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穀雄風
有所思，有所感，從曆史的時空中來，再回到曆史的時空中去。
彩 練 飛 舞 霞 滿 天
── 舞蹈家蔡瑞月博士小傳
阮 霞
引 言
1998年9月22日，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授予來自台灣的著名舞蹈家蔡瑞月 (Tsai Jui-yueh) 女士該校最高榮譽─大學博士稱號，以褒揚她在舞蹈藝術上的成就和造詣，並表彰她在社區活動、教學研究、以及在溝通澳洲與台灣文化交流方麵所作出的傑出貢獻。這是她從台灣移居澳洲十五年之後，這個國家所給予這位世界性舞蹈藝術家的殊榮。
蔡瑞月博士自幼熱愛舞蹈，少女時代就立誌獻身舞蹈藝術事業。她不僅是一位舞蹈藝術家，也是一位舞蹈節目的編導，同時也是一位教育家，又是一位舞蹈藝術研究者；她在世界的許多地方演出超過一千多場，並多次舉辦個人演出舞展。她創作了上千件舞蹈作品，每一件都留下了曆史的印記和風采。她在國內外多處任教，桃李滿天下，有學生幾千人，現在台灣舞蹈界的骨幹許多都出自她的門下。她孜孜不倦，勤奮學習，努力研究西方、東方、土著及民間舞蹈，理論與實踐並行，出版有書籍、唱片、舞蹈攝影集、電子書籍等。
蔡瑞月博士的生涯，是舞蹈藝術的生涯，也是充滿艱辛及坎坷的生涯。還在她少女的時候，母親便不幸去世。為了她所熱愛的舞蹈事業，她隻身東渡日本留學，忍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風雲動蕩和物質的匱乏，廢寢忘食，專攻舞蹈。在結婚僅僅兩年、兒子也才一歲多的時候，因受到政治迫害，她被迫與丈夫分離，待到夫妻重逢，已是白發蒼蒼。她也無辜被牽連而關入集中營達三年之久，出獄後幾年裏，還得經常寫日記報告行蹤。盡管如此，她仍然一腔熱忱，克服萬般困難，獨立開學辦館，經營心愛的舞蹈事業，在各地奔走演出教學五十餘年，曆盡艱辛，在台灣的舞蹈荒原上開拓出了一片綠野，首次將台灣的舞蹈推向國際舞台。與此同時，她獨力撫養兒子，並把他培養成材。
蔡瑞月博士的生涯，是忍辱負重的生涯，是不屈不撓的奮鬥生涯，是傳奇的生涯，是成功的生涯，更是可歌可泣的生涯。僅取一端，便可彈奏出她人生經曆交響曲中的強音。
一、獻身舞蹈 雛鳳展翅
1921年，蔡瑞月出生於台灣台南市。從小她就與舞結下了不解之緣，常常和夥伴在家中舞耍。父親喜歡閩南音樂南管，經常在家中吹吹唱唱，她也由此從中受到熏陶。當時，台南最大的南管音樂集中地就設在她家附近的寺廟裏，這給了她很多聆聽的機會，去領略地方樂曲的奧秘。而母親又是基督教徒，教堂裏的唱詩及風琴的和聲，亦常使她的思緒在空靈中翱翔。當時，台灣又正處於日據時代，因而也受到日本文化藝術的影響。於是，地方戲曲、教會音樂、民俗風情、東洋藝術等等，一一在她腦海留下印記，為她對音樂舞蹈的感悟提供了充分的條件，培養了她舞蹈的天賦。
1937年，蔡瑞月高中畢業。經過幾個月在鄉下的日語補習學校教授舞蹈及其它課程的短期教書生涯之後，她做出了人生中的一大決定：前往日本學習舞蹈。這個決定改變了她的人生，是她日後坎坷而輝煌人生的一個起點，為她日後在舞蹈領域的領導地位奠定了基礎。同年底，她先入石井漠舞踴學校 (Ishii Baku Dance School)，學習芭蕾舞及現代舞。後轉入石井綠舞踴團 (Ishii Midori's Dance Company)，石井綠曾三次連任日本現代舞踴協會會長。其後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她先後隨石井漠和石井綠等舞踴團在日本及東南亞各地演出一千多場。
