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華人社區的認同問題— 香港移民的個案研究

澳洲華人社區的認同問題
— 香港移民的個案研究

粟明鮮  孟東寧（注 1 ）

前　　　言

自十九世紀末以來，海外華人社區的認同問題便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尤其是最近二十多年來，隨著資訊業的日益發達以及航空業及其它交通工具的迅猛發展，使得人們的國際遷移變得更加方便與頻繁，由此，也加深了人們對認同問題的認識及轉變。作為一個以移民組成的國家，澳洲華人自然也不例外。來自香港的移民群體便是這一轉變時期的一個突出的例子。

有鑒於此，南昆士蘭大學亞洲係的華人社區研究室對來自香港的移民群體作了一次抽樣調查，主要集中於研究香港移民因直接或間接地受九七香港回歸中國問題的影響而產生的認同問題、對澳洲的認識、以及他們對香港現狀及其未來發展前景的看法等相關問題。調查以問卷形式進行，由孟東寧教授（ Donald Hugh McMillen ）和鬼穀雄風主持，時間為一九九七年的五至六月。是次問卷調查得到了在昆士蘭的香港移民社區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昆士蘭香港會，不僅事先對問卷中涉及的一些問題提出了中肯並有建設性的意見，同時還在分發和回收問卷的整個過程中，至始至終都給予了全力的支持。是次調查前後共發出 120 份問卷，回收 71 份，回收率達 59% 。取樣的對象則主要集中於布裏斯本及其周圍地區，少量樣本來自桃園堡（ Toowoomba ）。可以說，沒有香港移民及昆士蘭香港會的全力支持，是次問卷調查能否成功地進行是難以想象的。

本文擬將是次調查的初步結果公之於眾，俾使人們對我們的這項研究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本文也想起到一種拋磚引玉的作用，旨在引起有識之士及其他對澳洲華人社區的過去與現狀有興趣的人士，對我們的研究提出批評，對本調查所提出或出現的一些問題進行討論，以協助我們及有關學者對華人社區的問題作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同時，我們還期望人們對這一研究中所提出的一些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

一、　　曆史背景及問卷的設計

在報告這次問卷調查的結果之前，有必要回顧一下華人移民澳洲、包括昆士蘭的曆史背景及概況，此舉或許有助於我們了解華人在該地定居後所產生的種種問題。

華人移民海外，自古有之，然大規模向海外移民則是在 1842 年的鴉片戰爭之後。眾所周知，鴉片戰爭的結果之一是清政府被迫向外開放五個通商口岸（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和上海）。通商口岸開放之後，大批西方商人及投機商和冒險家紛紛湧入這些地區，其目的之一便是設置大批招工機構，招募中國勞工前往海外。

西方商人（包括一些由此應運而生的中國商人及機構）的這一舉措，是與當時中國之內外形勢及需求相適應的。就中國而言，康（熙）乾（隆）盛世以來，人口的急劇增長加重了人們對土地和糧食的需求；十九世紀中葉源起於兩廣、席卷大半個中國、長達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國運動，使中國的農村經濟陷入了極度危機之中，大批農民破產，流入城市或沿海地區；與此同時，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各地連續多年發生的大規模洪澇旱災，導致許多人衣食無靠，使得因人口的壓力而帶來的糧食短缺情況，猶如雪上加霜，更加嚴重。而對外通商口岸的開放，又使得清政府長期以來實行的“海禁”政策，名存實亡。因此，許多人便把眼光投向了海外，以尋求生存及財富。就中國之外而言，與此同時，海外也產生了及具誘惑力的條件。一方麵，自十九世紀上半葉開始的廢奴運動，使許多西方國家把眼光投向了東方，以尋求開發海外殖民地種植園的廉價勞工；另一方麵，澳洲和美洲新舊金山的發現，使這一需求更殷。如此種種，對渴求財富及追求更佳生活方式的人們，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吸引力。近代中國人向海外移民，便是在這樣一種強大的內部推力和外部引力的雙重作用下開始的。

1840 年代，大批中國勞工通過這些“合法的”和非法的外國和中國招工機構前往海外，尤其是美洲、澳洲和東南亞。 1852 年之後，在中國通商口岸的這些外國招工機構因其在招工和運送勞工的過程中手段惡劣、違反人道而臭名昭著，受到了國人的強烈反對和官府的嚴厲取締，便逐漸將其中心移往香港和澳門，尤其是前者，使之成為此後華人移民海外的主要招募中心及集散站。換言之，自 1850 年代以後，香港便與華人移居澳洲發生了密切的關係。

據史料記載，早在 1848 年以前，澳洲已有華人的蹤跡。但這些人數量既少，且多為仆役和藝人，並主要集中在教會及傳教士家庭等有關機構。實際上，大批華人抵澳則開始於 1848 年。自 1849 年代至 1890 年代期間，大約有超過 10 萬以上的華人進入澳洲，主要從事於采礦及農業種植。其後，隨著“白澳政策”的實施，華人在澳洲的數量便急劇減少。 1901 年，在澳華裔人口為 29900 人， 1947 年，隻剩下 6400 人。到 1961 年時，因澳洲移民政策的某些鬆動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人們的遷移，澳洲華人人口略有回升，達 20382 人， 1966 年時，達 23281 人。 1976 年，這一數字上升到 36638 人， 10 年後則達 14 萬人（華人社區自己估計約為 20 萬人）。自此之後，華人人口每年都有大幅度的增長。據 1996 年的人口普查統計，在澳洲說華語（包括粵語和其他方言）的總人數（年齡在五歲以上者）達 323955 人。

在昆士蘭，華人最早移入的記錄為 1847 年。 1861 年該地的華人人口僅 538 人， 1864 年 628 人，但四年之後的 1868 年則增至 2629 人， 1871 年 3305 人，占當時昆士蘭總人口的百分之二點八。華人人口的急劇增長顯然是與當時昆士蘭中部和北部地區金礦的開采密切相關的。因為在 1860 年代以後，澳洲的淘金熱逐漸轉移到昆士蘭州。到 1881 年時，昆士蘭州的華人人口上升至 11229 人，占該州當時總人口的百分之五點三，達曆史最高記錄。華人不僅在昆士蘭的淘金史上占據重要的一頁，同時也在發展昆士蘭的農業，尤其是甘蔗、香蕉和蔬菜等種植業方麵，做出了極大的貢獻。然而，隨著歐洲移民對華人和其他亞裔移民的歧視和排斥以及政府的打壓，華人人口數量迅即減少。 1891 年，昆士蘭華人移民降至 8574 人， 1911 年減到 5518 人， 1921 年隻剩下 3585 人。隻是在“白澳政策”被廢除之後，昆士蘭的華人人口數量才有較大的增長。 1996 年的人口統計表明，昆士蘭的華人人口約為三萬人左右。如果考慮到因統計而產生的誤差及一些未被統計在內的因素，昆士蘭州的華人人口當在四萬左右。

早期來昆士蘭的華人幾乎都是中山（香山）人及四邑人。這可能與上述兩個地方靠近香港，華工易於招募有關。或許這也是 1980 年代初期許多中國大陸（尤其是以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為主）的家庭以親屬移民的身份移居此地的原因之一。無論如何，自華人移民澳洲始，香港便與這塊土地（包括昆士蘭）發生了密切的關係。

香港人移民澳洲，自然也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但真正大規模的香港人移民澳洲，則是在 1980 年代，尤其是在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確定香港回歸中國之後。一方麵，香港許多人士受香港回歸前景問題的影響，對香港的未來發展產生了某種程度的信心問題，因而向外尋求更為安全穩定的生活和發展。當然，隨大流向外移民，亦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另一方麵，隨著澳洲經濟在 1980 年代的迅速發展，與香港的經濟貿易聯係也日益加強，曆屆政府並積極吸引外資，香港自然成為其極力爭取的重要集資來源地之一。而此間社會環境較為安定、舒適，對吸引香港人移民此地，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據最近的統計表明，澳洲在香港設有大約 350 家大大小小規模不等的公司，駐有超過一千人以上的商業代表，並雇有一萬人以上的當地職員。同時，澳洲還以香港作為前沿基地，深入中國內地，參與許多合資及投資項目。香港成為澳洲的第十大貿易夥伴， 1994 － 95 年度雙邊貿易額達 35.5 億澳元，占澳洲對外貿易總額的 2.5% 。為此，澳洲政府在香港設立了許多官方機構，甚至昆士蘭州政府也在香港設立有辦事處，以加強和促進雙邊的經貿往來及雙邊關係。這是因為香港是澳洲第四大海外投資來源地，僅在 1993 － 94 年度，香港在澳之投資額便達 144390 億澳元。香港也是昆士蘭州 1994 － 95 年度的第十大海外出口市場。澳洲與香港加強經貿活動的目的之一，就是吸引香港的資金投資到這裏，包括昆士蘭。為此，鼓勵大批香港中上富裕家庭與專業人士移民此地，便是實現上述目的的舉措之一。

