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李白黃與清黨之役 /黃旭初

廣西李白黃與清黨之役

黃旭初

    〖清黨是國民黨史上的大事，也似乎是國民黨命運安排所難免的事，是件責備或原諒都不容易遽下的事。

    在事件過程中，有幾點滑稽可笑的：一、清黨已在行動了，卻還標榜聯俄容共。二、西山會議派本反共的祖宗，但清黨中卻仍叫打倒西山會議派的口號，又下令查封其黨部。三、汪回國複職到滬，蔣與其懇談後，即通電統率全軍而服從之，表示竭誠擁戴，但汪複職後，竟下令將蔣撤職通緝，並開除黨籍。凡此之類，無異演劇，個中玄妙，如欲明白，須讀本文。

    當時的革命軍，多數不熱心清黨，甚至反對清黨，黨部雖慷慨決議，如無實力擁護，統帥是很難決心下令行動的，而堅決以實力貫澈此舉的，除何應欽外，隻李宗仁、李濟深、黃紹竑和白崇禧，碰巧四人都屬桂籍，所以廣西軍人成為助蔣清黨的中堅力量。

    本節簡要記述清黨的始末。〗 

    聯俄容共、種下病根

    國民革命軍收複京滬，江南初定，不久而清黨事起。

    聯俄容共的國民黨為甚麽要清黨呢？這好比體質虛弱的人，因進補失宜，中毒變瘤，為保全生命，不得已隻好動手術而割瘤了。現在簡單先述其進補變瘤的經過。

    孫中山先生搞了數十年革命，直到民國十二年，他自己說還是個不生不死的局麵，就為國民黨本身太過虛弱無力了，非吃點補品以壯實體力，不足以有為。當年的情勢是：第一、對外正苦無法衝破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造成的反革命環境，剛好碰上蘇俄要向中國進行它的計劃，看上了國民黨這條路可以利用，而扮著同情中國革命雪中送炭的樣子，先來拉攏，表示願予軍事和經濟的援助，恰合孫先生的急需，因此而聯俄。第二、對內深感國民黨的本質和作風，已不能作智識青年從事社會運動的領導，和適應全國人心期待打破現狀的要求，必須輸入新血液以振作革命的精神，蘇俄既提出教中國共產黨人為實現三民主義的運動而與國民黨合作的主張，蘇俄又保證不強行共產製度於中國，當時中共的勢力還微不足道，中山自信可以駕馭它，因此而容共。此在當年不能不說是對症下藥，不幸的是，此政策隻行得一年中山便逝世了，這劑補藥的副作用遂發作起來逐漸成瘤，幾乎斷送了國民黨的生命！

    蘇俄的陰謀是要藉國民黨的掩護來養大中共以奪取中國革命領導權的。中山一死，後繼者再沒有像他的魄力，蘇俄顧問鮑羅廷乃令中共利用黨團分化國民黨成左右派，使之自相鬥爭，從此國民黨即內訌不絕。民十四年七月一日以改組大元帥府為國民政府的機會，將右派的代帥胡漢民拉下來，而捧左派的汪兆銘為主席。利用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愷被刺案，將一批資深望重的老同誌戴上右派的帽子而逼走；這批老同誌憤黨權為共黨所把持，十四年十二月廿三日在北京西山孫總理靈前集會決議：取消共產派在國民黨的黨藉和解除鮑羅庭的顧問職務，並在上海設中央執行委員會以抵製廣州的中央黨部；是為西山會議派。十五年一月廣州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彈核西山會議派的舉動為違法，選舉結果，悉被屏棄，西山會議派乃在上海自立中央黨部與廣州對立，形成為反共的先鋒。自廖案後，軍界元老許祟智也遭排斥，軍權歸入蔣中正掌握。蔣是主張北伐的，而共黨卻反對北伐，阻撓無效，竟演出中山艦事件以劫持蔣氏，但又失敗，汪兆鉻因此避往海外，於是黨政權也歸蔣氏主持。

