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組建資料

關於紅衛兵組建資料

                目錄

1．一個紅衛兵發起者的自述（節錄）——卜 大 華

2．清華附中紅衛兵成立始末——   卜偉華

3．一篇重要的史料——駱小海

4．“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誕生史實——仲維光

5．不可多得的紅衛兵史料《紅衛兵興衰錄》——印紅標

6．四十年文革尋思—— 仲維光

7．談宋彬彬的反對打人之謎─看《八九點鍾的太陽》有感—胡平

 

 

 

 

一個紅衛兵發起者的自述（節錄）

---中國國情網"國情調查研究"課題組

卜 大 華

 

 

 

那是一段十分痛苦的經曆。當然不是我一個人，整個民族都遭受了一場深重的災難。但是作為這場運動的“急先鋒”--紅衛兵的發起人之一和較早覺醒因而遭受迫害的人來說，那場運動對於我的教訓就更加深刻了。

    要尋找紅衛兵的思想軌跡，就不能忽視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我們是新中國的同齡人，是和年輕的共和國一同成長的。我們所受的教育，無論來自家庭的還是社會的，都使我們特別容易接受黨的一切宣傳，包括正確的和後來被證明是“左”的東西。對內“四清”，對外反修防修，這一切都對我們正在形成的世界觀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64年提出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更使我激動不已，政治熱情和革命責任感空前高漲，報紙上和社會上所開展的一切討論都引起我們極大的興趣。可以說：“階級鬥爭”的觀念已深深地注入了我們的頭腦。

    66年5月初，我們班的班長寫了一份思想匯報，談對《海瑞罷官》的認識過程，當然是從學術問題往政治問題上認識。我和另一個學生幹部在前麵加了個“編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結果引起了全校大討論。為此我們和校領導發生了爭執，我們說校方不積極引導討論，是不突出政治，校方說你們這樣對待黨組織很危險，當心57年的教訓。我們當然不理會這些了，深信我們的行動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到5月中旬，我們和校方的矛盾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程度，每天都是兩種意見的激烈辯論，下了晚自習我們幾個同學也常常聚在一起分析形勢。一點不是瞎鬧著玩，那時就這麽想：我們是在參加一場實實在在的階級鬥爭。

    有一天，一位同學跟我說，他寫的小字報署名叫“紅衛兵”。我一聽就覺得這個名字很貼切，說今後凡是和我們意見相同的小字報不如都署名紅衛兵。這個意見得到大家的一致讚同，從此我們便有了統一的名稱。當然我決想不到這三個字以後會風靡全國，震驚世界，演出那樣複雜紛紜的活劇來。“紅衛兵”被推上政治舞台在當時特定曆史條件下具有一定必然性，至於它叫什麽名字則是偶然的，是個插曲。

    ……

    5月29日，卜大華等和其他高年級的學生聚在一起討論形勢和對策。這一天後來被看成是紅衛兵的誕生日。

    6月2日，各報轉載了《人民日報》發表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全國上下為之震懾。從這以後，文化大革命正式拉開帷幕。

    同日，清華附中正式貼出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表示“堅決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紅衛兵”三個字後麵有一百多人簽了名，卜大華名列其首。

    爾後北京各中學學生紛紛湧到清華附中觀看大字報，並紛紛以某校紅衛兵的署名來表示他們對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支持。“紅衛兵”不脛而走，出現在各個校園。

    然而，真正把紅衛兵推上曆史舞台的，還是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動者--

    大字報仗打翻了天，工作組進駐學校，明確表示校方壓製學生，犯了錯誤。我們大受鼓舞，把這看成是黨中央對我們的支持。不錯，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就是在那種情況下產生的。說它的名氣大，那是因為後來毛主席支持了它。這篇東西寫出來後，我們幾個討論了一下就貼了出去。這下可熱鬧了，工作組非常緊張，問我們“造反”兩個字如何解釋？現在是共產黨領導，要造什麽反呢？我一點也不慌，拿出了確鑿的根據--66年6月5日《人民日報》的一篇評論文章中摘引的毛主席的一段語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工作組的同誌驚愕不已，又親自去對證核實。我們想，也許我們闡述得不清楚，那就再來一篇，於是就有了“二論”“三論”無非是對第一篇的補充。現在回過頭來看那些東西，不僅內容是錯誤的，而且隻是些口號詞藻的堆砌，什麽“天翻地覆”、“人仰馬翻”、“落花流水”……

    “三論”出來後一再遭到一些人的反對，我們有壓力。但我們反複琢磨，認為我們的觀點是對的。我們希望得到支持。於是，7月28日，在海澱區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會上，我們把前兩論遞了上去，請那天到會的江青轉給毛主席。8月3日，一位中央領導同誌突然把我們召到釣魚台，給我們看了一份令我們驚喜萬分的文件。當時中央正在開八屆十一中全會，全會的第二個文件就是《毛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後麵附著我們的“兩論”。信是8月1日寫的。信上說：“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在這裏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采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的文化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采取同樣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以熱烈的支持。”信上還有一處“熱烈支持”，是對北大附中的彭小蒙講的。想想看，一個不容置疑的絕對權威，一位萬眾仰望的至高無上的領袖，對我們連說了三個“熱烈支持”，這還得了嗎？我們當時的情緒大概隻能和“緊跟毛主席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辭”來形容了。

    ……

    紅衛兵立即成了最有光彩的稱號，人們紛紛放棄自己組織五花八門的名稱而統歸於它。但這仍然隻能算是嘹亮的前奏，真正的高潮是在1966年8月18日--

    所有當年的紅衛兵都知道這個日子。那天天安門前集會，各學校的學生潮水般地從東西長安街湧到天安門廣場。我們和許多紅衛兵一起登上了紅色觀禮台。我們高興壞了，頗為自己是毛主席支持的紅衛兵而自豪。一會兒得到通知說：“今天要讓紅衛兵上天安門，很可能毛主席還要親自出來接見。”我第一次登上這巨大的城樓，俯看廣場熱烈的場麵，抑製不住興奮和激動。毛主席那天穿軍裝，這是建國以來第一次。很多老幹部沒有準備，一見到後也紛紛趕回去換裝。毛主席顯然是經過考慮才穿軍裝的，含義是什麽？也許是表示堅決要搞文化大革命的決心？紅衛兵特別喜愛穿軍裝，大概就是這麽來的。

    師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這意味著毛主席向億萬群眾明確了他對紅衛兵的支持。我站在毛主席和周總理中間，新華社記者為我們拍下了照片，那時我剛滿18歲。

    8·18之後便是大串連。紅衛兵殺到各地去“煽風點火”。毛主席則在北京一次又一次地接見全國的紅衛兵，四個月的時間連續接見了八次，這種舉動實在異乎尋常。我後來終於明白了，從65年下半年到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醞釀過程不可謂不長，但仍形不成全國的聲勢。65年秋，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那篇文章《人民日報》頂著不發，隻好到上海去出小冊了，這說明黨內的反對力量也很強。而毛主席對紅衛兵的支持，是使局麵發生了決定性的轉變。

    9月之後，卜大華開始從“左派”的狂熱走向迷惑、不解和痛苦的思考。他們原以為文化大革命是奪回被資產階級篡奪的那一部分權力，而他們在京廣線和沿海一帶串連，看到的卻是沒有一個黨的領導、沒有一個黨的組織、沒有一個省委、市委不受到“炮轟”和“火燒”。到處是“打倒”，到處是混亂。難道紅衛兵運動所帶來的竟是這種結果嗎？就是用這種瘋狂的破壞方式去打倒一切、毀滅一切嗎？

    當時清華附中紅衛兵在各地的待遇有如“首長視察”，每每被請上主席台就座。在認真了解了湖北的情況之後，卜大華他們支持了湖北省委。當時的省委書記激動地挽著卜大華他們的手臂高呼口號。後來王任重同誌對他們說：你們起了很好的作用。然而北京的形勢也大變了，從國家主席、黨的總書記，到一大批戰功赫赫的老帥，一個個相繼倒台，他們信任的王任重同誌也被炮轟，最後，連他們中許多人的父母也成了“資產階級”。那麽黨呢？一個領導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黨難道隻是由少數幾個好人組成的嗎？

    大串聯的那些日子，我的心情一直鬱鬱不樂，在外地時甚至沒有戴過紅衛兵袖章，我們實在恥於同那些對不論什麽人都不分青紅皂白高喊打倒的人為伍。文化革命的目標到底是什麽？一級組織的領導人到什麽程度才該打倒？我們常常為這些問題討論到深夜。毛主席給我們的那封信盡管說了三個“熱烈支持”，但也說了這樣的話：“我們支持你們，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然而冷酷的事實常常否定了我們討論的結論，麵對這一場我們曾經那樣熱烈響應的革命，我們陷入了深深的迷惘。

    我們的特殊地位也使我們多多少少接觸到了黨內一些不正常的東西。有兩件事對我震動很大。一次是66年8月6日，在天橋劇場，江青把幾個有名的紅衛兵叫到一起，神神秘秘的，像哄小孩似地說：“我跟你們說呀，中央內部也不一致，我們站在前台支持你們，可是有人背後捅刀子，有人謊報軍情……。”我心裏很別扭，覺得有一種陰暗的東西讓人不愉快，同年10月份，社會上出現了炮轟陶鑄、王任重同誌的高潮，陳伯達、王力找我們了解王任重同誌和我們接觸的情況，我們如實講了，認為這種接觸是光明正大的。沒想到陳伯達不陰不陽地搖搖頭，王力弦外有音地說：“這些情況我們都不知道。”我覺得很不正常，這不是我心目中的黨。

    66年12月，在經過了迷惘、徘徊和思考之後，我們終於忍不住了，公開貼出了“向中央文革質疑”和“向江青同誌質疑”的大字報。當然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那兩篇東西都還是很膚淺的，還不可能從根本上認識文化革命，隻是對文革中的個別現象提出了疑問，尤其對中央文革小組提不得一點意見的做法表示不滿。比如“毛主席批評江青同誌有小資產階級情緒，我們還再要加上一句：心胸狹隘，聽不得不同意見”。

    我們的做法大大激怒了他們。67年1月25日，我被扭送入獄。對此我最大的感覺是氣憤而不是害怕，難道僅僅因為給中央文革提意見就可以抓人嗎？在監獄待了88天，沒有人理我。我憤怒地要求將我釋放，我渴望辯論，渴望見到最高領導人。我巴不得他們提審、批鬥，我會拿出自己的全部辯論才能和他們幹一場。可就是沒有人理我。後來監獄的管理員透露說：“你們都是中央文革讓抓的，不是我們管得了的。”我們幹等了快三個月。4月22日，監獄突然一個一個牢房提人，一下子點了一百多人，全是“老”紅衛兵。我們說這回有戲看了，要是去批鬥才有意思，一百多個紅衛兵往台上一站，看他們怎麽批。沒想到不是去批鬥，而是坐著大轎車到人民大會堂接受中央首長的接見。中央碰頭會的成員差不多都在。江青假惺惺地說了一句“委屈你們大家了”。當時我們都哭了起來，覺得委屈，委屈極了。還有一個原因，好久沒見到周總理，這回又見到了。周總理問：“有沒有清華附中的？”我站了起來，但哭得說不成話。總理那天很嚴肅，開始是一聲不響，後來也流淚了。總理說：“在這裏見大家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送外賓到廣州，發現抓了許多人，都是些孩子，這怎麽行呢？不能不教而誅嘛！回京後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說：‘不要抓嘛，放出去嘛。’”後來我們還得知，所謂的“二月逆流”，一批老帥和副總理向中央文革發難，其中也說了這樣的話：“你們不教而誅！十七八歲的孩子也抓。”就是指的我們。

    --結束了。紅衛兵運動由此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名目繁多的造反派組織。原來的紅衛兵迅速分化了，一部分人由於淪為“革命對象”的子女和自身的思考而變成文化革命的對抗力量，另一部分人則或向造反派靠攏，或被潮流裹挾著前行。

    上海“一月風暴”，造反派開始全麵奪權，中國進入了更為深刻的全麵內戰。天下大亂，綿綿十載。卜大華也像千百萬人一樣，因卷入了這場翻雲覆雨的政治鬥爭而在心靈上備受創傷。1976年，周總理的逝世和“反擊右傾翻案風”使他由悲痛轉而憤怒，他堅決拒絕參加所在單位的“運動辦公室”，拒絕揭發所謂“政治謠言”。那時的中央對“四·五事件”的態度使他震驚和極為失望，他覺得需要用一種全新的眼光--否定的眼光來看過去了。明白了這一點他首先感到的是痛苦，極度的痛苦，遠勝過67年的鋃鐺入獄。他甚至說，從此以後，我再也不過問政治了！所幸的是這種念頭隻存在了短短的一瞬，“四人幫”的倒台使他迅速振作起來。

    我當然沒有消沉，消沉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偉大改革和現代化建設是那樣深深地吸引著我。這不僅因為它能使中國走向富強之路，還因為它是從根本上避免文化革命悲劇重演的唯一途徑。建設現代化的、高度文明的、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我們這代青年的向往和追求，要做的事情很多，真正有誌氣的青年人應該在這方麵作出自己的貢獻。二十年來我是發生了很大變化，但責任感和熱情卻沒有消失，而且永遠不會消失。

--摘自《中國青年》1986年第10期

 

 

清華附中紅衛兵成立始末

   卜偉華

“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在北京，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是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1967年春，周恩來在廣州的一次講話中談到紅衛兵運動時說：“飲水思源，我們就想到了清華附中紅衛兵。”我哥哥卜大華和我分別是1961年和1963年考入清華附中的。“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是初中三年級，他是高中二年級。雖然紅衛兵的成立已經是30多年以前的事了，我作為一個親身經曆者，願意把我所了解的情況原原本本地寫出來，供研究者參考。本文根據當年留存下來的一些文字資料，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曆寫成，旨在對清華附中紅衛兵成立前後的情況作一介紹。

一

西山腳下，圓明園旁，白楊叢中，一派春光。

啊，清華附中，你——樸實、進取、忠誠、堅強

——就像那日夜守衛你的白楊。

                                   ——引自(清華附中校歌》

    1960年，清華大學黨委決定創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由萬邦儒任校長。同年暑期開始向全北京市招生。清華附中從創辦之日起，就明確提出了“把清華附中辦成第一流的中學”的奮鬥目標，這就是：清華附中要在不遠的將來，不僅要趕上全國第一流中學，而且要在可比方麵，在教學質量和水平方麵趕上和超過解放前名牌學校。在清華大學黨委的領導下，清華附中在各項工作中堅持高標準、高質量，學校教學質量迅速提高，很快成為北京市比較有名的好學校之一。

    1964年10月，高等教育部批準清華大學和南京工學院試辦預科，學製為2年，學生待遇按普通中學學生的標準執行。試辦預科是中央學製問題研究小組(1964年2月成立，組長林楓，副組長蔣南翔)提出的改革學製、提高教學質量的一項重要措施。清華大學決定從清華附中學完高一課程的學生中擇優選拔90人進入預科，要求在數學、外語、語文和其他學科的基礎知識及基本技能方麵，適當提高程度，使之和工科大學本科的要求更好地銜接。90人分為兩個班，分別稱為預641班和預642班。1965年2月，教育部就預科學生畢業後的安排問題，函複清華大學、南京工學院，預科學生畢業後，應參加統一考試，成績合乎錄取標準者，試辦預科的學校可以優先錄取。1965年9月，清華附中又從學完高一課程的學生擇優選拔，建立了預科651班和預科652班。

    在60年代的學校教育中，普遍存在理想主義的傾向。所謂理想主義，即時時事事以載於書本的最理想的描繪為準繩去衡量一切事物，凡不符合這種標準的就要受到批判。由於環境的封閉和教育的片麵，青少年很難了解到現代文明和人類優秀的文化成果的全貌，容易以偏概全，把自己接觸到的東西當作是最好的。最典型的一種說法是：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最幸福的，而世界上2／3的人民則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左”傾方針在社會上迅速蔓延，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不斷升溫，這一切使廣大青少年的思想和世界觀的形成受到了深刻的影響。毛澤東關於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培養接班人的主張，以及他對正規的學校教育的輕視和輕率的否定，也對當時的一代青少年產生了極大的影響。1964年11月，高等教育部轉發《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紀要》，《談話紀要)中提到，毛澤東談到教育問題時說：“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清華附中作為清華大學的一個部門，也在教職工中傳達了這個<談話紀要》。清華附中黨支部還專門組織革命幹部家庭出身的高中學生聽了傳達。1965年夏天，毛澤東與在北京外語學院進修的侄孫女王海容進行過一次談話，其中談到遵守學校的規章製度是“沒出息的”，鼓勵學生違反學校的紀律，造學校的反。這次談話的內容後來逐漸被透露出來，在北京的一些大中學校裏悄悄地流傳著，使不少中學生感到特別帶勁，備受鼓舞。毛澤東在談話中所倡導的那種“造反”精神很快就被一些中學生所接受。①

清華附中預科班的學生不僅學習成績好，而且思想比較活躍，其中以預651班的學生最為突出。他們中有許多人不滿足於按部就班地學習，有的人提出要在年內學完所有高中課程，有的人提前開始自學高等數學。清華附中校領導在教育改革問題上是比較開明的，也采取了一些很開放的措施，如允許同學到圖書館去上晚自習等等。我和我們班上一個同學向學校提出：數學課以自學為主，以老師輔導為輔，學校竟然也同意了，讓我們在上數學課時自己到圖書閱覽室去自學。後來到初三第二個學期開始時才以要準備考高中為由停止了我們的試驗。當時，《光明日報》上正組織“怎樣才能生動活潑地主動地進行學習”的討論。預651班在這個討論中經常進行激烈的辯論。許多人把自己的觀點寫成小字報，貼在本班教室後麵的板報欄裏。1965年10月28日，預651班學生駱小海在板報欄裏貼出一張題為《造反精神萬歲》的小字報。其中寫道：“造反，造舊事物的反，是曆史的偉大動力。……拿我們學生來說，什麽教育製度，學習方法，紀律規章，天地六合，都藏有舊的東西，對待它們，隻有一種精神：‘造反!’鑒於目前教學紀律對學習束縛之甚，大有造反的必要。這邊革命分子一喊‘造反嘍!’那邊保皇分子慌忙打出和平旗幟，大喊‘遵守正常秩序’。……和尚的偶像很多，什麽阿彌陀佛、彌勒佛，觀音菩薩之類的，是多神教；穆斯林的偶像隻有一個——真主，是一神教。保皇‘同誌’的偶像比和尚還多，什麽‘書本’呀，什麽‘高等數學’呀，什麽‘學校的規定’呀……是萬花筒。萬花筒的花樣是無窮無盡的。既然有了偶像，自然是正教了。既然是正教，自然有資格罵造反的異端分子：‘你們瘋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前的半年多以前，清華附中預651班的這些中學生就已經在按照自己對毛澤東講話和毛澤東思想的理解，開始以“造反”作為自己的旗幟，並喊出了“造反精神萬歲”的口號。

二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從此開始，全國範圍內的群眾性批判運動不斷升溫，一大批學者、專家和他們的著作受到批判。同時，在“全國學解放軍”的號召下，大力提倡“突出政治”，大搞所謂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

    在這種形勢下，清華附中的一些學生開始把與部分教師和學校領導之間的一些具體的意見分歧，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來認識。這些學生開始主要集中於預651班和預642班，還有一些其他班級的學生也同情和支持這些學生的意見。這些學生中多數是出身於革命千部家庭，也有一些其他家庭出身的學生。早在一兩年前，他們就與學校領導在一係列問題上意見對立，並進行多次交鋒：

    1964年7月，他們就“學校裏有沒有階級鬥爭”，“學校裏要不要貫徹黨的階級路線”兩個問題與校方進行辯論。一位學校黨支部委員明確地答複這些學生：“學校裏就是沒有階級鬥爭!”“家庭出身好的也出了不少反革命。”

    1965年2月，他們認為學校提出的“興無滅資，團結百分之百”的口號“提得過右，而且在實際中它貫徹得還要更右一些”。

    1965年5月和1966年4月，他們兩度向學校提出要求開展“小整風”，大搞階級教育活動(如清明掃墓)，兩憶三查(即：一憶階級苦，憶先輩闖江山的艱苦卓絕；二憶自己的成長過程，憶黨對自己的辛勤培養；一查自己入團來的表現。查自己的覺悟；二查自己的革命鬥誌、朝氣；三查自己的工作，找差距，學先進)，均被學校拒絕。學校某黨支部委員和團委會書記反駁說：“階級教育在哪裏不能搞?非要到烈士墓去搞？“兩憶三查不能搞，我們應當堅持正麵教育，以表揚為主。”

    1966年5月10日，駱小海寫了一篇題為《從我校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看我校是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的》批判校領導的文章。指責學校不把毛主席的書作為最高指示，而是把清華大學怎麽說的，(北京日報》、《前線》雜誌怎麽說的作為最高指標。文章說：“看一個單位，一個黨組織是不是革命的，隻要看它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就行了；把不把毛澤東思想放在首位，把不把毛澤東思想當作最高指示，是看待一切個人或集團革命與不革命的試金石。”在駱小海與另一位同學合寫的小字報中，他們通過學校將《前線)雜誌1965年第12期社論《學習的生動活潑和主動性從何而來?》印成小冊子讓大家學習一事，得出結論：“學校充當了鄧拓的毒販，同反黨分子唱出了諧音，這決不是偶然的事情。”①

同日，萬校長在全校大會上作關於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動員報告。預651班許多學生對萬校長所作的報告提出意見，質問校領導“為什麽今天才作動員報告，已經落在形勢的後麵了，晚一天作動員報告就是犯錯誤。”②他們認為校領導在報告中沒有強調這場運動的深遠意義，沒有強調突出政治，沒有強調在運動中要自覺革命，沒有強調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認為不強調這些，那就是假革命。此外，還對學校過去不突出政治的問題提出了意見。學校領導不同意這些意見，並在不同場合批評了這些意見。5月11日，卜大華在一篇文章中寫道：“萬校長的報告是很不令人滿意的。他提出了要全體同學參加這場鬥爭，一黨指到哪裏就打到哪裏’，‘在鬥爭中要有所收獲’，但是又強調‘不搞大辯論，大批判’，‘不要忙於批判自己’，‘集中火力，起來戰鬥’等等。這實際上就是讓大家不要帶著自己的思想來千篇一律地向反黨分子開火。難道這就是突出政治了嗎?……如果像校長所號召的那樣，不帶著問題，不結合自己的思想參加戰鬥，結果隻能是走形式，根本不會有多大收獲。”文章最後提出“要在全校掀起一個自覺革命的高潮，開展一個突出政治的大討論，深入嚴肅地批判我校過去突出政治不力的錯誤，從而把我校師生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運動推向一個更高峰，讓毛澤東思想真正在我們頭腦中確立統治地位。”

    5月20日，預642班學生王銘、張曉賓起草了一份題為《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黨支部的資產階級辦學方向應當徹底批判》的給黨中央、毛主席的較係統的匯報材料。這份材料列舉了從1964年下半年起，本校高62級(62級是指1962年入學的，下同)、高63級、高64級的部分學生與附中黨支部所進行的一係列“鬥爭”。這份材料的前言中寫道：“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黨支部是個不堅強的黨支部。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它不以毛澤東思想掛帥，驕傲自滿、固步自封，長期拒絕接受學生的嚴肅批評，堅持錯誤的資產階級辦學方向(其到底是認識問題還是立場問題，有待於進一步認識、討論)。在當前全國開展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在5月17日(解放軍報)發表‘突出政治要落實到人的思想革命化’的按語後，清華附中有相當多的同學認清了學校的資產階級辦學方針的錯誤，紛紛要求黨支部開展‘突出政治要落實到哪裏’的討論。然而清華附中的黨支部躲躲閃閃，一直不公開表示態度。他們一方麵不準對學校工作有不同意見的同誌說話；另一方麵，四處宣傳，歪曲或誇大學生提意見中的某些錯誤，企圖製造輿論，壓製和打擊學生的正確批評，情節較為惡劣。我們是清華附中的學生，我們大多數人在清華附中學習、生活了兩年三年以上，而且大多數人是清華附中團委會、學生會+班級團支部及其他學校工作的學生幹部。我們對於清華附中黨支部的錯誤了解得比較深刻，而且曾多次向黨支部提出批評，均未得到黨支部鄭重的答複。在這裏，我們認為有很大的必要，向敬愛的黨中央反映清華附中黨支部的實際情況和錯誤言行。我們一致認為，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運動一定要進一步深入下去，這個革命一定要落實到人的思想革命化上去，特別是要落實到徹底改造知識分子這個關鍵問題上去?我們目前同清華附中黨支部的鬥爭，就是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深入發展的結果。這是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我們堅信，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我們一定要鬥爭下去，一定能取得勝利。我們下定決心，一屆屆、一代代和清華附中黨支部的錯誤方向鬥下去，直到把清華附中徹底搞紅為止，直到把無產階級教育方向在清華附中牢牢確立為止，直到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紅旗在清華附中真正地驕傲地飄揚為止。”

    起初，與學校對立的學生很少，全校總共也就幾十人，學校領導態度比較強硬，並通過各種途徑對持反對意見的學生施加了一定的壓力。一名黨支部委員曾對學生們講過這樣的話：“反右鬥爭時，黨委開始不表示態度，有些黨員就提意見，寫大字報，‘一評黨委態度’，‘二評黨委態度’，結果成了右派。”一些支持校領導的學生，明確表態擁護黨支部，反對預651班等少數人，經常可以看到他們與反對派學生在食堂、宿舍等地進行激烈的辯論。反對派的學生勢單力薄，常常被圍攻，有時還有些推推搡搡的事情出現。但他們並不就此退縮。反對派學生早就把學校規定的作息時間拋到一邊去了。他們常常在晚上活動，有的時候在教室裏，有的時候就到學校西邊的圓明園遺址去，開會，研究形勢和商討對策。往往要在熄燈鈴響後很久才回到宿舍樓裏來，好幾次，等他們回到宿舍樓的時候，宿舍樓大門早被鎖上了，他們隻好從倒垃圾的孔道爬進樓裏。有一天，在他們又要從垃圾道裏進樓的時候，突然發現，在進口的上方擺著幾十斤重的暖氣片，令他們倒吸了一口涼氣。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上越來越激烈的“階級鬥爭”形勢的發展，反對學校領導的學生不但沒有被壓下去，反而逐步發展，擴大，同情或支持他們的人也越來越多。

反對派學生開始大多是高中生，後來逐漸有一些初中生也加入了同情、支持預651班觀點的行列。我是在5月中旬左右開始對學校領導產生懷疑的。我看了預651班的一些批評校領導的小字報和文章後，覺得很有道理。5月18日晚上，我們班的男生在宿舍裏就文化革命的問題開展了熱烈的討論，討論一直持續到深夜，不少其他班的同學也來參加討論。從發表對學校領導的批評意見到醞釀著要給校領導貼大字報。我記得．有一個我不認識的高中生把我拉到一邊，很誠懇地對我說：“我爸爸是個右派分子，他犯錯誤就是從給黨委提意見開始的。”池勸我一定要三思而後行，我聽後並不為所動。其實那時候我們還都是些十幾歲的孩子，對政治問題的看法都極其幼稚。反對派學生向校領導發難的一個重要題目是關於“突出政治”。當時，《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都多次就“突出政治”問題發表社論，《解放軍報》明顯比《人民日報》的調子要高得多，有時甚至是和《人民日報》針鋒相對的。例如，《人民日報》曾提出，突出政治要落實業務，而〈解放軍報〉則提出，突出政治要落實到人的思想革命化。我就曾向鄺桃生提問：“突出政治問題學校不是也經常講嗎?”鄺桃生對我說：“不但要聽其言，而且要觀其行，關鍵在於突出政治到底是落實在哪裏?是落實業務，還是落實到人的思想革命化?”我聽後覺得好像頓時開了竅，心裏對他佩服極了。  

5月29日傍晚，在圓明園遺址上，卜大華、駱小海、鄺桃生、王銘、張曉賓、張承誌、陶正、高洪旭等十宋個學生在一起開了一個小會。與會者認為，當時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為了迎接階級鬥爭暴風雨的來臨，為了更加有力地與校方進行鬥爭，有必要成立自己的組織，並一致同意將組織命名為紅衛兵。“紅衛兵”是前一階段張承誌寫小字報時所用的筆名。①當時，階段鬥爭擴大化的思潮正’迅速在全國蔓延，“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口號非常流行。紅衛兵這一名稱，簡潔而響亮，能使人不由得想起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青年近衛軍和中國大革命時期的工人赤衛隊。這一天就成》了紅衛兵的誕生日，從此揭開了紅衛兵運動的序幕。

三

5月31日，清華附中紅衛兵成員鄺桃生、駱小海、卜大華、王慧成、張曉賓、王銘聯名寫信給黨中央和毛澤東，反映清華附中存在的問題。信中說：“我們是清華附中的學生。我校黨支部共有黨員24人，預備黨員5人。其中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出身，工農出身的占的比例很小。這個黨支部長期以來，沒有認真地學習毛主席者作，拒絕把毛主席的書當作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很少階級鬥爭觀點，基本上沒有執行無產階級的辦學方針，沒有突出無產階級政治，沒有貫徹黨的階級路線。”

    這封信洋洋萬言，列舉了學校黨支部的20種“錯誤”：1．阻撓毛澤東著作的學習；2．說“清華附中沒有階級鬥爭”；3．大力宣傳“政治要落實業務”的謬論；4，大樹“業務好、政治差”的標兵和榜樣；5．不搞並且阻撓“突出政治大討論”；6．不抓階級教育；7．突出方法論，衝淡人的思想革命化；8，對政治思想有嚴重問題的學生不做工作；9。根本不抓人的世界觀、人生觀的改造；10．政治事故，百出不窮；11．沒有政治思想工作，一些學生腐化變質；12，阻撓<海瑞罷官》的討論；13．階級路線的右傾傾向；14．團發展工作的錯誤方向；15．教學改革脫離無產階級政治；16．業務學習壓倒政治；17．一支封資修的教師隊伍；18．學校對待批評的錯誤態度和錯誤方法；19．學校培養人的方向是賈桂；20．大搞形式主義，大搞浪費。全信共列舉了清華附中61件具體事例來進行說明。在“阻撓毛澤東著作的學習”一條中，列舉了6條事例：1．很少強調主席著作的學習，平常也很少抓。預科652班團支部甚至不敢提把學習主席著作當做支部工作的中心，說分團委沒有指示。2．1965年秋入學的高中學生反映說：“清華附中為什麽不天天學毛選呀?”黨支部委員、分團委書記顧XX同誌就說：“那是形式，好像學習毛澤東思想，非得天天晚上讀半個鍾頭毛主席的書。我們不搞那個。”還對一些同學說：“高一同學真片麵。”其實就是反對同學搞天天讀，和團中央、軍委唱對台戲。3．1966年5月12日晚上，當學生引用主席的話、解放軍報的有關文比大革命的兩篇社論及有關突出政治討論的社論與顧XX同誌辯論文化大革命時，顧XX同誌聽了不滿意，說：“不要用報上的，用自己的話說。”4．1966年5月12日晚上，學生提出要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要把主席的書當做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顧XX同誌就說：“個人對主席著作有不同的理解，都這麽用就亂了。”其實是采取了取消主義的態度。5．學生說必須把毛主席的書當作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聽從團中央和軍委的指示：“凡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堅決執行，凡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就要堅決反對，堅決抵製”。不管對待任何人，包括學校黨支部都要這樣。黨支部委員、校長萬XX同誌在1966年5月23日的幹部大會上就說：“不聽基層黨組織的，聽誰的呀?怎麽聽呀?隻要上級黨組織還沒有宣布這個基層組織爛掉了，就還要聽。”池隻簡單地提了一句：“當然要聽毛主席的。”隨後用“但是”引出了一大堆話，把他這句話衝得幹幹淨淨。(附：在學生中甚至還有這樣的質問：“你們講隻聽主席的，主席死了你們怎麽辦?”)6．在不搞主席著作學習的同時卻接二連三地大量印發了1965年《前線)雜誌關於教改的三篇社論讓學生當做指示學習。這些社論經過研究，是存在許多政冶問題的。

 在另一份大約同時的清華附中學生給黨中央、毛主席的信中說：“我們是清華附中高二的同學，是革命的後代。我們在清華附中生活了幾年，覺得我校實行了一整套、係統的資產階級教育方針、路線。如：關於突出政治問題，關於教學改奠問題(主要是預科問題)，關於貫徹階級路線、重在表現問題，等等。過去，我們有的同學也給學校的一些問題提過意見，但：學校絲毫沒有接受。當前，在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風浪裏，我們提高了階級覺悟，對學校這些問題看得更加清楚了。我們徹底地看清了在我校幾年來一直貫穿著一條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黑線。我們認為非常有必要向黨中央，向您——最敬愛的毛主席揭發和匯報清華附中所販賣的這些修正主義私貨。”“有黨中央、有毛主席給我們撐腰，有廣大的工農兵給我們做堅強的後盾，我們什麽都不怕，即使在清華附中暫時的‘孤立’我們也不動搖，堅決鬥爭到底。我們是在為毛澤東思想而戰，為共產主義而戰，這是光榮的的孤立!”“因情況緊急，希中央急速派工作組來。”

    6月1日晚，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6月2日，《人民日報》全文刊載，並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稱北大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北大黨組織是“假共產黨”、“修正主義的‘黨”，，號召群眾起來徹底摧毀“黑幫、黑組織、黑紀律”。北大大字報的發表大大地鼓舞了剛剛組織起來的清華附中紅衛兵。當時學校把教學樓五樓一個曾作為閱覽室的大教室騰出來，專門作為全校師生貼大字報的場所。6月2日下午，一張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十分醒目地出現在五樓大教室。大字報的題目是《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大字報全文如下：

    黨中央、毛主席向全國人民吹響了衝鋒號，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我們，無產階級革命的後代，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毛澤東思想。對一切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行，懷著刻骨的仇恨。在大革命中，我們一定要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一腳踢開一切反毛澤東思想的所謂“權威”，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我們就堅決照辦，堅決執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辭!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不管他是什麽人，不管他打著什麽旗號，不管他有多麽高的地位，統統都要砸得稀爛!

    文化大革命，是兩個階級，兩種世界觀的決戰。我們一定要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大搞世界觀、人生觀的改造，不準資產階級在任何領域中負隅頑抗!

    資產階級的老爺們，我們既然挑起了這一場鬥爭，那麽好吧!我們來者不拒，堅持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幫，不砸爛黑店，不取締黑市，決不收兵!

    同誌們，革命戰友們：

    誓死跟著黨中央，誓死跟著毛主席，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

    毛主席萬歲!

    紅衛兵

    1966年6月2日

    這張大字報的下部留有一大塊空白，是給同意大字報觀點的人簽名用的。當天這張大字報上簽名的有100多人，我和我們班的許多同學都在上麵簽了名。當時的紅衛兵組織很不嚴密，在紅衛兵大字報上簽了名的不一定是紅衛兵，而有些人未在大字報上簽名，卻也是紅衛兵。關鍵在於觀點是否與紅衛兵一致。

    這是紅衛兵的第一次公開亮相。當時大部分學生的大字報基本上都是兩個內容：一是批判“三家村”，二是表示擁護校領導、黨支部。也有不少大字報對預651班等反對校領導的人進行批評，以個人名義寫大字報對校領導表示懷疑、甚至對校領導進行批判的極少。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的兒子章立凡是當時除紅衛兵以外很少的幾個明確反對校領導的人，他前後寫了好幾篇給學校領導提意見的大字報。6月4日，團中央派了兩個人到清華附中進行調查。在以後的幾天裏，他們分別與包括紅衛兵觀點在內的各派學生代表進行了幾次座談，紅衛兵在與他們的座談中，感覺受到了鼓舞，鬥誌更加旺盛。此後，形勢發展很快，紅衛兵逐步從防守轉入進攻。6月5日，紅衛兵在教學樓一樓門廳正麵貼出一張題為《揭穿一個大陰謀》的大字報，開始公開點名批判校領導。大字報全文如下：

    萬XX在5月23日幹部會上，以及田XX、馮XX在以後各班級政治課上宣讀的《高教部黨委召開座談會，討論和布置高等學校的學術批判運動)紀要山，經我們分析調查，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的反動文件。

    {1)文中提到的(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在4月17日以前已明確指出當前進行的是一場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根本不叫什麽“學術批判運動”。而這個反動文件所謂的“學術批判運動”是對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惡意歪曲。

    (2)上述反動文件的第一條是組織師生展開對《海瑞罷官》和所謂“清官”問題的辯論。統計所謂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學院師生共寫出批判性文章1400多篇，“認真地查閱了1400多萬字的資料”，這純粹是宋碩、陸平企圖把這次文化大革命拉到所謂“純學術”上的大陰謀。

    (3)上述反動文件第二條是：“組織下鄉試行半工半讀的文科學生同工農兵結合起來，批判吳晗的反動觀點”。這是陸平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打擊壓製北大革命左派種種罪惡勾當中的一個。

    (4)上述反動文件對當前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存在問題的結論是：“領導落後於實際”。這是胡扯。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搗亂。

    (5)上述反動文件說什麽“北京師範學院、北京大學的實踐證明這是一條好經驗”，說什麽“隻有實行領導、學生、教職工三結合”“才能使鬥爭規模大、聲勢壯、威力強”。這是陸平獨出心裁編製的騙局。總之，這個文件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反動文件。

    然而，我們有幾個問題必須向校領導提出：

    (1)萬XX在5月23日及田XX在此以後說“這個文件是黨中央和毛主席批準的，認為是個好文件”。然而黨中央和毛主席根本就沒有批準過，也根本不會批準這個反動文件。那麽我們要問，是誰告訴你們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批準的呢?你們所謂的黨中央是哪個黨中央?你們為什麽濫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來欺騙全體同學呢?