如上所述，香港人大規模移民澳洲是最近十幾二十年的事。香港人移民澳洲主要有幾個高潮。一是在 1980 年代中期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前後，二是在 1989 年北京天安門事件之後，再則是 1990 年代上半期。據澳洲統計局資料顯示， 1986 年，澳洲之香港出生的人口為 27719 人，其中昆士蘭 2223 人（占總數的 8% ）； 1991 年 57510 人，其中昆士蘭 5222 人（占總數的 9.1% ）； 1996 年 58430 人，其中昆士蘭 6764 人（占總數的 9.8% 左右）。上述統計可能略有出入。如果考慮到許多移民家庭的孩子是在澳洲出生，一些人士在填寫人口普查表時，未將出生地一項填上去，以及相當一部分人雖移民來自香港，但卻是出生於中國大陸或東南亞地區，因此，在澳洲的香港移民人數應在 80000 － 90000 人之間，而其中昆士蘭約為八千人左右。

移民到澳洲的香港人中，投資移民和專業技術移民占了相當大的比例。以 1994 － 95 年的統計為例，香港來的技術移民人數為 2060 人，占當年香港人移民到澳洲的總數的 49.8% 。但當年也有香港出生的移民 671 人永久性地離開澳洲而返回香港。這實際上是近期甚囂塵上的香港“太空人”現象的一種反映。其原因在於這些人移民澳洲之前，大多在香港已有相當成功的商業或事業基礎，但在澳洲一時間想盡快繼續並拓展其原有的商業或專業等方麵的市場，誠非易事。另一方麵，手持澳洲護照並在九七香港回歸之前返港仍可獲得香港居民身份的現實，也促使一些人返回香港，尋求更好的發展。無論怎樣，上述以及其他原因的集成，造成許多香港移民疲於奔波於兩地的困境以及造成對兩地認同及其它有關問題而產生的二難境地。我們的調查研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的。

有兩點須在此予以說明。其一，我們這裏所說的“香港人”或“香港移民”，

是指那些由香港移民到澳洲的人士，而對於其具體的出生地或其他相關背景，則不加考慮。而調查研究的對象也主要集中於那些目前定居於澳洲、或者其家庭主要居住在澳洲、及那些工作的地點和所服務或開設的公私機構主要在澳的來自香港的移民。我們的調查研究主要集中在個人背景、家庭及其與社會的聯係、對自己身份的認同、與澳洲和香港的關係及對兩地的認識以及在移居澳洲之後的有關感受等等幾個方麵。其二，我們從上述資料中得到的初步結論以及反映出來的一些問題或現象，並不一定能代表所有香港移民的感受和對澳洲及祖居地的認識。因為香港移民到澳洲之後，由於所居地區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特點，對問題的看法也就有所差別。比如，移居到新南威爾士州的香港移民或許對相關的問題有相當不同的看法，因為那兒的香港移民的人數幾乎占了全部香港來的移民人口的一半以上，其社區的經濟環境和文化氛圍與其它地區相比，略有不同。但無論如何，我們的這一研究，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反映了香港移民群體對上述有關問題的感受和認識，有一定的代表性，至少在昆士蘭是這樣。

下麵，我們分幾個方麵來說明這次問卷調查的結果。在我們設計的問卷中，許多問題和陳述是分成“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也不讚成”、“讚成”、“非常讚成”和“不清楚（或其它）”等六個檔次來要求受訪者回答的。為敘述和統計方便，我們將“非常不同意”和“不同意”合並成“不同意”，“讚成”和“非常讚成”合並而成“讚成”，並保留“不同意也不讚成”和“不清楚（或其它）”兩個檔次，從而成為“不同意”、“不同意也不讚成”、“讚成”和“不清楚（或其它）”等四個檔次。而鑒於我們所設計的每個問題並非適合所有的人回答，有些被訪者也沒有回答所有的問題，故每個問題實際回答的人數是不一樣的。因此，在每個表格裏，我們用（ N ）來表示實際回答該問題的被訪者的數字。至於表格中的具體數字，除非另有說明，則代表回答該問題所占的百分比數（％）。

二、　　香港移民的基本情況

如前所述，這次回收的問卷共 71 份。被訪者的性別分別為男性 34 人，女性 35 人（另有二人性別不明），男女已知性別比率分別為 49.3% 和 50.7% 。被訪者的年齡層次集中於 35 － 50 歲之間，占了全部被訪者人數的 78.9% ， 30 歲以下人士為 12.7% ， 51 歲以上者 8.4% （見表１）。

表 1 受訪者的年齡層次 N ＝ 71

21-25 歲	26-30 歲	31-35 歲	36-40 歲	41-45 歲	46-50 歲	51-60 歲	61 歲或以上
7.0	5.6	11.3	23.9	29.6	14.1	7.0	1.4

在 71 個被訪者中，約 17% 未婚，其餘皆為已婚或再婚及有事實婚姻人士。所有被訪者皆為具有中國血統之人士，且大部分是在香港出生者（ 83.1% ），其餘則分別出生於中國大陸（ 11.3% ）、澳門（ 2.8% ）、印尼（ 1.4% ）和馬來西亞（ 1.4% ）。而從第一母語的情況來看，被訪者也基本上是說粵語的人士（詳見表２）。

表 2 ：受訪者的第一母語是 : N ＝ 65

普通話 ( 國語 )	廣東話	廣東話 / 上海話	廣東話 / 普通話 ( 國語 )
1.5	95.5	1.5	1.5

上述數字表明，盡管我們回收的問卷數量仍未達理想，但從出生地和年齡層次來看，還是基本上反映了在澳尤其是在昆士蘭的香港移民的實際情形的。從出生地一項看，香港出生者占了絕大多數，因此，他們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及其感受，應該說是反映了相當大部分香港移民的一般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這也可以從下麵我們還要談到的他們對許多不同問題的回應中，略見一斑。而年齡層次的相對集中，也正好對應了香港移民來澳者中以技術移民和商業移民兩大類別為主的特征。根據 1991 年的人口普查統計，香港移民的平均值年齡為 27 歲，年齡段集中於 15 － 24 歲和 30 － 39 歲兩個層次之間者最多。我們的調查所得到的統計數字是與此相吻合的。

從被訪者的教育程度來看，也同樣反映了上述特征。 71 個被訪者中， 78.8% 以上具有中專以上的學曆。表 3 是被訪者受教育程度（Ｎ＝ 71 ）：

表 3 ：被訪者受教育程度 Ｎ＝ 71

小學畢業	初中畢業	高中畢業	專上學校 ( 院 ) 畢業	大學本科畢業	研究生文憑	榮譽學位 / 研究生畢業
1.4	19.7	26.8	26.8	7.0	5.6	12.7

與 1991 年人口普查時香港在澳移民中受過大學以上教育的人數占全部香港移民的 24.3% （遠高於澳洲全體人口比率的 12.8% ）相比，我們得到的統計數字可能略高了些，這可能與我們抽樣調查的對象有關。但無論如何，我們的統計表明，香港在澳尤其是在昆士蘭的移民所受到的教育程度是較高的。另一項關於可以在經商中使用的語言的統計（ N=62 ），也說明這些來自香港的移民有著良好的雙語程度，其中能同時說英語粵語和普通話的被訪者占了 69.4% ，能說粵語和英語者為 21% ，其餘為隻能說一種語言者。所有這些都表明，香港移民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雙語能力。

被訪者移民澳洲，也可能與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澳洲受過教育有關。受訪的 71 人中， 31.2% 在澳接受過教育。這其中自然包括了那些移民來澳洲之後再入學接受教育的人士，尤其是攻讀高級文憑或高級學位（見表４）。但從首次訪澳是以學生身份前來者占了被訪者總數的 15.5% 這一情況來看，仍可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這一問題，盡管統計數字表明，首次來澳是以移民身份者占了 60.6% 以上。

表 4 ： 受訪者在下列地方接受的教育 (N=71)

香港	中國大陸	澳門	台灣	澳洲	美國	英國	歐洲大陸	加拿大
91.5	5.6	1.4	0	31.2	0	8.4	0	1.4

我們的訪問對象基本上都是澳洲永久居民或公民。在 71 個被訪者中，除有二人對此問題未作回答，一人回答說“否”之外，其餘皆表明為永久居民，占 98.6% 。這些人中，持澳洲護照者又占了 74.3% 。換言之，超過三分之二以上的被訪者都已成為澳洲公民。至於訪問對象所居住的地區，除有一人未作回答之外， 91.5 的被訪者居於布裏斯本地區， 5.6% 居於桃園堡，另有 1.4% 往來居住於布裏斯本與香港兩地。可見，我們訪問的對象中很少人們通常所說的“太空人”，而基本上是在澳洲工作或長期居住的人士和家庭。從被訪者提供的資料可以看到（ N=56 ），他們中的 87.5% 一年中完全是在澳洲工作或做生意， 7.1% 被要求一年有 0-25% 的時間待在香港， 1.8% 一年有 26-50% 的時間待在香港，另 3.6% 一年有 76-100% 的時間是在香港。這些人士的工作性質和範圍，可從表５略見一斑。

