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穀雄風
有所思，有所感，從曆史的時空中來，再回到曆史的時空中去。
鬼穀雄風
國民政府時期的1930年代，廣西由李（宗仁）白（崇禧）主政。政治上，李宗仁白崇禧(世人稱之為李、白)與蔣介石不和，政治訴求的不同與權力的爭奪導致廣西被當時的南京中央政府所孤立。為了使自己的派係能不受蔣介石派係的壓迫而瓦解，李、白的桂係不僅要在政治和外交問題上迎合時代的呼聲，如權力共享、地方自治、提倡民主、與支持中國的國家和民族發展關係、養成軍事能力以抵禦外侮等等，在經濟上和軍事上實行“三自”(自衛、自治、自給)政策，使廣西出現了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的新氣象，時人謂之為“新廣西”。【1】在1937年全麵抗戰爆發前，桂係統治的廣西是自上而下抗日情緒十分高漲的一個省。【2】
廣西與安南（法屬殖民地，今越南）毗鄰。李、白的桂係與法屬安南的關係如何，相信是許多愛好和研究廣西曆史的人士所關心的問題。但遺憾的是，至今所見這方麵的文章不多。導致這樣的狀況，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麵的：資料難尋，桂越雙方沒有留下來什麽轟動於世的新聞；桂係經營廣西時期，內外壓力很大，外有蔣介石集團的圍困，內有共產黨的紅軍(紅七軍)搗亂，難以顧及與安南的關係；以及即使雙方有某種台底交易，當事人也箴口不談。如此種種，文章自然難做。
目前資料顯示，1929年蔣桂戰爭之前，桂越雙方關係平淡，乏善可陳。究其原因，一方麵，正如許多當年的廣西將領不約而同地所指出的，自中法戰爭以來，廣西與法屬當局便互相提防，關係不佳。同時，法國殖民者向來看不起中國人，而廣西人又天生一副強脾氣，亦對西人無甚好感，極為惡之。【3】如此針鋒相對，其關係安能好之？另一方麵，此時正是國民革命熱潮高漲時期。打倒帝國主義及其在華勢力為國民革命的使命，以李、白為首的廣西集團(桂係)自不例外。1926年廣西當局所發動和領導的梧州反英鬥爭，便是一例。【4】在桂係應付來自蔣介石集團和紅軍的雙重壓力時期(1929 - 1931)，桂軍和紅軍都曾經與駐防安南的法軍有過小規模衝突。【5】顯而易見，在此種情形下，雙方關係能好到哪裏去呢？
隻是到了1931年，李、白重新完全控製廣西並開始下大氣力經營這個西南多山之省以後，桂越關係才開始有所好轉，雙方開始了實質上的官方接觸。【6】
桂越關係的漸趨好轉，也正是“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全麵侵略中國的步伐，中國處於國難深重的緊急關頭，中華民族不得不奮起以救亡圖存之時。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的許多黨派，除了自身積極準備，進行全民動員，以實現抗戰之外，亦主張爭取同情中國的國家和民族的支持和援助，去奪取抗戰的最後勝利。【7】這其中自然也包括廣西集團在內。從1930年代出版的眾多李、白、黃（旭初）等桂係領袖的言論及演講集，可以看出，他們在公私場合都表示了這種願望。【8】那麽，廣西在實際上是否身體力行呢？確切地說，廣西與毗鄰的法屬安南之間，是否發展過某種形式的合作，特別是軍事方麵的合作呢？
幾年前，當筆者準備撰寫博士論文而首次接觸廣西現代曆史時，便產生了上述疑問。隨後，在海內外的圖書館和檔案館搜索論文資料時，也注意收集這方麵的資料。但效果並不佳，現有的資料仍然難以解答上述問題。官修史書，如《桂政紀實》及《民元至十九廣西大事記》等【9】，雖有桂越領袖及高級官員間的互訪記載，但顯然是一些雙方修好的禮節上往來而已，無實質內容可據。當時的官書並稱，法越安南當局之訪桂，乃是為廣西的新氣象所吸引。【10】此種記載，似屬陳詞濫調，顯然是為配合當時廣西的宣傳需要而已，讀來平淡無味。諸廣西領袖及將領的回憶錄在此問題上，要麽避口不談，要麽語焉不詳，令人不得要領。例如，桂係大將李品仙曾於1931－1935年間，擔任廣西龍州對汛督辦(類似於外辦主任兼邊防部隊司令)。在其出版之回憶錄中，也隻是對與安南的關係一筆帶過。【11】作為如此重要的桂係高級將領，李品仙也沒有為解答這個問題提供什麽可資查詢之線索。