日本因失道寡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1946年，蔡瑞月和許多留日學生一道，搭乘唯一的一班船從日本回國。在回國的船上，她在甲板上為大家演出，並自編自演舞蹈《印度之歌》和《咱愛咱的台灣》。《印度之歌》展現了異邦色彩的遐想空間，而《咱愛咱的台灣》則表達了對台灣的熱愛和憧憬以及希望建設台灣的熱情，引起全船二千多台灣留日學生的共鳴。從此，蔡瑞月的生命中升起了第一抹鮮紅的朝霞，開始了她回到台灣的舞蹈演出和編舞生涯。
回國後，她迫不及待地在各處進行密集式演出，急欲在台灣這個被日本人稱為舞蹈的荒漠上播下舞蹈的種子。同時，她也到母校─台南第一女中教授舞蹈課。1947年元月 ，為台中南部大地震賑災，她首次舉辦個人舞展，即《蔡瑞月創作舞蹈第一屆發表會》。表演節目有《國旗歌》、《童謠二題》、《春誘》、《耶穌讚歌》、《白鳥》、《村娘》、《印度之歌》、《壁畫》、《秋季花》等等，由直屬長官公署交響樂團伴奏，演出後捐出兩萬元為賑災金。
舞蹈給人以詩的遐想，也傳遞愛情的真諦。彩色的舞台帶給了蔡瑞月事業的發展和喜悅，也為她贏得了愛情的豐收和生活的歡愉。1947年5月，她與詩人雷石榆並結蒂蓮。結婚後，又全力以赴投入演出和教學。1949年2月，舉行《第二屆舞蹈發表會》。其中，蔡瑞月表演了以她丈夫寫的詩為題材的大型現代舞劇《我若是海燕》，現場配有詩朗誦。詩是這樣寫的：
假如我是一隻海燕，
永遠也不會害怕，
也不會憂愁，
我愛在狂風雨中翱翔，
剪破一個巨浪又一個巨浪，
而且唱著歌兒，
用低音播唱愛情的小調。
但我的進行曲，
世間也沒有那樣昂揚。
風靜了，
浪平了，
我在晴朗的高空，
細細地玩賞，
形形色色的大地，
滄滄茫茫的海洋。
這一首詩交織著詩人對台灣、對所愛的人的期望與熱愛。也正是這首詩鼓舞了蔡瑞月的一生，也是她生命的寫照。
沐浴在愛河中，舞台和人生彷佛構成了一首交響曲，她早年的理想正在逐步成為現實。可以說，結婚的這兩年是蔡瑞月理想與事業交織的噴泉般的青春年華中最燦爛的日子。
二、鳳凰再生 舞台放彩
然而，這種詩歌般的生活很快便蒙上了陰影，並由此而使蔡瑞月的事業和人生發生了極大的轉折。也正因為如此，她的舞蹈生涯更為曲折坎坷，然終臻化境，大放異彩，猶如鳳凰再生，更加輝煌。
也是在1949年的6月，雷石榆因一些人事糾紛，便應蔡瑞月的學生和香港大學之邀，欲離開台灣前往香港教學。但是沒有料到，蔡瑞月的學生突然間在給他們的明信片中寫道，如果回大陸，他們會受到重用。由於當時共產黨已席卷大陸，國民黨偏處台海一隅，國共兩黨正處於你死我活的政治敵對關係之中，因而雷石榆旋即被捕審訊。在經多方奔走營救之後，雷石榆被判驅逐出境。由於航船臨時決定啟程，蔡瑞月因孩子不在身邊，隻得隻身趕至海邊頻頻揮手，目送被囚的丈夫隨船押走，心中卻在默默祈禱，希望以後有機會再帶孩子一同相見。
然而，禍不單行。蔡瑞月隨後也受丈夫牽連而無辜被捕，囚入政治集中營達三年之久。在獄中，當局要求她跳舞演出，她才獲準寫信回家索要化妝品和演出服裝，沒想到家中寄來的東西裏卻夾寫有她父親名字的挽聯。父親臨終仍不知道愛女的安危，心中不知道要有幾多悲傷；而女兒不能為父親送終，心中所充滿的傷痛亦難以言狀。為了中秋節勞軍，她在獄中含淚編演《母親的呼喚》和舞劇《嫦娥奔月》，出獄演出僅隻兩個小時，又被關回牢獄。後來，她被轉移到一個專關政治犯名叫火燒島的荒涼小島，在那裏還要被迫參加演出。父親逝世，夫離子散，自己生死未明，常常還聽到牢友的被嚴刑拷打後的慘叫，而同船歸來的台灣精英有的則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槍決，這是蔡瑞月生命中最黑暗的一頁。
