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口餘生——一位女教師的文革經曆

 

虎口餘生

——一位女教師的文革經曆

吳莞筠

 （司馬荒原按：此稿源自“廣州僑中老三屆網”，作者吳莞筠是一位年逾90的老婦人，現居美國。之所以轉介此文，皆因看了李大興先生在文學城上轉貼的文章“單少傑：整人與怕史——毛澤東逝世30周年祭”以後，發現一些很可愛的左派認為那都是胡編亂造。也許吧，上麵的事誰說得清？那麽現在就讓我們把眼光轉到下麵，看看是這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頭腦清醒，還是我們的年輕人清醒好嗎。）

                                                                       前言

   
年紀大了，往往喜歡回憶過去。已年逾九十的我，時時會回顧自己的人生。往事如煙，有些朦朧，有些清晰，猶如一幕幕電影浮現腦海。最為刻骨銘心的，莫過於經曆了十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因為在那段日子裏，我幾遭滅頂之災。虎口餘生之後的二十五年過去，仍心有餘悸。

 我出生在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教授，母親是助產士。家住湖南長沙。因年幼喪父，心靈受到極大的創傷。幸有兄姐的嗬護，培養，得從初中，普師升入大學。在中山大學時，黃植亮與我同班。在朝夕學習的切磋中，彼此了解，相愛，畢業後結婚成家。我倆誌同道合，唱和相隨，無意仕途，隻喜教書，一直從事教育事業。為培養年青學子，竭盡全力，因而口碑頗好，常為學校所重用，為學生所愛戴。

  
  1943年，日本侵華戰事日緊，我倆從廣西宜山逃難重慶。隨即向社會服務處登記，申請工作。我被介紹到重慶五十兵工廠子弟中學任教。植亮因不會講普通話無法在重慶教書，為了生活，便由我姐夫徐業道介紹到一個處理囤積居期違法商人的機關任小職員。至抗戰勝利，機關還都，他便自請遣散，回到廣東，從事自己所熱愛的教育工作，在台山女子師範學校任教。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我倆都是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的教員，我還是兼職訓育主任。之後的十多年，我們經曆了多次政治運動，一麵反複交代曆史，接受曆史審查，一麵服從組織安排，安分守己，在教育事業默默耕耘，勤懇工作。盡管我們先後都得到了“沒有從事罪惡活動”的曆史結論，但終不能幸免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對象。把他當作曆史反革命押送回鄉，逼害至死；而我則關入“牛欄”，挨打受辱，批鬥不斷，惶惶不可終日，幾乎喪命。

  
  而今文化大革命已過去二十五年。自打倒“四人幫”，經“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中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一遍欣欣向榮景象。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記憶已日漸淡薄。尤其是年青一代，對文化大革命為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大災難更是一無所知。一些學生給我來信說，希望我能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曆寫出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讓後輩從我這一實例來認識文革時代，知道那無法無天的日子。希望他們不忘災難，不讓曆史重演。

   
  我想，將這段經曆寫出來，讓兒孫們了解我在艱苦的歲月裏究竟是如何活過來的，使他們知道社會的複雜與艱險，使他們知道老一輩是如何度過難關，越過險阻，如何麵對現實，如何做人，也是有益的。

  於是，我拿起筆來，記下這段畢生難忘的陳年膚痛。

  “
  虎口餘生”不是想翻舊賬，想鳴冤，或其他什麽。我是搞教育的，巳年逾九十，隻是想以我的親身經曆，原原本本的留給後代，警惕世人，千萬別再讓曆史重演。我們的民族已經多災多難幾千年，再經不起折騰了。別再開帽子工廠，別再為一己之私翻來複去的糊弄人。同時也奉勸莘莘學子們，你們正處在求知的歲月，要學好，掌握好科技知識，為步入社會後的前途、事業打好知識基礎。不要隨便聽人擺布，要有獨立思考能力。凡事要三思而行。

    
 文革十年是中華大地知識斷層的十年，害了國家，也害了那整整一代的青年。弱國無外交，弱知無前途。國家要科教興邦，人也要科教育材。往者既矣，來者可追，這才是我寫這本回憶錄的初衷。
 

一

我在新中國成立後的1950年8月參加廣州師資訓練班學習幾個月，被派到廣州市教育局任中區職工業餘學校視導，工作三年。1954年入廣州進修學院學習一年之後，1955年8月被派往廣州第十二中學任教師。開始是教初中的語文，後來教高中；開始是一位普通的教師，後來是學校語文科的科組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生時，我己在十二中工作十年。

   
 文化大革命表麵上顧名思義是革文化的命。中國是個文明古國，有數千年燦爛輝煌的文化，今天為何提出要革文化的命?又如何革法?我們都不理解。其實質與內涵，大家更無法去揣摩。解放後已搞過很多政治運動了，從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公私合營，反右鬥爭，到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四清運動，一直不斷。這次又怎個搞法，無人知曉，隻好跟著上級的指示行事。

   
 1966年夏的一天，許多同事都匆匆忙忙地趕著回去吃飯，我們科組的錢老師見我若無其事地還在看書，有些奇怪，便問我：“你會去開會麽?”我說：“開啥會?我不知道。”他大概心裏明白，沒再說甚麽便走開了。後來我一打聽，才知是到中山紀念堂開會，聽市委書記薄懷奇同誌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動員報告。我心裏覺得奇怪的是，平日聽報告，科組長是一定要參加的，為何今天卻不通知我參加，一反正常?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心裏有些忐忑不安。

   
  老師們聽過報告，經過兩天的學習，討論，便開始“揭發批判”。當時揭發批判的形式不是開會發言而是寫大字報到處張貼，誰都可以去看。一下子學校內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越來越多，每個角落都貼得密密麻麻的。我找來找去卻沒找到一張是揭發我的，心裏雖然高興，但又疑慮重重。

   
  一天早上，我依然又是第一個回到學校，一踏進辦公室，迎麵看見的就是黨支部揭發我的第一張大字報。說我：

    1，兩次參加反動國民黨隱瞞不報；

    2，為曆史反革命丈夫鳴冤翻案。

    我看後雖然很氣，但並不慌，處之泰然。因為大字報寫的全非事實，何懼之有?且不說我丈夫根本不是“曆史反革命”，我的所謂“國民黨”問題不是早就交代好並作了結論的嗎?……   

  
  1942年，當我大學行將畢業之際，學校訓導主任陳銘新動員我們集體參加國民黨，每人發表一張。當時我毫不感興趣，沒有填表。事後訓導主任把我叫到訓導處，問我為何沒有填表。我說，因為我沒有打算做黨的工作，故沒有填。他說，你今天不填，以後你就會知道不參加國民黨會有許多不便的。我問他有啥不便？他說，今後你想當訓育主任都不可能的呀。我聽了有些冒火，難道想將來當訓育主任就填表?未免庸俗。於是我斬釘械鐵地回答他，我一輩子也不要當訓育主任，我隻教書。就這樣，我堅持不填表。

   
  大學畢業後我到廣西宜山柳慶師範任教至1943年初，戰事日緊，於是從宜山逃難至重慶。在重慶社會服務處登記請求工作後，找被介紹到重慶五十兵工廠子弟中學任教導主任。這是一間頗具規模的專門生產大炮的兵工廠，管製很嚴，內有一個警務稽查組的機構。凡進廠任職管理人員在任職前都要填寫一份“海，陸，空軍人員履曆表”，我自然不能例外。表中有主要的一項是有關國民黨黨籍的填寫，包括參加黨的時間，地點和黨證字號。當時我急了，怎辦呢?如果如實填寫沒有參加國民黨，當然這份職業就會失去，在當時的重慶，求職是不容易的。如果臨時申請參加國民黨，或者可以保著此職，但我又始終不想真的加入了一個黨，我總覺得加入任何黨都會卷入黨派鬥爭，這太不適合我了，對此我一直有戒心。為了保住工作得以生活，幾經考慮，我隻好捏造資料填表：對入黨年月我便填“1927”，入黨地點我便填“廣州”。因為填的時間越久，地點越遠，就越不容易查對。但黨證串號一欄卻無法捏造，我便填上“黨證遺失，黨證字號遺忘”。不知道是否因為當時時局混亂還是國民黨工作馬虎，就這樣我便得入校任職了。

   
  1946年抗日戰爭勝利後，逃難重慶的人們紛紛返回故鄉。我先生是廣東人，我倆於1946年8月回到廣東，在台山女子師範任教。1947年4月我們回到廣州，我在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任教。1948年女帥要改換校長，新任校長叫楊訓賢，是當時教育廳廳長姚寶猷的太太。舊社會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學校易長，教務主任和總務主任都換了新人，我們一班教師都不知道自己能否續聘，麵臨失業。正當彷徨的我四處奔波找出路的時候，忽然接到教育廳的通知，約我去麵談。去到教育廳才知道接談的就是新校長楊訓賢。她要留我任專任教員，不過還得兼訓育主任一職。因為教務主任和總務主任都是新人，所以訓育主任一職就非在學校裏的教師中物色不可，否則學校裏三個主任都不認識學生就不好管理。於是選擇了我。這時我急了，我是最不喜歡做訓育工作的。我自己讀中學，讀大學時對訓育人員都是沒有好感的，我非推掉不可。首先我告訴她，我不是國民黨員，按規定是不能當訓育主任的。她說沒關係，暫時做了再說。我又說我有小孩纏身，家住又遠，根本沒可能負責學校的行政工作。她說可在學校內找宿舍給我住。我再說我先生的封建思想相當嚴重，他不會肯做我的家屬住在學校裏，一再推辭該職。可她說那好辦，給他一些鍾點，讓他也是學校的兼任教員，他在學校裏住不就名正言順了嗎?於是，我無法可推。再推就未免太不識抬舉，且深恐萬一再推，連專任教員一職也沒有了。我隻好接受下來。我想也好，就趁此機會試試，看看自己能否做一個不讓人討厭的訓育主任。不過我對校長說，我暫且接事，你也得一邊找人，我一定做到你找到一個有黨籍的人為止。就此我就搬進了學校。