就此問題，筆者在幾年前赴南寧查找資料未果，曾特地輾轉訪問已九十幾高齡的馮璜將軍。馮老先生也是桂係高級將領，為當年廣西模範營(1910年代)學兵出身，可說與李、黃（紹雄）、白起家至桂係廣西集團的衰落相始終。在1930年代，馮曾任桂係的第四集團軍總部警衛團團長，廣西航校校長及龍州對汛督辦。當年在廣西李白的桂係秘密政治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同誌會”，或“三民主義革命同誌會”）中(類似於蔣介石的複興社)，他亦屬中堅分子。【12】按說，他對此應略知一二。何況，馮先生是至今仍健在的於1930年代就充任高級將領的廣西集團的重要成員。因此，他對此事的看法自然是很重要的。但其對此問題的回答，除了重複以前官書的說法之外，並未提出新的線索，令人失望。這可能與他當時並未進入決策圈，亦非當事之人(假如此事確有發生的話)有關。
那麽，在1930年代的特殊時期，廣西果真與安南隻是一般性的官方往來嗎？
從戰略地位上說，一旦對日抗戰全麵展開，安南無論如何可以成為廣西、乃至中國的一個重要軍事物資供應地。抗戰爆發以後南京中央政府與桂係密切配合修建通往安南的鐵路以利軍事物資的運送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同時，法國陸軍在歐洲大陸也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其訓練和裝備亦有許多可供借鑒之處。這對武器裝備相對落後的廣西桂係軍隊，無疑是極有吸引力的。相信洞察全局，對抗戰的形勢及前途分析和判斷都相對準確的李、白，是看到了這一點的。【13】種種跡象表明，如果桂係領袖當時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是說不通的。因為這無法解釋在1936年“六一運動”【14】之後，廣西當局便積極推動修建湘桂鐵路，並在次年“七·七”抗戰一爆發，就立刻著手將此鐵路延伸至越桂邊界的果斷舉措。【15】
在訪問馮老先生之後，筆者以為桂係與安南的關係問題或者會成為一懸而未決的課題，惟有留待以後再探討。但不久筆者就有幸在大學的圖書館裏，見到了一本剛剛出版不久由李 T. G.【16】署名的回憶錄，名為 A CHINA PAST: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MEMOIRS （《中國往事：軍事外交生涯回憶錄》，美洲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道出了一段鮮為人知的秘密，解開了上麵的迷。作者向我們透露出，當年李、白為迎接抗戰，一方麵在廣西加緊軍隊和民團訓練，進行全民動員；另一方麵，則積極尋求與法屬安南當局建立軍事合作關係，冀望獲得一些軍事援助，尤其是部隊的現代化裝備和技術。
要了解這一問題，有必要先將上述回憶錄作者李 T. G.這個人介紹一下。從其自述看，作者為四川人，幼年曾隨父居於歐洲(從行文內容上看，可能為民初中國政府派遣駐歐之外交官)。他在跟隨全家回國後不久，又自費前往法國和比利時等國，留學多年。曾先讀醫科，後轉入軍校習武。於留學期間，加入中國國民黨，參與過當時在歐的中國官費和自費留學生組織的諸多政治活動。於1936年6月畢業於法國聖西爾（St Cyr）軍校。
作為一名自費留學生，李 T. G.也與其他中國留學生一樣，十分關心中國的事務。在其畢業之前，李氏與廣西毫無淵源關係，但最終卻選擇廣西這個窮省作為回國服務的單位。據稱，他作出這一決定的原因有二：一是當時所有官派留學西方軍校的中國人皆由蔣介石所選派，這些人雖然也對日本的侵略十分憤怒，努力學習，準備對日作戰，但大都擁護蔣氏“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而自費留學生則希望盡快對日開戰，以雪國恥。可以說，在對日立場和政策方麵，這兩類留學生顯然已經分為兩派。二是李、白當時極力收羅自費留學西方軍校的學生，以補廣西人才之缺乏。而1936年6月廣西桂係李白發動的“六一運動”的爆發，對他是一個極大的刺激和推動，故而十分向往回國前往廣西服務，投身於抗日戰爭之洪流之中。因此，當他從法國軍校一畢業，就收到李、白送來的旅費，遂束裝於當年七月份起程回國。李氏在書中沒有透露廣西領袖派何人與其聯係，並如何為其安排回國之行程。1992年底，筆者前往北京，曾欲就此問題，請教程思遠先生(程氏是當年桂係秘密政治組織的中堅人物)。因當時程亦在歐洲意大利留學，又是廣西秘密政治組織的知情人士。“六一運動”爆發之後，程也參與由韋永成(桂係秘密政治組織的中堅人物，李白親信)領銜的廣西旅歐學生的聲援活動，並發表聲明，極盡宣傳推動之能事。【17】但因種種原因，筆者無緣拜會程先生。其後，再檢索韋永成的回憶錄，亦未得要領。【18】對於當時李白如何與海外學生聯絡，並安排其前往廣西服務這一細節問題，隻好留待其他知情人士去解答了（或許韋、程二人能解答此問題）。
