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粵桂戰事（1） /黃紹竑

標題的詮釋

    這裏所謂“新粵桂戰事”，自然是因為以前曾經有過舊的粵桂戰事，所以特別標出一個新字，以示區別。蓋自民國五年以後，一直到民國十二年，這七八年間，不是廣西的軍隊去打廣東，便是廣東的軍隊來打廣西。在這種循環的內亂當中，我們如果站在老百姓的地位，用曆史的眼光來觀察，是分不出什麽正統與叛逆，是非與曲直，而隻是曆史事實的蛻變，社會現象的反映而已。關於以往的事實，因為我沒有主動的參加，隻能在前麵作概略的敘述，為使寫作界限明顯起見，名之曰“舊粵桂戰事”。自民國十六年至十九 年，兩廣的戰事，仍舊繼續的循環的發生，雖然作戰的地點不限兩廣，而擴及於湖南江西，但考其戰事發生的原因，總由於兩廣問題而引起。作戰的雙方，亦是兩廣的部隊。因此我仍本著前麵所說的立場與觀點，名之曰“新粵桂戰事”。這是我在追述這一段事實的經過以前，要首先聲明的。
        兩廣自民國十五年革命之後，似乎不應該再有戰事發生，而事實上戰爭又延長四五年之久。這不但是局外人不易了解的謎，就是我們局內人，亦隻是莫名其妙的打來打去。現在追想當時所謂原因與理由，不過是一種正麵的直覺的感觸，此外還有很重要與很微妙的因素存在裏麵。此種因素的發酵，正好成為那些正麵的直覺的劇本演出的原因與理由。

