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穀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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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廣六一事變處理經過 / 陳誠

(2008-08-13 06:16:56) 下一個

兩廣六一事變處理經過

 

一 西南異動發生的原因 

    好幾年來,中國政治上有一個不祥的名詞,使我們的國家始終形成分裂的狀態,就是所謂「西南問題」。西南問題的主動人物,誰都知道是廣東的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德鄰(宗仁)、白健生(崇禧),但是他們有一個被利用的元老,就是胡展堂(漢民)先生,還有兩塊被利用的招牌,就是中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胡先生雖說被陳、李、白所利用,作為對抗中央的工具,但究竟是老成謀國,有時倒還可以壓抑西南野心家一些過分的行為。去年(民國二十五年)五月,胡先生因腦充血逝世,陳、李、白等認為羽翼既成,管束已去,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正式出兵北上,以期推倒中央,竊取政權,這可以說是西南異動的近因之一。其次,這幾年來,中央一貫的方針就是精誠團結,剿匪禦侮,因之對於粵桂邊境,並不因其抗拒中央,加駐重兵;反之,並將原駐湘贛各部隊,多數徵調北上,分任剿匪及國防上的任務。於是陳、李、白等鑒於湘贛空虛,有機可乘,尤其希望趨衡州,出武漢,一舉動搖國民政府的根本,這可以說是西南異動的近因之二。此外,自九一八以後,中央抱定安內攘外的主張,任勞任怨,忍辱負重。在中央方麵,雖對抗日禦侮,以至收複失地,有計畫、有步驟、有決心、有誠意,但在人民方麵,則因不知軍政上的機密,不免發生疑心,甚至表示反對。此本激於愛國的熱忱,並因不明真相的緣故,平情論之,無足為怪。但在西南方麵,則認為正可藉題發揮,於是以抗日為號召,企圖博取民眾的同情,掩飾稱兵的罪惡,而達到顛覆中央的目的,這可以說是西南異動的近因之三。至於說到他們異動的遠因,則無非是封建軍閥的割據野心,與私人因怨的報複觀念而已,無足深論。以下,且將這次事變的經過,摘出要點,說出一個大概。 

二 中央軍占衡州的關係 

    西南異動的發端,就是六月初間,西南兩機關(執行部與政委會之簡稱)發出的冬、支兩電,隨著這個電報後頭的,便是粵桂軍隊的動員,分向湘贛兩省邊境推進,尤以湖南的衡州,是他們誌在必得的第一的目標。因為一則湖南空虛,未駐中央部隊,湖南當局雖久受中央的卵翼,實則常懷怨望,對於陳、李、白等,暗中早通聲氣。二則衡州地勢重要,在湘南首屈一指,如果陳、李、白等一旦占領衡州,非但三湘七澤之間,無險可守,而且影響所及,必使武漢勢孤,全局震動,而一般素日不穩的野心軍閥,難保不紛紛響應,則中國之為中國,殆將不堪聞問。去年(民國二十五)六月五日,餘奉委員長電召,由晉飛京,商討西南異動事件。截至七日傍晚以前,委員長仍舊抱著「積極準備國防照常肅清殘匪」的原則,始終沒有調動部隊南下的意思,直到七日晚上,一連接到好幾個關於粵桂軍隊業已深入湘南,正向衡州急進的警報,為作萬一的準備計,才決定派遣部隊占領衡州。當時餘即電令在瀏陽清剿殘匪的七十七師,以及駐防武漢及武勝關一帶,正在構築國防工事的四十三師、九十七師,兼程前往,餘本人亦奉命離京飛漢,主持一切。八日午刻,餘飛抵武漢,馬上設法調集車輛及船隻,以便在武昌的部隊,可以即日南下,而在漢口及武勝關一帶的,也可以僅速渡江。當時幸得鄂省主席楊暢卿(永泰)及平漢路局長陳廷炯之助,所有鄂省府所屬各輪船都歸我使用,僅著一個晚上的功夫,把平漢路撥出的六列車,全部運過江來。這其中的經過,是很少有人知道的。九日下午,我坐飛機趕到長沙,我們南下的先頭部隊,也就坐著列車同時到了。當時湖南當局正極力周旋著桂方派來的貴賓李品仙,忙碌得很,表麵雖也招待我,卻完全是敷衍的。後來聽說李品仙之來,是湖南當局派李覺用去桂林接來的,早於六日到了長沙,據李品仙說,桂軍指日即可到達衡州,所以湖南當局認為可靠得很。當日下午,我和湖南當局談話,他的態度很興奮,措辭很動聽,幾乎和西南是一鼻孔出氣。他附和著西南假名抗日的口號,以為中國現在隻有立即抗日一條路,對於西南所言出師抗日,隻有因勢利導,讓其通過。其聲言中央軍絕對不可占領衡州,更斷言其絕不能夠占領衡州。我當時正色告訴他,抗日要有誠意,不可自欺欺人。中央為消滅戰禍計,非首先占領衡州不可。而且一定可以占領。這次談話,結果便是不歡而散。至是日晚九時,以再私人關係晤談,他雖似乎略有所悟,卻還是兩可依違的態度,直至十日早晨六時左右,中央軍的先頭部隊,畢竟比桂軍早三個鍾頭到了衡州,這樣鐵的事實,才使得他掉轉頭來和中央表示好感。說到當時到達衡州的部隊,實際上人數並不多,不過事先曾令七十七、四十三和九十七等三個師的師長,務必隨著先頭部隊同到衡州,遂使對方驚疑,以為我軍全部開到,因而打消了他們的預定計畫。桂方代表李品仙,就在這一天離開了長沙,而湖南當局的態度,也就馬上變更過來了。自從以後,湖南一省固然是沒有問題,其他預備響應的不穩份子,亦複收起野心,表示服從中央的命令,而粵桂軍隊亦暫時知難而退,一場箭在弦上的戰禍,終於沒有爆發,使中央得有徐圖政治解決的時間,這個關鍵是頗不在小的。 

