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改造前後(2) / 周宏濤

國民黨改造前後

周宏濤口述

黨中央 

    國民黨改造醞釀期間，有天我隨蔣公同車返回草山，途中蔣公指示，也要我參與黨改造，主要任務則在於黨政聯係方麵。這是自重慶追隨蔣公以來，蔣公首次跟我談我個人出處問題。我感到振奮，但這麽一來就要離開蔣公，也有些不捨，我說：「這裏的工作很繁重，恐怕很難離開。」 

    蔣公肅然指示：「黨改造工作更重要！」他囑咐我物色新的侍從秘書人選。這是蔣公提攜之意，進入黨中央，也意謂我的公職生涯開始走向決策核心，那時我才三十四歲。 

出任國民黨副秘書長 

    那天下午，我找經國先生商量。他告訴我，蔣公打算要我擔任改造委員會第五組組長。這個組的主要業務在於管理民意機關與政府黨員的組織與政治活動，我知道這是蔣公對我的器重，非常感激：但覺得這個職務實在過於艱難，因為我以前一直從事的是文書工作，雖然屢向蔣公提出各種建言都得到他的肯定，對於這個要與各方好漢周旋的工作，以我率直拘謹個性，要來周旋在年長的民意代表及黨政高層之間，自覺有所不宜。 

    第二天，我找了機會向蔣公多方剖析，試著請他收回成命，但蔣公沒有被我說動。晚上，蔣公再約集改造委員會商，終於確定為國民黨中央黨部為幕僚長製，以張其昀為秘書長。 

    次日，蔣公再約張其昀、陶希聖及黃少穀到官邸談黨內人事，在談第五組組長人選時，由於我的意願不高，起初一度改列崔書琴，但又因外界對崔書琴的學養作風頗有疑慮，所以又討論由我出掌的可行性，後來張其昀認為蔣公還是要我兼做總統府機要工作，現階段尚不可更動。蔣公於是決定由我出任副秘書長來協助張其昀，他在談第五組人選時，多次讚揚我的為人及能力，使得我愈覺慚愧。 

    蔣公要我參加改造委員會，有他的考慮。一方麵，我可以把他的意誌傳達給改造委員會；另方麵，我也可以把改造委員會的整個情況，直接反映給他。但真正說來，這是張其昀向蔣公提議的，張其昀的理由是，我最清楚蔣公的思想及作法，調到黨部任職，可以活絡上下溝通管道。蔣公同意他的看法。 

    第五組最後決定交給袁守謙，但蔣公也說，以後仍可能由我來擔任。果然，兩年後這項工作又提起來了。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我自張其昀那裏得知，蔣公又有命我掌管黨政關係之意，我還是感到為難，深覺自己的個性不適宜做這樣的工作。經國先生恰好來談，我告訴他，我因工作關係實在很難做好這樣的任務，但我願同意盡力從旁協助張其昀。 

    十一月五日，蔣公邀張其昀和我共進晚餐，蔣公懇切指示我全力參與黨務組訓工作，至於侍從秘書工作可另物色人選。蔣公的心意令我十分感動，決心不再推辭。次日我和俞濟時商量機要室及侍從秘書繼任人選，初步擬提孫義宣及沈錡兩人為秘書，陳宗熙為機要室主任。後來，侍從秘書職務交給沈錡。 

    在定案之前，有個插曲。俞濟時認為，我此次外調，如不兼總統府的職務，離開蔣公身邊後，對政治情況就難以真正了解，恐怕難達成蔣公的期望與使命，所以他建議機要室主任為實職可以不兼；但如果有個總統府副秘書長之職，則是個閑差即可以兼下。 

    我覺得俞濟時的考量有其道理，於是向蔣公麵陳俞濟時的建議。蔣公考慮後，同意陳宗熙、孫義宣人事案，但不同意我以兼職方式繼續保有總統府職務。 

    我回到宿舍再仔細考慮，覺得黨與政必須聯係，俞濟時所提的辦法在當前是有必要的，但向蔣公要求總統府副秘書長一事，卻有獵官之嫌。未來職務如何都不重要，我擔心蔣公為此懷疑我的動機，那就非始料所及了。我連夜寫了簽呈： 

    職此次奉 命前往黨部工作，蒙 鈞座提攜獎掖之厚意，銘感五中，惟有加倍努力以圖報效於萬一。職自思才器平庸、學植淺薄，全賴平日隨侍 左右，於直接間接之間明悉 鈞意乃能了解全局，複本此進而研究問題。倘 鈞座有時認為職尚偶有所見，此實非職所敢自居。 