    {2)萬XX等說這個反動文件“對當前文化大革命仍有指示意義”，我們要問，你們所謂的意義，是什麽意義?我們不能不認為是修正主義的意義。

    (3)你們在4月14日華北局接收北京市委(作者按：原文如此，不確。1966年5月14日，中共中央華北局向北京市委派出工作組，協助市委開展“文化大革命”)相隔一個多月的5月23日還把這個反動文件當作最高指示，那麽在以前你們執行的“文化革命”路線，是誰的路線呢?

    (4)你們為什麽要在5月23日還把這個4月17日的反動文件向同學傳達呢?是不是想把這個反動文件作為向學校的革命左派進行壓製批判的工具呢?

    (5)我們還要問，是誰精心編製的這個抗拒黨中央，欺騙群眾的大陰謀?

    全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要革命的同學們，好好想想這到底是為什麽?

    我們希望黨支部中敢於革命的同誌和全體要革命的同誌們站在一起，揭穿這個大騙局、大陰謀!紅衛兵1966年6月5日

    紅衛兵的大字報引起了全校的廣泛關注，也招來了很多反對和批判的大字報，清華附中絕大多數的師生在當時是相信黨支部的，對處於反對派地位的紅衛兵程度不同地持批判態度。紅衛兵在這一天還貼出了一張題為《堅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大字報。在這張大字報裏，紅衛兵向全校同學發出號召：“一切要革命的同誌，立即行動起來，向近在身旁

    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黑線猛烈開火!我們要做無產階級徹底革命派，決不當資產階級保皇派。”在這裏，紅衛兵已經毫不客氣地把清華附中黨支部稱為“近在身旁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黑線”了。

6月6日，紅衛兵又貼出題為《一切要革命的同誌站出來》的大字報，紅衛兵以十分自信的口氣寫道：“我們與黨支部的分歧，決不是什麽個人同組織的分歧，而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同資產階級保皇派爭奪教育領導權的階級鬥爭。黨中央的要在教育領域內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號令一下，北京大學的大字報立即響起了第一聲春雷，全北京市各大中學校紛紛響應，這場偉大的教育革命，已經席卷了全國。許多中學的左派已經占了壓倒的優勢，正以雷霆萬鈞之力向保皇派進行毀滅性打擊!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們堅信清華附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師生是要革命的，暫時受蒙蔽的，一旦了解了事實真相，就會立刻拿起武器，同我們並肩戰鬥!一切要革命的同誌，站出來!黨中央和毛主席是我們強大的靠山，全國的工農兵是我們的偉大後盾，全國各地的左派是我們的堅強後盾，我們是無所畏懼的!革命事業必勝!同誌們，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圍，把子彈推上槍膛，向教育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

 四

    6月1日以後，北京各大中學校都處於一種極度興奮和忙亂的氣氛之中。大中學生開始走出校門，各學校之間的串連越來越頻繁。清華附中紅衛兵一方麵積極向黨中央、華北局、北京新市委寫信，反映情況；一方麵向北京各有關中學進行串連，尋求支持。

    6月8日上午，海澱區的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地質附中、北航附中等學校以及城區的四中、六中、八中、十三中、二十六中等學校300多人相約來到清華附中，聲援紅衛兵。學校領導感到來者不善，便以“維持秩序”為名關閉了校門。這些學校的學生在校門外堅持了10個小時後，才被允許進入校園。他們與清華附中紅衛兵一起，在校園裏刷了許多大字報、大標語。為了表示對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支持，好幾個學校的學生都在自己寫的大字報和大標語上署上了XX學校紅衛兵的字樣。其中，人大附中紅衛兵和四中紅衛兵分別送給清華附中紅衛兵一副對聯，一幅寫的是：“先驅者，為革命，灑盡碧血；後繼人，保江山，掏出紅心。”另一幅寫的是：“為革命，縱一死，又有何懼?!捍專政，複永生，血染河山!”此後，紅衛兵的名稱很快就在北京許多學校裏傳開了，以紅衛兵或紅旗等命名的學生自發組織成批出現。

    6月8日晚上，團中央派出的工作組進駐清華附中。工作組組長章建華，組員多是在中央團校學習的各地團幹部，工作組一共15人。同時，擔任海澱區工作團副團長的劉晉(原中央團校哲學係主任)也常駐清華附中，指導工作。

    6月9日，紅衛兵以勝利的姿態貼出題為<在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下團結起來〉的大字報，全文如下：同誌們!新的戰鬥就要開始了!

    幾天來，紅衛兵出了一些大字報，在同學中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廣大同學紛紛揭露了學校中的許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分子和事實，許多校內外同誌挺身而出，表示堅決支持紅衛兵的革命立場。這一切，大大鼓舞了我們必勝的信心，我們最熱烈地歡迎你們，革命的同誌們，在毛澤東思想的紅旗下，在捍衛毛澤東思想，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搏鬥中團結起來。

    現在，鬥爭還僅僅是開始，一小撮保皇黨和別有用心的人還在挑撥、謾罵、負隅頑抗，他們企圖在學校裏製造兩派同學的爭執，而讓我們的敵人從中溜掉。我們決不能讓他們的陰謀得逞。我們要用主席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洞察一切，決不能含糊。現在，我們的主要敵人是校內外資產階級當權派和他們的代表人物。這是一場複辟與反複辟，爭奪教育界領導權的你死我活的鬥爭，是培養什麽樣接班人的大問題，我們千萬不要讓別有用心的人岔開我們的道路，分散我們的精力。

同誌們，為了掃清一切牛鬼蛇神，為了讓毛澤東思想的紅旗在清華附中上空驕傲地永遠飄揚，讓我們團結起來，貢獻出自己全部、全部的力量!

紅衛兵

1966年6月9日

    其實，到此為止，紅衛兵在學校裏的人數上還是少數，據工作組進校時的統計，紅衛兵共101人，占全校學生總數的8％左右。這時候的紅衛兵組織還沒有後來那樣講究出身，幹部下弟占大多數，但非於部子弟也大約占三分之一。①紅衛兵人數雖少，但它有組織，有目標，有幹勁，力量正在迅速壯大；相反，學校領導人卻在瞬息萬變的形勢下顯得力不從心，不知所措，隻能處於被動應付的局麵。工作組一進校，大多數師生就已經認定，校領導肯定是有問題的。

6月9日晚，工作組在學校操場上召開全校師生大會，劉晉在會上旗幟鮮明地表示堅決支持紅衛兵，稱紅衛兵是堅定的革命左派。他嚴厲要求以萬XX為首的附中黨支部老實交代自己的問題。事後知道，清華附中工作組之所以能夠一進校就明確表態支持紅衛兵，是因為團中央領導人當時已經認定以蔣南翔為首的清華黨委爛掉了。胡克實在對劉晉等人的講話中就說過：“清華大學的領導對文化大革命是采取對抗的態度”，“蔣南翔用他取得的領導權來進行反對文化革命的活動”。他要求清華附中工作組“要進一步挖出清華附中的黑線人物”，“清華附中搞好，是清華的突破口”，“希望從你們附中挖出清華黨委的問題”。

工作組進校後，校內形勢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絕大多數師生很快就從“擁護黨支部”，批判紅衛兵，轉向“口誅筆伐”萬XX等附中的“牛鬼蛇神”。在工作組的主持下，於6月17日、19日和20日，三次召開全校師生聲討批判大會。在6月20日的聲討批判會上，劉晉宣布清華附中校長萬XX停職反省。紅衛兵的隊伍也得到迅速壯大，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人數從101人發展到300多人。紅衛兵的組織受到“左”的階級路線的影響，發展的新成員大多為出身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家庭的學生，即所謂“紅五類”，但也並不是清一色的，據當年9月的一個統計，清華附中紅衛兵中出身非紅五類的大約占10％左右。

清華附中工作組於進校後不久寫的一份匯報材料中介紹了當時的一些情況：“到目前為止，全校師生已貼出20000多張大字報，揭露了一批嚴重問題，揪出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初步開展了批判鬥爭，大煞了牛鬼蛇神的威風。工作組進校時，右派勢力氣焰囂張，左派力量孤單，左派學生僅101人，占學生總數的8％；左派教師2人，占教職工總數的1．7％。目前，左派學生已增加兩倍，占全校學生總數的13．9％。6月8日，外校300多人來聲援左派，被拒之門外10小時，並調來大學部的打手——校衛隊，請來海澱分局的便衣隊，企圖鎮壓群眾運動。6月4日，團中央派2人來了解情況，被盯梢、偷聽。在工作組進校前，17名幹部子女自發地組織了紅衛兵。他們的主要特點：一是根子正，出身成分好，大部分是革幹子女；二是在鬥爭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三是敢於革命，鬥爭性強。工作組進校前，盡管他們力量單薄，受到圍攻，但他們堅持革命，勇於向學校提意見，敢於向一切牛鬼蛇神開火。他們不怕開除、不畏失學，堅決頂住了右派的圍攻。事實證明，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的年輕一代，聽黨的話，敢於革命，真是可貴得很!可愛得很!……進校二十多天來，基本上沒有發生打人、體罰、破壞公共財物等現象。”①

五

    清華附中工作組進校之初是全力支持紅衛兵的，但不久即與紅衛兵產生了分歧。6月21日，清華附中召開全校師生代表大會。在選舉文化革命委員會的人選問題上，紅衛兵與工作①(清華附中工作組的匯報材料)(1966年7月4日)，存於北京市檔案館。組發生了分歧。工作組要求革委會有廣泛的代表性，應該吸收一些紅衛兵以外的左派參加。紅衛兵認為那是“拉夫”，會使革委會背“包袱”。在紅衛兵的堅持下，清華附中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全部由紅衛兵擔任。王銘任主任，張曉賓、卜大華任副主任。“從這一事件中，工作組發現紅衛兵領導核心對工作的領導和團結大多數的問題上，存在不正確的認識。”①

    在此前後，紅衛兵與工作組之間還發生了一些摩擦，一些紅衛兵違背工作組布置的學習、討論內容，自己另搞一套；一些班級不顧工作組的勸阻，開了“整”右派學生②的會；有的革委會成員在同學中公開談論與工作組的矛盾。當時社會上也很混亂，有傳言說“團中央有問題，三胡③完蛋了。”

6月23日，在《中國青年報》發表社論《左派學生的光榮責任》，強調在文化大革命中團結大多數的問題。紅衛兵認為這篇社論隻講團結，不講鬥爭，是折中主義。紅衛兵決定公開進行反擊。6月24日，紅衛兵在教學樓一樓門廳貼出兩張大字報，一張貼在門廳的正麵，就是眾所周知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④；另一篇貼在門廳的左麵，題目為《左派學生的光榮責任是徹底鬧革命》②，全文如下：

《中國青年報》6月23日社論《左派學生的光榮責任》，是犯了嚴重政治錯誤的文章。它出來之後，立即受到我校右派的賞識，把它當作打擊左派的一根大棒。毛主席教導我們，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它充當了許多牛鬼蛇神、保皇黨分子抵抗文化大革命的護身符。團中央不是不知道，學校中有嚴重修正主義思想的師生不在少數；團中央也不是不知道，黨中央和毛主席指出，這場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掃除一切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的大革命；團中央也不是不知道，我們這一代是承前啟後的一代，我們的成長和思想的改造，關係到我黨我國革命的前途，關係到世界革命的前途。我們這一代承擔著毛主席的全部希望和世界人民的全部希望。一切拒絕改造的人，都紛紛在這篇社論下，躲避革命的炮火，他們不但固守，而且把它當成大棒，向左派反攻倒算，翻案風頓時大作!你們為右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反革命彈藥。請看那些過去愁眉苦臉的右派們，今天是多麽興高采烈喲!這篇文章的立場不是很鮮明的嗎?

    在這篇社論中，我們認為有兩點原則性錯誤：

    一、不以階級鬥爭為綱，而是一味強調團結，散布了階級調和論，抹殺了複辟反複辟鬥爭的嚴重性。現在，階級鬥爭尖銳複雜，有許多學校左、右派分不清，甚至有些工作組，依靠右派打擊左派。在這種情況下，首先應該分清階級界限，革命與反革命界限，區分左中右，依靠左派打擊右派，爭取、團結和教育大多數。而絕不能抹殺左中右的區別，搞折中主和稀泥。主席說：“劃清反動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動派的陰謀詭計，引起革命派內部的警覺和注意，長自己的誌氣，滅敵人的威風，才能孤立反動派，戰而勝之，或取而代之。”(《論人民民主專政))

    二、對各派力量不從階級本質上分析。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絕對大部分反動階級的子女都是積極的保皇派，他們中間堅持反動立場的為數甚多，這難道僅僅是“受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蒙騙，說了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的問題嗎?這不是明擺著為他們開脫罪責嗎?

    最後，我們要問：到底什麽是左派的光榮責任?是首先強調革命、鬥爭呢，還是一味強調無原則團結呢?希望你們作公開的深刻的檢討，消除它的危害。

                                       紅衛兵

                                   1966年6月24日

6月25日，紅衛兵又貼出題為《必須觸及靈魂》的大字報，闡明自己對團結大多數問題的觀點：“我們要團結大多數同學，這是毫無疑問的。毛主席說：‘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我們要通過鬥爭來達到團結，而團結的目的又是為了更好地鬥爭。事實上也是如此，在鬥爭中越來越多的同誌覺醒過來，堅定地和我們站在一起。我們講團結，一個原則就是一定要革命。如果你死抱著你自己那一套不放，以種種方式堅持自己的立場(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人，怎麽能出汙泥而不染呢?)，我們決不能放棄原則去團結你們。我們要大鬥特鬥，直到這些人真正觸及靈魂，敢於清除自己靈魂深處的汙穢，我們才能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團結起來。”

    紅衛兵的行動使工作組大為惱火，工作組認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這張大字報，“實際矛頭是指向工作組的”。①清華附中工作組將紅衛兵與他們之間的主要分歧歸納為：“一是主攻目標的問題。我們認為要首先集中火力打擊極少數的牛鬼蛇神，而他們借口‘觸及人們靈魂’、‘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清除一切舊思想’，想整同學，有的班已整了三次同學。二是團結絕大多數的問題，我們認為經過鬥爭，要逐步做到團結95％以上的幹部和群眾，他們卻認為這是不可能的。有的說：‘我們班上起碼有30％的人不能團結’。三是黨的領導的問題，我們認為，黨的領導通過工作組來體現，他們卻提出：‘隻相信毛主席’，要‘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實際上是不要工作組的領導，搞紅衛兵專政。”工作組當時確立要采取的方針是“保護左派的積極性，在旗幟鮮明、堅持原則的前提下，以最大的耐心來教育左派，提高警惕，仔細觀察動向，注意左派核心是否有假左派真右派混入。”②

    工作組承認紅衛兵是左派，但又感到紅衛兵獨立性太強，難以駕馭。6月26日，胡克實聽了劉晉的匯報後，認為紅衛兵“沒有政策水平”，“相當不懂事”。他提出“要跳出紅衛兵的圈子，團結紅衛兵以外的左派”。他在6月27日的匯報會上又說：“我看就是要消化紅衛兵，能不能把黨團組織恢複起來。對紅衛兵的政策，采取教育提高方針，作為依靠力量之一，把紅衛兵消化在黨團組織之中。”③6月25日，個別紅衛兵成員將《無產階級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轉抄到清華大學去，表示對反對清華大學工作組的蒯大富的支持。此舉引起清華大學擁護工作組的許多學生的憤慨，紛紛到清華附中貼反對紅衛兵的大字報，有的大字報甚至提出要求工作組“逮捕反黨反社會宅義的小集團紅衛兵”。

    當時正值北京新市委書記李雪峰提出“反幹擾”的要求後不久，許多反對工作組或給工作組提意見的人被當作“與工作組爭奪領導權”的“壞人”，而受到批判，一些學校的紅衛兵組織被宣布為“非法”。但清華附中紅衛兵此時士氣正旺，並沒有在這樣的形勢下退縮，他們於7月4日又貼出(再論無產階級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並在文中轉引了1966年6月5日《人民日報>一篇短評<漢弗萊的哀歎)中引述的毛澤東1939年的一段語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這篇文章一出，使得反對工作組和其他許多入都感到突然和不解，毛主席怎麽能講這樣的話?怎麽能將馬列主義的道理概括為一句“造反有理”?直到查實毛澤東確曾在延安慶祝斯大林誕辰60周年的大會上的講話中講過這句話，才默認了紅衛兵的文章。

    而清華附中工作組為了轉變紅衛兵的觀點采取了各種各樣的辦法。他們多次召開紅衛兵骨幹會，進行思想工作，他們還發動一些紅衛兵家長來教育紅衛兵。但都收效甚微。秉承團中央負責人關於恢複黨團組織的要求，在工作組一手安排下雖然成立了一個並未包括紅衛兵全部負責人參加的分團委，但在紅衛兵的堅決抵製下也未能發揮任何作用。紅衛兵與工作組的關係日趨緊張，有的紅衛兵負責人曾當麵頂撞工作組成員，但紅衛兵始終沒有與工作組公開決裂，總是盡量取得工作組的支持；而工作組也一直力爭通過誘導來解決紅衛兵的問題，團中央負責入曾指示劉晉，可以通過搞紅衛兵某負責人父親的問題來壓紅衛兵，劉晉也沒有執行。在一般公開場合，紅衛兵和工作組還是保持著比較正常的關係。雖然雙方的爭執、摩擦不斷，卻也沒有立即反目為仇。

    7月中旬的一天晚上，為消除工作組與革委會(當時清華附中的紅衛兵並未建立單獨的領導機構，革委會同時也是紅衛兵的核心機構)的矛盾，在學校辦公室召開了有工作組全體成員和革委會大部分成員參加的會議。工作組指出紅衛兵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個別成員背著工作組搞非組織活動，詆毀工作組，個別人甚至是別有用心的壞人。而紅衛兵針鋒相對地指出，工作組對紅衛兵口是心非，表麵肯定，具體否定，甚至提出對紅衛兵組織要分化、瓦解；這些東西都已寫進了工作組的匯報材料中，刊載在團中央所編《文革簡報)第四期和第十期中，這些材料已經在社會上產生了非常惡劣的影響；許多學校的工作組提出取締紅衛兵，取消小集團的非組織活動，皆由此而來。會議進行了整整一夜，會上雙方唇槍舌劍，你來我往，氣氛非常緊張。會議當中，團中央領導還兩次來電話，指示要對紅衛兵中的“壞人”公開點名，但懾於紅衛兵的高度團結和政治理論方麵的“驍勇善戰”，以及對於未來政治鬥爭前途的不確定性，工作組主要負責人並未貿然“公開點名”，因此，工作組與紅衛兵的矛盾未能公開激化。(1)

    7月27日，海澱區召開中學生代表大會，江青等人到會支持學生反對工作組，當場宣布將海澱區中學工作團團長周傑罷官。消息傳來，清華附中紅衛兵決定將與工作組的矛盾公開。當晚在校內貼出《向清華附中工作組的錯誤言行猛烈開火)的大字報，全文如下：

    清華附中工作組進校後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也產生了不少錯誤。在這裏，清華附中革委會和紅衛兵向全體革命師生發出號召：向工作組的這些錯誤猛烈開火!

    清華附中工作組在我校犯了哪些錯誤呢?

    (一)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從不指導全體師生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同時自己也不努力學。

    (二)毫無階級感情。以執行黨的政策為名，對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愛護備至，體貼入微。對反對革命言行不聞不問。對右派學生包庇、袒護，對革命左派紅衛兵卻猜疑分化，嚴重地阻礙了貫徹階級路線，妨礙階級隊伍的形成。

    (三)專橫跋扈，不走群眾路線，獨斷專行。革委會成為傀儡一個，毫無權力。

    (四)打擊紅衛兵，抬高工作組，不惜使用造謠之手段。對紅衛兵、革委會采取突然襲擊的卑鄙手段。

    (五)反對搞人的思想革命化，不觸及靈魂。說什麽搞人的思想革命化妨礙打主攻方向，一派胡言亂語。

    (六)命令我校同學盲目支持石油附中團中央工作組，卻不許我校同學了解真實情況。

    (七)千方百計反對紅衛兵和革命師生的造反行已成為我校文化大革命繼

    黨中央號召我國全體人民，更努力地學習最高指示，忠實地執行最高指示，熱情地宣傳最高指示，勇敢地捍衛最高指示!

    工作組有很多言行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現在是全體革命師生起來捍衛毛澤東思想的時候了!

    清華附中文化革命委員會和紅衛兵再一次向全體革命師生莊嚴號召：一切革命的師生行動起來，對清華附中工作組的錯誤言行予以揭發、批判、鬥爭，堅決地毫不猶豫地捍衛毛澤東思想。

    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清華附中革委會紅衛兵領導核心小組

    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組在北京展覽館電影廳召開大會，宣布撤銷海澱區各中學工作組。清華附中紅衛兵代表駱小海、鄺桃生在大會上宣讀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和《再論無產階級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兩篇大字報，並將兩篇大字報稿和一封短信交給了主席台上就座的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請她將大字報稿和信轉交給毛主席。紅衛兵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有人說這兩張大字報是反動的，請您老人家看看，這到底是不是反動的大字報(大意)。江青當場答應一定給帶到。

    紅衛兵回到學校後，又貼出《三論無產階級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其中寫道：“造反，是我們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傳統，是紅衛兵要繼承和發揚的傳統。我們過去造反，現在造反，將來還要造反!隻要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就要造反!隻要矛盾存在，就要造反!革命的造反精神，一百年需要，一千年需要，一萬年還需要!”把“造反”的口號喊得更加響亮了。

    六

8月3日，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在釣魚台約見了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代表王銘和卜大華，將毛澤東8月1日寫給他們的信傳達給紅衛兵。毛澤東的信全文如下：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同誌們：

    你們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給我的兩張大字報以及轉給我要求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們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由彭小蒙同誌於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他們紅旗戰鬥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在這裏，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采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采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還有，我們支持你們，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於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也要給以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作人的出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誌們予以注意。

    毛澤東的這封信，在當天就作為一份重要文件印發給剛剛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盡管沒有正式發表，這封信和8月5日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還是很快就傳遍北京，傳遍全國，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震動。此後，紅衛兵組織不但在北京各中學得到迅速發展，而且在各高校、機關也開始有了發展。

    隨著紅衛兵組織的迅速發展，北京市不少地方出現了亂打亂鬥的現象，一哄而起的各種名目的紅衛兵組織各行其是，為所欲為。一些紅衛兵組織任意揪鬥各級黨政領導幹部，抄家、打人之風日甚一日。8月6日，在天橋劇場召開的關於對聯問題辯論會上，散發了清華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三校紅衛兵聯合發出的<緊急呼籲書)，對違反黨的政策、隨便打人的現象提出批評。(緊急呼籲書)中說：“最近，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運動中出現了一係列極端嚴重的錯誤事件。一小撮混蛋和一夥不聽毛主席話的糊塗蟲披著紅衛兵、紅旗等革命左派組織的外衣，打著造反的旗號，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指示，公然違背黨的政策，公然違犯無產階級專政紀律和共產主義道德品質，壓製打擊不同意見的革命群眾，到處毆打一些人，打傷了許多好人和工農革幹子弟，搗毀機關學校，進行流氓活動，有人竟敢乘機肆意毀壞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的畫像和塑像，發泄自己對革命的刻骨仇恨，進行反革命政治活動!這一切，都嚴重地破壞著革命左派威信，破壞著黨的威信，破壞著毛主席的威信：”《緊急呼籲書》提出：“各校真正的左派聯合起來，行動起來，立刻采取有效措施，嚴格製止亂打人、耍流氓，破壞國家財產等壞行為。”“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壞黨的政策的混蛋們滾出紅衛兵、紅旗及其他真正左派組織；假左派組織一律解散!今後準還膽敢破壞黨的政策，我們絕不答應!”康生、江青等人當場表示支持紅衛兵的《緊急呼籲書)，後來還將此(緊急呼籲書》印發正在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但時隔不久，他們又攻擊這個《緊急呼籲書》是王任重搞的陰謀，是壓製群眾的，並正式通知收回過去印發的這個<緊急呼籲書)。①清華附中紅衛兵後來在8月27日發表的《紅衛兵戰校(前清華附中)紅衛兵對目前形勢的十點估計》一文中，更進一步闡明了自己反對武鬥、反對打人的觀點，反對肆意破壞黨的統戰政策，隨意提出解散民主黨派，號召要學習十六條，團結大多數，不折不扣地執行黨的一貫政策。在當時受到了不少群眾的歡迎。許多省市將<十點估計》與<十六條》印成大字宣傳品並排張貼，一時成為各級領導要求群眾組織自律的典型。盡管清華附中紅衛兵一貫反對武鬥、反對打人在當時北京的中學中也是十分出名的，但實際要做到這一點也難，在清華附中也還是出現了不少打人現象，有少數紅衛兵成員甚至帶頭動手打人，或聽任別人打人而無動於衷，這是後話。

    8月18日上午，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了有首都和全國各地師生參加的百萬人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毛澤東出席了大會。經毛澤東提議，1500名學生代表被邀請上天安門城樓，同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檢閱遊行。清華附中的二十幾名代表也興高采烈地登上了天安門城樓。那天，我們第一次在那麽近的距離看見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第一次與他們在一起照了相。駱小海、韓軍、宋柏林3人按捺不住好奇和激動的心情，乘警衛不注意，徑自闖進了天安門城樓中央的會客廳，見到了毛澤東。他們激動地連聲向毛澤東問好，祝他萬壽無疆。毛澤東回答說：“萬壽也有疆嘛!”當駱小海等人告訴毛澤東，他們是清華附中紅衛兵時，毛澤東大聲地向他們說：“我堅決支持你們!”紅衛兵問起毛澤東寫信的事，毛澤東說：“那是草稿，還沒有發給你們哪!”毛澤東大概想對這封信進行一些斟酌、修改後再正式發出，但隨著形勢的發展，紅衛兵組織很快就產生了分化，所謂“老紅衛兵”的作用和地位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此信後來始終沒有正式發出。

8月19日，各大報刊在發表大會消息的同時，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毛澤東身著軍裝、佩戴紅衛兵袖章的大幅照片。毛澤東對紅衛兵的堅決支持，對紅衛兵運動走向全國，形成強大的政治運動起了關鍵的作用。“8·18”大會以後，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遍布全國城鄉。

 6月25日，紅衛兵又貼出題為《必須觸及靈魂》的大字報，闡明自己對團結大多數問題的觀點：“我們要團結大多數同學，這是毫無疑問的。毛主席說：‘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我們要通過鬥爭來達到團結，而團結的目的又是為了更好地鬥爭。事實上也是如此，在鬥爭中越來越多的同誌覺醒過來，堅定地和我們站在一起。我們講團結，一個原則就是一定要革命。如果你死抱著你自己那一套不放，以種種方式堅持自己的立場(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人，怎麽能出汙泥而不染呢?)，我們決不能放棄原則去團結你們。我們要大鬥特鬥，直到這些人真正觸及靈魂，敢於清除自己靈魂深處的汙穢，我們才能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團結起來。”

    紅衛兵的行動使工作組大為惱火，工作組認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這張大字報，“實際矛頭是指向工作組的”。①清華附中工作組將紅衛兵與他們之間的主要分歧歸納為：“一是主攻目標的問題。我們認為要首先集中火力打擊極少數的牛鬼蛇神，而他們借口‘觸及人們靈魂’、‘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清除一切舊思想’，想整同學，有的班已整了三次同學。二是團結絕大多數的問題，我們認為經過鬥爭，要逐步做到團結95％以上的幹部和群眾，他們卻認為這是不可能的。有的說：‘我們班上起碼有30％的人不能團結’。三是黨的領導的問題，我們認為，黨的領導通過工作組來體現，他們卻提出：‘隻相信毛主席’，要‘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實際上是不要工作組的領導，搞紅衛兵專政。”工作組當時確立要采取的方針是“保護左派的積極性，在旗幟鮮明、堅持原則的前提下，以最大的耐心來教育左派，提高警惕，仔細觀察動向，注意左派核心是否有假左派真右派混入。”②

    工作組承認紅衛兵是左派，但又感到紅衛兵獨立性太強，難以駕馭。6月26日，胡克實聽了劉晉的匯報後，認為紅衛兵“沒有政策水平”，“相當不懂事”。他提出“要跳出紅衛兵的圈子，團結紅衛兵以外的左派”。他在6月27日的匯報會上又說：“我看就是要消化紅衛兵，能不能把黨團組織恢複起來。對紅衛兵的政策，采取教育提高方針，作為依靠力量之一，把紅衛兵消化在黨團組織之中。”③6月25日，個別紅衛兵成員將《無產階級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轉抄到清華大學去，表示對反對清華大學工作組的蒯大富的支持。此舉引起清華大學擁護工作組的許多學生的憤慨，紛紛到清華附中貼反對紅衛兵的大字報，有的大字報甚至提出要求工作組“逮捕反黨反社會宅義的小集團紅衛兵”。

    當時正值北京新市委書記李雪峰提出“反幹擾”的要求後不久，許多反對工作組或給工作組提意見的人被當作“與工作組爭奪領導權”的“壞人”，而受到批判，一些學校的紅衛兵組織被宣布為“非法”。但清華附中紅衛兵此時士氣正旺，並沒有在這樣的形勢下退縮，他們於7月4日又貼出(再論無產階級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並在文中轉引了1966年6月5日《人民日報>一篇短評<漢弗萊的哀歎)中引述的毛澤東1939年的一段語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這篇文章一出，使得反對工作組和其他許多入都感到突然和不解，毛主席怎麽能講這樣的話?怎麽能將馬列主義的道理概括為一句“造反有理”?直到查實毛澤東確曾在延安慶祝斯大林誕辰60周年的大會上的講話中講過這句話，才默認了紅衛兵的文章。

    而清華附中工作組為了轉變紅衛兵的觀點采取了各種各樣的辦法。他們多次召開紅衛兵骨幹會，進行思想工作，他們還發動一些紅衛兵家長來教育紅衛兵。但都收效甚微。秉承團中央負責人關於恢複黨團組織的要求，在工作組一手安排下雖然成立了一個並未包括紅衛兵全部負責人參加的分團委，但在紅衛兵的堅決抵製下也未能發揮任何作用。紅衛兵與工作組的關係日趨緊張，有的紅衛兵負責人曾當麵頂撞工作組成員，但紅衛兵始終沒有與工作組公開決裂，總是盡量取得工作組的支持；而工作組也一直力爭通過誘導來解決紅衛兵的問題，團中央負責入曾指示劉晉，可以通過搞紅衛兵某負責人父親的問題來壓紅衛兵，劉晉也沒有執行。在一般公開場合，紅衛兵和工作組還是保持著比較正常的關係。雖然雙方的爭執、摩擦不斷，卻也沒有立即反目為仇。

    7月中旬的一天晚上，為消除工作組與革委會(當時清華附中的紅衛兵並未建立單獨的領導機構，革委會同時也是紅衛兵的核心機構)的矛盾，在學校辦公室召開了有工作組全體成員和革委會大部分成員參加的會議。工作組指出紅衛兵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個別成員背著工作組搞非組織活動，詆毀工作組，個別人甚至是別有用心的壞人。而紅衛兵針鋒相對地指出，工作組對紅衛兵口是心非，表麵肯定，具體否定，甚至提出對紅衛兵組織要分化、瓦解；這些東西都已寫進了工作組的匯報材料中，刊載在團中央所編《文革簡報)第四期和第十期中，這些材料已經在社會上產生了非常惡劣的影響；許多學校的工作組提出取締紅衛兵，取消小集團的非組織活動，皆由此而來。會議進行了整整一夜，會上雙方唇槍舌劍，你來我往，氣氛非常緊張。會議當中，團中央領導還兩次來電話，指示要對紅衛兵中的“壞人”公開點名，但懾於紅衛兵的高度團結和政治理論方麵的“驍勇善戰”，以及對於未來政治鬥爭前途的不確定性，工作組主要負責人並未貿然“公開點名”，因此，工作組與紅衛兵的矛盾未能公開激化。(1)

    7月27日，海澱區召開中學生代表大會，江青等人到會支持學生反對工作組，當場宣布將海澱區中學工作團團長周傑罷官。消息傳來，清華附中紅衛兵決定將與工作組的矛盾公開。當晚在校內貼出《向清華附中工作組的錯誤言行猛烈開火)的大字報，全文如下：

    清華附中工作組進校後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也產生了不少錯誤。在這裏，清華附中革委會和紅衛兵向全體革命師生發出號召：向工作組的這些錯誤猛烈開火!

    清華附中工作組在我校犯了哪些錯誤呢?

    (一)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從不指導全體師生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同時自己也不努力學。

    (二)毫無階級感情。以執行黨的政策為名，對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愛護備至，體貼入微。對反對革命言行不聞不問。對右派學生包庇、袒護，對革命左派紅衛兵卻猜疑分化，嚴重地阻礙了貫徹階級路線，妨礙階級隊伍的形成。

    (三)專橫跋扈，不走群眾路線，獨斷專行。革委會成為傀儡一個，毫無權力。

    (四)打擊紅衛兵，抬高工作組，不惜使用造謠之手段。對紅衛兵、革委會采取突然襲擊的卑鄙手段。

    (五)反對搞人的思想革命化，不觸及靈魂。說什麽搞人的思想革命化妨礙打主攻方向，一派胡言亂語。

    (六)命令我校同學盲目支持石油附中團中央工作組，卻不許我校同學了解真實情況。

    (七)千方百計反對紅衛兵和革命師生的造反行已成為我校文化大革命繼

    黨中央號召我國全體人民，更努力地學習最高指示，忠實地執行最高指示，熱情地宣傳最高指示，勇敢地捍衛最高指示!

    工作組有很多言行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現在是全體革命師生起來捍衛毛澤東思想的時候了!

