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風寨
海南島五指山阿陀嶺上有個黑風寨，俺十七歲就成了山大王…… ……如今飄泊異鄉，“且置請纓封萬戶，竟須賣劍求黃犢，甚當年，寂寞賈長沙
孤魂無處話淒涼
“吊勞改犯事件”——廣州文革一大懸案
阿陀
流言如火：“勞改犯將血洗廣州！”
一九六七年八月，文革高潮中的廣州。
街頭小報是這樣描寫的：
“……近來，妖霧彌漫，廣州城籠罩著一片內戰的恐怖氣氛……專政機關失靈了，公安係統癱瘓了！小偷慣竊，地痞流氓等乘機出來活動，搶劫行凶，層出不窮，人民汽車收車時間一天比一天早，商店下午兩三點就關緊門，天色未黑，街道已看不見行人;現在水路交通中斷，運輸供應受到嚴重影響，市麵十分緊張。”（注一）。
廣東省軍管會當年的檔案是這樣記載的：
八月六日，廣州市各公安局派出所遭到搶槍的群眾組織41次衝擊。
八月七日，廣州海珠區，東山區，越秀區，荔灣區和郊區的公安局派出所處在癱瘓和半癱瘓狀態，有的被關押犯人因為無人看管，已自行出走。
八月八日，郊區茶頭亞崗農場有五百多犯人，已跑了四百多人，還在繼續跑。
八月十日，槎頭收容站放走84名收容人員，拒收83名偷渡人。由此，“釋放勞改犯”謠言不脛而走……
八月十一日，一位自稱在商品檢驗局工作的市民打電話向軍管會報告：“現有三千多勞改犯進入廣州，昨天到處搶劫，群眾聯防後打死了一些，還抓到了一個頭頭。據說他們有軍裝和機關槍，他們準備今晚和最近幾天晚上要反撲，大幹一場，群眾十分恐慌……”（注二）
一位當年群眾組織的頭頭回憶說：
“大約就是八月十號，我們占駐海珠廣場廣交會陳列館的“紅聯”總部突然接到省航運廳軍代表的電話緊急通告：有幾千勞改犯正乘坐“花尾島”（船）從北江往廣州開來……”(注三)
“勞改犯即將血洗廣州”！——流言像野火一樣迅速在廣州城的大街小巷蔓延，燒烤著驚惶失措的市民緊張得已經快要崩裂的神經。自古有雲：“小亂入城，大亂下鄉”，一些家庭開始設法把老人孩子疏散到鄉下或外地去。各單位和居民點都緊急安排值班守夜，聯防自保……
閘巷自保，“街道聯防”應急生
據老街坊說，早在清末民初，因為政製更迭，社會動蕩，廣州市民就有閘街築壘，聯防自保的傳統。文革中廣州武鬥規模遠不如全國其它許多城市，可是居民自發柵閘街巷，割據搞起“街道聯防”，卻是獨一無二的。當年香港出了一本關於廣州文革的書，其中提到：
“街道聯防起初完全是居民自發的一種防禦措施，其產生的原因，是為了對付一些紅衛兵的抄家行動以及小偷的搶劫。最初，一些街道中熱心公共安全的人物，基於互相幫助的精神，約定每逢遇劫或遇抄家等事情發生，以敲銅鑼或敲麵盆為號，通知街坊，各街坊聽到訊號，也采取同樣措施，呐喊鼓噪。這樣造成一種聲勢，使竊賊或紅衛兵受驚，逃走。有一些自願擔任巡更的人，還對竊賊等作追擊或捕捉，隨意將被捕者吊死或痛打。隨著街道聯防的迫切需要，街道聯防的形式愈見嚴密。後來，各街道之間，都設有閘柵，這些閘柵多由磚瓦砌成或木料製成，一般都很堅固。材料的來源，有的靠街坊間集款購買，有的則直接從一些建築地盤中取用。當時廣州的一般街道，普遍設有這類閘柵，就象內戰時，城中為應付巷戰的設施一樣…… 入黑時分, 這些閘柵就會加鎖, 禁止出入。”（注四）
