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口餘生”係列之三： 一個中學生的文革經曆

 

 

（“虎口餘生”係列之三）

風雲歲月——一個中學生的文革經曆

 陳賢慶

文革前夕，英雄輩出的時代

   1964和1965年，應是新中國成立後最好的兩年吧。那時，雖然左的和極左的思潮不時在幹擾著，林彪也開始在大樹特樹領袖的威信，但整個中國，畢竟民風淳樸，社會安定，經濟發展，光是那英雄模範輩出，如雷鋒、王傑、歐陽海、焦裕祿、王進喜、董加耕等，就時時讓人感動。至於那時的高中生，用風華正茂、激情滿懷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這消息振奮了全中國，當時，我們還讀著高一，仍在維新路學校，記得當時敲鑼打鼓開大會慶祝歡呼的情景，比楊利偉遨遊太空還使人激動。

  1965年1月，劉少奇當選為國家主席，盡管劉少奇還不能與毛澤東相比，但當時也組織了歡慶活動，晚上，全校學生到中央公園門口跳集體舞，跳到夜深，仍興奮不已，於是，再回到學校的操場跳，這除了有一股政治熱情外，還應是青春活力的體現吧。

  讀高一級時，學校安排我們去了兩次農忙，兩次都是去大瀝的梁清堂公社。每位同學到一戶農民的家裏，與當地的農民實行“同吃，同住，同勞動”的“三同”。這種“素質教育”，現在是沒有了。我們真誠地“與農民相結合”，彼此結下了深厚的友情。其後，“三同戶”還帶著當地的土特產進城探訪我們，如同走親戚。

  1965年9月搬到新學校後不久，學校即發出號召，要在學校的外圍挖一條護校河，以隔開鐵路以及林和莊等。這是一項大工程，放在現在，必然會請某工程隊來幹，然而，那時，自力更生的精神深入人心，於是，全校師生便投入戰鬥，熱火朝天，硬是用鋤，用鏟，用籮筐，經過數周的艱苦勞動，完成了數百米的護校河。此“河”實際存不了水，隻能起到一點阻隔的作用。在勞動過程中，我記得黃炳權等同學，真正具有“勞動人民的本色”，工作效率甚高；偷懶不賣力的學生不能說沒有，但肯定不多，黃麗容等因嬌弱無力，不似勞動的樣子，即受到以身作則的女班主任謝孟祿老師的批評。

   大概1965年底，在廣州召開了一次隆重的全省農民代表大會。如今的農民，似乎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要麽耕著幾畝薄田，要麽外出打工。而當年，農民也很風光，可以派代表來省城開大會。為了迎接各地的代表，學校接受了任務，出動一隊腰鼓隊，一隊秧歌隊，到大沙頭碼頭助興。我班的女生打腰鼓，二（1）班的女生扭秧歌，使剛踏上碼頭的農民代表感動得熱淚盈眶，不停地歡呼“毛主席萬歲”！次日，在越秀山體育場，她們又再次在大會場中獻技，可以遠遠看見陶鑄、趙紫陽、陳鬱、曾生、區夢覺、尹林平等省市領導人。表演期間，天下起雨來，那紅綢子把他們身上的白衣服也染紅了，但她們越敲越有勁，越扭越興奮。

   1966年清明節，我們到附近的銀河公墓掃墓。我們站在馬口英雄烈士墓前，虔誠地默哀。其時烈日當空，主持人（可能是彭紀立）又過於認真，真的要默哀足夠三分鍾，哀著哀著，突然一位女生撲通倒地，不省人事。此人就是黃麗芳。黃麗芳一倒地，搞亂了那嚴肅的場麵，幸而隻是中暑，一會，她便醒過來。不過，大家也計劃好，如果她犧牲了，即就地掩埋，順便開個追悼會。（說笑）

   ......是1966年初吧，學校要搞一次隆重的文藝匯演。各班要出一個有分量的節目。我們高二（2）班......全班同學都參與的節目，節目的名稱叫《英雄譜》。在英雄輩出的時代，演英雄頌英雄是時尚。......我們選出了八位英雄，他們是：梁慕瓊演劉胡蘭，吳劍媚演江姐，蔡為霖演許雲峰，黃炳權演黃繼光，張昌育演雷鋒，司徒國正演焦裕祿，秦新仁演王傑，彭紀立演歐陽海。

   ...... 這次文藝匯演，是文革前我們學校最重要的一次活動。   讓我們萬萬想不到的是，幾個月後，演出《英雄譜》的這一班同學，卻無端地出現了分化，成為了敵對的兩派；想不到的事還有，熱情地編導《英雄譜》的陳賢慶和溫妮，因父親分別被打成“曆史反革命”和“走資派”，雙雙也成了“黑七類”！至於其後發生了一些事，要留待下一節去敘述了。

         1966年3、4月間，當高三年級的同學正在緊張地複習，準備報考大專院校時，社會形勢出現了很不尋常的變化。

  早在1965年的11月10日，當天的上海《文匯報》就出現了一篇題為《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海瑞罷官》是一出曆史劇，評論評論也是很正常的事，對於善良的人們來說，這不過是文藝界的文藝批評而已，盡管文章的語氣並不友善，矛頭還指向曆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政治嗅覺靈敏的人，或許從文章的作者“姚文元”三字會悟出點什麽，但是，對於普通的高中學生，實在是不會太注意的。到了1966年的3、4月間，全國的政治氣氛似乎有點緊張，報上那種“批判性”的文章多起來，字裏行間都含有濃重的火藥味。由於當時的中國經常搞政治運動，即使是普通的高中生，也司空見慣，因而，也並不太在意。

   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刊登了姚文元的另一長文——《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紮記〉的反動本質》。這篇文章刊登後，全國各地的報紙都轉載，一時之間，弄得山雨欲來風滿樓。文章所指，並非三個普通人，都是北京市的領導人，吳晗是副市長，鄧拓是書記處書記，廖沫沙是統戰部長。此三人，被指“合股開了黑店”，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盡管，共產黨內也不時有大人物倒台，如國防部長彭德懷等，但當我們聽到鄧、吳、廖三人也是“壞人”時，依舊是感到很震驚的。

   5月16日，報上發表了一份更加震撼性的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當年，中共中央也不時會有些“通知”，但多是通知到黨員，何以在報上大張旗鼓地發表？再看那通知的內容，原來不是一般的“反貪汙”“反浪費”“反右傾”等小打小鬧，而是號召全黨全國人民，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反黨反社會主義“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這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

   我們的這些文化領域到底怎麽啦？這真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文件！我們，應該是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他們所看到的當時的中國，卻是一派歌舞升平、國泰民安的景象，即使是文藝界，也無什麽不妥，《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紅岩》《野火春風鬥古城》《三家巷》等小說；《上甘嶺》《英雄兒女》《打擊侵略者》《風暴》《燎原》《五朵金花》《冰山上的來客》等電影，《劉胡蘭》《江姐》《年輕的一代》《紅色娘子軍》等戲劇；《東方紅》《長征組歌》等史詩，正激勵著全國人民在努力學習，努力工作，誰能想到，文化部是“閻王殿”？廣大的教育工作者，正辛勤地培育著祖國的花朵，我們中小學生，並沒有“應試教育”的束縛，反而有許多參與社會實踐的機會，每個學期的“學工”“學農”，尤其是那一周的到附近農村與農民“三同”的“農忙假”，使我們得到真正的鍛煉；“學雷鋒，做好事”，是我們自覺的行動，不會象現在雷鋒“三月來，四月走”。當時的教育部，怎麽會被“資產階級掌了權”？總之，我們看不出有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但是，經領袖一點撥，我們才醍醐灌頂，豁然開朗，驚出了一身冷汗！是啊，不把那些被“壞人”奪去的權重新奪回來，勞動人民就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一夜之間“紅衛兵”風行全國

   雖然有了一個“通知”，但這場“文化大革命”怎麽搞，誰也不知道，連國家主席劉少奇也不得不承認：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不過，運動的策劃者會教你們怎麽搞。通知發出了幾天，5月20日，北京清華大學附中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清華附中紅衛兵”。這紅衛兵，是要“保衛毛主席”，“保衛紅色江山”的。既然這“紅衛兵”是如此的神聖，如此的光榮，當然不能隻是你們當而我們不當吧，於是，北京大學附中的學生也紛紛組織了“紅衛兵”。你北京的學生可以當“紅衛兵”，我們上海、武漢、廣州的學生為什麽就不能當？於是，一夜至幾夜之間，“紅衛兵”組織風行全國！不僅中學有，大學有，工廠、農村也有……既然學生們都當“兵”了，要想他們安心地坐在教室裏讀書（何況還是讀資產階級的書！）也難！當時，我們都處於精神亢奮之中，腦子裏盡是想著怎樣“緊跟……”如何“捍衛……”，以及到哪裏去弄一件綠軍裝，一隻紅袖章……茫然不知所措的，恐怕是校長和主任，不知該不該批評那些忽然無組織無紀律的學生；還有那些老師，上課時間到了，不知該不該去教室。

   社會無序，學校無序總不是正常的事，於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便指令各地派出“工作組”以維持秩序。這是共產黨管理群眾、控製局麵曆來都行之有效的一招。運動初期，我校也進駐了工作組，記得有位工作組的組長（或組員）的名字叫“譚冠”。這名字不能說不好，但廣東人把“痰盂”喚做“痰罐”，那麽，“譚冠”這名字就變得不雅了。劉、鄧指令派出的工作組，想不到，這次是短命的，為何？且看下麵所寫到的一件轟動全國的大事。

   也就是幾天之後，5月25日，在全國著名的高等學府——北京大學內，貼出了一張轟動全國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麽？》，寫大字報的，是北京大學哲學係的黨的總支書記、一位不知所謂的女人聶元梓，簽名的還有六人。宋、陸、彭是何許人？是北京市委大學部及北大的校領導人，如果下級可以公開貼大字報質問和“揭發”上級，那麽，社會必然亂了套。偏偏，這大字報受到了領袖的肯定和讚許，稱為“革命的大字報”，一時間，洛陽紙貴，全國城鄉，大字報鋪天蓋地，一股貼大字報、批揪黨委領導的“革命之風”開始風行全國。我們當學生的，這回也可一顯身手，平時學到的“作文技巧”派上用場了，平時沒有認真學習的書法，現在悔恨太醜陋了。

   也還是幾天之後，5月28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一個“通知”：《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通知宣布，中央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領導下。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中央設立中央文革小組，意圖已很清楚了，就是要另找一幫人，去淩駕於政治局、書記處、國務院等機構，如同過去的皇帝遇到難題時，選派欽差大臣一樣。這幾個人，除了國務院副總理、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解放軍政治部副主任劉誌堅中將（其時已取消軍銜）外，都是些有點怪異的人，奸相已畢露於臉，如陳、康、張；而那第一夫人江青，不知怎麽忽地大紅大紫起來，居然穿起了一套軍裝，真的說不出什麽怪味。閱曆豐富，精通曆史的人，一看到夫人幹政，就知道國將不國，但我們普通的中學生，怎麽會想得那麽深透？恨不得“阿姨”“旗手”，喊得親切！還有一個人，我一直沒有提到，現在不可不提，那就是林彪。林彪是一位共和國元帥，有不少傳奇的故事，然而，解放後，他很少露麵，不象陳毅元帥、賀龍元帥、葉劍英元帥等經常出現在報刊和電影新聞中，國人並不很清楚他的真容，想不到，此時，他忽然被提拔為副統帥。當得上“副統帥”，總該高大威武吧，然而，國人看到的，是一位幹瘦矮小的人，一臉病態。但是，平型關、平津、遼沈戰役大捷的光環，仍在籠罩著他的禿頭，大家還堅信，英明領袖選拔的接班人，肯定沒錯！（如今看來，林彪也可能隻是毛澤東利用來打擊異己的工具，可能也和劉少奇一樣也是一個受害者）

  派往各地的工作組被撤回了，全國將會出現一種什麽樣的局麵？

 6、7兩個月，該是中學生期末考試以及中考、高考、放暑假的時間吧，可是，1966年的6月和7月，我們正經曆著“瘋狂的日夜”。本來，那些事已過去很久，現在再提起，還要涉及到一些當事人，還是不寫為好；但是，我這篇文章已寫到這裏，似乎已到了騎虎難下的地步，我相信，文中涉及到某些人和事，都已成曆史，隻要不是惡意抹黑，大家是可以諒解的。
 