表 5 ： 受訪者的工作性質與範圍 (N=52)

香港公司	澳洲公司	自營生意	其它公私機構
3.8	38.5	42.3	19.1

( 說明：表中數字有交叉，因為有些人士在公私機構工作的同時，也自營生意。 )

雖然上表所顯示的數字並不能完全反映香港移民在昆士蘭的全部工作和經營生意的情況，但大致上與香港移民中的技術移民和商業投資移民類別相吻合。同時，表中所列的“澳洲公司”一欄，實際上包括了許多香港移民在此開設的公司，它們應該理所當然地被視之為澳洲公司。這些公司與自營生意的公司又有許多是從事進出口貿易的。此一情況顯示出，香港移民仍與其原居地香港有著較強的聯係或關係。我們的統計表明，有 85.9% 的被訪者目前仍擁有香港居民身份，隻有 14.1% 的被訪者回答說已經沒有了這一身份。這一特點顯然與九七香港回歸前曾經一度掀起的返港浪潮以及人們對香港回歸之後是否仍然能夠繼續保持其原有的香港居民身份的關注的現象是相適應的。

此外，被訪者中，超過半數以上者是不信教人士。而其餘信教者中，以屬於天主教的人士居多（見表６）。這種情況與教會在香港社會中具有較大的影響力有一定關係，也反映了教會在布裏斯本華人社區中相當活躍這一現象。也可能與此相關，許多被訪者在布裏斯本及其周圍地區華人社區中的社交圈子並不僅僅限於粵語方言集團，而與其他方言集團的來往相對密切（見表７）。這一特征顯示出，在海外華人社區中占統治地位的粵語方言集團正逐漸地改變其傳統態度，加強與其他方言群體的交往，以適應海外華人社區的轉變。

表 6 ： 被訪者的宗教信仰是 : (N=65)

不信教	佛教	孔教 / 道教 / 祖先崇拜	天主教	基督教新教	其他
50.8	16.9	0	20.0	9.2	3.1

表 7 ： 在澳洲，被訪者的社交圈主要在華裔社區，並與那些來自不同

方言集團的人士來往，而非僅限於被訪者所屬之方言集團。 (N=65)

從來沒有	很少	間或有之	相當頻繁
3.1	9.2	50.8	36.8

上述被訪者的這些背景情況，或多或少地反映在他們在移民澳洲之後對自身身份的認同以及對移民澳洲定居過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問題的看法之中，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他們對香港的感情和態度。

三、　　認同問題

自十九世紀以來，有關海外華人的認同問題就一直為各方所關注。許多學者至今仍就認同及其相關問題爭論不休。因為每個人來到海外之後，其認同也會隨著其個人的經曆和環境的變遷而有所不同。因此，要確切地說明一個人的認同問題並非易事，特別是長期以來深受來自各個不同方麵的政治影響和衝擊的海外華人社區，尤其如此。

我們知道，一個簡單的英文詞“ CHINESE ”，實際上具有很多不同的含義，比如中國人、中華民族、華人、華僑、唐人、漢人、華裔等等，有文化的、語言學的、民族學的、政治的、地理的、法學的等方麵的不同分類。而每一個含義所包含的具體內容，又因為每個人的理解不同，差別甚大。關於這些問題，實際上均可撰文另行討論。我們這裏基本上采用傳統的概念，即大多數人通常所指的文化上的含義－華人。換言之，“華人”一詞，係指一個具有中華文化背景並具有中華民族血統（包括漢人和其他少數民族）關係的人士或群體。對於在九七香港回歸之前這裏的來自香港的移民如何看待其自身的身份，確是一個很嚴肅也很有趣的問題。我們是想通過一種不記名的問卷方式，由每一個具體的個體來描述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的。這些由不同的人士在某一特定時期所形成的身份認同，或許可以成為有關研究這一方麵的專家和學者作進一步深入研究的依據，以及提供給有關部門或機構作製訂相關政策和采取相應措施的參考，或者由此促進華人社區本身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和推動其文化等有關事務的發展。

移民到海外之後，每個人的身份都已有了變化。因此，我們向每個受訪者提出了如何描述自己的身份這一問題。我們所列的六個選擇性答案中，按照一般的理解，“華人或中國人”的含義與上述的解釋相同；“華裔澳洲人”係指具有中華民族血統關係的並在澳洲有永久居留權利或擁有公民身份之人士，這裏強調的是其血緣關係；“澳洲華人或澳籍華人”是指在澳洲具有永久居留權利或擁有公民身份的華裔或華族人士，這裏強調的是居留權利和公民身份；“澳洲人”則從法律的角度考慮，隻看其從法律上應對澳洲承擔的義務，成為澳洲公民是一個考量的標準，但對民族和文化等背景則不予以考慮；“華裔香港人”也主要考慮的是血緣關係，即指具有中華民族血統並在或曾在香港擁有或有過居民身份之人士；“香港華人”則指具有香港居留或居民身份的有中華民族血統之人士。從得到的資料統計來看， 34.3% 認為自己是“澳洲華人或澳籍華人”， 21.4% 認為自己為“華裔澳洲人”，但有 12.8% 認為自己為“華人或中國人”（見表 8 ）；對於其配偶的身份，認為是“澳洲華人或澳籍華人”者占 37.3% ，“華裔澳洲人”者為 22% （見表 9 ），與自己的身份認同比較接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認為本人和配偶為“澳洲人”者的比例雖然較小，但卻是一樣的，分別為 8.5% 。更有意思的是，認為本人和配偶為“香港華人”的比例都達四分之一以上。相比較而言，被訪者在回答其子女的身份時，“澳洲華人和澳籍華人”和“華裔澳洲人”及“澳洲人”的比例都較高，盡管認為是“香港華人”的比例仍占 16.3% （見表 10 ）。

表 8 我認為自己是 : N=70

華人或中國人	華裔澳洲人	華裔香港人	澳洲華人或澳籍華人	香港華人	澳洲人
12.87	21.4	2.9	34.3	25.7	8.5

表 9 我認為我的配偶是 : N=59

華人或中國人	華裔澳洲人	華裔香港人	澳洲華人或澳籍華人	香港華人	澳洲人	其他
6.8	22.0	3.4	37.3	25.4	8.5	1.7

表 10 我認為我的子女是 : N=49

華人或中國人	華裔澳洲人	華裔香港人	澳洲華人或澳籍華人	香港華人	澳洲人
6.1	34.6	0	34.7	16.3	14.2

如果我們從性別的角度來看這些認同，可以發現，男女之間無論是在對自己身份和對配偶的身份以及對子女的身份認同方麵，都有所不同。在聲稱自己和配偶為澳洲人這一問題上，皆為男性，而未見女性（見表 11 ）。而在聲稱自己和配偶為華裔香港人時，則隻見女性不見男性（見表 12 ）。在對子女的認同方麵，也是男性認為其子女為“澳洲華人和澳籍華人”和“華裔澳洲人”及“澳洲人”的比例多過女性（見表 13 ）。

表 11 ：男女兩性對自己身份的認同 N=69

	女性	男性	所占比率 %
華人或中國人	5	3	11.8
華裔澳洲人 , 華人或中國人 , 澳洲華人或澳籍華人		1	1.5
華裔澳洲人	5	7	17.6
澳洲人 , 華裔澳洲人 , 香港華人		1	1.5
華裔香港人	2		2.9
香港華人	12	5	25.0
澳洲華人或澳籍華人	11	11	32.4
澳洲人		5	7.4

表 12 ： 男女兩性對自己配偶身份的認同 N=57

	女性	男性	所占比率 %
華人或中國人	2	1	5.3
華裔澳洲人 , 華人或中國人 , 澳洲華人或澳籍華人		1	1.8
華裔澳洲人	4	6	17.5
華裔澳洲人 , 香港華人		1	1.8
華裔香港人	2		3.5
香港華人	8	6	24.6
澳洲華人或澳籍華人	8	12	35.1
澳洲人		5	8.8
其它	1		1.8

表 13 ： 男女兩性對自己子女身份的認同 N=47

	女性	男性	所占比率 %
華人或中國人	2	1	6.4
華裔澳洲人 , 香港華人 , 澳洲華人或澳籍華人		1	2.1
華裔澳洲人	5	9	29.8
澳洲人 , 華裔澳洲人		1	2.1
華裔香港人	5	2	14.9
香港華人
澳洲華人或澳籍華人	6	10	34.0
澳洲人	2	3	10.6

