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士蘭華人社區傑出人物選（20）－辛原：奉獻與實幹的陳天泉神父

奉獻與實幹的陳天泉神父
辛   原

    如果你在布裏斯本街頭，看見一位六十有餘的男士，經常開著一輛豐田 (Toyota) 小車，車上又經常載著不同麵孔的乘客，而他的臉上總是笑嘻嘻地，說起英語流利如澳洲人，講起廣東話雖然比英文差些，卻也極為通順，如果說普通話他得尋思之後才能出口，這位就是不穿神父衣裝的天主教陳天泉 (Albert Chan) 神父。

    陳神父不但在天主教友心目中倍受敬仰，在其他宗教的團體中也深受歡迎。因為他的助人是不分國籍、宗教、年齡和性別的，他的特點是“有求必應”，“無求也友”。

    陳天泉出生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太平洋戰爭期間，新幾內亞被日軍占領，他差不多有四年的時間沒有機會讀書。 l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兩年半以後，即1948年2月，為了升學，陳天泉從戰火餘生的新不受列顛（現在屬於新幾內亞）的亞苞埠 (Rabaul)，飛到澳洲，就讀於昆士蘭州圖旺壩 (Toowoomba) 的當南中學 (Downlands High School)。

    當時的澳洲，是一個單一文化、單一語言的社會，中國人很少，在圖旺壩隻有兩家，其中有一家姓林。林先生 (Diamond Lum) 是澳洲出生的華人，已在圖旺壩住了很久。林先生夫婦開了一家雜貨店，在當地很知名，也受人尊敬。盡管如此，當時是絕對的“白澳政策”，正如後來的勞工黨領袖阿瑟·卡威爾 (Authur Calwell) 所說，“兩黃不頂一白”。白澳政策始於一八五十年代，起初是為了限製淘金區華工人數，以後擴大到對所有亞裔人及所謂“黑人”在內。在白澳政策下，英國移民的種族歧視的想法輿態度，極端惡劣。陳天泉當時對此就有切身體會。當初與他同機來澳學習的中國人共八人，首站是昆士蘭州的庫克城 (Cooktown)。在辦理通關手續時，必須像罪犯一樣，用黑色油墨打印指紋，交給移民官員。作為一個中國人，他對此感到奇恥大辱。初入澳洲的經曆給他留下難以磨滅的深刻印象。

    他們初來時的八位同學中，周新民和他的弟弟亨利去了悉尼，其餘六人則落腳圖旺壩，包括陳天泉和他的弟弟弗蘭克、陳派克、司徒約翰、司徒彼德（己逝）及蔡約翰，都就讀於當南中學。該校創立於 1931年，專收寄讀生；後來改為男女合校又兼收普通學生。雖然建校時間不算太久，但在短短的十七年 (l93l－l948年) 中，已在昆州嶄露頭角，聲譽卓著。但當地人對亞裔人的種族歧視現象也十分普遍。剛入學校時，有些當地學生就用輕蔑的口吻叫陳天泉等中國人為“清國奴”(Ching Chong Chinaman, or Chink)，陳天泉十分氣憤，難以忍受，還曾經和他們拳頭相向，以後慢慢時間長了，相互了解後就相處很好了。

    陳天泉年少時便受洗入教，成為1854年創立於法國的天主教聖心傳教會的會員，並立誌為天主教的傳播事業而獻身。因此，在當南中學讀了六年之後，遂於l953年底，轉到新南威爾士州離悉尼 65公裏的道革拉斯公園城 (Douglas Park) 一個叫聖瑪麗亞塔 (St．Mary's Towers)的小修道院，再在那兒進修了兩年，讀完中學，也完成他作為神父見習必修的階程。l956年，又轉到維多利亞州離墨爾本不遠的克羅東 (Croydon) 的一間聖心修道院，進修天主教神父的課程，先讀三年哲學，然後又修了四年神學。此後於1962年7月，晉位天主教司鐸的神職。為紀念這個重大的日子，陳天泉回到他的故鄉亞苞，休息了幾個禮拜。

    l963年是陳天泉開始其神父生涯的第一年，他被分派到新南威爾士州悉尼的著名賽馬聖地蘭維克 (Randwick) 區的聖母聖心教堂擔任助理司鐸。不久，轉入教育部門工作，在天主教所屬的學校執教達 22年之久，主要是教授八、九、十年級的一般科學以及十一和十二年級的化學和宗教課程。

