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士蘭華人社區傑出人物選（13）－周善定：素描鬱風

素   描   鬱   風
周善定

 

著名畫家鬱風擅長素描，久享盛譽。初到布裏斯本，她時常外出寫生，凡奇花異草，珍禽寵物，街頭景觀，民居建築，野外風光，均栩栩如生地載入她的速寫本。對於人物素描，更有獨到之處。當年在一代中國畫大師齊白石家作客，老人揮毫書畫，鬱風觀之有感，悄然捉筆寫生。大師見了她為他所畫的那幅肖像，雖不動聲色，卻也首肯，在上麵題寫兩行字：“鬱風藝精，為白石寫像甚似，然非白石所有，餘記之。九十一歲白石。”一九五十年代初，她曾采訪報導上海一次婦女代表大會。當其時擔任市長的陳毅元帥前來作報告，鬱風當場為他畫肖像，陳毅見後欣然簽上大名，此作翌日發表於《文匯報》。

那麽，若要對鬱風素描，又該如何？這裏有幅鬱風的老朋友、大畫家黃永玉為她所作的肖像。西方有言：一畫勝千字。此幅素描肖像可謂傳神，突現了鬱風的容貌、氣質、個性。然而，畫家似乎意猶未竟，特再加一段評語：“你的白發透過夕陽鑲滿了金邊，漂亮而叱吒一世的英雄到底也成為一個老太婆。你自己瞧瞧，你的一天說之不休、走之不休的精力，一秒鍾一個主意的煩人的勁頭，你一定會活得比我們之中哪一個都長。那就說好了！大家的故事就由你繼續說給後人聽了。”言語中雖含調侃之義，但更有弦外之音，欲對是年七十五歲的鬱風之一生，勾勒概述。鬱風經曆非凡，建樹卓越。她有過青春風光，被選作封麵人物。她猶如巾幗英雄，當年率領遊行大軍“救亡抗日”；還扮演過武則天。她既是畫家，縱情丹青；又是記者、作家，熱衷筆耕。如同她的夫君黃苗子，鬱風的一生亦富有神奇色彩。   

鬱風於1916年在北京誕生，但浙江富春江畔的富陽城是她的老家。鬱家祖先以教書行醫相傳，祖父是當地私塾老師。父親鬱華乃革命先烈。清末之際，他先是考上府道試第一名的秀才，然後又考取杭州府官費留學資格，成為浙江省首批留日學生，攻讀法律。學成歸國後，出任大理院推事，兼在大學教課。其時，辛亥革命爆發，鬱華是激進的革命派，經常撰文賦詩，在報刊上抨擊腐敗的清政府。民國初年，他奉命又前往日本考察司法。後來在沈陽擔任最高法院東北分院刑庭庭長。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侵占沈陽，隨後日軍軍部通知法院，指定要鬱華留下，謂“有要職委派”。但他民族氣節凜然，不為名利所誘，毅然不辭而別，隻身逃回北京。不久，鬱華調任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長。1937年上海淪陷後，中國地界的政府機構全部撤出，唯獨租界上的法院仍執行中國的職權，處於敵人的勢力包圍之中。作為法官的鬱華，高風亮節，秉公執法，不屈不撓。那時，日偽漢奸與黑勢力在租界十分猖獗。滬江大學校長劉先生遇刺，凶手被逮捕後由鬱華審理，他不顧有人暗中警告，開庭時當堂痛斥並判罪犯死刑。此事引起頗大反響。但不久，在1939年11月23日，他卻被汪偽特務機關所慫恿的歹徒殺害了。鬱華被害的消息，令全國震驚和悲憤。當時擔任《救亡日報》總編輯的夏衍即在報上發表《悼鬱華先生》一文。上海律師公會和十餘個社團為鬱華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當時遠在新加坡的其弟鬱達夫，聞惡耗後寫下這樣的挽聯：天讓簿王郎，節見窮時，各有清名揚海內；乾坤扶正氣，神傷雨夜，好憑血債索遼東。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認鬱華為烈士。   