有必要在此解釋一下“香港華人”和“華裔香港人”這兩個概念。香港自 1842 年割讓給英國之後，其當地居民向以華（人）洋（鬼佬）區分。直到 1980 年代初，由於香港經濟的迅速發展，傳媒長期的淫浸，尤其是九七香港回歸中國問題初露端倪之後，促進了當地居民對香港的認同，從而出現了“香港人”這一概念，並很快為大眾所接受。據一日本人的看法，“香港人”認同的出現，實際上是香港居民不支持共產黨及其政權的緣故。（注 2 ） 另一日本學者則認為，是由於香港居民對香港經濟成就的自豪感和當地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的結果。（注 3 ） 許多香港居民，尤其是青年人，並不完全同意上述觀點，而強調其源於香港與中國（大陸）文化上的差異。（注 4 ） 但是，圍繞著香港回歸及其相關問題的出現，尤其是那些涉及到香港各個層次方方麵麵的切身利益的問題，這一認同的出現，顯然與當時的政治氣候密切相關。由於該概念的泛政治化，再加上傳媒的推波助瀾，這種“香港人”認同包含並反映了當地居民對港英當局和未來的中國中央政府的很微妙的心理，尤其是將“香港”擺在了與“中國”同等的地位。同時，在我們進行這次問卷調查時，已是香港回歸的前夜。我們將“香港華人”和“華裔香港人”這兩個概念與傳統的“中國人或華人”的概念放在一起，旨在探討受訪者對上述認同所占的比例。從上列表中可以看到，對傳統概念的認同處於對香港當地的認同的從屬地位。

那麽，到底有那些因素影響著人們對自己身份的認同呢？下列統計或許可以說明一些問題。超過半數以上的被訪者依次同意七個因素對形成自身的身份認同有著很大的影響，即種族 79.8% 、文化信仰或習慣 75.7% 、語言 75.3 、本人所持護照之類型或目前之公民身份 67.2% 、本人的生活經曆 56.9% 、本人在澳洲的社會聯係 50.8% 和本人情感所係 50% 。此外，還有一些其它的因素也影響著這一認同（見表 14 ）。這些結果表明，無論是那一個民族的人，種族和語言等因素在形成其認同意識的過程中，都占據了極其重要的位置。而種族和語言等問題又因為最近一個時期以來韓坡羚（ Pauline Hanson ）之流掀起的反亞裔反移民浪潮，受到廣泛重視。強調種族和語言等特征在認同上的重要地位，實際上也是對這種反亞裔反移民浪潮的積極回應。

表 14 影響本人對身份認同之諸因素 :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種族 (N=66)	7.6	16.7	79.8	4.5
語言 (N=65)	12.3	7.7	75.3	4.6
文化信仰或習慣 (N=66)	12.1	7.6	75.7	4.5
本人所持護照類型或目前之公民身份 (N=64)	20.3	6.3	67.2	6.3
家庭關係 (N=65)	20.0	20.0	49.2	10.8
朋友或朋輩的影響 (N=64)	25.0	28.1	37.6	9.4
本人的生活經曆 (N=65)	21.5	15.4	56.9	6.2
本人情感所係 (N=64)	20.3	23.4	50.0	6.3
他人的觀點或行為之影響 (N=64)	39.1	28.1	28.1	4.7
本人之教育經曆 (N=68)	25.0	23.5	45.6	5.9
政府政策 (N=66)	21. 2	27.3	42.4	9.1
經濟環境 (N=66)	31.8	25.8	31.8	10.6
本人之宗教信仰 (N=66)	37.9	31.8	22.7	7.6
傳媒 (N=65)	40.0	29.2	21.5	9.2
本人之工作 (N=65)	36.9	26.2	30.8	6.2
本人在澳洲的社會聯係 (N=65)	20.0	26.2	50.8	3.1
小說 , 故事等 (N=65)	56.9	26.2	10.7	6.2
其它 (N=20)	15.0	35.0	20.0	30.0

表 15 考慮到我在澳洲的經驗，我的認同問題受下列因素影響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我的種族特征 (N=62)	8.1	6.5	82.3	3.2
我的文化習俗與文化品位 (N=63)	7.9	4.8	84.1	3.2
我的生活方式 (N=62)	11.3	9.7	75.8	3.2
我同事的行為 (N=60)	21.7	33.3	33.3	11.7
非華人血統澳洲人的行為 (N=61)	18.0	37.7	34.5	9.8
傳媒 (N=61)	31.1	26.2	36.1	6.6
我的家庭 (N=63)	15.9	27.0	52.4	4.8
我的朋友 (N=62)	25.8	30.6	38.7	4.8
我與原居地的聯係 (N=62)	14.5	16.1	64.5	4.8
在那裏有掙錢的能力或機會 (N=61)	32.8	31.1	29.6	6.6
其它 (N=20)	15.0	20.0	25.0	40.0

作為移民，經曆了環境的變遷，其思想意識和看問題的角度也會隨之有所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影響著他們身份認同的因素是否仍然相同呢？從統計的資料來看，種族特征退居第二位（ 82.3% ），讓位於文化習俗和文化品味（ 84.1% ），其餘則依次為其生活方式（ 75.8% ）、與原居地的聯係（ 64.5% ）以及家庭的影響 52.4% ）等等（見表 15 ）。這些數據也再次表明了移民對其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習俗等問題的關注。實際上，當前韓氏之流的反亞浪潮以及郝德強（ John Howard ）等澳洲國家領導人對此問題的沉默也就是實際上的默認，使得民族文化特征成為許多人士特別關注的焦點。從上列表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傳媒對於人們尤其是移民在認同問題上的影響在增大。在未考慮到移民的經曆之前，讚同傳媒影響的占 21.5% ，而在有了移民經曆之後，讚同傳媒影響的比例上升到 36.1% 。這從某種程度上說明了傳媒在為韓氏之流推波助瀾等方麵“功不可沒”。

表 16 考慮到我在香港的經驗，我的認同問題受下列因素影響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我的生活方式 (N=61)	14.8	18.0	62.3	4.9
我在那裏的教育經曆 (N=60)	13.3	10.0	68.3	8.3
傳媒 (N=60)	26.7	23.3	41.7	8.3
我同事的行為 (N=60)	30.0	30.0	31.7	8.3
我子女的行為 (N=52)	25.0	25.0	36.5	13.5
港府政策 (N=60)	23.3	20.0	46.7	10.0
我的語言習慣 (N=61)	11.5	13.1	68.9	6.6
中國政府的政策 (N=60)	18.3	23.3	48.3	10.0
過去幾年工作的社會政治過程 (N=59)	16.9	22.0	50.9	10.2
我的文化品位 (N=60)	15.0	8.3	68.3	8.3
在那裏有掙錢的能力或機會 (N=60)	33.3	16.7	41.6	8.3
其它 (N=21)	9.5	14.3	28.5	47.6

表 17 對我來說，我的家庭保持香港的文化和習俗是很重要的 N=65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6.2	21.5	76.9	1.5

表 18 迄今為止 , 我尚未認真考慮過自己 在澳洲的認同問題 N=66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42.4	19.7	31.8	6.1

表 19 我的公民身份和認同是一致的 N=67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23.9	13.4	52.3	10.4

這種情況與其在香港的生活和工作經曆相比，又有所不同。從表 16 可以看出，在香港的經驗表明，他們的身份認同深受語言習慣、文化品位和教育經曆等因素的影響。這與前麵曾經談及的產生“香港人”抑或“華裔香港人”或“香港華人”認同的背景是相適應的。也可能是這種經曆的作用，四分之三以上的被訪者認為，讓其家庭保持香港的文化和習俗是相當重要的（見表 17 ）。盡管前述許多人士表達了對自身認同問題的確切看法，但我們的調查顯示，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人士尚未認真考慮過其在澳洲的認同問題（見表 18 ）。這可能與有些人尚未完全在澳洲定居下來、或者還有意再移民、或者在獲得澳洲公民身份之後再返回香港工作或定居有關，也可能是往來奔波於香港澳洲及其它地方而無暇考慮這一問題，也許還有其它的原因。然而，無論如何，超過半數的被訪者認為，其公民身份和認同是一致的（見表 19 ）。這一回答可以這樣理解：當在澳洲時，是澳洲人，在香港時，為香港人，在中國，則為中國人，即完全以自身所獲得的居民及公民身份來定位自己的認同。

四、　　對澳洲的認識以及對當地事務的參與

每個人移民澳洲，都有這樣那樣的理由及原因。那麽，來自香港的移民在澳洲定居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麽呢？從對來澳定居的原因這一問題的回答來看（見表 20 ），大多數香港移民讚同最主要的原因是這裏的良好的環境（ 91.3% ）和優越的生活方式（ 71.4% ），其次才是家庭團聚移民、就業或經商，而澳洲的商業投資機會則是最不重要的因素。可見，追求良好的生活環境和優越的生活方式，曆來就是驅使許多人移民海外的原動力。也可能正是基於上述因素，不僅被訪者本人，而且這些移民的家庭也很喜歡定居於澳洲。有 74.6% 的被訪者認為其配偶很喜歡在澳洲居住（表 21 ），而與香港相比，有 83.3% 的被訪者認為他們的子女更喜歡澳洲。考慮到許多被訪者的子女尚年幼，目前還無法回答這一問題，不然的話，這一比例可能會更高（見表 22 ）。