廣州文革武鬥是在七月二十號“華僑糖廠事件”及七月二十三號“中山紀念堂事件”後逐漸走向高潮的。但筆者認為，大規模把街街巷巷都閘攔截斷，應該還是在八月十號和十一號關於勞改犯的流言傳開以後，才陸續開始。此時廣州市民已成驚弓之鳥，草木皆兵。自發建立的各街道聯防紛紛行動起來，設閘，築工事，加強值班…… 目的非常明確，就是為了對付傳說中“兵臨城下”的大批“勞改犯”。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夜間開始，中國南方開埠最早的文明古城廣州，終於發生了近代史上最慘烈的血腥大屠殺——
喋血街頭，花城無處不吊屍
（一） 觸目驚心的曆史畫麵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號， 又是一個陽光明媚的夏日早晨。
素有“花城”之稱的廣州，滿城上下，冰清玉潔的白蘭花，焰紅如火的鳳凰花，妖嬈嫵媚的紫荊花等爭芬鬥妍，競相開放。街頭巷尾，檻內幽蘭花正香，牆頭紅杏暗如傾…… 上帝創造的自然界草木萬物，衰榮生息，自由自在，毫不理會人類社會的風雲險惡。
黎明永遠給人帶來新的希望。陽光更使人忘記黑夜的恐懼。
盡管最近武鬥頻繁，謠言滿天飛，但對於普通市民來說，日子還得照樣過下去，工人要上班“促生產”，主婦得上街買菜，有些老頭老太太還堅持去公園練太極拳——畢竟文化革命已經亂了一年，還有什麽沒見識過？
今天，本來是一個非常普通的日子，可是，經曆過這一天的每個廣州人，今生今世都不會忘記，當他們清早開門上街後，撲麵而來的那種不可言喻的恐怖震撼——
西關，自古商賈雲集的廣州最繁華之地，街道兩旁的樹上，電線杆上，吊掛著一具具齜牙咧嘴，蓬頭垢麵的屍首。一些十字路口死屍更集中，有的就橫七豎八攤倒在人行道或街心島的崗亭上……
人民路，廣州市內的主要幹道。幾乎每一個路口，都有一群群的“人民”，表情麻木地圍觀另一些被吊死的“人民”……
黃沙，鄰近舊時沙麵租界的七號公共汽車總站，有三具死屍。圍觀的人說是勞改犯，也有人說是廣西造反派。有附近居民說，夜裏什麽動靜也沒有聽到，但早上看到的屍體卻是剛死不久的，因為膚色新鮮，還可以分辨出來……
北京路，舊稱永漢路。位於城中心。“永漢電影院”門口正對的十字路口街心崗亭上，倒伏著一具已經發黑的屍體。該電影院的背後，禺山路和北京路交界處，也有一上身赤裸者，雙手被捆，吊死在樹上。背後曾被捅過一刀。據說是小偷……
海珠廣場，紀念解放廣州的雕像腳下，坐著一具屍體……
東山，省委和軍區所在地。公共汽車總站吊有兩具屍體……
河南同福中路的吊屍，下巴還掛著長長的粘液……
市中心的惠福路，有一男一女兩具吊屍，被寫上“奸夫淫婦”四個大字……
郊區白鶴洞人民公社禮堂前的墟鎮街口,也吊了兩具死屍。因為頭被衣服包著,看不出多大年紀。旁邊貼了一張紙寫著: “死不悔改的地主仔”……
還有沿江路，解放路，起義路，東風路，文德路，中山路，連新路……到處是死屍，吊屍！
從11號夜間到12號黎明，廣州城到底發生了什麽事？三十九年後的今天，筆者采訪了幾十位當年的目擊者，非常令人不解的是，幾乎所有被訪者看到的都是12號早上以後的陳屍現場，沒人能提供天亮以前的大屠殺任何細節和過程。唯一隻有筆者的一位朋友的回憶，還隱隱約約留下一些猜測想象的空間——
（二）三個走投無路的“農場人”
“那一年我14歲,家住文德路。‘街道聯防’開始以後,市民把附近建築工地的棚架都拆了,用來築路障。整條文德路幾乎都被截成一段段，每個路口有閘門,夜晚關閉,居民輪流值班。