    殲滅葉賀之役的經過

    民國十六年，革命軍底定南京， 因國共分裂，發生了清黨運動。但是共產黨在廣東方麵的潛勢力，還是很大。尤其是在東江方麵的海豐陸豐等地，在他們操縱之下，各處的農民組織，已普遍發展，繼而發生了武裝的暴動。這時廣東方麵的國民革命軍，大多數已出發北伐，後方非常空虛，本黨廣州政治分會的主席李任潮，並負坐鎮革命後方根據地的責任。我也是政治分會委員之一，因患肺膜炎，在廣州養病。李任潮因為廣東情形複雜，兵力不敷分布，在是年四五月間，要我派兵一師到廣東增防。當時廣西內部，很是安定，除了李德鄰率領第七軍北伐之外，後方還留有伍展空、黃旭初、呂煥炎等三個師，及幾個獨立團，擔負維持地方治安的責任，自綽有餘力。我在公誼上，私情上，都不能不接受李任潮的意見。於是派黃旭初一師到廣東，駐在北江附近。這時武漢方麵，汪精衛與共產黨已經鬧翻，第四軍各師亦在九江、南昌附近分裂。張向華（發奎）、黃琪翔一派的部隊，沿贛江由贛回粵，陳真如（銘樞）、蔣光鼐、蔡廷鍇一派的部隊，由贛東轉入福建，葉挺、賀龍、周士弟一派的部隊，與第三軍之朱德部合流，公開共產旗幟，由撫州入雩都、瑞金、會昌、安遠、尋鄔、蕉嶺、平遠、下潮梅、進駐東江，與海陸豐之農民軍會合，進圖廣州。當時廣州方麵，對張向華之回粵，自然表示歡迎，而對於葉賀等，則派隊阻擊。由錢慕尹（大鈞）率領兩師，進駐會昌，黃旭初一師繼續向雩都前進。錢部在會昌挫敗，退至信豐。黃師在雩都初戰亦不利，轉守會昌以南之筠門嶺，與之再戰。葉賀見我有備，乃由筠門嶺轉入福建之長汀、武平、上杭，有由大埔縣折入潮梅之勢。李任潮見前方失利，要我加兵向贛南增援，並要我擔任第八路前敵總指揮名義，親往指揮。那時我正當大病之後，尚未完全恢複健康。但局勢嚴重，亦隻好勉強出發，親率呂煥炎一師，續向贛南挺進。行至南雄，知葉賀部隊已轉入閩境，於是我命黃旭初師退至尋鄔附近集中，錢慕尹部經三南至梅縣附近集中，我親率呂煥炎師，經信豐，進駐尋鄔，以防葉賀由蕉嶺、平遠折入梅縣。同時廣州方麵，亦令陳伯南、薛伯陵兩師進駐興寧、五華。我到尋鄔後，繼續進駐平遠、蕉嶺。因情況不明，乃派營長黃鶴齡率兵一營，晝夜兼程前往大埔，實行威力搜索。據報：葉賀全部皆由大埔三河壩、沿水路直下潮州、汕頭。三河壩僅有朱德、周士弟等部留駐。該營並據獲彼政工人員男女數十人，訊問之下，情況至為明了。我得此情報，即全部進駐梅縣，計劃除以錢慕尹部由梅縣進至鬆口鎮，牽製朱周在三河壩部隊，並掩護我之側背外。我率黃呂兩師，越過潮州與梅縣間之高山、鱷魚嶂，直趨豐順縣，然後東進占領潮州與三河壩中間的留隍圩（距潮州六十裏），將潮州三河壩間水路交通線韓江截為兩段，使葉賀前後不能呼應。同時並要任潮令陳薛兩師進駐湯坑、揭陽，與我軍會同，向汕頭、潮州攻擊。廣州方麵對於我這計劃，認為太冒險，蓋慮萬一葉賀再有部隊由三河壩向梅縣進攻，則我腹背受敵，勢難應付。並引以前戰例，凡進入潮汕不守梅縣者，無不失敗為言。殊不知我在前方，情況非常明了，葉賀幾乎全部由水路下潮汕，陸上必不注意，我乃圍而襲之，必有致勝把握。幾經爭論，始照我的計劃實行，果獲全勝。此役成功，當以黃營情報準確，為重要關鍵，由此可見情報與作戰關係之密切。
        我於計劃商定後，即由梅縣出發，這完全是一條山僻樵徑，平時很少有人行走。由上羅衣至下羅衣中間四五十裏，都是崎嶇險峻的山嶺。加以風雨載途，人馬擁擠，墜崖傷斃者，時有發現。由梅縣到豐順縣城地圖上的距離，雖為九十餘裏，直到次日黃昏，始得到達。當晚在嶺上露宿了一夜，實為我生平作戰行軍最艱苦的一次。到豐順後，次日，即東向進攻留隍圩。預料葉賀對此要點，必留兵據守，不意到達時，闃無一人。我仍將水路阻絕，以斷其交通。並悉葉賀僅留全部兵力三分之一及政治人員輜重等在潮州作為後方補給根據，以防我軍襲擊。其主力則趨揭陽，希圖先將陳伯南、薛伯陵兩師擊敗，與海陸豐農軍聯為一氣，然後回師再與我軍作戰，冀收各個擊破之效。殊不料我方動作迅速，反將彼各個擊破也。 我軍到達留隍圩，次日拂曉，即沿韓江右岸急進，於十 二時左右，即到達潮州附近。敵軍在潮城北方高地，築壕固守。我以呂煥炎全部及黃旭初師之一部，向正麵攻擊。另由許副師長宗武率黃師一部，繞至潮州城西南火車站，以防其由汕頭方麵增援，於是展開激烈之爭奪戰。在這時候，適接陳伯南通報，謂已於前一日在湯坑、揭陽之間，與葉賀主力接觸，戰況非常激烈，希望我派兵協助。我軍亦因戰鬥正殷，勢難分兵，唯有激勵將士，猛烈進攻，早日攻下潮州，然後分兵向揭陽方麵增援。幾經衝殺，至黃昏時候，已將潮城完全占領，守城敵軍除傷亡外，皆被繳械，並俘獲其大批政治人員，及全部之械彈輜重。次日，即向揭陽方麵前進，以夾擊其主力。葉賀等知前後受敵，軍心動搖，亦已為陳伯南、薛伯陵所擊敗。並知潮州已失，不能退回，乃轉向揭陽以南，沿海而西，向海陸豐潰竄，複為陳薛等部追及包圍，全部繳械。
        其在三河壩附近朱周所部二千餘人，見大勢已去，乃隱竄入湘，投依範石生。蓋範朱皆為滇人也。此時所剩僅千餘人耳。
        葉賀自南昌出發南下，沿途脅迫民眾相從，號稱五萬之眾，而實際上不過兩萬餘人，至是幾全部消滅，這是殲滅葉賀之役經過的概要。 

    汕頭的社會風氣

    我到了汕頭，有一種情形，使我至為驚異。當我們初到的時候，地方士紳都殷勤前來探問，要籌多少軍餉？我說：“我的部隊，政府都有一定的餉項，無須在地方籌餉。”他們聽了我的答複，好像爽然若有所失的樣子，我當時莫明其妙，何以不就地籌餉，反使地方紳士不高興呢？
        後來才知道其中內幕。原來汕頭是廣東富庶出名的地方，過去初來汕頭的部隊，多不攜餉項，而是就地籌給。於是就地籌餉，就成為一種通例。此例一開，就有一班熱心為軍隊籌餉的士紳，應運而起。他們並不是真心樂於幫助軍隊，而仍為他們自己的荷包打算。譬如軍隊要籌餉十萬，他們就向商民攤派二十萬，除了交給軍隊十萬之外，其餘都是他們的好處。如果你責問他“何以要攤派二十萬？”他就回複道：“籌餉是沒有一定把握的，需要十萬，必須加派十萬，才可足數。”
        這種說法，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但是以此為業的人，就故意誇張其詞，借此機會，混水摸魚，收取他們的盈利。這種陋弊，不但那時候的就地籌餉如此，就是現在各縣攤籌各種經費，何嚐不是如此？公家所得者五，人民所出者十，中間人的好處，實在太多。難怪他們會推波助瀾，歡迎機關部隊，在地方攤派經費或實物了。
        據說汕頭是全國白蘭地酒銷數最多的地方，這話也許是就人口比例銷售白蘭地數量而言。因為在那裏一切應酬宴會，白蘭地是一種必需品，由此可見汕頭的富庶與奢侈。所以從前的軍隊，都以得到這個防地為無上的幸運。但同時在這個地方駐防久了的部隊，又沒有一個不被消滅，也幾乎成為一 個定例。我到了這裏，見地方環境如此惡劣，如果久住下去，不但軍隊本身要日漸腐化，而受天然的淘汰。就是對於友軍之間，也要發生磨擦。況且事實上已經發生了一些磨擦的現象，於是我決心將部隊調回。