表 20 我 來澳洲或在此定居的原因是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家庭團聚或移民 (N=64)	31.3	18.8	48.4	1.6
就業或經商 (N=62)	43.5	17.7	35.4	3.2
政治上更為自由和穩定 (N=63)	14.3	9.5	34.6	1.6
生活方式優越 (N=63)	14.3	12.7	71.4	1.6
投資機會佳 (N=62)	61.3	22.6	11.3	4.8
這裏環境更好 (N=65)	4.6	3.1	91.3	0
其它 (N=13)	15.4	0	38.5	46.2

表 21 我的配偶很高興在澳洲居住 N=55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10.9	12.7	74.6	1.8

表 22 與香港相比，我的子女更喜歡住在澳洲 N=48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0	6.2	83.4	10.4

然而，對於許多人來說，初來乍到一個新的地方，換了一個新的環境，還要麵臨工作事業生活等各方麵的問題，尤其是那些專業技術與商業投資移民，在定居過程中所遇到的各種各樣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什麽是定居過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難呢？被訪者中，有 67.2% 認為是在此找到一份與自己專業或工作經曆相稱或相關的工作，和結識新朋友。這可能與前麵已經述及的香港移民中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人數較多有關，他們較為關注其自身專業或事業的發展。而結識新朋友，既是更好地適應移居地的新生活的有效方式之一，也是藉此建立起新的人際關係，從而開展或拓展自己事業的一個起點。在這裏，語言的溝通對他們來說並不是什麽大問題，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被訪者聲稱不存在這一方麵的問題（表 23 ）。實際情況也確是如此。在被訪者中，將近 90% 的人士操流利的英語，他們的配偶中達到這種程度的也有 86% ，其子女則為 79% 左右（表 24 ）。這裏被訪者的子女英語流利程度不夠高的原因在於，許多被訪者的子女尚屬年幼，目前尚無法判斷其語言的程度。應該說，這對他們來說是不成問題的。

表 23 我在定居澳洲時遇到的最大困難是 :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語言與溝通問題 (N=66)	50.0	13.6	34.9	1.5
陌生的社會習俗 (N=64)	53.1	10.9	32.8	3.1
政府對移民援助極差 (N=64)	45.3	28.1	20.3	6.3
結識新朋友 (N=61)	44.3	16.4	37.7	1.6
找到一份與自己專業或工作經曆相關 的工作 (N=67)	19.4	11.9	67.2	1.5

表 24 我及我的家庭成員的英語流利程度足夠應付在澳生活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我本人 (N=68)	2.9	5.9	89.8	1.5
我的配偶 (N=57)	7.0	5.3	86.0	1.8
我的子女 (N=48)	2.1	10.4	79.1	8.3
其他家庭成員或親戚 (N=45)	15.6	11.1	53.3	20.0

既然就業和工作是大部分人士所關注的主要問題，那麽，澳洲的政治和經濟環境的好壞與否，就直接關係到他們的切身利益，成為這些移民們最為關心的事情。對於我們提出的“當前最擔心澳洲的因素是什麽”這一問題（見表 25 ），被訪者的首選因素是澳洲經濟的未來，達 90.9% 。這一答案顯然與當前澳洲經濟的低落有關。進入 1990 年代以來，澳洲的經濟一直在低穀中徘徊，失業率居高不下。而與此同時，大批香港移民也正好是在這一時期移居澳洲。他們對澳洲經濟的發展及其前景表示出充分的關切，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其次，他們所擔心是有關種族或移民問題的爭論和澳洲的高稅率，分別達 89.6% 和 89.4% 。前者直接關係到他們未來的生活及與主流社會的溝通和融合，同時也反映出他們擔憂成為澳洲反亞裔和排斥移民浪潮的替罪羊和犧牲品；後者則直接關係到他們的經濟利益，因為他中的大多數為商業投資及專業技術移民，高額的稅率使得他們難以迅速有效地回收投資。此外，他們還擔心由於種族和移民問題的爭論而導致的對多元文化概念的混淆，對其本人家庭及其所在社會和文化的影響，由此而引起的法律與秩序問題以及他們在澳洲的事業或商業的前景，等等。由此可見，澳洲經濟的長期低落徘徊及種族歧視和對移民的排斥現象的冒升，對於移民在澳洲的安居樂業和發揮其原有的商業與專業技術等方麵的優勢，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

表 25 我目前最擔心澳洲的因素是 :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有關種族或移民問題的爭論 (N=67)	3.0	6.0	89.6	1.5
法律與秩序問題 (N=66)	13.6	19.7	65.1	1.5
高稅率 (N=66)	4.5	4.5	89.4	1.5
其經濟未來 (N=66)	1.5	3.0	90.9	4.5
其對本人家庭之社會及文化的影響 (N=64)	9.4	17.2	70.3	3.1
澳洲政府之對華及對港政策 (N=66)	7.6	31.8	53.6	6.1
澳洲的多元文化概念混亂 (N=67)	9.0	7.5	79.1	4.5
我子女的認同問題越來越混亂 (N=57)	17.5	26.3	45.6	10.5
我個人或家庭的生活水平 (N=64)	17.2	21.9	57.8	3.1
本人事業之前景 (N=67)	11.9	19.4	60.2	7.5
其枯燥生活方式 (N=65)	43.1	21.5	30.7	4.6
其它 (N=17)	11.8	17.6	23.5	47.1

上述這些因素或多或少地影響了香港移民對澳洲的喜愛程度。在表達他們對“我最不喜歡澳洲的”這一問題的看法時（表 26 ），有 94.1% 的被訪者將“課稅太重”擺在首位，其次為就業或工作機會較低和投資機會少（分別為 81.8% 和 71.9% ），然後才是種族主義（ 66.7% ）。這種現象反映出香港移民最擔心的雖然也包括種族主義問題，但首先考慮的則是如何工作及賺錢，一種典型的務實態度。與此相關的是，他們對澳洲的教育體製較為喜歡（ 66.7% ）。這一方麵反映了華人家庭對教育的重視，另一方麵，也從某種角度顯示出許多人移民的目的是在於為子女提供一個良好地點教育環境。從我們的調查統計中可以看到，超過半數的被訪者是將其子女送入私立學校而不是公立學校讀書的（表 27 ）。實際上，香港的許多家庭都願意送其子女來澳洲入讀各類學校，包括中學和大學。據統計， 1995 年 3 月在澳洲的來自香港的學生總數為 12143 人，占當時全部在澳外國留學生總數的 15% 。由這些外國學生帶進澳洲來的資本總額也是相當可觀的。僅僅是由於昆士蘭州政府香港辦事處的努力， 1994 － 1995 年度就為昆士蘭州的教育出口帶來四百五十萬澳元的淨收入。

表 26 我最不喜歡澳洲的是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其種族主義 (N=66)	15.2	16.7	66.7	1.5
其社會行為規範太過自由及它們對本人配偶或子女的影響 (N=59)	30.5	30.5	32.2	6.8
其多元文化主義政策 (N=63)	74.6	19.0	4.8	1.6
投資機會太少 (N=64)	9.4	17.2	71.9	1.6
其教育體製 (N=63)	66.7	17.5	14.3	1.6
就業或工作機會較少 (N=66)	7.6	9.1	81.8	1.5
其社會福利製度 (N=65)	32.3	12.3	50.7	4.6
其歐陸文化遺風 (N=65)	32.3	38.5	24.7	4.6
政府對亞洲的政策 (N=63)	11.1	30.2	55.5	3.2
其遼闊的土地與較少的人口 (N=66)	39.4	25.8	28.8	6.1
國民環保的意識較強 (N=64)	62.5	20.3	14.0	3.1
生活標準太高 (N=64)	54.7	26.6	17.2	1.6
工會勢力太強 (N=63)	15.2	13.6	58.2	3.0
課稅太重 (N=67)	3.0	1.5	94.1	1.5

表 27 被訪者的子女所上的學校類型是 :(N=41)

公立學校	私校	未上學
34.1	56.1	12.2

由於種族歧視和有關移民問題的爭論是他們比較關注的問題之一，使得這些香港來的移民對澳洲政府近年來大力提倡的多元文化主義或政策有較為明確的認識。大多數的被訪者認為澳洲的多元文化主義可促進對不同社會和文化的容忍（ 78.4% ），對海外人士移民澳洲有吸引力（ 75.8% ），並可提高其對澳洲的認同感（ 71.4% ）。 63.6% 的被訪者能明確地定義多元文化主義及清楚其含義， 62.6% 的被訪者認為多元文化可促進做一個澳洲良好公民的社會行為（見表 28 ）。我們從華人社區包括香港移民群體對韓坡羚之流在 1996 年 10 月以來掀起的反亞裔及反移民浪潮的強烈反應，可以看出他們多元文化的情有獨鍾，也擔心多元文化受到韓氏及其追隨者的損害。實際上，澳洲政府應該更加大力宣傳多元文化，增加撥款推廣多元文化，才能打擊以韓坡羚為代表的種族歧視勢力，破除其白人優越感，使澳洲真正成為一個多元文化的各民族各種族和睦相處和諧生活的社會，共同攜手創造澳洲的美好的未來。