   
  新中國成立後的那個學期，省女師沒有發聘書給我，1950年8月，我參加廣州市師資訓練班學習。學習期間，班上忽然說要搞“反動黨團登記”。也就是說，凡曾參加反動國民黨或三青團的學員，要進行登記。班主任林玲同誌號召學習委員要起帶頭作用，帶頭登記。當時我就是學習委員之一，怎麽辦?我想隻有照舊捏造，承認自己是國民黨員算了。可再一細想，我在舊社會要造假捏造，而今天在新社會我還是造假捏造，那我究竟甚麽時候才能堂堂正正地做人呢?正在思想鬥爭之際，我到傳達室拿了一份“反動黨團登記表”來看。一看就打消了要捏造的念頭，因為登記表要填寫的項目十分詳細，有幾十項之多。如：甚麽時候在甚麽地方由誰人介紹加入國民黨的；介紹人與你的關係，現在何處，任何工作?加入國民黨後參加過哪些活動?一次，二次，三次?每次活動的內容如何?有哪些人參加?總之要一一回答的問題很多很多，根本沒有捏造的可能，隻能照實說。於是我便在學委帶頭登記的大會上把我過去沒有參加過國民黨又捏造曾入過國民黨的事實講出來。並接著說：“我雖沒有參加過國民黨，但在廣東省女師任教時我兼任過非國民黨員所不能擔任的訓育主任，實際上我已被作為國民黨員使用，那麽應該承認自己是個國民黨員。今天我為了表示和國民黨一刀兩斷，我願意登記，不過我無法填表，隻能向領導另行登記。”班主任林玲同誌聽了我的發言後，馬上說：“你既然沒有參加過國民黨那就不應登記。我們黨是最實事求是的。”我聽後非常激動，好不高興。我既不用登記，又放下了包袱，真是再好不過了。

   
  1951年3月，我在師資訓練班畢業後被分配到廣州市教育局社教科工作。不到五個月即開展了審幹運動。“審幹”就是審查幹部，大概是當時雷厲風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的一部份。教育局局長周平同誌在審幹動員大會上作報告，他一再講黨的政策，要大家不要有任何顧慮，忠誠，老實，徹底地交代自己的問題，放下包袱，才能輕裝前進。他說，有些人因為自己家全都是反動的而有所顧慮，這是不必要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全家都反動而自己不反動

 
  那就是最好的幹部，因為他是經過考驗來的。隻要交代清楚，劃清界線就行了。聽了局長這一席話，原來有點緊張的我倒是輕鬆了不少。因為我的哥哥，姐夫都是國民黨的高級軍官，是軍統的。雖然我哥哥已死，可姐夫一家逃去台灣，夠反動的了；我的一個弟弟也是國民黨的軍官，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鎮壓，也算反動透頂。而我一直在教書，沒有做過壞事，可以算是全家都反動而我沒有反動。按局長的說法，隻要我將家庭曆史一一交代清楚，那就是跟“反動”家庭劃清界線了，我就應該是一個“經過考驗來的”好幹部。

 聽完報告，經過學習討論，接下來就是分組輪流作交代。我們科組共十七人，發言先後由學習組長安排，我是排到最後第二名作交代。我還不知道這是認為我有問題，是個重點人物，才排在後麵交代。當我滿腔熱情把自己的曆史和家人情況毫無保留，一點一滴地交代出來之後，哪曉得講的句句是真話，而他們卻全都不信，全盤否定。就連我說的“我的父親是教授，我的母親是助產士，家無田地，也無房屋，我的家庭成份本應該是城市貧民或自由職業者。但我考慮到我父親死時我還隻十歲，我是哥哥養大的，而哥哥是個反動官僚，我受他的影響較大，所以我認為我的家庭成份應該算反動官僚。”他們也認為我是說假話，是避重就輕。他們說：

“你的四個姐妹郡讀到大學畢業，不是地主哪來那麽多錢讀書?”

    “你的家庭成分應是反動官僚兼地主。”

“你說1943年你是由社會服務處介紹到五十兵工廠學校任教的?舊社會哪會為人民做好事，關心人民生活?準是有路數(關係)進去的。”

“進廠後的擔保人是誰？擔保人是肯定要的。”

“你不可能沒有參加過國民黨。如果你不是國民黨員，絕不可能給你當女師的訓育主任。”

“一個沒有入國民黨的人居然一到重慶就可以進五十兵工廠子弟中學當教導主任；勝利後回到廣州又可以順利在省女師當起訓育主任來。怎麽月亮老是照到你頭上的？”

 我無法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也不知道怎樣解釋才能令他滿意。似乎你越把自己說得反動些，他們就滿意些。可我又不想違背曆史的真實。我無法使他們相信曆史就是這樣的。 

 審幹接近尾聲，對每個人都做了結論，而對我卻未能作結。據說我的問題尚需待了解清楚後才能作結。一向以“經過考驗來的好幹部”自居的我，此時卻背上了極其沉重的曆史包袱。1956年我便從教育局調到了廣州市十二中學任教。 

 到1957年我的審幹結論終於送到了十二中。學校的人事秘書叫我閱後簽名。結論說：“關於參加國民黨的問題已派員到重慶十五兵工廠調查，看過她的檔案材料。她當時在海陸空軍履曆表上入黨年月是填的1927年，入黨地點是填的廣州，黨證字號不敢捏造，填的是黨證遺失，黨證字號遺忘。是她自己的親筆字。”看過這個從1951年至1957年經過六年多的內查外調才作出的結論，我終於放下了沉重的包袱，高興至極。當時還為共主黨對一個幹部的負責態度與實事求事的精神而深深感動。

…… 

現在幾乎十年過去，為甚麽又將“國民黨”問題再翻出來？文化大革命隻是開始，以後什怎麽？不敢預測。一種不祥之兆隨即而至，精神壓力瞬間加重。

                                二

沒等我們弄清楚甚麽叫文化大革命，為甚麽要搞這大革命，這個“大革命”就有如暴風驟雨一下刮到身邊。聽說北京的大、中學停課鬧革命，我們學校也隨之停課。各班沉重紛紛組織紅衛兵隊伍，他們穿上黃綠色像軍裝的衣服，手臂戴個有毛體“紅衛兵”黃色字樣的紅袖章，立即就變成最革命的“革命小將”了。他們威風凜凜，走起來昂首闊步，一開口盛氣淩人，似乎隻有他們才是最忠於毛主席的，隻有他們才有資格去“革”別人的“命”，隻有敢“造反”才是跟著毛主席幹革命。

 後來，我讀到報紙上的社論，說現在有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要奪取政權，要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識破，有些還沒有被識破，於是要發動群眾把他們挖出來。還要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號召群眾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

   
  這時，我還沒想到自己會成為這次“革命”的對象，因為不管怎麽劃我也劃不進上麵所列的人物裏。但後來“牛鬼蛇神”的範圍擴大了：不僅僅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還包括了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和反動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學校的黨支部拋出大字報硬說我“兩次加入國民黨隱瞞不報”，又說我“為反革命丈夫鳴冤翻案”，我便無端端地成為學校批判的重點對象，一次一次的苦難，折磨按踵而來。進駐學校的工作組是來“指導”運動的，剛進校就聲言：不怕你威信再高，也可以搞到你身敗名裂。好不驚人?

   
  他們搞的第一招是送大字報。由初一的學生把大字報一張又一張地送到我手上，每張大字報都有同樣的一句話：”吳XX低下你的狗頭。”我雙手接過來貼在我座位周圍。牆壁，門窗，桌椅都貼滿了，最後便貼在找身上。這些初一的學生畢竟還是孩子，根本不懂得這是幹甚麽。可能他們從來沒有在老師麵前這樣放肆過，覺得很奇怪，很好玩，總是麵帶笑容地把大字報交給我。也有些覺得很難為情似的，大概是知道往別人身上貼大字報是很不尊重人的。

   
 接著是把我趕出辦公室。第二天小將們有的推，有的撞，有的按下我的頭，把我趕出辦公室，並取消我的辦公桌。他們雖然沒有傷害我的身體，那時我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一幫人的拉扯，把我撞得昏頭昏腦的站不住了。至此，我明白我是算被“揪”出來了，學校已不把我當成教師，我隻能接受革命群眾的監督，批判，唯紅衛兵之命是從。每天我除了可以回家睡覺之外，我已失去自由。

   
 一天，紅衛兵要我去鑽垃圾池。學校裏的垃圾池很大，有兩層，下麵有個通風口，上麵有石級下到池底。小將們要我從上麵走下去，又從下麵的洞爬出來。當我走下去時，他們就在上麵把垃圾，泥土往下麵推。等我滿頭滿身都掛著垃圾泥巴地爬出來時，他們又命令我再次走下去，又從下麵爬出來。如此反複多次。

 又一日，小將們讓我左手端著一碗油墨，用右手食指沾上油墨聽著他們的指揮塗在自己的臉上，鼻子上，下巴上，額頭上。看到我越塗越多，變得麵目猙獰，他們就捧腹大笑。他們這樣極盡能事地侮辱我，據說是要拉下我“師道尊嚴”的臭架子。 

  他們還要我在他們所編的牛鬼蛇神所謂“鬼譜”上簽下自己的名字，承認自己是牛鬼蛇神；要我在胸前掛上一個寫著“牛鬼蛇神”的黑牌子，方能進入學校，離校時也得掛著牌子在街上走，讓街上的人都知道我是牛鬼蛇種。這還不夠，還要我唱“牛鬼蛇神歌”。歌詞是這樣的：“道路有兩條，擺在麵前趕快挑，坦白是活路，頑抗到底死路一條。迅速徹底來交代，徹底坦白重做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規定我隨時都要唱此歌，隻要有人喊你唱。任何人喊你唱，你都得唱；要你再唱，你就得再唱：要你連續唱三次，五次，你都得照辦。

   
  紅衛兵的這些搞法，簡直就是胡鬧。難道這樣就把我“鬥倒鬥臭”了?難道我這個有二十多年教齡的老教師一下子就變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我不相信。麵對著他們，又毫無辦法，隻能采取聽之任之，泰然處之，毫不在乎的態度。不久就聽說要開鬥爭大會來批判我．

   
 批鬥大會的前兩天我乘公共汽車回家午飯，下車時我的學生林潮推著自行車攔著我，原來他是騎著車跟在我的公共汽車後麵追來的。他問我：飯後可否去他家一轉?我以為是學校派他來跟筏做思想工作的，就說可以。於是飯後我便趕到他家。一見麵他就問我：“批鬥你的會馬上就要召開了，你可知道?”我說：“知道。”他又問：“那些大字報你究竟都看過沒有?”我說，我能夠到的地方的大字報就看過，而我不能到的地方當然就看不到了。他說，那些大字報已經過梳辮子整理出來了，共三頁。現在偷了一份出來，你趕快抄，我還得帶回去的。他見我動作太慢，便拆開，他替我抄兩頁，要我隻抄一頁。他還一再地囑咐我，你年紀大了，沒有記性，你一定要好好地回憶平日和同事們和同學們談過些甚麽。因為到時可能還有許多大字報以外的口頭提問的，如：你為何要為陳大牛同學改名為陳秉豪，你在講<<築路>>一課時講過哪首古詩。我說<<築路>>一課是白話文，我哪會講古詩？他說：“你就是沒記性。我也是聽你講過的。你一定要好好回憶。”原來他是來幫我的。在這個時候他竟然冒大風險來幫我，真是難能可貴。我深深地感激他。

   
  在工作組和校方的組織下，大規模的鬥爭大會終於1966年秋的一個豔陽天於學校北操場召開。他們給我戴上一頂尺多高的高帽子，赤著腳，低著頭，彎著腰，站在全場都能看到的台階上，左右有紅衛兵守著。強迫扣上一頂高帽子，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醜化牛鬼蛇神的一種裝扮，那時在街上還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象：由紅衛兵押著一長串頭戴高帽子，胸掛黑牌子的人，手拿個鑼，邊走邊敲邊喊：“我是牛鬼蛇神!”

