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1929年討桂戰爭中的軍事謀略(2) /曾業英

 

蔣介石1929年討桂戰爭中的軍事謀略

曾業英

二、周密準備：武漢之戰的勝利

   蔣介石雖一度希望和平解決“湘變”，但絲毫沒有放鬆戰爭準備，因其一貫的策略就是“口頭固可主緩和，而準備應當積極”【33】。作為一個職業軍人，他甚至更希望或者說更習慣於戰爭解決問題。

    2月26日，“湘變”發生不過六天，蔣就以長江上遊形勢嚴重，密令所部第一集團軍第一師師長劉峙(駐徐州)、第二師師長顧祝同(駐蚌埠)、第四師師長繆培南(駐山東袞州)、第八師代理師長朱紹良(駐廬州)、第九師師長蔣鼎文(駐新蒲)、第十師師長方鼎英(駐南京)、第十一師師長曹萬順(駐蕪湖)、第十三師師長夏鬥寅(駐江蘇泰州)，準於3月3日前完成出師準備。【34】次日，又親電朱紹良，命其注意探訪開封政治分會所轄“魯(山東)省府行動”，出師所需挑夫“應在江西派人預招，不可在魯招夫，免泄秘密”。【35】蔣介石的秘密備戰活動就此拉開序幕。

    3月2日，蔣確定討桂軍由他親自任總司令，由何應欽任總參謀長，第一軍軍長為劉峙，轄第一、二、九十三師；第二軍軍長兼第八師師長為朱紹良，轄第八、十三師及獨立第一旅；前敵總指揮兼第三軍軍長為朱培德，轄第四、七、十一、十二、十八各師；總部直轄騎兵第二師；總預備隊為第六、十、四十八師及炮兵團。次日，電令各師向皖鄂、贛鄂邊境開拔。南京市公安局也自是日起開始為出征部隊征夫。15日，蔣介石為表示嚴守編遣會議決議，通電撤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及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但暗中又指示朱培德“趕速秘密成立”“總指揮部”，並嚴令“勿必通電，以照縮編會議決議案，各總司令、指揮及其集團軍名稱須於本日取消也”。【36】

   為取得民眾的同情和支持，蔣介石自始就嚴禁出征各部隊拉夫擾民、詐欺錢財，更不許其假借罪名，濫殺無辜。3月6日，他電飭各師團長：“各部隊拉夫並嚴禁之，否則，即應由各師長完全負責。近聞杭州、揚州竟有拉夫事實，以敗壞本軍名譽，殊出意外。此次各部出發應如在粵出發時以不拉夫、不住民房為革命軍之標識，萬勿自墜名譽，失卻國民同情也。”【37】3月10日，他了解到方鼎英、曹萬順等師確有不守軍紀現象，除再次予以製止外，還提出了由南京市政府統一解決各部所需挑夫問題。他電飭進至安慶的方鼎英等人：

第十師此次出發，在揚州、鎮江皆沿途拉夫，人民怨聲載道，並有拉夫而詐欺錢財者，如此軍隊，何以革命，何以保民，望徹底查明其拉夫隊號及其官長姓名詳報為要。刻令南京市政府代撥輸送夫三百名，望派員來領可也。【38】

對進至九江的曹萬順師，蔣要求：

聞貴師此次出發，在蕪湖拉夫甚凶，魚日(6日)旦在碼頭船上等處，不問男女，一律拉牽，並有搜索包裹者。如此情形，何以革命保民，望即嚴查詳複魚日出發拉夫之隊號官長姓名呈報。現令南京市政府撥挑夫五百名，希即派員來領。招募新兵已派員專辦，不日當有明令。李默庵勒借大通款項，有否?查明速複。【39】

對民間助逆嫌疑者的處置，蔣介石也堅持要有事實，不能捕風捉影，魯莽行事。3月22日，劉峙電告總司令部，鄂東人民自衛團有助逆嫌疑，擬予以繳械以免顧慮。他複電指示：如確有助逆行動者即予照辦，否則慎重，以免引起人民重大反感，失卻人心。【40】這些事實說明：蔣介石對良好軍紀在爭取人心，奪取戰爭勝利方麵的意義與作用，的確是十分清楚和重視的。