   回師廣西

 

    第四軍自葉賀公開分裂之後，下層潛伏的共黨分子，還是很多。他們不得誌於軍事，便用挑撥離間的手段，希望內部發生問題，可以獲得利於活動的機會。尤其因為我是消滅葉賀的人，更仇視得厲害，種種問題，暗地裏都集中到我身上。所有張黃方麵的人物，表麵上雖然和我仍舊融洽，而心裏已經發生極大的誤會。我見此情形，心裏私忖，若是我的軍隊長居廣東，必定要發生不幸的衝突。而且我軍入粵，原是奉李任潮命令而來，係屬幫忙性質，對廣東根本沒有什麽野心。現在客觀的情勢上，既無駐兵的必要，而又生出許多是非。為公為私，都不合算。於是決心將部隊調回廣西，首先令黃旭初師由西江調梧州，呂煥炎師亦陸續集中北江，準備調回。我自己於八月間回桂。當時以為如此處置，以前有些誤會，縱然不能當麵解釋，事後亦必可得人原諒，孰知退讓的結果，仍不能避免戰事，誠出我意料之外。

    汪精衛的陰謀

    我回廣西後，大約是八九月間，汪精衛、陳公博等因為不容於寧（南京）漢（漢口），也就逃回廣州。
        彼以北伐前在廣州及北伐後在漢口政治會議主席的地位，廣州的政治分會，自然要表示歡迎。第四軍素來擁汪，支持更為積極。但是廣州政治分會的權限，隻限於兩廣區域，以汪精衛的野心，自然誌不在此，而是要另開黨國的全局場麵，像民國十五年以前那樣的開府廣州，以與南京的中央政府相抗衡。但因李任潮與第四軍有長遠的曆史關係，未便使用激烈的辦法。故一麵製造空氣，說廣州是太腐敗了，太不革命了，要求革命的真正成功，必須改造廣州的政治環境。一麵與李任潮商量，要他自動的改革，也就是要他擁護自己在廣州開府的意思。此種內幕的醞釀，我回廣西後，一些也不知道。民國三十三年三月間，南嶽會議後，我同李任潮張向華吳梧生（奇偉）同車回桂林，還談起這回事。張向華說： “向任公說盡了話，繼以流淚。”李任潮說：“我始終不知道你們對我所說的話，用意在什麽地方？”我想李任潮不是不知道他們的用意，而是不讚成汪精衛再開府廣州，以免破壞北伐的成功，破壞黨國的統一。我又問吳梧生說：“假使我被你們拿到了，會怎樣處置呢？”他說：“恐怕對不起”。我說：“為什麽恨我到這樣地步？”他說：“在我們看兩廣的問題，你是一個幕後人，所以要先對付你。”我說：“豈不冤哉枉也？現在你可明白了呢。”大家大笑起來。
        十月上旬，我在廣西忽然接到汪精衛的電報，說有種種問題要我到廣州去麵商。我在那時以前，對汪不僅毫無惡感，而且相當的敬仰。所以接到電報後，也就毫不懷慮他有什麽惡意，立刻複電“等輪前來。”並買了很多廣西的土產，如果子狸海狗魚沙田柚之類，奉送他們，以表情意。十七日中午到達廣州。汪精衛約我下午四點鍾到大沙尾葵園的公館裏見麵。我很誠意的依時到達，總以為見麵後，一定有很多重大問題商談。可是到了他的公館，見汪派許多人物都在座，隻作見麵的招呼，態度非常沉默，似含有極嚴重的心事。尤其是陳公博、何香凝的麵部，表現出憤怒而張皇的樣子。我覺得情勢不好，又發現李任潮亦不在座，就開口問道：“李任潮不到會嗎？”汪回答說：“任潮急於要赴上海，已乘飛鷹兵艦起程，我等方才送行回來。季寬先生初到，路上辛苦了，一切事情，待明日商量吧。”我隻好興辭退出。一路上暗自猜想：“李任潮一定被他們用手段趕走了，又把我召來廣州，看他們那種情形，說不定會玩出什麽花樣對付我呢。”當時我這樣的想著，事變之後，才知道在葵園時，就有人主張把我扣留，也許汪精衛礙於情麵，不便在他的公館內動手，橫直我到了廣州，已成籠中之鳥，釜內之魚，還能逃得出去嗎？所以安心放我出門。事後回思，當時我如果被他們立刻扣留，那末除了束手待斃，還有什麽辦法？興念及此，不覺毛骨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