               破四舊 抄尼姑家 毀自由神像

   由於是“文化革命”，當然就得破除舊的東西，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破四舊”運動開始了。何為“四舊”，我想了半天才想起，那就是“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這四種東西確實不好呀，破之有何問題？但是，事實並非如此，當時要破的，是文革領導者認為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那些東西。而現在的年輕人，肯定無法理解，所指的是什麽，尤其什麽叫“修正主義”，我們在當年也沒有弄清楚，現在就更無法弄明白了。這麽說吧，現在你覺得是好的、美的事物，如書籍，如電影，如名畫，如古玩，如唱片，如名勝，如古跡，甚至花鳥魚蟲，甚至皮鞋連衣裙，再包括春節、清明節、中秋節……當年都要掃除、毀滅，如同柬埔寨的波爾布特、阿富汗的塔利班的所為。不同的是，去掃除、毀滅那些“四舊”的，都是受過十多年教育的有文化的青年學生，他們虔誠地、滿腔熱情地去做著比秦始皇更大的文化破壞，因為他們相信，“破四舊”之後，就會“立四新”，那是何等美好的前景啊！杜同學等女同學記得，她們曾被人帶到仰忠街的一戶人家，那主人據說過去是個“資本家”，她們把他的家具和物品從樓上搬下，弄到卡車運走，至於運到哪裏，她們並不關心。隨後，她們又到了一個中年尼姑的家，好好的公民不做，為什麽偏偏當尼姑？肯定不會是好人，於是，受街道某些人的指使，她們在她那簡陋得不能再簡陋的小屋裏，還是掃除了一批物品。那可憐的尼姑站在一旁，神情呆滯，恐怕這事件之後，她會不久於人世。想想這些平時多麽溫柔可愛的女學生，如今穿上半舊的草綠軍裝，係上粗闊的軍用皮帶，說話的聲調也不自覺地提高了幾度，不時還蹦出一兩句“他媽的”罵人的話，讓善良的人們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那個時代，社會上流傳“好人打好人，誤會；好人打壞人，活該；好人打死壞人，光榮”這一口號，到處可見抄家、遊街、帶高帽子、掛黑牌子等現象。紅衛兵的瘋狂因為受到最高權力的支持而一發不可收拾，所有背叛人性的行動都可以用“革命”來加以詮釋而無人敢於反對。巴金先生在他的回憶中這樣寫到：“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辭攻擊死者。”作家秦牧在回憶文革時也這樣說道：“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顛連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跡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

   我經常往返的先烈路，此時也遭了殃，某日經過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見到華南工學院的造反派去破壞陵園，他們將陵墓頂上的自由神像推毀；他們將所有碑石上的“國民黨”“蔣中正”“汪精衛”“胡漢民”“鄒魯”“林森”等的字跡鑿去；而英勇抗日的國民黨第十九軍將士，他們的墳場更是被肆意毀壞，除了那高大堅固的拱門暫時無法打掉，仍立在廢墟之中。從大字報中，我還看到海南的造反派挖了海瑞的墳墓，想證明他不是“清官”，但據說隻見到幾根枯骨……

   如果僅僅是“破四舊”，毀滅一些甚至很多中外文化遺產，那還不算很大的破壞，可以算作鬧劇一場吧，然而，發動“文化大革命”者，其意不在此，而在於政壇的爭鬥。隨著運動的深入，鬥爭的矛頭顯然已經不是僅僅指向鄧拓、吳晗、廖沫沙這類小魚蝦米，保過吳晗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政治局委員彭真，反對林彪在軍隊搞個人崇拜的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將，扣壓過批判吳晗稿件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還有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四位中共高級幹部、開國元勳，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彭羅陸楊反黨集團”，而他們的部屬，也被牽連一大片。“彭羅陸楊”也是反革命，你廣東省委廣州市委那些領導人又算老幾？於是，我們全校學生參與了聲討北京舊市委，支持北京新市委的遊行，省委、市委領導人趙紫陽、尹林平、林李明、區夢覺、王德、曾生等似乎也岌岌可危。我們步行到省委、市府，喊一通口號，又步行回瘦狗嶺學校。而在全國各省市，大概沒有幾位領導人日子會好過。

             鬥老師 有被剃光頭 有被逼自殺

   被點燃和煽動的烈火在熊熊燃燒，學校會是一片淨土？學生們也要尋找“牛鬼蛇神”了。不久，即挖出了一位對男學生耍流氓的曆史教師，於是，那上了年紀的流氓男教師被全校共討之。這樣的教師畢竟很少，學校的領導和其他老師能幸免嗎？祝校長是位老革命，我已記不清他有沒有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但顏副校長的遭遇我是記得很清楚的，她被學生揪至禮堂批鬥，罪名是什麽就記不清了，但肯定都是“欲加之”的。批鬥期間，有人帶頭喊口號，大家包括我跟著揮動手臂呼喊，不跟著呼喊肯定是不行的。批鬥會後，一副女學者風度的她被學生剃了個光頭！原來，一個女人沒有了頭發，腦袋是這麽的小！我實在不忍看到她那光頭的樣子，但又能怎樣？我想，當時如果有誰敢於站出來保護她，那英雄氣概真的要寫進共和國的史冊上！可惜，當時全國找不出幾個清醒的人，除了張誌新、遇羅克……我們的語文老師駱某某，白淨清瘦，仙風道骨，不要以為他是個白麵書生，他會玩樂器，會打排球，而文學方麵的造詣就沒得說了，不能說是我的偶像，但起碼是我敬佩的人。文革開始後，怎麽他也被揪鬥？我想，罪名恐怕是“反動學術權威”之類，於是，他也被剃了個光頭！他的頭本來就小，沒有了頭發的裝飾，顯得更小，甚至比顏校長的還要小！那年，不知為什麽有一餐要吃“憶苦餐”，那食物是用粗糠伴一些番薯煮成，十分難咽下。郎同學等奉命捧著一大碗“憶苦餐”到被監管的駱老師處，要他吃下，感受勞動人民舊社會的苦難。他們以為，駱老師必然無法吞咽，不料他勺勺入口，徐徐咽下，臉不改色，泰然自若。學生問：“好吃嗎？”駱答：“好吃，好吃！”學生們無言以對。不要以為隻有象駱老師那樣的“反動學術權威”會被揪鬥，年輕的教師也會“著了道兒”，如年輕的女教師梁老師，也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揪了出來，也被剃光了一頭秀發，諸位可以想象，那有多痛苦！

  某天早晨，我們宿舍忽然轟動起來，傳聞有老師自殺死了！我是個好事之人，即與同學們到了教師宿舍，上了一幢樓的不知是二層還是三層，見到門口有一位拿著棍子的同學，我們問：“怎麽啦？”他斜眼示意。我們看到那屋門半掩，便大膽地躡足而前，輕推屋門，見地上直挺挺地躺著教語文的方老師。他也和駱老師一樣，已被監控，罪名說不清。這位方老師，事後我才知道，還是很有來頭的，他家是海（陸）豐地區的富戶，彭湃領導農民鬧革命時，他父親捐獻全部家產支持革命，他自己也走上革命道路，想不到，現在被批鬥，被批光頭發及眉毛，他不甘受辱，與老舍、傅雷等首批殉節。這是我在文革中看到的第一個枉死的人，當時感到很震驚，以後見多了，也就見慣不怪。如今想想，如果駱老師如方老師一樣，以自殺棄世或抗爭，早在37年前就“自絕於人民”，就不會今天仍能到公園漫步了。

對聯  學生分成對立兩大派

   在革命的浪潮衝擊下，青年學生們為能遇上了一個類似“五四”的時代、造就英雄好漢的時代而興奮不已，有“革命者”就必然會有“反革命”，有“英雄”就必然有“混蛋”，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的學生中的幹部子女貼出了一副對聯，上聯是：“老子英雄兒好漢”，下聯是“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這副對聯，且不說它象不象對聯，光是那內容，就可知是一群被“革命烈火”燒得暈了頭的青年人的狂妄之作。當然，他們還有些清醒之處，那橫批用了“基本”二字而不是用“絕對”二字。這副“紅對聯”一出，便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形成了兩大派。8月2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接見辯論雙方代表，陳伯達建議改成“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橫批是“理應如此”。陳伯達畢竟是文人，比那些中學生強多了，這麽一改，也合情合理。但是不管怎樣，出身“好”的和出身“不好”的青年人，便很自然分成了兩大派，這為日後的武鬥埋下伏筆。

  事情還沒有完。8月12日，北京工業大學有位學生叫譚力夫，與他人聯名貼出《從對聯談起》的大字報。譚的父親原是公安部副部長，已病逝，不會淪為“反黨分子”，他高叫要將“血統論”作為黨的階級路線來推行。他認為，老子革命兒就是好漢，老子反動兒就是混蛋，象他的父親是高幹，作為兒子的他肯定也是好樣的；反之，如果父親是“牛鬼蛇神”，他的子女肯定也是反動的。這理論並不新奇，封建時代就有人鼓吹“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打地洞”。從遺傳學的角度看，它可能有一點科學的成分；但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它又是絕頂形而上學的，是十分荒誕的！然而，在那個荒誕的年代，居然又得到不少人的認同！認同者誰？是那些出身於“紅五類”的同學！

   麵對譚力夫之流的言論，也有勇敢的反駁者，這就是遇羅克。1966年10月，北京街頭出現了一份油印的《出身論》，那犀利的、驚世駭俗的言論，馬上博得善良的人們的讚歎和認同。1967年1月，首期《中學文革報》發表了《出身論》，使之更流傳全國。但是，這正直天才的遇羅克，不久就受到迫害，4月，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將《出身論》定為“大毒草”；1968年1月，遇羅克被捕入獄；1970年3月5日，遇羅克被執行死刑，時年28歲……

   “血統論”和《出身論》爭論的結果，產生了“紅五類”和“黑七類”。寫到這裏，麻煩事又出現了，何為“紅五類”何為”黑七類“？由於時代久遠，手頭上又缺少資料，我也說不清楚了，大概就是出身於純正工人階級和貧農、下中農家庭的，再加上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這五類，就叫“紅五類”成分吧。寫到這裏，麻煩事又出現了！現在的年輕人，肯定無法理解什麽叫“出身”，什麽叫“成分”，這荒唐的事，我不得不稍作解釋，望同學們諒解。原來，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國每個人都有一個“成分”的，它和現在的身份、職稱又不同，身份、職稱是可以變的，而“成分”是不能變的。而成分又是如何定的？是解放初“土地改革”運動時定的，這裏有一條政策界限：以解放前三年為依據，解放前三年之中，你是幹什麽的，那麽，解放後，你的“成分”就是什麽。舉個例說，解放前三年之中，你是個貧農，一無所有，那麽，解放後，你的成分就是“貧農”，可能阿Q也能評得上這個成分。又如果解放前四年你是個貧農，過了一兩年你買了一點田地，那麽，你就變成“地主”或“富農”了。如果解放前多年，你是個資本家，在解放前三年間你破產了，如吳蓀甫，那麽，你可以獲得一個或“職員”或“小商”的“成分”。為了說明得清楚些，再舉個例子。如果你是個貧農的女兒，解放前三年間被一位地主看中，當了地主的小老婆，那麽，解放後，你的“成分”就是“地主（婆）”，你不能填寫“貧農”。如果喜兒不是逃到山中，她也可能要填這個“成分”。

   有的青年朋友可能會問，那“成分”有何用？我說，它的最大作用就是將人分了階級，也隨之定了人的思想覺悟。如果你是工人階級、貧下中農（貧農和下中農的簡稱）以及革命幹部、革命軍人成分，那麽你就是可靠的，革命的，包括你的子女，也是可靠的，革命的；如果你是地主和富農成分，你就是反革命的，要被專政的，而你的子女，雖不被專政，但被認為是不可靠的，不會被重用的。解放前後又產生一些“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他們的地位和“地富”一樣，形成了“地富反壞右”五種反動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又產生了“反黨分子”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兩類，合成七類，再冠以一個“黑”字，稱為“黑七類”。青年朋友可能會問，這“黑七類”的罪名會不會“世襲”的？我說，罪名不會“世襲”，但影響依然存在。如某“地主”死了，他的兒子仍稱“地主仔”；某“富農”死了，他女兒仍叫“富農女”。青年朋友可能會問，那麽，不是工農兵出身，又不是地富反壞右等，那算什麽？那就有一些中性的成分了，這類人，半紅不黑，被認為是不至於很進步很革命，但也不算很落後很反動。青年朋友可能又會問，這種以某三年的經濟狀況定終生的做法不是太荒謬了嗎？問得好，共產黨雖然以《實踐論》和《矛盾論》為理論武器的，但在劃分成分，純粹以經濟狀況判定國民思想境界的做法，是領袖於二十年代在農村調查分析後所製定的，一直用到六七十年代，的確幼稚得驚人，是最典型的形而上學。

   還有，這種“以窮富論思想”理論，還推廣到分析世界形勢、指導外交政策和領導世界革命。於是，便出現了“三個世界”的劃分：富裕的國家是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英國、日本等，是反動勢力；中等發達的國家，如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加拿大等，是可以爭取的夥伴；窮困的國家，如古巴、阿爾巴尼亞、越南、老撾、柬埔寨、剛果、黎巴嫩等，是革命的力量，是我們的朋友。當然，那些反政府的共產黨遊擊隊，如波爾布特集團等，也得到我們大力的支持。這方麵的內容太複雜，順便提及，不作展開了。

