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士蘭華人社區傑出人物選（4）－如之：獻身僑務的華人翹楚－司徒德鈞先生

獻身僑務的華人翹楚──司徒德鈞先生
如    之

                               

    散布世界各地的華人，由於有宗族家國的認同，在這種文化意識的深遠影響下，雖然有不少人入籍了他國，卻沒有忘本，仍然是一片丹心─胸懷家國，念念不忘自己是炎黃子孫。

    清末以來，特別是八國聯軍之役後，沿海岸的華人紛紛移居東南亞和世界各地。這些飄泊海外各地的華裔，總想著落葉歸根。他們辛勞一生，培養了下一代，賺夠了錢，就想著要回鄉置業、辦學校、興建老人院、托兒所，要能光宗耀祖。縱使他鄉作客，另編新故事，活動範圍大多是環繞著僑社族務，推動本族根文化或與此相關的種種活動，無論是大小圈子，總離不開與華裔族群息息相關的各式各樣的文化節目。就以喜慶日子來說，“舞獅”、“放鞭炮”是必不可少的傳統習俗。

    司徒德鈞先生(Tom Seeto)在中國出生，自小離鄉背井，大半生寄居海外。身心卻流著炎黃子孫的熱血，毋忘對僑社族務的著意和關心，為華人社會在異鄉摸索出一條可以行走的道路。由於年青歲月的艱苦磨煉，Tom(司徒德鈞先生的英文名字)的名字與刻苦、勤勞和奮鬥劃成了等號，這種精神不單影響了他的族群，更為僑社增益不少。國泰會的成立以及發展，都標誌著族群與僑社相互合作的模範，而Tom則是華人社區的翹楚！

    筆者與Tom素未謀麵，接到通知要為司徒先生寫傳記，內心不免有點躊躇。原因是自筆者初移民到布裏斯本市時，便從落腳的第一個月開始，與國泰會常有往還，但從未聽聞過司徒德鈞這個名字。最後決定撥電話至國泰會(Cathay Club)，邀請Tom作專訪，不出半天的時間便作好安排，這令筆者頓感意外。

    邀約時刻到了，筆者乘火車到達布市的中國城國泰會會址。但未見Tom的出現，原來他已通知了秘書，因故稍遲抵達。略坐了片刻，司徒先生匆匆趕至。他戴著眼鏡，中等身材，略微發福，卻容光煥發，風度不凡，眉宇間隱露著歲月的痕跡。我們三言兩語間已進入了訪問的話題。由於筆者有備而來，本來預備采訪以問答形式進行，但因說話投契，不消兩分鍾便把原來的備稿忘掉了，也不容筆者逐一發問，司徒先生如數家珍般將他的不平凡歲月一一道來，整個過程有一百分鍾，差不多占滿了一盤D120的錄音帶呢！

    司徒德鈞，原籍廣東開平，1925年10月1日在開平出生。祖父在廣東開平為絲綢商人，可惜工廠遭祝融所毀。由於當時並沒有保險賠償這回事，所以他的父親老司徒需要離鄉背井來到巴布亞新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謀生，學習裁縫技術，以幫補家中生活。這時期，他們住在渥(Wau)埠，車衣賺得的薪水每月隻得一鎊，而寄返中國充作家庭生活費則需要二十鎊，於是，隻有工作勤力爽快，賺取更多外快，方可彌補生活開支。在這段歲月裏，老司徒往返奔波於新幾內亞與中國兩地之間。1937年老司徒重返新幾內亞時，由於當時實行“種族政策”，家眷不能隨行；直至中日戰爭爆發時，家人才能以難民身份申請移居該地，重聚天倫。1939年家人在渥埠經營車衣和雜貨的生意。這時，他的母親亦與兄弟一同在此聚居。“父親本想送我們進學校念書”，司徒先生說，“但那時華人倍受歧視，中國小孩不準進入公私立小學、中學讀書，連自辦私塾教授亦不準，隻有父母在家自己教孩子。”