    軍權民運、國共平分

    國共兩黨本該因中山艦事件而決裂的，但為事實所不許，在蔣為實行北伐，萬難放棄蘇援；在共因羽毛未成，仍有賴國民黨掩護；彼此都有繼續利用暫時隱忍的必要。於是國共成立協議：“共產黨完全放棄軍權，不再任軍官及黨代表，並不得對軍隊宣傳共產主義；國民黨將民眾運動之組織指導交共產黨負責。”此時各自心裏的計算可能是這樣：在國民黨以為軍權不在共產黨手上，他自然跳不出我的掌中，一切可留待北伐成功後再算，目前隻求他勿妨礙北伐；在共產黨卻視民眾運動為對抗國民黨最好的政治武器，隻要跟著北伐軍勢力到達的地區，盡力發展工人和農民的組織，確實掌握在自己的手裏，不愁挾持國民黨不住，而且國民黨人向來不知爭取工農，正給自己以方便，所以不必再反對北伐。

    北伐實現了，在初期，國共雙方似都暗喜自身力量的增壯。蔣總司令半年工夫即平定了湘鄂贛閩四省，聲威鼎盛，收編了不少降軍，實力大增。共黨有許多湘鄂籍的幹部如毛澤東、董必武等，在地方各界具有號召力量，國民黨左傾的鄧演達以總政治部主任駐在武漢，又與共黨狼狽相依，不特湘鄂兩省的地方黨政機構和民眾團體歸其掌握操縱，又將黨羽大量滲入了北伐軍的各級政治部，並且吸收了有左傾思想的中下級軍官。然而隨著彼此力量的增加，更促進共方對於蔣氏的嫉忌，而在兩湖製造反蔣的氣氛。

    武漢中央、由共導演 

    民十五年十二月國民政府分批由粵經贛移漢，首批徐謙、宋子文、孫科和鮑羅庭到達後，不久反蔣行動逐漸起來了。最初是，十二月十三日一部份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在武昌議決：在國府未遷來以前，組織聯席會議以執行最高職權，推徐謙為主席，發號施令。其次，十二月廿四日上午在武昌召開武漢三鎮黨員大會，午後續開慶祝黨部國府移鄂及援助上海大罷工示威大會，武漢各機關、團體、民眾參加的超過十萬人，通過六項決議：鞏固中央權力，統一指導機關；從速在武昌召開中央執委全體會議，解決黨務問題；歡迎汪精衛同誌即日銷假視事；清除黨內一切昏庸老朽分子；擁護國府統一外交，打倒黨內與帝國主義者妥協的反動分子；積極反抗奉軍進攻河南，準備對奉係軍閥最後決戰。從此湘鄂間打倒新軍閥、歡迎汪主席複職、一切權力屬於黨這類標語文字，到處可見，社會騷然。這些都是鮑羅庭、陳獨秀所設計而由徐謙、鄧演達、郭沬若等來表演的。

    武漢情形暴露了共黨的陰謀，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乃暫留南昌，可能是希望東南早定而移往南京。武漢方麵因之指斥蔣中正為個人獨裁，張人傑（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為昏庸老朽更加劇烈。南昌與武漢，以演說和文章互相攻辯。到十六年三月初間，國共之間表麵雖未破裂，而在南昌的多反共，去武漢的多讚成容共，顯然分為兩大集團了。共黨為欲去蔣迎汪，要求速開第三次中央執委全體會議以解決黨務糾紛；南昌方麵看透了對方的用意，初定三月一日在南昌召開，使其不能利用武漢的民眾和軍隊來作怪，後因東南軍情緊急，改為候長江下遊戰事告一段落再開；爭執愈久，是非愈多；而蔣總司令東下督戰去了，張人傑也回杭州，吳敬恒和鈕永建在滬主持地下政治分會，在南昌的中委愈少，到武漢的漸多，經過若幹人的商洽疏解，乃訂期三月十日在武漢舉行三中全會。到期，蔣中正在前線未能出席；李烈鈞到漢兩日，看情勢不對，即托故回贛，不參加會議；由南昌來出席的隻得譚延闓一人；故會議完全由共黨來擺布。會議先通過統一黨務指導機關辦法、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條例、外交統一方案等做法製，其次便依照這些法製去改組黨政軍各最高權力機關的人事，以符合共黨的要求，替汪兆銘布置好再起的局麵，使汪帶頭和蔣所號召的反共勢力搏鬥，以便共黨乘機坐大，待汪蔣兩敗俱傷，而攫取中國革命領導權。會議過後，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即由南昌移到武漢。自此，凡不讚成反蔣的軍政人員，概被排擠、驅逐或逮捕。