    1985年，應布裏斯本華人天主教社區的要求，他回到昆士蘭州，從事教會工作，擔任教區的神父，組織布裏斯本華人天主教會。剛來時，他參加過由新畿內亞華人組織的國泰會，並擔任理事多年。該會對華人社區的福利十分注重，陳神父當然熱心地參與各項活動，因此也認識和幫助了不少華人。但他的工作對象並不僅僅局限於華人天主教社區，也不僅僅限於華人，而是普濟眾生，一視同仁。從下麵的幾件事情便可看出陳神父兼善天下普濟眾生的博大胸懷。

    十年前，一位從香港來澳做換腎手術的病人，經人介紹認識了陳神父。陳神父熱心予以照顧，為他代找房子，借家俱和炊具，購物，安置一切。他不但常常探訪病人，還擔任司機接送其親友去醫院探視病人。有時病人家屬發生了心理問題，又要充當心理醫生，排憂解難。

    第一位病人走後，陳神父就把一切家俱、炊具、枕頭、被褥等存放起來。教友們常常笑陳神父此舉為“囤積破爛”。豈料不到三個月，又有從馬來西亞到澳洲來的換腎病人，直奔陳神父處，陳神父遂又把老戲重演了一遍。隻是這回已有經驗，不像第一次那樣顯得有些混亂。如今，由香港來澳換腎接受過陳神父幫忙的有六人，馬來西亞來的有四人。在他們住院期間，陳神父每周固定至少拜訪三次。其中有一位病人在澳洲住了一年半有餘，而陳神父從不間斷地探訪和提供幫助，且不厭其煩，持之以恒。但這些病人也不一定是天主教友。

    1989年，有一位從大陸來澳的女學生，為了兼差賺學費而同時打了好幾份工。有時她的工作要到深夜才結束，這時公車已停開，坐計程車又擔心，便求助於陳神父。而陳神父也就任勞任怨地當了自貼汽油的司機。豈料這樣“助人為快樂之本”的行動竟引起了大謠言。有人竟當著神父的麵說：“恭禧神父有了女朋友了。什麽時候結婚啊？”陳神父解釋說，神父是不可以結婚的！說話的人才恍然大悟地說：“原來如此，難怪你經常換女人呀！”這位女士如今已成家立業，兒女滿堂了。

    陳神父為什麽會接觸那麽多的女人？其實原因很簡單。許多從台灣、香港等地移民來澳的家庭，大多數的男主人不久又回到原居住地工作，而將夫人和兒女留在此地，一旦有什麽事發生，陳神父就是一位好助手。許多疑難雜事包括學英文、找學校、孩子的問題，甚至夫妻間的糾紛，婚喪喜慶，外加打官司，可謂無奇不有，陳神父都來者不拒，熱心幫忙。因此，天主教友稱他是“神父”，而非教友則稱他是“父神”。

    另外還有一位對生命充滿信心的女士，全家到了澳洲後，被丈夫所厭棄，處處受到冷落和辱罵，身心倍受折磨，患了幽鬱症和精神分裂症。為了保全生命，她不得已而遵醫囑與丈夫分離。但其丈夫與她人結婚後，還經常在友人麵前說些與事實不符之話破壞其名譽。友人因看不過去，欲拔刀相助，願挺身而出將事實真相說明，以公諸於世。但這位女士為了維護其子女的名譽而不願聲張，更不願讓子女由於其父尚未離婚便不經結婚就公然與年輕女子同居而蒙辱。盡管這是在澳洲，其結果也會被別人背後恥笑。因此，她覺得如更進一步地當眾揭發這些無謂謠言，實無必要，最終婉拒了朋友的好意。但每當午夜夢回，這位女士思前想後，冤枉懊惱之情難去，每對如此苟活，缺乏樂趣。某日，當她動了腳趾手術，因四隻腳趾被切除而不良於行時，忽心生去意。就在此時，陳神父忽然光臨，真猶如鬼使神差。陳神父當下二話不說，為她洗碗掃地，隻說了一句“好好養病”，就悄然離去。女士夢醒，不再萌生自毀之念，請陳神父為她祈禱。陳神父救了她，她也經常在周六將其位於古白鹿區( Cooparoo) 的麵包店裏賣不完的麵包送給陳神父，由陳神父分贈給需要的人。