   這“血統論”和“階級劃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激化了人們的分裂。那些工農兵出身的學生，認為隻有他們是革命的，隻有他們才有資格保衛毛主席，捍衛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他們認為馬克思有“主義”，列寧有“主義”，毛澤東不能隻有“思想”，也應稱“主義”，於是，他們把自己的紅衛兵組織稱為“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簡稱“主義兵”。他們認為，隻有“紅五類”才有資格加入“主義兵”，而能加入“主義兵”，就意味著是革命的。我的好友梁同學，因為出身於工人階級家庭，於是，經審批，成為“主義兵”的一員。我班有幸加入“主義兵”的，計有彭、黃、司徒、梁、李、高、曾、麥、梁、唐、吳等，不過就11人。而我，某一天從學校回家，發現父親被工廠的“革命群眾”揭發是隱藏的“曆史反革命”，揪了出來，因他參加過國民黨軍隊，軍銜還是少校，盡管那時是在抗日戰爭期間。父親在工廠被鬥爭之後，被“革命群眾”押著，沿著史巷、小北路、倉邊路，轉入越華路，在蒼茫的暮色中，我在越華路小東營那巷口處，目睹了父親戴著一頂高帽，手執一麵銅鑼邊走邊敲打，。55年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黨人黃興、趙聲等就在巷口5號那幢房子內策劃著辛亥廣州起義即黃花岡起義，不知我父親經過這裏時有沒有產生某些聯想。那黃昏的一幕情景，我在別的文章已寫過，這裏就不詳寫了。我隻是想說明，我和好友梁同學，因為階級出身的差異，注定了我們要分道揚鑣。

   有些同學，不象我那麽倒黴，淪為“黑七類”，他們也是“紅”的呀。如蔡同學，班幹、團幹，父親是鐵路工人，響當當的工人階級吧，但他從小跟著爺爺生活，他爺爺是幹什麽的？是一位老中醫。中醫本來不錯的，但要命的是，他自己在家給人看病，成分應屬“自由職業者”吧，這就不夠加入“主義兵”的資格了。又如何同學，一位多好的女孩，思想好學習好，父親是被迫害回國的“難僑”，但他是位教師，教師不算革命呀，還是“臭老九”呢，於是，何同學也無緣加入“主義兵”。這些半紅不黑的同學，如何給他們定位？幸好中國是個文化大國，漢語又博大精深，居然讓某些人想出了一個恰當的、可以令人接受的名稱：“紅外圍”！這已經讓蔡同學、何同學們暫時感到安慰了，畢竟已站在外圍了。不過，隨著運動的深入，他們也不會滿足的，他們也要有自己的組織，這是後話了。

   我在這一節中，比較詳細地解釋了“成分”這東西。我不知道有沒有別的文章對此作過解釋，如果沒有，我的這一段文字就將填補了社會學中的一項空白。

   進入了8月，又有更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共產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在此時召開。8月5日，黨的主席毛澤東突然寫了一張指責劉少奇、鄧小平等一些領導幹部的大字報！這大字報原文無標題，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把這段文字謄寫在紙上，毛澤東在謄寫稿上作了修改，並加上標題《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

   這張大字報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夠多的！大字報這種表達言論的形式，到底是否合法，是否值得鼓勵，在此之前未有定論，毛澤東的大字報一出，就把它合法化了；副標題中有“我的第一張大字報”的字樣，這說明他還有第二張、第三張，變相鼓勵“造反派”“紅衛兵”繼續去寫；當時正在開著黨的代表大會，有什麽事都應該在會議上談，然而，毛澤東自己破壞了這紀律，采用“大字報”這一形式，給人以“突然襲擊”，這給後來全國各地“踢開黨委鬧革命”做出了榜樣；正標題是“炮打司令部”，這標題以及文中的內容，很清楚地告訴國人，中央有另一個“司令部”，是“資產階級司令部”，這肯定讓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朱德、陳雲他們也感到到莫名其妙的事。

大串聯 “勤王”紅衛兵湧向京城

   就是這份東西，兩天之後，即8月7日，便作為會議文件，印發給八屆十一中全會的代表。毛澤東寫大字報的消息“不翼而飛”，全國各地已有一些消息靈通的“紅衛兵”趕往北京，如同封建時代的“勤王”一樣。此時的北京，已聚集了無數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有不少，是來上訪，向毛澤東、向中央文革小組“訴苦”——訴說地方領導“壓製運動”的。

   8月16日，中央文革小組組織召開“外地來京學生群眾大會”，陳伯達對外地師生到北京上訪表示支持，並鼓勵北京學生到全國各地造反。8月17日，毛澤東的大字報又作為“中央文件”下發到縣團級。這“中央文件”被“紅衛兵”們輾轉傳抄，很快就傳遍全國。全國人民都知道，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毛主席要領導我們去炮打了。

  更爆炸性的消息則是，8月18日那天，在天安門廣場，居然聚集了上百萬紅衛兵！廣場成了一片綠色和紅色的海洋！毛澤東身穿軍裝，出現在天安門城樓！和他一起出現在城樓上的，還有副統帥林彪，“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以及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當然，中央第三、四把手周恩來、陶鑄也出現，其他的開國元勳、老帥們如朱德、劉少奇、鄧小平、陳雲、李富春、李先念、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也出現在城樓上，但很自然地站到了另一邊；從他們尷尬茫然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們並不理解眼前的一切！

  矯揉造作的江青講話了，讓人們見識了她演員的功底猶存；幹瘦矮小的林彪講話了，讓人們明顯感到他中氣的不足。但是，這一切，都讓那光輝的太陽給籠罩著，人們已忽略了他倆的表演，而把目光始終落在那魁梧的身軀，以及充滿紅光的臉龐，歡呼聲口號聲響徹整個天安門廣場。

  還有更激動人心的一刻。這時，一位戴著眼鏡、文質彬彬的女紅衛兵登上了天安門城樓。這是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宋任窮是解放軍的上將，他可能希望女兒不必過那種戎馬生涯，文質彬彬讀書可也，於是，給女兒起個名字叫“彬彬”。宋彬彬登上城樓幹什麽？原來，她是代表百萬紅衛兵，給毛澤東戴上一隻紅衛兵袖章！毛澤東伸出左手臂，欣然接受，並問她的姓名，她答“宋彬彬”。毛澤東顯然不喜歡“文質彬彬”之意，對她說：“要武嘛！”於是，宋彬彬便得了一個“禦賜”名字，從此改名“宋要武”。

  順便接著談談“改名”之事。自從“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在紅衛兵及青年學生中掀起了一股“改名”甚至“換姓”的熱潮。一張大字報貼出去，就可以鄭重宣布自己改為什麽什麽名字，不須經過派出所或公安局備案。在我們的同學中，“美玲”改“誌紅”，“美珊”改“紅兵”，“美雅”改“衛東”等。我班漂亮嬌弱的華僑女生朱金蓮，也忽然“颯爽英姿”，取“中華兒女多奇誌”之意，改“金蓮”為“奇誌”，成了“朱奇誌”。這名字雖避免了與武大郎的夫人同名，讀來也順口，但總缺少些女人味。有位姓“原”的男同學，幹脆連“姓”也改了，改為“天下第一姓”——毛，取名“毛為民”！更令我想不到的是，某天我回到家，在17中讀初二級的妹妹鄭重其事地對我宣布：“三哥，我改名了！”我吃了一驚，問：“改什麽名？”“陳誌方。”此名中的“方”，與她原來的“芳”，音同而意不同矣！整個名字，讀來還算順口，但同樣缺少女人味。她就把這名字帶到海南島，不知什麽時候才還原。如果問有沒有改得好的，有位外校的女生將“李婉玲”改“李紅征”（取紅軍長征之意），我認為是我所知道的改得最好的一個名字了。

  豈止人要改名？馬路學校工廠等亦要改名！永漢路硬是改成北京路；太平路硬是改成人民路；維新路硬是改成廣州起義路……並沿用至今。“紅衛商店”“衛東學校”“工農兵飯店”遍地皆是；輪船也統一稱“東方紅”多少號；我父母的工廠也改名為“東升包裝廠”。財政廳前有間“太平館冰室”，不知被何人改成“燎原冰室”，冰室而冠以“燎原之火”，真是妙絕！

   有了毛澤東“八.一八”的檢閱和接見，全國各地的紅衛兵都沸騰了，他們也要得到領袖的檢閱和接見，於是，中央文革小組又組織下一次的檢閱和接見。當時，還算有一點組織和秩序，並非人人都可以赴京，要正宗的紅衛兵才有此殊榮，具體到我們學校，就是“主義兵”才可以分到名額，不知我的好友梁同學，有沒有晉京“朝拜”的幸福。那時的列車，都是“幸福的列車”，滿載著“幸福的人兒”，星夜趕往那“幸福的廣場”……至於那些“紅外圍”，隻能有羨慕的分兒，“黑七類”，那就想也別想了，所以，很遺憾，我現在無法很形象生動地把接見的情景描寫出來。當然，也有些勇敢的“半紅不黑”者衝破羅網，也趕到了天安門的。據杜同學後來回憶，她和腿有殘疾的表弟也爬上了北上的列車，車上人擠得寸步難行，在兩天一夜之中，她們沒有吃過飯，兩位大個子男同學背著她殘疾的表弟艱難地跨越人叢去廁所……又據黃同學回憶，他們在廣場上見到了“領袖”站在車上檢閱而過，但領袖過後，他們見到不少勞累加激動而休克或接近休克的女生，他們自己也差點被踩死……

   繼“八.一八”之後，是“八.三一”，是“九.一五”……從8月至11月，毛澤東先後八次檢閱紅衛兵，將紅衛兵運動推向高潮。廣東作家安文江，文革時是上海複旦大學的學生，他曾寫過這樣一段文字，也可以再彌補我的缺陷：“我參加了‘九.一五’紅衛兵檢閱。當《東方紅》樂曲驟然響起，毛主席身穿綠軍裝、臂佩紅衛兵袖章在林彪、周總理陪同下向我們步步走近時，我的每根神經都在抖顫，每個細胞都在擴張，眼淚嘩嘩地滾下來，我身後一個女紅衛兵幸福得昏死過去……接見完已是黃昏，我以百米衝刺的高速奔進電報大樓，樓廳裏正播送‘凡拍發毛主席接見內容的電報概不收費’的通知。太好啦，我一口氣連寫四份，每份電文都長達400多字。我要讓同學、媽媽和兄嫂及寶山的貧下中農分享我的幸福！……若幹年後，在四川甘孜地區，我目睹一長串佛門弟子三步一拜叩得滿頭鮮血的情狀，我才理解這種‘幸福感’所包容的愚昧。”

“五大學生領袖” 陳勝吳廣的後代？

  在領袖頻繁的接見檢閱的推動下，紅衛兵組織更加壯大。在此，我要順便介紹一下當年名震全國的北京“五大學生領袖”。

   一就是那聶元梓。聶1921年出生於河南省滑縣一個農民家庭。1937年參加革命，曾到延安學習。1946年在哈爾濱工作。1963年調到北京大學，曾任經濟係副主任、哲學係黨總支書記等。文革開始後，她以一張“革命的大字報”聞名，很快當上了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組長。其後，她積極充當中央文革小組的急先鋒，大搞“揪叛徒”，先後誣陷彭真、安子文、薄一波、劉仁等為叛徒。又誣陷朱德委員長，炮打鄧小平總書記，迫害鄧樸方……文革後，聶被判刑入獄；1994年，73歲的聶元梓死去。

   二是蒯大富。蒯1945年出生於江蘇濱海縣一個農民家庭。1963年考上清華大學工程化學係。文革開始後，他因提出趕走工作組而出名。不久，他成立“清華井崗山兵團”，出任“司令”。1967年1月，蒯大富“智擒王光美”，綁架並批鬥王光美，迫害劉少奇。同年5月到7月，他又挑動“清華百日大武鬥”，製止工宣隊進校，死傷近千人……文革後，蒯被判刑17年，1987年刑滿釋放；現在，蒯在山東省一家實業總公司當總工程師。

   三是韓愛晶。韓1946年出生於江蘇漣水縣一個農民家庭。文革前考入北京航空學院。文革開始後，他到國防科委“請願”靜坐28個晝夜，因而一舉成名。後當上了“北航紅旗”的“總司令”。韓愛晶的得意之作是成立“揪劉火線總指揮部”，揪鬥劉少奇；協助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誣陷武漢軍區，製造武漢的大武鬥；以及私自到西南強行揪回彭德懷，進行殘酷的批鬥迫害；揪鬥迫害張聞天、徐向前、張平化、葉飛、徐海東等……1983年，韓被判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北京的紅衛兵曾分化為“天派”和“地派”，蒯大富、韓愛晶是“天派”的領袖，而“地派”的領袖則是譚厚蘭和王大賓。