    汪歸複職、大呼向左

滿肚子領袖欲的汪兆銘，受了武漢方麵的擁戴，由法國趕回來上任，四月一日抵滬後，即電武漢黨部和國府，請示如何工作？並以調解黨內糾紛自任的姿態，連日在滬和蔣中正、吳敬恒、蔡元培各人晤談。容共政策無法續行，在蔣、吳、蔡等心裏早已確定，但以汪究屬國民黨人，他如真能負起疏解責任，使黨內不再自相傾軋，當然是最好不過的事。蔣氏因此於四月三日發出擁汪通電，一在表明他自己並無攬權專政的心懷，以封堵徐謙各人攻訐的口實；一在期望汪能同心協力，一致奮鬥，使國民黨得達成革命的任務。四月五日午前十時，汪兆銘、蔣中正、吳敬恒、蔡元培、李煜瀛、李濟深、黃紹竑、李宗仁、白崇禧、古應芬、柏文蔚、宋子文、甘乃光等約集在上海道尹公署樓上舉行談話會，商討黨國大計。不料當日上海各報刊出汪兆銘和陳獨秀的聯名宣言，勸國共兩黨黨員“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全篇都是替共產黨做宣傳，和國民黨毫不相幹。吳敬恒到會一見汪氏即問道：“中國從此即由兩黨共同統治了嗎？”並聲言“聯共”二字在國民黨文獻中並無所聞。辯論得汪氏狼狽不堪。但談話會最後仍決定四月十五日在南京召開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以和平方法解決黨務糾紛。在南京會議前，暫議決辦法四項：“一、由汪兆銘通知陳獨秀，暫行停止共產黨的一切過激活動；二、武漢中央黨部與國府命令，凡屬窒礙難行者，暫停實施；三、各級黨部、軍隊與民眾團體內，如有叛亂分子陰謀搗亂，由各該當局自行糾正；四、工人糾察隊以及其他民眾武裝，均須服從革命軍總司令指揮，否則以反革命論，嚴加取締。”汪對這些辦法，自然不能完全讚同，但大家一致決議，他也無從反對，心情懊喪，第二天便往武漢去了。

那時期的武漢民眾，對共黨的宣傳和行動，正感惶惑，以汪氏為孫中山的信徒，當有正確的主張，故於其到漢，予以熱烈的歡迎。不料，他接任中央軍政主席職務後，絕口不談三民主義，卻手寫宣言：“聯俄容共農工三大政策是總理手定的，破壞一個政策，即是破壞整個政策，即是將總理遺教完全取消。凡我同誌，趕快起來擁護此整個政策！”交各報刊印。並聲稱要與共產黨為中國革命共存亡，大呼“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滾開去！”對於上海談話會決定的事項，完全置之不理。共產黨得了汪做傀儡，自然胡作非為加倍的猖獗，武漢政府轄下於是成為無法無天的世界。

桂籍將領、力助清黨

    共產黨不特到處大搞組織，而且武裝工人和農民，連革命軍都有受其宣傳影響而發生心理動搖的。李宗仁以情勢嚴重萬分，乃向蔣總司令建議：請速電約李濟深、黃紹竑來滬共商救黨大計。蔣即采納照行。李、黃應約相偕於某月其日到滬，上海市長張定璠親往接船，說：“現在情勢非常緊張，不可到租界裏住，以免發生意外。”即送他們到兵工廠白崇禧的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去。李宗仁也住在部裏。不久，蔣總司令即來會晤，他們報告了兩廣的情形和對付目前危局的意見。