鬱華之死對鬱風無疑是極大的損失。其父不僅是傑出的法官，還是一個著名文人；他具有藝術家的氣質，擅長繪畫，喜歡吟詩，是南社詩人之一，與大詩人柳亞子交往甚密。鬱家經常高朋滿座，文人墨客聚會頻仍。全家遷居上海時，住處在虹口公園附近的公園坊。鬱風時常隨父親去離家不遠的內山書店，正是在那裏鬱風見到了大文豪魯迅先生；她還記得其父與魯迅、內山先生喜用日語對話。不過在文學上對鬱風影響更大的是她的三叔鬱達夫。作為長兄，鬱華對其小弟鬱達夫有培育之恩，是他在鬱達夫十六歲那年將他帶往日本留學。後來，鬱達夫應北京大學邀請前去北京講學，曾一度就住在鬱華的家。鬱達夫此時因發表《沉淪》、《銀灰色的家》等作品而名聲鵲起。他生性活潑，瀟灑倜儻，對少年時代的鬱風很有吸引力；她經常喜歡聽他講故事，跟他出外溜達。鬱風不以“三叔”稱呼鬱達夫，而是用中日文合起來叫他“三Gigia”。鬱達夫對這位天資聰穎且漂亮的侄女亦情有獨鍾。因為這位三叔，鬱風興趣盎然地讀了大量五四新文學作品；也由於這種叔侄關係，鬱風早年在上海文藝界能夠結識眾多作家、畫家，其中包括未來的夫君黃苗子。遺憾的是，鬱達夫這位近代中國的文學巨子，不幸於1945年在印尼被日本憲兵殺害。鬱風近年來編輯出版的《鬱達夫海外文集》(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7年)和《鬱達夫─蓋棺論定的晚期》(見《時間的切片》，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4年)等評論，寄托了她對這位“三Gigia”的懷念，也反映了鬱達夫對她文學創作的深遠影響。   

家庭的熏陶使鬱風幼年就對文學藝術懷有強烈興趣。鬱達夫離開北京後，他的幾萬冊書寄存在她家。鬱風常常喜歡一人躲進書房，貪婪地閱讀世界名著，翱翔在文學的天地裏。十五歲那年，鬱風入讀北京大學藝專，這為她今後的藝術生涯奠定了基礎。在當時，她不僅學繪畫，還學習音樂和戲劇表演。後來，隨家遷居上海，鬱風又去南京中央大學藝術係深造。此時執教的有從法國歸來的徐悲鴻、潘玉良等大畫家。在這裏，鬱風對西方油畫有較係統的研習，特別對各種流派風格有較深切的體驗，這就是她後來在自己的創作中不斷創新的原因。女畫家潘玉良對鬱風頗有影響。潘玉良曾為鬱風畫過一幅肖像，富有印象派韻味，又具雷諾阿的畫風。這期間，鬱風在藝術上已嶄露頭角。她曾和另一位同學在南京鼓樓舉辦畫展，頗得好評。1935年，鬱風創作的油畫自畫像《風》，在上海著名的《良友》圖畫雜誌上發表，編輯為此附上“編者按：鬱風女士，為藝術家鬱達夫先生侄女公子，作畫瀟灑豪放，筆觸流動，為現代女畫家之傑出人材，上圖即為其近作自畫像之一。”半個多世紀後出版的《中國現代女畫家傑作選》(轉引自李輝：《人在旋渦─黃苗子與鬱風》，山東畫報出版社，1998年)的肖像類作品中，第一幅就選用了鬱風此作，可見其在現代繪畫中的突出地位。

青年時代的鬱風，英姿颯爽，才華橫溢。她不僅頻頻為報刊投稿，畫插圖，被選作雜誌的封麵人物，在戲劇舞台亦有出色表現。鬱風是當時業餘劇人協會的成員，曾參演曆史劇《武則天》，擔任武則天B角。此劇導演是沈西苓，作曲賀綠汀，演員中有眾多明星，如魏鶴齡、顧而已和女明星吳茵（飾武則天的A角）。這也可說是鬱風在表演藝術上的一次成功的嚐試。然而，也是在這一時期，曆史的風雲把她推上了政治舞台。自1931年占領東三省後，日本得寸進尺，染指神州大地，企圖吞並中國。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同時，鬱風在生活道路上遇到了像王昆侖、夏衍等共產黨人士，激進的馬列主義更使她向往革命。於是，鬱風取消了赴巴黎留學藝術的計劃。其父鬱華看重她的藝術素養，鼓勵她去法國深造，並為她辦好了一切手續。鬱風不得不說服父親，放棄此機遇，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亡、社會革命運動中去。   