   與此同時，蔣介石又特地成立了一個鮮為人知的“革命軍人同誌會”，作為他的軍事情報機構。這是一個“極端秘密”的聽命於蔣介石的特殊組織，其任務主要是做“偵探、間諜”，蔣在成立大會上對其作過如下親筆“訓示”：

本會為政治革命之集團，故會員人人應學革命之方法與政治之手段，其最要之工作為偵探與間諜，故人人應有此學術與訓練，否則不能任革命團體之工作，故此次大會應研究組織與訓練此偵探、間諜之技能，並使會員人人有擔任此職務之工作。而在各軍事、政治與黨務機關尤為重要，無論在任何地方，均應有此組織，則本會組織方能健全與發展，否則必在淘汰之例。而此種組織之要素，約有數端：一、極端秘密；二、迅速靈敏(無論調查、報告)；三、忠實勇敢。必如此方能盡其責任，亦方能為本會之會員也。望大會切實討論組織與訓練辦法，尤須注重賞罰也。

最後，蔣介石特別叮囑：“此函不得發表，會畢，原件交還另存可也。”【41】盡管迄今尚不清楚這個組織的人事構成和具體活動，但可以肯定，蔣介石此次討桂戰爭的勝利，不可能與此組織無關。

   此外，蔣介石還從分化敵軍、爭取友軍兩個方麵積極展開秘密備戰活動。在分化敵軍方麵，因“桂係軍力當時分駐在兩廣、武漢、唐山至山海關三個重點”地區，蔣介石采取了“粵、漢、津三路並進，使之首尾不能相顧”的策略。“對粵則為誘捕李濟深，使桂係老巢陷於孤立。對華北則使唐生智出馬，抓回其舊部，使白崇禧僅以身免。這兩路配合俞作柏在武漢的策反活動而收分攻合擊之效”。【42】

   李濟深與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等人同為廣西人，雖長期在廣東統兵，任第八軍總指揮及廣州政治分會主席，但素與李宗仁等友善，互為奧援，確是蔣介石西取武漢的一大威脅。為消除這一威脅，阻止兩廣桂軍救援武漢，蔣介石一麵加緊拉攏李濟深所部陳銘樞等將領，一麵采用調虎離山之計，屢電李濟深北上入京。2月25日，蔣以國民政府早已任命李濟深為參謀部長為由，電促其回南京任職。27日，又如前所說，通過中央政治委員會派其會同蔡元培等人徹查“湘變”，並電促其即日啟程。李濟深接電後，公開表示：“各總司令相率離京係回去辦縮編，絕無別事，餘約一星期內晉京。”【43】

    3月4日，國民黨中常會核定李濟深、陳銘樞、陳濟棠等人出席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資格，李濟深等人準備北上出席三全大會。次日，蔣介石密電陳銘樞：“如任潮兄未起〔啟〕程來京，則兄萬不可離粵，更不可派人代理職務。”【44】李濟深作夢也沒有想到，蔣介石此時已與陳銘樞聯為一氣，暗中監視著他的行動。因此，他仍按計劃於11日經港到達上海，並在會晤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人後語記者：本人擔保漢口方麵現在決無軌外行動。【45】13日，李濟深聽信吳稚暉等人“蔣先生以人格擔保”其安全的諾言，不顧李宗仁對其入京“必被扣留”的警告，懷著“以國事為重”和“跳火坑的精神”，與蔡元培、吳稚暉等五人一起到了南京。【46】21日，即被蔣介石軟禁於湯山。李濟深南京被扣後，第八路軍獨立旅旅長兼廣州衛戍司令、公安局長鄧世增等人一度欲推桂係黃紹竑為第八路軍代總指揮，舉兵抗蔣，但很快被早已與蔣介石暗相聯絡的陳銘樞等人化解。30日，陳銘樞、陳濟棠、陳策、蔣光鼐、蔡廷鍇發表聯名通電，聲明粵省軍隊為黨國所有，不能供一派一係之指揮驅策，其有謀不利於我粵而牽之入戰爭漩渦者，則為粵人公敵。蔣介石如願以償地取得了廣東第八路軍的全力支持。