    揆諸當前時局演進之速、變化之多，固應得失之間出入至大，以 鈞座高瞻遠矚、睿智敏斷，如職不能兼機要室原職亦不兼府中其他職務，不能獲悉 鈞座對軍政大計之處理方鍼及對黨政之各種指示，則頑劣如職者，必一如他人未及一年半載其了解即未必真切，而再不堪供 鈞座之驅策矣。 

    昨日所陳者為此其目的實為對事。退而後思，似有戀棧獵官之嫌，夜來為此慚汗不眠，敬祈 鈞座諒其忠忱恕其率直，乃所企禱。一切仍當遵照 鈞座目前所示辦理，並乞 鈞察 謹呈 

總統 

職 周宏濤 十一月七日 

把簽呈呈給蔣公後，心裏稍安，我知道蔣公會理解的。 

    由於奉調中央黨部專任副秘書長，我兩度與經國先生交換意見。十一日，經國先生晚上北返時告訴我，他和蔣公晚餐時獲知蔣公此次派我到中央黨部主管綜核組織部分工作的意旨極為堅定，並且命他向張其昀秘書長說明，希望今後中央秘書處真正成為中央黨部的重心。這使我愈感責任之沈重。 

    事實上，我在蔣公身邊工作，就等於在黨內工作。而我的工作除了軍事及經濟之外，對於其他各部門幾乎都有所接觸，以後依然如此。 

整理大溪檔案 

    我到台灣之後，馬上接下一個特殊任務，就是呂菩一整理大溪檔案。 

    一九四八年冬天政府戡亂失利，蔣公於次年下野後，隨即指示將與他私人有關的檔案隨中央銀行的資財同艦運到台灣，檔案運抵台灣，原先暫存高雄，隨即轉至大溪頭寮賓館，並成立大溪檔案室存藏。蔣公很有曆史觀念，對於史料的保存一向重視，我很清楚，所以一向慎重其事。 

    大溪檔案整理得差不多之後，一九五四年四月間我向蔣公報告，擬將民國十五年至二十六年的大溪文件攝影底片，交俞國華帶到美國放在保險庫裏，以防萬一，蔣公同意了。所以在大溪檔案尚是絕對機密時，已有一份完整的內容存在美國，直到台灣局勢安定後，才由俞國華運回。 

    在黨中央，各級選舉的運作也十分重要。韓戰發生那年，台灣即將舉行遷台後首次地方選舉，九月十二日我隨蔣公返回官邸途中，建議蔣公到全省各地巡視，以號召人民支持政府。蔣公覺得這個構想很好，馬上首肯。 

    在選舉期間，有個報告指出，省民政廳長楊肇嘉在台中、台南抨擊政府貪汙無能，並稱之為「豬」。蔣公聽了很憤怒，因為目前正值選舉之時，而且又是國際局勢動盪之秋，楊肇嘉居然從此來挑撥地方與中央的感情，於是指示我轉飭吳國楨徹查。我以電話聯係吳國楨，把整個情況告訴他。不過在吳國楨的維護下，楊肇嘉沒事，依然續任廳長，直到吳國楨離開省政府。 

穩定民心的政策 

    如何化解來台大陸人士與台籍士紳之間的隔閡，蔣公早已注意到。他在中央黨部召開黨務工作檢討會時指示，各地方黨部在組織訓練時，應協調大陸來台同誌與台灣同誌之間加強感情上的聯係，並應由「內地同誌」作表率；蔣公也鼓勵本省同誌入黨，為黨工作。基於同樣的考慮，改造委員會把台灣省執行委員會改組為台灣省改造委員會，由倪文亞擔任主任委員，十一位委員中，有七位是本省藉，謝東閩、李友邦、林挺生等都在列。 

    對於地方自治，蔣公先於行政院長陳誠及省主席吳國楨，很早就有這方麵的考慮，他於十月下旬指示黨部，地方選舉在即，應盡速做好人選的規畫。地方自治開始實施後，台籍人士不斷地以地方觀念來訴諸選民，以示對外省人的區隔。此刻，我可以感受得到「二二八」陰影的存在。 

    許多重要的施政，都是透過黨務係統過濾後，但蔣公報告再決定的。如一九五二年六月，我向蔣公轉述台大訓導長傅啟學的報告說，一般學生反對中學畢業生未受軍訓就出國之舉，蔣公立即指示，應取消中學生留學。從此之後，學生必須在服完兵役之後，才能出國。 