   四是譚厚蘭。譚1937年出生於湖南望城縣一個農民家庭。1961年被保送到北京大學政教係學習。文革開始後，她當上北京的大學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她與王大賓結成“地派”，插手北京各高校，掀起一場又一場武鬥。她的“得意”之作是：1966年底，她秉承康生的指令，率領“井崗山兵團”200多人，到山東省的曲阜孔廟“造反”，共毀壞文物6000餘件，燒毀古書2700餘冊，各種字畫900餘軸，曆代石碑1000餘座……文革後，譚被判刑入獄，1981年保外就醫；1982年11月，譚厚蘭在老家病死，死時45歲，沒有結過婚。

  五是王大賓。王出生於四川涼山一個農民家庭。1961年考入北京地質學院探工專業。文革開始後，王積極投身運動，成立了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出任“政委兼司令”。該組織經常在首都高校以及全社會活動，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組相中，充當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得力打手。不久，他又任首都紅衛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兼政法組副組長等。文革後，他被捕入獄；1983年刑滿出獄；現任四川一家釺具公司的總經理。

  這“五大學生領袖”，都是出身於農民家庭，莫非陳勝、吳廣的基因遺傳至今？

                                       走南闖北       煽風點火
 
  領袖在天安門城樓和廣場8次接見百萬紅衛兵，應是史無前例的事，與北京“朝拜”同時，另一件匪夷所思、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事也發生了，那就是“革命大串聯”！

   前麵講過，陳伯達在接見紅衛兵時，就鼓動北京學生到全國各地造反。北京學生自認為最理解中央文革小組的意圖，深感曆史的重任落到了自己的肩上，就如同“五四”時期北京的學生一樣。於是，他們奔赴全國各地，尤其是奔赴那些尚未“亂”起來的省市，去煽風，去點火，而中央文革小組又給各地下了指令，學生坐車不要票，各地還要組織接待站……

   其他省市的學生，看到北京的學生可以四處點燃革命的火種，覺得我們也應該也可以去做，於是，天津的，上海的，濟南的，武漢的，廣州的，重慶的……學生們都要外出造反。林彪、江青、陳伯達等趁著這個勢頭，更把這事合法化，稱為“革命大串聯”，隻要是造反派、紅衛兵，都可以免費乘坐車船，各地的接待站提供食宿。

   對於無知的學生們來說，這真是天大的好事！不用上課，可以到處去“串聯”，在“煽風點火”的同時，還可以遊山玩水，試問有哪個時代哪個國家有這樣的好事？！當然，在“串聯”這一事上，也體現了“血統論”，紅衛兵們趕往北京“朝拜”，京廣線的列車是他們的專列；“紅外圍”隻能到別的地方；至於“黑七類”，本來是不準亂說亂動的。但是，在動蕩而無序的時候，紅衛兵們也無法監視和限製他人的活動，致使象我這樣的“黑七類”子弟也蠢蠢欲動，就不要說屬“紅外圍”的蔡同學等人了。但是，那比起“民工潮”還要巨大的串聯浪潮，使得全國的車船都不勝負荷，車車船船都嚴重超載，喜的是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以及發動文革者，苦的是總理周恩來，他成了“交通部長”和“後勤部長”，明知這是勞民傷財、禍國殃民的事，但也要努力去安排好……

   大概是66年11月份，我班除了“主義兵”以外的同學，經過抗爭和努力，終於也聯係到了一輛解放牌卡車！那天早晨，我班大約二十餘人，男男女女，在越秀南路的汽車站上了車。因那是卡車，並無座位，大家都是站在車廂，扶著兩邊的擋板。如果是較短的路途，那還是可以對付的；但是，我們要去的地方，是遠在粵西的湛江！如果是走現在的廣佛、佛開、開陽等高速公路，辛苦半天也還是可以忍受吧，但那是三十多年前的公路，遇河而不見橋，要等渡船方能過去，從廣州到湛江，沒有12到14個小時，你能去得到？！那一路上的辛苦，不說也能想象得到，幸而那時大家都年輕氣盛，且好不容易才獲得“串聯”的機會，大多數人都是第一次離家這麽遠，一路上又能飽覽異地風情，大家都興奮異常。唯一最不幸的，則是吳同學，車行不久即開始嘔吐，而且一路上吐個不止，還吐到一些女同學的衣服上。到了高州時（汽車是繞高州、化州去的），他實在忍受不了，大喊：“我不行了，我要下車！我要下車！”大家勸說：“這裏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你下去了，怎麽辦？”終於把昏昏迷迷的他安撫住。就是這個吳同學，後來上山下鄉時又到了比湛江更遠的徐聞，莫非他經此一煉，已煉得不暈車了？

   夜幕降臨之後，我們一行人才到達了湛江的赤坎區。如果在平時，住店也難，但在當時，不知怎麽很容易便在鹽務局接待站安下身來，有吃的，有睡的！湛江有什麽可以“革命”的？辛亥革命到來時，“假洋鬼子”們還可以到靜修庵去“革”一塊寫有“皇帝”的匾，順手偷走一個宣德爐（見魯迅《阿Q正傳》），但我們什麽也沒有“革”，也沒有“煽風點火”，隻是遊覽湛江市容，尤其是在海濱漫步……由於年代久遠，做過了一些什麽事，我真的忘記了，隻記得有一處叫“麻斜”的地方，郎同學在不該灑尿處灑了一泡尿，被詹同學等發現了這不文明的行為，因而獲得一個“麻斜”的綽號。此外，還發現了湛江話中的“無有”，不知是“無”還是“有”。

   在湛江玩了多少天，已記不得了。女生謝同學因事要趕回廣州，結果由男生蔡同學護送回去，在江門晚上乘船時，兩人緊挨著睡，中間隻隔著一塊矮矮的擋板，據蔡同學三十年後說，即使那樣，也沒有萌發“性”的意識，隻有“同誌”和“戰友”的情誼。他倆的事我們不管了。某天晚上，我們又聚集在霞山火車站，等待著開往廣西南寧的列車。秋夜已頗有涼意，車站上已人山人海，卻感到熱氣騰騰，要想擠上車去恐怕很難。這時，男同學忽然知道了自己作為男子漢的職責，要保護女同學平安上車。當列車進入月台後，無數的青年學生，便從各個車門往裏鑽；鑽了進去的，即打開車窗門，把同伴從窗口拉進去，比現在春節期間回鄉的民工更狼狽！但狼狽之中又帶有樂趣，畢竟“少年不識愁滋味”！

   我們終於都上了火車，火車往南寧方向飛奔。次日上午，我們到達了南寧。南寧是一座美麗安靜的城市，樹木很多，三十年前，就讓我們廣州來的人也讚歎，現在恐怕更美吧。同樣是由於年代久遠，去了一些什麽地方，我也忘記了。隻記得有一回，我們遊覽市容走累了，梁同學說：“坐車回去吧！”於是，他站到了那公共汽車站。但大家認為等車是劃不來的，半個鍾頭都不會有一輛來，於是走路。結果，我們回到住地很久，梁才回來，說是走回來的！

   在南寧住了多少天，也忘記了。本來，從南寧也可以坐火車一直北上，但顯然不容易，我們隻有想辦法回家。我們似乎是分開行動的，詹同學有位大姐在貴縣，於是，我們幾人先到了貴縣；然後，聽說桂平是太平天國起義的發源地，於是，我們又轉到桂平，卻看不到一點洪秀全、馮雲山等人的遺跡；於是，又直到梧州。梧州我有些印象了，它是一座山城，晚上站在江邊，可以看到層層的燈火，雖不算燦爛，但也有特色。在梧州大概住了兩天，我們便坐船沿西江而下，回到了廣州。

   回到廣州後，那“大串聯”方興未艾，正如火如荼，年輕人如何能安坐家中？幾乎所有學生又在尋找路線，準備出發了。蔡為霖、秦新仁、梁成紹、馬紹斯等人，居然被他們擠上了北上的列車，直到北京、沈陽、長春、哈爾濱，遍遊東三省，再歸來；杜小鈺、林雪蓮和高二（3）班的兩位男生，也擠車上了北京；黃麗芳和唐兆瑜，更大膽，是兩人結伴而行，也同樣擠車到了北京；詹康年和藍鐵運，卻選擇了西南的四川，專找杜甫草堂等名勝；我手頭上有多張照片，可知初三級的區德謀等七八位男女同學，到了萬裏長城之上。最虔誠的，恐怕是高二（1）班的胡念祖等同學，遠赴陝北，朝拜革命聖地延安。當然，他們並不知道就在附近，還有一處更神聖的地方，那就是黃帝陵。三十多年後，久居美利堅的他，才專程回國去拜謁黃陵，並裝上一袋黃土帶走……

  “革命大串聯”，既辛苦又愉快，但那突如其來的數十萬數百萬“旅客”，使得車船都不勝其負荷。於是，中央不知何人居然想出了一個變通的辦法，那就是“步行串聯”！既可以達到串聯的目的，又可以學習“紅軍長征”的精神。這樣的一個主意，居然可以使得學生們樂意接受，於是，一支支步行串聯的隊伍，扛著紅旗出發了。張昌育、李鶴鳴、梁成紹、秦新仁、何江寧、何江平、朱金蓮、溫妮等，扛著一支不知什麽“戰鬥隊”的旗幟，唱著革命歌曲離開廣州，步行去領袖的出生地韶山。某天，我妹妹和她的小同伴們也整裝待發，我問：“你們去哪裏？”她們答：“步行去韶山和井崗山！”事後，我問過她：“你們中途有沒有坐過車？”她答：“毛主席的紅衛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們完全是走著去走著回的！”我可沒有那種吃苦精神，但是，我也進行了“步行長征”。某日，我和詹康年、梁慧生等六人（忘記了其他人是誰），第一天步行至順德大良；第二天步行至中山小欖；第三天步行至石歧；在石歧玩了兩天，我們又步行至江門；在江門玩了兩天，然後坐船回廣州。這珠三角之行，我可以向天發誓，除了從江門坐船回廣州，其餘的路程，都是步行的，盡管珠三角的三級公路比不上井崗山的路崎嶇！

    在那些日子裏，最苦的是學生們的父母！他們無法阻止兒女去擠車擠船風餐露宿，隻有日夜牽腸掛肚，即如我的父母，我正是因為體諒父母，才沒有跟隨同學們遠去東北、四川，孝心是盡了，但我的人生史冊也少了濃重的一筆。幸而，當時社會治安很好，未聞有哪位男生被搶劫女生被拐賣的事。

   隨著1966年的過去，“革命大串聯”也結束了，但是，有一件“有趣”的事接踵而來，那就是“奪權”。

  1967年的元旦剛過，1月3日，上海《文匯報》被造反派奪了權，揭開了“一月風暴”的序幕。《文匯報》是一份黨報，共產黨何以容忍“造反派”奪了它的權？原來，按照毛澤東的理論，那“黨報”已被“走資派”控製掌握了，當然要把權奪回來。所以，就變得“造反有理”“奪權有理”了。黨報的權可以奪，其他的權就不能奪？！果然，1月6日，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等造反派組織召開“打倒市委大會”，奪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權！

   正所謂“亂世出英雄”，那王洪文何許人也？原來不過是一家工廠的保衛幹事，如果處於太平盛世，他會過著正常人的生活，壽終正寢；可是，他適逢亂世，又不甘寂寞，以他農民出身，當過兵，又在工廠裏幹，集工農兵於一身（其實這類人多的是！），於是，當上了“造反派司令”。應該承認，能領導指揮數十萬的上海市產業工人，也不是簡單的人物，但他後來被提拔當上了黨中央的副主席，位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那就是“向忠發”第二，滑天下之大稽了。王洪文的“奪權”，顯然受到某些人的指使，不但沒有被指責或鎮壓，反而成了“榜樣”。2月5日，上海造反派組織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這不倫不類的名字，大概是學“巴黎公社”的，總之，一千多萬人口的大都市上海，成了一個“公社”了，令外國人士目瞪口呆。上海做出了榜樣，全國各地的造反派當然不甘寂寞，於是，奪省、奪市、奪廠、奪校……熱鬧非凡。每有一省奪了權，報上即慶賀一番，讓國人感到，1949年10月並非解放，現在才是解放！

 

                           “大喊大叫戰鬥隊”

   談到奪權，我要插入另一個內容了。那就是群眾組織的建立。前麵說過，正統的紅衛兵稱“主義兵”，其他的人隻有望“兵”興歎。但是，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其他的學生已不甘心處於“無組織”的狀態，他們也要成立組織，也要參與運動甚至主宰運動，而這個時候，“主義兵”已無法一統天下了，於是，各種組織，各種“戰鬥隊”如雨後春筍，或者說如秦末、如漢末、如唐末、如元末、如明末……亂世英雄起四方！