   
  鬥爭大會有一千多人參加，大概全校的學生和教職員工都來了。大會開始，“打倒反革命分子吳XX”的口號聲此起彼伏。一輪口號過後，大會主持人讓“群眾”上台發言。上台發言的人為了表現自己“敢於革命”，“嫉惡如仇”，一張嘴就聲色俱厲，慷慨激昂，直至聲嘶力竭才作罷，直把我當成十惡不赦的罪人。他們上台時總先高呼一番口號，下台時又再高呼一番，讓台下的跟著呼應，造出一個似乎全體群眾都讚成他的發言的假像。當時我的心情雖極難受，但卻保持平靜。因為我必須聚精會神地聽著每一個人對我的揭發發言，強記他們發言的內容。我想知道我平日在工作中究竟存在哪些問題需要批判鬥爭的。

   
 首先上台的是學校的人事秘書，自然他是代表學校黨支部的。他說：“吳莞筠你兩次參加反動國民黨隱瞞不報，鐵證如山！”他打出一張我穿國民黨軍服帶軍帽的照片，並說那帽子上就有國民黨的黨徽圖案。我聽了心裏覺得好笑。該照片是1937年我大學一年級時參加集訓，與我的哥哥，妹妹一起在集訓隊照的。1951年審查幹部時我把它作為我家庭成員的佐證材料交給教育局人事科的。怎麽能因為隻片裏的帽子上有國民黨黨徽的圖案就作為我“兩次加入國民黨’’的“鐵證”呢?

   
  接著，他揭發我的第二條罪狀是“為曆史反革命丈夫鳴冤翻案”。有關我丈夫的遭遇，留到後麵的章節再述，但他絕非曆史反革命。他原在仲凱農校任教。自仲凱農校交給他的曆史結論說他“非反動黨團骨幹分子，抗日戰爭期間在偽機關工作沒有發現罪惡活動。他的個人成份是教師。”

   
  人事秘書下去後，高三（2）班一個學生上來“揭發”，說我在他們班講<<將相和>>一課時講過兩句反動口號：“黨國萬歲”和“效忠黨國”。這是無中生有，根本就沒有這回事。高三(3)班我教了兩年多，從高一教到高三；而高三(2)班我隻教兩周，是因該班老師請假由我去代課。我是用同一教材，同一教案上課的，為何（3）班的學生沒說我講反動口號，反而(2)班的來“揭發”?而且<<將相和>>講的是廉頗與藺相如的故事，當時又何來的黨?怎麽會說到“黨國’’了?

   
  又一人上來說我在上<<築路>>一課時曾向學生講過一首古詩以發泄對丈夫被遣返的不滿。這真令人莫名其妙。如果不是林潮同學提醒，我已記不起講<<築路>>時講過古詩。這一課的注解(2)引用了韓愈的兩句詩：‘‘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南關馬不前”當時有學生問全詩是怎樣的，我便把全詩都講了：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朝陽路八幹。

若為聖明除舊弊，敢將摧老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南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必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講這首詩何以能與我丈夫聯係起來?確實費解。

   
 一位老師上台來說我講軍統特務頭子“徐業道不嫖，不賭，是個好人。”意思是說我美化反動人物。這是故意編造。這位老師大概以前聽過我交代曆史，知道我有個姐夫徐業道，是國民黨的高官。一天，他在辦公室忽然問我：“徐業道納妾了麽?”我答：“沒有。”他又問：“他在家是經常打牌的嗎?”我說我沒見過他們打牌，隻知他們家常開舞會。我當時有點討厭他問這些，因為在辦公室裏老師們正在備課，閱卷，問這些事實在無聊，我根本沒和他多講一句。沒想到他竟將此編造成他上台發言的材料。

   
  又一位學生上台說我“崇拜希特勒”，不然，為甚麽為劉金發同學改名為劉崇希?“崇希”，就是“崇拜希特勒”！他還質問我是不是這樣?我不慌不忙地回答他：“我班同學劉金發行將畢業之際，要我和他改個名字，因為他認為“金發”實在太俗了。我便為他改為“崇希”，以示建設社會主義是我們的崇高的希望之意。”這位發言人一時無話可說，惡狠狠地吐了二字：“狡猾!”便走下台去。

   
  最使我感到生氣的是竟然有個人上來說我“裝窮騙取補助”。這是對我人格的極大的侮辱。多年來，說我的先生曆史複雜，不適宜國家機關工作，讓他閑賦在家，不予安排。我上有家婆，下有四子女，一家七口全靠我每月九十九元工資維持，生活極端困難，可我從來沒申請過補助。後來他在光揚街民辦小學得一教職，每月有五十元薪水，我的負擔才稍微減輕。可是好景不長，1965年我大兒子響應號召去海南五指山務農不久，光揚民小說要壓縮編製，又把我的先生“壓縮”出學校，他又成了失業之人。我無計可施，隻好向學校人事秘書反映我的實際問題，希望他能介紹我先生去做代課教員。他教我到教育局人民來信組登記，結果不久我先果真被介紹到廣州市郊的石井中學代課兩個月。後因請假的老師病愈歸來，我先生又閑在家裏。於是，我又去請人事秘書另行介紹。這次他對我說：“很快就要放暑假了，下學期初中要大發展，需要大批教師，到時介紹他去代課就是代缺，是代長的，慢慢便可轉正。目前生活有困難，可申請補助。”在他的提議下，我第一次提出了申請補助。我深恐如不申請，可能會誤以為我困難不大而不急於為我先生介紹工作。結果補助了我30元。沒想到這會得到一個“裝窮騙取補助”的罪名。其實，我的的確確是窮，不用“裝”；補助是領導叫我申請的，無絲毫的“騙”。

   
  又一個上來說：“你曾經講過，‘越南人最懶，隻要口袋裏還有一角錢也不會外出做工的。”’

    校醫室的護士上來說：“你曾經拿咳嗽藥回去給兒子吃。”

  一位老師上來說：“校長的愛人生小孩，你送了件棉衣給娃娃。”

……

   
 對於那些雞毛蒜皮的事情，盡管有好些是無中生有或張冠李帶，我已懶得再解釋再自辯了。雷厲風行，如臨大敵，千多人的鬥爭大會揭發出來的事實原來如此。難道這就能說明我有甚麽反動罪行?就能說明我有甚麽反動思想值得批判?真叫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會場的氣氛也大大地降溫了。說也奇怪，明明是個風和日麗的好天氣，此時卻忽然天昏地暗下起雨來，全場革命師生紛紛四散。我倒好，站在台階上，隻要後退兩步便到了屋簷下。否則即使大雨淋頭我也不會敢動。約半小時後雨停了，大會又繼續。可沒人再上台揭發，隻好草草結束，宣布散會。

 我沒隨即離開會場，因為前後站了六個小時，雙腳都腫了。於是就地坐下休息，並從口袋裏掏出小記事本記上：“今天我心平氣和地接受了群眾對我的侮辱。”結果記事本護紅衛兵搶去了，他們看後氣得要命，咬牙切齒地罵我，恨不得要捅我兩拳。我隻好又自我批評一番，並寫了一個書麵檢討。

三

對‘牛鬼蛇神”就要狠，像對敵人一樣。要“鬥倒，鬥臭，再踏上一隻腳，使他永世不得翻身”。誰要是同情“牛鬼蛇神”，誰就是“革命立場不穩”，就是“沒有劃清界線”，誰就是“不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了；隻要有人“揭發”你說過不滿意的話，或你說過一些可以讓人聯想到對社會主義不滿的話，那你就會成牛鬼蛇神了。你無法申辯，你無處去上訴，去申冤。這就是當時的運動。我們十二中不到50位教師，就揪出7個“牛鬼蛇神”，其中包括副校長徐景廉。麵對這威嚴神武的紅衛兵，我無力抗爭，隻能逆來順受，咬牙忍著。那些“高舉革命大旗”的紅衛兵更是有恃無恐，肆無忌憚地折磨我們，大概這才能顯示他們的“革命精神”。

 用強迫重體力勞動的方式去懲罰那些需要改造的知識分子是常用的方法，對“牛鬼蛇神”就更非如此不可。於是，紅衛兵想出個一舉兩得的辦法，要我們修築靶場，以供他們打靶之用。規定我們勞動期間不許戴帽，不許穿鞋，不許帶水的“三不準”。由男的下塘挖泥，每裝滿一籮就由兩人抬著走一百多公尺從魚塘邊送到北操場。開始，我是和一個比我大上十歲的張衝老師一起抬。他很同情我，照顧我，讓我走前他走後，且老是把籮筐盡量移到他那頭。這樣我當然就輕鬆多了。可後來被紅衛兵發覺了，大吼：“原來你們也要發揚你們的階級友愛嗎?不行！”馬上就指定一個年輕力壯的高個子跟我抬，一起步就催著：快，快，快！路滑，又是上坡路，我多次幾乎滑倒。如此一籮又一籮地抬個不停，我的肩膀很快就磨起水泡，水泡又磨破流水。皮破水流，疼痛難擋，也隻得忍痛照抬。

   
 有一次，行將下班的時刻，還有最後一筐泥土，紅衛兵竟命令我一個人送去北操場，且不許把泥弄出來分作幾份，再一份份地搬去。可憐我如何搬得動?毫無辦法，我隻好一寸一寸地把籮向北操場移。結果直到晚七時，我才把那籮泥移到了目的地。那正是我們開始晚學習的時間，也就是我們學習毛選，交代問題，寫批判的時間，當晚就害得我連晚飯也沒吃。