    又如教會學校的設置，也在黨內先行討論。一九五二年，美國紐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UBCCC）準備在台設置大學。七月十日在中央黨部召開中常會時，教育部長程天放為此向蔣公請示，陳雪屏委員主張不同意設置，理由是當前台灣高中以上學生升學問題並不嚴重，今年高中畢業生有五千九百人，而現有大學及專科名額為二千二百人、軍校為一千九百六十人，相距不遠。陳雪屏、穀正綱及羅家倫都認為，當前教會傳教方式與國家形勢頗難配合，所以不讚成設置教會大學。不過，沈昌煥、張其昀都主張準予有條件設立，著眼點在於顯示政府對於宗教的自由及教育的開放。 

    蔣公聽完委員的意見之後指出，目前國家形勢非常艱危，不能不仰仗外力，如果不準教會設置大學，則在國際上將予人以口實，應準予依大學法辦理。蔣公裁示之後，東海大學於次年美國副總統尼克森訪華時，在台中大度山破土興建。 

    耕者有其田條例，也是蔣公穩定台灣民心的重要施政，同樣是先在黨內討論，整個細節由黨中央確定後，再交由行政及立法部門通過施行。如立法院方麵曾對名稱問題有過異議，於審查會時改為「扶植自耕農條例」；在黨內交換意見時，行政院秘書長黃少穀代陳誠轉達希望能夠恢複原來的名稱以利號召，張其昀認為蔣公雖然沒有明確指示，但也有這種意見，囑我設法連絡立法院方麵的黨籍立委設法推動。經立法院黨團大會決議請蔣公決定，蔣公指示應維持原來的名稱。立法院隨即通過條例，並正式開始實施。 

蔣公公開答覆言論自由問題 

    黨中央的宣傳工作是很重要的，當時許多政府的立場都是透過《中央日報》的社論發表，主要執筆者是陶希聖。另方麵，在胡適的倡導下，台灣出現了民主自由的籲求，但是那時台灣依然處於內憂外患，中共的滲透積極，一些言論就令蔣公擔心有重蹈大陸覆轍、影響內部團結之虞，而這些文章大多刊載在《自由中國》及《自由人》。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我接到總統府秘書長張群的電話說，蔣公指示，黨中央對《自由人》的補助應立即停止，因為該刊物惡意批評政府，不值得補助。下午，斬上任的黨秘書長張厲生也接到同樣的電話，準備禁止《自由人》在台發行。但我建議，禁止在台發行應該作為視這份刊物態度有無轉變的第二步驟。 

    《目由人》遭蔣公下令製裁，是因為其社長兼總編輯成舍我，也具有立法委員身分，在三月初的立法院會以「人權保障與言論自由」為題，向行政院長俞鴻鈞提出質詢，抨擊國大代表龔德柏及立法委員馬乘風「失蹤案」，以及新辦報紙雜誌何以不許登記等。 

蔣公後來在四月六日的總統府國父紀念月會中，針對成舍我的言論公開做了答覆。他闡述當前出入境管製的考慮是為鞏固反共抗俄基地的安全，「我們可以平心靜想，幾年以來，台灣假定沒有管製出入境的辦法，奸匪出入自由，潛伏滲透，任所欲為，試問今日的台灣，將成為何種景象？」 

    報紙雜誌限製問題，蔣公說，台灣雖在戰時，而報紙雜誌所發表的文字，並不需事走經過審查，「無論對於政府有何意見、有何批評，甚至攻擊，均可連篇累犢，皇皇刊載，難道這還不夠作為言論自由的真憑實據嗎？是不是要可以對反共抗俄之國策，做相反之主張，對奸匪謬論做有利之宣傳，才算是言論自由呢。」 

    至於立法委員馬乘風及國大代表龔德柏「下落不明」，蔣公也解釋，馬乘風是因包庇匪諜趙守誌入境，並介紹工作為之掩護，而且在大陸時，馬乘風曾赴蕪湖，煽惑當地駐軍劉汝明率部投匪不成，曾經首都衛戌總部緝捕有案②；而龔德柏則是一九四九年來台後，又赴香港與叛逆程潛勾結，九月再度來台就到處對軍民做反動宣傳，「尤其在陸軍大學演講，公開毀謗政府，並指對日抗戰，是我政府首先發動，是最高當局為顧全個人名利所決定，並指責政府未提前與議和為失策，尤其認為剿匪是政府犯了重大錯誤，其他各種謬論，不僅動搖人心，而且為共匪張目，如任其流播，實足顛覆政府，動搖國本！」 襲當時是被交付感化處分，沒多久就獲釋了。 

    這事以後，《自由人》的台北發起人一度打算停刊，但因香港方麵的發起人不同意，又繼續營運了四年。 

蔣公用人哲學 

    我擔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深深感覺和過去在總統府服務有很大的不同。機要室主任是對內的，不大需要與外界接觸；而出任副秘書長職以負責黨政關係，則必須經常與政界連絡。我與各方接觸多了，應付的事務也繁雜起來。 