    清華附中文化革命委員會和紅衛兵再一次向全體革命師生莊嚴號召：一切革命的師生行動起來，對清華附中工作組的錯誤言行予以揭發、批判、鬥爭，堅決地毫不猶豫地捍衛毛澤東思想。

    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清華附中革委會紅衛兵領導核心小組

    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組在北京展覽館電影廳召開大會，宣布撤銷海澱區各中學工作組。清華附中紅衛兵代表駱小海、鄺桃生在大會上宣讀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和《再論無產階級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兩篇大字報，並將兩篇大字報稿和一封短信交給了主席台上就座的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請她將大字報稿和信轉交給毛主席。紅衛兵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有人說這兩張大字報是反動的，請您老人家看看，這到底是不是反動的大字報(大意)。江青當場答應一定給帶到。

    紅衛兵回到學校後，又貼出《三論無產階級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其中寫道：“造反，是我們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傳統，是紅衛兵要繼承和發揚的傳統。我們過去造反，現在造反，將來還要造反!隻要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就要造反!隻要矛盾存在，就要造反!革命的造反精神，一百年需要，一千年需要，一萬年還需要!”把“造反”的口號喊得更加響亮了。

 

 

 

 

 

一篇重要的史料

駱小海

 

 

 

            一篇重要的史料

本文作者是駱小海，紅衛兵首席筆杆子，後來到了美國。

 

1966年，當時我才12歲。8月的一天早上，大人們議論紛紛，說的是西單商場的霓虹燈被中學生砸爛了，而且中學生在馬路上攔截所有留長頭發的人，並用剪刀強行剪除；對穿細腿褲的人，則也是用剪刀將其剪破。人們神情複雜，預感要出大事了。緊接著，破四舊開始，夜裏經常是砸門的喧囂，抄家開始了。一些熟悉的老人一夜之間，變成堆在汽車上的僵屍，馬路上一堆堆燃燒過後的灰燼，還可看到那些所謂“四舊”的遺跡，它們是書籍，古舊家具和各種帶有前朝符號的器物。文革就是以這種方式正式開始的。製造這一切的，就是北京中學的紅衛兵。多年以後，隨著風雲際會，也接觸和認識了一些那時紅衛兵的骨幹，甚至個別與發明這個稱號有關的人，更聽到過許多關於“紅衛兵”誕生的故事。這些故事和自己少年的經曆，共同構建了我對那段曆史的認識框架，但最近在世紀學堂所見的一篇匿名文章，卻讓我真正了解了那個謎一樣的節點，就像真正觸摸了那段時間。現將這篇文章貼出，和大家再次重溫那段詭異的曆史。培根認為，讀史可以使人明智，那麽為此，我們也要牢記那場民族的災難。　 

 

＂紅衛兵＂的由來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國文化大革命前夕，北京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出現了全國第
一個獨立學生組織，名為“紅衛兵”。不久，獨立學生組織在北京的中學裏蔓延，
多數采用了“紅衛兵”的名稱。到了８月１８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北京
紅衛兵代表三千多人，同時另有大批紅衛兵和其他人士在廣場上集會，號稱百萬。
經媒體報道，紅衛兵組織迅速擴散到全國各地，“紅衛兵”成了專有名詞，為最高
當局所承認。

　　多年前，清華附中老校友周舵曾經問我，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成立是否有內線？
意思是，是否有最高當局的授意或操縱。人們對紅衛兵的不解或誤解有多麽深重！
哪怕是我的同校或同班，哪怕幾十年過去了。

　　十月懷胎，一朝分娩。紅衛兵的胎氣似乎早在一兩年前就種下了。１９６４年
，中國脫離了全國性的大饑荒已兩年有餘。肉和米麵在北京又成了家常便飯。中共
中央的革命英姿也突然粗壯起來。國內學雷鋒，四清五反，憶苦思甜，學習毛著；
國際上抗美援越，反修反蘇。一度陰氣沉沉的清華附中也重新煥發出朝氣。校長萬
邦儒，四川人，一臉絡腮胡子刮得鐵青，人稱“卡斯特羅”〔３〕。他也確實像卡
斯特羅一樣，常作政治報告，不過很享受就是了。在他的帶動下，清華附中在北京
異軍突起。食堂多了肉菜和牛奶。以“三從一大”〔４〕，共青團員上跑道，建立
體育專業集訓隊等方式開展全校體育運動，在中學運動會上奪錦一年比一年多，直
到逼倒一Ｏ一中〔５〕，躍居魁首。教學上突破北京市教育局體係，創辦大學預科
，自編教材，突出數理外語，強調生動活潑，有每周一次的電影課，參觀新技術展
覽，參與了清華大學電子計算機的製造。在文藝活動上開發了自己的音樂舞蹈史詩
。這一係列舉措帶著新興力量的創意，培養了學生獨立思考、奮發有為的性格。如
高中二年級的鄺桃生，楊磐，閻陽生和張承誌，組織了“紅鷹”小組，學習高三課
程，誌在提前一年報考大學。清華附中別具一格地把幹部子女單獨組織起來傳達文
件，毛澤東與其侄子毛遠新、姨侄女王海容的兩次談話就是這樣傳達的。附中還開
展了大規模的軍訓活動，其中幹部子女的比例較高。這些都為新生之氣又增添了濃
厚的革命色彩。

　　清華附中的軍訓活動五花八門，有射擊隊，航海隊，工程兵隊等。教練都是現
役軍人。我曾經參加過工程兵隊的爆破班，學過點炸藥。和現役軍人接觸，也熏染
到當時軍隊的新思想。教練曾經告訴我們，現在的文藝界是修正主義，毛主席要把
文化部改為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國死人部。還提到《紅樓夢》。這裏有兩
個風波。一個是與北朝鮮交換節目。朝鮮給中國話劇《紅色宣傳員》，革命的；中
國給朝鮮唱劇〔６〕《紅樓夢》，封建的。一個是１９６３年北京公映上海和香港
合拍的越劇電影《紅樓夢》，後來在軍內被禁。說是，戰士看了《紅樓夢》，還能
打仗嗎？愛好越劇的我當時就看了兩遍，不免為軍人感到可惜。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４日星期天，我和預科６５２班的韓軍在從頤和園航海軍
訓回來的路上，聊起了“造反”的問題。這個題目源自毛主席與王海容的談話。我
們感到，在新時代“造反”，就是突破陳規，突破權威。當天，我就把我們談話的
心得寫成了一篇文章《造反精神萬歲》，後來又貼到班級的牆報上，引起了一番爭
論。雖然文中有對鄺桃生不敬的話，但他還是很大度地表示了堅定的支持。

　　不久，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在預科６５１
班的同學當中也引起了爭論。大家關心報刊上的爭論，由來已久。前麵已有古代清
官問題，太平天國李秀成問題等。我是不大同意報上的批判的。卜大華和鄺桃生則
比較理解，說“仁”有“大仁義”“小仁義”之分，道理有“大道理”“小道理”
之別。鄺在政治上比較早熟些，我和卜當時都尊他為我們的“啟蒙者”。這次海瑞
罷官的問題，我還是不同意姚的批判，認為是“牽強附會”，“不講道理”。這次
誰也沒說服我。不過，我們在教育界革命的問題上卻是一致的。對照毛澤東幾次關
於教育問題的指示，對照軍隊的榜樣，大家都認為，教育界問題很大。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日－３日，我們預科６５１班的１１位男女同學借著學校放
４天假的機會，帶著指南針、手表、晶體收音機、照相機、被子、鍋和掛麵到北京
西郊戒台寺和潭柘寺一帶野營。大家增進了友誼，交換了關於教育界文化革命的看
法。也是巧合，就在野營過程中，我們從收音機裏聽到了周恩來總理在歡迎阿爾巴
尼亞代表團的講話中，提到了文化革命要深入到教育界，好像一顆信號彈。回去以
後，這批人成了預６５１觀點的主要力量。他們除了卜駱鄺三人，其餘都不是幹部
家庭出身。俗話說，“先有潭柘寺，後有北京城”；潭柘寺之行，的確是紅衛兵的
源始。

　　提到潭柘寺，更應提到圓明園。四十年前，清華附中的外周還是一片鄉野。西
麵一條馬路之隔，就是廣闊的圓明園廢墟遺址。那時還沒有任何圍牆遮攔，是誰都
可以任意光顧的地方，可以說是清華附中的後花園。裏麵綠樹成林，泉水淙淙，野
花遍地，蝟兔出沒。附中學生經常到圓明園去玩，談心，複習功課。遠瀛館的殘柱
斷壁，有著奇特的激發效應。讓人總覺得它在與你對話。紅衛兵在形成的過程中，
圓明園是不可或缺的背景。許多思想交流，會議都是在這裏舉行的，包括成立組織
的那次會議。圓明園也就自然成了紅衛兵的聖地，它曾讓我一度感覺到，紅衛兵是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革命的直接繼承者。

　　１９６６年５月８日，解放軍報和光明日報分別發表和署名“高炬”和“何明
”的文章，抨擊中共北京市委，北京黨的係統修正主義色彩已經明朗。５月１０日
，清華附中黨支部書記萬邦儒利用廣播係統向全校作了有關文化革命的報告。這一
報告當即引起了預科６５１班部分學生對學校黨支部的批判。他們提出了三條口號
：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突出無產階級政治，進行人的思想革命化。他們認
為，黨支部沒有領會到中國大地上出現的這種嶄新的革命方向，完全落後於文化革
命的新形勢，犯了路線性方向性錯誤。這種觀點被稱為“預６５１觀點”。預６５
１觀點與日後的階級路線無涉，預６５１班不同政見者多數都不是幹部子女。批判
是以牆報為形式的。署個人真名或筆名，往往結成小組。

　　預６５１觀點引起了許多班級同學的關注。讚成預６５１觀點的學生，互相交
流，在各班紛紛用不同的筆名，發表牆報，在內容上進而擴展到對學校黨支部教育
路線的抨擊。方式還是很溫和的，也注重理性。例如，後來成為紅衛兵領導人高中
三年級的王銘就認為預６５１批評黨支部為“實用主義”有點過頭了。然而黨支部
對他們進行了壓製和威脅，說他們是“反黨”“右派”。學校形成了兩派對立的局
麵。更為險惡的是，在清華大學黨委的指導下，已經內定若幹人為“反動學生”，
準備開除團籍，並向公安部門報案。

　　不久，傳來了毛澤東５月７日給林彪信中一段涉及教育界的話：“學製要縮短
，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大
家認定，黨支部對不同意見的壓製不是偶然的，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
。５月２０日，王銘和張曉賓寫了一份文件，題目就叫作《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黨支
部的資產階級辦學方向應當徹底批判》。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８日晚，不同政見者的核心成員在宿舍樓醞釀牆報統一署名
。基於高６４２班張承誌小組的牆報筆名的“紅衛兵”一名被采納〔７〕。次日，
５月２９日下午，在圓明園召集各班不同政見者骨幹分子開會，正式通過了“紅衛
兵”的統一署名，並決定統一協調行動。後來，５月２９日被看成是“紅衛兵”組
織的成立日。５月３０日，在教學樓實驗室召開紅衛兵大會，肯定了這次鬥爭的階
級性和必要性，並傳達了坊間流傳的毛澤東的一段充滿激情的話：

　　今後的幾十年對祖國的前途和人類的命運是多麽寶貴而重要的時間啊！現在２
０多歲的青年，再過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歲的人。我們這一代青年人，將親手
把我們一窮二白的祖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將親自參加埋葬帝國主義的
戰鬥。任重而道遠。有誌氣有抱負的中國青年，一定要為完成我們偉大的曆史使命
而奮鬥終身！〔８〕

　　當場不少人都熱淚盈眶，乃至泣涕不已。

　　在黨支部的嚴厲壓製下，紅衛兵領導層對形勢比較悲觀，在組織成立之始就提
出了退縮的策略。渾然不知出頭之日就在眼前。６月１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
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七人反校黨委的大字報。６月２日報紙登出。紅衛兵領導層如
夢初醒，決定重新采取攻勢，於６月２日貼出第一張以“紅衛兵”名義署名的大字
報《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第一次在全校亮
相，也是第一次在全校公開招兵買馬，因為大字報下留了很大的空白，請同意者簽
名。結果簽字者有一百多人，除了原有的不同政見者外，又多出幾十新同誌。此後
，紅衛兵的大字報便頻頻出擊。

　　在新形勢下，黨支部不敢對“右派學生”貿然下手。但是似乎也不知自己的末
日即將來臨，繼續鼓動師生圍攻紅衛兵。殊不知這時紅衛兵已經廣泛聯絡外校、報
社、家長，得到了越來越普遍的支持。外校學生到清華附中張貼大字報，猛烈抨擊
黨支部是修正主義。６月８日，外校學生３００多人來到清華附中，聲援紅衛兵。
校方緊閉校門，學生兩派情緒激動對峙多時，但始終限於言辭，並無武力衝突。紅
衛兵和支持者們決心堅持到底，１０小時後，校方終於打開大門。外校支持者們在
校園裏張貼大字報，表示對紅衛兵的支持和對黨支部的聲討，多以本校“紅衛兵”
名義署名。從此，“紅衛兵”這一稱號和它所標誌的獨立學生組織從清華附中蔓延
到了北京市的許多中學。

　　就在６月８日事件發生的當天傍晚，共青團中央派出的工作組人不知鬼不覺地
進駐了清華附中，次日就宣布支持紅衛兵，說紅衛兵是左派。形勢急轉直下。校黨
支部被作為“黑幫”打倒了，全校變成一邊倒地聲討校領導。紅衛兵組織急劇擴大
。

　　然而，紅衛兵與工作組的關係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承認獨立於黨之外的學生
組織，在共產黨當權時代還從來沒有過。所以工作組雖然說紅衛兵是左派，僅僅指
這批以紅衛兵署名的學生而已。但從未把紅衛兵作為一個組織來承認。這一點他們
得到過劉少奇黨中央〔９〕的指示，態度始終是非常明確的。工作組以解散紅衛兵
為目標，對紅衛兵作了分化瓦解的工作，拉一派，打一派，打擊紅衛兵中不肯就範
的人，並突然宣布成立新的團委取代紅衛兵。

　　在這種情勢下，紅衛兵一部分骨幹分子，於６月２３日下午在二樓辦公室聊天
，說到了要繼續發揚造反精神。一直聊到天黑，由於聊得入神，大家忘記了開燈。
兩位女同學說，講得太好了，太精彩了，如果能寫下來就好了。這個任務就交給了
我。第二天，６月２４日，一張標題為《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就出現在
教學大樓門廳。在共產黨的天下倡言“造反”在當時還是人們所難以接受的。責難
紛紛。６月２５日，紅衛兵之外的張曙平、劉剛等同學把這張大字報抄到清華大學
校園裏，支持當時被清華大學工作組壓製的蒯大富。引來了清華大學一批學生對紅
衛兵的猛烈攻擊。清華附中工作組則認為，這張大字報是針對工作組的，寫了簡報
上報，一直報到劉少奇黨中央那裏，中央把這篇大字報定性為“反動”。其實，當
時不過是提倡一種精神，給大家鼓鼓勁，換個麵貌而已，並非特有所指。

　　為了回答責難，《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也準備好了。其中強調我們提倡
的造反是有階級性的，“隻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造反”（後來這句口號改為“隻
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７月４日貼出。特別是引經據典，把毛澤東“造
反有理”的話找了出來。這條鮮為人知的語錄是在６月９日被人民日報的一則國際
評論披露，注意的人不多，而紅衛兵卻記下了，不過在寫前一篇論造反精神的文章
中沒有提，就想看看會有怎樣的反應。此後，毛澤東的這條語錄就弄得盡人皆知了
。

　　７月１日建黨紀念日，北京大學附中的左派學生（即受工作組支持的學生）邀
請各校左派學生代表去參加慶祝晚會。清華附中紅衛兵去了幾個人，我是其中之一
。那裏氣象不凡，大開眼界。首先北大附中左派都是清一色綠軍裝，耀武揚威，這
與清華附中紅衛兵始終提倡百姓裝束，形成鮮明對比。他們個個都是幹部子女，我
們雖然也以幹部子女為主，但是畢竟還有一批非幹部子女的元老。在晚會上，他們
把非紅五類出身的學生隔離在觀眾席外圍，大大突出了階級界限。詢問之下，方知
他們這一切都得到了工作組的支持。這個晚會的一大功績是首次唱出日後紅衛兵運
動的戰歌《造反歌》。其中有一句歌詞原是“幹部子弟舉紅旗”，我建議改為“革
命後代舉紅旗”，得到采納。

　　工作組為了分散紅衛兵的力量，７月中旬把卜大華等大批紅衛兵骨幹分子調出
北京去軍訓。我等留在學校的人不覺十分鬱悶。卻不知形勢已經在悄悄地發生天翻
地覆的變化。

　　７月１８日，毛澤東從武漢回到北京，開始找劉少奇和工作組的問題。７月２
６日，新的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江青等到北京大學宣布派工作組是錯誤的，號召學
生自己解放自己，不要保姆。消息傳來，原來謹慎的清華附中紅衛兵領導層立刻決
定全線出擊，於７月２７日淩晨發表由革命委員會主任兼紅衛兵負責人王銘匆匆寫
就的聲討工作組的檄文。王銘同時還起草了《三論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強調造反
精神永遠需要，由我修改後發表。瞬息間，黨的化身工作組成了過街老鼠。同學們
覺得紅衛兵又對了。校園裏出現了“永遠跟著紅衛兵”的大標語。

　　７月２８日，我和鄺桃生等參加了在北京原蘇聯展覽館的電影院舉行的海澱區
中學生大會，發現江青在場，幸虧鄺桃生筆記本上還抄有《一論》和《二論》的論
造反的大字報（但缺《三論》），於是便撕下遞給江青，還匆匆寫了一張給毛澤東
的條子。大意是請毛看一看是不是反動的。沒想到毛澤東真地看到了，而且於７月
３１日起草（或口授）了回信，作為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文件在黨內高層發表。

　　清華附中的人當時並不知情。８月２日，我們才從礦院附中的學生那裏聽說。
他們用電話逐字給我們傳達了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信的全文。我們將信將疑。
８月３日，紅衛兵負責人王銘和卜大華在釣魚台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那裏才看到
了作為中共正式文件的那封信。不過，清華附中紅衛兵始終也沒有收到這封信。

　　這時，北京的中學幾乎都有了類似紅衛兵的學生組織。一般有兩派。總有一派
叫“紅衛兵”，另一派就叫個別的的名字，以“紅旗”較為普遍。其他的名字如“
赤飆”“紅紅紅”是較為獨特的。但是在全北京市來說，並非同名就是同一派。如
清華附中紅衛兵與師大女附中“紅旗”，石油附中“赤飆”　關係好；北大附中“
紅旗”卻與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石油附中“紅衛兵”關係好。清華附中倒隻有
一派。

　　這兩派的分歧在８月１３日工人體育場十萬人大會的問題上體現得最為明顯。
在籌備會議的過程中，北大附中及西城區幾個中學堅持要把大會的主題定為鬥爭據
說是傷害了紅衛兵的小流氓，反對涉及工作組和團中央的問題。清華附中紅衛兵、
四十七中紅紅紅和師大女附中紅旗則主張大會應當避免庸俗化，突出政治，以控訴
工作組和團中央的問題為主題。兩派發生了激烈的爭吵。結果最後王任重出來打圓
場，說可以鬥小流氓，工作組和團中央的問題你們就不要發言了，由李富春代表黨
中央宣布處理團中央負責人。所謂小流氓就在多位中央大員的蒞臨下，被押到有十
萬人出席的體育場草坪上，接受辱罵和拳打腳踢。李富春也如約宣布胡耀邦等三位
胡姓書記停職反省。

　　軍裝袖章在這時開始流行。這個風氣是北大附中紅旗帶起來的。七一晚會時，
隻有軍裝尚無袖章。到了８月，紅袖章出現在北大附中紅旗的胳膊上。確實好看神
氣。我們清華附中紅衛兵一方麵對北大附中紅旗的美學意識感到欽佩，但另一方麵
仍然堅持平民著裝的傳統，隻有在接見外賓場合才臨時換裝。袖章則長期闕如，直
到後期日子不好過的時候，一些個人才自製了一些袖章。

　　１９６６年７、８月之交，工作組撤離，學生建立獨立組織，是北京市中學文
化革命運動的一個分水嶺。外間所熟知的“紅衛兵運動”這時才形成它的主流性格
特征。清華附中紅衛兵並非這個主流的引領者，其貢獻僅限於“紅衛兵”這一名稱
和造反精神而已。它一方麵受到主流的強大影響，身不由己而跟隨；另一方麵，也
掙紮著與主流抗衡，企圖糾正那些偏差。

　　階級路線是紅衛兵運動的顯著標誌，體現在“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
蛋”這一著名對聯上。這副對聯似乎是從外語學校傳出來的。清華附中不同政見的
學生，主體是幹部子女。雖然預６５１班起事者大部分是非幹部子女，所提出的綱
領也未涉及階級路線，但預６５１觀點的領頭人卻是該班少數幹部子女。不久，這
個不同政見的運動就被清華附中原來已經存在的幹部子女圈子所吸納，也不免要講
階級路線。當對聯傳來，清華附中紅衛兵多數人讚成，少數人有所保留。當時紅衛
兵領導層的看法是：符合當時運動的需要，但不是黨的根本政策。因此，也有人參
與了推動對聯的外校辯論。但對紅衛兵骨幹成員以“齊向東”名義發表的《階級路
線萬歲》一文，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作了修改，並對該成員做出了停職反省的處分
。修改稿當然還是鼓吹階級路線的，不過鋒芒減弱了很多。

　　對於紅衛兵運動中的其他做法，例如抄家，砸路牌招牌，改商店名路名，剪頭
發，禁美麗服飾等，清華附中紅衛兵領導層是不讚成或不感興趣的。對這些活動中
出現的暴力行為，是明確反對的。

　　８月６日，在天橋劇場舉行的對聯討論會上，清華附中紅衛兵聯合人大附中紅
衛兵和北航附中紅衛兵散發了《緊急呼籲書》，提出製止打人。呼籲書同時也遞交
給了當時出席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康生當場表示了讚揚，說是符合毛澤東的
辯證法。不料《呼籲書》報入八屆十一中全會後，被毛澤東批評，認為這是壓製群
眾運動。不過信息不大靈通的清華附中紅衛兵領導層並不知曉，於８月１３日，在
工人體育場的大會上，再次散發《呼籲書》。據說北京四中學生組織負責人曾列席
中央高層會議。他們在八一三大會上明確表示了反對意見。

　　８月下旬，北京已進入紅色恐怖高潮。對此深感不安的紅衛兵領導層向分管清
華的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提出，中央是否能有製止的措施。王表示，中央說話不
如紅衛兵自己說，你們有什麽想法就來釣魚台寫一寫吧。８月２６日，這個任務交
給了我和張曉賓。王任重說內容由我們自己決定，但是希望提一下對新市委的態度
，以及做事要先動口再動手。這是因為當時北京市已成為中學紅衛兵的天下，新市
委的政令不如中學紅衛兵或西城中學紅衛兵糾察隊的通令靈光。中學紅衛兵為所欲
為，已經不把黨中央放在眼裏。頗有點象義和團進京。例如，取締民主黨派，就是
中學紅衛兵擅自宣布的，根本想不到要向黨中央請示。我們一共寫了十條意見，除
了王提示的外，主要內容有：呼籲紅衛兵正視自己的錯誤；反對打人，打人“隻能
觸及皮肉”，應該“講道理”；糾正打倒一切的偏差；左派內部應該團結；團結非
紅五類，“不可籠統地叫作狗崽子”，他們也可以被吸收進紅衛兵，恢複“重在表
現”政策；反對胡亂串聯；反對抄家、剪頭發、禁賣點心等一類以破四舊為名目的
破壞活動。意見的總標題是卜大華定的：《十點估計》，似乎有點文不對題。第二
天，８月２７日，《十點估計》印成大批傳單，由紅衛兵組織人馬乘坐數十輛卡車
到北京市內的紅色恐怖的重災區進行大規模宣傳，並了解了許多駭人聽聞的事實。

　　《呼籲書》和《十點估計》在民間引起的反響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料。為此，我
們收到了無數的感謝信，人們還敲鑼打鼓上門致謝。也收到了許多控訴。遺憾而具
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我們起草《十點估計》的當日，打人風潮波及清華附中，發
生了自殺事件。這些日子，北京市經常傳來　紅衛兵被打被殺的消息。紅色恐怖被
這些傳聞一浪又一浪地推向高潮。８月２５日，又傳來紅衛兵被殺的消息，整個北
京市發瘋了。清華附中也被卷入了階級複仇的狂潮中。

　　至於抄家，清華附中紅衛兵有一部分人也幹了。他們尖銳批評紅衛兵領導已經
大大落後於形勢，連抄家都不願意。就自己幹起來了。當然規模要比其他學校小多
了，也晚多了。無論抄家也好，打人也好，都是紅衛兵領導層曾經反對的。清華附
中紅衛兵的初衷隻是那時理想主義的教育革命，對那些後來紅衛兵運動中產生的種
種激越行為既不感興趣也沒有心理準備。工作組走後，整個八月，紅衛兵在學校裏
沒有開過一次批鬥會。不過，暴民狂潮一旦卷起，就不是幾個個人所能控製的，更
何況這個狂潮的背後有著強大的政權力量的支持或縱容。

　　８月１８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是紅衛兵運動走向瘋狂走向全國的起
點。清華附中三人與毛談話的具體情節可見宋柏林日記。這裏補充幾點。上天安門
我們本有五十個名額，然而在階級路線思想的指導下，把凡是家長被定為黑幫的紅
衛兵都剔除在外。這樣隻上去了二十六個人。進入天安門休息廳，是自發的行動。
當時毛正在與哈軍工的女學生李晶談話。本來在外麵的攝影和電影記者一見我們闖
進去，就像蒼蠅一般跟著一湧而入，霎時強光齊明，鎂光燈頻閃。見了毛，除了那
些致敬的話外，我想總該說些有用的。想到那封信還沒收到，我就問：主席，聽說
您給我們寫了封信，我們怎麽還沒收到呢？毛答：那還是個草稿，還沒有給你們。

　　有些紅衛兵骨幹沒有參加八一八接見，是因為他們前幾天到外地去了。例如鄺
桃生去了蘭州。據說那裏的蘭州大學出了反革命事件。有個叫李貴子的，被全國通
緝。以至後來外地學生大批湧入北京，到處攔截車輛，連中央文革的車都敢截，聲
稱要抓李貴子。奇怪的是，鄺等去蘭州，火車居然不要錢。後來才明白，鐵道部接
到密令，學生坐車不準收錢；但這個決定不公布，讓學生們自己口耳相傳。這就是
所謂“大串聯”的開始。

　　我是９月份開始參與串聯的。王任重曾經召見我和卜大華，說湖北那裏去了不
少外地學生，有左有右，叫我們也去看看。還給我們看了原武漢大學校長李達的求
救信，上麵寫著：“主席，救我一命。”據王文革後說，毛指示：“李達這個人很
壞，連國民黨都不如。但是不要把他整死。”但結果李達還是死了（說是自殺）。
李達自恃與毛是老友，是唯一見了毛澤東不叫主席的，而是一口一個“潤之”。在
五十年代，居然頂撞毛澤東，說毛是唯心主義。

　　我們組織了一個團隊到武漢。卻發現已有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等三個女孩
先於我們而到，被湖北省委當寶貝供養在高級賓館。她們發表了聲明，支持湖北省
委。不過我們不想在沒有了解情況前就發言。其實其中有一個女生還是有保留意見
的。團隊中有人認為，根據文革的原則，不必調查就可以炮轟省委。我和卜大華還
是覺得慎重些好。幾天後，我們認定：湖北省委算不上反革命，不應打倒。但是他
們排斥對抗外地學生的態度是錯誤的。據此，我們寫了傳單，題目就叫“炮打司令
部”。湖北省委礙著麵子，硬著頭皮給我們印了。我們還特地回北京向王任重匯報
，希望他能勸說湖北省委改變抵觸態度。在重返武漢途中，北京傳來了新消息：林
彪講話，說炮打司令部要端正炮位，不能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湖北省委到底還不
能算資產階級司令部。於是把題目改為“訪漢聲明”。

　　以後的串聯基本就是變相旅遊了。不過在串聯過程中，我發現自己對文革並不
理解。看到了很多醜惡的現象，與自己原來想象的中國相差甚遠。我感到自己很無
知。八月初，中央“十六條”文件中提出巴黎公社的理想，讓紅衛兵領導層著實興
奮了一陣，覺得革命還有目標。後來就看出中央並不想搞巴黎公社，而搞什麽鬥批
改，路線鬥爭，我覺得極為無聊，於是決心退出文革，潛心讀書，好好學習。

　　１０月回到北京後，形勢已經大變。大學生開始登上文革的舞台。按理說北京
大學聶元梓大字報在６月就應該把大學推向前台，形成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學生運動
。人算不如天算，倒是北京市中學生從斜旮旯裏殺出，成了事實上的文革先鋒。大
學更像跟班的。

　　清華大學也是這樣。早在工作組前，清華大學一批幹部子女醞釀反對校黨委，
和清華附中紅衛兵就有來往，彼此成了戰友。主要人物有劉菊芬，劉澤鵬，陳元，
賀鵬飛，劉濤等。他們在中學弟妹麵前顯得很謙虛，說“我們比不上你們。我們要
學習你們的造反精神。”　後來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組織也大都采用了中學組織的名
稱“紅衛兵”。在文革發動階段，大學生好像甘當中學生的配角。但也可以解釋成
大學生比中學生更世故。後來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工作組進校後，劉菊芬等成了被依靠的對象。在蒯大富問題上，雖然中學有人
抄了紅衛兵的《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到清華園支持老蒯，但紅衛兵領導層還是與
大學的戰友們保持一致，即認為蒯大富是右派。工作組下台後，周恩來於８月４日
到清華大學講演，親自為蒯大富平反。會場上居然有一大批大學生公然對抗周恩來
，大喊口號：“打倒蒯大富！”周恩來也無可奈何。

　　八一八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消息見報後，中央新的座次浮出水麵。劉少奇從第
二位降到了第八位。大學生果然世故，馬上就猜出中央有兩個司令部，劉少奇出了
問題。可是中學生們卻渾然不覺。我當時也不以為然，覺得大學生在胡猜。共產黨
怎麽會搞排座次這種封建玩意兒？其實，早在８月６日天橋會議上，卜大華就目睹
了江青訓斥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叫她站到毛主席一邊來。卜大華覺得很奇怪，但
誰也沒往劉少奇失勢的思路上去想。

　　８月下旬，清華園裏出現了一批大字報，矛頭指向劉少奇，大概也捎帶了周恩
來。劉菊芬的清華大學紅衛兵（也稱八九派）把這個消息傳達給附中紅衛兵，認為
是右派搗亂，要求附中紅衛兵協助他們把這批“反動”大字報清除掉。出於幫助戰
友的哥們義氣，我們欣然應允。於是就有了宋柏林日記中８月２４日十二校紅衛兵
大鬧清華園的那一幕。我本人雖然參與起草清理行動的《告示》，但並未身曆其境
。對其中發生的事情隻是數十年後才與聞。現在回顧起來，還是難以理解為什麽大
學紅衛兵要挑戰毛的意圖。不過，對於中央內部的鬥爭，我們那時是不感興趣的。
對整個文革大概都喪失了興趣。什麽破四舊，什麽鬥批改，什麽路線鬥爭，統統沒
有意思。巴黎公社的理想已被文革的現實所嘲弄。唯一有意思的就是旅遊。紅衛兵
的存在，隻是為了義氣，也為了生存。

　　１９６６年秋冬，生存問題果然嚴酷地擺在了紅衛兵的麵前。８月興起的那批
北京市中學紅衛兵們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那裏集體失寵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蒯
大富為代表的大學生組織三司以及他們的中學仆從。原來紅衛兵一統天下的清華附
中也冒出了反對派：如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紅衛兵等。他們一般被稱為“造
反派”。造反派批判紅衛兵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特別是以那個對聯為標誌的
階級路線，當時被稱為“血統論”。不過，造反派在狂暴行為方麵並沒有什麽改進
。在他們的統治下，學校幹部和老師受到新的虐待，發生了新的自殺事件。以後包
括武鬥在內的種種暴行都是與造反派分不開的。盡管紅衛兵在主觀上反對極端行為
，也著實作了努力，但想到實際上發生的紅色恐怖，想到極端的階級路線，紅衛兵
部分成員還是心服口服地承認了錯誤。

　　路線鬥爭的殘酷性使各校紅衛兵們認識到，承認錯誤是無濟於事的。隻有團結
起來垂死掙紮，或許還有活路。於是，原來的分歧放在一邊，各校代表醞釀組織一
次聯合大會，以壯聲勢。這種聯合形式擬名為“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
稱“聯委會”。後來對立勢力卻用“聯動”為簡稱，也就約定俗成了。籌備委員會
定於１２月２６日即毛澤東生日那天召開大會，並邀請中央文革和首都三司代表參
加。

　　清華附中代表發言的主題是《破私立公，繼續革命》。但大會上悲情籠罩了一
切。在二踢腳炮竹射向主席台的轟炸聲中，也有人喊出了“中央文革的某些人不要
太狂了”，“擁護中央軍委的正確領導”等口號。會中放映蘇聯電影《區委書記》
，觀眾跟著影片中大喊：“以血還血，以牙還牙”。

　　中央文革並沒有出席大會。三司代表倒是出席了。但並沒有形成紅衛兵內部策
略派所希望的與三司聯合的局麵。這次大會隻是加深了三司與紅衛兵的對立，促進
了中央文革鎮壓紅衛兵的決心。１９６７年１月號紅旗雜誌社論明確把事實上並不
存在的“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定為反動組織，其實是為以三司為首的對立
麵以武力鎮壓各校紅衛兵大開綠燈。於是，演出了一幕一幕武鬥和抓人的事件。卜
大華在１９６７年１月份在軍隊的配合下，被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非法捕走。熊
鋼在１９６７年４月清明節遊覽頤和園時，被三司的便衣非法綁架。其他學校也有
大批紅衛兵被捕。其間，曾發生著名的紅衛兵多次衝擊公安部拯救弟兄的事件，也
成為紅衛兵的罪狀。據說其中有幾次衝擊是三司派人假冒紅衛兵幹的。

　　１９６７年４月清明節綁架事件發生後，北大附中紅旗女將彭小蒙寫信給毛澤
東為被捕的紅衛兵們申述冤狀。看來小丫頭的麵子比老帥大，毛終於發了惻隱之心
，下令放人。並說“人是我叫抓的”，意思是不要怪罪中央文革小組和江青。４月
２２日，所有以“聯動”名義被抓坐牢的紅衛兵都被無罪釋放，並得到江青為首的
中央文革小組的接見。江青說了一番安撫的話，重新肯定彼此都是自己人。

　　紅衛兵這時麵臨不同的生活方式。北京市中學的舞台已被新興的“四三”“四
四”派占據。有一部分紅衛兵就在學校裏和他們爭權奪利。我覺得這樣做是沒有意
義的。他們說，這也是為你奮鬥。這是爭將來的分配權。我回答說：文革所有的事
務都是曇花一現的。將來的分配權不可能由某一個群眾組織把持。現在有時間不如
遊山逛水，或者讀書，多學點本事。

　　的確，除了在學校裏苦鬥的戰友外，還有宋柏林這樣的紅衛兵就像我主張的一
樣過著逍遙自在的日子，人稱“逍遙派”。或旅遊；或讀書；或辦報；或演劇；或
寫詩寫小說；或組織小團夥打架鬥毆，拍婆子（交女朋友）。總之，那一樣都比在
學校強。

　　我雖然在１９６６年秋天退出了文革，但紅衛兵的大起大落引起了我的深思。
在紅色恐怖發生和達到高潮時，清華附中等學校的紅衛兵曾經發出警告。但被毛澤
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所否定。現在他們又以此為由，扶植反對派，鎮壓紅衛兵。當時
我還不知道毛澤東在這裏的作用，隻是覺得中央文革小組在玩弄資產階級政客手法
，推行了一條左傾機會主義路線。１９６６年冬天我在醫院裏寫了不少批判中央文
革的文章。有的通過熊鋼以匿名信形式寄出，有的交給學校紅衛兵希望發表。其中
有一篇題為《問罪中央文革》，被傳到學校。鄺桃生看到後，把題目改為《致中央
文革》，不顧個人安危，私自以“延征”名義抄成大字報發表後流亡外地。在後來
的武鬥中又被造反派綁架，以反革命罪名拘禁毒打批鬥。這篇文章現在看來，要比
三論造反精神一類成熟得多。顧及到紅衛兵組織的安全，當時紅衛兵領導層是反對
發表這種文章的。宋柏林還警告我：再寫這類東西，就會被踢出紅衛兵。

　　我也真正地遊離了學校。１９６７年２月，北京一零一中素不相識的初二女生
胡寶朋神神秘秘地找到我，說“踢開中央文革”，“毛澤東已經到了斯大林的晚年
”。我心想，這個女孩子也太大膽了。跟我素不相識，就敢說主席的壞話。要是在
文革初期，我肯定要把她當成反革命了。而現在，她的無忌童言，倒是我啟蒙的新
起點。從她那裏，我讀到了不少過去內部發行的書。如南斯拉夫德熱拉斯（現通譯
吉拉斯）的《新階級》。形勢的發展，與友人的交流，讀書的思考，使我逐漸認為
，文化革命是走向皇權專製的政變，是禍國殃民、摧殘文化的災難。毛澤東的革命
路線實為神經路線。

　　１９６７年下半年，我和寶朋一起拜見了已經下野的原三司首領、地質學院東
方紅原魁首朱成昭。朱成昭具有領袖氣質，有著難以抗拒的魅力，怪不得葉帥的寶
貝女兒會投到他的懷抱裏。這個曾協助中央文革小組重新組織左派隊伍打擊紅衛兵
的絡腮胡子大漢此時滿腹牢騷，說“蒯大富是順著我的大腿爬上來的”。談到中央
文革，他說：我掌握的材料一拋出去，他們就完蛋。談到劉少奇，他說：劉少奇才
是正確的。那麽毛澤東就錯了嗎？朱無語。當收音機裏傳出“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
帥偉大的舵手偉大的導師”時，朱厭煩地一下把收音機關掉。後來聽說，朱曾經單
獨審過彭德懷。此後，朱就變了一個人。

　　寫到這裏，我覺得也該收筆了。文革的故事幾乎是講不完的。能夠幫助理解宋
柏林日記就可以了。那麽，我現在怎樣看待那個時期的紅衛兵，是不是也該說說呢
？我沒有辦法說別的紅衛兵，因為我不了解他們。我隻能說說我自己參與的那個清
華附中紅衛兵。這個紅衛兵不管其曆史功罪如何，它成了我的一個永遠的家，裏麵
的成員是我永遠的親人。的確，他們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人。 

轉自《世紀學堂》

評論：

 

 

“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誕生史實

（德國）仲維光

~{　　第一個紅衛兵小組就是在我高中所在的班上誕生的，這個小組的主要成員甚至~}

~{在初中時（如駱小海，幹部子弟）就和我同班，有的（如卜大華，軍人子弟）則同~}

~{級不同班。~}

~{　　關於文化革命中的紅衛兵的看法，目前仍然有人或對早期紅衛兵、或對造反派~}

~{十分留戀，作者在本文中回憶與思考了以下問題：~}

~{　　一、紅衛兵是如何產生的？“血統論”在其產生中起了哪些作用？它和極權社~}

~{會的關係是什麽？紅衛兵是否是維護一小部份人極權的產物？~}

~{　　二、共產黨極權社會的黨衛軍——紅衛兵，在文化革命中是如何起伏的？從清~}

~{華附中紅衛兵產生擴展到紅八月前後的紅衛兵及東、西城糾察隊，從紅八月到聯動~}

~{（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的曆史過程。~}

~{　　三、造反派（紅衛兵）和紅衛兵的共同點在什麽地方，它們的區別又是什麽？~}

~{如何看待當代共產黨極權主義（用封建專製一詞來描述是不確切的）的政治和文化~}

~{？紅衛兵和極權社會的關係是什麽？~}

~{一、六十年代初期~}

~{　　一九六一年，我考入清華附中初中。那個時候，就已經有了階級路線，大學和~}

~{大學中的專業錄取都有很嚴格的出身標準。經曆了五十年代的老師和校領導也已經~}

~{“自覺”地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膽大妄為的人，有獨立思想的人基本上都從表麵~}