    據司徒德鈞憶述，當時同鄉華人及其子女的教育水準並不高，隻是在日常生活裏遵循傳統的民間習俗和文化，在異國他鄉隨俗承傳，從而形成了中華文化在異國的另一樣貌。司徒德鈞的教育，是在家人的教導以及工廠中的學習等過程中慢慢積累而成。他打趣地說：“工廠中的一位同事笑我的中文姓名太拗口，於是便替我起了一個洋名，叫Tom，這樣便成為我一生的英文標記。”另一位女同事則教司徒德鈞的英語，於是他的中、英文基礎便在工作與摸索中不斷學習而建立起來。後來在生意和交往中，一切文件書信的往還，司徒德鈞均能應付裕如。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司徒德鈞隨家人四處逃難，以躲避戰禍。幾經輾轉，來到澳洲的塘虱圍(Townsville)，悉尼(Sydney)，最後搬到布裏斯本(Brisbane)。家人在這裏開設餐館，第一間叫香港餐室，後來又開了另一間，叫長沙餐室，生活才安頓下來。戰事結束後，一家人於1946年才返回新幾內亞。司徒德鈞在這段戰火歲月中，學習了不少知識和技能，如裁縫衣服的工作，餐館清洗雜役的工作，在悉尼時於父親的友人所開的生果鋪中學習處理挑選存儲生果的工作等。

    最為司徒德鈞津津樂道的，是在悉尼的班克司塘(Bankstown)開設的魚塊薯條 (Fish & Chips) 店鋪。這裏生意不錯，但因經驗所限，到魚市場拍賣時，他往往取不到高質量的魚肉。於是，惟有在大清早便趕到拍賣市場，但仍是一籌莫展。經友人解釋，才知道因自己是“生臉孔”，未能建立起更好的關係網；並且魚肉要用大木箱加冰蓋著來儲存，稍有差池，魚肉的鮮味便會大減，如此等等。司徒德鈞就是在這種“經一事，長一智”的學習中，不斷成長過來。這段年青歲月的滄桑，飽蘸著成年人所未有的種種經曆，為日後司徒德鈞事業上的成就奠下了穩固的基礎。

    新幾內亞一直以來有著濃厚的種族政策，土人均恐怕移居當地的華人搶走了他們的土地和財富。太平洋戰爭結束後，聯合國將新幾內亞交與澳洲托管，於是本來的“白澳政策”陰影也籠罩在太平洋一隅的長形大海島上。戰前的新幾內亞，當時華人做生意，政府不發許可證，要用西人的執照，方可經營生意。到了1940年，才得到總督的核準，劃出一特區有如現在的中國城一般，華人才可以經營生意，並給予居住，享受與當地人同等的權利。

    1946年，司徒德鈞跟隨家人回到新幾內亞的寮(Lae)埠生活。這時，地產開放給華人承租，為期九十九年，以招標方式進行。司徒德鈞率先打破傳統，成為第一個華人申請參加投標、獲準經營生意者，此舉帶動了其他華人相繼跟隨，唐人街的模式便在這個大島上發展起來。

    1947年，司徒德鈞開始經營起生意。從香港運貨來到寮埠與西人交易，經營買賣雜貨和批發的生意，並陸續開辦有農場，種植椰子和咖啡。一九五十至六十年代期間，新幾內亞的管製政策逐漸放寬，土人獲得的權利日漸膨脹，與華人的衝突亦日見頻繁。由於當時華人大多未能入籍，於是，當所有爭執訴訟到法律之前時，華人便常常吃虧。1961年，澳洲殖民官溪波(Paul Hiller)到訪寮埠，司徒德鈞出席歡迎宴會。當該殖民官從司徒德鈞處得知有關華人入籍困難一事時，大為驚訝，並極力推薦司徒德鈞取得澳洲國籍，為華人開創入籍澳洲的先河。此後，華人相繼入籍，並在社會和政府之間取得了平等的地位。

    司徒德鈞於1949年結婚，育有四女三子，事業順利，並為他繁衍有十一個孫兒。發妻於1983年不幸辭世，遂續弦娶得現在的太太，成為司徒德鈞的賢內助，相夫教子，諸事得宜，並為丈夫多添一女兒。

    司徒德鈞於1972年遷來澳洲布裏斯本市定居。兒孫成長，均事業有成。司徒德鈞繼續開展其出入口生意，進行貨品的批發及買賣，又開拓農場，養有牛、豬、雞、鴨、孔雀、和魚，生意滔滔不絕，並且每年均設有新年聚餐，邀請所有寮(Lae)埠和澳洲的親戚朋友，共度佳節。曾有友人對司徒德鈞這樣地戲言：“在Tom的店鋪中，由最小的嬰兒服裝，到最大的牛隻都可以買到。”司徒德鈞更從外地進口圖書，轉運各地，為推廣中華文化事業添上一分光彩。