   對於蔣介石西取武漢來說，阻止兩廣桂軍北上固然重要，而解決河北白崇禧部南下也是不可忽視的問題，甚至是更為重要的問題，因為河北白崇禧部不僅可以沿隴海鐵路—平漢鐵路增援武漢，還可沿津浦鐵路威脅南京的安全。所以盡管白崇禧屢電主張和平，蔣介石仍對他及其所部唐山部隊的行蹤十分注意。3月3日，他電北平李石曾：“聞白劍〔健〕生(白崇禧字健生)已回漢，確否?請代探詢其複。”【47】16日，電示駐奉天(今沈陽)代表方本仁：“請設法派探常駐唐山，令其每日報告軍情。”【48】同時借張群名義親電北平行營主任何成浚：“萬一唐山部隊由津浦路南下，我第三集團軍應在天津附近集中兵力，阻止其南下，並詳報奉天□白之真意為要。”【49】17日，再電何成浚：“請查北平天津電局將白健生發出電報底碼從速檢來帶京，並請該兩處無線電台將白發出或各方致白電報接收速即電京，以便翻譯。尤以其誼密與聯密兩碼之電，須格外注意速寄也。”【50】為爭取白崇禧部反正，蔣介石首先想到起用下野年餘的昔日勁敵唐生智，因為白崇禧主力李品仙、廖磊等部均係其北伐時期舊部，且將士多為湖南人。蔣一麵命龔浩到白崇禧軍中活動李品仙等反正，一麵密派劉文島與寓居上海【51】的唐生智聯係，要他出山接長李品仙等舊部。但受蔣嚴密控製的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卻故意放風說“自膠東事變發生，各色失意軍人與匪聯結，密謀淆亂，已迭見報載，張宗昌既抵煙台，圖謀反動。而又傳唐生智突於昨(二十二日)□日輪秘密來津，匿屋英租界某處，行動極為詭密，外人鮮有知者，刻津軍事當局，正在加意防範中。”【52】把唐生智偽裝成和張宗昌一樣欲“與匪聯結，密謀淆亂”的“失意軍人”。事實上，唐奉命抵天津後，“即派親信鄧長庚去唐山進行聯絡。李品仙得訊，也派朱武彝、楊績蓀去津晤唐。信使往還，絡繹不絕……其中隻瞞了一個白崇禧。”【53】隨即，一個“打倒桂係回湖南去”的口號便傳遍了唐山軍營內外。據當時報載，“天津客車滿貼：(一)歡迎東山再起的唐總司令；(二)唐生智是總理唯一信徒；(三)歡迎勞苦功高的唐前總司令等語。署名為五十一、五十三師，一百五十一旅軍官講習所。係通過唐山時駐軍所貼，開平、窪裏各站亦然”。【54】此外，發放軍餉也是蔣介石左右白部的重要手段。他先是命令“何成浚停發白部軍費”【55】，繼又電何：“如唐山北平之白部能早日逐白，宣言歸中央後，則政府可發其一月之餉，以後月餉當由政府擔任也，請速進行。”【56】其間，蔣介石先後囑財政部長宋子文匯款何成浚100萬元，其中50萬元歸何直接支配。【57】在唐生智、何成浚的運動下，李品仙等人於19日致電蔣介石，表示願“追隨左右，擁護中央”【58】。20日，唐生智由天津趕赴唐山，李品仙、廖磊等人通電聲討白崇禧，所部重歸唐生智節製，成為日後蔣介石討逆軍第五路軍。在此之前，白崇禧見部隊失控，大勢不好，已於3月16日通電辭去第四編遣區主任與三全大會代表，自天津塘沽秘登日輪，直航日本門司。【59】而蔣介石不知“白鶴”已去不複還，遲至18日才密令何成浚“對白務使拘捕，並可懸賞若幹”【60】。白崇禧雖未捕得，但河北白崇禧部的威脅總算解除了。