1953年，蔡瑞月終於獲釋出獄。她隨即開班教學。但當時的政治環境不僅幹擾她的教學，而且強迫她必須寫日記報告行蹤，而且有時還遭半夜抄家。濃重的陰雲由此壓了她三四十年，給她帶來極大的精神迫害。連有人要告訴她有關她丈夫的消息，她都嚇得不敢接聽電話。而當時，社會風氣也很保守，人們對男女跳雙人舞，舞裙長短都有議論，政府對舞蹈事業也不予支持。整個的情景簡直灰暗極了。
然而，舞蹈這棵常青樹是蔡瑞月的精神支柱，她不能放棄，她要抗爭，要用她的行動來重新開辟出舞蹈的一片新的天地。1953年，她決心再次創辦舞蹈社。在租賃場地十年後，她自己承擔經濟風險，然後買屋，嘔心瀝血地建立了一個舞蹈劇場。蔡瑞月又重新站起來了。她的舞蹈技藝和造詣也日臻化境。極盛時期，她有學生三四百人，專業教師十人，伴奏教師兩人，及分布在台灣各地的分校六所。舞蹈社還為美國和日本的兒童舉辦芭蕾舞蹈班，並教授在台灣的美國和日本人的太太學習舞蹈。
勤於演出和教學的蔡瑞月越來越有名氣，聲譽遠播海外。1956年應邀帶團到泰國演出，並親為泰皇及皇後表演獨舞。1960年，被禮聘擔任東京舞踴學校 (Tokyo Dancing School) 之交換教授，且應邀在日本教學和參加日本東京新聞社主辦的第22回藝術舞踴新作發表合同公演上特別客串演出。同時，由東寶藝能 (Sakakibara) 讚助在九段會館舉辦《蔡瑞月舞踴公演》，神原歸逸舞踴團 (Sakakibara Kiitsu Dance Company) 特別讚助演出。此外，日本現代舞界還主辦了一個別開生麵的《圍著蔡瑞月之座談會》。為此，她在日本馬不停蹄地作教學、研究及各項演出達九個月之久。
1961年，台灣當局不允許她賣票演出。一次，有人佯稱歸台華僑，願意讚助其演出，而慫恿其學生私下賣票，結果她被按全場滿座的十倍課以罰款。當時有家長勸蔡瑞月取消演出，但她認為要為觀眾負責，邊流淚邊下令演出。過後，她奔走於名流和政要之間，整整驚嚇三年，才度過險關。
所有這些並沒有使蔡瑞月向命運低頭，她忍辱負重，繼續在舞蹈的天地中辛勤地耕耘。1961年，蔡瑞月被邀加盟東京國際舞蹈大會。1963年，應邀赴泰國作第二次演出。1968年至1973年，蔡瑞月的舞蹈社在台北國賓飯店天天演出30分鍾的民族舞蹈節目，每周六也在電視台演出30分鍾的芭蕾作品。1971年，蔡瑞月編舞，由其子雷大鵬領隊前往越南演出。1983年，蔡瑞月獲邀到韓國參加亞洲舞蹈會議，以62歲的高齡演出《麻姑獻壽》。會上一致推舉她為台灣分會之全權代表。
然而，有關方麵對她的迫害並未停止，形形色色的阻撓，使她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1962年，美國道德重整會舉辦國際舞蹈大會，邀請蔡瑞月出席。但結果卻是，台灣官方組織的的團體采用蔡瑞月的作品並利用她的學生到美國演出，但台灣政府卻不準蔡瑞月個人隨團前往，使她的精神備受傷害。1973年至1981年，蔡瑞月應流亡美國的中國音樂家馬思聰之盛情委托編排大型舞劇，後被文化工作委員會政治介入，剝奪其演出的機會，花費了多年的心血付諸東流。一直到1983年，台灣的政治進入比較寬鬆的軌道之後，蔡瑞月才拿到良民證。