表 28 澳洲的多元文化主義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把我的認同感搞得很混亂 (N=65)	56.9	12.3	26.1	4.6
促進澳洲對不同社會和文化的容忍 (N=65)	7.7	9.2	78.4	4.6
對海外人士移民澳洲有吸引力 (N=66)	9.1	10.6	75.8	4.5
我能明確地定義及清楚其含義 (N=66)	13.6	13.6	63.6	9.1
使人們不忘澳洲以往的種族歧視劣行 (N=65)	30.8	30.8	29.2	9.2
是 " 澳洲人認同 " 的主要組成部分 (N=63)	12.7	23.8	52.4	11.1
促進做澳洲良好公民的行為 (N=64)	12.5	18.8	62.6	6.3
可提高我對澳洲的認同感 (N=63)	9.5	12.7	71.4	6.3

要創造和維護這種和諧的多元文化社會，要求每個在澳洲居住的人士處理好個人和家庭與社會和社區的關係。對於移民來說，如何處理好上述這種關係，確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從下麵幾個方麵來探討這個問題。

首先，是對待澳洲的政治生活。在澳洲，投票選舉是每個公民的義務和權利。在我們的調查訪問對象裏， 80% 以上均已在地方選舉中登記投票和實際上已參與了地方選舉的投票，還有超過半數的被訪者參與有關澳洲社會政治問題的公開信或請願信的簽名活動。但在積極為澳洲候選人拉票和成為澳洲某政黨或團體的成員等方麵，則是抱否定及消極態度的居多，盡管有 45.3% 的被訪者不同意其“對澳洲的政治和活動沒有興趣”的說法（見表 29 ）。

表 29 我在澳洲已參與下列政治活動 :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正在地方選舉中登記投票 (N=50)	8.0	8.0	80.0	4.0
實際上已參與地方選舉的投票 (N=55)	7.3	7.3	81.8	3.6
積極為澳洲的候選人拉票 (N=46)	41.3	30.4	19.5	8.7
成為澳洲某個政黨或團體的成員 (N=42)	47.6	33.3	4.8	14.3
參與有關澳洲社會政治問題的公開信或請願信的簽名活動 (N=51)	17.6	15.7	56.8	9.8
其他 (N=11)	18.2	36.4	9.1	36.4
對澳洲的政治及活動沒有興趣 (N=53)	45.3	20.8	28.3	5.7

表 29-1 香港人不關心政治，他們願按政府的旨意 辦事並埋頭賺錢 N=66

不同意	無可奉告	讚成	不清楚
30.3	19.7	47.0	3.0

上述統計顯示出一種頗為矛盾的現象：一方麵，許多移民不滿澳洲日見抬頭的種族歧視和一部分勢力對移民的排斥，因而許多人參加有關公開信及請願信的活動，以表達他們對某些事務的關注，顯示出他們並非對澳洲的政治及其活動沒有興趣；另一方麵，在選舉等政治事務中則顯示出處於較為被動的地位，換言之，在公開表達自己願望的公眾場合出現的較少。對於這種現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但其中的一個原因恐怕是與大多數這些移民還沒有完全將自己擺在澳洲主人翁的地位有關。許多人把自己擺在了不問政治的地位（表 29-1 ）。其實，無論誰先來誰後到，隻要是澳洲的公民，就應有同樣的權利。何況，許多權益是由大家積極去爭取來的。老一輩的華人移民在這方麵可能有較深刻的體會。可以說，自身的權益，如果自己不去努力爭取，是難以由別人施舍的。

其次，作為商業投資和專業技術移民，對於政府的政策是否鼓勵其在澳投資或創業自然是十分關注的，同時也自然而然地將其與原居地相比較。統計顯示出，表示讚同澳洲政府的政策是鼓勵人們尤其是移民在澳投資或經營生意的被訪者，隻有 28.3% ，而不同意這一看法的占 30% ，略略高於前者，其餘則為不置可否（表 30 ）。如果將其在澳洲和香港的生意或利益作一比較，則有 65% 的被訪者認為香港好過澳洲， 10% 的認為澳洲好過香港（表 31 ）。從前麵已經提到的香港移民對澳洲的課稅較重，經濟不景氣以及投資機會較少等問題頗有微詞來看，他們對澳洲政府的政策有如此的看法也就不足以為奇了。從這裏也不難理解前述一些香港移民為什麽在獲得了澳洲公民身份之後，永久離開澳洲而返回香港。畢竟這些人士都是來自香港，那裏的經濟在近二十年裏盡管也經過一些波折，但總體來說還是發展很快的，是利於商業經濟的發展的。在這一方麵，非澳洲可比也。不過，如果因為這樣而對澳洲的許多政治事務不太關注，恐怕於促進政府進一步提高和完善其投資政策或對一些政策予以修訂等事宜，幫助不大。

表 30 澳洲政府的政策是鼓勵我在澳洲做生意 N=60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30.0	21.7	28.3	20.0

表 31 我在香港 經營的生意和利益比在澳洲要好 N=60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10.0	10.0	65.0	15.0

再次，移民們是如何處理家庭與社區的關係呢？統計表明，許多移民是積極參與社區的活動的。被訪者中（答者 53 人）， 37.1% 加入各類少數民族社團， 34% 則加入各種教會和宗教團體，其餘則加入各種各樣的會社如獅子會、扶輪社等等。與社區聯係的密切對於移民的經濟活動是有一定作用的。從對是否“比較喜歡與華人做生意”這個問題的回答來看， 25.4% 的被訪者回答喜歡， 72.9% 回答看情況而定，隻有 1.7% 回答不喜歡（表 32 ）。這些回答實際上反映了香港移民的現實生意經曆，即他們中相當多的一部分生意的客戶本身就是華人，這一現實不由得人在此表示喜歡或不喜歡，何況，語言聲氣相通確實也方便做生意，有些涉及中國文化和傳統的生意還非得與華人打交道不可。而“看情況而定”的回答占多數則實際上反映了在一個多元文化社會中做生意的多麵性，是一種典型的實用主義。

表 32 我比較喜歡與華裔做生意 N=59

喜歡	看情況而定	不喜歡
25.4	72.9	1.7

表 33 我積極鼓勵我的家庭成員與非華裔血統的澳洲人交朋友 N=63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1.6	23.8	71.5	3.2

表 33-1 我子女的朋友大多是非華裔血統的孩子 N=47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23.4	31.9	38.3	6.4

表 34 在澳洲，我的子女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對身份認同問題變得越來越困惑 (N=47)	29.8	27.7	27.6	14.9
變得越來越不尊重長輩 (N=47)	46.8	19.1	23.4	10.6
很難保持傳統中國文化 (N=47)	23.4	10.6	55.4	10.6
對其公民身份的了解已經提高 (N=47)	8.5	25.5	51.1	14.9
社會關係變得越來越自由 (N=47)	6.4	36.2	44.7	12.8
個性變得越來越具闖勁 (N=47)	25.5	40.0	21.3	12.8

表 35 我的子女在學校對其華裔文化傳統深感自豪 N=51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11.8	31.4	39.2	17.6

表 36 我的子女視朋友關係重要過家庭關係 N=47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59.6	12.8	19.1	8.5

表 37 我不反對我的子女與一位非華裔血統的其他族裔的異性人士發展親密的關係 .(N=51)

是	不是	不清楚，很難說
49.0	11.8	39.2

表 38 我的子女已經發展了這樣一種關係 .(N=43)

是	不是
7.0	93.0

在對外方麵，家庭與社區的關係也是促進其融入主流社會的一個方麵。為此，許多被訪者（ 71.5% ）皆讚同鼓勵其家人與非華人血統的人士交朋友（表 33 ）。在這一方麵，子女恐怕較之父母走得更遠些，但父母對他們的了解可能不是很夠，對他們的期望也大多是中國式的。比如說，被訪者對其子女在澳洲是否對身份認同問題變得越來越困惑、變得越來越不尊重長輩、社會關係變得越來越自由、個性變得越來越具闖勁、對其公民身份的了解已經提高、以及很難保持傳統中國文化等問題，看法相距較大（表 34 ）。對其子女在學校是否對自身所具有的華裔文化背景深感自豪，模棱兩可的回答占了大多數（表 35 ）。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約 60% ），還是認為其子女視家庭關係重要過朋友關係（表 36 ）。但有將近一半的被訪者對其子女有可能與一位非華裔血統的其他族裔之異性人士發展親密關係持較為開放的態度（表 37 ），並有７％的被訪者回答說他們的子女已經發展了這樣一種關係（表 38 ）。