   利用駐漢桂軍內部桂籍與非桂籍軍人的矛盾，爭取桂籍軍人李明瑞、楊騰輝陣前倒戈，是蔣介石分化敵軍的又一關鍵步驟。武漢夏威、胡宗鐸、陶鈞三軍，其中夏威為廣西人，胡宗鐸、陶鈞為湖北人，是以有桂籍與非桂籍軍人之分。蔣介石初曾以湖北人暗中遊說胡、陶脫離桂係，豈料胡、陶不但不感“知遇”之恩，反而據實報告了李宗仁。【61】後蔣通過與李宗仁之弟李德輝有留俄同學關係的鄭介民了解到，胡、陶利用地方財權，在軍餉分配上每每厚此薄彼，以“客軍”待夏威部，引起夏威部“廣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的不平，便密派李明瑞韶關滇軍講武堂同學周伯甘赴漢晤李，促其“陣前倒戈，叛桂擁蔣”【62】。但李明瑞表示要聽他表哥俞作柏的意見。蔣於是複派俞作柏至漢，最後說服了李明瑞等人。後來，李明瑞、楊騰輝果然如約行事，蔣介石十分滿意，說：“李明瑞反正向義，其誌可嘉，以後更覺主義之不可假借，軍閥或有所顧忌矣。”【63】

   在爭取友軍支持方麵，蔣介石雖曾聯絡長江上遊劉文輝川軍前後夾攻武漢，但重點卻放在聯絡北方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各軍事集團上，而馮玉祥第二集團軍尤為重中之重。因為馮不僅領有與湖北接壤的河南省，且控製著平漢、津浦兩大鐵路幹線，其向背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也正因如此，連遠在柏林的駐德公使兼駐奧地利王國全權公使蔣作賓，都在為馮玉祥的態度牽腸掛肚。他在1929年3月18日的日記中寫道：“國內傳來極不好消息，馮(指馮玉祥)派不出席代表大會(指國民黨三全大會)。”28日又記曰：“南京來電，馮之態度已明，願加入討桂。”4月1日再記曰：“連日各報紛載，蔣介石親至武穴附近督戰，馮煥章(馮玉祥字煥章)態度仍不明。”【64】蔣作賓日記所及，唯有馮玉祥，若閻若張，不及一字，說明馮的舉動，的確是當時蔣介石及其支持者關注的焦點。