在漫長的舞蹈生涯中，蔡瑞月舞蹈社也和國際上的著名舞蹈文藝團體互相交流切磋，互相促進，共同提高。其中有日本的加藤嘉一(Katoh Yoshikazu)、加藤光惠(Katoh Mitzue)、神原歸逸、神原正純(Sakakibara Masazumi)、石井綠(Ishii Midori)、折田克子(Orita Katsuko)，韓國的吳和真(Oh Hwa-jin)、鄭寅芳，美國舊金山芭蕾舞團(San Francisco Ballet)、美國的金麗娜(Eleanor King)、莫斯·康寧漢(Merce Cunningham) 舞蹈團、卡而·巴瑞(Carl Paris)、威廉·卡特(William Carter)、隆尼·高登(Lonny Joseph Gorden)、卡倫·芭拉(Karen Barrar)、英國的塞西莉亞·凱莉(Cecilia Kerry)、澳洲的伊莉莎白·陶曼(Elizabeth Cameron Dalman)。這些活動進一步開拓了蔡瑞月的視野，使她的舞蹈技巧吸收了其他民族和文化的風格和內涵。
1983年，台灣文建會舉辦年代舞展，蔡瑞月重現了當年的舞蹈《讚歌》、《新建設》、《所羅門王的審判》的英姿，轟動異常。經過了一場場與各種各樣的風雨搏鬥後，蔡瑞月獲得了累累滿枝的金色碩果，成就了台灣一片舞蹈的新天地。然而，此時她卻揮淚灑別了台灣這塊她灑下無數汗水和眼淚的土地，移民到澳洲與兒子雷大鵬會合。
三、結緣澳洲 彩霞滿天
生活的波折和事業的坎坷使蔡瑞月的內心世界更為斑斕，表現在藝術上就更為豐富多彩，這大概是命運對藝術家的補償。早期，蔡瑞月學的是芭蕾舞和日本的現代舞。回到台灣，蔡瑞月編舞靈感猶如泉湧。她大都是因著某種情感、社會事件的衝擊及聖經故事或傳說的感動為起因來編舞。她曾以西方著名故事《灰姑娘》、《羅密歐與朱麗葉》及《埃及女王》來創作舞蹈，也采用台灣民俗如娶親、迎媽祖等為題材來編舞。尤為可貴的是，她曾不辭勞苦，爬懸崖，入深山，采集原住民的題材動作來入舞，也學習中國古老戲曲中的舞蹈身段與武藝，更潛心專門學習泰國、印度、韓國、美國、西班牙的舞蹈。她從各方麵汲取營養，因而她的舞蹈藝術領域十分寬闊。
1971年，蔡瑞月的舞蹈社接待了來自澳洲的國家現代舞蹈團 (Australian Dance Theatre)。而後，身兼該蹈舞團團長的澳洲現代舞蹈家伊莉莎白·陶曼在台灣開了個基本舞蹈課程，蔡瑞月的兒子雷大鵬去參加了這個課程。陶曼敬佩蔡瑞月的舞蹈藝術，也認為她教出來的兒子是一個蘊藏無限潛力的舞蹈家，因此返澳後，就來信邀請雷大鵬到澳洲加盟她創立的現代舞蹈團。當時雷大鵬是全澳第一個專業東方舞蹈藝術家。
兩年之後，蔡瑞月也應陶曼女士的邀請訪問了澳洲，並進行演出、授課和研究，曆時達九個半月。蔡瑞月是第一個將中國舞蹈移植和傳播於澳洲舞台的中國人。而實際上，早在1950年代，蔡瑞月的舞蹈團就和台灣國立藝術學校京劇科、台灣中華國樂會聯袂演出，歡迎澳大利亞友好訪問團 (Australian Goodwill Mission)。演出的節目有《貴妃醉酒》、《花巾舞》、《背弓追月》、《霓裳羽衣舞》等舞蹈。雙方之間實際上早已經進行了文化和舞技上的交流。
1982年，蔡瑞月赴歐洲訪問，並在意大利及巴黎凡爾賽音樂學院舞蹈係講學並介紹中國舞蹈。在此期間，她得以與任教於意大利的陶曼女士及曾任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團長的俄國舞蹈大師賽吉·李法爾(Serge Lifar)等暢敘與交流。
移民澳洲與愛子雷大鵬會合之後，從1983年至1988年，蔡瑞月於雪梨和墨爾本教授舞蹈、並編排舞蹈節目，參與許多慶典活動，也指導當地的華人子弟在雪梨歌劇院演出《鳳陽花鼓》、《天山戀》、《彩帶》、《春燈》等創新民族舞蹈，雷大鵬也同時演出《秦王破陣樂》助陣。1989年後，蔡瑞月移居到布裏斯本，仍持續舞蹈研究，並在奇葩林 (Kippa Ring) 社區、學校及教會和夏令營演出。