   遠的我無從去說了，單說我班吧。我班的男生，也組織了一支戰鬥隊。別人的名稱大多是“衛紅”“繼紅”“衛東”“衛紅彪”之類，我們的這戰鬥隊的名稱有點特別，叫“308”，即“308戰鬥隊”！不要以為象“007”那樣的別動隊，所謂“308”，其實就是我所住的那個宿舍的編號！這實在不夠意思，但已無從考究，到底是誰起的名，但肯定不會是我吧！戰鬥隊的隊員都有誰，我已說不清了，因那是較鬆散的組織。我以“黑七類”的身份也鑽進了該組織，但底氣不足，時會驚怕。數十年後的今天，忽然從鄰班黃同學處得到一張珍貴的老照片，是“僑中紅旗308戰鬥隊”的合影！真的是太珍貴了！從照片中，我看到了熟悉的老同學！為了錄以備忘，我要記下他們的名字。前排蹲下伴著隊旗的，是郎仲光、張昌育、秦新仁；後排左起是詹康年、李鶴鳴、黃培燦、區榮新、蔡為霖、杜森成、劉象潛、梁慧生。其實，在李鶴鳴與黃培燦之間，尚有一位探頭探腦、似現若隱的家夥，那就是本人！提起這事，不過是有相為證，證明我的確曾經混入了該組織，起碼是早期成員，如同共產黨的李達（說笑而已）！

   我班的女生杜、何、謝、吳、周、何等即不同，她們成立了一支“魯迅戰鬥隊”。魯迅是文革中碩果僅存的作家，毛澤東又說他的骨頭是最硬的，所以，以他的名字來命名戰鬥隊，是很保險的。高二（1）班的陳、鄭、潘、曾等，即成立了一支“五四戰鬥隊”。“五四運動”“五四精神”，即使什麽都反的文革也反不了，所以，是很得體的。畢竟是女孩子，想得周到，不象“308”那樣，始終有點“特務組織”的嫌疑。

 有一支“1031戰鬥隊”，可能也有來曆吧。原來真有。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接見各地紅衛兵，使得紅衛兵們感到無上光榮。他們認為，隻有自己才配擁有這份榮耀和幸福，所以，別的學生想要北上，則受到他們的阻攔。我校就有黃同學等人，於10月31日那天偷偷鑽到廣九車站侯車的人群中。但是，被我校紅衛兵發現，黃同學等被武力趕出車站，他們隻得在現在的白雲路馬路邊睡了一夜。黃同學越想越氣憤，於是回校，和紅衛兵展開辯論，論點是：我們不是“黑七類”，我們也有權利也有責任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後來，10月31日，便成了他們戰鬥隊的名稱。

   由於已經不用上課，“班級”這概念也模糊了，成立戰鬥隊，也不一定要同一個班的。所以，我班的黃、何、林等女生，與別班的同學組織了一支“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簡稱“思想兵”，似有和“主義兵”抗衡的意思。何、林兩位女同學，現在都在香港當少奶奶吧，想不到當年竟是“兵”！我班的女生溫同學，與別班的同學組織了一支“井崗山戰鬥隊”。這名字起得不錯，以山為名，革命性與詩意兼備。有幾位初一級的小女生，也組織了一支戰鬥隊。說她們是“小女生”實不為過，那殷、曾、趙等同學，當年隻得15歲吧，從她們給自己的戰鬥隊起的名就可知，她們尚還幼稚可愛。她們的戰鬥隊的名字叫什麽？叫“大喊大叫”，也就是“大喊大叫戰鬥隊”！這名字似乎缺少“革命性”，反而有點象現在的什麽歌唱組合或街頭三人籃球隊，如“霹靂旋風”“後街男孩”等，但是，錯了，這名字恰恰最具有“革命性”，因為當年有一篇社論中提到：“我們就是要為……革命路線大喊大叫！”，這不，這名字還頗有出處的呢。

   上述組織和戰鬥隊，又歸屬於廣州地區的一個大組織，叫“紅旗”的（不知全名是什麽了），簡稱“旗派”，總司令，恐怕是中山大學的學生武傳斌吧。當然，某組織或某戰鬥隊的成員，時有分化重組，這總比不上入團入黨，要宣誓什麽的。我就是中途脫離“革命隊伍”的，在後麵再老實交代吧

 奪印  戰戰兢兢寫“借條”

   1967年的不知是2月還是3月，我參加了學校的“奪權”行動！那天，也不知是誰領的頭，要我們一起去奪學校的權。我被委以重任，造反派頭頭（很遺憾我記不起是誰）叫我起草並書寫一份《奪權宣言》，大概他知道我的語文學得比較好。我開始不願意，怕被“主義兵”知道，以“黑七類”子弟奪權為由攻擊我們。但頭頭並沒有太多的顧慮，我隻好參照唐朝駱賓王的《討武曌檄》以及街頭的一些大字報，完成任務，與詹同學等“戰友們”，來到了學校的辦公室。

   那時，正副校長、教導主任等全都被打倒或靠邊站，那辦公室內隻有一位總務主任在。我們湧進室內，頭頭宣布：“從現在起，我們革命群眾要把學校的權奪過來，要管理學校……”那總務主任很無奈地看著我們，但仍很冷靜地問：“那你們要怎麽做？”我們都看過電影《奪印》，知道最重要的，是把印把子奪過來。頭頭說：“我們要掌管學校的印！”總務主任猶豫了半分鍾，終於用有點顫抖的手捏著鑰匙打開了一個抽屜，拿出了學校的印。我們都很興奮，仿佛這是蔣介石總統的大印。就在頭頭想拿過印章時，總務主任忽然說：“我想你們寫一張字條，說明印章的下落。”這一要求，是我們預先想不到的！但是，看著有點可憐的這位男人，我們又覺得他的要求並不過分，於是，頭頭又叫我來寫，大概隻有我的胸前還別著一支鋼筆！

   在這種形勢下，我已很難推辭了，不然，“革命戰友”會怪罪於我，是我令得這場轟轟烈烈的奪權行動功敗垂成！於是，我寫了一張類似於“借條”的東西，其實是很不得體的，但是，誰又教過我，奪了人家的東西，再寫一張字條作證明，該如何寫？！

   奪權之後，我並不感到興奮，反而很是擔心，怕主義兵知道“狗崽子”參與奪權會於我於組織都不利。但是，過了多天後，誰也沒有提起這事。更可笑的是，我們奪了那“印”，也不知用來幹什麽，也沒有誰組織“內閣”管理學校，因為學校已不成為學校了。

軍宣隊 來去匆匆

  麵對這樣亂糟糟的、不知誰是誰非、誰忠誰奸的局麵，我們無所適從。這時，“來了親人解放軍”！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上將大概受了中央軍委林彪副統帥的命令，派出解放軍進行“三支兩軍”。這裏又多了一個“三支兩軍”的名堂，需要解釋一下。“三支”指軍隊支左（支持當時被稱為左派群眾的人們）、支工（支援工業）、支農（支援農業）；“兩軍”指:軍管（對一些地區、部門和單位實行軍事管製）、軍訓（對學生進行軍事訓練）。 

   一支解放軍開進了我們學校，稱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軍宣隊”，又叫“軍訓團”。老實說，當時誰是“左派”，那些軍人也是很難判斷的，學校中都是些“可愛的娃娃”，你能說誰“左”誰“右”？但是，既然分了派別，他們似乎也有些思想傾向，那就是傾向於“紅旗派”。那軍宣隊的政委，和我班的女生們特好。不可思議的是，直到今天，她們和政委還有來往！進駐我校的軍宣隊做了些什麽工作，我已想不起了，但是，他們曾公開宣布：“308戰鬥隊”是革命組織，這實在讓我們興奮了好一會！還有一事，是不會忘記的。一天，為開大會而布置會場，解放軍戰士延光輝為了修理禮堂屋頂漏水的石棉瓦，從高處摔下，頭部傷重而犧牲。當時，全校師生都很悲痛，開了一個隆重的追悼會，封他一個“支左愛民模範”的稱號，並送他的遺體到銀河公墓安葬。有的同學還提議，要將學校改名為“延光輝中學”……但是，不久，軍宣隊又撤離，似乎上麵說，他們也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

觀潮派之樂

   那年春節後，我就不再回學校，我和劉象潛，在廣州學拉小提琴，反而覺得有了精神寄托，但是，詹同學等“戰友”就不滿意了，說我甘當“觀潮派”！中國的語言真是豐富多彩，不參與“主義兵”，又不參與“旗派”的，叫做“觀潮派”，又或者叫做“逍遙派”。老實說，象我們這樣的“黑七類”子弟，如何能“逍遙”得起來？說“觀潮”倒有幾分恰當，我從“旗派”淪落為“觀潮派”，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自己那“黑七類”的身份，還是安分守己的好，最多是“冷眼向洋看世界”。後來，“觀潮”還成了我的另一個綽號；甚至我如今寫文章，還用它來作筆名呢。而我的妹妹，就和我不一樣了，她和“司令”王希哲等，轉戰於中山醫等旗派的據點，過著血與火的戰鬥生活，而王希哲司令，日後更成了大名鼎鼎的“不同政見”者。

   在上一節結束時，我用了“血與火的戰鬥生活”這詞組，並非危言聳聽，文化大革命，誰也想不到，後來竟發展成了全國規模的群眾鬥群眾的“大武鬥”，這又是“史無前例”的！

   由於我已當了“觀潮派”，整個人已沉浸在貝多芬、莫紮特、勃拉姆斯、門德爾鬆等人的美妙的音樂之中，不管屋外兩派對峙日久，磨擦漸深，至於學校發生的事，我都是事後甚至數十年後從同學們的敘述中得知的。

武鬥 劫持人質

   學校中，早已分成“主義兵”和“紅旗派”兩大派，主義兵占據著教學大樓，作為總部。而紅旗派則占據著男女生宿舍作為司令部。彼此經常罵戰，大字報滿校張貼，高音喇叭針鋒相對，“堅決支持……”、“誓死捍衛……”、“嚴重抗議……”、“嚴正聲明……”等語言、口號日夜可聞。

   1967年6月1日，那天，紅旗派的戰士不知從哪裏得知，主義兵整理了許多同學的“黑材料”，準備進行“政治迫害”！這還了得？！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紅旗派的戰士策劃一次行動，要衝進大樓，搶出“黑材料”，挽救廣大同學。主義兵有沒有整同學的“黑材料”，我實在不得而知，但是這次事件就是因搶“黑材料”而起的。

   當一班紅旗戰士衝進大樓後，被主義兵發覺，於是，雙方用鐵棍水管打將起來。可能主義兵人數占多，又或者居高臨下，紅旗戰士抵擋不住，且戰且退。當時情況危急，如果退不出來，就會成為“俘虜”，後果不堪設想。這裏要重筆寫寫我班的梁同學，曾在《英雄譜》中扮演過“匪軍官”，審問過“劉胡蘭”，而此時，他成了紅旗派的幹將，在戰鬥中，眼看有逃脫不了的危險，忽然，他心生一計，將身邊不遠的一位女主義兵抱住，以手臂勒住她的頸部，那情景，就象我們現在經常看到的警匪片中歹徒狗急跳牆時劫持人質的所為。那位女主義兵是誰呢，正是我班的女生曾同學！曾同學當時肯定花容失色，長到這麽大，何曾被男人這麽抱過，這麽勒過？！還別說，這一招挺靈的，主義兵的戰友們，一下子傻了眼，畢竟投鼠忌器，手中的鐵棍不知往哪兒打去。於是，梁同學勒住曾同學，從六樓往下逃。至於他什麽時候鬆手自己逃脫，至於曾同學有沒有休克或落下什麽後遺症，我就不大清楚了。

援救戰友

   當大家安全撤出大樓之後，彼此看看，身上都有或輕或重的傷痕。清點人數，天呀，竟然少了一位戰友！那是誰？是高一級的張同學！也就是說，張同學仍在大樓內，或被俘虜，或已戰死！這下，可急壞了紅旗派的戰友！想再去救，那還有可能？！主義兵已將大樓的大門緊鎖！紅旗派的人馬上緊急會商，製定營救張同學的方案。方案之一，當然是立即開動高音喇叭，聲討對方無理拘禁紅旗派戰士，勒令其立即放人；方案之二，就是聚集全校的紅旗戰士，在大樓前高喊口號，“嚴重抗議”；方案之三，也是最行之有效的，就是到附近請救兵。附近何來救兵？原來我校對麵的華僑補校，學生都是僑生甚至難僑，都住在學校裏，少說也有兩千多人。誰能擔當重任去請救兵？那就非從印尼歸來的黃同學莫屬了。隻見他跑到華僑補校，用印尼話說了一通，立即將華僑補校的學生鼓動起來。那年頭，當一位一呼百應的人也不會很難，人們很容易激於義憤，也很容易陷於盲從。這事，當年擔任僑補紅旗頭頭的三更羅先生仍然記得，最近還和我談起。於是，傍晚時分，華僑中學的教學大樓，被兩千多紅旗戰士和激於義憤的學生四周圍住，聲嘶力竭的口號此起彼伏。