   
 中午時分，住學校附近的“牛鬼蛇神”可回家吃飯後還可以稍稍休息或午睡一下，而我卻沒這個“福氣”。因為我住得遠，平時是騎自行車上下班的。自成“牛鬼蛇神”後，紅衛兵規定不許我騎車，也不許乘搭公共汽車，隻能走路。這樣我根本就不可能回家吃飯，隻好帶幹糧當餐了。按規定早上八點要到校，所以每早天還沒亮我就得起床，吃過早點，掛著黑牌子，提著學習資料和兩餐幹糧……麵包，粽子，一步一步走個多小時才得到校。抬一個上午泥後，中午本來可以趁著紅衛兵都回家吃飯的時候好好安靜一下的，但學校卻沒有我容身之地。那些學校員工的一群小孩都知道我是“牛鬼蛇神”被鬥的，他們也學會了，總是向我擲石子。我隻想躲起來，但無處可以藏身，連吃幹糧都很難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校醫室的後門是不開的，麵向北操場。中午時分操場上不會有人，比較安全，於是我便躲在校醫室後門的屋簷下吃粽子。哪曉得忽然刮大風，我的粽子就鋪滿了沙子，我也隻好照吞了。

   
  每晚我們的學習時間是七至九時，學習完便可以回家了，但唯獨我不能走，要留下來鬥爭。別人都回家了，而我還得從學習室轉到紅衛兵辦公室去接受批鬥。三五個紅衛兵排坐在審案桌旁，要我垂頭，九十度彎腰，對著他們站著。眼鏡，手表都得取下放在桌子上，鬥爭便開始了。問：“你最近又交代了些甚麽問題?”，“你兩次參加反動國民黨為何還不承認?”，“你上課講反動口號是不是?”我都沒承認，他們就發火了。直往我的頭上擲東西，罵我是死頑固，是要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的東西。並聲言要把我送到紅衛兵總部，由他們來收拾我。晚晚如此，總要鬥個多鍾頭才放我走，所以我回到家總是近半夜了。

 連續的疲勞轟炸，把人弄得十分疲乏。抬泥一個月左右，我的雙腳就腫得很大很大。有人偷偷地說，吳莞筠的一條命就是這麽長的了。我深知，如果在這個時候精神上再支持不住，怨天尤人或萎靡不振，人就會崩潰，真可能會一命嗚呼了。我也深知我自己絕對沒有反對社會主義，絕對沒有反對共產黨，我是一心一意地教我的學生，全力以赴至教學中去，我絕對無罪。俗語說：“為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他們現在這樣，是亂搞。他們想我愁，我就要笑。在精神上我要做個勝利者。

 身為“牛鬼蛇神”應該常愁眉苦臉的，而我老是愛笑，所以老是挨鬥。批鬥大會那天，我一看到革命小將們替我做的那頂高帽子，我不由地就笑了。當時他們便把我包圍起來，硬要我答複為什麽要笑？有次外出聽報告，在隊伍的行進間不停地要唱革命歌曲，結果小將們竟指定我這個老太婆領唱。你看我焉能不笑？於是他們更凶狠地追問我笑甚麽？有甚麽可笑的？這是你一種抗拒的表現，是不是？我不敢笑，隻好強忍著笑又繼續領唱下去。其實，一個有抗拒情緒的人是不會有笑臉的。我為甚麽會笑？老實說，我自被列入“牛鬼蛇神”以來，一直都不曾以一個帶罪之身來接受群眾對我的批鬥。“真金不怕紅爐火”，我過的硬，不怕，我理直氣壯，我是以寬宏大量的姿態在接受考驗。所以，一遇到可笑的，我便很自然地就笑了出來。實在要鬥就由得你鬥好了，我不在乎。

 其實，不是所有的人都沒有良知的，尤其是我教過的學生。盡管我是天天被鬥，但還是有不少同學偷偷地到我家來探望我。有的是一個人來，有的是約好幾個人來。他們都囑我別著急，不要怕，問題總有個水落石出的。有的說你老人家這麽大的年紀，著急會弄出病來，人生總有順境，也有逆境，聽其自然好了。有天有個學生來告訴我，學校和工作組天天都在逼他們出我的大字報，他們不得不交卷便由某同學弄了一些出來。但同學們對弄出來的大字報又有意見，認為根本不是這樣的為啥要這樣亂寫？於是把一些大家意見大的挑了出來不交，其餘的也還是有意見，結果還是沒有貼出來。

 一天，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個教生物的老師悄悄地向我說：“你真不錯，教出來的學生竟如此地愛護你。可見學生對你有極其深厚的感情，真少見，很難得。我說：“何以見得？”她說：“你班有個學生林潮見學校把你揪出來，很不以為然，很為你抱不平，便寫了一封信給你。字裏行間充滿了無限的同情。認為你如此地辛勤勞動，認真地教學，反而要搞你，憤憤不平。他的信寫好後，放在書包裏被紅衛兵抄去了。學校領導便在一次教職員大會上把此信向眾人宣讀，以此來說明這個學生對黨有刻骨的仇恨。於是大家就知道了這封信。”她的話使我想起一次，一個紅衛兵喊我去問：“有哪些同學是和你通信的？”我便把所有給我寫過信的同學都告訴了他。他說：“這都是已離校的。我是問現在還在學校的。”我說：“當然是已離校才來信，在校的天天見麵怎麽會寫信？”他便沒再問。當時我覺得有點莫名其妙，現在才知道原來如此。有學生如此地愛護我，我深深感到安慰。

四

 連續的批鬥與懲罰性的勞動，我挺過來了。紅衛兵的倒行逆施沒有使我屈服。強加在我頭上的“罪名”，一條我也沒有承認。鬥來鬥去都是同樣的東西，問來問去也是同樣的問題，回答也一樣，全是否定。對此，我漸漸地厭倦走向麻木。突然新的花樣又來了。

 報上刊登了中央首長號召紅衛兵“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消息，這就是所謂“破四舊”運動。鼓吹“破四舊’’的人認為，隻要有這些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存在，就會滋生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毒素，是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背道而馳的，因此必須以革命的手段予以鏟除。天真幼稚的紅衛兵小將立即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衝鋒陷陣，他們衝出校園，殺上社會，對被他們認為是“四舊”的東西，毫不留情的砸爛，燒毀，不管那些東西是屬於私人的還是公家的。一時間天下大亂。且不說各處的曆史遺址遺物遭到空前的洗劫破壞，就連一些商店的櫥窗也被砸爛，甚至連人們的服裝，發型，也遭到強行的幹涉。有人因穿窄牛仔褲被剪開褲管，有男人因留長頭發被強理成平頭，有女人因穿辣椒鞋被鋸去一截鞋頭。更荒唐的是連穿‘‘人”字拖鞋也不行，其理由是“把人民踩在腳下”了。對於紅衛兵的那種近乎瘋狂的行為，沒有人敢出來製止，因為那是“革命行動”，誰都不想冒當“反革命’’之險。

   
 不久，破四舊就破到家裏來了。一天晚上，我剛回家，一幫紅衛兵小將闖到家裏，說要查找我的“封，資，修”的東西，於是翻箱倒櫃，反複查看，把家裏所有他們認為有問題的中外書籍，字畫，我保存了多年的照片，以及親友來往信件全部抄走。翌日，他們把書信留下審查；其餘的書畫，相片等則倒在北操場的石板路上焚燒。燒後就強迫我在燒得滾燙的石板上站著。我站不住走下來，他們隨即又把我推上去。我見家裏所有的書畫和曆史資料都付之一炬，心如刀割，淚眼朦朧。

   
 本來，我每天回到學校，迎著敵視的目光，聽著厲聲的呼喝，應付著無期無了的批判鬥爭，監督勞動，寫檢查交代與學習心得，其精神負擔已不勝負荷。幸好回到家裏，還有個清靜的地方，可得以喘息。但自抄家以後，家裏也不得安寧了。

   
 一天我下班回家，簡直把我嚇壞了。我家的大門口貼滿了東西，用半黃不白的紙寫的巨幅對聯貼在大門兩側，一邊寫著：“想當日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另一邊寫著：“看今天日日被批鬥如喪家之犬”。一條橫額貼在門頂上：‘‘打倒反革命分子吳莞筠”。門的兩邊牆上貼著大字報。大字報說吳莞筠是個國民黨官太，是個風流的交際花，在重慶時經常與國民黨反動派的達官貴人打麻將，跳舞，赴宴會與人碰杯，坐著汽車四處跑的，雲雲。閱後我幾乎昏倒在地了。天呀！在學校裏瞎鬧得再凶，說得再臭，我都不在乎，可以泰然處之。可現在搞到街上來了，還竟然瞎編亂造，肆無忌憚的侮辱我的人格，如何是好?我真恨不得一把就把大字報拉下來撕個粉碎！但馬上又想到，這豈不是多了條“對抗運動’’的罪名?手又縮了回來。

   
  幾天後我回家，看到門口原來貼我的大字報被另外的大字報密密麻麻地覆蓋了。新大字報是針對住我們樓下的鄰居的。至此，我知道文化大革命不單在學校裏搞，學校以外的單位也在搞。也就是說運動在擴大，在深入，到底要搞到甚麽時候，誰也不知道。

 不久的一天，我己回學校，有幾個紅衛兵及山-位“革命老師”跑到我家，對我先生說有要事，要我先生跟他們到十二中一談。我先生不知是甚麽事，隻好跟他們走。誰知他們其中之一，就拿著十二中開出的介紹信到派出所，說我先生是曆史反革命，要遣送回鄉下，隨即就辦了戶口遷出手續。我先生被帶到十二中後，在那裏住了七天，再被押送到東莞縣老家。

 接著，我也不準回家，要住在學校裏。其理由是為了防止“牛鬼蛇神”在國慶期間進行破壞活動。這時家裏就剩下我三個孩子和一個癱床上的七十多歲的祖母。我的“牛欄”生活也就開始。

五

    “牛欄”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學校單位用以關押那些被定為“牛鬼蛇神”的人的場所。由於它不像監獄那樣森嚴壁壘，隻是簡單地將“牛”們“圈”在一起看管，不予自由，白天將“牛’’放出去勞動，晚上再將“牛”關進去休息，不得回家。因此，將其場所稱為“牛欄”是再貼切不過了。