    我正式出任黨職後，蔣公經常親自對我做了指導。如有次中常會時，我對一個議題發言，結束後蔣公召見，當麵告訴我：「你年紀輕，做事應特別慎重！」我謹記在心。 

    我接任黨職，主要在於黨政之間的聯係，我的聯係工作對象被稱為「新中央」係，立法委員成員以武誓澎為首，另外有潘衍興、黃強、王大任及段焯等委員，好支持蔣公的施政構想。由於我們聯係得相當好，在黨內曾受到C C係抨擊。有次黨團會議，立法委員穀正鼎就公開指責我在立法院搞小組織，但是蔣公馬上回應支持我，他說：「你們不肯聽黨組織的人，都在搞小組織了，那他身為管組織的幹部，能不搞組織嗎？」當時，我正在巴黎，視察國民黨法國總支部的工作。 

    中央對立、監兩院及國民大會的黨紀要求是嚴格的，所發展出來的黨政關係也很受蔣公肯定。蔣公後來對於一些重要的人事安排，總會問我外間的看法，而我回應的建議，蔣公往往采行。不過，講起來我很守分，甚少發言。 

    我和一般幹部較為不同的是，麵對蔣公，我不是唯唯諾諾之輩，往往直言無隱，使蔣公能夠聽到真實的意見，而他也相信我遇事能客觀處理。 

    其實，蔣公用人哲學就是用人唯才，各種職務總要找到適當人才發揮所長，遷台之後他因為這樣的用人原則，也就更能掌控全局。 

王世傑免職案 

    曾任外交部長等多項要職的王世傑一直深受蔣公倚重，來台之後更是如此。然而，他處理中航飛機案的措施失當，因而在一九五四年被免職。這件事，蔣公也指示由我來查明處理。 

    民運航空隊是陳納德經營，在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之際，政府為了避免國營的中國航空公司七十二架飛機落入中共之手，於是把飛機飛到香港啟德機場暫放，以後又為避免英國把飛機交給中共，而以象徵性的代價售予陳納德臨時組成的民航空運隊CATI。由於英國政府仍然不讓CATI取得飛機，隻好提起訴訟，並繳了保證金達一百多萬美元。後來官司贏了，保證金卻已被CATI暗中提出花用掉了，飛機也無法取回。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蔣公與王世傑談到這件案子時，質問王世傑處理不當。蔣公提到CATI的法律顧問端木愷，王世傑情緒激動地聲辯，他和瑞木哪有什麽關係。蔣公氣憤之下，決定以「矇混舞弊」為由把王世傑免職。 

    我那時才到中央黨部上班幾個月。王世傑免職之後，先是由副秘書長許靜芝代理。十一月十九日，蔣公在士林官邸召見我，他首先詢問外界對王免職事的反應，然後指示我回總統府處理這件案子，並協助許靜芝以及一般的重要文案。 

    一九五四年一月底，陳誠、王寵惠、張群、吳忠信、謝冠生、許靜芝、張其昀討論王案，由我記錄。會中首先研究王世傑的處分問題，腥絲悸橇膠絞錄?螅?既銜???χ謎?罰?跏瀾艽?碭冒甘比酚小覆壔臁骨槭攏??翹拔邸Ｍ醭杌萑銜?庵暗男姓?Ψ忠丫?愎唬?蠹乙捕莢蕹傘Ｖ劣詼四鋸??罄幢恢醒氳巢靠??臣??/span> 

    王世傑的免職，原和吳國楨赴美沒有任何關係。王世傑出事後，蔣公曾指示蔣夫人去函邀吳國楨回國，以接任總統府秘書長，但為他婉拒。到了年底，卻有一家香港媒體繪聲繪影地宣稱來自總統府的消息說，王世傑之所以被免職，一方麵由於民航空運隊之故，另方麵則是因為他簽字給吳國楨巨額外匯，讓吳在美國過著奢華的生活。如此的不實報導，又成為吳國楨攻擊政府的導火線。 

注釋 

①周氏錄於民國四十一年日記。 

②馬氏於一九五七年被依叛亂罪判處無期定刑，於蔣中正總統連任時獲得特赦出獄。 

③龔德柏獲釋後，於一九五七年遞補為湖南省瀘溪縣國民大會代表，一九八○年逝於台北內湖家中，享年九十歲。（《聯合報》一九八○年六月十六日三版報導） 

（未完待續）

摘自：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3年9月30日第一版

網上見【析世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