三 粵軍服從中央 

    自西南異動發生以來,中央始終抱定政治解決之方針,不願訴之武力,六月十日的占領衡州,其用意也就在此。不過一般懷抱野心的官僚軍閥,依然執迷不悟。粵桂軍入湘部隊,雖則暫時撤退一點,然而擴充軍隊,抗拒中央,依然有加無已。六月半以後,我赴衡州、祁陽一帶,視察一遍,旋於是月下旬赴京,向委員長覆命。當時秉承委員長意旨,並已素日往還之舊誼,與粵軍各將領確取聯絡,勸其聲張正義,效命中央,以促陳濟棠之覺悟。七月初旬,粵軍第四師師長李漢魂首先通電,服從中央,第六師師長鄧龍光繼李之後,表明態度,全國觀聽,為之大慰。及至七月九日,粵軍第一軍軍長餘漢謀為駐粵綏靖主任,兼第四陸軍總司令,駐粵各軍悉歸節製,而廣東空軍人員亦全體發動,離粵北飛,於是陳濟棠乃不得不自認割據之錯誤,與抗命之失敗,而於七月十八日通電下野,離粵赴港。二十二日,餘漢謀率領所部開入廣州,遵照中央決議,肅清西南兩機關及一切非法之組織,使廣東恢複於中央統治之下。所謂兩廣問題,算是解決了一半。 

