會後，李宗仁在辦公室召開了一個為時僅兩小時的重要軍事會議。參加者有何應欽、白崇禧、顧祝同、張治中、林蔚、蕭毅肅（林、蕭兩人當時都是國防部參謀次長）、湯恩伯（當時是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王叔銘 （空軍副總司令）、劉士毅（總統府軍務局長）、關麟征、宋希濂等共１２人。會議討論了下列３個重要問題：第一，加強長江防務部署。由蕭毅肅報告長江沿岸兵 力部署概況後，會議責成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及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命令各部隊嚴密防範共軍南渡，並就海軍沿江巡邏、空軍分區偵察以及交通補給等問題，作了必要的決定。第二，將駐新疆部隊東調。國防部提出，認為戰線過長，兵力不敷分配，新疆駐兵將近１０萬，在目前情勢下，似無必要，建議將駐新部隊的大部分東調。李宗仁、何應欽都表示回意，詢張治中意見（張那時是西北軍政長官）。張巧妙地答複說：“將駐新部隊東調，我不反對，但路程遙遠，無論步行或車運，均不簡單。 最好由國防部電召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嶽來京研商後，再作決定。”李宗仁接受張的意見，囑國防部照辦。（其後陶峙嶽依據張治中的意旨，一再拒到京、穗開會，形式上接受國防部要駐新部隊東調的命令，以要求大量開拔費為借口而拖延時間。隨著形勢的變化，甘肅全省解放，新疆部隊遂於９月間起義投向人民。）第三，１０個美械師的分配。１９４３年蔣介石計劃在長江以南地區重新編組１５０萬至２００萬軍隊，在各地設立了許多新兵編練司令部。當三大戰役的序幕剛揭開時，蔣介石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多方麵拚命作垂死的掙紮。他於是年１０月密派鄭介民（國防部次長兼保密局局長）赴華盛頓接洽美援。鄭介民在美活動了一個多月，得到魏德邁等人的幫助，獲得了１０個師的美械裝備（這是鄭介民於１２月從美國回來後當麵告訴我的）。這些裝備，於２、３月間陸續運到了上海及台灣等地。這次會議上，白崇禧提出要求分配給他４個師的裝備，說他在廣西有幾個新兵訓練處，在武漢有兩個新兵訓練處，兵員已大部征足，急待配備武器，進行訓練。顧祝同則謂現時全國設立的新兵訓練處甚多，人家都要求領發武器，此事必須由國防部按照實際情況，統籌配發。白崇禧借此大發牢騷，說：“過去許多好武器，能打仗的部隊不發，不能打仗的部隊倒發了，結果都送給了共產黨。現在局麵弄到這個地步，你還想操縱把持嗎？”（白這番話是對顧祝同說的，實際是指蔣介石、何應欽等。）顧祝同也不甘示弱，立刻進行反駁。一個堅持要４個師的裝備，一個堅持不肯，相互間頂起嘴來，聲音越說越大，意氣愈來愈盛，弄得臉紅脖子粗，大有互相辱罵甚至動武之勢。何應欽看見情形不對，連忙勸他們兩人不要爭吵，說此事待他仔細研究一下，再請示李代總統決定。一場激烈的爭吵，算是平息了。以後聽說分給了桂係兩個師的美械裝備。最後，李宗仁說了幾句勉勵的話，就散會了。

三

    我於和談代表團飛北平後的第二天離開南京。這次在南京共住了１１天，也是呆在都城的最後一次。在這１１天中，凡所接觸過的人，除張治中對和談還抱有幾分希望和信心之外，其餘都是一片悲慘的絕望哀鳴。例如２０年來為蔣介石所最親信的參謀次長林蔚，向來是一個說話十分慎重的人，有一天我在他的辦公室和他談到前途的展望時，他搖頭歎息地說：“國民黨幾百萬軍隊，都是二十多年積蓄起來的精華，現在幾乎被共產黨完全殲滅了，局勢敗壞到這個地步，還有什麽辦法可以挽救？共產黨提出的和談條件，實際上就是叫我們投降，有什麽和談可言？我自當幕僚以來，很少攜帶手槍，現在我把手槍隨時佩帶在身，準備萬一被共軍抓住，我就自己了結自己。”又如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大革命北伐時期，我就和他在一個團共事，又是常在一起下棋的棋友，這次一見麵就說：“老弟，抗日戰爭勝利後我們那樣好的一個局麵，想不到隻有三年功夫，就會失敗到這個地步，真是像做夢一樣。”

    他站在空軍總部的台階上指著小營附近的一片新房子說：“這些都是空軍幾年來修蓋起來的，有的尚未完工，現在得讓共產黨來住了！”言下不勝唏噓感慨。
 

（選自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6冊，第216-219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