李 T. G. 當時是與一位名叫程傑（音譯？ Cheng Jieh）的留學生結伴，於八月中旬經法國抵達安南的西貢。然後經該國的海防、諒山進入廣西的龍州，大約於八月底九月初到達南寧。李氏遂被委任為李、白總部的少校隨員，程氏則被安排進入廣西大學任教。通過李 T. G.，李、白於1936年下半年開始了與法屬安南當局的直接的、但也是秘密的軍事外交聯絡活動。
據李 T. G.的回憶，雖然當時廣西與南京中央的緊張關係剛剛解除，“六一運動”也是剛剛和平解決，但廣西一直以來所受到的來自南京的封鎖表明，李、白需要與法屬安南當局建立和保持良好的關係，以保證廣西後方的安全。另一方麵，李宗仁曾明確地告之於李 T. G.，對日抗戰即將開始。因為蔣介石已當麵向李宗仁保證，要盡快對日開戰，現在的問題是前者正在購買德國的軍火以作準備。因此，李宗仁表示，他也非常希望能透過安南當局，獲得法國的軍火援助。由於李 T. G.在歐洲的教育背景以及流利的法文，自然成為廣西桂係集團與法屬安南當局進行接洽，以達到上述目的之最佳人選。
李 T. G.所述，看來是與1936年“六一運動”後廣西的曆史背景相符合的。他本人很快便成為龍州對汛督辦署的一名職員，專責對安南外交。而在同年的十月份，李宗仁即調桂軍猛將覃連芳出任龍州對汛督辦，亦可以看出桂越之間關係微妙的一些蜘蛛馬跡來。這是因為，覃連芳也曾留學法國航空學校。在這樣的曆史環境下，用這種背景出身的將領出任對法屬安南當局交涉之職，不能不說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用心良苦。李 T. G.以當事人的身份聲稱，在當時即將開展對日抗戰的曆史形勢下，首先想到獲取法國軍事援助，並致力於去實踐者，不是蔣介石和南京中央政府，而是廣西桂係的領袖。證之目前所披露出來的資料，未見有中央政府與法國當局在這方麵的交涉，上述說法顯然是可信的。當然，李白此事之進行，也與桂越毗鄰的地理位置有關。但更重要的一個原因可能是，蔣對德國所寄的希望過大，從而忽視了法國。【19】李 T. G.表示，李、白當時一直認為，蔣介石太過於看重獲得德、意的援助，這是不現實的。因為一旦中日開戰，很難想象墨索裏尼和希特勒會支持中國，去抵抗日本──他們的盟友。反之，法、俄同受日本在亞洲的擴張政策的威脅，對於與中國結盟或在背後支持中國以抵抗日本的可能性就相當大。李、白當時是看到了這一點的。筆者認為，根據當時的曆史背景和李白在抗戰問題上的見解，李 T. G. 的這種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李、白十分積極地推動與安南當局的軍事合作。
桂越軍事合作的秘密洽談開始於1936年11月。李 T. G.隨同覃連芳訪問河內，與安南當局建立起了聯係。由此，李氏便以李、白代表的身份，配以專車，來往穿梭於河內與南寧之間。當時，法屬安南總督是朱利斯·布雷維爾（Jules Brevie），法屬印度支那陸軍總司令是布爾（Buhrer）。幾番交往之後，李氏發現，二人與李、白的想法一致，從而為雙方的軍事合作前景打下了基礎。會談的結果是，法方可先派出軍事顧問前往廣西桂係部隊，提供軍事指導，以幫助其提高戰鬥力。同時，一些法國人，主要是商人，也相繼訪問了南寧，與廣西桂係當局簽約，投資開發當地的鎢礦砂。作為回報，廣西則保證將鎢礦砂轉經安南而非香港出口海外。此外，廣西還從安南購買了九門山炮及其它軍火。【20】
另外還有一事值得在此一提。1937年春，法國國家社會黨成員、原法屬安南總督亞曆山大·沃倫尼（M. Alexandre Varenne）前往遠東調研旅行，到達河內。李氏利用其在法國留學時便與沃氏相識之便，成功地代桂係領袖李、白邀請其訪問南寧。其訪邕結果出人意料地好。1937年3月21日，沃倫尼與李、白簽署了一項合同，雙方同意將安南鐵路延伸至南寧。【21】雖然這條鐵路直到抗戰勝利時都沒有完成，但該事件的本身，即已反映出當時廣西桂係領袖們的遠見卓識，即對日戰爭一旦爆發，利用這條鐵路從海外獲取大量的軍事物資援助，將是一條最有利的途徑。
不過，派遣法國軍事顧問之事，因期間諸多阻礙，直到“七·七事變”爆發，才得以實現。1937年8月4日，即桂係的第二號人物白崇禧飛赴南京輔佐蔣介石實施全麵抗戰之前，李宗仁便將廣西桂係集團決心全力支持和協助蔣介石抗戰的決定告之於李氏，令其即赴河內，密與法國安南當局交涉。當河內當局了解到白崇禧已隻身赴南京之後，便立刻意識到：這就是戰爭的開始。因李、白的舉動表明了中國國民黨各派力量共赴國難一致抗日的決心。故桂越雙方很快達成向廣西軍隊派遣法國軍事顧問的協議，並立即付諸實施。