一天深夜,文德路和萬福路交口處,忽然打鑼打鼓聲,敲盆敲桶聲,吹哨喊叫聲……亂成一片。第二天一早我跑去看,有三個人倒在棚架下,旁邊都是碎磚亂石。兩個年紀大一些的己經死了,但年輕的一個似乎還有點氣息，不斷有居民繼續用石頭砸他。下午再去看,也死了。當時聽別人講,這三人是 ‘農場’出來的,這兩天大白天都在附近徘徊，早引起居民注意。現在猜想,‘農場’可能是外地的國營農場，也可能就是指 ‘勞改農場’。死屍當天被運走了。派出所在現場附近貼了一張告示,還記得內容是說明死亡原因的,有 ‘群眾打死’四字。
推想這三人在廣州肯定無處落腳，流浪街頭，那天因為街道一下子都被攔截起來，晚上隻好躲在閘街的棚架下過夜。可能夜裏值班的居民太緊張，疑神疑鬼，看見有人影晃動就敲鑼發警報，於是附近所有聯防點都群起呼應，喊殺聲四起，有膽大衝動的青壯年持長矛（磨尖的水喉管）和刀棍衝出來撲向黑影，夜宿者唯有拔腿逃跑，這更坐實了追捕者的懷疑，前後其它聯防點的人也衝出來加入圍堵，黑夜的混亂中不由分說，刀棍亂石齊下……
要問這事是那一天發生的？具體日期我記不得了，不過我肯定是廣州打勞改犯的第一天，因為之前還沒有。”
這位目擊者雖然沒有親眼目睹夜間發生的一切，但他根據現場所見所聞而作的推斷描述，應該是大體可信的。至少，他本人還是12號白天後續暴行的目擊者。事實上，“吊勞改犯”事件並非僅僅發生在11號一個晚上，12號白天以後，還非常慘烈地延續著……
（三）一個“畸形人”之死
講這個故事的朋友——當年市人委的一個普通幹部，在講述12號白天發生的事之前，先講了某個夜間的見聞：
“……我們市人委宿舍當時也組織起來值夜班，那天晚上我是兩點到四點的班，聽說附近打死了人（這一帶都是幹部宿舍，可能幹部也參與了），住四樓的下台幹部，原來管公安的副市長孫樂宜，過來叫我一起出去看看。被打死的人穿勞動布褲子，光上身。孫把屍體翻過來，看見這人雙手是被銬上的，他很有經驗，隻說了一句： ‘手銬都生鏽了’。他不敢明說，但我明白他的意思——這人不可能是勞改場跑出來的犯人！
後來四點鍾我交班以後，聽說又打死一個，是帶腳鐐的。整晚一共打死三個。”
講述者無法確定三十九年前發生的事，究竟在哪一個晚上。同樣，下麵關於“畸形人”的事，他也記不清是那一天了。
“ 打勞改犯期間，一天早上我接到任務要過河南找一個人。經過中央公園旁邊，吉祥路和連新路交口處，見一堆人中間圍住一個相貌怪怪的畸形人——怎麽怪法？這麽多年，也記不清了，也許是大腦殼，羅圈腿之類發育不正常的人吧，反正看上去不順眼，給人感覺不象‘好人’。聽周圍的人說，此人昨晚手抓一支發動汽車用的鐵杆在街上手舞足蹈晃來晃去，旁若無人，結果被居民當壞人扭送到街道居委來了。居委訊問之後，通過電話找到他一個姐姐，她雖然承認有這弟弟，但同時也表示與他已經沒有關係，不願領人。唉，那時的人真是很絕情！居委的人還好，留他在居委會過了一夜，此時剛放出來。我因為趕著去辦事，沒再停留。下午回來又經過這裏，畸形人已經被人吊死在連新路口的大榕樹上了。”
筆者肯定此事就發生在12號，是因為後來在美國又得到另一位目擊者的證實。他說：
“那天我離家走上吉祥路，先是在和連新路交口處，中央公園側麵，見一群男人——大大小小不同年紀男人，正圍著一個大約三十來歲的人拳打腳踢，用皮鞋踢…… 。是不是‘畸形人’？看不清，沒有印象了，隻記得當時他口角流血，還未死。