~{上消失。當然，實際上仍然還存在一些不安分的人，不然的話怎麽從初中二年級開~}

~{始，我們學校自編的語文課本上就開始有批判文章，批判巴人的人性論。從六三年~}

~{起，學習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做無產階級接班人、反對修正主義和平演變等越來~}

~{越多地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

~{　　升入高中前學校又開始了對電影《北國江南》的討論。我們那時的政治課，及~}

~{學校和班裏的壁報都是這一內容。六五年學校的文藝宣傳隊還仿效大型音樂舞蹈史~}

~{詩《東方紅》自編自演了《做共產主義接班人》，鄭義（筆名，原名鄭光召）當時~}

~{是這一劇的主要執筆人之一。~}

~{　　從六二年起，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政治空氣越來越濃。毛澤東越來越多地談~}

~{論階級鬥爭。六二年夏天，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發出了著名的號召：階級鬥爭~}

~{，“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

~{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一次。”繼而開始了社會主義教育和四清運動，全麵深挖修~}

~{正主義根子。階級鬥爭及伴隨而來的階級路線使極權在各個領域都向更深層蔓延，~}

~{直到六六年所謂“觸及人們靈魂的革命”。~}

~{　　敏感的知識分子在六四年“教改”出現時就已經感到又要大難臨頭。這一年二~}

~{月十三日，剛好是舊曆春節，毛澤東在聽取鄧小平、陸定一、林楓、康生、彭真等~}

~{人對教育工作的情況介紹時明確地指出：~}

~{　　“現在課程就是多，害死人，使中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曆來~}

~{狀元沒有出色的……現在這個辦法，是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讀那麽多~}

~{書，考試辦法是對付敵人的辦法，害死人，要終止。”~}

~{　　同年七月五日毛澤東與侄兒毛遠新的談話更是主要涉及教育革命和教育改革。~}

~{他說，“階級鬥爭。是你們一門主課”，“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學畢業”~}

~{，“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教員就那麽多本事，離開講稿什麽也不行”。該~}

~{年十一月九日，高等教育部向全國轉發了《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紀要》的文件，從~}

~{根本上為教育革命注入了新的政治內容，規定了方向。~}

~{二、六三年到六五年~}

~{　　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做的一切，其實和其它各國的共~}

~{產黨有著很大的共性，很多現象也類似。那時，毛澤東重新強調階級鬥爭，同時開~}

~{始的社教、四清運動，和伴隨著階級鬥爭而來的階級路線，無一例外地籠罩著北京~}

~{的中學、大學。從六十年代初期，大學招生越來越徹底地貫徹階級路線。很多人，~}

~{從出身上就被決定了絕對進不了大學門。一般出身的人，則被大學的重重密級規定~}

~{所限製，很多專業根本不會取他們。他們隻能報考師範或那些古老的、與國家發展~}

~{關係重大的前沿理論技術無關的專業。我所在的清華附中在六四年有一位被稱為天~}

~{才少年的學生，他剛剛十六歲，功課極好，隻因為父親在台灣，而被拒之在大學門~}

~{外。這一下子幾乎使他神經崩潰，他哭著喊著要到台灣找父親。他成了學校教育我~}

~{們的白專典型。我同班的一位同學，章堅，學習成績優秀，隻因為出身問題，就沒~}

~{有考上高中而在家待學。這一打擊改變了他的性格和一生的命運。六十年代，出身~}

~{稍有問題的人，沒有一個人能沒有壓力地生活。~}

~{　　伴隨著大形勢傳來毛澤東與毛遠新的談話和給毛遠新的信。革命接班人問題，~}

~{幹部子弟的理想抱負問題，教育革命問題，明確地提了出來。通天的幹部子弟從六~}

~{三年開始就在北京的一些中學中躁動，弄得山雨欲來風滿樓。聰明一點的北京市的~}

~{某些中學大學的領導人為了在變化的政治環境中自保，已經學會了看著某些幹部子~}

~{弟的顏色行事。六三年開始北京市的一些重點中學如四中、八中以及六中等都開始~}

~{了四清。這些學校的領導除了在貫徹毛主席的教育路線和幹部教師隊伍的階級路線~}

~{上存在問題外，沒有保護好幹部子弟也是他們很重要的一條罪狀。因此，除了在這~}

~{些學校的領導層中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行了激烈的清理、撤換領導班子外，在學生中~}

~{也展開了貫徹階級路線、清理白專學生的運動。很多班級的班幹部即刻進行了撤換~}

~{。事實上，在那時的班幹部中已經基本上沒有出身有問題的學生，隻有出身一般而~}

~{仍然不是紅五類，或是老實的工農子弟。因為到了六三年、六四年已經沒有老師敢~}

~{於用出身不好的學生作班上或學校的領導工作。因為，隻此一點就說明這位老師在~}

~{政治上有問題。但是盡管如此，班幹部還是要再清理，要盡可能地都換成幹部子弟~}

~{。~}

~{　　在這場四清中，就我所知一些學生已經被內定為白專學生，大學不得錄取。例~}

~{如四中的曹小平，乒乓球一級運動員，被內定為白專學生，大學不得錄取。他隻是~}

~{由於有體育特長和學習好，清華大學想要他，而恰恰在六五年政治稍微有些鬆動，~}

~{所以很運氣地被清華破例錄取，但是，進的是密級最低的土建係。我還認識一位與~}

~{此有同樣遭遇的八中的學生。~}

~{　　北大附中的宮小吉的文章“換取五分的秘密”就是在這種階級鬥爭的形勢下出~}

~{現的。宮的文章也許講了一些一般學生的投機取巧的作風，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的~}

~{這篇文章是在當時形勢和毛澤東與毛遠新談話的影響下，來對舊教育係統進行清算~}

~{，是為繼續推行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在教育領域內實現完全意識形態化的努力，是~}

~{亦步亦趨在毛澤東的教育革命大方向下的。~}

~{　　六三年以後四清和教育革命的主導思想都是鞏固政權，繼續五十年代以來對所~}

~{謂資產階級學術和文化教育的徹底清算。教育革命最重要的是培養“無產階級接班~}

~{人”，培養又紅又專的工具。任何獨立自由的思想，任何獨立自由的探索，不管它~}

~{是西方的還是中國傳統的，都要清算。如果說五十年代對道德和知識，對傳統和文~}

~{化是滅頂的毀滅，那麽六十年代則是力圖要斬盡殺絕，用共產黨自己的話說是，“~}

~{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　　所有上述這一切在北京市的中學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我所在的清華附中是教~}

~{育革命搞得“非常好”的學校。清華大學在蔣南翔的領導下從五十年代起就強調培~}

~{養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的紅色工程師。五十年代進行了院校調整，利用反右等運動~}

~{對教師隊伍進行思想和組織的清理。到六十年代初期，則更進一步進行了教材和教~}

~{學改革。除了更加強調對學生的思想教育以外，在教材和教學上的所謂“少而精”~}

~{，實際上是使學生向工具性的方向發展，完全抽去了自然科學的認識論內容。那時~}

~{，我們升入高中的第一件事就是組織參觀“反右成果”展覽，進行思想教育。有意~}

~{思的是，我高中的數學老師是原清華大學機械係的黨總支書記呂森，因為五七年被~}

~{打成右派所以下放到附中教書。這是一位很有才華的老師，課講得言簡意明、清楚~}

~{之至。整個高中階段每次課後我花在數學上的時間基本上在十五分鍾左右，而成績~}

~{卻幾乎沒有掉下九十分，完全要歸功於這位老師。但是，就是這位“右派”老師，~}

~{課上言必提主席春節講話如何如何。可見那時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在教育界所產生的~}

~{影響。而主席春節講話的中心意思就是如何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位~}

~{老師在八十年代複出後，再度出任過清華大學教務處主任，據說思想還是很左。~}

~{三、六四年到六六年~}

~{　　清華附中之所以沒有搞四清是因為它隸屬於清華大學而不是北京市教育局，而~}

~{清華大學自從蔣南翔掌權以來，一直以推行又紅又專、抓緊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

~{嚴格執行黨的階級路線著稱。應該說清華大學已經夠“左”了。~}

~{　　附中的所有校領導幹部都是大學任命的，並且受大學領導，當然和大學是一脈~}

~{相承的。但是，雖然有大學這麵擋風牆，清華附中的校長還是深切地感到從城裏中~}

~{學吹來的這股以幹部子弟為前導的四清和階級鬥爭之風。從六三年開始，學校已經~}

~{嚴格地在學生幹部、校幹部、學生團員和黨員的培養上執行階級路線。除了升高中~}

~{時的政治審查外，在高二挑選預科班學生時，為了保證進預科班的學生都能進清華~}

~{大學，學校對學生家庭進行了外調。據一位老師說，清華附中是當時中學中唯一一~}

~{所有能力、並且真的做了對學生家庭情況進行外調的學校。~}

~{　　學校領導雖然也進行了積極的調整，出身地主的校長萬邦儒不再做黨支部書記~}

~{，但是，在風聲鶴唳的政治形勢下仍然非常緊張。~}

~{　　六四年，我進入高中的第一年，在高六三一班發生了婁琦、熊剛打架事件。原~}

~{因是熊剛不滿意那天負責賣飯的婁琦所給的飯菜，出言不遜罵了婁琦，因而爭吵起~}

~{來。婁琦一怒之下首先打了熊剛一拳而導致雙方扭打。動手打架，在當時的清華附~}

~{中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第二天在課間操時學校教導主任對事件的雙方提出了嚴~}

~{厲的批評。這表明，此事在學校的日常生活中已經是夠嚴重的了。然而，在當天的~}

~{晚自習課上，突然每班的擴音器又響起來，要大家晚自習後不要動，說校長有重要~}

~{講話。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大家一下子感到一定發生了什麽極其嚴重的事情。結果~}

~{是校長以偏袒熊剛的口氣對婁琦再次進行了更為嚴厲的批評。這種露骨的做法一下~}

~{子引起了一般同學的嘩然。第二天開始在食堂裏就出現了不滿校領導做法的大字報~}

~{。並且越來越多，大有不可收拾之勢。~}

~{　　這件事之所以出現一百八十度的轉彎是因為熊剛的父親是駐古巴大使。在清華~}

~{附中也有一大群幹部子弟，但是和四中以及師大女附中等校的區別是，很少有劉少~}

~{奇、鄧小平、彭真、賀龍、薄一波這種最高層的領導人的子弟，在清華附中有的是~}

~{一些部級領導人的子弟。這也造成了日後清華附中紅衛兵的特點。因此，熊剛在清~}

~{華附中也就算是較高級別的幹部子弟了。六四年，幹部子弟問題已經越來越突出地~}

~{提了出來，清華附中的校長出身地主，其他領導也少有工農出身。當然不願意由於~}

~{不能有效地保護幹部子弟而犯政治錯誤，產生政治動蕩。~}

~{　　婁熊打架事件，學校領導最後費了很大力氣才把大家的不滿壓製下去，在第一~}

~{線的婁熊所在的高六三一班的平民子弟，在階級鬥爭和階級路線的壓力下最後都做~}

~{了檢查，因為不檢查，真的有可能由此就被記上一筆，上不了大學，影響終身。經~}

~{過了五十年代，每一個中國人的家庭都在內心深處埋下了恐懼，噤若寒蟬，小心翼~}

~{翼地生活。中學生雖然年幼、膽大，卻也少有人膽大包天，敢自投羅網。~}

~{　　六四年發生的婁熊打架事件，和六六年在清華附中發生的紅衛兵事件有一個很~}

~{大的不同，就是六四年是平民子弟和校領導的對抗，而到了六六年卻發生了一個反~}

~{轉，這個反轉的原因其實都是因為階級路線，因為幹部子弟的特權欲。~}

~{　　大約在同時，曾經做過羅瑞卿秘書，後任公安部副部長的王仲方的兒子王銘（~}

~{後來的紅衛兵小組主要負責人），初中由四中畢業隻考取到北京五中，但是，他卻~}

~{通過關係轉到了當時北京市中學錄取分最高的清華附中。這種轉學對平民子弟來說~}

~{猶如天方夜譚。然而，這位轉到清華附中的王銘，由於散漫，在入團問題上遇到了~}

~{困難。團支部多次討論沒有通過他的入團申請。但是，他居然為此向團中央寫了一~}

~{封告狀信，說清華附中的領導不執行階級路線。這立即嚇得校領導跑來安慰他，並~}

~{責令班上的團支部發展他入團，入團後則立即就擔任了支部組織委員，繼而又升任~}

~{清華附中分團委委員。~}

~{　　雖然如此，如上所述，清華附中基本上是一個平民子弟為主的學校。由於它強~}

~{調德智體全麵發展，因此，在清華附中，要想出人頭地，隻是一般的功課好是不行~}

~{的，還必須有突出的體育成績或文藝特長。這對幹部子弟無疑是設了一道難以逾越~}

~{的障礙，增加了這個學校的平民特色。像上麵提到的熊剛雖然成績很好，但是由於~}

~{是死用功而來，且無任何其它特長，所以仍然沒有被分入預科班。而清華附中高中~}

~{的非預科班學生在學校基本上被視為二等學生。王銘雖然是預科班的學生，但是，~}

~{他缺乏體育文藝特長，功課又不足以好到拔尖，所以在清華附中是默默無聞的。至~}

~{於紅衛兵最早的發起者駱小海和鄺桃生（幹部子弟）也是如此，卜大華則功課平平~}

~{，體育上是清華附中中最不需要特長就能加入、最不受重視的航海隊成員。說到張~}

~{承誌，則不僅進不了預科班，而且要用課外時間補習數學，且無任何體育文藝特長~}

~{，是在清華附中感到個性受到很大壓抑的一類學生。隻有既是幹部子弟、功課好，~}

~{而且體育又極其突出的關天池（原高六二四班，八百米北京市中學冠軍，數學競賽~}

~{二等獎，幹部子弟，黨員），才是清華附中出盡風頭的學生。現在官運亨通的統戰~}

~{部副部長劉延東則因為無幹部子弟的跋扈氣、聽話肯幹，風頭雖然不如前者但也是~}

~{清華附中大名鼎鼎的學生。而出身不好的鄭光召（鄭義）則由於體育文藝突出，竟~}

~{然在清華附中獨領風騷，無出其右者。這是他始終讓幹部子弟視為肉中刺的原因之~}

~{一。~}

~{　　幹部子弟，卻又不是很高級別的幹部子弟，在清華附中的平民環境中受到了一~}

~{種無形的壓力束縛。~}

~{　　六五年秋天，北大附中宮小吉的文章已經在中學中傳聞。而這一年十一月十日~}

~{上海的《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隨之，報紙上~}

~{開始了討論。這時我同班的卜大華和鄺桃生在課下也提出要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參與~}

~{這場討論。與此同時，受上述影響，一天晚自習後，駱小海在教室後麵的壁報上貼~}

~{了一篇“造反精神萬歲”的短文。~}

~{　　駱小海的這篇文章的意思和宮小吉的文章類似，是要造因循的老師和舊教育製~}

~{度的反，無產階級要占領教育陣地。這篇文章當然在教室後麵的壁報上引起了一些~}

~{討論。並由此開始在卜大華、鄺桃生和駱小海周圍逐漸形成了一個圈子。那時在我~}

~{們班，預科六五一班，分團委委員班長是王東岩，幹部子弟，團支部書記楊榮杏（~}

~{女）是工農子弟，都老實聽話，是校領導的“紅人”。而前述三人卜、駱、鄺，兩~}

~{人出身中層幹部，一位是革命軍人，從人的本性上是屬於不安分，性格活躍的人，~}

~{應該說比某些校領導的紅人有才氣，但是，不幸的是他們走入的是衛道之路。~}

~{四、紅衛兵小組的形成~}

~{　　駱小海的小字報逐漸在班裏形成了一個小圈子。當然，秉校領導意思的人，對~}

~{這種自作聰明的“亂來”是不能苟同的。校領導也擔心這種討論產生動蕩，帶來更~}

~{多的麻煩。所以小心翼翼地限製它。而宮小吉和駱小海們的不滿，當然首先麵對的~}

~{就是學校和老師，以及受學校重用的學生。~}

~{　　然而，在駱小海的小字報後，逐漸由《海瑞罷官》的討論發展到批判“三家村~}

~{”的運動。學校的政治課，牆報都逐漸換上了這些“大批判”。伴隨著社會政治形~}

~{勢的變化，駱小海們也調子越來越高，上綱上線提高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高度上了。~}

~{他們在那個時候已經從部隊內部的宣傳中感知到了林彪對毛澤東思想的吹捧，某些~}

~{人並且已經驕傲地擁有了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因此，卜大華、駱小海和鄺~}

~{桃生等人的中心調子就是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大旗，一切都必須符合毛澤東思想。~}

~{批判“三家村”的中心任務就是無產階級要占領史學陣地，教育陣地，要占領一切~}

~{知識陣地，要驅除一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用無產階級和毛澤東思想占領一切知~}

~{識和精神領域。比起學校政治課和社會上一般的批判“三家村”的運動，他們的調~}

~{子要高得多，他們“高”就“高”在上綱上線上。他們明顯的內心衝動就是要看準~}

~{風向，充當無產階級專政的“刀鋒”，爭姚文元式的風頭！~}

~{　　到了六六年三月，他們的調子已經和學校領導的對“三家村”的批判明顯地區~}

~{分出來，他們認為，學校領導是在假批判，真包庇。他們認為，“三家村”等黑店~}

~{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三家村”的黑市場。而“三家村”的黑市場就是那些資產階~}

~{級子弟，這些子弟和“三家村”產生強烈的共鳴，是“三家村”的社會基礎。自從~}

~{六三年批判《北國江南》等電影以來的文化領域中的鬥爭，即在文化領域中的革命~}

~{——文化革命，最重要的是搞人的思想革命化，鏟除一切資產階級滋生的土壤。而~}

~{這土壤就是校領導包庇重用的出身非紅五類的“白專”學生。~}

~{　　三月底、四月初，卜大華們鬥爭的矛頭已經明顯地指向了一般出身的學生，而~}

~{校領導之所以使他們不滿也不過是“重用”一般出身的子弟，使這些知識分子和平~}

~{民子弟占了他們的位置，奪了他們的風頭。其實所謂“重用”不過是沒有把這些平~}

~{民子弟“打入底層”，永世不得翻身。“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

~{，這就是成長起來的幹部子弟的胸懷世界的抱負。駱小海後來寫的要“血染太平洋~}

~{，頭斷華盛頓”的偉大抱負在六五年前後就開始形成了。~}

~{　　我所在的預六五一班，到了六六年三月底四月初，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

~{、搞思想革命化、取締資產階級黑市的紅衛兵小組已經成了雛型。這對所有不跟著~}

~{他們跑的平民子弟，甚至其他紅五類子弟，都構成了相當大的壓力。而由於他們的~}

~{目的就是要占領一切“資產階級的陣地”，凡不是他們當權的地方當然也就是非無~}

~{產階級的。班幹部和班裏的團幹部，是他們目標之一，校領導作為這些人的後台，~}

~{當然就成了他們的第一目標。然而，在這種對壘的形勢下，校領導的紅人——班幹~}

~{部，卻是無能的，他們隻會跟著“黨”走，而不會進行紅衛兵小組的那種所謂“獨~}

~{立”的作戰。於是，我們這些從不關心政治的人就逐漸走向了和紅衛兵小組對抗的~}

~{第一線。~}

~{　　大約與此同時，我們班的這個以卜、駱、鄺為首的小集團也擴展到其它班級，~}

~{當然首先就是高三的王銘等人，這或是由於他們的家庭地位高、消息靈通，或是由~}

~{於和社會聯係廣，或更主要的是他們本來就是這個潮流中的人。王銘小學和初中在~}

~{育才學校和四中。他的同學都是幹部子弟，很多是高幹子弟。如在六十年代初期開~}

~{始到文化大革命中都非常活躍的孔丹、秦曉、王尚榮等人都是他的同學。再後，這~}

~{個紅衛兵小組擴展到校外，六月八日，四中等校的幹部子弟支援清華附中的活動，~}

~{當然都與他有關。故王銘一進入就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王銘的進入也導致了我們和~}

~{高六三一班鄭光召、宋海泉和戴建中等人的聯係，自四月底開始，我們和鄭光召等~}

~{人也形成了一個小組，經常在一起摸索對方的動向，商量對策。那時，我們一方麵~}

~{和他們在暗中對抗，另一方麵也不斷地寫批判三家村”的文章，以表明我們是緊跟~}

~{黨中央的大方向的。~}

~{　　四月十七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

~{大革命進行到底”。我清楚地記得這篇社論引起了他們極大的興奮，至今鄺桃生洋~}

~{洋得意地在教室中一遍又一遍、一段又一段地朗讀這篇社論的景象猶在眼前。緊接~}

~{著發表的林彪的“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念念不忘突出無產階級政治~}

~{，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階級鬥爭”把他們的情緒帶到一個高峰。此後~}

~{到六月，他們仔細跟蹤解放軍報的每一篇社論和評論員的文章。而且幾乎每一篇文~}

~{章都使他們雀躍，歡呼，興奮不已，猶如已經壁壘分明。我們這幾位非團員，從來~}

~{不過問政治的人，居然成了對抗這個小集團的主要運作人。到那時為止，我們的思~}

~{想並不複雜，對大的政治形勢的背景毫無了解。隻是憑著直覺，和一些不甘挨整的~}

~{平民意識。我們並不知道林彪的作用，根本不知道什麽是黨內鬥爭。所以，即使他~}

~{們從一開始就把林彪在《毛澤東語錄》上的題字，和林彪的每一個指示作為大旗，~}

~{仍然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直到六月運動全麵開始後，我們才逐漸意識到，運動原~}

~{來主要是中央的權力鬥爭。而在四月和五月，我們根本沒有想到林彪這些話和《解~}

~{放軍報》這些文章的意思是對我們不利的。~}

~{　　我現在仍然清楚地記得的是五月八日《解放軍報》發表高炬的題為“向反黨反~}

~{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光明日報》發表何明“擦亮眼睛、辨別真偽”的文章，~}

~{在他們之中引起的另一次興奮高潮。報紙的這些文章真是令這些有“獨立”思想的~}

~{人奔忙不迭。那時，我們班裏並不訂這兩份報紙，由於學校偏僻，弄到報紙並非易~}

~{事，但是他們總是及時地把報紙弄到教室中，得意洋洋地傳閱。~}

~{　　十日《文匯報》推出姚文元的“評‘三家村’——‘燕山夜話劄記’的反動本~}

~{質”；十一日出版的《紅旗》第十一期發表戚本禹的“評《前線》、《北京日報》~}

~{的資產階級立場”。在這期間還發生了更多的一些平民子弟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五~}

~{月七日（即五七指示）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

~{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由於彭真沒有正麵回答毛澤東“吳晗是不是反黨~}

~{反社會主義？”這一問題，而仍然把引導全國對吳晗的《海瑞罷官》進行“學術討~}

~{論”的二月提綱發到全國，引起毛澤東極大憤怒。在三月七日到二十三日的政治局~}

~{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明確地提出，文、史、哲、法、經，要搞“文化大革命”，要~}

~{堅決批判，到底有多少馬列主義？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年青的學術權威，不要怕青年~}

~{人犯“王法”。~}

~{　　此後，在多次談話中，他指責《二月提綱》混淆界限、顛倒是非，如果北京市~}

~{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

~{”。終於北京市委於五月十三日被徹底改組。十六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了正~}

~{式的“文革”政策性文件，即“五一六通知”。在通知中，毛澤東親筆寫道：“一~}

~{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

~{，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

~{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

~{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群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

~{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

~{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　　十七日康生的太太曹軼歐親往北大，鼓勵聶元梓等人造反，二十五日聶元梓等~}

~{人在北大貼出大字報。這一切在卜大華等人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在這種情況下，~}

~{始終“和黨中央”亦步亦趨的以王銘、卜大華、駱小海、鄺桃生為首的清華附中的~}

~{這一小組在一波又一波的五月風雲中充分了解山雨欲來的形勢，尤其是在聶元梓的~}

~{大字報（一般人六月一日後才知道）後，他們亢奮到了極點，終於五月二十九日在~}

~{圓明園成立了“紅衛兵小組”。在討論叫什麽名字時，張承誌說，“就叫紅衛兵吧~}

~{。意思是做毛主席的紅衛兵，同階級敵人、反革命修正主義鬥爭到底！”大家一致~}

~{讚成。至今，張承誌還以紅衛兵的名字是他起的而自豪。~}

~{　　他們能搶到在全國大革命的運動開始前三天行動，在那個信息封閉的社會，他~}

~{們究竟有多少“獨立”性，我想是不言自明的。~}

~{　　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當晚中央廣播電台向~}

~{全國廣播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我們一下子感到風向不對。然而，我們雖然敏感~}

~{地決定必須向校黨委提意見才是當前的方向，並且在六月一日連夜貼出很多向校黨~}

~{委開火的大字報，但是為時已晚。四月、五月的一切已經把我們推到了無法翻身的~}

~{“保皇派”的境地。事實上，由於我們是作為幹部子弟的對立麵出現的，象在婁熊~}

~{打架中那樣，無論我們是什麽觀點，在六六年六月都肯定是失敗。因為那時中心的~}

~{問題是階級鬥爭、階級路線，是無產階級政治和無產階級專政。況且，那時，這些~}

~{平民子弟既沒有那種關心大政治的意識，也沒有那種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氣魄（在~}

~{共產黨統治下他們也根本不可能有）。~}

~{　　六月二日紅衛兵小組貼出了第一張向修正主義黨委開火的大字報，當然攻擊的~}

~{重點是所謂掌握了權力、反對毛澤東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在教育界貫徹資產階級的~}

~{階級路線和教育路線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大字報中充分顯示出他們不是獨立的，~}

~{而是完全緊跟由毛澤東確立的，林彪、四人幫推波助瀾的“政治形勢”，維護最高~}

~{權勢。大字報中再次顯示出幹部子弟先天的對平民和對一般基層幹部的蔑視和肆無~}

~{忌憚的攻擊。他們在這篇大字報中明確地寫道：“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不管他~}

~{是什麽人，不管他打著什麽旗號，不管他有多麽高的地位，統統都要砸得稀爛。”~}

~{　　與此同時高六三二班的王家強（幹部子弟出身，團支部書記）和高六三三班的~}

~{一些人也貼出了保衛校黨委的大字報，兩邊大字報都形成了自發的簽名。而我的朋~}

~{友和我沒有在任何一邊簽名。從這一天開始，清華附中氣氛大亂。然而，由於無人~}

~{能動校領導，校領導也無力控製局勢，所以，學校呈現為混亂的對峙。~}

~{　　六月八日，在學校西側通往體育學院的路上突然出現了黑壓壓的一片、近百位~}

~{騎自行車由城裏來支援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的幹部子弟。其中主要是在前兩年四清~}

~{中就已經鬧得很凶的四中、八中的一些幹部子弟。據說有前文說的孔丹、孔棟兄弟~}

~{，秦曉、王尚榮及薄一波的兒子薄熙成、薄熙勇兄弟等。清華附中的學生和校領導~}

~{哪裏見過這種陣勢，校領導怕出事關了西校門。校門外堆積了幾百人，大有一觸即~}

~{發之勢。前兩年剛剛切掉一個肺的副校長韓家鼇親自冒著烈日到校門外勸解外校同~}

~{學回本校去，不要無組織地串聯，以免發生意外。但是這哪裏可能有效。“十七級~}

~{幹部，我們家有好幾個呢！”這是躦動人群中的一句調侃的名言，卻真正代表了他~}

~{們心底的聲音。在那些“以天下為己任”的狂妄的幹部子弟心中什麽時候把基層幹~}

~{部放在眼裏呢！在群情激昂的人群中有人開始對校長無禮，恐怕這是清華附中最早~}

~{武鬥，蹂躪幹部老師的開始。這一下子激怒了那些對校領導有深厚感情的學生。高~}

~{六三二班的宣夏芳（女，工人出身），就是在這種激昂的氣氛中憤而自動站出的一~}

~{位同學。她在憤怒之下以“宣戰”為筆名寫了一篇大字報，並且公然麵對這一群從~}

~{來不把一般人看在眼裏的喧囂的幹部子弟朗讀。宣戰在文章中寫道，“什麽是紅衛~}

~{兵，是反動組織黑衛兵”，你們“後麵是靠不住的冰山”，“我們要用鮮血保衛黨~}

~{支部，保衛黨！”~}

~{　　雖然宣夏芳出身沒有問題，卻為此在其後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被鬥、被整肅，~}

~{並且遭到紅衛兵們切齒的痛恨。而我們這幾位從四月就和紅衛兵小組分庭抗禮的人~}

~{，要比宣夏芳“狡猾”，我們看到了大的政治形勢，盡管無論怎麽都改變不了我們~}

~{的政治位置，但是，我們不會愚蠢地衝到第一線去。~}

~{　　當晚，無法安定的清華附中從團中央開來了以中央團校校長劉晉為首的工作組~}

~{，宣布接管學校的領導。為什麽不是從教育部或教育局而是從團中央派來工作組，~}

~{是不是也和某些幹部子弟通天有關，我至今不知。我聽說是某些幹部子弟到團中央~}

~{匯報，請來的工作組。那時團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兒子胡德華是我們學校高一的學~}

~{生。~}

~{　　工作組一進校就宣布支持紅衛兵。正如某些紅衛兵小組的人所承認的，那時，~}

~{明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根本上是被豢養的。~}

~{五、六六年紅八月前的清華附中紅衛兵~}

~{　　從六月九日起紅衛兵成了清華附中的掌權者，思想革命化、取締黑市之風也就~}

~{占領了清華附中的每一個角落。從六月九日開始到七月底工作組撤走這一段在學校~}

~{中主要進行的活動就是在工作組和紅衛兵的領導下，對校領導和各班班主任老師及~}

~{班幹部的揭發批判。全校性的活動就是對校長萬邦儒和副校長等人的批判大會。每~}

~{天晚上，在教學樓前挑燈夜戰，高音喇叭中聲嘶力竭的哭訴和聲討在圓明園寂靜的~}

~{夜空中回蕩。當然“坐飛機”、揪頭發之類是群眾運動中“不可避免”的“合理”~}

~{現象。而在批鬥會之外的勞動改造也是不可避免的。~}

~{　　對幹部老師，對出身不好的同學，甚至對曾經占據了他們的位置的出身好的同~}

~{學也展開了整肅。就我所知，在一些班級，最開始挨整的是那些曾經占據了他們的~}

~{位置的出身好的同學。例如我們班，挨整最厲害的是楊榮杏、田小莊（革命幹部、~}

~{烈士子弟）和王東岩。高六三二班則是由高六三一班的紅衛兵小組的張明主持對王~}

~{家強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我清楚地記得，我們教室隔壁的高六三二班在張明~}

~{主持下的多次批鬥會。教室門開著，很多外班級的人也在旁聽，裏外擠得水泄不通~}

~{。批鬥會上不僅拳腳相加，而且張明居然卑鄙地說，王家強的父親出外革命，為什~}

~{麽會生下王家強？他是他母親和他爺爺生的。這對我們那些孩童是一個極大的震動~}

~{。我現在能想象這對那時十幾歲的王家強的心理會摧殘到什麽程度。說身心備受摧~}

~{殘，真是一點都不過分。張明為什麽這麽積極地跨班批鬥出身好的王家強，據說他~}

~{們以前有積怨。批鬥會上對出身稍差一些人的整肅最積極的倒是紅衛兵小組中被我~}

~{們稱為“跟屁”的那些出身有問題的人。~}

~{　　在這一階段，已經開始給老師和幹部剃陰陽頭。自八十年代來曾經主演過多部~}

~{電影的女演員霍秀兒，那時是初一的學生，也被剃頭批鬥和毆打。各班都開始了批~}

~{鬥老師和同學。高六三一班的班主任丁文惠和高六三二班的班主任童常貞都受到了~}

~{殘酷的批鬥，並且被剃了頭。他們和校長等領導一樣每天進校門，批鬥會前都要自~}

~{稱，“我是×狗，我老老實實認罪。”而無論是什麽批鬥會，深挖根源的第一步就~}

~{是出身是什麽。~}

~{　　大約與六月九日工作組進駐清華附中的同時，各個中學和大學也都進駐了工作~}

~{組，一般的生活秩序完全被文化大革命打亂了。從六月初，紅衛兵開始掌權之時，~}

~{階級路線進入了全麵的極左時期，血統論開始越來越表麵化。沒有血統論根本就不~}

~{會有紅衛兵！！這句話一針見血。沒有六十年代初期的階級鬥爭論，無產階級專政~}

~{論，沒有那時的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沒有階級路線和掌權“指點江山”的抱負，~}

~{哪裏會有紅衛兵的衝動。~}

~{　　從六月九日起，鄭光召等出身不好的人就成了狗崽子，“鄭狗光召不老實，就~}

~{叫他滅亡”，就是從六月九日後喊出的。至今在我的朋友中見麵互稱和自稱，“鄭~}

~{狗”、“戴狗（建中）”，“趙狗（伯彥）”、“劉狗（喜鴻）”，就是那個時候~}

~{在各班的批鬥會上，和大字報中留下來的充滿血淚的戲稱。~}

~{　　從六月九日開始，直到八月底開始串聯，學校活動散漫為止，出身不好的人所~}

~{作的事情就是檢查自己和互相揭發。~}

~{　　我所在的預六五班，紅衛兵小組的幹部子弟幾乎都成了校一級的“領導”，班~}

~{裏的很多事情就交到了一些出身並不很好的但是跟他們跑的人的手裏，當然象像李~}

~{德慶那樣雖然堅決地和他們一起造了反，但是由於不會阿諛，六月九日後就身不由~}

~{己地逐漸出了局。我清楚地記得六月中旬的一天，發遊泳證時，那位自己出身就有~}

~{問題的李姓女同學站在教室中的叫囂，“他媽的，那些資產階級狗崽子，你們聽著~}

~{，你們沒有遊泳的權利，隻有老老實實留在教室檢查自己，改造自己！我們進行了~}

~{審查，我沒有念到名字的，就沒有遊泳證。”沒有領到遊泳證的其實還包括個別出~}

~{身好的前班幹部。~}

~{　　鄭光召在工作組進校後一周左右畫了一副毛澤東畫像歌頌毛澤東象紅太陽，但~}

~{是，這馬上成了他的一條罪狀，“資產階級狗崽子懷著階級仇恨，醜化偉大領袖，~}

~{居然把偉大領袖的臉畫得通紅，並且有很多處不像。”~}

~{　　七月二十七日毛澤東突然出現在人大會堂，第一次正式接見了紅衛兵。清華附~}

~{中紅衛兵的首領立即感到了這一現象的政治意義，在第二天就連續貼出一論、二論~}

~{和三論無產階級造反精神萬歲三篇文章，並通過劉少奇的女兒劉濤轉交給劉少奇和~}

~{毛澤東。（這是一種說法，還有一種說法是通過江青轉交給毛澤東的。當然，可能~}

~{兩個渠道都走了）三論“造反精神”是共產黨思想和文風極其典型的產物，集中地~}

~{代表了十年浩劫中的那種無知、狂妄，對人性及其文明的蔑視。就這種意義說，駱~}

~{小海和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小組的成員不愧為共產黨文化在十七年中精心培養出的一~}

~{代，不愧為極權的共產黨人的後代。當然也可以說，是在多元社會中產生的第一代~}

~{共產黨人必然蛻化的結果。在大字報中有這樣的語句（全文見本刊增刊ｚｋ９６０~}

~{３ａ）：~}

~{　　“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我們說，要在‘用’字上狠下~}

~{功夫，就是說，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修正主義統治學校十七年了，現~}

~{在不反，更待何時？”~}

~{　　“你們說我們‘狂妄’，我們就是要‘狂妄’。你們說我們‘粗暴’，我們就~}

~{是要‘粗暴’。”“我們就是要把你們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隻腳！”~}

~{　　共產黨大批判語言到六六年中期的這一跳躍，扯掉了任何偽裝詞句，任何溫文~}

~{爾雅的麵紗，就連支持他們的工作組也感到有些過分。這就是清華附中紅衛兵曾經~}

~{有過的和工作組的所謂“矛盾”。然而，清華附中紅衛兵象以往一樣成竹在胸。~}

~{　　果然，毛澤東七月三十一日給他們寫了回信。八月一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

~{開，毛澤東又特邀了部份高等學校代表列席會。八月三日，一位中央領導把清華附~}

~{中紅衛兵首領召到釣魚台，給他們看了一些中央文件。八月初，江青還在天橋劇場~}

~{開的一次紅衛兵大會上突然秘密召見過卜大華等少數幾位紅衛兵頭目。這一下子把~}

~{這一毒焰燃向了全國。破四舊、抄家、血統論猶如天方夜譚魔瓶中放出來的巨魔一~}

~{下子席卷了全國。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一次檢閱了紅衛兵，全國沸騰了。清~}

~{華附中紅衛兵當然要站在第一線，他們等的就是這一天。整個社會和學校裏打人的~}

~{最高潮就是在這一時期前後產生的。七月二十九日，北京航空學院附中紅衛兵貼出~}

~{的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在這一時期已經走向舞台中央。這裏~}

~{必須要說的是清華附中的打人是在工作組進校前後，作為群眾運動中的所謂“過火~}

~{現象”出現的，在工作組撤離後到八月十八日之間形成高潮，是全國的先導。~}

~{　　無產階級的“子弟”有了最大的權勢毛澤東撐腰，當然要把一切非他們意的“~}

~{子弟”、思想、行為都打翻在地。“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是繼三論之後，紅~}