 “牛欄’’十分簡陋，根本沒有床，想以凳代床也不準。所有入住“牛欄”的“牛鬼蛇神”隻能把家裏帶來的鋪蓋，鋪在地上席地而睡。當時被勒令入住“牛欄”的共七人，六男一女。那天我們還在勞動，就被告知不得回家。對六個男的，紅衛兵都有通知他們家裏送鋪蓋來，唯獨我沒有。晚學習過後，有鋪蓋的便都忙著掛蚊帳開地鋪睡覺。可我連睡哪裏，怎麽睡還沒著落。也沒人理你。忽見門外有張課室裏用的雙人坐椅，我便搬了進來，不管三七二十一，彎曲著身子就睡在上麵。時已深秋，寒氣襲人，冷得很。不知是哪個好心人拾來一張爛草席蓋在我身上，雖然無濟於事，但我至今還從內心深處感謝他的良知。我覺越來越冷，根本無法入睡。那些有鋪蓋的人倒也睡得挺香，鼾聲此起彼伏，我聽得一清二楚。蚊子也多得出奇，在耳邊嗡嗡作響，我不停地以手驅趕，仍無法抵擋蚊子的空襲，坐起來抓癢，直到天明。這一晚根本沒睡，第二天又得照樣勞動。

 白天都是監督勞動，不是抬泥挖泥就是掃地清垃圾。偌大一間中學，總可以找到事情要我們去做。一些被認為有問題的還不至定為牛鬼蛇神的教師，也得和我們一起勞動。他們與我們不同的是晚上他們可以回家，且星期天可以休息。我們在星期天也不得休息，隻是不做抬泥那樣的重活而做掃地之類的所謂輕活。不得做私人的東西。就連自己的髒衣服，也得靠大女兒每星期天來拿回去洗。

 我有胃病，在“牛欄”裏吃最成問題。學校食堂煮的飯很硬，我吃下去胃受不了。平時我靠每天帶幹糧代餐維持，現在不準回家，幹糧就無法準備。每次我女兒來拿衣服去洗的時候，她都會偷偷地帶點東西我吃。有次她帶來的是三個剝了殼的熟雞蛋。我隻能睡時躲在被窩裏吃。隻想留一個第二天吃，但不行，無法收藏，隻好一起吃了。又一次她偷帶了一斤水泡餅給我，我好不喜歡，因為有這一斤餅，我就夠對付很多天了。我把餅卷在被子裏，以為這該安全了。哪知我晚學習完準備睡時，才發現我的被子是濕的。原來他們把我整包餅都灌了水。我真是心痛得苦不堪言，但又哼聲不得。在他們眼裏，偷送幹糧和浪費糧食都是“犯罪”。餅不知被灌了甚麽水，己不能吃了。怎麽辦?我想幸好有魚塘，可以扔去喂魚。但也不能一次全部扔到水裏，否則浮出水麵，被紅衛兵發覺了，我又得挨鬥。我隻好分作多次去丟。可被子濕了也不敢曬，隻好多穿點衣服蓋著濕被子睡覺。

   
  我們的“牛欄”就設在第三座教學樓下的樓梯角裏。進門左邊一小塊地方，剛夠鋪一小草席，這正好就指定我睡此。門口放有雙人課桌椅各一，這是給紅衛兵晚上看管我們用的。他們輪流睡覺，每兩個鍾頭換班一次，精力充沛，想出各種各樣的辦法來折磨我們，使我們無法安睡。比如在你的蚊帳上寫字，寫上“打倒牛鬼蛇神吳XX”，“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等等。有時又故意剪斷你掛蚊帳的繩子。他們每剪一次，我就得起來重掛帳子一次。有天晚上共剪過四次，我哪還有的睡?

   
 晚上是“牛欄”裏最恐怖的時間。在黑暗中你無法防備別人對你的傷害，會感到特別的恐懼。有一晚睡到半夜，紅衛兵把我們都喊起來跑步，一直跑到天亮。另一次就隻喊我一個人起來跟他們去北操場。當晚既無月亮出沒星光，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紅衛兵打著手電照路。我也不知要我去北操場幹啥。原來北操場已用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煤渣鋪成一個大圈，要我赤腳在上麵跑。他們用手電照著，不許跑出煤渣範圍以外。雖沒跑到天亮，總也跑了十多個圈子。

   
 還有一次也是在半夜，我被他們叫起來向魚塘方向跑。當我跑到魚塘邊時，自然就停了下來，因為麵前就是水了。可他們認為他們都沒有叫停，我竟敢自己停下，是大逆不道。於是命令我“向前十步走!”，之後，又喊再向前走十步，五步。直至水己淹過我膝蓋才停住，並讓我在水中一直站到天亮。

   
 紅衛兵很多時在晚學習時整人，開鬥爭會。一次在晚自習時把我喊到紅衛兵辦公室，一個初三級的紅衛兵問我：“你在舊社會究竟殺過幾個人?’’我說：‘‘我殺人?我四個小孩我都不曾打過他們。我怎麽會殺人呢?”他長得很高大，眼露凶光地說：“現在不和你說那麽多，你走！晚些再說。”我想他們肯定今晚又要鬥我了，心慌得很。晚學習過後，我一直是膽戰心驚的等鬥爭會，結果又沒開。大家都睡了，我可睡不著。直到半夜三更，那個又高又大的紅衛兵果真來了。他手拿木槍，把我的蚊帳一挑，喊：“起來!”我馬上爬起身，低頭，九十度彎腰站在門口。本來紅衛兵值班應是兩個人一起的，不知為何這次隻他一人。他問：你究竟殺過幾個人?我說沒有。他不由分說就高高地舉起木槍，使勁地朝我左臂打來。我痛入骨髓，慘叫一聲。他又使勁地向我右臂打來，我痛的幾乎昏倒。我想跑但不敢。怕他再追上來，照頭照腦地打下來，那我就完了。我的叫聲肯定驚醒了屋裏的牛鬼蛇神們，但他們都不敢哼氣。倒是樓上有聲音喊過來：“你不要打她嘛，要好好教育嘛。”那紅衛兵才收了手走了。直到第二天我還在哭，因為雙臂實在痛得很，不但手臂是紫色的，連指甲都是黑色的。那時還講要文鬥不要武鬥的，後來我便向紅衛兵的頭頭告了狀。他們說會加強警衛，不會再有類似事件發生。但這次使我深感我的生命太沒有保障了，這件事一定要讓家裏人知道。不然有朝一日被打死了，他們會說我是畏罪自殺的。那時候畏罪自殺的會被視為反革命，因為足以死來對抗運動。我若成了反革命，死了也會禍延子女的。於是我寫好了事情經過，又怕家人讀後過份為我擔心，又加了囑他們不用慌的內容。寫好後，我便將之卷在勞動後換下來的滿布泥巴的褲子裏·，這樣待女兒拿回去洗時就看到了。

   
  一天，紅衛兵要我們到三樓去搬桌子，要將三樓的所有學生課桌搬到樓下麵。說是給一百多個北京南下串連的紅衛兵開鋪作床用的。說人很快就到，要趕快搬。他們嫌每人每次搬一張的速度太慢，要我們用大竹杆挑，一頭一張，每次就可以挑兩張。可是課桌有那麽高也有那麽長，挑著兩張桌子從三樓走樓梯下到地麵，實在不是那麽容易的事，尤其對已五十五歲的我來說困難就更大。可紅衛兵還要手持木槍跟在後麵盡管催，一邊把木槍直往地上蹬，一邊嘴巴猛吼：快，快，快！催得我多次幾乎連人帶桌滾了下去。我們一直忙到深夜，才把課桌搬完。

    
  這時我們才知道，搞“革命大串連”是黨中央繼“破四舊”之後對紅衛兵發的另一個號召。號召紅衛兵用“大串連”的形式到全國各地去宣傳文化大革命，宣傳毛澤東思想，把全國的革命群眾都發動起來，組織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搭車乘船一概不用購票，各處部設有接待站接待吃飯，總之幾乎不花分文就可以暢遊全國。興奮，狂熱的紅衛兵小將們有如脫韁的野馬衝出學校奔向鐵路公路，潮水般的衝擊全國各地。

   
  有天晚上我們己就寢，幾個外來串連的紅衛兵到我們的“牛欄”來了解情況。看管我們的便向他們介紹：這裏共有“牛鬼蛇神”七個，六男一女。並指著我的床位說：這是個女的，是最頑固的一個。於是他們問：那你們揍過她了嗎?大概那人不知道我曾被打過，回答：沒有。他們說：“那為啥不揍她一頓呢?如果是在我們那兒就早都揍了。”我在鋪上聽得清清楚楚，十分驚慌。我怕他們真要我起來挨打，如果是那樣，我肯定沒命了。第二天起來我一直提心吊膽，惶惶不可終日。我想，搞革命大串連的人來教人打人，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六

 在“牛欄”裏度過了五十來天的非人生活，忽然傳來消息，說派工作組到學校指導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搞的是“打擊一大片”好人而“保護一小撮”壞人，故黨中央明令工作組要檢查批判，撤出學校，並要予受害者平反。我們聽到這個大好消息，當然歡喜欲狂，馬上衝出“牛欄”，回到自己的家。當時由於紅衛兵紛紛外出“革命大串連”，無暇顧及我們，就把我們這些“牛鬼蛇神”移交給革命教師監管。從此我們晚上睡在家裏，無人騷擾，可得安靜了。可是白天在這些“革命教師”的監管下，卻不得不叫人有“煮豆燃豆箕”之感。他們對我還特別的狠，似乎這才顯得他們“革命”。

   
 革命教師接管我們後，馬上就不許我們買幹糧。這對老胃痛的我來說，真是要命。我們的牛隊長一再為我去說項。說別人不許買可以，而吳XX是個老病號，要靠補充幹糧度日的，是否可以例外?開始還是不許，後來講多了才讓我買了一斤餅乾。

   
 有些工作明明是應該讓男的去做的，如到外麵的塘裏撈水草回來放在學校的塘裏喂魚，卻偏偏指定我去。即使有時是幾個人同去，其他人挑回來的水草，隻要走到塘邊就可以將水草倒下；而我則不行，一定要我走到塘中心，水已淹過屁股才可以倒掉。

   
  有次要我們抬運泥磚，很大很重的泥磚，一次抬三塊，已經是很重的了。和我搭配抬的人雖不是“牛鬼蛇神”，但也不算是革命教師，她因曆史相當複雜，也曾被鬥爭過。她居然也欺負我。她比我年輕，身壯力健的，抬泥時我在前她居後。當我們走到一條很窄的路時，前麵有兩條狗和一隻豬躺在路口上。我有些怕狗咬，放慢了腳步。她卻覺得不應該，很生氣大聲的說：這有甚麽可怕的?便放肆把擔子向前推促我快走，結果把我的腳後跟刮了一條口子，流血，痛得要命。整整一個月不能穿鞋，要赤腳勞動。