我繼續沿吉祥路上到前麵的中山五路。路口東南角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被綁坐在樹下，胸口一攤血，看來是被利器插死的。
穿過中山路上教育路，又見有一女人被吊在樹上。附近好像還有死屍，我害怕了，不想再看，轉身往回走，又返回連新路，隻見剛才那人已被吊在榕樹上了……”
此地點隻發生過一件吊屍案，兩者所見肯定是同一人。後一敘述者雖然同樣記不清日期，但他記得是陳屍最多的那天上午。他也目睹了教育路和惠福路交口的那具女屍（許多廣州人都對這女性被殺留下深刻印象）——這一天正是八月十二號。
其實，“吊勞改犯”期間，光天化日下的暴行在廣州城到處都有發生，更為大規模的屠殺場麵出現在沿江路，廣州當時最高級涉外賓館之一的“愛群大廈”附近。
（四）珠江河畔的恐怖屠場
廣州人沒有不知道“愛群大廈”的。解放前她就是廣州最高最摩登的地標性建築。50年廣州解放時，第一副巨型的毛澤東畫像就從這裏垂掛下來。幾十年來，它居高臨下地俯瞰著廣州城，見證曆史的變遷。文革中，廣州近代曆史上最悲慘的一幕，就在她的腳下展開。
愛群下麵沿江的堤岸上種有成排的榕樹。太平時節，榕蔭下，遊人憑欄欣賞珠江美景；情侶相依坐在石凳上絮絮私語；有人把鳥籠掛上枝頭，在人行道上打太極拳；有人蹲在江邊梯級擺開棋盤廝殺，時有圍觀者七嘴八舌品評支招；還有一些三輪車夫，把車擱在路邊等客，三五個人就在江堤上圍成一圈踢毽子……
“吊勞改犯”期間，在同一個地方，我們看到的是另一幅恐怖的畫麵：
（以下主要是筆者的06年夏天的采訪記錄，被訪的目擊者都是筆者的朋友和親人。）
“那年我15歲，住一德路，對麵就是愛群大廈，長堤。我親眼見打死一個比我還小的少年，在江邊榕樹下，一個後生仔用鋸片捅進他的身體，血嘩嘩湧出來……”（劉先生，廣州）
“我也是住一德路，當時有好幾個人被綁在江邊榕樹上打，竹升都打斷幾根。那些人滿麵是血，其中一個已經死了，三十多歲，象個農民。說是打“勞改犯”，誰知道？圍觀的人都不敢出聲。這事我叔叔也知道，他現在已經移民美國了。”（肖先生，廣州）
“我侄兒說的，確有其事，當時長堤一帶的大榕樹吊了不少死屍。具體日期記不清了。我親眼見到一個女人被活生生吊死，說她偷東西。 ”（肖先生，美國）
“我親眼見大白天吊死一個人。就是 “吊勞改犯”那時,我騎車經過長堤，在靠近 “省總”大樓那一段,一群人正在吊一個肥佬。肥佬不停哀求不要吊死他,結果還是吊死了。我不敢再看,趕快走開。是什麽人?不知道。那時都說吊死勞改犯吧。場麵很亂,我離得遠,聽不清。你問具體是那一天？記不清了。”（譚先生，美國）
“10，11日廣州街頭打死很多人。在長堤路沿江路，每一株樹都捆著一個死屍，有些樹上有兩個死屍，有些吊有些是跪著捆在樹上，我數了一下，長堤路至少有二十多個屍體。那兩天正是下雨，這些屍體在水中泡著，浮腫起來，實在可怕。” 《湯生龍日記》（注五）
千古奇冤，文革懸案何時了？
當年“吊勞改犯”事件到底是怎樣發生的？一共死了多少人？被打死的都是 “勞改犯”嗎？把人打死吊死的又是何人？此事最後是怎麽處理的？…… 還有其它許許多多的疑問，三十九年來，從來沒有過任何答案。早在事發第二年，當時兩派群眾組織的頭頭就曾聯名要求省軍管會調查此事，最後不了了之。文革以後，任何公開的官方檔，報章雜誌，幾乎從來沒有隻言詞組提到過此事。（直到去年，廣州市政府編的內部發行的《廣州市誌》，才語焉不詳地用寥寥數語提到曾發生過該事件。）