    為了幫助教區的工作，他從香港請來了華人修女。大約在十年前，就開始有沙爾德聖保羅女修會(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tres)及中華無原罪聖母女修會(Sisters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的修女，來布裏斯本常駐。嘉諾撒女修會 (Canossian Sisters) 也派來修女，但她們隻能暫住，工作完畢以後，就要回去。他是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澳洲長大的，華語表達能力有限，需要華裔修女的協助。現在，沙爾德聖保羅女修會已在波諾尼亞高地 (Boronia Heights) 區的弗德裏克街 (Fedrick Street) 第12 號辦起了聖保羅老人村。這裏有獨立的單元，也有單人宿舍，包括六十張床位，管理良好，環境幽靜美麗。中華無原罪聖母女修會的修女也在上格拉維特嶺 (Upper Mt Gravatt) 區的克難坡路 (

Klumpp Road

) 第110 號修建了女學生宿舍，可容納 五十人，每人有獨立的房間。

    為使華裔移民兒童及出生在此地的孩子繼承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華語天主教社區於 l99l年在布裏斯本蔚霞區 (Wishart) 借用聖凱撒琳小學 (St Catherine's School)，成立聖心中文學校。目前該校有學生450人，分成22班，學習廣東話，並為小部份的成人提供英、華及粵語教學。

    鑒於布裏斯本華人天主教社區還沒有一個教堂和活動中心，陳神父已經在蘭孔區(Runcorn) 買了一塊地產，計劃蓋教堂和活動中心。為協助實現這一計劃，1999年某月的一個星期六上午，在天主教聖心中文學校下課以後，大家舉辦了一次餐點義賣籌款大會。提議這個活動的是一位叫叢瑪利的佛教徒。她認為，陳神父為大家默默地貢獻，精神偉大，值得敬仰，現在他一心一意要蓋一個中國人的活動中心，我們都應該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那天的活動從十一點半開始到下午二點半結束，共籌款得一萬零二百多元，其中二位無名氏各捐七千元和二千元。大家熱心烹煮的食物和慈悲喜舍的捐款，充分地表現了中國人的合作精神，也是陳神父熱心助人的感召力所致。希望陳神父正籌款興建的教堂和活動中心能早日實現。

    長期在教會工作，陳神父接觸的人來自各個不同的種族和文化背景，因而對於澳洲的多元文化有深切的認識。他認為，澳洲多元文化的發展是有一個過程的，並非一蹴而就。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許多歐洲人移民來澳，尤以希臘人和意大利人為多。在布裏斯本，希臘人多聚居在西端區 (West End)，而意大利人則多集中於新農場區 (New Farm)。當時，他們也曾受到不同程度的種族歧視。當地英裔人士稱他們為“大土佬”(Wog)，客氣一點兒的叫他們“新澳洲人”(New Australian)。到了l975年，越南南部為北越的共產黨人所統一，不少越南難民移居澳洲，移民政策才逐漸放鬆，導致1980年代以後，不少來自台灣、香港、馬來西亞、中國大陸和其他地區的中國人移民澳洲。陳神父認為，種族主義者各國都有，當今世界上一些地區的族群仍在相互殘殺，即是明證。相比之下，澳洲應算是十分民主自由、寬容忍讓的國家，這也就是許多移民都樂於以此為家的緣故。他堅信，最近幾年的“一個民族黨”(One Nation Party)的種族歧視醜態，將是過眼煙雲，來而複去。澳洲目前實施的是包容政策，每個民族不管來自何方，都可以說自己的語言，保留自己的優良傳統與文化，由此而慢慢融入主流社會。也就是說，各個民族互助共榮，共同進步，才逐漸形成了澳洲這樣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因此，民族的整合是一個緩慢的循序漸進的過程，需要耐心、愛心和包容的雅量，不能急燥。

    不過，陳天泉亦發現，隻要英語說得流利，即使在白人社區工作，也很少遇到有偏見或被歧視的現象。經驗告訴他，一個英語說得流利的人會被人視為“已類”。因此，他常常告訴新移民們，學習英語是十分重要的，這也是發展多元文化，促進民族和諧，推動澳洲社會不斷進步的一個前提條件。

    陳神父是無私的，他把生命奉獻給上帝，也奉獻給了澳洲社會。如果此地多幾位像陳神父這樣的人，相信中國人社區會更加團結溫暖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