   
  又有一次，要我們去倒尿。她說：這次抬尿桶就我走前你走後好了，別等下又怪我刮了你的腳。哪知我們抬著那桶尿一站起來她就走得飛快，我根本就跟不上，結果是連人帶桶都滾到地上了。她在前的當然沒甚麽，可我在後的則弄得滿身是尿。

   
 有次搞清潔，指定我掃北操場旁的一條石板路。當我掃到近辦公室一段路時，我見辦公室窗外有垃圾，我便走過去幾步把垃圾掃了。當時辦公室內有個同是語文科女教師看見了我，她馬上向領導反映，說我乘掃地之機蹲在辦公室窗外偷聽甚麽的。幸而派來向我詢問了解的人是個有良知者，經我把當時情況講清楚後，他就相信無疑了。否則，我又難逃一場大批鬥。

 盡管我們每天應付著監督勞動，可心裏想著的是工作組何時作檢查，何時為我們平反。尤其天真的我還認為我是“牛鬼蛇神”中受辱最多，鬥的最慘的一個，工作組應該平反的第一個就是我。不幾天，工作組的書麵檢查便以小字報的形式帖了出來。某牛鬼蛇神看後即來告訴我，說工作組的檢查裏點明了我是不能平反的。我很驚奇。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我馬上要去問個究竟。可在旁的牛鬼蛇神們都不讚成我去問。說我的腰板不夠硬，問不得。勸我忍氣吞聲算了，否則會罪加一等，更吃虧的。當時我暫且忍住了。          

 過了一段時間，學校正式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由工作組的組長在大會上作檢查批判。組長的檢查居然一開口就說：“我們工作組這次到學校裏來，因為沒有把組織工作作好，所以吳XX不但未能鬥倒，相反她還表現得非常囂張……”真是豈有此理！我聽了有甚麽理由不冒火?是可忍，孰不可忍?我非上台問個究竟不可。我想我在校任教十多年來，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兢兢業業，盡心盡力地搞好我的教學工作，我問心無愧。可在他們執行資反線的情況下，無端端地把我當作牛鬼蛇神關進“牛欄”，挨打受辱，鬥的死去活來，還認為鬥得不夠，這樣公理何在？正義何在?我已經忍無可忍，一定要為目己伸張正義。除死而外，己沒有甚麽可怕的。於是我橫下一條心，待工作組組長的檢查批判完畢，我便老實不客氣地向他提出質問。

   
  我說：“你們工作組今天向大家檢查批判你們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挑動群眾鬥群眾的錯誤，可你說因為組織工作沒做好，所以吳xx不但沒打倒，相反還表現得很囂張。  試問那是不是因為組織工作沒做好，所以你們挑動群眾鬥群眾就還挑動得不夠呢?

   
 “我是一個被你們認為要被鬥倒，鬥臭，再踏上一隻腳，使之永世不得翻身的牛鬼蛇神，我有甚麽本錢，憑甚麽本事，有甚麽資格敢在你工作組所主持的千人鬥爭大會上表現得囂張?不敢，絕對不敢。我不是囂張，隻是實事求是四個字支持著我。所以，是的，我就承認；不是的，我就一概不承認。你們把蠻鬥，硬想我亂承認，那我是做不到的。

   
 “文化大革命至今已整整八個月了。那些大字報所揭發的，你們究竟落實得怎樣呢?有哪些確是事實呢?如果有任何一點是事實而我拒不承認的話，那我願意接受極刑的處理。如果沒有，那就請求為我平反。”

 他們沒有想到我這個“牛鬼蛇神”竟然如此鬥膽，敢在大會上提出如此的質問，毫無思想準備，無法回答我所退出的問題。隻好一言不發，不了了之，顯得十分尷尬。我說完，便從從容容地走了下來。

 我深知，學校的當權者不會向為我的抗爭而給我平反，但我的抗爭總可喚起一些人的良知。雖然我平反的事一直在拖著，但關心我平反的人就多起來。就連學校廚房的工人，管理文具的職員也悄悄來問我平反事，為我憤憤不平。一些學生，教師也曾偷偷來我家，為我平反事出謀獻策。他們認為我光靠一個人去抗爭力量不大，建議我出外串連一些人支持自己，再向校方施加壓力，才能事半功倍。盡管對他們的建議我采取了謹慎的態度，但對他們的關心我由衷的感到溫暖。

   
  一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在學校的一次會議上，一位數學科威信很高的邱澤棲老師站出來，向著校長和人事秘書提出了質問。真是一鳴驚人。他說：‘‘關於吳莞筠的問題是由我負責整理的。她的問題是兩個：一是兩次參加反動國民黨隱瞞不報；二是為反革命丈夫鳴冤翻案。經過這麽久的調查了解，究竟吳莞筠是否確是兩次參加國民黨隱瞞不報，又為曆史反革命丈夫鳴冤翻案?這隻有你們倆才是最清楚的。如果她確是兩次參加反動國民黨隱瞞不報，那麽她不能平反。另外，她丈夫究竟是不是曆史反革命?如果是，而她又為他翻案，那麽她也不能平反。如果她不是兩次參加反動國民黨隱瞞不報，又不是為曆史反革命丈夫鳴冤翻案，那麽她就應該平反。”當時他的這一質問，真是震動了全場。兩位領導十分尷尬，無法作答，下不了台。那時，我與這位邱老師並不熟悉，我和他不同科組，雖天天見麵，從沒和他攀談過。對於他的良心，他的正義感，他不怕冒最大風險仗義直言的赤膽，我刻骨銘心，沒齒難忘。雖然平反問題仍沒有解決，我還是很佩服他，很感激他。

七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對文化大革命越來越不理解。一時說黨中央有兩個司令部，一個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個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時要革命群眾起來造反，去奪取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一時說共產黨內有不少叛徒內奸，要群眾去挖，去抓。一時間社會上出現了無數的“戰鬥隊”，“造反派”，他們打著誓死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旗號，到處散發傳單小報，今天要揪出xxx，打倒xxx，明天要砸爛xxx，騰騰殺氣充斥四周。不單學校不上課，很多工廠也不開工，機關也幾乎癱瘓，人們都忙著搞革命去了，似乎祖國大地到處都有壞人。鬥人的方式己不是“文鬥”，打人變成司空見慣的事。被鬥至死，不堪折磨而自殺的事例越來越多。

   
 已經是1967年的秋天，我的平反事一直沒有著落，每天我依舊回學校去勞動。一天，學校一個“造反派’’組織叫‘‘教工紅旗”的負責人送來一張表，要我參加他們的組織，說有個組織來支持你，就可以爭取早日得到平反。當時我思想鬥爭很激烈：我是很想平反，以還我的清白，但我決不是要“造反”。盡管那時的時髦詞語是“造反有理”，但“造反’’決非我所為。況且現在的群眾組織太多，良莠不齊，他們互相攻擊，說自己正確，對方不是，我無法去分清是非。我已經是被認為是牛鬼蛇神，如果再加入了一個錯誤組織去“造反”，其後果難以想象。考慮再三，我還是沒有參加。過了一段日子有人告訴我，我們學校那些有問題而參加造反派的人都給自己帶來了更大的災難。說他們牛鬼蛇神也敢造反，有個被打得頭破血流，要到醫院縫針；有個甚至被送進監獄。

 社會秩序愈來愈亂，但中央的報紙上還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有些地方有點亂，那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從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似乎中央是明知而故意讓其亂的。各造反派更肆無忌憚地標榜自己最革命，互相之間的爭鬥日益激烈，從“文鬥”變成“武鬥”。中央文革一位首長提出“文攻武衛’’之後，‘‘武鬥”更被造反派看成是理所當然的行動。“打，砸，搶”的行動也在升級。砸爛的目標己遠不止“四舊”，一條“砸爛公，檢，法”的大幅標語就曾掛在街頭，矛頭所指是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搶”的目標也從一般財物發展至搶解放軍的槍。造反派之間的“武鬥”也從棍棒交鋒上升為真槍實彈的火拚。當然，也會有一些真正的壞人罪犯乘著亂混水摸魚，打家劫舍的。

 社會亂，流言起。當時最駭人聽聞的流言是說某個勞改場有一批勞改犯逃了出來，並說這些逃出來的勞改犯無惡不作，要家家戶戶防範。於是由街道居民自己組織防衛隊，拿磨尖的鐵水管作武器在附近巡邏，並在路上設置路障，這就是當時的所謂“聯防”。防衛隊碰到他們認為形跡可疑的陌生人，會向前盤問，若該人被視作出逃的勞改犯，就會被當場打死。

 解放車原先是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的，後來各處造反派衝擊軍區，搶槍的事件越來越多，地方的治安越來越差，解放軍也得介入了。一時間，解放軍的代表進駐各個單位，指導各單位的文化大革命。

   
  1968年初，上麵己傳出要學生“複課鬧革命”的消息，但那時還有許多學生還在外搞“革命大串連”，聽話回學校的不多。過了好一段日子，學生才陸續回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接著到來。1968年11月，在我兩個小兒女要離家到海南島瓊山縣務農的當日，我也被告知要隨解放軍到鄉下去“向貧下中農學習”。那天我沒有去為子女送行，收拾簡單的鋪蓋，回學校集中出發。

   
  駐學校的軍代表把我們領到花縣新華大玢農場的炭步公社，那裏的稻子正熟，等待收割。帶我們到這裏來是參加勞動的。與我們牛鬼蛇神一起來的，還有那些被認為有問題的教師和一些全無問題的“革命教師”。到達目的地後，領隊的首先是讓“牛鬼蛇神”向貧下中農亮相。他要我們一排的站著，然後向農民介紹：“這些牛鬼蛇神是階級敵人，有甚麽事都可叫他們做。但要站穩階級立場，不可和他們閑聊。如果他們有不聽指揮的，可隨時告訴我們來處理。”按他話的意思，我們似乎是一群可以任人奴役的奴隸。不過，那時對於這些侮辱性的言辭，己近乎麻木。

   
  雖然他們已向農民交代得如此清楚，但後來我發覺，農民根本沒按照他們講的去做，不但沒有歧視我們，還對我們相當尊敬。最奇怪的是有個廿來歲的青年農民，他每次見到我就喊一聲：老教師，接著就是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當時我真讓他的舉動感動得熱淚盈眶。

   
  等待收割的稻田離住地極遠，要走個把鍾頭才能到達，所以天沒亮我們就得出發上工。出發前還要搞一個儀式，由革命教師舉行升旗禮。這個儀式，我們“牛鬼蛇神”還沒有資格參加，隻能挑著筐遠遠地站在一旁等著，聽到他們唱完<<大海航行靠舵手>>後，再跟著他們向收割地走去。