    某親友在司徒德鈞七十壽宴的致詞中說：“Tom 的個性和藹可親，雖然讀書不多，但待人接物常以‘助人為快樂之本’作為座右銘，並憑著堅毅不撓的精神，在大海中開出了一道橋梁。”筆者深信這番話絕非虛應故事，誇詡之詞，從司徒德鈞經營國泰會的孜孜不倦，可以窺見他待人處事的另一麵。

    司徒德鈞談及國泰會成立的經過時說：“七十年代初期，不少僑胞陸續從新幾內亞到布裏斯本來定居。大家誌同道合，感到有成立會所的需要，讓大家能定期聚會，相互聯誼，彼此協助。”經過多次的商討，國泰會終於在1980年成立，司徒德鈞亦成為發起及籌組人之一。他在1981年當選為會長，1982年再當選連任，1983-1985年選為副會長，1986-1987年再次當選為會長，1988-1989年選為副會長，1990年重新當選為會長，以後在1991-1993年被推選為名譽會長，現任副會長。司徒德鈞為華人社區組織了各種運動和各種娛樂活動。國泰會成立初期，隻是以一個大家庭的方式來經營，定期聚會，舉行餐舞會及各種娛樂活動，以聯誼為主。經費來源純靠會員入會費、捐獻及抽獎籌款等，收入實在微不足道，對僑社所做的事亦有限。

    一九八十年代以後，華人移居布裏斯本漸多，加入國泰會者亦不斷增加，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1984年在政府的“特許援助計劃”之下，於加美隴大廈(Cameron House)建立了一個社會福利部門為華人服務，後來又協助此活動推廣為家庭服務等。1988年在HACC計劃下，給與新移民的華人教授基本英語，1989年又教授粵語和國語。國泰會會所亦不斷搬遷擴充，以應付實際的需要。終於在1992年，遷至布裏斯本中國城的鄧肯街(

Duncan Street

) 31號，麵積有303平方公尺，內設辦公室五間及授課室五間。根據司徒德鈞的介紹，目前國泰會有會員逾五百人，中外人士均有參加。會內有多位經驗豐富的工作人員，向華裔社區提供社會福利、新移民安居服務、高齡人士家庭護理、娛樂和聚會、婦女保健、育嬰保健常識等，並經常舉行講座，此外還有中英文學習班等。

    1994年，司徒德鈞在國泰會及友人推薦下，提名競逐昆士蘭州政府設立之民族社區服務獎，並被獲選為得獎者，實至名歸。他在頒獎後對記者說：“這次獲獎我感到非常容幸，但實在受之有愧。多年來如果沒有一班精明能幹的職員及朋友從中協助，發展會務，從而給予華人社區一點貢獻。僅憑一己之綿力，實在不能做些什麽。所以此次獲獎，豈敢自居其功，榮耀應屬於大家。”(《自立快報》1994年11月3日《華人廣場》版)

    專訪中司徒德鈞多次強調，國泰會的第一宗旨是為華人在昆士蘭州爭取應得的權益和福利。筆者在其語氣間感到一股強韌的力量。司徒德鈞在年前獲獎後接受王逸華訪問的結語中，曾這樣強調：“對華人社區，我期望每人均能安居樂業，做個安分守己的好公民，不要犯法，做影響華人形象的事。努力勤勞力求出人頭地，以實力表現嬴取西方社會主流的尊重，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為澳洲多元化社會做貢獻。天助自助，我特別強調‘合作’的重要性。全體華人不分來自何地，都是龍的傳人、炎黃子孫，同一種文化根源，大家有緣來到此地，應共同合作，相互提攜，團結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對本地和華人社會，作出更多的貢獻。”這番勉勵世代華人的話，正是司徒德鈞多年不屈不撓地為僑社發熱發光的寫照。

    傳統中國人的基本道德規範之一是“仁”。“仁”是孔子的一大發明。所以孔子在談及“仁”時，強調著重於用行動來表達個人實踐“仁”的誠意。簡單地說，即：一、節製自己，遵從社會規範；二、處處替他人著想；三、用謙和的態度去建立人際關係；四、要勇於實踐。這是中國人在悠久曆史文化中，發展出一種對己對人的行為道德要求的一種準繩。司徒德鈞先生大半生以來，無論做人處事，建立事業，貢獻族群僑社，都是循著這個大方向前進，努力不懈，功成不居，為華人謀福利，這是值得我們這群海外華人所景仰學習的“仁”者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