法國安南當局先派出兩名軍官，一為皮爾雷·法爾（Pierre Faure）上尉，另一為安德雷·包比奧（Andre Baubeau）中尉，作為桂軍之軍事顧問。二人由李氏陪同，兼程於九月底從河內抵達南寧，剛剛好趕在李宗仁離開南寧經桂林前往抗日前線徐州就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之職前夕，見上一麵。李宗仁對此事極為重視，希望能冀此加強桂越之間的軍事合作。他還表示，到南京之後，將會向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建議，由中央有關部門直接與巴黎聯係，以便將這種地區間的軍事合作升格為兩國間之軍事關係。
根據作者的回憶，法國軍事顧問在廣西的活動，是有助於提高桂軍的戰鬥力的。最明顯的一例，便是在其視察桂軍防空設施及裝備時，發現許多士兵居然連如何使用高射機槍的瞄準鏡都不會，就立刻草擬了一份技術操作要領，由李氏翻譯，然後發給廣西部隊演習之用。
但是，桂越間的軍事合作並沒有在此基礎上繼續下去，反而嘎然終止。法國軍事顧問隻在廣西呆了很短的一段時間，便返回安南。是河內當局突然將其召回的。當事人判斷說，法國外交部素以親日著稱，且在歐洲麵對德國的咄咄逼人架式，自顧不暇，當然不願在東方多事，從而否決了其地方當局與廣西之間已經達成並開始實施的任何軍事協定。證之抗戰爆發後，法國軍事當局並沒有向其它西方國家那樣向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提供多少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支持，當事人的這種研判是有一定道理的。無論如何，抗戰前李、白就積極謀求並努力達成的桂越軍事協定，最終以流產而告結束。
盡管桂越軍事合作流產了，但廣西桂係領袖為了備戰抗日，積極主動尋求海外軍事援助，以提高桂係部隊的戰鬥力，使之能在抗日戰爭中有良好表現，表明了其眼光之獨到，是值得稱道的。誠然，在以實力為後盾的國民黨的黨派利益爭鬥中，李、白的這一招，對於自保及與其他主要派係的抗衡或聯絡，也是頗有助益的。
誠然，當年的桂越合作談判過程是十分秘密的。本文隻能在此簡要地介紹一下這段曆史。至於桂越談判和合作的具體過程及內容，則仍有待於知情人士的進一步披露。
筆者在此介紹這位姓李的作者及其回憶錄中所記載的這段史實，還有一個願望，即希望有對廣西桂係在抗戰前的對外關係知情之人士，能將廣西在這方麵的曆史和事件如實寫出來，為進一步研究廣西這一時期的曆史，提供更多的資料和線索。當然，如有人知道或了解本文所提到的這部回憶錄的作者及其背景，亦希望能將其公布出來，以使上述事實能得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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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見胡霖(冷觀)等著：《廣西建設集評》，南寧：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1935。
【2】 關於對廣西抗戰前的研究，見Lary, Diana.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Levich, Eugene William. Mobil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Kwangsi Province, 1931-1939.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of Chicago University, 1984, 576pp; Levich, Eugene William. The Kwangsi Way in Kuomintang China, 1931-1939.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3; and Su Mingxian. The Regional Fac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A Case Study of Li Zongren and Guangxi Clique During the Nanjing Decade, unpublished Ph.D thesis of Griffith University, 1996.