~{衛兵小組一篇最重要的大字報。不是他們“經不住社會浪潮衝擊，而寫下‘無產階~}

~{級的階級路線萬歲’文章”，而是多年來在他們血液中奔騰的思想終於可以肆無忌~}

~{憚地脫穎而出了。出自熊剛之手的此文，一下子飛向全國。這也是清華附中紅衛兵~}

~{可數的在社會上產生的幾次重大影響之一。~}

~{　　在此，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七月下旬之後在清華大學也進行過的關於對聯“~}

~{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辯論中，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完全是站在擁護~}

~{的立場上的。由於對聯在清華大學遇到的阻力，並且有大字報矛頭指向了劉少奇等~}

~{人，大學的幹部子弟希望中學的幹部子弟能給予支持，曾經所謂“反”工作組的清~}

~{華附中紅衛兵也感到事態嚴重，八月初，北京市幾個主要中學的紅衛兵齊集在清華~}

~{附中，然後在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帶領下，大隊人馬殺向清華大學，把所有的狗崽子~}

~{們的大字報都撕掉。這在當時也是影響非常大的事件。那天黑壓壓的自行車隊集中~}

~{在清華附中的大操場上，一色褪色軍裝，手提寬寬的軍用銅頭皮帶，浩浩蕩蕩殺向~}

~{大學。這是六月八日事件的重演，也是其後聯動的先聲。~}

~{　　打人事件幾乎是與紅衛兵的得勢孿生而來的。六月八日大批城裏中學的幹部子~}

~{弟齊集在清華附中門外之時，對出來勸阻的副校長韓家鼇就已經有暗中拳腳。從九~}

~{日工作組進校紅衛兵掌權開始，各路暗中的“太平”拳腳，走向桌麵。在清華園各~}

~{處，隻要有“黑幫”（即有問題的幹部或老師）人物出現，總是伴隨著拳腳。我的~}

~{一位朋友就曾經在群眾圍攻現任廣播事業局局長艾知生（那時清華大學的黨委宣傳~}

~{部部長）時，從身後給了他一腳。六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放手發動群眾，~}

~{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的社論後，鬥爭行為一下子升級，十八日北大師生設“鬥鬼~}

~{台”、“斬妖台”，把陸平等六十多個“黑幫”戴高帽批鬥。~}

~{　　拳打腳踢，遊街示眾，從六月中旬後越來越普遍。到三論發表的七月下旬，清~}

~{華附中鞭打學校幹部、老師和出身不好的同學到達了高潮。且不說，萬邦儒和韓家~}

~{鼇等校領導每天要在糾察隊（隊長就是張承誌）的皮鞭下（一點也不誇張），在炎~}

~{熱的太陽下勞動，而且動輒就會受到人身侮辱、耳光及鞭打。但就學生來說，每班~}

~{的出身不好的反動學生已經有近百人，其中在運動前就對立得很厲害的某些班級，~}

~{出身不好的人一下子掉下了地獄。如高六三一、六三二班的鄭光召、趙伯彥、梁強~}

~{、劉喜鴻、戴建中、徐經熊等人，以及出身好的校領導紅人王家強和張蘊環（女，~}

~{工人出身）都被打成反動學生，張蘊環甚至被剃了陰陽頭。他們除了必須每天寫檢~}

~{查參加勞改外，都不斷地遭受毒打。其中鄭光召被打得腎出血，趙伯彥隻因為在挨~}

~{打過程中不叫喚，就被加倍鞭打。上述幾個人都在烈日下被打得血肉模糊。戴建中~}

~{的檢查在將近五十米的樓道中對麵貼滿，地方不夠又轉到樓上，“浪費”了幾百張~}

~{紙，還是不能過關。高三的女生郭蘭蕙，高一的女生楊愛倫出身一般，被批判有資~}

~{產階級生活作風，不堪侮辱，前者服敵敵畏自殺，送到醫院沒有得到及時搶救身死~}

~{，後者神經恍惚，在撞火車時雖有幸被人救下，但是撞掉了幾隻手指頭，成為殘廢~}

~{。~}

~{　　在此前後，我高一的班主任老師，物理老師劉樹華因為不堪批鬥而從鍋爐房的~}

~{大煙筒上跳下自殺。我當時的班主任老師，六四年高中畢業留校的高惠英老師（女~}

~{，校共青團團委書記）被皮帶的銅頭打瞎了一隻眼睛。在初六四一班（初二）的批~}

~{鬥會上，學生們排隊，每人都要用皮帶抽打副校長韓家鼇幾下，以表示自己革命，~}

~{無人敢於拒絕下手。至於被銅頭皮帶打得渾身是血的則不僅有校長萬邦儒等校級領~}

~{導，還有一般教師和同學等至少幾十人以上。~}

~{　　我前麵曾經提到駱小海在工作組在時的某次大會上，得意洋洋地鏗鏘地朗讀他~}

~{的聲討美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檄文，紅衛兵要“血染太平洋、頭斷華盛頓”，“~}

~{把毛澤東思想的大旗插遍全球”，我們舊日的同學至今還經常在一起戲謔，“我們~}

~{就是要掄大棒，顯神通，把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教育製度砸個稀巴爛。”這些殺氣~}

~{騰騰、充滿血腥氣的語句，確實隻有清華附中這些有才氣的紅衛兵小組的人才能體~}

~{會並將其從無產階級專政的真蘊中升華出來。~}

~{　　從八月上旬開始，清華附中這些有“獨立思想”的紅衛兵“開創”的階級路線~}

~{血統論問題、徹底無產階級革命化問題在社會上越演越烈，六六年八月象八九年六~}

~{·四一樣是中國曆史上，是人類文明史上一個最瘋狂的毀滅時期。叫它紅八月，是~}

~{準確的，它充滿了血腥。這個紅八月當然不是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以及其它幹部子~}

~{弟所主導的，它是毛澤東和共產黨多年導演的發展結果。起源於清華附中的紅衛兵~}

~{不過是和希特勒的黨衛軍一樣，是這種政權和專政，是統治者的工具而已。其區別~}

~{隻是在於其意識形態雖然都是基於血統，但是黨衛軍是民族血統，而紅衛兵則是一~}

~{個掌權的小群體的血統而已。~}

~{　　紅衛兵和黨衛軍最大、最重要的共同的特點是，紅衛兵和黨衛軍一樣都是和近~}

~{代西方民主自由的文明同時產生的當代極權主義產物！紅衛兵不是中國文化的產物~}

~{，是中國“西化”的結果！所以它能影響到其後西方的六八學運並產生西方的紅衛~}

~{兵！~}

~{　　在這一切過了高潮之後，即在紅八月的下旬，所謂十六條公布（八月八日公布~}

~{）幾近半個月後，清華附中紅衛兵，人該打的打了，該專政的也專政了，於是演起~}

~{了他們父輩——中共曆來在運動中所使用的手法，寫了一篇“清華附中紅衛兵對當~}

~{前形勢的十點估計”。這篇估計當然不會超脫黨八股，它首先充分肯定了那時的大~}

~{好形勢，然後就是對大好形勢後的問題，如不合“政策”的打、砸、搶等所謂過份~}

~{行為提出了批評。所謂它引起了首都市民的歡迎，是確實的。在那個肆無忌憚、草~}

~{菅人命的時候，無論是誰出來說一句“打得好！但別打了”，都會受到熱烈的歡迎~}

~{的，即使他就是打人的發起者。共產黨每次的落實政策不也都是受到人們的歡迎嗎~}

~{！但是這又能說明什麽呢？這難道不正是生活在極權社會下的人的悲劇嗎！~}

~{　　八一八毛澤東檢閱紅衛兵，並且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卜大華以及師大附中宋~}

~{彬彬等紅衛兵。這些照片使得他們興奮激動，並且也把他們的名聲帶到了高峰。但~}

~{是，接下來是大串聯，紅衛兵要輸出革命到全國，學校裏就難以進行有效的管理了~}

~{。怎麽辦？於是，他們決定提前把這些非紅五類子弟送到農村去勞動改造。八月底~}

~{後，清華附中的非紅五類子弟都被送到房山縣的竇店去勞動。而他們自己則到全國~}

~{各地串聯去了。~}

~{　　卜大華們到什麽地方都受到省一級的領導的優待招待，如到武漢就受到王任重~}

~{的接見。八一八之後，卜大華們把北京破“四舊”的火，對“資產階級”仇恨的風~}

~{播向了全國。然而，也就是從八月以後黨內鬥爭越演越烈，終於這場火燒到了這群~}

~{幹部子弟的父兄。他們對毛澤東的權力造成了威脅，毛澤東開始再次需要利用平民~}

~{們來收拾這些不服氣、分享他的權力的人了。到卜大華十一月從外地回來，形勢已~}

~{經完全變了。這就是在血腥的紅八月之後，用某些紅衛兵小組的人的話說，平民們~}

~{“直到十月以後他們才有革命的權利。”~}

~{　　（未完待續）~}

 

 

 

“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誕生史實（下）

·仲維光

五、六六年紅八月前的清華附中紅衛兵

　　從六月九日起紅衛兵成了清華附中的掌權者，思想革命化、取締黑市之風也

就占領了清華附中的每一個角落。從六月九日開始到七月底工作組撤走這一段在

學校中主要進行的活動就是在工作組和紅衛兵的領導下，對校領導和各班班主任

老師及班幹部的揭發批判。全校性的活動就是對校長萬邦儒和副校長等人的批判

大會。每天晚上，在教學樓前挑燈夜戰，高音喇叭中聲嘶力竭的哭訴和聲討在圓

明園寂靜的夜空中回蕩。當然“坐飛機”、揪頭發之類是群眾運動中“不可避免”

的“合理”現象。而在批鬥會之外的勞動改造也是不可避免的。

　　對幹部老師，對出身不好的同學，甚至對曾經占據了他們的位置的出身好的

同學也展開了整肅。就我所知，在一些班級，最開始挨整的是那些曾經占據了他

們的位置的出身好的同學。例如我們班，挨整最厲害的是楊榮杏、田小莊(革命幹

部、烈士子弟)和王東岩。高六三二班則是由高六三一班的紅衛兵小組的張明主持

對王家強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我清楚地記得，我們教室隔壁的高六三二班

在張明主持下的多次批鬥會。教室門開著，很多外班級的人也在旁聽，裏外擠得

水泄不通。批鬥會上不僅拳腳相加，而且張明居然卑鄙地說，王家強的父親出外

革命，為什麽會生下王家強？他是他母親和他爺爺生的。這對我們那些孩童是一

個極大的震動。我現在能想像這對那時十幾歲的王家強的心理會摧殘到什麽程度。

說身心備受摧殘，真是一點都不過分。張明為什麽這麽積極地跨班批鬥出身好的

王家強，據說他們以前有積怨。批鬥會對出身稍差一些人的整肅最積極的倒是紅

衛兵小組中被我們稱為“跟屁”的那些出身有問題的人。

　　在這一階段，已經開始給老師和幹部剃陰陽頭。自八十年代來曾經主演過多

部電影的女演員霍秀兒，那時是初一的學生，也被剃頭批鬥和毆打。各班都開始

了批鬥老師和同學。高六三一班的班主任丁文惠和高六三二班的班主任童常貞都

受到了殘酷的批鬥，並且被剃了頭。他們和校長等領導一樣每天進校門，批鬥會

前都要自稱，“我是×狗，我老老實實認罪。”而無論是什麽批鬥會，深挖根源

的第一步就是出身是什麽。時至今日居然有人說初期紅衛兵沒有血統論，真是不

知是從何說起的。某些紅衛兵小組的人說，紅衛兵初期是貫徹黨的政策的，言外

之意，黨的政策是好的，這是一支好紅衛兵，沒有參與迫害及其它那些文化革命

中聳人聽聞的罪行。這若不是留戀那時的時日，就是下意識地認為平民們那樣的

生活就夠了！這種看法仍然含有當年那種對平民們，對出身不好的人的人格的蔑

視！

　　大約與六月九日工作組進駐清華附中的同時，各個中學和大學也都進駐了工

作組，一般的生活秩序完全被文化大革命打亂了。從六月初，紅衛兵開始掌權之

時，階級路線進入了全麵的極左時期，血統論開始越來越表麵化。沒有血統論根

本就不會有紅衛兵！！這句話一針見血。沒有六十年代初期的階級鬥爭論，無產

階級專政論，沒有那時的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沒有階級路線和掌權“指點江山”

的抱負，哪裏會有紅衛兵的衝動。

　　從六月九日起，鄭光召等出身不好的人就成了狗崽子，“鄭狗光召不老實，

就叫他滅亡”，就是從六月九日後喊出的。至今在我的朋友中見麵互稱和自稱，

“鄭狗”、“戴狗(建中)”，“趙狗((伯彥)”、“劉狗(喜鴻)”，就是那個時候

在各班的批鬥會上，和大字報中留下來的充滿血淚的戲稱。

　　從六月九日開始，直到八月底開始串聯，學校活動散漫為止，出身不好的人

所作的事情就是檢查自己和互相揭發。

　　我所在的預六五班，紅衛兵小組的幹部子弟幾乎都成了校一級的“領導”，

班裏的很多事情就交到了一些出身並不很好的但是跟他們跑的人的手裏，當然像

李德慶那樣雖然堅決地和他們一起造了反，但是由於不會阿諛，六月九日後就身

不由己地逐漸出了局。我清楚地記得六月中旬的一天，發遊泳證時，那位自己出

身就有問題的李姓女同學站在教室中的叫囂，“他媽的，那些資產階級狗崽子，

你們聽著，你們沒有遊泳的權利，隻有老老實實留在教室檢查自己，改造自己！

我們進行了審查，我沒有念到名字的，就沒有遊泳證。”沒有領到遊泳證的其實

還包括個別出身好的前班幹部。

　　鄭光召在工作組進校後一周左右畫了一副毛澤東畫像歌頌毛澤東像紅太陽，

但是，這馬上成了他的一條罪狀，“資產階級狗崽子懷著階級仇恨，醜化偉大領

袖，居然把偉大領袖的臉畫得通紅，並且有很多處不像。”

　　事實上，到此為止對所謂舊文化、資產階級文化的“學術”批判已經取得了

徹底的勝利，七月底後走向社會的破四舊、抄家、打人、焚毀圖書、拆毀古跡，

都是從紅衛兵小組的這種初期功績的基礎上發展下去的。利用毛澤東的階級鬥爭

和階級路線思想起家的幹部子弟，捍衛極權社會江山，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的

早期紅衛兵小組當然難逃其咎。

　　七月二十七日毛澤東突然出現在人大會堂，第一次正式接見了紅衛兵。清華

附中紅衛兵的首領立即感到了這一現象的政治意義，在第二天就連續貼出一論、

二論和三論無產階級造反精神萬歲三篇文章，並通過劉少奇的女兒劉濤轉交給劉

少奇和毛澤東。(這是一種說法，還有一種說法是通過江青轉交給毛澤東的。當然，

可能兩個渠道都走了)三論“造反精神”是共產黨思想和文風極其典型的產物，集

中地代表了十年浩劫中的那種無知、狂妄，對人性及其文明的蔑視。就這種意義

上說，駱小海和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小組的成員不愧為共產黨文化在十七年中精心

培養出的一代，不愧為極權的共產黨人的後代。當然也可以說，是在多元社會中

產生的第一代共產黨人必然蛻化的結果。在大字報中有這樣的語句：“革命就是

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我們說，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說，

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修正主義統治學校十七年了，現在不反，更待

何時？”

　　“你們說我們‘狂妄’，我們就是要‘狂妄’。你們說我們‘粗暴’，我們

就是要‘粗暴’”“我們就是要把你們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隻腳！”

　　共產黨大批判語言到六六年中期的這一跳躍，扯掉了任何偽裝詞句，任何溫

文爾雅的麵紗，就連支持他們的工作組也感到有些過份。這就是清華附中紅衛兵

曾經有過的和工作組的所謂“矛盾”。然而，清華附中紅衛兵像以往一樣成竹在

胸。

　　果然，毛澤東七月三十一日給他們寫了回信。八月一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

召開，毛澤東又特邀了部份高等學校代表列席會。八月三日，一位中央領導把清

華附中紅衛兵首領召到釣魚台，給他們看了一些中央文件。八月初，江青還在天

橋劇場開的一次紅衛兵大會上突然秘密召見過卜大華等少數幾位紅衛兵頭目。這

一下子把這一毒焰燃向了全國。破四舊、抄家、血統論猶如天方夜譚魔瓶中放出

來的巨魔一下子席卷了全國。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一次檢閱了紅衛兵，全

國沸騰了。清華附中紅衛兵當然要站在第一線，他們等的就是這一天。整個社會

和學校裏打人的最高潮就是在這一時期前後產生的。七月二十九日，北京航空學

院附中紅衛兵帖出的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在這一時期已經

走向舞台中央。這裏必須要說的是清華附中的打人是在工作組進校前後，作為群

眾運動中的所謂“過火現象”出現的，在工作組撤離後到八月十八日之間形成高

潮，是全國的先導。

　　無產階級的“子弟”有了最大的權勢毛澤東撐腰，當然要把一切非他們意的

“子弟”，思想、行為都打翻在地。“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是繼三論之後，

紅衛兵小組一篇最重要的大字報。不是他們“經不住社會浪潮衝擊，而寫下‘無

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文章”，而是多年來在他們血液中奔騰的思想終於可以

肆無忌憚地脫穎而出了。出自熊剛之手的此文，一下子飛向全國。這也是清華附

中紅衛兵可數的在社會上產生的幾次重大影響之一。

　　曆來造反都是對統治者的反叛，但是，在極權社會中是非是顛倒的。在中國，

(如我曾經談到過的王蒙、張承誌現象)，依靠權勢，居

然是造反，居然有人今天還認為運動初期的紅衛兵提倡的是“獨立”思想！

　　在此，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七月下旬之後在清華大學也進行過的關於對聯

“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辯論中，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完全是站在

擁護的立場上的。由於對聯在清華大學遇到的阻力，並且有大字報矛頭指向了劉

少奇等人，大學的幹部子弟希望中學的幹部子弟能給予支持，曾經所謂“反”工

作組的清華附中紅衛兵也感到事態嚴重，八月初，北京市幾個主要中學的紅衛兵

齊集在清華附中，然後在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帶領下，大隊人馬殺向清華大學，把

所有的狗崽子們的大字報都撕掉。這在當時也是影響非常大的事件。那天黑壓壓

的自行車隊集中在清華附中的大操場上，一色退色軍裝，手提寬寬的軍用銅頭皮

帶，浩浩蕩蕩殺向大學。這是六月八日事件的重演，也是其後聯動的先聲。

　　打人事件幾乎是與紅衛兵的得勢孿生而來的。六月八日大批城裏中學的幹部

子弟齊集在清華附中門外之時，對出來勸阻的副校長韓家鼇就已經有暗中拳腳。

從九日工作組進校紅衛兵掌權開始，各路暗中的“太平”拳腳，走向桌麵。在清

華園各處，隻要有“黑幫”(即有問題的幹部或老師)人物出現，總是伴隨著拳腳。

我的一位朋友就曾經在群眾圍攻現任廣播事業局長艾知生(那時清華大學的黨委

宣傳部部長)時，從身後給了他一腳。六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放手發動群

眾，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的社論後，鬥爭行為一下子升級，十八日北大師生設

“鬥鬼台”、“斬妖台”，把陸平等六十多個“黑幫”戴高帽批鬥。

　　拳打腳踢，遊街示眾，從六月中旬後越來越普遍。到三論發表的七月下旬，

清華附中鞭打學校幹部、老師和出身不好的同學到達了高潮。且不說，萬邦儒和

韓家鼇等校領導每天要在糾察隊(隊長就是張承誌)的皮鞭下(一點也不誇張)，在

炎熱的太陽下勞動，而且動輒就會受到人身侮辱、耳光及鞭打。但就學生來說，

每班的出身不好的反動學生已經有近百人，其中在運動前就對立的很厲害的某些

班級，出身不好的人一下子掉下了地獄。如高六三一、六三二班的鄭光召、趙伯

彥、梁強、劉喜鴻、戴建中、徐經熊等人，以及出身好的校領導紅人王家強和張

蘊環(女，工人出身)都被打成反動學生，張蘊環甚至被剃了陰陽頭。他們除了必

須每天寫檢查參加勞改外，都不斷地遭受毒打。其中鄭光召被打得腎出血，趙伯

彥隻因為在挨打過程中不叫喚，就被加倍鞭打。上述幾個人都在烈日下被打得血

肉模糊。戴建中的檢查在將近五十米的樓道中對麵貼滿，地方不夠又轉到樓上，

“浪費”了幾百張紙，還是不能過關。高三的女生郭蘭蕙，高一的女生楊愛倫出

身一般，被批判有資產階級生活作風，不堪侮辱，前者服敵敵畏自殺，送到醫院

沒有得到及時搶救身死，後者神經恍惚，在撞火車時雖有幸被人救下，但是撞掉

了幾隻手指頭，成為殘廢。

　　在此前後，我高一的班主任老師，物理老師劉樹華因為不堪批鬥而從鍋爐房

的大煙筒上跳下自殺。我當時的班主任老師，六四年高中畢業留校的高惠英老師

(女，校共青團團委書記)被皮帶的銅頭打瞎了一隻眼睛。在初六四一班(初二)的

批鬥會上，學生們排隊，每人都要用皮帶抽打副校長韓家鼇幾下，以表示自己革

命，無人敢於拒絕下手。至於被銅頭皮帶打得渾身是血的則不僅有校長萬邦儒等

校級領導，還有一般教師和同學等至少幾十人以上。

　　這些都是清華附中紅衛兵在八月初書寫“無產階級路線萬歲”前後，在八月

二十日左右書寫所謂“十點估計”前發生的事情。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的人至今

說清華附中紅衛兵和社會上別的紅衛兵不一樣是說不過去的。他們之中甚至有人

不無鄙夷地說，“一下子幾百萬、幾千萬的組織，都叫紅衛兵。大部份的組織根

本就沒基礎，沒思想，隻要叫‘紅衛兵’，對毛崇拜、造反就成”。我想這正是

區別，清華附中紅衛兵更自覺，更有思想基礎地奠定了紅八月應有的一切。但是，

這絕不說明他們和其後一湧而起的紅衛兵有什麽本質的區別。

　　我前麵曾經提到駱小海在工作組在時的某次大會上，得意洋洋地鏗鏘地朗讀

他的聲討美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檄文，紅衛兵要“血染太平洋、頭斷華盛頓”

“把毛澤東思想的大旗插遍全球”，我們舊日的同學至今還經常在一起戲謔，“我

們就是要掄大棒，顯神通，把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教育製度砸個稀扒爛。”這些

殺氣騰騰、充滿血腥氣的語句，確實隻有清華附中這些有才氣的紅衛兵小組的人

才能體會和從無產階級專政的真蘊升華出來。

　　從八月上尋開始，清華附中這些有“獨立思想”的紅衛兵“開創”的階級路

線血統論問題、徹底無產階級革命化問題在社會上越演越烈，六六年八月像八九

年六四一樣是中國曆史上，是人類文明史上一個最瘋狂的毀滅時期。叫它紅八月，

是準確的，它充滿了血腥。這個紅八月當然不是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以及其它幹

部子弟所主導的，它是毛澤東和共產黨多年導演的發展結果。起源於清華附中的

紅衛兵不過是和希特勒的黨衛軍一樣，是這種政權和專政，是統治者的工具而已。

其區別隻是在於其意識形態雖然都是基於血統、但是黨衛軍是民族血統，而紅衛

兵則是一個掌權的小群體的血統而已。

　　千年縱過，德國的罪孽難逃，千年縱過，紅衛兵的罪孽又怎能輕輕抹過！

　　紅衛兵和黨衛軍最大、最重要的共同的特點是，紅衛兵和黨衛軍一樣都是和

近代西方民主自由的文明同時產生的當代極權主義產物！紅衛兵不是中國文化的

產物，是中國“西化”的結果！所以它能影響到其後西方的六八學運並產生西方

的紅衛兵！

　　在這一切過了高潮之後，即在紅八月的下旬，所謂十六條公布(八月八日公布)

幾近半個月後，清華附中紅衛兵，人該打的打了，該專政的也專政了，於是演起

了他們父輩——中共曆來在運動中所使用的手法，寫了一篇“清華附中紅衛兵對

當前形勢的十點估計”。這篇估計當然不會超脫黨八股，它首先充分肯定了那時

的大好形勢，然後就是對大好形勢後的問題，如不合“政策”的打、砸、搶等所

謂過份行為提出了批評。所謂它引起了首都市民的歡迎，是確實的。在那個肆無

忌憚、草菅人命的時候，無論是誰出來說一句“打得好！但別打了”，都會受到

熱烈的歡迎的，即使他就是打人的發起者。共產黨每次的落實政策不也都是受到

人們的歡迎嗎！但是這又能說明什麽呢？這難道不正是生活在極權社會下的人的

悲劇嗎！

　　駱小海在六七年不得意時，曾經在一首詞中得意地寫了一句“十點估計羞可

汗”。其實駱小海不過是重複了“十六條”，甚至可以說共產黨曆來政策的內容

而已，有什麽可得意的呢？！這不過是在專製的恐怖下平民們已經不敢有任何聲

音發出的悲慘境遇中的一聲廉價的減緩聲而已。

　　八一八毛澤東檢閱紅衛兵，並且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卜大華以及師大附中

宋彬彬等紅衛兵。這些照片使得他們興奮激動，並且也把他們的名聲帶到了高峰。

但是，接下來是大串聯，紅衛兵要輸出革命到全國，學校裏就難以進行有效的管

理了。怎麽辦？於是，他們決定提前把這些非紅五類子弟送到農村去勞動改造。

八月底後，清華附中的非紅五類子弟都被送到房山縣的竇店去勞動。而他們自己

則到全國各地串聯去了。

　　卜大華們到什麽地方都受到省一級的領導的優待招待，如到武漢就受到王任

重的接見。八一八之後，卜大華們把北京破“四舊”的火，對“資產階級”仇恨

的風播向了全國。然而，也就是從八月以後黨內鬥爭越演越烈，終於這場火燒到

了這群幹部子弟的父兄。他們對毛澤東的權力過程的威脅，毛澤東開始再次需要

利用平民們來收拾這些不服氣、分享他的權力的人了。到卜大華十一月從外地回

來，形勢已經完全變了。這就是在血腥的紅八月之後，用某些紅衛兵小組的人的

話說，平民們“直到十月以後他們才有革命的權利。”

　　　　　　　　　◆　六、比紅衛兵還可悲的造反派：

　　極權社會中的造反派和紅衛兵是不可分割的兩麵

　　魯迅先生說，中國曆來隻有兩種不同的時期，想做奴隸而得，和想做奴隸而

不得。而在統治者內部，專政的“特權”除了必定會引起一些人的維護和爭奪以

外，它在猜忌中還必然圈子越來越小。

　　十月，為了鞏固自己個人的權力，毛澤東發起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

終於平民們也被專政者派上了用場。現在必須說的是，那時的平民們，即所謂造

反派們在價值上並沒有人的意識的覺醒，在思想方法上和幹部子弟們其實都是一

樣的——“教條馬克思主義”。

　　造反派的文化及其心理，完全是極權主義的。造反派們十月後的雀躍，是令

人淚下的。終於想做奴隸而得了！終於讓“毛主席和黨”看到了他們的忠心了！

所以，他們終於能和紅衛兵——幹部子弟一樣，為了捍衛一個人(毛澤東)的專製，

為了保住自己的平和的奴隸地位，而熱血滿腔，充滿勇氣了！如果人們真的心平

氣和地想，造反派其實比紅衛兵還可悲！還低劣！人家捍衛的是父兄們所占據的

特權、專政，而造反派們卻是充滿豪情地為了想做奴隸而得！

　　紅衛兵的理論思想基礎是階級鬥爭、階級路線、無產階級專政，而造反派們

的理論基礎是毛澤東的“黨內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

在走”，文化革命“七八年就要搞一次”。造反派們真誠信奉毛澤東的不斷革命

論，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學說，馬克思的巴黎公社原則，共產主義的理想。造反派

們不僅真誠地擁護極權的“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熱愛偉大領袖，而且仍然

在真誠地改造自己的人性。

　　上述一切也是我自己的寫照。很多當年的造反派一方麵對幹部子弟紅衛兵全

麵地否定，一方麵卻對自己全麵地肯定。某些“兩種文化革命論”底下隱藏著的

就是自己的一貫正確。被權力所奴役的人和維護權力而不得的人當然衝動是不一

樣的，並且在前者潛在的就有追求平等的因素，這就是在其後將近三十年的發展

中，平民子弟更多地走向追求人權，追求民主平等道路的原因。但是，盡管如此，

當年對平等和權利的認識，所要的“平等權利”究竟是什麽，“自覺”追求的並

不是現今的人權，因此，是必須要認真反省的。

　　十月後，我們成立了自己的造反派組織，有權利和那些跋扈的幹部子弟進行

表麵的派仗了。這種權利對幹部子弟當然是不能容忍的，對平民子弟則是寶貴的，

一定要維護的。這裏必須說的是，十月最早及其後的造反派組織的頭頭，絕大多

數都是文化革命初期受壓製的紅五類子弟，而鄭光召們，即使他們自己沒有失去

文化革命開始前的站在對立的第一線的勇氣，本派組織的其他人也不可能讓他們

站在第一線。從各方麵考慮，直到大家離開學校下鄉為止，這些“狗崽子們”都

心有餘悸地站在運動的第二線、第三線。盡管如此，平民子弟們還是真誠地感謝

毛澤東，並且真的認為這種權利是中央文革小組給的，所以對中央文革小組有很

深的感情。毛澤東和中央文革也非常聰明地利用這些平民造反派與那些不肯把權

力讓給他們的老幹部們對抗。

　　當時，清華大學四一四派的周泉嬰，寫過一篇“四一四思潮必勝”，說造反

派們從根本上是被“無產階級”利用的對象，在被利用劃過幾槳後，時機一到，

就會被打落到水中。這話說來殘酷，造反派們都不願意相信，但是，事實上共產

黨的確想如此。當然，後來的曆史並非是如周泉嬰說的那樣，因為，其後的幾十

年發展曆史竟然是共產黨再也沒有能力，或者再也尋找不到那個再把這些人打落

到水中的時機了。七五年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也罷，改革開放也罷，都仍然是不得

不用這些人來劃船，共產黨隻有利用“寬鬆”才能勉強維持自己的統治，再也沒

有能力像六十年代以前那樣大搞階級鬥爭、大講階級路線了。到八九年，共產黨

不但沒有了把這些人打翻到船下的力量，而且隻有射殺下去一批人才能保證船的

繼續航行。而且有諷刺性的是那位周泉嬰的四一四同誌——萬潤南以及其他的人，

也被射殺到船下了。“四一四思潮”沒有勝利，倒是平民穿過極權，覺悟到，駛

向了新的航道。

　　時代和人們的存在狀況為每一個人打下了烙印。在極權社會中，正常的平民

在被壓迫的氣氛中逐漸覺悟到一種反抗和追求；被共產黨壓斷了脊柱的出身不好

的人則永遠鑲上了一種陰暗的心理。但是，那些飛揚跋扈慣了幹部子弟，經曆了

文化革命，眼見從六三年就要越來越徹底地貫徹階級路線，把一般平民打入底層，

老老實實接受統治，卻突然發現他們居然又和自己平起平坐了，則從六六年十月

起就染上了地獄中的邪惡之氣，他們開始痛恨這個世界，痛恨平民。東、西糾之

後的“聯動”就是這種傾向的產物。

　　記得六八年大家就要離開清華附中，各自開始另一種生活時，寫“無產階級

路線萬歲”的作者之一，也是紅衛兵小組創始人之一的高六三一班的張明在和同

班的鄭光召等人告別時說，“你們是地富反壞，我們是工農，二十年後見”。二

十年後，據說在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中，正是當年的這些高幹子弟主張堅決地、毫

無留情地鎮壓。在我去年(九四年)回國時，聽一位當年四中的朋友說，他參加了

一位幹部子弟的婚禮，在婚禮上這些幹部子弟異口同聲地說，如果不是我們的老

子英明，堅決鎮壓，我們早就像東歐那樣失去了政權，哪有今天。一位當年認為

自己是未來總理的幹部子弟，現今雖然也已經步入社會上層，卻由於距離總理還

遠，由於自己這些幹部子弟居然沒有完全壓倒平民子弟，而牢騷滿腹，恨天恨地，

恨社會現實！

　　當年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的人，大都由於父母幹部級別低，無才補天，如今

散落在社會各處。但是，美國人用庚子賠款建立的清華學堂，幾代知識分子遺留

下來的平民氣，卻居然仍然在清華附中培養出一代有社會影響的平民知識分子，

如鄭義等。而具有諷刺性的是那位要在二十年後見的張明現在卻是在他的親戚─

─台灣的國民黨要員李煥的兒子李慶華為首的專門從事兩岸文化交流的台灣海峽

交流基金會中主持工作。要“血染太平洋，頭斷華盛頓”的駱小海則即沒有流血

也沒有斷頭地至今生活在美國。

　　歲月無情，曆史無情。在思想產生反叛之後，我原來很悲觀地認為，我這一

代人，在知識和精神上能夠做到薪盡火傳就不錯了。那時，沒有人能料到極權社

會——共產黨陣營居然會在八九年崩潰。當然，在八九年後，大部分人又沒有料

到中國共產黨居然支撐到今天。而我因為有以前的悲觀，所以沒有像大部分人那

樣懷有共產黨一年或三年倒台論等等幻想，認為能有今天的變化，已經很不錯了。

　　共產黨是否會像國民黨一樣敗部複活呢，除非共產黨放棄政權，像國民黨一

樣走向民主，但是，那些“紅衛兵小組的幹部子弟們”能允許嗎？八九年的死結

能解開嗎？地獄中的邪惡之氣能消散嗎？

　　描述、評價曆史沒有完全的客觀性，評論文學作品也是沒有完全的客觀性。

當我們出現不同看法的時候，就要看一看我們看問題的角度是否相同，即反省一

下我們的價值、方法是否相同，是極權社會的還是非極權社會的！極權社會的文

化不是“沒有道理”，而是因為它壓迫蹂躪了大多數人的意誌和權利，這個世界

上的大多數人都不接受它，所以它必定要被拋棄。產生於中國大陸五十年代和六

十年代的各類作品，時至今日，甚至一般大陸民眾都不再看它的道理正在於此。

至於文化革命中和其後產生的，諸如張承誌、浩然乃至王蒙等人的作品，除了要

通過此研究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現狀者外，沒有一個生活在自由社會的人，會對這

樣的作品有興趣。如果一定要談論“客觀性，也許隻有時間和空間會對“客觀性”

做出詮釋。時至今日，誰會看“三論造反”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那樣有“獨

立思想”、有“氣魄”的文章！

　　　　　　　◆　七、結語：紅衛兵——當代極權(左派)文化的產物

　　今天我們重新回顧和分析紅衛兵，我絕對不會再從“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

角度來看問題了，我也絕對不願意以極權社會的文化和價值為基礎來思考問題，

而希望完全從另一個理論框架和倫理價值來分析這一切。

　　例如，紅衛兵對校領導的反對，提倡的獨立思想，今天在我看來是提倡一種

奴化的思想，是徹底粉碎“個人”，走向完全喪失“自我”。否則的話，人們在

文化革命中就不會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七六年後，就不會撥亂反正，今天的人

們就不會拋棄過去，逐漸接近當代世界和西方思想。從理論上，我們之所以不采

用那種看問題的前提和方法是因為，如果把瘋狂地提倡個人崇拜稱為提倡獨立思

想，那麽，以這樣一種理論和方法看問題，會讓你矛盾百出，無法解釋問題。而

另一方麵，從理論和對良知的認識上，這些看法具有十分危險的傾向。

　　今天究竟如何看待紅衛兵的誕生及其後來的發展，我願意提出以下幾個分析

線索：

　　1、紅衛兵是在什麽形勢下產生的，即它是順乎，或確切說借助什麽潮流，在

什麽潮流中推波助瀾產生的。

　　2、產生之初，紅衛兵要做什麽，即它的目的是什麽。

　　3、產生之初的紅衛兵的指導思想是什麽，它的思想方法有什麽特點。

　　4、紅八月高潮中的紅衛兵的指導思想、行為和目的和早期的紅衛兵的思想、

行為和目的是否相同。

　　5、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產生的造反派和早期紅衛兵的指導思想和目的

是否相同，它的特點是什麽。

　　6、中國紅衛兵為什麽會影響到西方，在西方以及其它國家也產生紅衛兵，及

中國的紅衛兵和西方紅衛兵在思想和目的的哪些方麵是有共鳴的。

　　1、紅衛兵是在什麽形勢下產生的，即它是順乎，或確切說借助什麽潮流，在

什麽潮流中推波助瀾產生的。

　　如前所述，紅衛兵是在中國社會走向完全意識形態化過程中，在極權社會日

益完善、徹底的過程中產生的。它順乎六十年代初期在中國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

“共產黨內的主流”毛澤東、林彪，用能得到的毛澤東林彪的思想和意圖，編織

自己的烏托邦圖景。沒有大講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堅決肅清資產階級和修

正主義的形勢就不會有紅衛兵的產生。沒有逐步對一切所謂“非無產階級文化”