五、 對香港問題的關注

在表 15 中，我們曾將個人與原居地的聯係作為影響身份認同的因素之一。統計的結果表明，對這一問題表示讚同的比例達 64.5% （Ｎ＝ 65 ）。這說明，無論人們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移民與原居地的聯係或關係都是很緊密的。尤其是在我們進行是項調查的時候，正是九七香港回歸中國的前夕，香港已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作為來自香港的移民，在澳之港人自然也不例外，其關注的程度更為深切。換言之，在香港回歸中國這個問題上，無論對香港是愛還是恨，都表明人們對她的關心。

那麽，來自香港的移民，對於香港的回歸中國是感到樂觀呢還是悲觀？從表 39 的統計中可以看出，對於“我對香港九七回歸中國感到很樂觀”這個問題的回答（Ｎ＝ 59 ），隻有 18.7% 的被訪者表示讚同， 39% 表示不讚同，表示不同意也不讚同為 28.8% 及不清楚為 13.6% ；對於“我對香港九七回歸感到樂觀”這個問題（Ｎ＝ 61 ）， 37.7% 讚同， 27.9% 不同意，表示不同意也不讚成及不清楚者，則分別為 21.3% 和 13.1% 。而對“我對香港九七回歸中國感到無所謂”的問題（Ｎ＝ 56 ）， 23.2% 表示不同意， 32.2% 表示讚同， 37.5% 則不同意也不讚成。至於對“我對香港九七回歸中國感到悲觀”的問題（Ｎ＝ 57 ），讚同者隻有 21.1% ，不同意的占 36.8% ，另有 28.1% 不同意也不讚同及１４％不清楚。對於“我對香港九七回歸中國感到很悲觀”這個問題， 46.4% 表示不同意， 12.5% 讚同，不同意也不讚同占 26.8% ，另有 14.3% 表示不清楚。

表 39 我對香港 97 回歸中國感到：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很樂觀 (N=59)	39.0	28.8	18.7	13.6
樂觀 (N=61)	27.9	21.3	37.7	13.1
無所謂（中立 ) (N=56)	23.2	37.5	32.2	7.1
悲觀 (N=57)	36.8	28.1	21.1	14.0
很悲觀 (N=56)	46.4	26.8	12.5	14.3
其它 (N=12)	0	16.7	16.7	66.7

上述統計顯示出一種對香港九七回歸中國的十分矛盾的心理。既然對回歸表示樂觀的比例不高，那麽，讚同悲觀看法的比例應相應地高似乎才顯得合理。可是，統計表明不同意悲觀看法的比例反而高些。退一步說，如果讚同樂觀和悲觀兩者的比例都不很高，那麽，應該是對此問題表示中立的看法占多數，方可解釋之。但是，結果表明也並非如此。對這種現象的一個合理的解釋就是：它反映了人們在這個問題上的一種複雜心態，要他們對香港九七回歸中國確切表態，尚須時日。

從被訪者對另外一個問題的回答，或者可以找到某種程度的對上述問題的答案。從表 40 可以看到，在認真考慮過香港九七回歸中國的有關問題之後，被訪者對香港的未來所持的各種各樣的看法。首先是對香港未來的經濟表現的看法。 58.2% 對此表示樂觀，表示中立的有 28.8% ，隻有 9% 對此表示悲觀（ N ＝ 67 ）。表樂觀者占多數。港府的政治表現和民政服務方麵（ N ＝ 67 ），表樂觀者 29.9% ，表悲觀者 31.4% ，另 38.8% 表示中立。悲觀與樂觀的比例相差不大，但以悲觀者略占上風。對於中國政府對香港政治事務的處理（Ｎ＝ 67 ），表示悲觀的看法占了幾近一半，另五分之三表示中立，隻有五分之二表示樂觀。在香港作為國際都市的地位這個問題上（ N ＝ 67 ），表示樂觀者達 53.7% ，中立者占 32.8% ，隻有 13.4% 表示悲觀。對於是否保持當前的生活方式（ N ＝ 65 ），表示悲觀與樂觀的比例較為接近，各占不到三成，其餘四成多表示中立。對於香港是不是有一個貪汙賄賂相對較少的政治經濟環境（ N ＝ 66 ），表示悲觀的占了 57.6% ，隻有不到 11% 表示樂觀，其餘為中立。此外，對於香港是否一個適合其做生意及工作之地方（ N ＝ 67 ），則是 31.3% 表樂觀， 47.8% 表中立， 19.4% 悲觀。相比之下，隻有 13.6% 對香港是個適合其家庭居住的地方的看法表樂觀， 36.4% 悲觀，其餘 50% 表示中立。

表 40 我目前最擔心香港的因素是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政治不穩定 (N=65)	10.8	4.6	81.5	3.1
貪汙 (N=66)	12.1	16.7	68.2	3.0
通貨膨脹 (N=67)	11.9	17.9	67.2	3.0
中國政府對香港經濟的幹預 (N=63)	9.5	11.1	73.0	6.3
法製混亂有法不依 (N=65)	10.8	13.8	66.1	9.2
有關國籍問題的不穩定 (N=65)	15.4	20.0	58.5	6.2
本人家庭在港之前景 (N=64)	17.2	21.9	54.7	6.3
本人在港之民生前景 (N=63)	15.9	27.0	50.8	6.3
對人權與自由之踐踏 (N=65)	7.7	16.9	69.2	6.2
教育水平下降 (N=66)	18.2	6.1	69.7	6.1
收緊出版自由及加強新聞檢查 (N=65)	9.2	3.1	75.2	12.3
其它 (N=15)	0	20.0	20.0	60.0

上述數據表明，人們對香港九七回歸中國後的經濟繁榮以及作為國際都市的地位等涉及經濟發展等方麵的未來，持樂觀態度者占了多數。這與華人社區大部分人的意見是相吻合的。也就是在本問卷調查開始之後的五月下旬，昆士蘭州中國人協會舉辦了一個有關香港九七回歸中國問題的座談會，邀請身為香港移民並在昆士蘭高等院校任教及從事工商業之人士作為主講者和評論員，有在布裏斯本各行各業的二十多位華裔人士與會。與會者對香港的未來經濟發展均持樂觀的看法。在七月一日香港回歸中國的當日，昆士蘭香港會、昆士蘭華人之聲和昆士蘭州中國人協會亦聯合舉辦了一個暢談香港回歸感受的座談會，盡管會上對香港的許多問題有不同的意見，也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但對香港的未來經濟發展前景表示看好的觀點仍然占了上風。可見，作為參與過創造香港經濟繁榮和發展的一員，這些香港移民對於香港經濟發展具有信心，並對香港未來充分關注。實際上，這種觀點與香港回歸中國前夕在香港市民中所作的民意調查結果是相一致的。（注 5 ）

上述數據也表明人們對香港的政治前景持保留態度，這一點也與回歸前在香港居民中所作的民意調查結果相同。（注 6 ） 從上麵所述的各項問題的答案來看，對香港回歸中國所持保留態度的症結在於他們的中國情結上。表 40 中表示悲觀看法占多數的問題，實際上都涉及了中國政府的因素。簡言之，這裏表達的是一個對中國政府的信心問題。被訪者對目前最擔心香港的諸因素的回應（見表 41 ），也進一步印證了這種信心問題。

從對所列舉的１１個可以擔心的問題的回答來看，表示讚同者都占了被訪者的 50% 以上。就目前中國大陸政治經濟改革中出現的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以及作為一個新的特區政府香港所麵臨的種種困難來看，對許多問題有疑慮，自有其一定的道理，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過多的擔心則似乎大可不必，尤其是對特區政府的信心。香港之所以能在 1970 年代後崛起而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最迅速最有成效的地區之一，固然得利於英國殖民政府所采取的自由政策，但更重要的則是香港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結果，也由於其與內地的密切關係和內地所提供給予的種種便利而形成的一種互補和相互依存關係。忽略這些因素，就有可能低估特區政府治理香港和處理有關事務的能力，也低估了中國政府在收回香港之後繼續保持其繁榮和穩定的決心，盡管在某些問題的處理上，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不盡如意的作法。

表 41 在考慮過 97 香港回歸的有關問題之後，我對香港的未來之看法是：

	樂觀	中立	悲觀	不清楚
經濟表現 (N=67)	58.2	32.8	9.0	0
港府的政治表現和民政服務 (N=67)	29.9	38.8	31.4	0
中國政府對香港政治事務的處理 (N=67)	20.9	29.9	49.3	0
香港作為國際都市的地位 (N=67)	53.7	32.8	13.4	0
當前的生活方式 (N=65)	29.2	43.4	26.2	1.5
貪汙賄賂相對較少的政治經濟環境 (N=66)	10.6	31.8	57.6	0
是個適合我做生意及工作的地方 (N=67)	31.3	47.8	19.4	1.5
是個適合我的家庭居住的地方 (N=66)	13.6	50.0	36.4	0
其它 (N=10)	40.0	0	20.0	60.0