【3】 見陸君田、蘇書選編著：《陸榮廷傳》，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 1987.
【4】 黃紹雄：《五十回憶》，杭州：風雲出版社, 1945年。
【5】 中共廣西區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吳西：“龍州起義和紅八軍的建立”《革命回憶錄》，第2輯 (1980), pp. 56-75.
【6】 見黃旭初：“八桂憶往錄”，《春秋》，1964-1965
【7】 郭緒印主編：《國民黨派係鬥爭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
【8】 詳見全麵戰周刊社編：《焦土抗戰的理論與實踐 - 李宗仁言論集》，南寧：1938年；珠江日報社編：《焦土抗戰》，香港：珠江日報社，1937年10月；白崇禧：《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論集》，南寧：1936年; 白崇禧：《六一運動後白崇禧的言論》，南寧更生報社編輯出版，1937年。
【9】 廣西省政府十年建設編輯委員會編：《桂政紀實, 1931-1941》，桂林：1946年；蒲古庠編：《廣西大事記 [民元至民十九]》，桂林：廣西省政府編譯委員會，1940年。
【10】 同上。亦見上述黃旭初的回憶錄。
【11】 見李品仙：《戎馬生涯：皖疆述略 - 李品仙回憶錄》，台北：中外圖書公司, 1975年。
【12】 關於“中國國民黨革命同誌會”，或“三民主義革命同誌會”的詳情，參見程思遠：“談談桂係秘密政治組織”，《廣西文史資料選輯》，第. 7輯, pp. 136-150；何作柏：“王公度的秘密組織活動”，《廣西文史資料選輯》，第 12輯, pp. 137-149；何作柏：“中國國民黨革命同誌會內幕”，《廣西文史資料選輯》，第 1輯, pp. 35-46；何作柏：“中國國民黨廣西黨政研究所”，《廣西文史資料》，第15輯, pp. 40-44 ；黃啟漢：“桂係及其反動的政治組織“，《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 pp. 119-129。
【13】 見李宗仁：“惟有抗戰”，《三民主義月刊》, 卷7, 第5期 (1936年5月15日)。
【14】 李、白的桂係為自存自保發動的要求蔣介石領導對日抗戰、如不允應，則單獨與其他黨派聯合起來一齊抗戰的運動，據信這也是桂係為了爭取在政治上的主動並謀求在中央政府中的更多利益的先發製人的戰略。關於此運動的發起與結果，見黃旭初：“廣西與中央廿餘年來悲歡離合憶述”，《春秋》，1962 － 1963年；韋永成：“再談’六一運動’”，《傳記文學》, 卷 37, 第 1期；郭曉合、羅嘉寧：“’兩廣事變’前後新桂係政治態度的變化”，《廣西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 , pp. 90-94.；李靜之：“兩廣事變的性質初探”，《曆史檔案》，1985年第4期, pp. 117-126。
【15】 參見上述黃旭初回憶錄；淩鴻勳：《淩鴻勳先生訪問記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1982年。
【16】 此作者確切的中文姓名尚需進一步查證(不知能否在廣西的龍州對訊督辦公署檔案館中查到此人的中文姓名)。
【17】 參見程思遠：《政海秘辛》，香港：南粵出版社, 1987。
【18】 韋永成：“談往事”，《傳記文學》，卷31, 第2-6期和卷32期第1-6期。
【19】 郭恒鈺、羅梅君主編：《德國外交檔案：1928－1938年之中德關係》，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出版，1990年。
【20】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中未有記載，故上述敘說尚有待於進一步查證有關廣西的檔案資料。
【21】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中未見有記載此事，此項協定尚須進一步從廣西檔案資料予以佐證。
寫於１９９５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