的鏟除就不會有紅衛兵。具體說，就是沒有六十年代初期的社教、四清，沒有教

育革命，沒有曆史、哲學以及文化領域中的批判運動就不會有紅衛兵的產生。沒

有毛澤東、林彪就沒有毛遠新、姚文元，沒有毛遠新、姚文元就沒有宮小吉、駱

小海、卜大華，就沒有紅衛兵。

　　2、產生之初，紅衛兵要做什麽，即它的目的是什麽。

　　產生之出，即紅衛兵小組要做的首先就是要做的是捍衛毛澤東思想，狂熱地

確立領袖崇拜，徹底肅清一切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人和事。在學校中就是要徹底打

碎過去的一切教育製度和係統，以階級鬥爭和階級路線為綱確立無產階級專政。

紅衛兵小組從萌芽之初目的就很明確，捍衛無產階級專政，捍衛極權，捍衛統治

者的地位。鏟除一切非他們的思想和文明，乃至個人，及其可能的土壤，及資產

階級子弟。這就是他們焚書坑儒、取締黑市的真諦所在。產生之初的紅衛兵具有

完全的幹部子弟色彩，依附於極權社會最大的權勢者——毛澤東，蔑視一般民眾

和一般基層幹部。

　　3、產生之初的紅衛兵的指導思想是什麽，它的思想方法有什麽特點。

　　產生之初的紅衛兵根本沒有“自己的”“獨立”思想，而是以林彪等人在那

些年代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權威為自己的思想，以毛澤東的一係列階級鬥爭為綱

的講話為自己指導思想。他的方法是一種極端的教條、專斷。他們行必拿“紅寶

書”，言必提偉大領袖，林彪如何說。中國自六十年代初期越演越烈的極權主義，

在早期紅衛兵小組得到了完全的體現，達到了頂峰。

　　今天來重新看他們當年的言論，人們就會發現，除了階級鬥爭、階級路線、

無產階級專政、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反對修正主義外，沒有任何其它內容。

沒有這一切也就沒有紅衛兵。紅衛兵小組的某些人居然說早期紅衛兵沒有血統論，

這種說法讓人吃驚。血統論是維護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產生的，隻要講無產階級

專政、階級鬥爭就必然會產生血統論。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思想就不會

有紅衛兵產生，因此，也可以說，沒有血統論，就沒有紅衛兵，清華附中紅衛兵

小組正是靠著血統論催生的。

　　事實上，到六六年為止的青年，不止是幹部子弟，而是幾乎所有的伴隨極權

社會出生的青年人都已經喪失了自己“獨立”思索的能力，喪失了一般社會的判

斷能力。

　　4、紅八月高潮的紅衛兵的指導思想、行為和目的和早期的紅衛兵的思想、行

為和目的是否相同。

　　紅八月高潮中紅衛兵的特點不過是按照紅衛兵小組的模式，把這幕戲推延到

全國和人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而已，它在行為上的三個特點：狂熱的領袖崇拜，

以一種先天條件為接納成員標準(無產階級路線)，群眾性暴力行為，(王友琴，“一

九六六：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在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那裏都已經存在。

　　在思想上，它同樣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念念不忘階級專政，念念不忘高舉毛

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敵視一切不同於它的思想。

　　在目的上，紅八月以後的紅衛兵和創始之初的紅衛兵小組完全一脈相承，沒

有超過六月紅衛兵一步。

　　5、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產生的造反派和早期紅衛兵的指導思想和目的

是否相同，它的特點是什麽。

　　如前所述，在早期及其後的紅衛兵那裏無從談論獨立人格和思想，他們的意

識和活動明確地是在維護無產階級專政的旗幟下，以維護或換取自己在極權社會

的地位為目的。和早期紅衛兵小組相同產生於文化大革命中期的造反派也沒有自

己獨立的思想，他們同樣也是極權社會、極權文化的產物。盡管他們在那個社會

總是受到壓製、不信任甚至迫害，可是他們總是不斷地用各種方法表明自己的“可

靠”。狂熱的領袖崇拜，在他們身上的表現雖然有些尷尬，但是，卻也的確是他

們發自內心的真誠願望。但是，紅衛兵的另外兩個特點，即先天的組織標準——

血統論和暴力傾向，在他們身上就基本上不存在，前者是因為在他們那裏不具備

這種存在的可能性，後者則是因為他們所受到的虐待和他們低下的地位決定，這

便使他們一方麵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另一方麵不敢放肆。當然在暗中和某些啟發

下，他們強烈的暴力傾向也會宣泄出來。這表現在各類群眾組織間的武鬥中，他

們同樣會積極參與。而一旦抓住某些一貫欺壓並且迫害過他們的幹部子弟，他們

也會報複。因為這種暴力和仇恨也是極權社會二分法思想的必然產物。

　　由於缺乏，甚至沒有這兩個特點，所以在談到文化大革命時不區分造反派和

“紅衛兵”的區別，即把造反派作為文化革命中的紅衛兵，就會使人感到有些縫

隙，不那麽貼切。

　　二者的指導思想雖然都是毛澤東思想，但是，紅衛兵的指導思想和目的是念

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消滅一切非

無產階級的因素，而造反派的指導思想和目的則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

論，即黨內有一小撮走資派，走資派還在走，文化革命四五年就要搞一次。二者

當然有區別，區別在於紅衛兵的矛頭是權力階層以外的人——被統治者，而造反

派所向的是權利階層以內的一部分人。在某種意義上，種的區別是一種根本區別，

它使二者以後的發展走向形成根本性的不同。

　　6、中國紅衛兵為什麽會影響到西方，在西方以及其他國家也產生紅衛兵，即

中國的紅衛兵和西方的紅衛兵在思想和目的哪些方麵是有共鳴的。

　　這一問題實際上涉及的是文化革命、極權專製究竟是中國傳統還是當代世界

的產物。很多“在共產黨文化中生長”知識分子，尤其是年輕一代青年知識分子，

在經曆過一些波折後，從文化革命的“破四舊”、“反對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複

辟”轉換成另一種激烈的反傳統，把文化革命的一切歸咎於中國的文化和曆史傳

統。然而，當設定這樣一種理論框架看問題時就會遇到很多背謬，最簡單的例子

是如何解釋中國共產黨曾經激烈地反傳統、甚至反封建。再例如無論共產黨還是

知識分子，他們甚至根本沒有中國封建社會的美德，如，文死諫，沒有一個共產

黨高官這樣，包括被整死的劉少奇和圓滑的周恩來。

　　中國的紅衛兵影響到西方的左派，為我們提供了看問題的另一個框架證據。

即：中國大陸當代社會是一“西化”的社會，它基本上是近代左派思潮，極左文

化在中國的演生和結晶。中國的紅衛兵不是中國傳統的產物，而是受當代西方思

想影響的產物，所以徹底蹂躪中國文化和傳統的殘酷“壯舉”，所以有要焚毀中、

西一切不符合於“左派文化”的書籍。這當然對某些西方左派中的極端份子來說

是夢寐以求的。對一般西方左派學生來說，紅衛兵那種極端狂熱的“烏托邦”，

消平人間一切不符合自己思想的衝動，則和他們有先天的共鳴。那種一元化的教

條傾向，那種“整體式的”思想方法，即思考一切問題喜歡變為普遍的對立問題，

如喜愛用國家、民族、人民、社會、階級、世界、曆史，及東方、西方這些大概

念，中國的紅衛兵和他們則是具有相同的思想來源。當然由於在西方的環境中，

中國紅衛兵的某些內容不能直接適用於西方，但是就其根本而言，兩者在其思想

宗旨和其外在形式上有著許多驚人的相似和一致，這也是時至今日，某些在極權

文化中生長，對極權文化仍然沒有反叛的青年知識份子，重新留戀文化革命，走

向西方左派知識份子的原因。這再次說明，盡管中國封閉，但是它是西方近代極

權文化的產物，它和西方極權主義有著先天的聯係。它甚至使我們進一步看到中

國當今的封閉不是中國文化傳統的產物，而是二十世紀以來引入某一部分的西方

文化的結果。

　　事實上，除了和西方的左派極端份子的共鳴以外，如王友琴所說，紅衛兵的

三個特點在希特勒的青年組織中也存在，在兩種極權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這使

得對紅衛兵的分析在曆史上和世界上都更加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從一九六七年清華附中老紅衛兵失勢後至今將近三十年，在大陸仍然隻有無

反省地書寫這一段曆史的文章，甚至正麵歌頌老紅衛兵，聯動的文章和書籍。這

種現象甚至在海外也存在。如果我們對人權和民主不再是像文化革命中那樣敵視，

如果或多或少地對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代民主自由社會，對伴隨它的文化有一些

認同，那麽，為了我們的下一代不再經曆文化革命的浩劫，還是多反省一下自己

的好。

　　為此，我也在問，造反派們(當然包括我自己在內)今天對自己以往的看法是

否也和那些紅衛兵們一樣是一種無反省，一種唯我正確的偏見。本文第一次力圖

對造反派，對自己做出更多的，更嚴厲的反省和自我剖析。還是哈維爾的那句話，

“我們每個人都是極權社會的受害者和締造者。”我們每個人都要反省，這對我

們的後代和對人類都應該是一個重要的教訓和經驗。因為，盡管人們看法有分歧，

但是，極權主義摧殘了人和人性是經驗事實，我們不要極權主義是絕大多數人接

受的一個原則。

　　我總感到，我們這些在極權文化中成長到二十歲才開始有些覺悟的人是有“原

罪”的

。

不可多得的紅衛兵史料－－《紅衛兵興衰錄》

印紅標

　　可信的第一手資料是曆史研究的基礎。文化大革命作為一段曆史，雖不算遙遠，研究者卻常常感到資料的缺乏。官方檔案嚴格封存，散在民間的資料也未做係統的征集和整理，正在隨著時光的消逝而流失。在這樣的背景下，《紅衛兵興衰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手記》一書在香港出版，令研究者感到欣喜。 

這本書的內容是紅衛兵首創者－－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核心成員宋柏林的日記，記錄了一些重要的曆史事件和活動。最可稱道得是，這部書保留了日記的曆史原貌，未做加工或刪節，從而具有回憶錄及其他一些經過加工的日記（哪怕隻是稍加刪節）所無法企及的可信性和資料價值。治學嚴謹的文革史研究者餘汝信為日記作注，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主要筆杆子駱小海作序，更使之增色。 

　　一　　來自紅衛兵運動的核心 

　　《紅衛兵興衰錄》的內容是處於紅衛兵運動核心地位的宋伯林的日記，其史料意義首先是記錄了紅衛兵運動的一些重要活動。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之初，日記的主人宋柏林是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高中三年級學生、中國第一支紅衛兵——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核心成員之一、曾被推選為本校革命師生委員會成員。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他與韓軍　、駱小海三人作為清華附中紅衛兵代表，在天安門城樓上麵見毛澤東並簡短交談。第一批紅衛兵（即“老紅衛兵”）失意之後，日記的主人同情並參與了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的一些活動，經曆了老紅衛兵由盛到衰的全部過程。這種來自運動漩渦的核心人物的完整日記是難得一見的。 

　　這部日記的內容偏重於政治運動和思想活動，其風格既不同於當時流行的模仿英雄人物，抄錄豪言壯語的雷鋒式革命日記，也不限於私人情感天地，而是一部如實地記錄了文化大革命見聞、思想和作為，寫給自己看的日記。其中所記紅衛兵的活動、激情、困惑、苦惱以及讀書心得，均無嬌柔做作之詞，而為親見親曆的實錄、真實情感的表白，反映了老紅衛兵的政治興衰及思潮起落。 

　　這部日記的獨特之處還在於其連貫性和完整性。日記的主人多年以來每日必寫日記，多則多寫，少則少寫，從無間斷。這對於常人來說，是非常難得的，尤其是在文革的動亂年月。《紅衛兵興衰錄》一書收錄了從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發動至１９６８年２月日記主人當兵離開學校，近兩年間的全部日記，無一日遺漏，並且選登了１９６６年１月至４月的部分日記，作為文革前夕的背景鋪墊。 

　　特別值得稱道的是，呈現給讀者的這部日記，未做刪節，未經加工潤色，保持了資料的原貌和完整性，甚至相關人士的姓名也原樣照錄，隻對部分明顯的錯別字作了糾正。目前所見到的回憶錄往往隨時代和主人地位與思想的變遷，有意或者無意地出現選擇性記憶，而目前發表的一些日記、筆記之類資料，往往由於原著者或編輯者的現實考慮而隻選登部分內容、或作刪節、乃至加工潤色，從而使其史料價值打了折扣。 

　　二　老紅衛兵興衰的忠實記錄 

　　這部日記從一個核心成員的角度，記錄了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興衰，其中關於清華附中紅衛兵名稱和成立時間的記載，是以往紅衛兵研究者所未見的新資料，也提出了新的問題。 

　　日記從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以後就不斷提到後來組成紅衛兵的激進學生的活動，特別是對清華附中校領導“資產階級教育方向”的批判。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的日記第一次談到這些學生正式建立了自己的組織機構，但是這個組織被稱為“紅衛士”而不是“紅衛兵”。 

　　這一天的日記寫道：“中午我們‘紅衛士’的一部分戰士到圓明園去開會，正式建立起組織機構，訂好了反攻計劃。”

　　就筆者所知，以往的各種資料，不論是文革期間的紅衛兵出版物還是文革後的回憶錄，都沒有出現過“紅衛士”這個名稱。駱小海在為這本日記所寫的序言中，回應了“紅衛士”的說法。紅衛兵最初是不是被稱作“紅衛士”？這會成為當事人和學者回憶和考訂的新問題。 

　　清華附中紅衛兵成立的日期也由於這部日記增加了新的說法。文化大革命期間，清華附中紅衛兵稱自己的組織成立於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９日，文革以後的回憶也多持這個說法。據宋伯林上述６月３日日記記載，紅衛兵應當成立於６月３日。綜合駱小海為這本所寫的序言及以往的幾種說法，合乎情理的解釋似乎是：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成立有一個過程，５月２９日決定統一署名為“紅衛兵”，並統一行動，而正式建立組織機構是在６月３日。 

　　日記中還有多處內容印證了回憶錄提到的史實，特別是一些老紅衛兵不為外人所知的思想活動。例如：１９６６年１２月的日記反映了老紅衛兵政治失意後的苦悶和徘徊。日記的主人看到歌頌紅衛兵的文藝表演，“回想起‘８．１８’前後的壯景，對比現在油然而觸傷感。回家看到陳伯達、江青對北航‘紅旗’的關門講話，我又不禁想起‘８．６’在天橋劇場江青、康生等同誌對我們關門講話的情景，油然又生傷感。又看主席詩詞，陳老總的解釋，不禁落下淚來。”

　　日記對“聯動”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大會上紅衛兵的情緒也作了相當客觀的記錄：１２月２６日會議反映出目前中學老紅衛兵的狀況，“用腦子的人都對形勢有較正確的了解，不反文革（指中央文革小組——引者注）。但絕大多數還是咽不下這口氣，迫於形勢，雖也不敢大反，但一有風吹草動，一聲半呼，就都躍躍欲試，一呼百應。但大都是為出出氣，真正傻瓜的很少，總之絕大多數仍在彷徨之中。”這次會議的組織者、策略派本來還寄一線希望於通過“破私立公”爭取中央文革小組的諒解和支持，但是結果，被“咽不下這口氣”的紅衛兵，打亂了議程。對此，以前已有卜大華等人的回憶，現在在宋柏林日記中得到證實。 

　　日記中諸多此類記載，為紅衛兵運動和文革研究者，提供了考訂和考察曆史事實的重要資料依據。 

　　三　　家長的影響 

　　《紅衛兵興衰錄》這部書完整地保留了日記的本來麵貌，使人們得以了解影響紅衛兵發展的不少有價值的細節。例如，紅衛兵的活動與其擔任領導幹部的家長的關係，是當時人們猜疑很多，但缺少直接資料的問題。這部日記提供了可信的例證。 

　　紅衛兵是十幾歲的中學生，以領導幹部子女為核心，他們反對學校領導、挑戰工作組權威的造反活動，是不是得到家長的支持或者指點？影響程度有多大？他們大字報裏出現的某些隻有黨內領導幹部知曉的內部信息，曾經令學校或者工作組領導吃驚。北大附中紅旗的彭小蒙曾經回憶說，他們與學校領導和工作組發生矛盾時，工作組曾動員家長勸阻學生，但是他們還是從私人渠道得到了不同的信息：一些高級領導幹部對他們的造反活動很是讚賞，而這些幹部並非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一班人。這本日記記錄了某些領導幹部與紅衛兵早期活動的關係，印證了人們的猜測和當事人的回憶。 

　　文化大革命之初，日記的主人是高中三年級學生，他的父親任解放軍政治學院副院長。身為高級領導幹部的家長對兒子的政治傾向有著重要的影響，有時父母直接地給予支持或指點。 

　　１９６６年５月下旬，激進學生與學校領導的矛盾日益尖銳，５月２９日日記提到：“媽媽說我們沒有錯”。６月１日，紅衛兵反對學校領導的活動發展到公開對峙。６月４日日記中寫道：“爸爸很支持我們”。６月５日日記說：紅衛兵“王銘找了孔原，熊鋼找了薄一波，還找了許多其他的老幹部，凡是找到的老幹部，都堅決支持我們幹革命”。這些日記，證實了外間關於紅衛兵有高層背景的猜測。 

　　工作組進校以後，紅衛兵與工作組發生分歧，日記錄了家長對紅衛兵的支持和忠告。紅衛兵不同意工作組所強調的團結大多數學生的口號。６月２３日的日記記錄了父親的談話，表示在清華附中這樣的學校，團結９５％可能不太適當。６月下旬以後，紅衛兵與工作組的分歧在石油附中運動、“造反精神”的口號等問題上繼續發展。從日記裏可以看到父母讚許紅衛兵在石油附中問題上的態度，對“造反精神”的口號之爭，也表同情。 

　　日記也記下了一些紅衛兵學生的家長對子女的擔心：在紅衛兵張小賓家，“他媽媽和我們談了許久，讓我們好好學習主席著作，好好學習《人民日報》社論，切不可頭腦發熱被敵人利用。”（７月７日） 
日記裏出現了一些幹部子女從家長那裏獲取內部消息的記錄。７月１１日日記說，清華附中紅衛兵通過父輩的渠道，得知內部《工作通訊》十七期刊載了本校工作組關於紅衛兵的負麵報道。後來，紅衛兵批評工作組的大字報引述了這期《工作通訊》的內容。 

　　這些來自上層的小道消息使紅衛兵有恃無恐，也使清華附中等學校工作組感到與這些有高幹背景的紅衛兵較量並非易事。 

　　幹部子女的家庭內部消息優先於中央正式傳達渠道的又一個例證是，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首先通過幹部子女傳到紅衛兵之中。８月２日日記記錄“從礦院附中那得到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最熱烈地支持我們的造反。”次日，王任重才代表中央向清華附中紅衛兵宣讀了這封信。礦院附中的這個抄件，來源於該校學生楊冀平，楊冀平的父親時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北京軍區司令員。 

　　高級幹部對紅衛兵的態度，說明黨內對於文化大革命認識不一，不少幹部在運動開始時還抱著期待。這些領導幹部既希望子女按照毛澤東的教導，在運動中“經風雨、見世麵”，邁出成長為“接班人”的第一步，又擔心這些未諳世事的孩子在政治風浪中“被敵人利用”、跌跟頭，因而以自己的經驗給予指點，甚至支持，但是其結果往往出乎意料，其中的是非得失是應當正視並認真總結的。 

　　談到這些與重大社會政治活動有關，卻屬於私人領域的事情，不能不對日記主人坦誠直麵曆史的勇氣感到敬佩。大凡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在那個年代，大多數人並不是一貫正確的，很多人往往既是運動的參與者或者加害者，又是運動的受害者，隻是加害和受害的時間不同、問題不同、程度不同。如今，紅衛兵的作為早已為社會所批評、譴責，而要防止悲劇再度發生，必須分析曆史事實。這部日記可以說是一個時代的病理標本。勇敢地把記錄了自己思想和經曆，包括明顯錯誤和荒謬的日記，無保留地展示給世人，供人們分析評說，若無坦蕩的胸襟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是做不到的。對此，曆史學者懷著敬意。 

　　三　　獨具匠心的編輯和注釋 

　　《紅衛兵興衰錄》一書的編輯和注釋，獨具內行之匠心。 

　　首先是編輯者餘汝信先生堅持保留了日記的原貌，使之免於刪節之憾。這一點前文已經談過。宋柏林的日記是一份罕見的曆史資料，正如作者《後記》中所說：“本人在運動中沒有受到大的衝擊，沒有成為‘專政’對象，沒有被抄家，所以能夠毫無顧忌地寫出自己的真實思想並完整地保存下來，還有許多照片和文物，這在那個‘紅色恐怖’的年代實屬難得。”　 

　　其次，編輯者對日記做了詳細且專業的注釋，為讀者釋疑解惑。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旁人讀起來不可避免地有費解之處。編輯者的注釋為讀者作了十分到位的解釋。這需要對文化大革命背景知識的細致入微的掌握，也少不了對日記主人的細心詢問。 

　　例如：日記中寫到與工作組的矛盾時，幾次提到“張田豐”，如果不是編輯者指出，讀者很難猜出這是隱語，指代工作組；“張”指清華附中工作組長章建華、“田”和“豐”分別指成員小田和小封，如果按照字麵將其當作一個人名，就不會理解這個“張田豐”的重要性。這是隻有日記主人才能說得清楚的問題。 

　　編輯者對日記中出現的諸多人名、簡稱、外號、專用詞語做了說明。例如清華附中預科班的設置與眾不同，高６３１、高６３２、預６４１和預６４２同為高三年級，不知詳情者常常為之疑惑，有了注釋則一目了然。編輯者特別對日記主人來往較多的同學朋友的家庭背景、家長官職做了說明，這就可以使人很清楚地看到，日記主人的同學朋友圈子，主要是軍隊高級幹部，多為少將和中將一級幹部的子女。這對於準確理解日記主人的社會環境，理解日記所反映的情況無疑是重要的。 

　　編輯者的多處注釋指出日記中的誤傳，表現了編輯者對史實的準確把握。例如，編輯者指出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９日日記中抄錄的毛澤東語錄和１２月１６日抄錄的毛澤東詩詞當中有一首是當時廣泛傳播的偽托和誤傳之作。類似事例還有編輯者指出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７日日記關於中央對內蒙運動的指示是失真的消息。從書中的大量注釋，足見編輯者餘汝信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獨到的學術功力。 

　　其三，《紅衛兵興衰錄》請駱小海作序，也是成功之舉。駱小海是清華附中最主要的發起者、負責人之一，與卜大華、鄺桃生被並稱為“卜駱鄺”，又是主要的筆杆子，是《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等著名紅衛兵大字報的執筆者。駱小海是紅衛兵運動一係列重要事件的關鍵性知情人，這是他第一次如此詳細地敘說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曆史，不僅對於理解這部日記十分必要，並且其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最後，書後附錄的幾篇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文章，注明了版本出處，也是一般讀者或研究者不容易見到的。 

　　說到不足之處，本書保留了日記的原貌，僅對某些明顯的錯別字做了訂正。就曆史資料而論，如果編輯者能在訂正之處逐一加以注釋，就會更加完滿，更據可信性。 

　　相信這樣的一部不可多得的資料書，會贏得紅衛兵及文革研究者的重視與肯定。 


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２００７年２月號。

 

四十年文革尋思

　 仲維光

  “十年一覺揚州夢”，兒時讀此，覺得那是一段極其漫長的時間。因為對於五五年上小學的我來說，十年前的抗日戰爭就好像夏商周一樣，是極其遙遠的曆史。然而，當我真的開始領略到生命的時候，卻別是一番感覺，不是十年一覺，而是四十年如白駒過隙，人生倏忽。無可奈何的人生，人生的無可奈何，給我留下的都是從四十年前那場文化革命開始的。四十年前西山腳下的清華附中，還徘徊在中國傳統的山水中，山明水淨，每天都能夠看到西山綿延的曲線，聽到稻田裏起伏的蛙聲。邁出清華北校牆，沿著比田埂稍寬的泥濘小路，依傍樹陰深處幾處農舍的炊煙，你走進的就是矗立在濃密的茭白，稻田中間，東西河水潺潺的清華附中新建的六層教學樓。

    那是六一年，我報到的時候，這座教學樓還沒有建好，樓裏樓外還在施工。飛進這個樓裏的時候，生命就像剛剛展翅的小鳥，興奮、好奇、精力好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根本不知人間還有苦難、風險。黑暗在等待著我們。

    四十年前的清華附中，雖然臍帶連著剛剛走出反右硝煙的清華大學，可中國的人文傳統，庚子賠款建立的，從美國吹進清華大學的自由風氣，還是時隱時現、潛移默化地出沒在學校的每一個角落。

    然而，這個淡淡的有如水墨畫般的背景、氣氛，還是讓那些第一代眼睛隻“盯著”“權力”，第二代血液中隻“流著”“權欲”的兩代極權主義怪獸，不能容忍。六六年，就在這個如畫、如詩、如夢的清華附中，就在我所在的班級，我的桌前身後，寤生出那個人間怪胎，那個遠在歐洲的黨衛軍的孿生兄弟，“紅衛兵”!

    可能是直覺的自衛，可能是遺傳的文化基因，可能是天生的重情不重權力、暴力，六六年四月，我鬼使神差地走入人生的第一步，就成了那個還在胎中的紅衛兵的反對者。而這一步就走了四十年，走進我生命的追求，走盡我的青春。

    這的確是一次貨真價實的“文化大革命”，這父子兩代要革掉一切傳統，革掉一切和他們不相容的文化，一切不臣服於他們的人性。

    六六年四月，或許也可以說從六四年就開始了，卜大華、駱小海們的所謂造反口號就是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搞“思想革命化”，“教育革命”，在學校裏，他們具體要做的是“取締封資修的土壤、黑市”，“徹底貫徹階級路線”。說穿了就是要“用盡”權力，占據一切。這其實是典型的極權主義精神。如果說他們的父輩是在多元環境中最後追求到了極權主義，那麽這第二代人則是血管中流動的隻有極權主義的血液。如果說，高官子弟權力唾手可得，那麽這些中下層幹部子弟，要想占據更多的權勢，則隻有更淋漓盡致地依附權勢、革命造反了。

 
    我想紅衛兵這個臭不可聞的名字出自張承誌的建議也絕非偶然，這一切都是一種自然的流露，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這個充滿極權主義權欲和血腥的名字，不會出於一個平民子弟，一個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沒有那種權力的衝動和狂熱。紅、衛、兵，對仗黨、衛、軍，真是天作唾棄的一雙詞。隻有那些血液中仍然流動著權欲夾雜著奴性的人，才會至今還對這個名字津津樂道，甚至可以說不知羞恥地感到驕傲。

    與仍然蜷縮在共產黨羽翼下的卜大華兄弟、張承誌相比，到了美國，從而能看到人間羞恥為何物的宋彬彬和駱小海，不敢再正麵提紅衛兵滲透著的對政治權力的欲望和瘋狂，而聲稱他們本來要搞的是“教育革命”。然而，他們卻無法掩藏，六六年六月他們砸爛的高考製度，是為了他們自己可以為所欲為地占據一切最好的社會位置。他們要在學校教育革命中徹底推行的“階級鬥爭”，“階級路線”，說穿了也就是霸占一切，支配一切，他們也無法把七月那些殺氣騰騰的“頭斷太平洋”，“血染華盛頓”的野獸情懷完全抹盡。

    究其根本，描述希特勒、共產黨的這個詞，瘋狂的“極權主義專製”欲望，用在紅衛兵身上，真是再貼切也沒有了。

    文革第一個十年，我在清華園、清華附中既留下了愚昧，充滿極權主義文化衝動的狂熱，也留下被壓抑、被損害的生命和正義的追求，做過惡、行過善。然而，終於在第一個五年結束前，在我步入成年的時候，我覺醒了。這就使我後來始終相信，一個從出生就受極權主義教育，知識麵狹窄的少年能夠完成這個過程，那麽，一個智力和道德健全的人肯定會背離那個沒有人性，散發著血腥的社會，那個黨。而就因為這個基本常識，我得罪得更厲害的是那些不願意看到這一切的曾經、或者仍然依附於共產黨的“知識精英”。

    第二個五年，我來往於農村和清華園，思想開始了漂泊，感情開始了流浪，知識終於尋找到自己紮根的土壤。

    文革後第二個十年，我最終告別了清華園，因為我終於發現，這個被共產黨、蔣南翔改造過的清華園。已非昔日，它既沒有中國的人文傳統，也沒有西方知識分子特有的獨立自由追求。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清華的教改改掉的是人的靈魂，人對知識和道德的追求，清華園不折不扣地成了一個培養良種牲畜工具的“動物莊園”。伴隨知識的增長，我看到，六十年代清華大學教材的深度和理論性竟然不如八十年代電大的教材，更何談培養第一流的人才。從那個時候，我深深地感到，這個留下了我的童年的清華園和清華附中，還有那個我曾經尊敬愛戴的萬邦儒校長，他們埋葬、摧毀了多少人才、人性，他們褻瀆了多少知識和精神，最終，他們自己也成了這個教育革命、階級鬥爭的犧牲品。

    這第二個十年，我感觸最深的是，本來我可以受更好的教育，做更多的有益的事情，可從四十年前的那個六月，當然更準確說，從五十七年前共產黨控製了中國那天起，你受的就都是動物莊園的教育，你想真正追求知識，追求生活，就要首先洗清動物莊園中注射到你血液中的毒素，就要反抗那種獸性對你的追求的禁錮和扭曲，而這就注定了你的孤獨、寂寞和貧窮，注定了政治對你的迫害。第二個十年，我很少回清華園，更沒有再去過清華附中。

    文革後第三個十年，我流落到國外，經過二十年的學習，二十年的追求，我開始全麵清理四十年前迫使我走向這條道路的一切。這不是中國局部的問題，這是一百年來世界近代化的產物，為什麽一百年來竟然有這樣一批知識分子，這樣一批所謂“精英”，追求“不自由”，為了自己的權力，瘋狂地摧毀普通民眾的人性？為什麽如此一批知識分子，對生活、生命，文化和傳統毫無感情，而對“動物莊園”卻如此熱衷？

    三次回中國，我至多從清華西校門擦過，好像山沒了，水盡了，稻田平了，青蛙也去了，北望清華附中，看不見，卻能感到那是一片現代化的水泥！“水泥”凝固了清華附中，那山、那水，那曾有過的人傑地靈。

    清華園、清華附中究竟還剩下什麽？

    文革後第四個十年，我們這一代人過了知天命之年，生命如日過中天，我第一次感到人生你已經不可能再走一次，你已經沒有資本再尋找新的起點，隻有在自己的路上走下去。我是一個天生不會回頭的人，所以我沿著六六年的路走下來。而那個當年豢養出紅衛兵的政黨，那些紅衛兵，則一直在那片土地上為了自己的權力，繼續豢養出各種新的當代怪獸。那片沒了傳統，沒了文化，沒了人性的土地，也沒了環境和自然，剩下的隻有紙醉金迷的墮落和權力。一個不折不扣的動物莊園，既沒有人的“安”居樂“業”，也沒有人的倫理道德。

    又到五月，六六年的五月已經那麽遙遠，零六年的五月就在身邊，尋跡這中間的四十年，不是春花秋月何時了，而是各種形式的文革何時了？盡管現在幾乎已經沒有人歌頌文革，但是，跟著共產黨搞反右，搞文化革命的醜陋，人們卻仍然沒有，也不想真的反思。這其實是一個一加一等於二的問題，因為不同形式的“文革”仍然在繼續，如果反思了，人們就會看到，跟著共產黨搞改革，跟著共產黨鎮壓法輪功，其實仍然是在蹂躪世間的美好！

    文革四十年，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2006-5-6於德國埃森

 

胡平專稿：談宋彬彬的反對打人之謎──看《八九點鍾的太陽》有感

送交者: 幽靈遊魂 於 2004/03/02 14:4:17 [文革探索]

 

胡平專稿／宋彬彬可以說她沒有動手打人，但是她是否可以說她一直反對打人呢？宋彬彬是黨員，是師大女附中第一張批判校領導大字報的排名第一的署名者，是該校紅衛兵負責人，校文革副主任。沒有材料證明宋參與了毆打，但是也沒有證據表明宋對這場殘忍血腥的毆打表示過反對，而她當時正處在最有資格也最有責任出麵反對和製止的位置上

（續前）

3、是“一直反對打人”嗎？

老紅衛兵最突出的“功績”之一就是打人。作為老紅衛兵的領袖人物，宋彬彬打過人嗎？已故千家駒先生在《自撰年譜》裏寫到，宋彬彬和別人比賽，那一個紅衛兵打死了六個人，她為了勝過那個人，就打死了八個人。可見，關於宋彬彬打死人的說法流傳很廣。 (chinesenewsnet.com)

宋彬彬在《八九點鍾的太陽》影片中說：“破四舊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沒參加過。但是到處都是我的謠言，就說給毛主席戴袖章的宋要武，怎麽怎麽樣打人。我覺得特別地委屈，因為我一直是反對打人，反對武鬥的。當時很多學校的一些紅衛兵，就到我們學校來看我，但是他們都特別失望，就說你怎麽是這麽一個樣子，你跟我們的想像一點都不一樣，就好像你一點都不革命的意思。我就覺得我這個名字和形象都完全被剝奪了，我自己一點控製的能力都沒有，特別地生氣。同時我也覺得為了這個名字，使得那麽多的人受到迫害，覺得非常地難過。我們當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現在這個文化革命已經跟我當初參加的時候所想的距離太遠。”(chinesenewsnet.com)

我以為，假如宋彬彬確實沒有打過人，那麽她做出這番解釋是完全必要的。不過，要說她自己“一直反對打人反對武鬥”，那就很值得商榷了。

自己是否動手打過人，這是一回事；自己是支持打人還是反對打人，這可能是另一回事。有的“黑五類狗崽子”還動手打過親爹親媽呢，你能由此斷言他是支持打人的麽？盡人皆知，當頭頭的多半是“動口不動手”。昔日共產黨在農村搞土改，很多地主在鬥爭會上被活活打死，基本上都不是工作組的人動手，但是，那能證明工作組反對打人嗎？ (chinesenewsnet.com)

王友琴博士在《卞仲耘：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一文裏，對宋彬彬所在的北師大女附中在紅八月期間打老師打同學情形作出了詳細的描述。卞仲耘是師大女附中第一副校長，在1966年8月5日那天被打死，就在學校操場，被該校的紅衛兵群圍攻毆打，從下午兩點一直打到五、六點，“其間沒有一個人出來製止”。學校對麵就是醫院，五點多鍾時，另一位被批鬥被毆打的副校長胡誌濤，見卞仲耘已經奄奄一息，提出送醫院，但被紅衛兵憤怒拒絕，等到晚上校工推車把卞仲耘送到；醫院時，卞仲耘早已斷氣，屍體已經僵硬。事實上，從六月下旬起，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就開始了對老師的折磨毆打，作為該校第一把手的卞仲耘首當其衝。在臨死前一天，遍體傷痕的卞仲耘回到家裏對丈夫說，紅衛兵打死她那樣一個人，“就像打死一條狗”。 (chinesenewsnet.com)

從目前已知的材料看，沒有材料證明宋彬彬參與了毆打，但是也沒有證據表明宋彬彬對這場殘忍血腥的毆打表示過反對。宋彬彬是黨員，是該校第一張批判校領導大字報的排名第一的署名者，是該校紅衛兵負責人，校文革副主任。在校領導被打倒，工作組又撤離的紅八月，宋彬彬無疑是全校不數一也數二的最有權勢的人物。卞仲耘被打死的那個下午，宋彬彬就在校園。如果她出麵反對出麵製止，就算不能避免打人事件的發生，難道連把人活活打死也避免不了嗎？宋彬彬可以說她沒有動手打人，但是她是否可以說她一直反對打人呢？假如她沒有當場出麵表示反對和製止的話，而她當時正處在最有資格也最有責任出麵反對和製止的位置上。 (chinesenewsnet.com)

同樣的問題也應向駱小海提出。駱小海也說他是反對打人的。我們知道，清華附中紅衛兵在8月27日發表過一篇“清華附中紅衛兵對當前形勢的十點估計”，在肯定破四舊的前提下“糾偏”。嚴厲批評了“打人”，“對前學校的黨政幹部一律以黑幫論處”，“誰家都抄”等作法。然而，正象王友琴在《清華附中模式》一文裏寫到的那樣，清華附中紅衛兵正是打人之風的始作俑者之一。從6月起，清華附中紅衛兵就開始打人。8月26日，由清華附中紅衛兵負責人卜大華等主持，在清華附中五樓大教室舉行“鬥爭會”，晚上７點鍾開始，一直進行到深夜１２點鍾左右才結束。在會上，許多校領導和老師遭到了殘酷野蠻的毆打。紅衛兵用銅頭軍用皮帶以及用塑料跳繩擰成麻花狀的一種鞭子猛抽。當時正是炎夏，人們都隻穿單薄的衣服。皮帶和鞭子抽下去，落在人的身體上，一抽一個血印。注意：這是紅衛兵親自主持的鬥爭會，或許卜大華、駱小海沒有出手，但是作為大會的主持者，他們出麵反對出麵製止了嗎？他們難道不應該為這場暴行負責任？ (chinesenewsnet.com)