實際上，這些香港移民對香港問題的關注受傳媒的影響較大。雖然在許多問題上這些移民的看法比較接近那些香港市民的看法，比如對香港政治前景有所保留，但對香港的許多具體問題自然不如香港市民們的關注，如就業問題、房屋問題等等。（注 7 ） 從表 42 中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移民是如何想方設法通過各種手段去關注香港的前景及有關的問題。占了 92.4% 的人士是通過當地華文包括及華語有線電視等來關注香港發展的（ N ＝ 66 ）。從澳洲的華文報刊主要是由香港和台灣的報業集團或人士經營以及從事電視電台工作的人士亦大多為香港或台灣來的移民這一情況來看，不難理解這些移民對香港的看法比較接近那些在港的市民或居民。關注香港的另一個途徑是澳洲當地的主流社會的傳媒如電視和英文報刊，對此持讚同者占被訪者的 90.8% （ N ＝ 65 ）。鑒於澳洲英文報刊等傳媒並不重視中國新聞的報道，它們所能提供給讀者的與中國包括香港的相關資料能否讓人們較多地了解有關事務是有疑問的。此外，被訪者中的 90.5% 通過與朋友交換或分享有關信息（ N ＝ 63 ）、 77% 通過與家庭成員或親朋好友通信（ N ＝ 65 ）、 45.1% 出席與香港問題有關的研討會或座談會（ N ＝ 62 ）等形式，關注香港的發展。無論如何，這些香港移民通過各種各樣的途徑去關注香港的未來及其發展，所有這些無疑會對他們的認同產生很大的影響。

表 42 我想方設法通過下列手段關注香港的發展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與家庭成員或親朋好友通信 (N=65)	9.2	10.8	77.0	3.1
通過主流社會的傳媒如電視和英文報刊 (N=65)	1.5	6.2	90.8	1.5
通過當地華文報刊及華語有限電視 (N=66)	1.5	4.5	92.4	1.5
與朋友交換或分享有關信息 (N=63)	1.6	6.3	90.5	1.6
出席與香港問題有關的研討會或座談會 (N=62)	19.4	30.6	45.1	4.8
其他 (N=11)	0	18.2	45.5	36.4

其影響之一便是由於一些人因在澳洲工作而家庭則住在香港，由此產生的對一些問題的擔憂。表 43 是若幹可能導致擔憂的問題。除了 43.7% 被訪者（ N ＝ 48 ）認為這種情況對其態度沒有影響之外（ 27.1% 表示不同意及 20.8% 表不同意也不讚成），有 58.7% （ N ＝ 46 ）擔心家庭凝聚力（約 10% 不同意、 17% 不同意也不讚成、 13% 不清楚）， 53.6% （ N ＝ 41 ）擔心對子女的認同有負麵作用（ 14.6% 不同意、 17.6% 不同意也不讚成、 14.6% 不清楚），有約 34% （ N ＝ 38 ）擔心削弱其作為家長的地位和角色（約 21% 不同意、 29% 不同意也不讚成、 16% 不清楚），還有約 38% （ N ＝ 42 ）擔心保持這種生活方式的大筆費用（約 26% 不同意、 21% 不同意也不讚成、 14% 不清楚）。

表 43 由於我個人在澳洲工作而家庭則住在香港，我很擔心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對我的態度沒有影響 (N=48)	27.1	20.8	43.7	8.3
家庭凝聚力 (N=46)	10.9	17.4	58.7	13.0
這對我子女的認同有負麵影響 (N=41)	14.6	17.1	53.6	14.6
削弱我作為家長的地位和角色 (N=38)	21.1	28.9	34.2	15.8
保持這種生活方式的大筆費用 (N=42)	26.2	21.4	38.1	14.3
其他 (N=13)	0	23.1	7.7	69.2

表 44 我已舉家移民澳洲， 現在我想再攜家返回香港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對我的情況沒有影響 (N=53)	30.2	24.5	43.5	1.9
從經濟上考慮，我沒辦法這樣做 (N=47)	25.5	29.8	38.3	6.4
這樣的話，我的就業或商業前景都成問題 (N=47)	31.9	27.7	36.2	4.3
我的家庭成員都不同意 (N=47)	12.8	34.0	31.9	21.3
香港的政治形勢表明不值得這樣去做 (N=48)	22.9	33.3	31.3	12.5
香港的社會經濟形勢表明不值得這樣去做 (N=48)	31.3	35.4	20.9	12.5
其他原因 (N=10)	0	30.0	20.0	50.0

既然有上述種種的擔心，是否有人在舉家移民澳洲之後，現在又想攜家返回香港呢？表 44 的統計表明，目前許多人並未作出最後的決定。那麽，如果有機會和條件而決定離開澳洲重返香港的話，主要是受那些因素的影響呢？從被訪者對表 45 的回答來看，相信澳洲的種族或移民問題嚴重者占的比例最大，達 75.8% （ N ＝ 62 ）；其次為在香港有更好的就業或商業機會，占 71.4% （ N ＝ 63 ）；其餘為家庭的關係 62.8% （ N ＝ 62 ），對在香港的個人自由不感到擔憂 48.4% （ N ＝ 62 ），相信香港的法製混亂有法不依的現象並不嚴重 41% （ N ＝ 61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不，無論如何我都會留在澳洲”這個問題（ N ＝ 59 ），表示讚成和不同意的比例相當接近，分別為 22.1% 和 23.7% ，但有 42.4% 則表示不同意也不讚成，從而印證了表 44 中顯示出的那種躊躇不定的心態。

表 45 如果有機會和條件的話，我決定離開澳洲重返香港主要受下列因素影響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讚成	讚成	不清楚
家庭的關係 (N=62)	17.7	19.4	62.9	0
香港貪汙並不盛行 (N=62)	35.5	33.9	25.8	4.8
香港法製混亂有法不依並不嚴重 (N=61)	27.9	26.2	41.0	4.9
對在香港的個人自由不感到擔憂 (N=62)	32.3	16.1	48.4	3.2
相信澳洲的種族或移民問題嚴重 (N=62)	8.1	14.5	75.8	1.6
在香港有更好的就業或商業機會 (N=63)	11.1	15.9	71.4	1.6
不，無論如何我都會留在澳洲 (N=59)	23.7	42.4	22.1	11.9

結　　　論

從以上對問卷資料的統計中可以看到，來自香港的移民本身就與澳洲有較強的聯係，他們移民澳洲是因為澳洲優美的環境。然而，由於他們前來澳洲的曆史背景與香港的前景和未來地位密切相關，他們又十分關心香港的發展及其相關問題。這些因素使得他們在對澳洲的認同及其與香港的關係等方麵表現出一種複雜的心態。

我們也可以看到，作為移民，在一塊新的土地上為自己的身份認同定位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香港來的移民自然也不例外。雖然資料顯示出香港來的移民有較高的文化教育程度和專業技能，這一切使之較老一輩的華裔移民更容易融入到澳洲主流文化社區，但是，實際的情形遠非如此。澳洲的“白澳政策”雖在 1970 年代就已被廢除，但此後的各種反亞排華言論和逆流不時出現，最近更有韓坡羚之黨徒宣稱要用細菌和原子彈來對付亞洲人，使澳洲多元文化蒙上了更深的陰影，從而影響者許多移民對自己身份的認同。另一方麵，香港移民的身份認同近期內又在很大程度上與香港的政治經濟發展密切相關，這或多或少都影響著香港移民與澳洲和原居地的關係。而在與澳洲和原居地的關係中又摻雜了中國因素在內，使得這種澳洲和香港間的移居運動呈現出複雜性和多重性。

誠然，移民在一個新的國家和地方重新為自己的身份定位仍有待於其自身的努力。我們的統計表明，香港移民在澳已實際上參與了當地的政治活動，但在積極主動投入以爭取自身利益等方麵則仍需要進一步的提高和推動。既然香港在回歸中國的過程中及其之後皆保持或將繼續保持其特色，顯然，這些來自香港的移民，也將會在融入主流社會的同時，仍然保持並發揚其鮮明的特征和文化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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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 1 ）孟東寧博士 (Don McMillen) 係澳大利亞南昆士蘭大學亞洲係主任，國際關係與亞洲研究教授；粟明鮮博士為該係研究員。

（ 2 ） Yomiri Shimbun (Yomiuri Shimbunsha, Tokyo), 14 December 1996.

（ 3 ） Mineo Nakajima, The Three Chinas: Linkage and Repulsion, Nihon Keizai Shinbunsha, Tokyo, 1993.

（ 4 ） Reika Katoh and Yuri Semba, An Investigation & Identity in Hong Kong Based on Books, Magazines, Web Sites, and E-mail Correspondence with Hong Kong Students, January 1997, in http://www.brokering.com/adv96/group8/hk1.html

（ 5 ）王家英： " 回歸前夕最新民意趨向 " ，載星島要聞 ( 電子版 ) ， 1997 年 6 月 4 日。

（ 6 ）王家英： " 回歸前夕最新民意趨向 " ，載星島要聞 ( 電子版 ) ， 1997 年 6 月 4 日。

（ 7 ）王家英： " 回歸前夕最新民意趨向 " ，載星島要聞 ( 電子版 ) ， 1997 年 6 月 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