    中央監察委員三月甘八日在上海舉行過臨時會議。四月二日下午七時蔡元培、吳敬恒、張人傑、李煜瀛、李宗仁、古應芬、黃紹竑、陳果夫八監委再開緊急會議，吳敬恒提出國民黨內跨黨分子與共產黨勾結謀叛案，討論結果，以證據確鑿，四月九日將決議事項由監察委員會谘請各中央執行委員：「將訪察所得之首要人物，予以非常緊急之處置。目前在各地方公開活動之共產黨危險分子經黨部摘發者，即通知當地軍警暫予監視，一麵製止其活動，以防阻叛亂行為於未然，並須和平對付，一麵靜候中央執委全體會議公決處分辦法。至漢口聯席會議及第二屆中央執委第三次全體會議，皆為徐謙、鄧演達、顧孟餘等受蘇俄顧問鮑羅庭教唆指使之倒行逆施，凡由該會議所產生之機關及其所發命令，本會亦認為諸多疑問，並請各執委參照事實，逐一核議其是非，凡可以承認者。即交付下屆全體會議討論追認之，否則暫予擱置。“同日，吳敬恒等通電汪兆鉻及全國黨員；檢舉武漢方麵的不法措施，計有可痛恨之事共十一項，這是清黨的第一聲。

    在滬的中央執監委員依期於四月十五日在敵人炮聲中（張宗昌、孫傳芳軍反攻江南）齊集南京開聯席會議，汪兆鉻和漢方中委不來，於是決定在南京另組中樞，實行清黨。四月十八日反共的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清黨行動，上海、無錫、杭州、寧波和廣西在四月十二日便開始了。廣東和其他地方到十五日才動手。初時在正式文告命令中，都避免使用“反共”或“清除共產黨跨黨分子”等字樣，隻說是各地工人自相衝突，當局不能不予以製止，而且表麵上仍然標榜“聯俄容共”“打倒西山會議派”的主張，這一切無非是使汪兆銘和漢方同誌看這方麵的立場還是和自己一樣，好容易轉圜再行合流而已，卻不管氣壞了反共先鋒的西山會議派。

    蔣總司令是具有深刻的反共意識的，但所屬的部隊情形便不同了。第四、八、九、十一各軍，隻服從武漢政府的意旨；第二軍仍受在武漢的譚延闓遙製著；第三軍朱培德奉武漢政府命令，挾其部隊以主江西省政，態度模棱；第六軍程潛充任武漢的中央軍委會主席，且對南京深表不滿；國民軍馮玉祥更是騎牆派；堅決反共、擁護清黨的將領，除第一軍的何應欽外，隻有在粵留守的李濟深，在廣西的黃紹竑、第七軍的李宗仁和東路前敵總指揮白崇禧四人，如果不是這幾位有實力的竭力讚助，清黨也許不容易實現的。

    李黃合作、桂共肅清

    現在要略述第七軍和廣西清黨的情形。

    第七軍一半由軍長李宗仁率領出征，參加北伐，一半由黨代表黃紹竑統率留桂，維持治安。李帶著黃的圖章在前方代黃行使黨代表的職權，黃帶著李的圖章在省內代李行使軍長的職權，毫無窒礙。清黨會議後，第七軍在蕪湖，因在一個大變革時期，官兵的心理都不免有所動搖或迷惑，蔣總司令和李軍長都要黃黨代表去對軍中說說話，好安定軍心。黃由南京乘輪到蕪湖，師長夏威、胡宗鐸、鍾祖培和營長以上的人都見了麵。黃除慰勞他們外，並將清黨的意思對他們說明。他們說：“在未聽到黨代表的報告以前，一切情形都不很明白，軍長不在軍中，突然接到清黨的命令，大家都很懷疑，現在才明白了。我們對兩公都是一樣服從的，現在兩公的意見一樣，我們就放心了。自從清黨問題發生後，部隊的軍風紀都渙散了許多，真是可惜！”黃氏把政治部的人員應留的叫他們安心工作，應去的使自動離開，不難為他們。黃辦妥後同京報告，蔣李都放心了。