當年駱小海的同班同學仲維光在《“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誕生史實》裏寫道：“拳打腳踢，遊街示眾，從六月中旬後越來越普遍。到了三論造反精神發表的七月下旬，清華附中鞭打學校幹部、老師和出身不好的同學到達了高潮”。“在這一切過了高潮之後，即在紅八月的下旬，所謂十六條公布幾近半個月後，清華附中紅衛兵，人該打的打了，該專政的也專政了，於是演起了他們父輩─中共曆來在運動中所使用的手法，寫了一篇‘清華附中紅衛兵對當前形勢的十點估計’。這篇估計當然不會超脫黨八股，它首先充分肯定了那時的大好形勢，然後就是對大好形勢後的問題，如不合政策的打、砸、搶等所謂過分行為提出了批評。所謂它引起了首都市民的歡迎，是確實的。在那個肆無忌憚、草菅人命的時候，無論是誰出來說一句‘打得好！但別打了’，都會受到熱烈的歡迎的，即使他就是打人的發起者。共產黨每次的落實政策不也都是受到人們的歡迎嗎！但是這又能說明什麽呢？這難道不正是生活在極權社會下的人的悲劇嗎？”(chinesenewsnet.com)

4、對文革的反思和研究還有待深入 (chinesenewsnet.com)

我們甚至可以假定宋彬彬、駱小海們本來從心底裏是厭惡打人，反對打人的；那麽，他們又為什麽不當場出麵反對出麵製止呢？這大概就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的結果了。因為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群眾發動起來了，要鼓勵，不能給群眾潑冷水，不能站在群眾前麵指手劃腳，如此等等。按照這種觀點，那些“有問題”的人挨打，甚至被活活打死，就算不是活該，起碼是無關緊要的，是無損於革命大方向的正確和紅衛兵組織的光榮的。所以，宋彬彬、駱小海們才能拿著那幅沾滿無辜者鮮血的紅衛兵袖章毫無愧色，一點不發顫，繼續驕傲地戴在自己左臂上，還把它當作最崇高的禮物獻給心中的紅太陽。這決不僅僅是老紅衛兵的問題。許多造反派也是如此。 (chinesenewsnet.com)

研究極權主義的著名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提出過一個概念，曰“惡的庸常性”（banality of evil）。她指出，很多納粹罪犯並非天生的歹徒惡棍，如果生活在正常的社會裏，他們都會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人。幾年前，美國學者丹尼爾·喬納·哥德哈根寫了一本書《希特勒的誌願行刑者》。作者通過對大量的史實材料、幸存者的回憶和追述等資料的分析得出結論，當年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罪行是借助於千千萬萬的普通德國人之手進行的，而這些德國人是自覺自願地參與了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屠殺。大屠殺是德國反猶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那麽，中國的文革呢？在文革中發生的一係列暴行，難道不是千千萬萬的普通人（當然不是全體）參與、而且是自覺自願地參與的嗎？這裏，我們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挖掘，需要深究。

劉澍華，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物理教師。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晚上，在該校紅衛兵組織的“鬥爭會”上，遭到紅衛兵的毒打和侮辱，當晚從清華大學內的高煙囪上跳下自殺身亡。時年26歲。身後留下懷孕的妻子和瞎眼的老爹。

 

 

清華大學附中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劉樹華之死和紅衛兵暴力的發展及模式緊密相關。這套模式也隨著紅衛兵組織在全國的建立而普及。

 

1，劉澍華在“鬥爭會”上被毒打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澤東寫信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一個名叫“紅衛兵”的學生小組。在信中，毛說：“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毛的支持使得紅衛兵組織迅速擴展到全國，也使得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在學校掌握大權，對學校裏麵和外麵的所謂“階級敵人”展開了殘酷的暴力性“鬥爭”。紅衛兵還把清華附中改名為“紅衛兵戰校”。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集會。１００萬紅衛兵手持毛的語錄本，喊著驚天動地的“毛主席萬歲”口號走過廣場。清華大學附中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他們的代表被召上了天安門城樓，和毛澤東握手談話。這在當時是無上的榮耀。

 

在紅衛兵組織迅速發展的所謂“紅八月”中，校園暴力迫害急劇升級。在清華附中，對教職工和學生的大規模暴力迫害肆無忌憚地發展進行。從打耳光、掄拳頭發展為有專用的打人工具，從小規模的打人發展到大規模的在公眾場合毒打被“鬥爭”的對象，從零星的暴力行為演變成普遍發生的毆打和折磨。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晚上，清華附中紅衛兵召開全校性的“鬥爭會”。會場在清華附中五樓大教室。主持“鬥爭會”的是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卜大華。“鬥爭會”是晚上７點鍾的時候開始的，叫喊加上毆打，這個“鬥爭會”一直進行到深夜１２點鍾左右才結束。

 

那時候是“文化革命高潮”。紅衛兵“破四舊”，打人，抄家，不但在白天進行，也在夜裏進行，而且甚至通宵不停。筆者調查紀錄的多例殺害，都在半夜發生。中學生的年齡，應該是貪睡的時候，但是這時候卻可以夜以繼日地從事所謂“革命行動”。仇恨、權力和殘暴行動，可以帶來生理上的興奮刺激作用，這可以算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舉行“鬥爭會”的大教室有一百五六十平方米，是清華附中最大的集會場所，位於教學樓五層西側。大教室有東西兩個門，通常隻開東門。“鬥爭會”開始前，一般的教職員工，是列隊從東門進去的，進去以後，麵朝西坐下。“黑幫”則排隊從西門進了會場。所謂“黑幫”，是那時候已經被當作“階級敵人”“揪出來”的一些人，有該校的校長萬邦儒，副校長韓家鼇，共青團委書記顧涵芬，辦公室副主任張秀珍，以及在１９５７年被劃成“右派份子”的老師。“黑幫”的全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黑幫”。這種罪名當然極其荒唐，但是另一方麵，在文革中被用作稱呼文革對象的相當有威懾力的方式。“黑幫”進門以後，站成一排，等候“鬥爭”。

 

劉澍華196２年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清華附中教物理，兼任班主任。8月26日以前，他還不屬“黑幫”範疇。劉澍華從東門進了會場，他想往一般教職員工的那邊坐下，但是被紅衛兵喝斥住了。紅衛兵手指一群“黑幫”，大聲命令他：“站那邊兒去。”

 

劉澍華隻好站到了“黑幫”那一邊。站在這一邊還是那一邊，這時候生死攸關。站到了那一邊，就成了“階級敵人”一類，而且，那天晚上，紅衛兵可以任意打罵。而一個人被劃為哪一邊，是由清華附中紅衛兵來決定的。現在還有些學者很欣賞毛澤東的關於劃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理論。其實，隻要肯看看這個理論在中國的實踐，想像一下自己是那天晚上的劉澍華，被一群紅衛兵中學生決定是否“敵我矛盾”，而且，由其對被劃進“敵人”範疇的人任意處罰，毆打侮辱，就會知道這個理論的危害有多麽大。

 

在那天晚上“鬥爭會”的過程中，所有的“黑幫”都遭到了殘酷野蠻的毆打。

 

紅衛兵用銅頭軍用皮帶以及用塑料跳繩擰成麻花狀的一種鞭子，猛抽“黑幫份子”。當時正是炎夏，人們都隻穿單薄的衣服。皮帶和鞭子抽下去，落在人的身體上，一抽一個血印。

 

被“鬥爭”的人先站著，後來被喝令跪下。跪得高了或是低了，都被紅衛兵喝斥並因此遭重打。

 

這是一個典型的文革時代的“鬥爭會”。除了拳腳交加和鞭子抽打，還有聲嘶力竭的“揭發”和“控訴”。其“揭發”和“控訴”的內容，一是說一些沒有發生過的事情，二是把一些並不錯的事情，說成是“反革命罪行”。另外，還穿插著大量的口號高呼：“堅決打倒黑幫”“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堅決進行到底”以及當時喊得最多最頻繁的“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簡單明確而凶狠的文革理論的支撐，仇恨心理的自我激發，熱狂的個人崇拜，個人心中原來被文明社會規則壓抑了的邪惡念頭的爆發，多種因素配合，造成了那天的醜劇也是慘劇。

 

那天晚上被“鬥爭”的人中，首當其衝的是清華附中的校長萬邦儒，副校長韓家鼇。他們是清華附中的所謂“黑幫頭子”。紅衛兵剃了他們的頭發，還命令他們二人在衣服的前襟上縫上一塊黑布，黑布上寫上白字：“黑幫大頭”，“黑幫二頭”。１９６６年夏天他們就一直戴著這樣的標記走來走去，時時遭到打罵和侮辱。他們被毒打很多次。萬邦儒的腎髒被嚴重打傷，便血。他頭上被打出了一個大裂口，長久不能愈合。以後他落下了腎病和胃病。

 

清華附中共青團委書記顧涵芬也被嚴重打傷。“鬥爭會”後，她倒在自行車棚子裏不能動彈，陷入昏迷狀態。她的丈夫劉鬆盛在清華大學電機係工作，到學校裏來把她背回了家。顧涵芬的一隻眼睛被打瞎。不是完全瞎掉，但是隻剩下零點零幾的視力，僅能感覺到一點光亮。她還被剃去了半邊頭發，所謂“陰陽頭”。因為多次挨打受折磨，不但她的一隻眼睛失明，而且她的身體也弄壞了。她後來兩次懷孕都小產，第三次懷孕才保住了嬰兒。

 

在被毒打的人中間，被打得最厲害的是劉澍華和邢家鯉。邢家鯉是清華大學教務處副處長，分管清華附中。校長萬邦儒，副校長韓家鼇被紅衛兵稱作“黑幫頭子”和“黑幫二頭”，邢家鯉則被稱作“黑幫總頭目”。邢家鯉平日不在清華附中上班，這天被抓到附中來，紅衛兵打他打得特別凶狠。

 

劉澍華則是那天晚上被“鬥爭”的新人。他不是學校的領導人，也不是業務上突出的教師，不可能成為所謂“黑幫”或者“反動學術權威”；他年紀尚輕，不可能在1949年以前有所謂“曆史問題”。紅衛兵“鬥爭”他的“理由”是“流氓”。

 

劉澍華那時剛結婚三個月。在和妻子戀愛結婚以前，劉澍華追求過另外一個姑娘。那個姑娘不情願，曾經到清華附中領導人那裏抱怨劉澍華糾纏她。清華附中的領導人為此和劉澍華談了話。這件事情過去後，劉澍華另外找到了對象並結了婚。

 

文革開始，６月上旬，“工作組”被派到清華附中來取代學校原來的負責人，領導學校的文革運動。學校停課。“工作組”支持紅衛兵學生反對學校領導和教師，號召“大揭發”。學校裏貼出了大批的“大字報”，“揭發”了各種各樣當時被認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個人言行。劉澍華的這件事情，也被“揭發”了。

 

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毛澤東命令撤出各校的“工作組”，並且指責“工作組”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也就是說，毛澤東號召對教育工作者的攻擊升級。“工作組”離開，８月，紅衛兵在清華附中執掌了大權。他們立刻對“黑幫”們展開了前所未有的殘酷的“鬥爭”，其中最明顯的是公開的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暴力毆打和侮辱。此外，打擊的對象也擴大了。劉澍華也被圈進了攻擊對象。

 

清華附中的教室樓造有三個大門，當時隻用了兩個門作入口，西側的門是封了的。紅衛兵在那裏貼了一張劉澍華的漫畫像，有吃飯桌子那麽大，上麵寫有“大流氓”三個大字。

 

當時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領導，是高中二年級和三年級的學生，年齡為１８歲或者１９歲。在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領導人都是男生。這個年齡的男生可能對一個男老師的戀愛故事產生過分的興趣和非分的關注。每個社會中也總有一些人懷著惡意對他人的私生活加以窺探和攻擊。在平常情況下，這種不正常心理和惡意會受到社會常規和法律的控製，一個正常人也會對自己內心的邪念加以反省和糾錯。但是在１９６６年的所謂“紅八月”中，紅衛兵從文革的領導人毛澤東那裏得到了殺人不償命的前所未有的特權，得到了可以任意“鬥爭”和毆打侮辱老師和同學的前所未聞的特權，他們的變態心理和潛藏的惡意在“革命”的名義下急劇膨脹，不但形成了下流的想象，而且導致了殘忍的行動。在８月２６日晚上，紅衛兵毆打折磨劉澍華比別的老師更加嚴重。這天晚上紅衛兵的毒打和侮辱，造成了劉澍華的自殺。

 

“鬥爭會”一直進行到半夜才結束。在結束的時候，紅衛兵負責人宣布，明天，８月２７日，所有的班主任和任課老師一律下到班裏去搞運動。

 

清華附中的全體老師都聽懂了的潛台詞是：明天，一律挨鬥挨打。

 

在此之前，教員們集中在一起“搞運動＂。因此，除了全校性地“揪出”的一批所謂“牛鬼蛇神”，一般教員還不必免麵對麵地經受學生的“揭發”和“批鬥”。現在紅衛兵安排所有的教員下班，那就是以班為單位，每班學生分管幾名教員來揭發批判。後果必然是參與“鬥爭”教員的學生會更多，被“鬥爭”的教員也會更多。實際上，那天白天，在一些班裏已經“鬥爭”了班主任。高三（２）班的班主任童常珍，被強迫跪在教室前麵，聽取全班學生的“批判”。一個家長也來“控訴”她，一邊控訴，一邊用小棍子敲她的頭。實際上，這個家長的孩子在文革前很得班主任的栽培，這種時候為了表示和班主任“劃清界限”，表現特別激烈。該班紅衛兵也抄了童常珍的家。當天“鬥爭會”上的毒打，在此之前發生的和當時在整個北京普遍發生的暴力和恐怖，告訴了他們要遭到的將是更嚴重的虐待與侮辱。

 

“鬥爭會”後，劉澍華回到了他所住的叫做“明齋”的集體宿舍。劉澍華雖然當時已經結婚，他的妻子在山西，那時候要把妻子調到北京來，對他那樣一個普通教師幾乎是不可能的。雖然結了婚，他們隻能兩地分居。另外，劉澍華在北京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房間，因為北京的普通人普遍缺少住房。他和別的男老師同住一個房間。他回到房間以後，理了一下床上的東西，就悄悄地離開了房間，再也沒有回來。他的同屋張亦鳴老師那時候在房間裏，但是沒有發覺劉澍華離開房間其實是去自殺的。

 

劉澍華離開房間以後，是否去過別的地方，無人知道。他最後是到了清華大學西南門燒鍋爐的高煙囪頂上，跳了下來。他是往煙囪的裏麵跳下去的。煙囪的裏側空間窄小，劉澍華的身體是直立落下去的。煙囪很高，身體落地時的撞擊力非常大。看到他的屍體的人說，他的兩根大腿骨，深深插進他的身體。屍體因此縮短了，屍體上滿是血和黑色的煙灰粉末。

 

劉澍華的屍體是第二天早上通灰的時候被發現的。

 

劉澍華死了，２６歲。因為是自殺，紅衛兵斥之為“畏罪自殺”。他有什麽罪？那些毒打他的人，才是有罪。他的自殺，是被紅衛兵如此毒打和侮辱之後的自殺，也是看到整個文革大形勢一定會繼續暴力迫害後的絕望所致。在劉澍華死亡那天的前後日子，在北京一個城市，每天有幾十到幾百的普通居民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劉澍華已經被打成這樣子，明天等待著他的，還是這種拷打和折磨。他走投無路。這不是一般的自殺，這是被強迫的自殺。這種被強迫的自殺，與被直接殺害在悲慘程度上沒有區別。

 

劉澍華死的時候，他的妻子已經懷孕。他老家中還有一個瞎眼的老爹。劉澍華是年輕的剛剛開始了教學生活的教師，是老人晚年要依仗的兒子，是新婚的丈夫，是即將成為父親的人，生活本來應該是完全不一樣的。

 

直接害死劉澍華的人，是學生，也是家裏的兒子和女兒，可是他們成為了紅衛兵，袖子上戴著紅袖章，腰裏係著軍用皮帶，懷揣毛語錄本，他們用拳頭和鞭子，害死了劉澍華老師。

 

得到劉澍華的死訊後，他的妻子和父親曾經來過清華附中。在文革繼續進行的情況下，他們當然得不到任何幫助。隻是我們現在可以想象，當懷孕的年輕妻子和瞎眼的老爹千裏迢迢從山西趕來，知道他們的丈夫和兒子在煙囪裏這樣死去，他們會有多麽悲傷和難過。

 

 

2，這隻是清華附中校園暴力的一部分

 

實際上，在清華附中，大規模的暴力迫害，在８月２６日的“鬥爭會”之前已經開始了。

 

副校長韓家鼇，文革前兼任初二（１）班的副班主任。８月初的一天，這個班的學生把他抓到該班的教室裏麵，強迫他跪在地上，後來又把他打得趴在地上。全班學生用棍子、鞭子和銅頭皮帶輪流毆打韓家鼇。他先是站著，後來被按下跪著，再後來被打趴在地上。除了幾個學生因為是“黑五類”家庭出身不具打人“資格”之外，其他的學生被強迫必須參與毆打韓家鼇。有一個學生不願意打，有紅衛兵激發他說：“你不記得韓家鼇迫害你了嗎？打！”這裏的所謂迫害，是指因為這個學生尿床，韓家鼇安排他和另一個也尿床的學生住在同一間宿舍裏。這本來是一個好意的安排，但是在特定的情況下卻被用來激發仇恨和暴力。

 

韓家鼇曾經在這個班裏辦了“外語叢書角”，把一些學外語方麵的書放在那裏，方便學生閱讀。他也曾經給一個家庭經濟條件比較困難的學生買了一本英文小詞典。這些都成了他的罪行。打他打了一個多小時後，有學生把一些書和這本英文詞典用火燃著後，丟進一個鐵絲簍子裏，然後把韓家鼇的頭按進火裏，燒著了他的頭發。

 

打過以後，紅衛兵把韓家鼇架回關押他們的“黑幫”小院，把他的衣服拉開，顯出他的滿背血痕，對其他“黑幫”說：“你們看，要是不老實交待，韓家鼇就是樣子。”當時，清華附中的“牛鬼蛇神”，被關在學校的西小院裏。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分工專門監管他們。“黑幫”們不是在那裏寫“交代材料”，就是被拉出去“鬥爭”或者“勞改”。常有紅衛兵闖進來，命令他們唱“牛鬼蛇神歌”（這個“歌”的歌詞與曲譜，請見筆者的《１９６６：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他們就隻好唱；侮辱他們，他們隻能唾麵自幹。

 

韓家鼇被打得渾身是傷。醫院不給“牛鬼蛇神”看病，他隻好讓家人到藥店買了大量治療跌打損傷的傳統中藥“雲南白藥”，天天就著燒酒吃下去，以減輕疼痛。當時韓家鼇３３歲，他原來從不喝酒。因為“雲南白藥”需要和燒酒同服才起作用，他學會了喝酒，並且從此養成了天天喝酒的習慣。他的腰在１９６６年被打傷後，３０年來一直疼痛。

 

清華附中紅衛兵在附中校園大量使用暴力的時候，在清華大學打人還不那麽嚴重。附中紅衛兵因此批評大學紅衛兵太文太無能，聲稱要教育教育大學生。８月中旬的一天，清華附中紅衛兵帶領中學生到清華大學校園遊行，遊行中間把清華大學的前領導人之一艾知生抓來“遊街”。遊行的終點站是清華大學西大飯廳。在那裏繼續開大會“鬥爭” 艾知生。在“鬥爭會”的台子上，附中紅衛兵把艾知生按在腳下，一頓痛打。

 

在劉澍華被打的前兩天，８月２４日，清華附中紅衛兵召集全北京市１２所中學的紅衛兵到清華大學“造反”，實際上是中學生紅衛兵把大規模的抄家打人之風全麵帶進了清華大學。那一天，１２所中學的紅衛兵分乘大卡車來到清華園，和清華大學紅衛兵配合行動。他們命令拆毀清華大學建校時期修築的標誌性建築――刻有“清華園”的漢白玉牌樓（這座牌樓在１９９０年代重建）。在大吊車拉倒牌樓後，紅衛兵命令在“勞改隊”中的“牛鬼蛇神”把石塊背走。“牛鬼蛇神”運石頭的時候，背後有拿著銅頭皮帶的紅衛兵吆喝打罵。中學紅衛兵和大學紅衛兵一起到各係打人。清華大學校園內的甬道上，留下了一灘一灘的血跡。無線電係的教授和幹部被打後，血流在地上，還有人在血跡旁畫了一個大圈，又寫上“狗血”兩個字，意思是這些被打的人不是人，而是狗。這１２所中學之一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該校紅衛兵在清華大學“造反”過後，又到了靠著清華大學的北京大學教工宿舍“燕東園”，抄了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翦伯讚的家，撕毀了他的藏畫，查封了他的書籍。

 

８月２４日晚上，清華附中副校長韓家鼇被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拉出去拖到清華大學的科學館。韓家鼇的家住在清華大學校園中荷花池（就是中學課本裏收有的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中所寫的地方）附近。一公裏長的路上，他的鞋子被拖掉了。紅衛兵一路走，一路打他。清華附中校長萬邦儒也被抓來。清華附中的一個紅衛兵還把韓家鼇的頭按在地上，用腳踩上，說要他“永世不得翻身”（這是引用毛澤東語）。紅衛兵還命令韓家鼇打校長萬邦儒，說：“你不打他，我就打你。”

 

那天夜裏，萬邦儒和韓家鼇都被關在清華大學科學館。被揪到科學館挨打的還有清華大學的負責人劉冰、艾知生等等。他們被逐個叫到一間小房間裏挨打。折磨了一夜後，到第二天中午，給他們一人一個窩窩頭吃。領窩窩頭的時候，每個人必須先說一句“王八某某某吃窩頭”，否則立即再遭打。那天是清華大學的大學生紅衛兵命令他們這樣咒罵自己的。８月２４日是中學生紅衛兵到清華大學大肆行凶，但是看來清華大學的紅衛兵也不甘落後。在如何折磨侮辱人方麵，大學和中學的紅衛兵都相當有“創造性”。

 

萬邦儒和韓家鼇在科學館被關押毆打了一夜一天，被附中的紅衛兵拉回到附中。韓家鼇被抓走以後，他家的老人和孩子，不知道他被抓到那裏去了，又不見他回來，他們出門看到路上的兩灘血，以為韓家鼇已經被打死了，回到家裏痛哭。

 

清華附中的地理教師張葆林，看到同事們這樣挨打挨鬥和自殺，她不知道災禍什麽時候會臨到她頭上。她在自己家裏，跪在地上，叫她的兒子仿照紅衛兵在“鬥爭會”上的樣子打她，說要練習承受紅衛兵的打。她不知道她能不能經受得住那樣的拷打和折磨，她需要事先的“彩排”。

 

1966年8月北京曾下大暴雨。清華附中路邊的排水溝排水不暢，引起積水。在校園“勞改隊”裏的老師們被命令清理水溝。做完以後，紅衛兵命令他們互相潑溝裏的混水，互相毆打，還命令男老師打女老師。

 

一位當年的學生在接受采訪時說，一天他看到清華附中的另一個副校長吳裕良走在路上，一個紅衛兵走上去，迎麵打了吳一個大耳光，然後，幾拳把吳打倒在地。這個紅衛兵大模大樣地揚長而去。吳裕良倒在地上，過一會兒自己爬起來就走。――這是已經過了打人最高潮的時候。

 

確實，現在的人們很難想象，清華附中有過這樣的年代：老師們要常常挨打常常吃“雲南白藥”，要練習怎麽被“鬥爭”怎麽下跪怎麽被打。可是有必要想像一下，你是否能忍受那樣的毒打和侮辱？你在那樣的恐怖麵前會害怕到什麽程度？然後，我們會認識到，與其指望人都能像英雄一樣承受這樣的暴行，比較現實的任務是想想辦法不讓這種恐怖境況能夠再次出現。

 

在清華附中，被打被虐待的不僅僅是老師，還有學生。紅衛兵提出了“紅五類子弟”“黑五類子弟”這樣的新名詞和新概念，大力推廣“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所謂“黑五類”即“地富反壞右”的子女，也成為攻擊對象。

 

紅衛兵不僅自己大量書寫張貼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還強迫一批所謂“黑五類”出身的學生抄寫這一對聯。也就是說，這樣的學生不但被侮辱，而且被強迫自辱。高三學生戴建忠和另外三個學生一起被強迫各寫 “對聯” １００副。可以想象，僅僅這四百副“對聯”就可以造成什麽樣的視覺環境。事實上，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北京的中學校園裏，這副“對聯”是張貼最多最廣的東西之一。

 

對所謂“黑五類子弟”――更有侮辱性的流行的說法是“狗崽子”，紅衛兵不單張口罵，而且動手打，或者采取其他暴力行動。在宿舍裏，一些“黑五類”子弟的床頭被貼了侮辱性的大字報。初二學生章立凡的父親是“大右派份子”章乃器，他的蚊帳和被子被紅衛兵同學撕毀。

 

高一（二）班學生楊愛倫，父親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政府海關做事，被認定為“壞家庭出身”，另外，她學習成績好，曾在數學競賽中獲獎，還是學校體育隊中長跑運動員和文藝隊的獨唱演員。由於她的“壞家庭出身”和在文革前被認為是“好學生”，她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底就開始在班裏被紅衛兵“鬥爭”。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領導人之一到她的班上詳細指示如何整她。她被禁閉在一間小屋裏。她在宿舍的鋪蓋被扔了。她被強迫寫“檢查交代”。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楊愛倫到清華園火車站附近臥軌自殺。火車頭把她鏟出了軌道。她沒有死，但是臉部和身體受到重傷，並且失去了手指，成為永久性傷殘。

 

不到兩個星期之後，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高二學生，也屬“家庭出身壞”的郭蘭蕙服毒自殺死亡。郭蘭蕙的父親在１９４９年以前曾經在當時的政府中工作，由於這樣的“家庭出身”，她就成了“狗崽子”並受到“批鬥”。８月２０日是星期六，郭蘭蕙在回家的路上喝了來蘇水。到家的時候，她母親看到她臉色不對。知道她服毒以後，立即把她送到醫院，當時她還沒有斷氣。

 

兩位認識郭蘭蕙的學生說，紅衛兵曾經當眾宣布，因為郭蘭蕙是自殺，醫院打電話向清華附中詢問她是什麽人，清華附中紅衛兵告訴醫院，郭蘭蕙是“右派學生”，於是，醫院不加搶救，讓郭蘭蕙躺在醫院的地板上漸漸死去。紅衛兵不但對郭蘭蕙的死毫無憐憫之心，而且用得意的口氣在學校裏告訴其他學生這些情況，顯示他們主宰生死的權力和威風。

 

郭蘭蕙死時１９歲。

 

就在劉澍華被“鬥爭”而死的同一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的上午，高二（１）班四個所謂“黑五類”出身的學生鄭光召、戴建忠、趙伯彥，劉喜鴻，遭到這班紅衛兵的集體毆打。該班紅衛兵掄開了銅頭皮帶和棍棒，向他們稱作“狗崽子”的同學大打出手。當天下午，他們又被強迫跪在學校空地上拔草根“勞改”，身後站著手持皮帶、凶神惡煞的紅衛兵。這幅恐怖畫麵深深印入多位當年的老師和學生的記憶裏。當天晚上，鄭光召等四人被關在學校不準回家。鄭光召出現尿血、抽搐和昏迷，幾乎死去。以後，他們被監禁在宿舍，不得允許不能出學校門。

 

清華大學中共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的女兒，是清華附中初二（１）班學生。因為蔣南翔在１９６６年６月被中共中央派來的“工作組”作為“黑幫”“揪”了出來，他的女兒立即變成了“狗崽子”。有一天，在眾多同學麵前，她被“紅五類”學生從隊伍裏拉出來，當眾扇了幾個大耳光。

 

在清華附中，特別流行給被“鬥爭”的女同學剃“陰陽頭”，即把頭發剃去半邊。筆者采訪過的該校人員有限，就已經知道了被剪“陰陽頭”的女同學的如下名字：高三的張蘊環，高二（１）班的楊柏齡和陳向明，初二（３）班的王淑英和孫淑綺。這在北京的中學中間，相對來說很是突出，因為在其他學校，“陰陽頭”一般較多被用在女老師身上。以這種方式虐待女同學，實際上也是心理問題借著其他出口――在當時是“文化革命”的機會――惡性發泄的典型案例。

 

名作家史鐵生在１９６６年時是清華附中初二（３）班的學生。當筆者問起他的班上是否打了同學，他回答說，打了，打得不重。

 

筆者問，不重是多重？

 

史鐵生說，打了兩個女同學。是紅衛兵打的。讓她們跪在教室裏，用皮帶和拳頭打了，剪了她們的半邊頭發。

 

記得筆者當時不禁追問：這怎麽還叫“不重”？

 

史鐵生是作家，對準確使用漢語詞匯有很高修養，當然懂得這樣毆打折磨兩個１５歲的女同學，是不能用“不重”來描述的。他這樣說，因為是在１９６６年的清華附中的環境裏，有大量比這更為嚴重的罪惡發生。如果不是北京人說的“往死裏打”，如果不是打到威脅生命的程度，如果不是像打劉澍華和其他“黑幫”那樣打，在當時就算“不重”。

 

史鐵生記得這兩個女生的名字，王淑英和孫淑綺。她們被剪“陰陽頭”的“原因”是“家庭出身不好”。其中王淑英被指控為“隱瞞家庭出身”。從這樣的罪名中，可以了解紅衛兵的觀念體係，即他們認為他們可以為什麽事情懲罰同學，以及他們認為他們有權力這樣用暴力懲罰他們的同齡人。

 

史鐵生不是“紅五類”，沒有當過紅衛兵，而且對被打的人懷有同情，所以記得這些細節。經曆、道德觀念和記憶的關係在這個例子中體現得十分明顯。

 

被毒打的還有清華附中傳達室看門的老人。看門的人既不可能“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也不可能“打擊迫害革命幹部子弟”，一樣被打，因為紅衛兵照樣可以找出“理由”。他們說他是“地主”，對他大打出手。

 

清華附中的紅衛兵不但到本校教師家中抄家，也到學校附近的人家抄家。他們在清華大學的教授家中，砸毀藝術品和書籍，搜索黃金和外幣，而且毆打被抄家的人。８月下旬的一天，紅衛兵把抄家抄來的東西，主要是書籍，也有其他物品，在清華附中大操場上堆了很大的一堆，有一個房間那麽大，點火燃燒。煙塵飛舞，發出嗆人的氣味。紅衛兵成員圍繞火堆，鼓掌歡呼。其他同學不敢近前，遠遠觀望。

 

清華附中的紅衛兵還到火車站去毆打那些被“遣返”到農村的“地富反壞右”。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９月，有近十萬北京居民被抄家後驅逐到原籍農村，占當時城市人口的近百分之二。驅逐的命令由紅衛兵發出，強行“遣返”的過程，也由北京中學生紅衛兵在警察的幫助下出手執行。大批紅衛兵在火車站監督被驅逐者，並且常常施行毒打和侮辱。清華附中紅衛兵曾經在火車站用開水澆燙被驅逐的人。１９６６年１１月，有些在夏天被驅逐出去的人，在農村沒有活路，自己跑回北京來。清華附中紅衛兵再次到火車站毆打這些人。目擊者說，打人的場麵十分可怕。

 

清華附中紅衛兵也參與發起了所謂“打小流氓”的行動。他們和其他中學的紅衛兵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鬥爭”“小流氓”，在萬眾矚目之下，毆打被“鬥爭”的對象。在“打小流氓”運動中，有人被打死。例如在北京第８中學、第１３中學、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和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打死了被他們指為“小流氓”的同學和社會青年。這裏先不說這些被打的人是否有罪，就是在紅衛兵所用的語匯中，也隻稱之為“小”流氓，而不是什麽大罪犯。紅衛兵認為“小流氓”也該被他們毒打甚至打死，這就是他們當時的理念。

 

８月下旬，紅衛兵開始所謂“革命大串連”。他們得到政府提供的免費火車票和食宿，在全國各地“煽風點火”。清華附中紅衛兵到各地，把他們的這一套暴力迫害方式也帶到他們的所到之處。住在貴陽的一位被訪者說，清華附中紅衛兵到了貴陽，毆打貴州省文化局的“牛鬼蛇神”。他們打了京劇團的演員，還把貴州省文化局幼兒園的園長也揪來剪了“陰陽頭”，並且把她打得遍體鱗傷，滿身血印，黑色的皮下淤血很長時間不消褪，看起來都十分嚇人。這個幼兒園園長也是四個孩子的母親。把這樣一個中年婦女打成這種樣子，真不知道做出這種事情的人有多凶狠和惡毒。

 

劉澍華之死，就發生在這樣的一係列暴力迫害事件的背景上。劉澍華的死不是孤立事件，也不是偶發事故。劉澍華的死是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大規模暴力迫害發展的結果。劉澍華是１９６６年８月發生的紅衛兵殺戮的無數受害者之一。

 

上所敘述的清華附中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發生的暴力迫害，僅僅是筆者在調查中了解到的，因此，是實際發生的事情的非常有限的一部分，是冰山的一角。如果能做更詳細的調查，如果清華附中的大部分師生能夠有機會說出他們身經目睹的紅衛兵所作的暴行和迫害，一定遠遠不止本文的內容。

 

 

 

3，紅衛兵組織和暴力迫害同步發展

 

文革中打人和打死人的大風氣，是和紅衛兵的發展同時產生的。

 

實際上，這是文革經曆者們都了解的簡單而明顯的事實，但是，卻一直不被關於文革的發表物所承認。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關於文革曆史的詮釋、寫作和發表，一直受到文革後當局的相當嚴格的控製和引導。

 

“紅衛兵”開始的時候是清華附中的一個學生小組的名字。從1966年6月2日開始，他們用這個名字在學校發表“大字報”。他們的第一張大字報的標題是：“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這張大字報說，說“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不管他是什麽人，不管他打著什麽旗號，不管他有多麽高的地位，統統都要砸得稀爛。”這張大字報是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電台向全國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大字報之後貼出的。在與清華附中鄰近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也是在那一天成立的。

 

在１９６７年，紅衛兵舉行過盛大的慶祝活動，慶祝紅衛兵誕生一周年。他們宣稱紅衛兵是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９日誕生的。文革後的一些出版物也把那一天在圓明園的成立活動寫得甚為崇高莊嚴而又神秘。後來，有人發表文章說不應該是２９日，而是要晚兩天，並且指出說早兩天隻是為了強調“革命”甚早。至今有人仍然在爭論此事。

 

假如毛澤東還活著，假如毛死後沒有發生鄧小平否定文革的事情，假如“紅衛兵”作為共產黨的常規性的青少年組織沒有在１９７８年被取消，那麽，“紅衛兵”的成立日會被當作重要日子紀念，早兩天還是晚兩天的問題才會重要而值得考證，猶如一些學者認真考證可能是曹雪芹留下的一個箱子或者莎士比亞留下的一個字條。實際上，可以清楚看到的是，不論是早兩天還是晚兩天，當時在北京的一些中學裏都出現了一些高級幹部子弟組成的小組，都用一些非常“革命”的名稱，如 “紅衛兵”“紅旗” “東風”等等；這些小組的產生，明顯地是中共中央在此之前發出的關於文革的一係列內部文件的指引的結果。

 

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發出的被認為是文革的“綱領性文件”的“５１６通知”，是在１９６７年才公開發表的，在１９６６年，隻“傳達”到共產黨內的“縣團級”以上的幹部。在這個文件裏，由毛澤東親自寫的段落裏，說：“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在同一時期下發的中央文件中，還有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信裏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些，都是非常明確的指令。一般老百姓還蒙在鼓裏，高級幹部子弟則聞風而動。

 

和這些關於“奪權”的指令一起在高層傳開的，還有中央級幹部“彭陸羅楊”被清洗的消息。筆者訪問過的一位前中學校長說，１９６６年５月初，她聽到該校的高級幹部子弟在議論北京市委書記彭真“有問題”，她十分驚訝，連忙去詢問高層上級，得到的回答是：“你不用管。”後來她才知道，該校幹部子弟當時也已經在討論如何攻擊學校領導人了，和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所作的事情相近。在大學裏，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７人，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就貼出了反對北京大學當局的大字報，比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不論是５月２９日還是３１日的成立日期為早。６月１日，毛澤東下令向全國廣播聶元梓的大字報，這是一個全麵行動的信號。在聶元梓大字報被廣播的第二天，清華附中“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的“紅旗戰鬥小組”就開始貼出大字報，激烈攻擊學校當局，和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一個腔調。這樣的同時性行動，當然包含了他們的主觀努力在內，但是毛澤東和權力當局的指示顯然是更為重要的因素。

 

後來，“紅衛兵”成為聲勢浩大的新組織的名稱，顯然因為在諸多這些學生小組名稱中，隻有“紅衛兵”這個名稱既適合作為可以無限發展的大組織的名字，也可以方便地用來稱呼這個組織中的一個成員。另外，這個名稱的字麵含義，顯然也最為包含個人崇拜的意味和對“階級敵人”的攻擊意味。文革前共產黨的青少年組織叫“共產主義青年團”，這個名稱表明意識形態和成員年齡，但是和保衛領袖、政黨和政權沒有直接的黏連，也不針對“敵人”的攻擊。

 