早在1935年，鬱風便成了上海青年婦女俱樂部的創辦人之一和活躍分子，這是個共產黨策劃的外圍組織，其創辦者包括電影演員陳波兒和吳佩蘭（艾思奇的夫人），還有作家白薇和演員藍蘋（即後來成為毛澤東夫人的江青）。她們公開宣傳抗日，宣傳婦女解放，為提高勞工婦女的文化教育和生活福利而工作。1936年“三、八”婦女節，上海七個婦女團體召開聯合紀念大會，並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號召廣大婦女團結起來抗日救亡。那天參加的有婦女界的知名人士，如何香凝、史良、沈茲九等，而鬱風被任命為遊行的總領隊之一。在眾目睽睽之下，她揮動旗幟，領呼口號，率領眾姐妹衝破警戒線。抗戰爆發後，她積極參加創辦《救亡日報》。此報由郭沫若任社長，夏衍當總編輯，鬱風成了一名記者，除漫畫插圖外，還經常冒著風險到前線采訪。這時國共合作抗戰，鬱風經夏衍安排，在第四戰區政治部任職，軍銜少校，負責戰地美術宣傳。當年香港一家畫報報導內地抗戰新聞時，專門發表了鬱風身著戎裝的大幅照片。1939年，鬱風因上海、廣州先後淪陷而撤至香港；經她策劃，創辦了文學雜誌《耕耘》，鬱風任主編。雖然這本雜誌因經費和局勢限製，僅出版兩期，但它匯聚了眾多文人，發表了不少頗有影響的作品，故被稱為香港戰時文化的一朵奇葩。  

這本雜誌所以能夠問世，還歸功於黃苗子。此時他也到了香港，名義上掛有國民黨所辦香港《國民日報》的經理頭銜，故黃苗子既提供方便向當局登記，又慷慨地給予大筆捐款。在香港期間，鬱風曾寄居黃苗子的大哥家，當時他的大哥黃祖芬任中華中學校長。從此，鬱風和苗子結下了非同尋常的關係。香港被日寇占領後，他倆分別轉赴重慶。正是在這一階段，苗子與鬱風的友情萌發出愛情，相互的通信日益頻繁，感情越來越深化。不過，最後決定選擇黃苗子為終身伴侶，鬱風曾有過遲疑，對他與吳鐵誠等國民黨政要的關係頗有顧慮。後來多虧她的老上司夏衍出麵“疏通”，才喜結良緣。1944年5月20日，黃苗子和鬱風的定婚儀式在重慶郭沫若家中舉行，由夏衍主持。大詩人柳亞子為他們的定婚賦詞；郭沫若揮毫題詩相贈，他在柳亞子之前兩句賦詞基礎上吟成一首律詩：躍冶祥金飛鬱鳳，舞階幹羽格黃苗。蘆笙今日調新調，連理枝頭瓜瓞標。

鬱風與苗子的婚姻相當美滿，令人稱羨；她們相濡以沫，白頭偕老至今。但是，“福兮禍所伏”，鬱風當年的顧慮不是沒有根據的，也可說是種預感。雖然她本人對革命素來滿腔熱情，對國家對人民貢獻不少，且德才兼備；然而，她的藝術家氣質、記者的敏感和作家的獨立意誌，不可避免地會與毛澤東所代表的狂熱而專製的政治相衝突。這種感覺剛開始時似乎並不明顯。新中國建立之初，鬱風和苗子從香港遷居北京，她曾擔任香港《文匯報》駐京特派員，熱衷於采訪報導。不久，她與苗子雙雙進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接受所謂“再教育”。之後，鬱風分配到中國美術館工作，負責展覽，一度任中國美術家協會書記處書記。這期間，政治風雲已變化莫測。先是所謂“潘漢年、胡風反革命案”，黃苗子遭牽連。1957年“百花齊放”運動，黃苗子被打成“右派”。其實，她和苗子所思、所言、所行是一致的，僥幸的是未被帶上“右派帽子”。但到了“文革”，就在劫難逃了。這其中既有苗子的“株連”，又有與江青的“糾葛”。   