1990年，在澳洲的蔡瑞月與中國大陸已可以方便地來往了。於是便偕兒子、兒媳婦及兩個孫子到中國大陸看望離別40年的丈夫雷石榆。她的丈夫雷石榆那時已79歲，從河北大學退休了，他從1952年起就在那裏擔任教授及現代與外國文學教研室主任。
雷石榆教授為這次會麵寫下了以下的詩句：
蓬萊恩愛兩春秋，
先後無辜作楚囚，
隔別天涯四十載，
寒風侵染一霜頭。
海峽萬重險浪隔，
如磐風雨喜見收，
生離三代杜鵑血，
相聚今朝一泯愁。
1996年，雷石榆教授在中國大陸逝世，享年85歲。
1994年，蔡瑞月的中華舞蹈社因城市施工擬拆除，後經台灣藝術界發起“向蔡瑞月致敬”及“1994台北藝術運動”，引起了政府注意，最終答應將舞蹈社保留為舞蹈館。同年，蔡瑞月獲政府“薪傳獎”。1999年8月18日，又通過立法，將舞蹈社列為“市定古跡”保存，以紀念蔡瑞月其人及為台灣舞蹈發展所作的貢獻和努力的事跡。
1996年，在蔡瑞月及其子雷大鵬的促成下，澳洲國家現代舞蹈團創始團長陶曼女士於二十五年後，又一次偕同國際級舞蹈家組成澳洲舞蹈藝術家舞蹈團 (Australian Dance Artists) 到台灣演出現代舞《四代》，又進行了一次東西方現代文化舞蹈藝術交流。
1997年，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藝術學院舉辦該院舞蹈係與台灣左營高中舞蹈組之聯合舞展。這是向蔡瑞月的舞蹈開拓與革新的生涯的致敬演出，同時舉辦蔡瑞月與李彩娥的座談會。同年，台灣的一位導演黃玉珊完成了蔡瑞月生平記錄片《海燕》，此片後來獲得當年記錄片首獎。同年底，蔡瑞月回返台灣，受到了盛大的歡迎。次年，台灣政府撥款完成並出版了《台灣舞蹈的先知─蔡瑞月口述曆史》及《台灣舞蹈的月娘─蔡瑞月攝影集》兩書及電子書籍《台灣的月娘─蔡瑞月》。
有鑒於蔡瑞月在舞蹈界的卓越貢獻，以及她在融合東西方文化內涵和舞蹈技藝方麵的成就與造詣，1998年，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授予蔡瑞月該學府最高榮譽─大學博士稱號。
生活一次次來補償蔡瑞月。台灣的許多人們，希望蔡瑞月回台。人們為她的遭遇感到不平。許多報刊雜誌為她專訪。原台北市長陳水扁在回答媒體問題時，說他印象極鮮明的文化人就是舞蹈文化中的蔡瑞月。台灣文學家魏子雲這樣來評論蔡瑞月：舞蹈荒漠的開疆拓土之先鋒、多元舞蹈的舵手、深而廣的影響者。人們以各種方式向這位台灣舞蹈事業的開拓者，世界性的藝術家，不屈不撓的台灣女性致敬。
蔡瑞月博士現居住在澳洲昆士蘭州布裏斯本的紅崖市 (Redcliffe City) 一個安靜的住宅。她雖已屆高齡，但仍學畫油畫，創作版畫，借多方探究靈感的源泉來營造另一層次的藝術境界，而主題還是舞蹈。她認為畫中的舞蹈者，能跳得比生活中的更高。這表達了蔡瑞月對舞台的一往情深和對舞蹈事業的進一步的希望。蔡瑞月博士曾參加紅崖藝術協會 (Redcliffe Art Society) 舉辦的全國性美術展覽及參加在布裏斯本市南岸公園舉辦的華倫娜節 (Warana Festival) 中的油畫展，她的作品受到了觀眾的好評。
蔡瑞月雖然退休了，但她難以割舍她那心愛的舞台，仍然用其它的形式關注著這片她曾辛勤澆灌過的沃土和她所熱愛的事業。她還經常返回台灣，叩訪她夢回縈繞的用心血和汗水澆灌出來的那片舞蹈綠洲。1999年，她還應邀回去協助編排舞蹈，力求創新，同時整理和編輯早年創作的現代舞作品。
此時的蔡瑞月，猶如支撐著她生命和創作源泉的那出舞劇《我若是海燕》中的海燕，於風平浪靜之後，仍然在細細地玩賞著形形色色的大地和滄滄茫茫的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