四 桂局和平解決 

    去年(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我奉委員長命飛往廣州,協助餘幄奇(漢謀字)整理廣東軍務,並進行對於桂局之解決。抵粵以後,與幄奇開誠商洽,幸無隔閡,粵中本多舊雨,更足減去不少的困難。不過廣西方麵,形勢迄不見佳,前方彼敵對,一天比一天加緊。餘為準備萬一,並為辦事便利計,呈準委員長,將原在武昌的行轅,經長沙移來廣州。此外並酌量調來若幹部隊,從事於必要之部署。不過餘對桂事的意見,始終遵照中央政治解決的方針,軍事方麵雖有部署,總是希望備而不用。加以餘與李德鄰、白健生兩位都有舊誼,私人感情都很不錯,早在去年一、二月間,本就準備赴桂,和他們開誠商討共赴國難的辦法,因山西剿匪的牽掣,遲遲不果,現在形勢嚴重,一天比一天險惡,更覺公誼私情,必須盡餘應盡的力量。自七月三十日起,餘即商同餘幄奇,同派鄧世增飛桂,帶去我給李、白兩的手函,敦勸他們服從中央,完成統一,以免損傷耗國力,犧牲部隊,重苦人民,而留今後共同抗日的地步。八月三日,鄧世增從廣西飛回廣東,帶來李、白兩位的回信,措辭空洞,不得要領。隨後我和幄奇續派鄧世增和香翰屏等不斷的飛桂,我自己又不斷的寫信,不斷的去電,常常忙到午夜兩三點鍾還不能睡。此外,我又特別電請在鄂隱居、輕易不見客不發言的嚴立三(重)先生,寫一封情理交至的手函,勸他們兩位務以國家、民族為重。總之,自七月底至九月初的這一個多月中間,信使絡繹,函電往還,可說是以極舌敝唇焦之至。中間時好時壞,忽弛忽緊,宛如惡性瘧疾,更是一言難盡。不過我總抱定主張,始終忍耐,直至九月初間,大體接洽妥當,複由居覺生(正)、程頌雲(潛)、朱益之(培德)三位大員赴桂,作最後之商恰。九月五日,三位大員離桂返粵,桂方表示服從中央。同月十六日,李、白兩位發表和平通電,旋即就任中央任命之新職,所謂西南異動,至此告一段落。 

五 和平統一與國內外的觀感 

    上麵已經說過,西南問題這一個不祥的名詞,在中國政治上鬧了不少的年數,有些過分悲觀的人們,更認為是中國政治之癌,完全是一個不治之症。現在經幾個月來,全國上下一致努力的結果,竟把這個不治之症,有了一個解決的辦法,而且還是和平的解決,這對於國內外的影響可就大了。就國內方麵說,最重要的有兩點;第一,使全國上下都確切認識了中央安內攘外的精神,和確切信任了中央和平統一的誠意,委曲求全,至再至三,雖有兵力,備而不用。隻要地方當局表示服從中央的命令,完成國內的統一,其他一切,都可不問,所有請求,都可考量。凡此種種,都無非為珍惜國力,保全元氣,以為今後共同禦侮之用。第二,使地方當局本身,經此一度試驗,亦恍然於名義之不可終假,中央之不可久欺,公意之不可逆拂,而非服從中央,放棄割據,別無獲得同情,自立不敗之道。趨勢所及,可以永斷一般人割據自雄之念。至就國外方麵說,第一個吃驚的當然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他眼見著中國國家統一的基礎,已經不可動搖,他所慣用而且有效的以華製華政策,業已無法使用,於是他的猙獰的真麵目,便在無可抑止之下更加顯明的暴露出來了。所有八月底至九月底一個月當中,連續發生的什麽成都事件、北海事件、漢口事件和上海事件等等,其原因都不外此。此外,說到歐美方麵,則一致表示驚異讚歎!這可借重美聯社的社長何華德先生(R.Howard)的話來作代表,他說!「對這個更生的、統一的中國,歐美人的評判必須改變修正了。向來外國人認為不可能的統一,今天已是一件無疑的事實了。」所以從此以後,中國的國際地位,確是增進不少,歐美輿論,乃至日本一部分正當的輿論,都對中國逐漸好轉起來。好幾個月以來空中、地上的奔馳,酷暑亢陽的薰蒸,以致手腦口舌的疲勞,意緒精神的痛苦,總算不是毫無代價的了。 

    自廣西當局表示服從中央後,所謂西南異動,已算有了解決,同時我赴廣州的任務,亦自認就此結束。惟當時中央為辦理兩廣善後事宜起見,決定在廣州設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就原自武昌移來廣州的委員長行轅加以改組,以軍政部何部長遙領行營主任,而命我以參謀長名義,實際負責主持。我自維七月間赴粵的原意,正和三月間赴晉時一樣,抱定「聞命即赴,事畢即行」的八個字的方針,決不有所留戀,隻要事情辦了,決無任何希冀。因此我便對於中央,表示堅決的辭意,正所謂我以一身來,還以一身去,頗欲在此功利主義深入人心的趨勢當中,樹立一點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風氣。適逢九月十七日為中央軍校武漢分校地一期學員畢業的日期,分校主任因我過去在武漢時原係奉命指揮該校的關係,電請回武漢去主持,我乃呈準委員長離粵北行。 
  

原載《傳記文學》雜誌總第316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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