1991年，江青在獄中自殺，鬱風為此在香港發表《藍蘋與江青》一文，講述了她與江青的關係。她們最初在上海認識，那是三十年代中期，她倆同為上海青年婦女俱樂部的成員，其時藍蘋（即江青）在影劇界已小有名氣，與鬱風交往頻繁。上海淪陷後，各奔東西。直到1945年，在毛澤東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前，已成為毛夫人的江青先來渝治療牙齒，曾專門造訪鬱風和苗子的新居。1950年，江青有一天請鬱風夫婦和王昆侖（當時為“民革”宣傳部長）到北京豐澤園吃飯；不久又請他們到中南海作客，那天毛澤東未在。該年國慶節夜晚，鬱風陪她母親上天安門城樓觀看煙火，正好遇到江青；江青便把她介紹給毛澤東，當時她習慣地稱鬱風為“大風”。於是，毛澤東一麵和鬱風握手，一麵操著湖南腔念了句“哈哈，大風起兮雲飛揚！”之後，她們再沒晤麵，也無往來。可是，誰能料到，就這樣普通朋友交往竟釀成禍根。“文革”之初，由於鬱風與夏衍的關係，被打成所謂“文藝界黑線人物”，那時夏衍任文化部副部長，已和周揚、田漢、陽翰笙一道被打成“四條漢子”，成為“文革”的首批犧牲品。後來江青竟信口雌黃，誣陷“鬱風是壞人是特務”，致使她坐牢達七年之久。這時的江青已非當年的藍蘋，她已成了（如她自己所言）“毛的一隻狗”，權欲熏心，恣意妄為，正被放出來濫施淫威。   

“文革”期間的殘酷遭遇，使鬱風對自己的一生作了深刻的反思。青年時代的理想主義，狂熱的革命激情，耗費了她的時間和精力，以致她的藝術才華未能開發提升。1975年出獄後，特別是次年“四人幫”垮台後，鬱風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繪畫之中。1982年，她創作的《春風吹又生》獲法國沙龍美展金質獎。1983年，旅法畫家趙無極在北京舉辦畫展，鬱風發表《趙無極─在東西方之間》的長篇評論文章，對中國藝術界存在的僵化、單調、偏執，大膽挑戰，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 1987年，中國美術館舉行《二月九人美展》，聯合參展的九位女畫家中，其餘均為中青年，唯鬱風已是古稀老人，但她的作品獨占鼇頭，備受讚譽。1994年，在澳大利亞旅居五年後，鬱風和苗子首次回北京聯袂舉行書畫展。一些評論家驚奇地發現，鬱風近期的作品又有“突飛猛進”，構思更大膽，技藝更精湛；其中《中世紀的幽靈》、《澳洲花樹係列》，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藝術評論家黃蒙田認為她的作品：“是畫，不是中國畫，也不是西洋畫，但又可從她的作品中找到這些東西。她是把中的西的都驅在筆下，創造自己的風格。”(見李輝：《人在旋渦─黃苗子與鬱風》，山東畫報出版社，1998年)近年來，鬱風的作品多次在香港、台北、漢城、悉尼及歐洲等地展出。   

自從1989年定居布裏斯本以來，鬱風如同苗子，創作的熱情更高，生活亦更豐富多采，似乎越活越年青了，無怪乎被稱為一對“老少年”。如同苗子，鬱風除揮毫外，還筆耕不綴、著書不斷，經常為香港、大陸等地的中文報刊撰文。她出版的散文集《我的故鄉》(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年)、《急轉的陀螺》(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7年)、《時間的切片》(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4年)和《美比曆史更真實》(湖北出版社，1998年)，很受評論家的推崇。在華人社區，鬱風和苗子，可謂德高望重。如同苗子，鬱風曾應邀向昆士蘭的華文作家和文藝愛好者演講，傳授經驗；她時常被邀為評判，參加華裔子弟的繪畫、語文比賽，獎掖晚輩，弘揚中國文化。鬱風的畫，苗子的字，曾多次捐獻給社區，或義賣賑災，或資助慈善機構。1999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澳大利亞，在悉尼舉行的華人社區歡迎江主席的宴會上，鬱風所作的畫及苗子的題詞，被選為贈送給貴賓的特別禮品。   

鬱風和苗子真乃華人社區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