   蔣介石既以聯馮為重點，投入自然也較閻、張為多，不但“每月至少發五十萬，或者八十萬至一百萬……前一個月甚至發到一百五十萬元”【65】，為閻錫山50萬元【66】的三倍，且特派邵力子為專使，常往河南輝縣百泉、華山馮玉祥軍中，請其“赴京、出兵，以保行政院正院長及兩湖主席為條件”【67】。但是，就實際效果而言，恰與蔣的投入成反比，首先表態支持蔣介石討桂的並不是馮玉祥，而是張學良。從現有資料看，張至遲3月19日前已向蔣表了態，有蔣介石此日複張學良之電為證：“廷(方本仁字耀廷)到京，拜讀手書，肺腑之語，無任銘感。國有義士，人有忠友，革命必成。每於其忙之中，讀兄之書，此心乃得大慰。”【68】張學良此書究作何言，今已不得而知，但既能令蔣讀後感到他是一個國家“義士”和自己的“忠友”，在當時蔣桂劍拔弩張的環境裏，除了擁蔣討桂，還能作何解釋?何況在此之前的16日，張學良派往山西晉謁閻錫山的代表鮑文樾已在北平向商震、何成浚表示過張學良“矢誌服從中央，不計其他”【69】。此後五天，張還曾就馮玉祥、閻錫山聯電征求其對時局意見時，複電表示他服從中央，東北軍出動須奉蔣命令。【70】緊隨張學良之後擁蔣討桂的是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文輝，3月22日，他專電蔣介石表示反對李宗仁、白崇禧。第三個表態的則是閻錫山，3月29日，他致電南京國民政府說：政府討伐桂係，實具苦心，“錫山素以擁護中央，維持和平為職誌，遭茲事變，義當整飭所部，靜候命令”【71】。事實上，閻錫山此前已對蔣介石的討桂要求有所表示，否則，就不會有3月27日蔣請他與張學良、何成浚共同維持北方秩序之電【72】，更不會有以下4月8日蔣介石給唐生智的電令：“請兄事事商承百川(閻錫山字百川)總司令，候其統一命令。是老長厚，吾人當尊敬之。”【73】惟有馮玉祥卻遲遲不肯明言擁蔣討桂。3月6日，他借口：“患神經衰弱等症，手足均腫”，告訴銜命而來的邵力子，“一時實難應命赴都也”。次日，又要邵轉告蔣介石，他“三五年內，亦應出洋遊曆，實際考查各國政治社會情形，以為改造中國他山之助也”。一天之後，甚至當著邵力子的麵直言蔣介石西征武漢之非：“吾令官兵為民挖渠，陝、甘既得灌溉之利，豫、魯複免淹沒之患。軍資習勤，民沾實利，較之內戰相殘，徒以國家人民供犧牲者，勝過萬萬矣。”【74】惟其如此，蔣介石在繼續聯馮助己的同時，也對馮采取了一定的防範措施。3月17日，蔣得知第八方麵軍總指揮劉鎮華部“二萬五千餘人”，奉馮玉祥令擬由“楊村、廊房、霸縣一帶”，“開往徐州、兗州駐防”【75】，立即以張群名義電示何成浚設法阻止：“劉部南移，馮已向中央請命照準，未便另電阻止，以免懷疑。此事隻有在其本身著想，最好先到德州附近暫駐，緩行南移。”【76】23日，又命徐州毛秉文師嚴密監視隴海東段戰略要地碭山、歸德近況：“碭山、歸德附近請派專探，每日通信報告該地近狀為要。隴海與津浦兩路緊要，務盼兄時刻注意，並嚴為布置，隨時電告。”【77】稍後，為防止馮玉祥所部自平漢路南進，還密令何成浚秘集重兵於石家莊，“以防萬一”【78】。在蔣介石的利誘、威逼下，馮玉祥長期處於舉棋不定的矛盾之中，一方麵覺得蔣“對我軍感情甚佳，傾向者亦頗眾”，“論公論私，皆不能使蔣獨任其艱”；另一方麵又覺得他“不憚斂天下之怨，而黨權亦一人獨握，縱能戰勝桂派，吾恐繼之而起者，仍將大有人在，殊令人不無悵悵耳”。直到3月28日，才為“情勢所迫，不得已權行”答應邵力子“我方可出兵十三萬，留十四萬維持地方治安”。30日，正式電蔣：出兵討桂，“以韓複榘為總指揮，出武勝關”。【79】

   南北各方討桂態度的明朗化，大大加速了蔣介石的戰爭步伐。3月26日，他在明令申討李宗仁等人的同時，任命朱培德為討逆軍第一路總指揮，劉峙為第二路總指揮，韓複榘為第三路總指揮，何鍵為第四軍軍長，陳調元為總預備隊總指揮。27日電示朱培德務必“注重於通城、大冶、興國(今湖北陽新)方麵之逆軍，其主力或即由該方麵進攻我武寧、瑞昌……希令各師長速到前方嚴密戒備，以待二十九日第十師集中瑞昌，然後齊頭並進。”【80】同時命令方鼎英“九江登陸後，請即向瑞昌集中，對興國方麵警戒搜索，限二十九日以前到達瑞昌。”【81】其間，他還親自出麵堅持起用昔日勁敵張發奎，一麵向陳銘樞等人解釋：“向華(張發奎字向華)表示絕對服從，且不願負任何名義，並宣誓決不回粵，中(正)可負責擔保也。”【82】一麵電令方鼎英等人歡迎其回第四師任職，他說：“刻命張向華兄回第四師指揮。彼對討桂具有決心，且擁護中央甚誠，請兄等以個人名義，一致歡迎，並請其指揮各師，以堅其誌，則於作戰更能奏效。希照辦。”【83】28日，蔣介石下達全麵攻擊令：(1)以主力略取武漢，同時以一部攻擊長嶽路，期於兩廣逆軍未到前殲滅武漢之敵；(2)第一路以主力向嶽州、蒲圻間進攻，一部向長沙前進，威脅逆軍退路；(3)第二路限4月3日前擊破當麵之敵，然後以主力經黃陂及沿江前進，限5日前到達武漢附近，與第三路協力攻取武漢，以一部渡江策應第一路軍作戰；(4)第三路限4月5日前分經襄陽、武勝關，到達武漢附近，會同第二路主力攻取武漢。【84】