幾十年前的陳年舊事，不過是動亂年代死了一些無名無姓的倒黴蛋罷了，文革冤死的人多啦，有必要都翻出來嗎？你身居海外，有多大能耐？你不怕惹麻煩？——筆者的許多朋友，乃至親人，都不讚成深究此事 。
確實，要查清此事，回答上述所有疑問，非吾一人力所能逮。但此事不可不查 ，原因有三：第一，肯定這是廣州文革中最大的死亡事件，站在尊重曆史，研究曆史的角度，不能回避；第二，肯定死者都是無辜冤死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站在人道的立場，更應該還他們一個公道，讓死者安息；第三，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走向富裕和強大的同時，如果對自己過去犯下的某些錯誤和罪惡不知反省，甚至刻意隱瞞，那所有的進步都不會有任何意義，那表麵的提升，實質上隻是更可怕的沉淪。
“吊勞改犯”事件一共打死多少人？
最權威的統計數字，應該是來自當年負責收屍善後的省軍管會紀錄，可是不知何故，在已經解密公開的“省軍管會值班日記”，可以看到事發前的逐日來電紀錄，卻看不到任何事發後的相關紀錄。這是非常奇怪的。
當年“東山區批陶聯分部”的小報報導，死了67人。（注六）此若隻是傳聞而已，或是一隅一時之數，就無實際意義。
最新的官方《廣州市誌》，對事件的過程完全回避，卻提到“一夜之間數十人死亡”。（注七） 既非整個事件的死亡總數，也太過籠統，實在無法采用。
廣州文革研究專家葉曙明先生和筆者先後多次訪問過當時“紅警司”政委黃意堅，他說事發後曾組織公安刑警和中學生的力量，分兩撥點數各地的屍體，得出一百八十多和一百九十多這兩個接近之數，應該比較有參考價值。
統計死亡數字有何意義？我們不妨先看看文革期間廣州武鬥總共死了多少人。筆者最近分別訪問了當年對立兩派組織的頭頭，一起扳著指頭逐個事件，逐個單位計算，把前後持續一年多的兩派武鬥，其中包括67年夏季動槍架炮的第幾次大型攻防戰，兩派直接死於武鬥的成員都加起來，實際總共大約也就幾十人。相比之下，無論怎麽統計，高潮隻有一兩天（零星延續不過三五天）的“吊勞改犯”事件，死亡人數都是非常驚人的。該事件在廣州文革史中怎麽能夠一筆勾銷？何況，死者又都是一些完全無辜的人。
“吊勞改犯”事件死的都是什麽人？這是一個很大的謎！
一般比較公認的說法是：在當時特殊曆史背景下，部分廣州市民聽信了勞改犯衝擊廣州的謠言，驚慌失措，反應過度，在黑夜混亂中把一些流落廣州無家可歸的外地人，例如乞丐，流浪漢，串連的學生，工人和夜裏上岸入城的外鄉農民等，當作“勞改犯”打死了。這可能占相當大部分。另外，精神病患，小偷及一些原來就被視為被專政對象的人，如組勞人員，工讀學生，偷渡者和四類分子等等，都成了打擊發泄的目標。至於真正的勞改犯，因勞改場已無人看守而出走，進入廣州被打死的，可能也有，恐怕隻占極小比例。
上述說法僅僅是推斷而已，從來沒有得到任何證實。
沒有聽說過任何一個死者家屬事後出來要求平反伸冤。
沒有聽說過廣州居民的任何親戚朋友死於這次事件。
更沒有任何官方材料公布死者的身份。
由於八月十二號早上廣州城突然出現大批死屍，事後，這些人的死亡經過不得而知，他們的身份又說不清，整個事件就顯得撲朔迷離，非常詭異。（有人因此判斷是一個大陰謀！）