   黑夜來臨了。是夜，是四月二十四，沒有月光，夜風陣陣，尚有些寒意，他們或站或坐在大樓前的操場，為救戰友，沒有誰離去，那情景，確是很感人的。長夜漫漫，他們仍在喊著，仍在鬥爭著，在穿梭鼓動著，那情景，我想，不會比1919年五月四日那天北京學生遊行天安門、火燒趙家樓遜色。

   大概也是“人心齊，泰山移”，他們終於“衝破黎明前的黑暗”，到了天微亮時，那教學大樓的大門忽然一開，一個人影被推了出來，跌跌撞撞地向前走著。大家高呼著衝上前，把張同學扶住，慢慢走到人們聚集的大操場上。這時，人們在不停地歡呼勝利，並把“英雄”簇擁著。借著黎明的曙光，大家看到張同學傷痕累累、疲憊不堪，又義憤填膺，於是，又一陣聲討的口號響徹雲霄。此時，張同學也被眼前的情景感動得熱淚盈眶，他不顧身體的虛弱，登上一處高地，環視四周兩千多的戰友，然後，舉起右手，緊握拳頭，大聲喊道：“紅旗派的戰友們……”他在發表激動人心的演說，可惜我當時不在場，不便亂寫，但我想，那情景，絕對不比“五四運動”時羅家倫、鄧中夏等學生領袖的演講場麵差！

土造地雷 一個響屁

   7月20日，那天下午，我離開越華路，準備到同學劉象潛家拉小提琴，剛走到廣仁路，即聽到不遠處的吉祥路有鼓噪聲，又看到有群眾在奔走。詢問其故，都說那邊打起來了。原來，一派在中山紀念堂開會，另一派去幹擾，雙方發生衝突，繼而衝突升級，動用了槍支和手榴彈，造成了流血事件。由於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也不知是誰對誰錯，總之就是群眾鬥群眾，群眾打群眾，這正是某些政治家所追求的局麵，所謂形勢越亂越好，這樣，敵人就會亂了陣腳，走資派就會暴露！於是，廣州市的武鬥開始了！雙方時有戰鬥，並開始占領地盤，如同戰爭時代。幾天後的一個中午，我經過中山五路，聽路人說，吉祥路口又有衝突了，好事的我也走到那裏去，隻見一派的人馬大旗招展要去遊行還是什麽的，另一派的人則在其他路口圍堵，並鼓動路人聲討對方，於是，雙方僵持著。我也混在人群中，胡裏糊塗地跟著喊口號。忽然，一枚黑色的物體以拋物線的形式從天而降，就落在我前麵3至5米處，發出了“轟隆”之聲。原來，那是一枚手榴彈，是會炸死人的！我看到有兩三人倒下，身上流著血，似乎血還飛濺到我的小腿上！某天晚上，我拉完小提琴，從劉家出來，往自己家裏去。在黑暗的廣仁路上，有一輛載滿穿軍裝的人的大卡車飛馳而過，突然，從車上射出似乎是衝鋒槍的槍彈，把我嚇了一大跳，急忙藏身於一棵樹後。那些槍彈可能並不是衝我而來，但把我射著了，打死了，又找誰去投訴？

  8月初，廣州沙河地區幾乎“一片紅”。“一片紅”是什麽意思？原來是，沙河地區幾乎被紅旗派的勢力占據了，但是，主義兵仍有一處據點，那就是沙河飯店。於是，在某一天，紅旗戰士對沙河飯店發起總攻，經過激戰，終於把盤據在該飯店的主義兵趕走，有無人員傷亡，我就不清楚了。本文並非記敘廣州市的武鬥情況，本人也沒有這個能力，之所以寫到旗派攻打沙河飯店，是因為我校的紅旗戰士們，也參與了該戰役！

   話說戰後，他們興致勃勃地沿著鐵路邊凱旋回校。在路上，他們大聲地議論著剛才的戰鬥，敘述著戰鬥中的每一個細節。忽然，有人有感而歎道：“沙河飯店的主義兵是趕走了，但是，我校的主義兵，還有八一中學的主義兵仍占據著教學大樓！”這一歎，把大家心中的烈火點燃了，紛紛嚷道：“我們把那據點也打掉！”“對！趁熱打鐵！”“他們的那套廣播器材也太強大了，吵得我們無法睡覺！”“我們的忍耐也夠的了！”“把他們打走，沙河才稱得上一片紅！”……

   回到學校，他們即策劃攻打教學大樓。主義兵為了防範對方攻打，已把大門封死。我至今仍不明白，他們占據著大樓，如何生活？至少一日三餐如何解決？有機會見到參加過主義兵的同學，我一定要問清楚。大門緊閉，如何把它打開？這時，一個聰明的人想了一個聰明的計謀，他決定製造一個地雷，把大門炸開！唉，這樣一位能人，連地雷也會製造，為何不生活在抗日戰爭時期？說不定，可以和李向陽一樣出名！說幹就幹，他們把一塊大石頭，中間鑿一個洞，放進火藥和雷管。就這樣，一枚土製地雷誕生了。

   到了某一天，他們要行動了。在此，要把他們的作戰裝備介紹一下：手槍一支，是抗日戰爭時期用過的薄殼槍，已經打不響，但可以虛張聲勢；每人手中有一支鐵棍或磨尖了的水喉管；至於防衛的設備，隻有孔同學具有，他在胸前綁了一個沙包，在沙包之上還夾著一本“紅寶書”，其作用顯而易見，胸有“紅寶書”，誰敢刺來？即使刺來，還有沙包擋一下，對方的矛可能不至於直刺心髒。前麵是防範了，但身後呢？孔同學的做法恐怕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居然想到了用一隻鍋蓋作護背，於是，整個人肯定和“劉羅鍋”沒有什麽區別，這身“盔甲”，讀者可以想象是多麽的別致！肯定是古今中外任何一支軍隊都不曾有過的！而他們威力最強大的武器，隻有那枚土製地雷了。當紅旗戰士們埋伏在大樓四周之後，某同學就象當年的董存瑞那樣，抱著“地雷”跑到大門，所不同的是，董存的炸藥包無處放置，不得不把它高舉，壯烈犧牲；而某同學隻需點燃引線，即飛跑到安全的地方，伏在地上，以免傷著自己。他們等嗬等，10秒，20秒，半分鍾，一分鍾……終於，經過了漫長的一分鍾，他們終於聽到了一下響聲——一下比放屁稍響的響聲！然後，一切又沉寂下來。

                                              “狼牙山五壯士” 如今安在？

   破門不成，他們怎樣攻進大樓？都怪我沒有了解清楚，我想，大概是以某個不太牢固的窗戶裏作為突破口，結果，讓他們攻了進去！但是，從來在戰場上，都是易守難攻，他們也不能離開這一戰爭的規律，攻進大樓後，他們遇到了主義兵的頑強抵抗和反擊，張同學再一次倒黴，被對方用水喉管插進腰間，顯然已不是輕傷了。之後，他們被逼困至二樓一間教室之內。有道是困獸猶鬥，為生存，他們忽然產生了無窮的力量，他們硬是用手中的鐵管，把隔牆洞穿，最後逃至陽台之上。這時，電影《狼牙山五壯士》的悲壯場麵忽然在他們麵前閃動，不知是誰喊了一句：“我們寧死也不當主義兵的俘虜！”於是，大家紛紛從陽台跳下，譜寫了文革中無數壯烈的篇章的其中也很感人的一節！跳樓的戰士們的身體狀況如何，我沒有作全麵的調查，胸前背後裝有“盔甲”的孔同學，當然大難不死，但是，七十年代初，卻因外逃，被怒海吞噬了生命！而本已身負重傷的張同學再這麽一跳，則傷上加傷，盤骨挫裂，當時已昏迷不醒，被立即送往空軍醫院，幸好還能從死神手中逃回。最近，我在同和鎮明泉山莊見到從美國回來聚會的“張地產商”，他撫摸著殘缺的盤骨，苦笑地說：“當時也不知為了什麽？

          “八-二O”搶槍中伏 大難不死

  現在是有所醒悟了，但當時，能清醒嗎？攻大樓一戰失敗，使他們深刻地感受到領袖的一句名言：“槍杆子裏麵出政權！”他們之所以失敗，還不是因為手上隻有一支打不響的薄殼槍，一枚炸不響的地雷嗎？如果有真刀真槍……

  當時的形勢是，主義兵有槍，而紅旗派沒有槍或槍不多，廣州的紅旗派說是為了自保，要用槍彈武裝，但那槍彈從何而來？或許有探子探知，廣州市北郊的石井倉庫，存有大量槍支彈藥，於是，他們決定去強搶，而我校的紅旗派戰士也參與這一行動。

  8月20日下午，我校紅旗戰士分乘兩輛卡車，兩支薄殼槍和兩枚手榴彈就是他們的全部武器，直駛向石井方向。到倉庫搶槍支彈藥，是很嚴重的事；而事實上，那裏的槍支彈藥，又已經被主義兵搶先控製了，他們到了三元裏火車北站時，在前麵公路四周的小山頭和樹叢中，早已埋伏著主義兵戰士，各種輕重機槍的槍口指向公路的同一方向，那情景，和抗日戰爭或解放戰爭時的戰鬥場麵絕對相似！可怕的是，我校那兩輛卡車上的人，並不警覺，當車子進入了對方包圍圈時，即聽到一聲警告的槍聲。如果第一輛車的司機不是“怕死”（或者說“機警”），把車子停下來，而是硬衝過去，那麽，一場如同“平型關伏擊戰”的戰鬥就會立即打響！當車子停下之後，四周的戰士荷槍站起，車中的戰士不得不下車當了俘虜！他們被押著趕到鐵路邊，那裏有一些廢舊的火車廂。他們看到，在路軌邊，躺著一位主義兵戰士的屍體，不知是什麽時候犧牲的。義憤填膺的主義兵戰士喊道：一定要找一位來墊屍底！找誰？忽見那群俘虜之中，有一位“出類拔萃”，高出別人一頭，於是，他準備被拉去槍斃，充當墊屍底的角色。情況非常危急！後來，還是良心發現吧，主義兵的頭頭們放棄了這一決定，我們那位“出類拔萃”的同學，才得以生存下來！

   他們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皮肉之苦後，被關在了一節運貨的火車廂之中。畢竟是青春年少，又經曆過戰鬥的洗禮，數十人在幾乎密封的車廂內，情緒激昂，熱血沸騰，高聲齊聲地唱起了雄壯的《國際歌》，那情景，真可以說比小說或電影《紅岩》裏的情節更悲壯！車廂內的人在唱《國際歌》，車廂外的人不可能不理，不理會豈不是成了“資產階級”或“國民黨”？於是，一位戰士怒氣衝衝地走過來，把槍伸進氣孔之中，往裏麵“啪，啪”就是兩槍，子彈沒有打著人，但裏麵的歌聲停下來了。那戰士把臉貼近氣孔，往裏麵看，這一看，讓他吃了一驚！他看到，裏麵竟有幾位，是自己初中時的同學兼好友！雖說“文革”和“武鬥”，已弄得人們六親不認，但畢竟有些人還是良心未泯的，包括這位戰士。於是，我校那兩車俘虜，被關押了三天三夜之後，終於獲得釋放，而不是被拉去活埋。原來30多年前，在廣州市北站，已上演過一幕《辛德拉的名單》，隻是細節我不大清楚，因為當事人已遠在地球另一邊的加拿大！

   細心的讀者可能會注意到，我所寫的這一節，是多麽的平淡乏味，當年那血與火的場麵，完全未能生動地再現。是的，以上所寫，都是我“采訪”所得，而並非親身經曆。早知道，我的同學們，參加了武鬥而又死不了，包括張同學，我也會去參加的。作為一位作家，那學生打學生的武鬥的經曆是多麽的寶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而我卻欠缺了！寫得平淡乏味的另一個原因，是應同學們的要求，“武鬥”畢竟是很不愉快的事，不應過多地渲染，免使仍活在世上的我們又一次經受精神上的折磨。真的，我想，那“武鬥”，的確是盲目和愚昧的行為，是人性的浩劫，當年，無論傷及哪一方哪一位同學，都是可悲的。我沒有參與其中，起碼不會把凶殘的種子埋在心頭吧，所以，這種經曆，不要也罷了，阿門！

    三十多年過去了，如今，大家都垂垂老矣，那些不愉快的往事，都付之苦笑，如煙消如雲散。當年，實在說不上誰對誰錯，大家都是政治家們手中的“棋子”，都是權力鬥爭的犧牲品，今天，我們大家又常坐在一起，歎息固然少不了，但更多的是互相問候，尋回昔日的友情；互相提醒，珍惜眼前的光陰。幸甚！