   
 到達勞動地點時天已大亮。要收割的稻田麵積很大，似乎一眼望不到邊。指定我割的是角上的一塊。過去我沒割過稻，拿鐮刀也不得要領，我隻想割得快一點，以免說我消極怠工。哪知一快就把手割得皮破血流，結果倒反而慢了。割禾雖不用太大的力氣，但持續彎腰幾個鍾頭實在是難於承受。革命老師是自由人，他們累了可以換做其他工種。或去打打禾，或去紮紮草，再將一把把的草堆起來，讓腰歇夠了再回來割。而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就隻能一直割到底。累得實在無法支持時，隻站起來直一下腰，又隨即蹲下去繼續幹。想稍站一會休息一下也不敢，怕被人罵偷懶。

   
  我們的中飯由公社供應。菜還算多樣，但飯奇硬，老是胃痛的我哪能吃?其實我早已估計到這一點，所以也並非毫無準備，我是炒了些米粉帶去的。我怕被發覺，便將之分為許多小包(一調羹一包)。如果萬一有人問到，我便說是我帶的胃藥。這樣硬飯不能多吃，我再吃—包炒米粉就夠了。哪曉得這次的飯特別的硬，簡直好象鐵絲一樣，我一點也不敢吞下去。如果全吃炒米粉，那又能維持幾天呢?以後的日子又怎樣過?我絕不能超出預算。每次還是隻吃一小包，菜就全吃掉。飯我不能吃，但又不能不拿。光要菜不要飯是常理不許的。拿了飯又如何處理?總不能將之倒掉，在鄉下“倒飯”會觸眾怒。於是我隻好裝著邊走邊吃的樣子把飯吐掉。反正鄉下狗多，吐出的飯狗馬上吃了。

   
  每天下午我們五點半收工，要到六點多才能走到駐地，七時又要開始學習，所以一收工，大家就得急急趕路。那些身壯力健的，大步流星，走的飛快，而我則遠遠的落在他們後麵，待我到時他們早已洗過澡，換上幹淨衣服，在吃飯了。學習的地方就在男界駐地，圍坐在他們的地鋪上進行，而女界住處與之相距甚遠，我已沒時間去洗澡換衣再吃飯學習。晚飯是學校的人負責做的，飯會比公社的軟些，但到我去吃時己變得又冷又硬，隻想加點水稍煮一下再吃，但沒有火，隻好又勉強吃一點點，便去參加學習。一個同科組比我年紀大的男老師見我實在是疲乏不堪的樣子，便把他自己靠著的被子移過來一點，好讓我也靠靠。結果事後兩個也曾被鬥過的女同事還異口同聲的批評我不應該就靠在別人的被子上。說我雖然老一點，也畢竟是個女人，不能如此隨便。

   
  我一天勞動的時間那麽長，走的路那麽多，一日兩餐又食不裹腹，慢慢地，我身體就支持不住了。我感到十分疲塌，沒有情緒，連話也不想講。因此在過“民主生活”時又遭到許多人的非議。說我自下鄉以來就變了一個人，說我過去一向都是比較開朗的，可現在顯得思想包袱很重，整個精神麵貌都不同了。言外之意就是說我對這次下鄉勞動不滿。

   
 不久我便整個的垮了下來。一天，收工走回住地，還差一小段路，我便覺雙腳發軟，坐在路邊，不能走了。天已漆黑，我一點辦法沒有，便想趴在地上爬回去。我試了一下，根本不行，原來爬更費力，如何爬得動?坐了一陣，隻好又死撐著站起來往前走。到了住處我倒頭便睡，無法參加當晚的學習。第二天我起來不得，“革命教師”知道我果真病了，便要負責采購的人陪同我到鎮上去看病。我隻要睡，不想走，不肯去。但他們不允，說非去不可。“牛鬼蛇神”隻能唯“革命教師”之命是從，不由得我不肯去。隻得又死撐起來，走一段就在路邊坐一陣再走。總坐了七、八上十次才走到診所看病。次日我又腹瀉。“革命教師”見狀又斷定我一定是到了鎮裏自由了，趁著看病之機，不知亂吃了些甚麽，不然為何會肚瀉?我聽了真是又氣又冤但又無力爭辯，沒想到我病倒了他們還要在精神上折磨我，病也不得安寧。我近乎哀求地對他們說：“你們不要這樣懷疑我呀。昨天我進城口渴的要命，見路邊有賣稀飯的，我隻想買碗吃。但想起沒有問過你們，我沒敢買。不信，可問問陪我去看病的人好了。”這樣他們才沒再作聲。

   
  我昏睡在鋪上，是那樣的乏力，是那樣的無助。我想我大概沒有希望回家，沒有希望再回學校的了。因為我帶的炒米粉已極有限，不病死也得餓死。死，對於我來說，可能是一種解脫，但我還沒有得到平反就死，實在心不甘。想到帶著“牛鬼蛇神”的名義死了會累及子女，又激發了著我要挺著熬下去。孰料不幾天，就傳來了一個消息：說上級有命令，要我們馬上結束鄉下勞動回學校去，原因不明。這難道是天意?提前結束勞動，回到廣州家中，我就得救了。

八

 為啥要將下鄉勞動提前結束?原來發生了一件事情：有人匿名向毛主席上了萬言書，曆數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其中引用了許多韓非子的學說。上級要將上書人查出來，將此案列為“特一號案件”。據上頭的分析研究，認為上書人肯定是個教師，所以審查的重點首先是學校。要求各學校發動群眾，查找壞人，迅速破案。

   
  上頭部署破案的計劃要分兩步走：第一步先學習作案人的特點，第二步則發動群眾對號入座，大膽懷疑，進行揭發，讓疑犯露出原形。

    大家都沒有讀到作案人的萬言書，所謂作案人的特點的描述，也就隻能聽上級文件的描述，據說有以下各條：

    1，對共產黨有刻骨的仇恨；

    2，有古典文學的基礎；

    3，有一定的英語水平：

    4，書寫端正；

    5，能刻蠟板；

    6，有作案的環境；

    7，有一定的經濟基礎。

  
 第一步過了就進行第二步，由工宣隊的領導召開大會動員群眾搞背靠背的揭發。要大家根據作案人所具備的“特點”去比對我們周圍的人，看看有哪個或哪幾個是有作案可能的，就將其揭發出來。還說揭發的方式可以用書麵寫好，把材料投入檢舉箱，也可以直接麵交黨支部，也可以用口頭麵告人事科同誌。這位領導還承諾對檢舉人絕對保密，不用擔心會被報複。最後還領大家高呼口號：‘‘作案人就在我們十二中”，“我們一定要把作案人揪出來”，“不獲全勝，決不收兵”，‘‘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作案人就在十二中?我心裏一怔，這是指誰呢?難道又是指我?據說萬言書有很大部份是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滿的，而我的四個子女就有三個下鄉去了海南島。這次又不知怎個搞法，隻能拭目以待，聽天由命。

   
  到底背靠背的揭發有甚麽結果，我不可而知。跟著又說要搞當麵揭發。把全校教職員分為幾個大組，用小凳子圍成幾個大圈坐著。將“牛鬼蛇神’’分到每個大組裏，並規定“牛鬼蛇神”要先發言，揭發自己，再揭發別人。意思是很明顯的，就是牛鬼蛇神的作案可能最大。既然讓我開口，我就首先發言了。

   
  我說，經過學習，對比作案人的特征，許多條我都具備了。比如，首先我有古典文學的基礎。我從小學，中學直到大學都是學的文言文；我也有一定的英語水平，因為我早在初小四年級就已有英語課的；我的書寫是很工整的，一筆不苟；我也會刻蠟板，我準備學生考試試題時，怕試題被泄露，多時都自己刻；我住的是自己的房子，很少與人往來，很清靜，所以我也有很好的作案環境。這樣看來，作案人所有的各條我幾乎都有。可就是第一條“對黨有刻骨的仇恨’’我沒有。我不但對黨沒有刻骨的仇恨，而且對黨無限熱愛。何以見得?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的工作單位隻有兩個。一是教育局。1956年以前我是在教育局社教科工作，任中區文教科職工業餘學校的視導。1956年夏天我從教育局調到十二中任教語文並兼科組長，前後共十幾廿個年頭。毛主席教導我們，看一個人不能隻看他一時一事，而要看他的一貫表現。那這十幾年來我的一貫表現是怎樣的呢?群眾有目共睹。區文教科，教育局領導無疑了解得更清楚。我對黨確是無限熱愛的，作案人絕不會是我。

   
  這時，工宣隊隊長問我：你是不會作案的了。那你愛人呢?我答：愛人和我是大學的同班同學，所以他也有古典文學的基礎，有一定的英語水平；他寫字也不潦草，也會刻蠟板，有作案的環境，不過沒有經濟基礎。他長期失業，生活由我維持。我和他是五年同窗，二十五年夫婦。據我三十年來對他的了解，他膽小怕事，懦弱無能，隻會教數學，不會寫文章。他，沒有反革命的本領。

    我侃侃而談，全場鴉雀無聲。麵對麵的揭發，就此結束。

九

 到了1969年中，“特一號案件”的調查還沒有結果，就被另一件事情取代了，那就是“清理階級隊伍”。據說是革命隊伍中混入了壞人，必須進行清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好些壞人“亂”出來了，也必須進行清理。所謂“清理”，當然又是將“壞人”揪出來，再來“批判，鬥爭”，讓群眾都知道這些“壞人”，然後再對“壞人”進行處理。經過三年文化革命的風雨，人人心裏都明白，這次又不知誰會倒黴了。

   
  某領導在一個說明“清理階級隊伍”必要性的會上如是說：“看，我們的教師隊伍裏就有國民黨反動派軍統特務頭子，兵役部軍法局局長的小姨子。”好像出了甚麽大不了的問題似的。我知道這明明就是指我而言的，因為我姐夫徐業道就是那軍法局局長。照他這麽說，我是非得從教師隊伍裏清除出去不可的了?但我又在問自己，毛主席不是說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的嗎?徐業道是軍統特務頭子與他的小姨子，一個終身從事教育事業的我何幹?徐業道的長子嫡孫女參加了抗美援朝後就和解放軍的一個團長結了婚，他們一直住在大連，生活好得很，連嶽母娘也接了去，他們可以安居樂業而我要麵臨清洗，我感到憤憤不平，但敢怒而不敢言。