   戰爭的實際進程，遠比蔣介石的預料為迅速與順利。28日當天，第二路軍占領武穴，抵達廣濟。30日，攻克羅田、蘄春，敵退陽邏、黃陂。4日1日，再克黃岡、麻城。同日，蔣親至黃岡督戰。他一麵電令方鼎英“夏威部已於豔日(29日)移至江北，其主力在擊破我江北之主力，而江南岸隻有葉琪與程汝懷部，其力甚微，請協同第四師速進占領鹹寧、蒲圻，即進取武漢為要”【85】；一麵電告宋子文：“哲生(孫科字哲生)介紹之美飛機，以十萬一千美金千(衍字)售，先付二萬五千美金為定銀，餘數三個月後還清。請兄直接速付定銀與該美人，並令張靜愚(航空大隊司令)將其中之水機從速□早飛來，如候至虞日(7日)則無用矣。”【86】在蔣介石的強大軍事壓力下，胡宗鐸首先動搖，於4月1日晚派出和平秘使，請求停止進兵，但蔣介石態度強硬，表示：一、“可停止進兵；二、但要胡宗鐸先就編遣特派員職；三、派重要人來接洽，潘宜之(武漢市市長)如願來，亦不拒絕。”【87】4月2日，雙方主力激戰於五通口、新洲、碾子崗、黃陂一帶，蔣急調徐源泉師增援，令其4日晨開到團風。

   在此關鍵時刻，臨時代替突發喉疾的夏威為前線總指揮的李明瑞，果然不負蔣介石厚望，信守當日諾言，在黃陂“率領夏威部”，離開戰線，“撤至孝感，張貼打倒胡宗鐸、夏威、陶鈞等標語”；並於3日與楊騰輝發表聯名通電，表示“誓以至誠擁護中央”。【88】緊隨其後，何鍵也宣布就任湖南編遣特派員及討逆軍第四軍軍長職，電勸夏威、葉琪等人下野。蔣介石乘勢指揮各部全麵出擊，擴大戰果。他命第二路軍第八師由茶棚岡西進，騎兵旅向長弘嶺、高陽橋西北地區搜索前進，第一師由羅家田經長堰攻敵右側背，占領黃陂，截敵歸路，第九師相機策應第一師；第一路右翼軍以第四師經通城趨鹹寧，第十一師經通城以北地區向賀勝橋，第十師經金牛鎮直搗紙坊，然後合攻武昌、漢陽，接應江北第二路軍；陳紹寬海軍繼續進攻劉家廟。4月4日，蔣乘艦抵達鄂城，以海陸空軍總司令名義發表《告第四集團軍將士書》，聲明政府不得已而用兵，但“惟知嚴懲禍首，絕不牽連各將士”，希望各將士“服從中央，嚴守紀律，靜待後命”。【89】在蔣介石的軍事攻勢與政治利誘及李明瑞、楊騰輝陣前倒戈的影響下，胡宗鐸、陶鈞所部更加動蕩不安，“羅霖最先反正”，門炳嶽、危宿鍾旅繼起於後，全軍頃刻土崩瓦解。【90】胡、陶見大勢已去，不得不匆忙撤離武漢，率殘部向鄂西退卻。4月5日，蔣介石“兵不血刃，時不兼旬”【91】地占領了武漢。

   武漢之戰，何以有如此佳績?不能不說是蔣介石戰前周密準備的結果。試想，如果沒有他對自身軍隊的及時調遣、約束，沒有他對敵軍的有效瓦解和友軍的積極爭取，夏、胡、陶能在開戰後短短幾天就陷入如此深刻的危機和困境嗎?可見，4月8日，國民黨三屆一中全會第三次會議通過吳鐵城的臨時動議，以全會名義對蔣介石的討桂“勞績”表示敬意，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奉迎之舉。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