   我沒有參加過“武鬥”，雖是一種經曆的欠缺，但也是幸運的，我沒有被別人慫恿去當炮灰，成為政治家們手中隨意擺弄的棋子。那麽，在別人衝鋒陷陣之時，我都做了些什麽？

         “天使”與門德爾鬆的‘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

    
    1967年春季某天的上午，我來到了同學劉象潛家，隻見阿潛全家人都在屋裏。父親這個時候本該到公園散步的，但由於市麵上亂糟糟的，他隻好呆在家裏；母親本來應該到學校上班，去教那些天真爛漫的孩子們認字算數的，由於學校停課，隻得困在家中；最絕的是，三個兒子一位女兒，從大學生到初中生，竟然都無課可上，全都呆在家中。我看到，隻有大哥仍手執書卷，而三位中學生則顯得無所事事，而阿潛，則更是一臉的煩躁。於是，我和阿潛便到街上閑逛。

  當我們閑逛到越華路時，迎麵走過來一位姑娘。她穿著樸實的衣裳，與普通的女學生無異，頭發剪得短短的，眼睛大大，很有神采。她與眾不同之處，就是她手抱著一個小提琴盒，看她小心翼翼的樣子，想必裏麵放著一把很貴重的琴吧。

  抱琴的姑娘，總會給人清雅脫俗的感覺，眼前這位姑娘亦然。在她即將與我們碰麵時，我們高興地喊起來：“楊多！”楊多是我們的小學同學，讀小學時，即學拉小提琴，經常在學校的文藝會演上演出獨奏。我們被邀到她的家裏。說了一回話後，楊多說：“你們坐坐，我要試試琴音。”於是，她把琴取出，調好音，並給弓子擦上鬆香。這些程序，我是很清楚的，因我也是拉二胡的人，但阿潛就未必知道了。

楊多夾好琴，用弓子隨意地拉奏了一會，然後，她脫下那件較為肥大的外衣，現出了一件長袖的白襯衫。她挺挺胸脯，我們都同時能感受到她胸前那曲線的迷人。她半眯著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氣，於是，突然拉動琴弓，發出了幾個清脆悅耳的琴音；接著，她忘情地、陶醉地拉奏著，她拉的是什麽曲子，阿潛肯定不知道，連我也不知道，因那不是廣東音樂，不是我熟悉的民歌小調，我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那曲子必是西洋古典樂曲，時而高亢時而低沉，時而輕快時而緩慢，說不出它表現的是什麽，但又總覺得聲聲入耳，段段扣心。再看那楊多，雙眼半眯，雙眉小皺，身體微搖，左手四指飛快地變換，右手拉弓上下飛舞，一串串無比動聽的音樂就這樣產生！我讀過白居易的長詩《琵琶行》，讀過《老殘遊記》中的《明湖居聽書》等，裏麵都有用文字來形容音樂的，但要叫我用簡單的文字來形容楊多所演奏的樂曲，我肯定也做不到，我唯一想到的，隻是一個成語：出神入化。再看看剛才還有點好動的阿潛，此刻一動不動地聆聽著，猶如一尊雕塑；他的眉頭緊皺，他的雙眼死死地盯著楊多左手變換著的手指，大概他想一下子弄明白，那些音符是如何產生的！不用說，一位普通的音專學校學生的琴技，是足以震懾粗通音樂和樂器的我以及並不懂音樂和樂器的阿潛的；更何況，楊多的形象，漸漸幻化成一位天使、一位女神，無限溫柔無比美麗地聳立在我倆的麵前。

  在一陣激越的快弓之後，楊多突然用力地拉了幾下和弦，然後戛然而止，猶如白居易所寫的“四弦一聲如裂帛”。此時，楊多又深深地舒了一口氣，再慢慢地把小提琴垂下。我們兩位男孩，顯然還沒有從樂曲中醒過來，仍怔怔地呆坐著……

“太好聽，太神奇了！”阿潛眼瞪著楊多，由衷地讚歎。

“很好聽，是什麽曲子？”我也由衷地讚歎，並問道。

“是門德爾鬆的‘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的片段。”楊多很隨意地答道。

  老實說，光是“門德爾鬆”這四個字就讓我們羞愧得無地自容，我們何曾聽說過這個名字？更不用說對那位作曲家的了解了；再說，那樂曲的名字也太高深莫測了吧，已經大大超出了我們理解能力的範圍，那樂曲是表現什麽的，我們連問都不敢問呢。後來，我們是怎樣離開楊多的家的，我倆都記不起了，隻記得是帶著一種自慚形穢的感覺，一種心胸被敲擊的感覺，一種蠢蠢欲動的感覺，一種躍躍欲試的感覺……而離開的。

  一連兩天，我發現阿潛象變了一個人，變得沉默寡言，似心事重重，第三天晚上，我們漫步在珠江邊，漫步在沙麵。麵對著白鵝潭中浮蕩著的一輪明月，阿潛終於作出了一個決定——學拉小提琴！

   之後，我們真的想辦法，用20元錢在阿潛所居住的昌興街的街口的長江樂器店各自買了一把小提琴。之後，我們便在阿潛的家裏，對著一本叫《霍曼》的小提琴教材，無師自通地學起來。後來，阿潛的兄妹以及他們的同學也加入；不久，我們的一位讀初二的同學衛培音也加入來，他的父親是位小提琴家，已去世，留下了一把很好的琴，個子小小的他，就是抱著那把小提琴，經常到來劉家，這樣一來，劉家便漸漸形成了一個音樂沙龍，每天晚上，從那屋子裏，竟然肆無忌憚地飄出貝多芬、莫紮特、舒伯特、海頓、斯特勞斯甚至馬思聰的曲子！而更不可思議的是，昌興街內的左鄰右舍，竟然沒有誰因噪音或“封資修樂曲”而投訴或告發過一次，這是我事後心有餘悸同時又心存感激的。

    
   在學拉小提琴的同時，我們也想辦法找一些“禁書”來讀。說來也奇怪，你不“橫掃”，我們不一定知道有那種書，不一定會去讀它，你越“橫掃”，我們越想看看。於是，在那段日子，我們閱讀了雨果的《悲慘世界》；閱讀了羅曼羅蘭的《約翰.克裏斯朵夫》；閱讀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被侮辱和被損害的》；閱讀了傑克.倫敦的《馬丁.依登》等。那些大部頭的長篇小說，我們不一定能深刻理解，但基本的內容還是能看得懂的，“人性本善，是罪惡的社會把人們逼上了犯罪的道路”，我們對這一主題，感受漸深。

   
   從1967年春季到1968年夏秋，全國的學生都處於“失學”狀態。我特別同情1965年9月入學的大學生，他們安靜地讀了大半年書後，就遇到了“大革命”，胡胡混混地到了68或69年即畢業了，他們學到了多少大學的知識？真的是英文也說不出幾句。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們中的某些人後來當校長當局長當高級職稱評委等。我也特別同情1965年9月入學的高一級和初一級學生，他們實際隻讀了大半年高中和初中，如果其後他們沒有再進修而活到今天的話，他們是名副其實的“半文盲”。我們自己也是不幸的，讀了不足兩年高中，文化底蘊實在很不夠深厚。唯一值得幸運的是，在那時聞槍炮聲的日子裏，我們仍在讀書，仍在自學一些有益的知識，吸收一些藝術養分。更重要的是，在亂糟糟的局麵之中，我能較清醒地把握自己生命之航船，而這一“傳統習慣”，在其後的上山下鄉的日子，流落北方的日子，也能夠繼承並發揚光大。

              創舉—— “天台遊泳池”

  
   象我們一樣，在文革中“躲進小樓成一統”，不去打派仗、不去武鬥而充當“逍遙派”的同學不在少數。其實，“逍遙派”也不是好過的，在此，我寫一段小插曲。有幾位歸僑學生，廣州沒有家，隻能整天悶在學校，由於不是經常有“仗”可打，有“戲”好看，無聊時幹些什麽好？時值盛夏，他們想到了遊泳。但是，有哪個遊泳場會開放？不知是誰，忽發奇想：宿舍的天台，不是四周有一米高的圍欄嗎，如果把所有落水和漏水的地方都堵上，再放滿水，不就成了一個天台遊泳池了嗎？如此幼稚可笑又可怕的想法，居然獲得讚成通過！於是，他們說幹就幹，把各處的洞堵上，再找來一條膠管，把水引到天台上。據說，灌了兩天兩夜，一個近一米水深的“遊泳池”落成了。於是，他們在池中或戲水或“暢遊”，歡樂之聲驚動了一位叫“老青年”的校工。“老青年”出於工人階級高度的責任感，大義凜然地斥責他們的荒唐行為，避免了一座學生宿舍樓倒塌的慘劇發生。

 
   而我後來當上了“逍遙派”，主要是因為父親，因父親成了“曆史反革命”，我再去忠於什麽統帥，捍衛什麽路線，似乎都成了很滑稽的事。所以，我失去了許多，尤其是血與火的鍛煉，但是，我也有所得，由於趙老太爺不準“革命”，我也隻能另辟蹊徑，結果讓我和文學以及音樂有了更親密的接觸，而這兩種愛好，總比舞刀弄槍、打殺自己的同類來得高雅，更可貴的是，這兩種高雅的愛好，能遏製我心中罪惡的苗頭，讓善良純樸伴隨我其後所走的路，伴隨我的一生，從這一點來說，我還得感謝那段“非常的日子”呢！

                  革命成功 秋後算賬

 
    常言道“否極泰來”，亂糟糟的局麵總有個了結吧。終於，到了1968年的夏秋，我們可以“複課”了， 那麽，當局為什麽又把學生們招回滿目瘡痍的學校？原來，“革命”成功了，到了9月，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更大的“勝利”還在10月，中央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批準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摧毀了，那些學生，包括主義兵們，已不需要衝鋒陷陣、揪鬥走資派了，留在社會上，恐怕還會成為不安定的因素，所以，我們又得以回到學校進行“複課”。但是，那“複課”之後還加上“鬧革命”三個字，也就是“複課鬧革命”，而不是“複課學文化”。而事實上，即使把初高中六屆學生召集回校，也是無法上課的，因為既無校長又無主任，教師也殘缺不全，教材已全部推翻，除了姓毛的和姓魯（周）的兩位的書，什麽書也是“四舊”的，你叫人學什麽呢？不過，大家重回學校，畢竟有些新鮮，兩年沒有在一起讀書了，甚至兩年沒有見過麵了，真有恍如隔世之感！當然，此番見麵，感覺已不同了，往日本來很要好的朋友，如今可能形同陌路；曾經兵戎相見的，如今更可能怒目而視。唉，這是一場什麽“革命”啊！

  
   前麵說到，學校已無校長主任，不知誰來領導？現在有句話叫“辦法總比困難多”，的確如此！學校沒有了領導班子也不怕，當局想到了一個辦法，往學校派出“毛澤東思想工人宣傳隊”，簡稱“工宣隊”。現在，工人階級是弱勢群體，多由文盲半文盲的“民工”充當，受老板的氣不說，還常常被拖欠工錢，但是，在當年，工人階級確實是風光過一陣子的，因為“苦大仇深”，所以“最革命”，最受重用。於是，我們學校也來了一支“工宣隊”，分管我們班的，是一位30歲左右的女工，大概她在舊社會跟著父母要過飯、吃過苦吧。

  
   回到學校，我們才知道，經曆了一場“大革命”，我們學生也出現了分化，革命“成功”後，總有個利益分配的問題。主義兵和紅旗派，誰是得益者？很快，我們就意識到，主義兵，起碼是得寵的一群！說到底，還是“根正苗紅”，還是值得依靠的力量！如果說，大家還是學生的角色，你怎麽得寵，也好不到哪兒去吧，然而，擺在大家麵前的，並非弄個組長、班長、學生會主席當當的問題，而是每個人的分配與出路問題！當過主義兵的同學，在工宣隊的安排下，此時，都當上了一種角色——輔導員！這“輔導員”是幹什麽的？我也說不清，從名字來看，應該是負起輔導那些無知者或誤入歧途者的責任的人吧，應該是一份美差吧。我是“被侮辱和被損害的”，自然是哪裏倒黴往哪裏去，“輔導員”的角色想也不敢想，但是，那些也曾出生入死捍衛什麽路線的紅旗戰士們，則感到不公與不安了——為什麽隻能他們當輔導員？！

 
   接著，我們要進行一個“洗腦運動”！洗腦是什麽意思？就是清除頭腦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但實際上，也是得勝的一派“秋後算帳”。在學校洗腦可能比較難，當局又想出了一個主意——把學生們送到農村去洗，工農聯手，還怕洗不幹淨？於是，我們被送到了廣州郊區的棠下大隊，一邊幹活一邊洗腦。那棠下大隊可是赫赫有名的呀，隻因領袖來走了一趟，它便變成了“聖地”，我們在那“聖地”裏洗腦，是最合適不過的了。入夜，在那鄉村的禾場上，在兩盞汽燈的照射下，一場批鬥會正進行著，批鬥的對象，就是阿炮和阿振兩同學，罪名是“打砸搶壞頭頭”。