但不管怎麽說，不管死者是何身份，哪怕他們是犯人，任何人也沒有權利自行執法，隨意取人性命。何況當時並沒聽說這些人有任何的現行暴力犯罪。相反，他們恰恰都是在無法申辯，沒有抵抗的情況下被單方麵的暴力處死的。
“吊勞改犯”事件的真相也許會永遠石沉大海，但任何人無法否認的是，事件中的死者絕對是無辜的。他們不幸成了那個悲劇時代的犧牲品，曆史不應該把他們遺忘！那麽多無名無姓的“賤民”，在號稱追求“大民主”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被一些可能隻是普通的（卻自視高人一等的）下層市民，像圍捕野狗一樣無情地撲殺了…… 將近四十年過去，中國社會似乎業已發生巨變，據說已由封閉變開放，由貧窮變富裕，是不是應該到時候，給這些可憐的犧牲者一個說法了？
近年，廣州最熱鬧的市中心北京路（步行街）上，發掘出宋元明清的曆代古道，被用玻璃罩圍起來，展示炫耀這個城市曾經有過多麽輝煌的文明曆史。筆者不合時宜地拋出此文，就是要子孫後代都知道，在這同一條路上，也曾留下這個城市的恥辱——文明的恥辱！
* *
對生命的極端輕蔑，對人權的恣意踐踏——文革留在一代中國人心目中的記憶永難磨滅！
謹以此文哀悼三十九年前今夜，因為無處棲身，無口申辯，無力自衛，無可逃循，而在我的故鄉廣州死於非命的那些普通人——勞改犯，小偷，流浪漢，乞丐，精神病患，農民，婦女，兒童和其它外鄉人……
拚一首：
布被秋霄夢覺 ， 眼前萬裏江山：
寶馬雕車香滿路 ， 野鬼孤魂 ，無處化淒涼……
2006年8月11日深夜於芝加哥
（ 12月18日四稿 ）
附注——
注一：摘自《批陶聯戰報》， 轉引 海楓《廣州地區文革曆程述略》香港友聯研究所一九七一年版。
注二： 廣東省軍管會總值班室日記。廣東省檔案館藏。轉引自葉曙明《曆史現場的黑白記憶》http://ysm2001.bokee.com/。（以下軍管會日記同）
注三： 黃意堅，男，原中山大學數學係學生，文革中曾是 “中大八三一”負責人之一，也是當時廣州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武鬥期間任旗派最大的聯合組織“紅聯”屬下“紅警司”的政委。紅聯總部設在市中心海珠廣場的廣交會大樓內。67年8月“吊勞改犯”事件前後，維持治安的廣州公安係統因鬧派性陷於癱瘓，“紅警司”一度借重公安造反派的力量管理部分城區。68年兩派大聯合後，黃曾任省革籌常委，後作為“三種人”處理。現已退休。此段取自2006年5月筆者對其本人的訪談紀錄。
注四： 同注一
注五:湯生龍日記《大學歲月-武鬥內戰》http://www.zigui.org/author.php?id=21682
注六： 同注一
注七： 《廣州市誌-大事記》廣州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
（原文已發在七七年一月一號的《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繼貼上文革網及文學城，以求擴大影響，望有更多知情者能幫助提供新的線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