１９６６年６月初，在北京，大批“工作組”被派到大學和中學，取代原來的學校領導人。北京的中學校的工作組，是由共青團中央領導的。“工作組”到校後，宣布學校全麵停課，並且支持那些最早起來貼大字報攻擊原校領導的學生。在清華附中，１９６６年６月９日工作組進駐學校，６月１０號，該校領導就被當作“黑幫”揪鬥。後來，“黑幫”和部分教工就被關進了校中的西小院。工作組支持“紅衛兵”小組，說他們是“革命左派”，當時最具褒義的稱號之一。工作組建立“文化革命委員會”，“紅衛兵”小組的發起人當上了其中的代表。

 

７月底，毛澤東命令撤銷各學校的“工作組”的時候，指責“工作組”和當時領導“工作組”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壓製學生”，後來發表的關於文革曆史的書和文章常常這樣說。其實，這並非事實。“工作組”按照“５１６通知”的精神，堅決支持了反對校領導的學生，組織學生“揭發”和“鬥爭”學校的領導人和教師，把大批校長和教員劃成“第四類”即“敵我矛盾性質”，組織“鬥爭會”“鬥爭”這些人，都是明顯的事實，而且有文字記錄可查。

 

沒有“工作組”的引導，一般的學生和教工根本不會起來攻擊學校的領導。１９６６年毛澤東發動攻擊教育界的層層領導，所用的理由和１９５７年“右派份子”的批評非常不同，但是１９５７年那些批評了共產黨基層領導的人都受到了嚴厲的懲罰，因為共產黨那時的理論是“反對黨的基層組織就是反黨”。這個理論的威懾力一直留在學校中。是工作組掀起了反學校領導的潮流。毛澤東說工作組“壓製學生”，實際上是要把文革引導向更為激烈的方向而已。

 

“工作組”、劉少奇、鄧小平和紅衛兵、毛澤東的區別，主要在於前者不允許大規模打人。當北京大學一些人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用暴力方式“鬥爭”一批所謂“牛鬼蛇神”以後，劉少奇下發文件，要求製止這種“亂鬥現象”。他不反對“鬥”，但是反對“亂鬥”。在清華大學附中，“工作組”曾經召開大會“鬥爭”校長萬邦儒，有一個學生提來一桶水（也有人說是貼大字報用的漿糊），要往萬邦儒的頭上倒。工作組成員製止了這個學生。當時打人的事情就已經發生，但是“工作組”一般來說不準其發展太過份。

 

實際上，也不能說“工作組”以及領導工作組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有心反對毛澤東的暴力路線，這從後來一旦毛澤東批評他們，他們立刻檢討認錯，也可以看得出來。可能的原因是，像後來發生的北京紅衛兵學生任意毆打甚至打死老師和同學最後打死數千和平居民這樣殘酷和無法無天的事情，超出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想象力，他們並沒有計劃可以這樣來進行文革運動，於是和毛澤東有了分歧。

 

在曆史上，不乏統治者殺害普通人民的事情，但是殺害一般是由專業的劊子手或者警察和軍隊來執行的。在各個時代都有土匪強盜殘害人，但是隻能小範圍地進行。隻有在文革中，在１９６６年夏天，毛澤東發動中學生對校長和教員進行無盡無休的折磨侮辱，並且把暴力攻擊從校內擴展到校外，使用中學生來充當殺人者，在幾個星期內就在北京城殺人數千。這樣的事情是史無前例的。

 

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毛澤東下令撤銷“工作組”，另外，寫信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毛澤東的這封信還作為正式文件在中共中央全會上印發。學校的局勢馬上發生了戲劇性的大轉變。一方麵，紅衛兵組織首先在北京各中學紛紛成立，並且成為各個學校的控製勢力。另一方麵，大規模的打人行為立即普遍爆發。戴高帽子遊街，掛黑牌子，剃“陰陽頭”，用銅頭皮帶打人，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初在北京的中學中一下子泛濫開來。後來流傳全國的“牛鬼蛇神歌”也是在那時候編出來的。在最早建立紅衛兵的學校，暴力迫害也是最早開始的。其中有清華附中和北大附中，還有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成立了紅衛兵，８月５日就在校中打死了校長卞仲耘。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盛大集會，當時的說法是“檢閱百萬文化革命大軍”。這次接見和後來的７次，都由電視現場直播，也都拍成了紀錄電影在全國放映。報紙也曾經發表大量照片。從照片上可以清楚看到，簇擁在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身邊喜笑顏開揮舞小紅書的，主要是中學生。在這一天的活動中，最受到重點報道的是中學生紅衛兵；在中學生中，最受矚目的是三個中學，即清華附中、北大附中和師大女附中。那一天，清華附中紅衛兵得到了５０張上天安門城樓的票，是各中學中得到最多的。清華附中的紅衛兵領導人在城樓上集體受到毛的接見。他們中和毛澤東握了手的人，以後幾個星期沒有洗手，因為這是毛握過的手。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在城樓上發表演說，師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給毛澤東帶上了紅衛兵袖章。

 

８月２１日的《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署名“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文章，標題是“毛主席接見了我們‘紅衛兵’”。文章說：“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啊，我們衷心祝願您身體健康，萬壽無疆，我們一定堅決做您的最忠實最勇敢的‘紅衛兵’。”

 

第二版上，發表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的文章。毛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意思之後，說了“要武嘛”。這時候，這個學校的校長已經被打死兩個星期了。

 

這樣的盛大集會，這樣煽情的新聞報道，其中包含的旨意和告訴全國青少年的信號，是十分清楚的。

 

開始的時候，“紅衛兵”三字還需要用引號括出。此後，紅衛兵在全國普遍建立，包括邊遠地區和鄉村。“紅衛兵”三字很快就不需要再用引號，而變成了一個漢語裏普遍使用的新詞。

 

也就在８月１８日之後，紅衛兵暴力急劇升級。據筆者的調查，８月１９日，北京第４、６、８中學紅衛兵在中山公園音樂堂“鬥爭”教育局和三個學校的領導人，鮮血流在音樂堂的舞台上，被鬥的教育局長肋骨被打斷。８月１９日晚，北京外語學院附屬中學紅衛兵在校中打死語文教師張輔仁和總務處職員張福臻。８月２０日清晨，北京宣武區梁家園小學校長王慶萍被毒打和關押在校中後墜樓身亡。８月２２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紅衛兵在連打三天後打死校長沙坪，北京第八中學紅衛兵在連日折磨後導致學校負責人華錦死亡，中國人民大學紅衛兵打死了教員楊俊。８月２５日，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紅衛兵在校中打死了語文教師靳正宇、學校負責人薑培良以及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樊希曼，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紅衛兵上午打死了居民李文波晚上打死了校長梁光琪。８月２６日，清華附中紅衛兵召開“鬥爭會”毆打教員和學校領導人，造成了劉澍華的死亡。８月２７日，北京西城區寬街小學紅衛兵打死了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在校中打死了中科院的工人陳彥榮和一個老年女人。

 

在“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中，還可以看到一係列在８月１８日以後被打死或者被毒打後自殺的北京居民的名單。還有一些受難者，現在找不到他們死亡的確切日子，但是可以確定他們是在８月１８日以後的一段時間內被害的。

 

劉澍華死亡的時候，紅衛兵暴力已經不隻發生校園裏，而且發生在整個北京城。劉澍華被毒打而死的前一天，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１５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到崇文區欖杆市廣渠門內大街121號居民李文波家抄家。他們聲稱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紅衛兵。李文波當場被打死，他的妻子劉文秀被警察抓走，後來被判處死刑。紅衛兵立即把這個消息傳開，並且以此作為殺戮升級的借口。

 

李文波被打死的第二天，8月26日上午，清華附中紅衛兵在教學樓前開大會，紅衛兵負責人在會上激昂地說：“階級敵人在向我們報複，我們堅決不能手軟。”“階級敵人用白色恐怖向我們進攻，我們要用紅色恐怖來還擊。”會後，當天白天發生了上述毒打學生和班主任的事件，當天晚上發生了毒打劉澍華等老師的事件，這一事件直接導致了劉澍華的死亡。

 

１９６６年8月26日劉澍華被打的那天，北京被紅衛兵打死的人的日死亡人數從兩位數跳到了三位數。8月27日，死亡人數又再次加倍。此後日死亡人數日日增加，隻是在８月３１日那天陡然跌落，是因為那一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二次接見１００萬紅衛兵。那一天紅衛兵都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接見去了，抄家打人暫停。然後，在天安門的盛大集會之後，死亡人數在９月１日又猛然回升。在9月1日那天，被打死人的日死亡人數達到了最高峰。

 

1966年9月5日，劉澍華自殺身死10天之後，當時領導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一期“內部”的“簡報”，標題是“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累累。”這份簡報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為“國家機密”保存，普通人和學者都不可能讀到其中內容。據看到這份簡報的高級幹部說，這份簡報寫道，從8月下旬到九月初，北京已經有上千人被打死。這份“簡報”把暴力殺戮和上千人被打死視為紅衛兵的“累累戰果”，鼓勵和支持之意，溢於言表。

 

根據文革當局所做的“內部”統計，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到９月５日，北京有１，７６２人被紅衛兵打死。清華附中所在的北京海澱區，人口總數和密度都沒有市內的區高，但是在紅衛兵打死的人數方麵，海澱區在北京各區中名列第三，僅僅次於西城區和崇文區。

 

除了天安門廣場的大型集會和接見和官方媒體的大力宣傳，權力當局還布置警察係統協助紅衛兵抄家打人、運送和處理死屍。確實，在北京最炎熱的季節，處理一大批突然增加的數千具死屍，就是一個具體又並不容易的技術問題。沒有政府的協助和指導，紅衛兵即使像他們自己所吹噓的那樣本事高超，也不可能做出這樣龐大的殺戮行為。

 

從文革發動者和領導者的角度來看，支持鼓動中學生開展紅衛兵運動，是非常有利和有力也非常成功的一個步驟。小學生年紀太小，雖然他們也毆打甚至打死老師，但是總的來說，思想和體力都不足以主導１９６６年８月發生的破壞和殺戮。大學生受到教育較多，不夠野蠻，一般不敢殺人。從筆者在“１９６６：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中的總況描述可以看到，大學生雖然也曾經“鬥爭”死人，但是即使在清華附中等１２所中學的紅衛兵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把暴力迫害的各種方式帶進清華大學之後，北京的各大學並沒有發生像中學裏發生的眾多殺戮事件。在中學紅衛兵中，由１８歲上下的高中生充當主要領導，１５歲左右的初中生積極充當打手，造成了北京１９６６年的“紅八月”殺戮。這是文革中最大的殺戮之一。

 

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中學紅衛兵不僅引導了大學和小學，也引導了國家機關。據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被訪者說，在他們那裏，在８月１８日之前，雖然有大字報以及被“揪出來”的人在校中和“園林隊”的工人一起勞動，但是沒有打人、遊街、戴高帽子和罰跪這一套，是在８月１８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之後，那裏也開始了大規模的暴力行為。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負責人林楓，８月１８日早上還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接見紅衛兵，晚上就在黨校被“革命群眾”“揪出來”，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戴高帽子遊街，敲簸箕“自報罪行”等等。這一套都是從中學紅衛兵那裏直接模仿來的。　

 

通過８月１８日這樣的大型集會以及隨之開始的“革命大串連”，北京的紅衛兵也引導了暴力迫害在全國各地全麵展開。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門上發表演講的有兩個中學生，除了北京大學附中的彭小蒙之外，還有長沙第一中學的謝若冰。謝回到長沙後，該校紅衛兵就貼出大字報“勒令”所有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集中開會，並且在會場上用銅頭皮帶毆打“黑五類”子弟。在此之前，這個學校的老師已經被打和被剃“陰陽頭”；以家庭出身為“理由”打同學，是從北京回來後的新行動。

 

在筆者所作的涉及全中國一百多所學校的調查中發現，沒有一所學校沒有在１９６６年毆打和侮辱教育工作者，沒有一所學校在文革中沒有發生暴力迫害。分散於各省各地的學校，發生了性質和表現都非常相似的暴行：校園“勞改隊”和校園監獄（後來被稱為“牛棚”），暴力性“鬥爭會”， “黑五類”家庭出身的人被侮辱虐待，把部分城市居民驅逐到原籍農村，抄家，剃“陰陽頭”，強迫“唱”“牛鬼蛇神歌”，搗毀文物和書籍，銅頭皮帶毆打，以及暴力迫害造成的成批死亡。主持執行這些暴行的，是紅衛兵組織。上文報告了清華附中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發生的校園暴力概況。非常明顯，在全國學校發生的普遍實行的模式，也就是清華附中的模式。這套模式的基本構件，貫穿於文革的前三年。

 

當然，這個模式中的一些構件，不一定是清華附中最先發明的。比如，根據筆者的調查，校園“勞改隊”是在北京大學最先正式建立起來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是在北京大學附中最先提出的，打死教育工作者是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開始的。但是，這些文革新事物作為一整套模式，清華附中是最先開始實行的學校之一，此外，這套模式也隨著紅衛兵組織的普遍建立而傳播、複製和衍生。這也就是說，清華附中紅衛兵貢獻給文革的，不僅僅是一個“紅衛兵”的名稱，還有這樣一套暴力迫害的模式。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提供了暴力迫害老師和同學以及校外居民的樣板。

 

上文敘述了紅衛兵是怎樣一步一步由文革領導人扶植引導而發展起來的，所以，更準確的說法應是，毛澤東把這一名稱、這一組織和這一套暴力迫害模式，通過紅衛兵運動，從數個學校推廣到全北京，進而推廣到全國。

 

 

４，暴力迫害的理論支撐：“教育革命”“階級路線”和“造反精神”

 

上文寫到，在毒打劉澍華的過程中，在折磨清華附中一批教師和幹部的過程中，在給女同學剃“陰陽頭”的行為中，人性中的惡意和罪惡欲望所起的作用。這些作用確實存在。對他人揮舞鞭子棍棒，看受害者在腳下呻吟，掌握他人生殺予奪的權力，對沒有建立良心預防機製的人來說，是一種快樂和享受，稍加推動，就足以使他們樂此不疲，積極進行。但是，這種人性惡，在文革中是依附於紅衛兵的政治理念和行動目標發生作用的。

 

清華附中紅衛兵一直宣稱他們的成立宗旨，也就是他們所要做的事情，最主要的是兩項：一是“教育革命”，二是“貫徹階級路線”。

 

為他們的第一項任務“教育革命”，他們毫不留情地攻擊清華附中的校長萬邦儒等學校領導，殘酷地毆打教員們如劉澍華，盡管這些人在文革前其實不但沒有像紅衛兵說的那樣“迫害幹部子弟”而是給了他們相當多的特權。紅衛兵的行為確實像是一種恩將仇報或者對特權的貪得無厭的追求以及虐待狂的表現，但是也不僅僅如此。他們有意識形態和革命理論作根據，他們把校長和老師先定義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代表人物，所以，可以毆打，可以侮辱，甚至可以打死。

 

這樣的認識顯然來自毛澤東的“五七指示”――毛澤東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給林彪寫的一封信。這封信當時是和“５１６通知”一起在共產黨高級幹部中傳達的。在這封信裏，毛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不管是否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是否他們“統治”學校，毛的這個指示要求攻擊當時學校的校長和教員是非常清楚的。

 

在１９６６年的夏天，學校的校長和教員，就像“鎮壓反革命運動”和“肅清法革命運動”中的“反革命份子”，“土地改革”中的地主，“五反”中的資本家，“反右派運動”中的“右派份子”，他們是被最高當局指定的革命的打擊對象，是做為社會中的一個群體被當作了打擊對象。盡管在其中的每個人，可以苦苦申辯並且幻想逃脫，但是，大的形勢是不可改變的。劉澍華根本不是什麽“流氓”，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但是即使沒有這個借口，也會找到別的罪名。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成員，清華附中的教員和校長們，注定是要被打被鬥被迫害的。

 

這樣一種在社會中劃出一大圈子人並且對其進行大規模的超越於法律之外的迫害的方式，在人類曆史上是少有的，所以很難意識到其獨特性，也沒有一個專門的名詞來描繪。這種迫害方式不是僅僅從文革開始的，紅衛兵的貢獻是把這種方式用在了教育工作者頭上。

 

紅衛兵的第二個目標和任務是“貫徹階級路線”。上文已經寫到，清華附中紅衛兵發明了“紅五類子女”和“黑五類子女”這樣的新概念新名詞。他們所說的“階級”，其實不是馬克思所說的“階級”，不但不是指擁有生產資料的某些人，也不是指在過去曾經擁有生產資料的人，而是指曾經過去屬於某個階級的人的兒女。他們要求在他們的同代人之間劃分等級，製定打擊目標，建立新的秩序。

 

這顯然是符合毛澤東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的需要的。文革開始的時候，共產黨已經執政１７年，當時２５歲的人，完全都是在共產黨時代才進入小學的，根本不可能和“地主”“資產階級”有什麽關係。所以，那時候需要新的理論，劃出新的打擊對象，才可能使得“階級鬥爭”繼續下去。紅衛兵擴大了毛澤東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的打擊對象，不僅從“地富反壞右”擴展到了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教育工作者和文藝工作者，並且，從“地富反壞右”本人擴展到了他們的子弟。而且，在那個時代，每個家庭生育的子女數目平均多於兩個，所以這一新政策在鬥爭對象的數目的擴展方麵也極其可觀。

 

正是出於這樣的理論，清華附中紅衛兵理直氣壯地侮辱毆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包括剃女同學的“陰陽頭”。劉澍華死去３０年後，他的同事和筆者談起他的時候，還特別提到，劉澍華“不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最多是小業主”。他們也提到校長萬邦儒遭到長期的毒打和虐待，不但因為他是“黑幫”，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在清華附中的代表，還因為他是“地主家庭出身”。在這樣的記憶背後，還看得到清華附中極端強調“家庭出身”的遺風。難道家庭背景是可以和那樣被毒打侮辱聯係在一起的嗎？然而不幸的是，在當時的清華附中就是這樣的。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劉澍華被毒打的同一天，北京農業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舉行“鬥爭會”，他們強迫１２８個人跪在大食堂的地上，麵對毛澤東的掛像“請罪”。１２８人中有的被剪了頭發，有的被打，有的被沒收了手表。這所中學當時隻有６０名教職工和不到５００名學生，１２８人占很高的比例。這１２８人中有老師，有學生，“鬥爭”他們的“理由”都一樣，是他們全都“家庭出身壞”。這是一個以“家庭出身”來進行“階級鬥爭”的典型案例。

 

清華附中紅衛兵有明確的規定，隻有“紅五類”子女可以加入紅衛兵。這五類是：革命烈士，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下中農。這就是說，對一個像北京這樣的城市，作為人口主體的商業工作者、機關職員、教師、醫務工作人員，工程師、各種服務人員以及專業人員的子女，都是不準參加紅衛兵的。對他們的子女尚且如此，對他們本人怎麽看待也很清楚了。這些人是現代城市經濟的主體。實際上，打擊這些人，是在打擊現代城市生活的基本部分，打擊商業、技術和科學這些在現代社會中非常重要的工作。“紅色高棉”的波爾布特在柬埔寨驅逐城市人口，摧殘受過教育的專業人員，有相似之處。波爾布特的理論和實踐已經得到了學術界的相當程度的研究，至於他受到了中國文革的哪些影響，還待考。

 

紅衛兵也是唯一把家庭出身當作加入條件而且明文將此寫在章程裏的組織。共青團雖然在實際操作中強調這一方麵，但是章程裏沒有這一條。把一條先天性的條件寫入組織章程，與此可以相比的，有納粹德國的“希特勒青年團”。“希特勒青年團”嚴格調查成員的父母是什麽人種。如果有所隱瞞，會被懲罰。這方麵和上文寫到的清華附中紅衛兵把一名被指控“隱瞞家庭出身”的初二女學生剃了“陰陽頭”並罰跪和毆打的做法是相似的。

 

紅衛兵在學生中實行隔離政策。該校初二（１）班的學生成立了一個小組叫“梅花”，在一起活動。“梅花”小組的成員有不同的家庭出身，有的是“紅五類”，有的不是，是“職員”。紅衛兵命令“梅花”小組解散，理由是他們“階級陣線不清”。這樣一來，不同“家庭成份”的學生，被禁止互相平等來往。實際上，當時在北京的中學生中，不同“家庭出身”的學生，互不來往甚至互不說話。

 

１９６６年６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宣布取消高考製度。這給“貫徹階級路線”提供了最有力的社會製度方麵的幫助。不管怎樣，考試製度和“家庭出身”製度有衝突，前者被廢除，後者就可以大行其道。

 

不但清華附中紅衛兵把“家庭出身”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後起的和他們“對立”的組織如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蒯大富也如此。在蒯大富發出的文告中，他的署名之後，還特別注明他是“革幹”家庭出身。（《井岡山紅衛兵第三號決議》，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８日，有三個人署名，都寫明“出身”。）署名伴隨本人的職務，是常有的事情，但是注明家庭出身，是新鮮的做法。　

 

清華附中紅衛兵實行“教育革命”和“貫徹階級路線”的手段，是相當暴力性的，破壞常規的。他們在這方麵的說法是“革命造反精神”，並以此作為紅衛兵的重要特色。他們前後寫了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毛澤東看過前兩論後，寫信支持了他們。《人民日報》發表了這三篇文章。時間是在劉澍華被“鬥爭”和毒打的前兩日。

 

所謂“造反精神”，實在是一個極大的謊言和諷刺。“造反”一詞傳統地被用來說明反對皇帝反抗強權的行動。紅衛兵聲明他們是毛澤東的紅色衛兵，那麽也就是說，他們根本不是要犯上作亂的人，談不上是造反者。

 

看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所作所為，就是在最高權力者毛澤東的一手支持下，在權力當局的保護下，對老師和同學恣意施暴。他們肆無忌憚地迫害虐待學校裏不能還手也無處可逃的老師和同學，毆打折磨學校外的和平居民。這樣的行為，不但野蠻，而且卑劣。

 

在文明社會中，罪犯會受懲罰，但是是由司法部門來進行。這也就是說，即使劉澍華、萬邦儒、韓家鼇等人真是罪犯，他們的學生沒有權利懲罰他們。但是在清華附中，在“造反”的名義下，紅衛兵對他們用鞭子和銅頭皮帶打，用火燒，用髒水澆，恐怕能想象到的折磨方式都已經用盡。

 

在一個文明社會中，某種罪，受某種懲罰，多少有一套對應規則。懲罰的程度是有限度的，徒刑有年限，死刑有殺法。清華附中紅衛兵對教育工作者實行的卻是無限製懲罰。他們的懲罰不設限度。劉澍華被“鬥爭”的那天，校長副校長和其他所謂“牛鬼蛇神”已經被毆打折磨了近一個月了。劉澍華死後，他們也仍然一直在由紅衛兵管轄的“專政隊”中。他們無法知道這種被“專政”的生活要到何時結束，也不能確定自己是否會像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那樣被紅衛兵打死。這種無限製懲罰，造成非常巨大的恐怖。

 

如果一定要說清華附中紅衛兵有所“造反”，他們造的反，就是對文明社會常規的發動。他們把有組織的大規模的侮辱拷打以至殺戮行為帶進了學校。

　

上文說到，清華附中的副校長韓家鼇當時３３歲，校長萬邦儒也不到４０歲，劉澍華更是不到３０歲，如果可以自衛，紅衛兵未必是他們打架的對手。但是紅衛兵是一個組織。他們主要用“鬥爭會”這樣的形式來施用暴力。在“鬥爭會”上，一群人領頭動手打，身後還有大批的人喊口號助威。被打的人被稱為“黑幫”，實際上他們並沒有“幫”，每個人都是孤立的。孤立的個人無法反抗暴力的群體。“鬥爭會”給被鬥爭的人如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晚上的劉澍華，不但是肉體上的巨大傷痛，而且是精神上的反抗無望的絕望。

 

清華附中紅衛兵明確規定，所謂“革命幹部”，是指在１９４５年以前加入共產黨的幹部，這些幹部在１９６６年大部分都是高級幹部。這樣，當時清華附中有１，０００多學生，清華附中紅衛兵卻隻有２００來人。北京的其他中學，也有類似的比例。也就是說，他們是一代人中的少數。對於一個２００人的組織來說，上文所寫到的清華附中發生的暴行，雖然不是全部，分攤到２００人頭上，平均每個人所作的份量也已經相當可觀。

 

少數人能控製多數人，是因為紅衛兵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和扶植，也是因為他們有一套革命理論，此外，也由於他們使用無限製暴力，使得反抗不可能發生。

　

寫到這裏，筆者想到，司馬遷記載了漢代的第二個皇帝孝文帝關於廢除肉刑以及隻懲治犯罪之人而不連坐家屬的談話。（《史記》“孝文本紀”）。再看在文革理論指導下進行的紅衛兵的行動，如毒打劉澍華和剃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陰陽頭”，放在漫長的曆史背景上來看，這是把文明倒退了不止兩千年。

 

長期以來，由於強勢的文革宣傳，由於長期的思想禁錮，很多文革的經曆者，直到今天也沒有意識到，１９６６年發生的紅衛兵暴行，由年輕學生來侮辱、毆打和殺害教育工作者、同學以及校外和平居民，在縱向的曆史和橫向的世界文明範圍內，都是不曾有過的。這是嚴重的反文明反人道的暴行。這是極大的罪惡和醜聞。

 

然而，甚至在文革結束以來，紅衛兵的暴力迫害和殺戮，一直沒有得到記載。在現有的已經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中(分別印刷於1986，1988，1995年)，以及兩部數百頁長的紅衛兵史（1994，1998年出版），沒有提到任何一個被紅衛兵害死的校長和教員的名字，也沒有記載１９６６年“紅八月”的大量發生的校園血腥故事。

 

在歐洲，有一個關於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的說法，說這場屠殺不必引起很大關注，將來會變成僅僅是曆史的一個注腳。這種說法引起了有正義感的人們的很大氣憤。但是現在我們應該看到，文革中被害的教育工作者們如劉澍華，到現在為止，連變成一個曆史的注腳的機會也還沒有得到。

 

劉澍華死於１９６６年８月。紅衛兵自豪地把這個８月稱之為“紅八月”。長久以來，這個時期被描述為狂歡的理想主義的青少年的盛大節日，而大量的被紅衛兵殺害或者在被紅衛兵毒打後自殺的教育工作者的死亡，卻長期被隱瞞了。實際上，“紅八月”不但是用紅衛兵的紅布袖章和毛語錄本的紅色塑料封皮裝飾起來的，而且也是用千萬文革受難者如劉澍華的血染紅的。

　

１９９０年第二期《傳記文學》發表“紅衛兵之旗”一文，是清華附中紅衛兵領導人卜大華對清華附中紅衛兵的產生發展以及所作所為的長篇介紹，有兩萬字長。在如此長的篇幅中，在這長篇大論的用詞華麗的關於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回憶中，卜大華完全沒有提到他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晚上主持召開“鬥爭會”，對學校的老師和幹部作了如此殘酷的拷打，而且導致了當晚劉澍華老師的自殺。他也沒有提到清華附中紅衛兵大規模地長時間地毒打侮辱老師和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的行為。

 

這是一個是否說出事實真相的問題，又不僅僅是一個對事實真相的描述問題，這裏直接關係到基本的道德原則和是非問題。在一個文明社會裏，對他人的生命是不允許這樣摧毀的，對他人的尊嚴是不允許這樣踐踏的。清華附中紅衛兵對老師和同學所作的暴力侵犯，是犯罪。這是必須說清楚的一點。而在卜大華的這種描述中，甚至不認為這些是一種錯誤，需要認錯、悔過和向受害者道歉。

 

從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９０年，這位當年的紅衛兵領袖的“進步”僅僅在於不再把１９６６年紅衛兵所從事的暴力迫害作為正麵“成績”來誇耀了。——當時他們是這樣做的。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的數次天安門的盛大集會中，林彪和周恩來的講話都熱情洋溢地誇讚了他們的行動。但是在１９９０年，文革畢竟已經被鄧小平否定了，大的形勢已經不允許再誇耀這一方麵了。

 

在卜大華１９９０年的發表物中，最為津津樂道的一件事情是，他們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４日貼出了題為“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大字報，其中引用了毛澤東語錄“造反有理”，當時在清華附中的工作組對這張大字報不滿，可是不能反對毛的指示，又沒有聽說過毛有這樣一個說法，來問紅衛兵毛的話出處在哪裏，卜大華故意不說，工作組隻好派人去北京圖書館、黨史資料館等地到處尋找，結果還是找不到，很是狼狽。

 

這樣的事情有什麽值得自豪的呢？工作組的做法，無非是在當時的環境下很可笑也很可憐的做法。工作組一開始就支持紅衛兵，說他們是“革命左派”，後來對紅衛兵的暴力攻擊老師和同學的行為有所約束，但是不敢反對紅衛兵引用毛的語錄，所以才發生了這樣的病態的事情。從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所謂“造反”是些什麽。

　

 

５，劉澍華死後

 

在劉澍華死後，暴力迫害繼續進行和發展。

 

就在劉澍華死亡一天之後，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清華附中陳書祥老師的父親被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從家中抓走，當天夜裏在北大附中校內被打死了，時年３７歲。陳老師的父親名叫陳彥榮，是一個工人，他的家離清華附中和北大附中都不遠。和清華附中一樣，北大附中也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之一，隻是他們的組織用了“紅旗戰鬥小組＂的名字。陳彥榮被打死後，清華附中紅衛兵給北大附中紅衛兵寫了一封關於屍體處理的公文信，信上赫然蓋有紅衛兵的圓形公務圖章。這張公文信的照片展示在“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中“陳彥榮”條目之下。這封信，表明了當時中學各校紅衛兵之間在打死人這樣的事情方麵已經建立了公文係統和工作網絡，配合協調，這封信也表明了當時清華附中紅衛兵組織在文革殺人機器運作中的作用和角色。

 

在１９６６年年底，清華附中紅衛兵失去了文革領導人的寵幸。這是因為文革的打擊目標擴大了，遠遠超出了“５１６通知”中圈定的上層建築五界（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曾經大力支持紅衛兵的文革領導者們轉而全力支持後起的另一些組織，這些組織開始猛烈攻擊共產黨中央以下的各層領導。清華附中紅衛兵的父母們受到攻擊，他們中間相當多的人自己也變成了“黑幫子弟”，變成了他們倡導推行的暴力迫害運動的受害者。包括卜大華在內的一些紅衛兵頭頭，在１９６７年初被公安部抓起來管了三個月，又由毛澤東下令釋放了。他們由此被稱之為“老紅衛兵”，和文革的最高領導人支持的別的新學生組織相區別。這是文革的戲劇性的轉變之一。

 

文革也打擊各層各處的權力機構。以高級幹部子弟為主體的清華附中紅衛兵，。　

文革中，文革領導人演出了非常戲劇性的幾個大轉折。一個是一度領導“揭發”“鬥爭”原學校負責人的“工作組”變成了被“鬥爭”的對象。一個是曾經不可一世的高幹子弟紅衛兵失勢，一個是取代高幹子弟紅衛兵的“造反派”被拋棄。觀察這些變化，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這些看似出爾反爾的大轉折中，隻是一些曾經有權的人被犧牲了，而文革卻在此過程中發展到了新的程度。所以，這些轉折在表麵上看來像轉折，實質上卻並不是，隻是文革的進一步的發展。站在文革領導人的立場看，這些是相當成功的領導藝術。

 

這類轉折造成了一些特別的人，即他們先充當害人者，然後又變成被害者。但是，在文革後，這類人往往隻控訴他們受到的打擊，但是對他們自己迫害別人的情況，卻不做道歉和懺悔。在上引卜大華的文章中，就如此。在他的文章中，他講自己受害，卻隱瞞了自己怎麽迫害別人。更沒有向被他們迫害過的人表示道歉和懺悔。這是典型的道德上的“雙重標準”，這樣的想法不但使得文革的曆史在很大程度上被歪曲了，而且在這樣的敘述中包含的思想仍然是“別人迫害我不對，我迫害別人卻是對的”，也就是說，文革的暴力迫害的思想，在這類描述中繼續張揚。

 

    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失勢並不意味著他們奉行的暴力迫害原則的失勢。清華附中新起的組織叫“井岡山”，和紅衛兵在學校裏各占了一座樓。紅衛兵在宿舍樓房頂上，“井岡山”在教學樓房頂上，兩邊對罵。紅衛兵指責“井岡山”是“保守派”，“井岡山”為了證明他們的“革命性”，把關在學校的五個“牛鬼蛇神”——校長萬邦儒，副校長韓家鼇，語文老師高恬惠，職員張秀真和羊滌生，用布蒙上眼睛，拉到教學樓門口，命令他們往上爬，爬上五層樓，又爬上房頂。“井岡山”的學生在樓頂上用皮鞋底抽打這五個人。

 

在１９６８年的新一輪迫害所謂“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清華附中的另一位老師被關押“審查”的時候自殺身亡。他的名字叫趙曉東，是該校的體育老師，體育教研組負責人。趙曉東身材高大，體格強壯，年輕時是很好的運動員，後來成為很好的體育教員。清華大學附中在北京的中學中以體育成績出色而聞名，和他有相當關係。他的罪名是“曆史問題”。他在１９６８年８月９日在學校中跳樓身亡。他的血和腦漿噴濺在樓前地上，死亡場麵十分可怕。那一天，他也在五樓大教室遭到“鬥爭”。“鬥爭會”後，他出了會場，下到五樓和四樓之間的樓梯拐角處，從窗口躍出。五樓大教室也是劉澍華死前被“鬥爭”和毒打的地方。趙曉東的死和劉澍華相隔整整兩年。文革這輛巨車仍然在氣勢洶洶地進行，不斷用人血潤滑車輪。

 

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晚上和劉澍華一起被“鬥爭”的校長萬邦儒和韓家鼇，１９６６和１９６７年在校園“勞改隊”中被“專政”，１９６８年又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關押。最後，他們得到一個“忠實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犯了嚴重政治錯誤”的“文革結論”，被發落到北京附近的“五七幹校”勞動。然後，１９６９年林彪發出了所謂“一號命令”，在這一以“戰備”為名進行的的又一輪清洗城市的行動中，他們被“下放”去北京遠郊縣農村無限期“插隊”。1973年，在林彪死後多時，他們被允許回到北京，另外分配了工作。文革後，１９７８年，萬邦儒重新擔任清華附中校長。他從1960年開始擔任校長，當了6年校長後，文革中被整了12年。

 

１９６６年６月，當紅衛兵開始攻擊清華附中學校領導的時候，他們說學校領導“迫害幹部子弟”，迫害了他們。其他的同學說，這是瞎說，他們沒有受過迫害，

相反，有很多特權。在１９８０年代末，清華附中校長萬邦儒告訴別的中學校長，紅衛兵的出現和他們實施暴行，和他文革前的教育有關係，特別是他對幹部子弟的特殊對待。１９６４年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以後，清華附中領導把幹部子弟組成一個特別小組，請清華大學高層幹部給他們作報告，傳達毛澤東對其侄子毛遠新和王海容的談話，組織他們參加軍事訓練。學校還把學生幹部大量地換成高級幹部子弟。這樣的做法培養了幹部子弟的群體自我意識，和後來出現以幹部子弟為核心的紅衛兵有直接關係。教育屈從於強權，放棄了教育的標準和平等原則，失落了教育的尊嚴，也埋藏了日後的災難。文革開始，幹部子弟立即批判校方的“階級路線”，嫌他們得到的特權還不夠，而且，發展為暴力攻擊校長和老師。

 

可惜，萬邦儒對文革前中學教育的反省，未見發表，他就在１９９２去世了。這一代教育工作者經曆了如此劇烈慘痛的人生經驗，未能為後人留下他們的記錄和分析，十分可惜。

 

清華附中的相當一部分的老師和學生，沒有忘記那個害死了劉澍華的“鬥爭會”，他們還清楚記得那天晚上打人最為殘忍的紅衛兵的名字，他們也還掛念劉澍華的孩子和妻子以及他的老爹。但是，由於當局對出版有關文革的文章和書籍有嚴格的控製，他們的聲音無處發出。能發表反而是上麵提到的紅衛兵方麵寫出的那一類刪改事實美化暴行的謊言。由於對紅衛兵的真實曆史的掩蓋和隱瞞，美化和懷念紅衛兵和“紅八月”的聲浪一直時時出現在官方許可的出版物中間。

 

劉澍華的沒有見過麵的孩子，正是文革的同齡人。他的童年是在文革的陰影中度過的。他沒有父親，得不到父愛和父親在經濟方麵的撫養，已經是一個非常大的不幸。他的父親那樣死去，在文革那種強調所謂“政治”和“家庭出身”的時代，

還要給他帶來歧視和麻煩。劉澍華的妻子，新婚喪夫，後來又要獨立撫養孩子，她一定經曆了旁人難以想象的艱難和痛苦。劉澍華的老爹，不知道是否還在世。如果讀者中有人知道劉澍華的家人的消息，請告訴筆者。

 

發生在1966年夏天的由文革領導人指導由紅衛兵實施的大規模毀壞文物書籍、毆打並且殺害教師的運動，是中國曆史上自從秦始皇在公元前２１４年“焚書坑儒”之後發生的性質有所相似但是規模方麵則大得無法比擬的反文明反人道的迫害事件。如果我們不忘記這一事件，也就不應該忘記劉澍華。曆史不應該刪除劉澍華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