    共黨在廣西最猖獗的要算東蘭韋拔群了！私組武裝的農民協會，兩次攻陷縣城，洗劫縣署，大殺地主，實行分配土地，經派兵剿散，韋反謊報廣州國府說是土劣勾官壓迫農民。第七軍政治部、省市黨都和報館都有共黨黨員。省內自接黃紹竑由滬來電指示清黨後，省黨部即以監委蒙民偉、執委盤珠祁、黃華表三人組省清黨委員會主持其事，審訊則交由高等法院院長朱朝森會同第七軍司令部軍法處長藍呈祺行之。因無意中遇一人為共黨廣西書記，把他看管訊問，堅不肯供，黃委員教將其妻同押一室，而使人於夜中竊聽其夫婦所談，乃知其顧慮所在，再提訊時，他請得朱院長和黃委員保證其生命安全後，即將全省各處共黨組織和人事一一詳供。

    清黨委員會乃派黃同仇赴桂林、李岱年赴桂平、李天和赴梧州，按照所供去逮捕其人員破壞其組織，毫不驚擾就辦完了。南寧扣押了梁六度、張瞻等十三人，忽一日公安局長周炳南來報，探得有人已定期要來劫獄，請示怎辦？清委會立即據情以公函請第七軍部妥為處理，軍部代行人接函，以為時機急迫，遂批“槍決”，十三人就這樣死了。李天和往梧州之經過很有趣，他到梧上岸遇好友梧州農民日報編輯夏學優問：「何事這樣怱忙？」李道：「為清黨事到警備司令部去。」說了立刻醒悟已泄漏機密，因邀夏同行，夏誤以李知其為共黨，到見了司令龔傑元，震栗不止，龔疑而即加訊問，並許他無事，夏供後，龔當夜捕得廿一人，無一漏網，清黨過後，省政府努力繼續推行二五減租。

    汪終反共，寧漢合流

武漢方麵怎樣地演變呢？汪兆銘並非信仰共產主義，隻在搶奪黨政權力，得了武漢並不厭足，更於四月十七日下令撤免蔣中正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並開除黨藉，通緝究辦，而把那總司令職給馮王祥，想馮合力倒蔣，以並合南京；但馮卻欲自作漁翁，並未接受，且於四月廿五日宣言反共，令汪大為失望。共黨在湘鄂的搞法，激起了軍人於學忠、張聯升、夏鬥寅、許克祥在各處的反抗，和各地方人的搗毀農民協會；張作霖在北京公布搜獲蘇俄使館秘密文件後，反共氣氛彌漫了全國；汪等乃逐漸醒悟共黨決無前途，對共方消極不合作。共黨以汪擱置土地改革辦法，縱容軍人和地方反共的言行，已表憤激；到了卅五軍長何鍵揭櫫反共，更大起恐慌；七月十三日中共發表宣言迫武漢政府國民黨左派表明態度，又聲明撤回其參加國民政府的共黨黨員；汪等七月十五日以政治委員主席團名義發布聲明：指述共黨破壞聯合陣線根本危害國民黨生命的種種事實，以答覆共黨。共方不再爭辯，鮑羅庭往廬山召徒黨秘密準備下一步的行動後，七月廿七日率俄人多名離漢入豫轉蒙回俄去了。汪兆銘、孫科七月廿八日往九江和張發奎、朱培德有所洽商；卅一夜葉挺、賀龍率兵在南昌暴動；汪等到此才被迫清黨，雖然遲了三個多月，總算南京方麵的期望不至落空。從此聯俄容共成為陳跡（卻不料到抗日時期再來一次複活），武漢此時該和南京合流了，但汪怎好意思和被自己撤職、除籍、通緝的人就來握手呢！終於蔣辭職後，到九月中旬才告實現。  

【完】 

載《春秋》雜誌總第108期（民國五十一年）
網上參見：【析世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