   但是，不久，我們就發現，到這個“聖地”封閉起來的一個更重要的目的，是當局要動員我們“上山下鄉”，人人都要簽字表態，表示支持，表示“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五十年代有一部電影叫《南海潮》的，裏麵有一個情節，是惡霸們強迫貧苦農民“賣豬仔”到南洋去，要摁手指印，我覺得，似乎也有點這個味道。隻不過，現在冠冕堂皇些罷了。

 
   有沒有人可以躲過此劫的？不是沒有。某天，我班女生何同學和別班的一位同學忽然接到通知回學校。兩天後，別班那位女同學回來了，而不見何啟逸回來。一打聽，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來，她們是準備調回去當輔導員的，這是想緩和同學中的不滿情緒吧。但是，她們必須寫出深刻的思想匯報，經工宣隊和輔導員們通過，才能加入輔導員的行列。結果，何同學的思想匯報通過了，她父母是華工，又是難僑，被迫害回國，父母的苦難挽救了她，使她不須洗腦而進入了輔導員的行列。而另一位同學就慘了，因她有兩位母親，也即她的父親有兩個老婆，而她又怎麽也說不清，為什麽父親能娶兩位老婆，於是，父親這一“不清白”的曆史，害得女兒要重回棠下大隊洗腦！

  
   從棠下洗腦回來，接著就是安排出路了。1968年的秋季，對於全國的絕大部分學生來說，都是難忘的！擺在他們麵前，隻有一條道，一條“康莊大道”——到農村去，到邊疆去！當時的宣傳也是很“合理”、很“誘人”的，說“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知識青年，經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再到農村邊疆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就能“大有作為”。那時還有一句號召性的話：“我們也有一雙手，不在城裏吃閑飯。”於是，不想“上山下鄉”的，則與“二流子”無異了。那麽，什麽人要去而什麽人不需要去？這時，“輔導員”的好處充分顯示出來了——輔導員留校，不需要去。後來，我校的輔導員們，大多安排在廣州鋼鐵廠，當了響當當的工人階級！而其他人，通通都得“上山下鄉”去，當知青！廣鋼工人和下鄉知青，這真是天淵之別啊！

 
    在強大的宣傳攻勢下，一些熱血青年又象兩年前“步行長征”那樣，扛起了“上山下鄉戰鬥隊”的大旗，報名到最邊遠最艱苦的地區去，如新疆，如黑龍江，如雲南，如內蒙，如陝西，如海南；有的專挑延安、遵義、井崗山、萬泉河等革命聖地。當然，更多的青年學生處於無奈的狀態，但抗拒又是沒有用的，不是你去不去的問題，而是你要去哪裏的問題。

  
   安排我們學校的學生去的地方，一是雷州半島的南華農場和勇士農場，一是三水縣和博羅縣的農村。雷州半島農場不用種水稻，有集體飯堂而不用自己煮飯，但遠離廣州市；三水縣與博羅縣，靠近廣州市，但要插秧割禾，還得自己做飯。唉，真是各有利弊，教人難以抉擇！當然，還有別的路子，就是跟隨別的學校去別的地方，或者投親靠友，或回自己的家鄉。總之，當局就是希望你離開城市就是了。

        上山下鄉 情竇未開  肥水外流 悔之莫及

  
   在那年的秋天，中國的絕大多數的“老三屆”學生們，都得作出人生的一次重大的抉擇——上什麽山下什麽鄉。我素來怕過農村生活，盡管讀過陶淵明、王維等人的淡雅的田園詩歌，讀過楊朔、李凖等人的描寫鄉村的優美散文，但還是覺得住那低矮的泥磚屋，點著煤油燈，用稻草燒飯，雙腿沒入爛泥中，彎著腰，手捏秧苗插向那水與泥中，挑著沉重的擔子行走在濕滑的田埂上……都是難以忍受的事，還不要說文化生活的欠缺了！於是，我初步選擇了去農場到邊疆，盡管那裏遠離廣州500公裏！和我有同樣想法和打算的，有蔡為霖、詹康年、梁慧生、秦新仁、張昌育、吳一康等同班同學。當然，還有“誌在四方”的“五四”們、“大喊大叫”們……

  
   我們害怕過農村生活，但另外一些同學覺得，要坐兩天車船才能到達的雷州半島，同樣是難以忍受的，所以，廣州西北麵的三水縣，盡管曾是血吸蟲之區，因其靠近廣州，一旦難以生存，也可以迅速回到親人的懷抱，所以受到部分同學青睞，我班的郎仲光、高保樂、張國勝、區榮新、梁成紹等同學，權衡利弊後選擇了三水縣。當然，還有別班的黃卓鑾、文抗生、羅穗文、馬紹斯、楊培基等同學。

  
   盡管那血吸蟲已經“紙船明燭照天燒”，但誰能保證它們的子孫後代不會象某些“走資派”一樣隱藏得極深？一旦被它鑽進肚中，就會變成尤嘉所演的苦妹子，連生育能力也失去了。所以，我們班那些女孩子，深謀遠慮，覺得與其去危險的三水縣，不如去稍遠一點的博羅縣，那裏多山而少水，你血吸蟲能奈我何？！況且，當年蘇東坡寫過“羅浮山下四時春”的詩句，還在那裏“日啖荔枝三百顆”，女孩子們大多是嘴讒的，想到有那麽多荔枝吃，什麽插秧割禾的苦楚也不怕了，於是，“魯迅”們，如杜小鈺、黃麗容、吳劍媚、周少芝、莫寶珍、梁慕瓊、何江寧、謝蘊茹等，便選擇了博羅縣。

 
    從上述我班同學的去向，讀者可能會發現一個問題，即為什麽男女同學要分開？不能去同一個地方嗎？這問題問得好！那時候，上述的男女同學之間的關係是不錯的，畢竟大家在一起讀了7年或至少4年書，一起演出過《英雄譜》，還一起搞過“革命”，一起去過“串聯”，一起經曆過“炮火的洗禮”，但是，要命的是，那時，大家都已經是20歲的人了，似乎都情竇未開，不知有“搞對象”這回事，男女同學之間沒有商量沒有默契，沒有考慮過同去一處地方；女同學得知男同學要去雷州要去三水，並無依戀之意；男同學得知女同學要去博羅，也無傷感之情。總之，就象現在選擇旅行路線，你去華東五市，我去西南三省，大家都灑脫得很！

  
  實際上，這種“灑脫”，還有一個主要的原因，不知研究知青問題的專家們有沒有注意到，那就是，當年的學生們，對“上山下鄉”的殘酷性並沒有清醒的認識，還有一層浪漫主義的彩雲縈繞在他們的心頭，他們以為，此去，不過是一年半載或三年兩載，所以，沒有把它看作是“生離死別”的事。而事實上，我們與同班的女生分別後，已是“天各一方”，一別多年，此後已無法再走到一起，我們隻有眼睜睜地看著那些“肥水”流向了別人田！假設，如果當初男女生走到一起，或許不久即會擦出火花，產生多對情侶，之後，“夫妻雙雙把家還”，回廣州見雙方的父母，似乎也是很浪漫的事，可惜……

    
   細心的讀者大概會發現，高二（2）班還有些同學，似乎沒有提到，莫非不用“上山下鄉”？非也！除了“輔導員”們，人人都得去，誰能例外？！如華僑生梁慧生與其妹其弟，希望三人留一也不可，隻好撇下年邁的母親獨自在廣州生活。又如蔡為霖，家中隻有一位80歲的爺爺，也無法以照顧爺爺而留下。同班同學也好，不同班的同學也好，其去向，不是投親，就是靠友，到別的“山”和“鄉”，如黎康喬，打聽到中山縣有個三角公社，那裏有一班夜船往返，船票隻1元多，所以，決定跟隨別的學校的學生去那裏。至於各位同學的具體去向，我沒有詳細了解，無法一一寫出，也算一件遺憾的事。不過，有兩位，我知道一些情況，覺得有寫多幾句的必要。

 
  一是溫妮同學。溫同學曾與我共同“執導”《英雄譜》，如果我倆都沿著“藝術”的路子走下去，恐怕現在輪不到張藝謀等風光。文革開始後、一向激情似火的溫同學當然也是運動中的闖將，還當上了紅旗派的一個小頭頭。當年經常發生如下的戲劇性事件：兒女在外麵革別人的命，不料，自己的父母突然也被別人革命，溫同學正是遭逢此劫——父母被雙雙打成“走資派”！於是，她也成了“壞頭頭”！到了“革命成功”時，她感到迫害可能隨時會到來，於是，趁“上山下鄉”之時，與大學生的哥哥遠走新疆；為了能在新疆落戶，她還要和一位男人假結婚。我們這位溫同學的經曆，絕對會很曲折動人，是任何作家也樂意了解的，可惜，我得到的，隻是第二手的資料！

  
   我最要好的同學和朋友劉象潛，是個“死硬派”，他和在中山大學讀書的大哥、在市二中讀高三和初二的妹妹，誓與廣州共存亡。當我們在商議何去何從時，他泰然處之，說：“我就不信他們會用槍押著我們去上山下鄉！”所以，當我夾著小提琴，離開他家那文藝沙龍時，他無限傷感地說：“你這一去，就全毀了！”我也知道，無論在農村還是農場，都很難再深造了，可能很快，手指就會僵硬得連貝多芬的《小步舞曲》也拉不出來了（事實也是如此）。但是，我的家庭處境，隻能決定了我遠去雷州妹妹遠去海南、留下兩老在家的局麵。我離開廣州的前一夜，曾與劉象潛漫步於珠江河畔，在夜闌人靜之時，象潛突然擁抱著我，激動地說：“你不要去，你不能去！”……就是這位“誓與廣州共存亡”的劉同學，在我到雷州後一個月，卻突然從寶安縣給我寄來一封信，說他們四兄妹去到了寶安縣某公社！唉，革命的潮流，真的不可阻擋啊！

  
  在大家即將各散東西，即將離開學校之時，我們不忘在教學大樓前照像留念。那老照片保留至今，照片中的情景，令人感慨。那是清一色的男同學，中間有一位女的，則是分管我班的工宣隊員。我們胸佩紀念章，手捧語錄本，虔誠而嚴肅地望著遠方。我們個個是那麽年輕，那麽有朝氣，但眉宇間又流露出迷惘。離開廣州的前夕，我們這群男生，專門作了一次“廣州一日遊”，有多張老照片為證。我們去了烈士陵園，去了越秀山，去了珠江邊的長堤……每張照片上，大家還是笑得很燦爛的，畢竟“少年不知愁滋味”啊！很可惜，當年我們沒有把女生也叫上，沒有留下一張與那些漂亮可愛的女生們的合照，更沒有留下一點最後的難忘的經曆！

  
   1968年11月7日早晨，我們奔赴雷州的三百多位同學們，在學校集中，然後乘車直奔黃埔港。這是我在學校的最後的一天，那教學大樓，那運動場，那禮堂，那宿舍，那天河舊機場，那瘦狗嶺，那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變得分外親切，但是，都得分別，甚至永別了！

  
   1961年9月，我進入維新路的廣東僑中校園，度過了四年；1965年9月，我搬到瘦狗嶺的廣東僑中校園，又經曆了三年。在母校，我一共經曆了七年。在這七年中，有五年是真正在讀書的，有兩年則是荒廢的。但不管怎樣，這段經曆，或者說“老三屆”的經曆，又是十分獨特的，甚至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如果說“苦難也是課堂”，那麽，我們在僑中最後那兩年，也不能算是荒廢的吧。

  
  離開學校，我們進入了一間更“苦難”的課堂。有位北京作家叫史鐵生，1969年到延安插隊，1972年即因病致癱；另一位作家叫陳村的，1971年到安徽無為縣插隊，不久，腰身即致殘變彎。幸好，我“勞其筋骨”十年，未彎未癱，但其間所發生的事，又不是三五千字可以概括得了的，這隻能是另外一些文章的任務了。

 
   我這篇回憶性的文章，雖然記載了在廣東華僑中學讀書時的一些舊事，但由於年代久遠，許多事已記不清或完全遺忘，顯然寫得不夠詳盡，不夠細致，不夠生動，同學們是不會滿意的。如果誰回憶起有什麽更值得記載的事，可以來信來電告知，我會隨時增補，使之更豐富更翔實，更富可讀性。

   祝願各位老同學晚年幸福！

 （司馬荒原注：原文《一個廣州中學生的文革經曆》，最早登於“廣東僑中老三屆網”。其後國內天涯社區、燕南評論、深圳熱線等網站均作轉載，成了幾千人爭看的熱門帖子。本帖做了少量刪節並加上小標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