   
 還有一說是要挖出甚麽“三開幹部’’進行批判。所謂“三開”就是指有些幹部在抗日時期吃得開，在國民黨時期吃得開，到共產黨時代也吃得開。要批判“三開幹部”，意思是說不能讓那些在舊時期受重用的人也在共產黨的革命隊伍裏得到重用。有些教師就說我是地地道道的“三開幹部”。我仔細反思了一下：抗日戰爭期間，千千萬萬的人找不到工作，而我逃難重慶不兩個月即得入五十兵工廠子弟中學任校務主任職，可算吃得開了；解放戰爭期間，社會動蕩不安，不少教師被清洗，而我不但可以保持教職而且還兼上訓肓主任職，也算吃得開：解放後，我進入師資訓練班學習，馬上被選為學委；結業後又被挑選到教育局任中區職工業餘學校視導。1956年調到十二中任教後也得到重用，從教初一級升到教高三級，從做一般的班主任到當語文科的科組長，每年評選先進工作者總有我一份，也算吃得開。我是個“三開幹部”確是事實。不過這我又何罪之有?我沒有做過任何傷天害理，投機取巧，或以勢壓人的事。每個時期我之所以“吃得開”足因為我有能力做好該工作而已。如果以此來批鬥我，我倒自豪起來了，這隻會說明我是有能力的，所以才看起了我。

   
  全校的教師都被通知到廣雅中學集中，住在那裏，與其他西片的中學教師一起搞這次清理階級隊伍。已是“牛鬼蛇神”的也不例外。我想這次又不知要挨多少批鬥了。到那裏後我才發現，我們這些老“牛鬼蛇神”沒有新問題的隻是作陪襯，這次要搞的是抓“新壞人”。揪壞人的辦法與以前曆次運動的一樣，就是先要人自己交代，“坦白從寬”：否則，讓別人揭發出來，就會“抗拒從嚴”了。我沒甚麽好說的，且幾年來一直給“監管”著，沒有新問題，倒覺得壓力不大。不過，清隊才剛開始不久，就有人自殺。我認識的有十二中英語科的吳開曉老師，到廣雅沒幾天，就從廣雅到一座樓上跳下來斃命。至今我也不知道他是甚麽原因自殺的。還有一位以前曾一起在進修學院學習的姓歐陽的女士，她不是十二中的，聽說她過去曾是空中小姐，被懷疑是特務，這次也在廣雅投水自殺了。

   
 跟著就是揪“壞人”。前麵提過的那位曾為我爭取平反而大聲疾呼的邱澤棲老師，這次被說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大黑手”而揪出來，要他掛黑牌帶高帽接受批判。我看到了十分難過。我始終認為他是一個好人，一個很有正義感的好人。

  
 我的一個相知十多年的好朋友黃厲，原是市三十五中學的教導主任，這次也被揪出來。沒想到說她的“罪狀”之一竟是她的一張結婚照片。她在解放前結婚，行婚禮的禮堂上掛有孫中山像和國民黨的旗，於是這張在此禮堂照的結婚照片就成了她“在國民黨旗下宣誓”的“罪證”。又因為我的子女稱她“黃姨”，於是又多了一條“與國民黨官太情同姐妹”的“罪行”，以此來說明她沒有“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一天開大會，表揚數學科一個老師交代了他過去在國民黨軍隊裏工作時曾殺過一個士兵。說他有血債能勇於交代，所以應該表揚，還授予他一個巨型的毛主席紀念章，鼓勵那些有問題的人向他學習雲雲。我很不以為然。我不知道他交代的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他就是個劊子手，是一個真正的罪人。我應該恨他，我才不向他學習。

  
 看到被揪的人越來越多，“牛鬼蛇神”的隊伍越來越大，參加學習的教師們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誰都不知道哪一天，這“清理階級隊伍”會清到自己頭上，誰能保證自己沒有講過一些不合適的話，沒有做過一些不合適的事呢?

   
 每晚七至九時是我們學習毛選的時間，規定要寫一份學習心得和一份思想匯報。老實說，當時我所寫的全屬虛構。誰敢把真正想講的話如實地寫出來?當時的現實讓我懂得，我隻能講那些順應上級意圖的話，哪怕是假話。否則，你就是“亂說亂動”，成為群眾鬥爭的對象。

 
十

 “清理階級隊伍”過後，我仍然回學校勞動，繼續接受監督。直到林彪出逃摔死蒙古的“九一三”事件發生之後，1971年11月12日，學校召開教職員大會，宣布我得以解放。宣布時領導講是：北京某中學一個老師說重慶五十兵工廠子弟中學三青團區分部的負責人可能是我，但我沒有承認。“現在根據邊審查邊使用的政策予以解放”。至於究竟我是否兩麵三刀次參加反動國民黨隱瞞不報？是否為反革命丈夫鳴冤翻案，這位領導卻一句沒提。聽到這樣的“解放判詞”，真感到哭笑不得。難道就因為一個人的一句瞎話“可能是”，就可以把一個人揪鬥監管五年多時間？原來提出我的兩條“罪狀”把我打進“牛欄”的，現在不提就算了事？明明是搞錯了，卻不敢承認，也不講賠禮道歉的話，最後還留一條尾巴“邊審查邊使用”。 就是十二中領導恩賜給我的“解放”。

 我知道沒有地方可以讓我申訴，去爭取幾句能讓我聽起來感到舒服一點的“判辭”的。過去的就讓它過去了，還去哪裏討“公道”？現在能解除“監管”，能回到教學崗位，不用聽命於別人指東指西去幹這幹那，不就很好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教的那班學生，有不少還在廣州，知道我被宣布解放後隨即到我家來，說要向我賠禮道歉，並照相留念。其實他們都是有良知的。他們升入高中一年級時，我接手他們，一直教到高三。這幾年，他們不說不曾鬥過我，而且還常常偷偷到我家來探望我，安慰我。我內心是十分感激他們的。即算是那位曾說我講過兩句反動口號的另一個班的學生，我也不怪他。他畢竟是個孩子，是受蒙蔽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學校領導都可以不顧事實，何能怪他們？

 我回到教學崗位後，不管別人怎樣看我，我跟以前一樣，認真備課，認真批改學生的作業。盡管那時的學生受“讀書無用論”的影響，無心向不的多，課堂紀委也很差，但我還是十分用心地上好每一堂課。這是因為“育人是我的本職”的思想所指引。不幾月，正當我全情投入教學的時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又發生了。

 學校負責人事的忽然問我可否自請退職？我問他是退休還是退職？他說是退職。我很清楚，“退職”與“退休”是不同的事情，其待遇也完全不同。“退職”是沒有年齡限製的，被批準退職的人可以領一次性的退職金，退職金按其工作年限每年發一個月工資的方法計算。而“退休”則有年齡限製，記得是男的年滿60歲，女的年滿55歲可以退休，退休金每月發給，按你原工資的70％計發，一直至死亡為止。

 麵對他的問題，我當然選擇“退休”不要“退職”。我說是退休我就申請，退職我就不申請。他竟說：“退休是要有貢獻的，你有甚麽貢獻呢?’’我說，貢獻談不上，不過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我也有點氣，幹脆對他說：如果你認為我不能勝任教學的話，你可以開除我；要我自請退職，我是絕對不會遞出這個申請的。

 他知道沒可能說服我，於是便交給人事室另一個普通成員和我談。此人原是學校體育室管理體育器材的，因為家庭出身好，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被上調到學校人事室。他把我叫到人事室居然就盛氣淩人像下命令似的要我申請退職。我見他仍像對待牛鬼蛇神那樣對待我，我也就老實不客氣地告訴他：“我絕不會自請退職的。因為我沒有理由退職。你有的是權，你可以開除我。”他聽後，氣急敗壞的拍桌打椅喊我滾。我不怕氣死他，從從容容地離去。

 以後連續三天，每天他都把我叫去一次，而每次都是我拒絕“退職’’他又拍桌打椅地喊我滾。我根本沒把他當一回事，我想隻要你不怕手痛最好多打幾下，每次我都滿不在乎地走出來。我真不明白，我不願意退職，有甚麽可能要我自己“申請退職”？他拿我沒一點辦法，隻好作罷。

 逼我退職的事鬧了一陣又平靜了。我不知是甚麽原因使之平靜的，總之以後就沒人再來要我申請退職。我照樣回去上我的課。那時強調“教育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十二中在花縣新華設了一間分校，每學期學生，教師都得分期分批的去分校，住在那裏上課與勞動。1973年底，我正在分校上課，接到大女兒發來的加急電報。電文說：“父病重速返。”

 我急忙跑去請假，再跑到公共汽車站。還好，我趕上了最後一班開往廣州的汽車。待我趕到家時已是下午六點多了。我先生浮腫的病軀躺在床上。他一見到我，流著眼淚對我說：“我已經沒有用了，連站也站不起來了。”見他如此的絕望，我忍不住也哭了起來。女兒也哭了。我還一邊安慰他：“不要怕，到醫院去就可以治好的。”這時我的一個侄女也來了，大家商量如何送他到醫院。因為我們住在四樓，樓梯窄，要設法將病人弄到樓下才可以叫個車子送醫院去。我侄女長得粗壯，她說她可以背病人下樓。於是她俯下身子，讓我們將病人扶起伏在她背上。誰知當我侄女一站起來正要開步走時，病人就抽筋，樣子十分的痛苦。待我們把他放回床上時，他已停止呼吸。他沒來得及上醫院，就此走了，結束了他才56歲的生命。

十一

 我與先生黃植亮是在大學時認識的，那是1937年。我們同班，論年齡他還比我小一些。那時他英俊，瀟灑，成績出眾，頗有才華，也寫得一手好宇。據說他讀初中高中是在廣州第一中學瀆的，常得獎學金，從未繳過學費。我與他都喜歡教育，一心以後以教為業，教書育人。大學畢業前，學校內動員集體加入國民黨，我沒有參加，他卻參加了。他對我說：“隻填一張表和交兩張相片，以後就可圖個方便，何樂而不為?”據我所知，他對政黨確不感興趣，自交表以後，他沒有參加過一次黨的活動，也沒有交過一次黨費。

   
  1942年9月大學畢業後，我與他一起到了廣西宜山柳慶師範教書，才一個學期，就聽到侵華日寇逼近的消息。我們慌忙逃難，經貴陽到達重慶，在那裏的社會服務處登記求教職。後我得償所願，而他卻因不能講國語未獲派出。我姐夫徐業道知道後就介紹他入重慶緝私署統計室工作。在那裏他適應不了上司的官腔與白眼，也不會逢迎與拍馬，工作得很不順心。勉強熬了兩個月，徐又將他調到徐主管的“國家總動員會議軍法執行監部”做文書，搞抄寫，裝訂報告卷宗等秘書之類的工作。

   
 這個軍法執行監部是一個處理違法商人囤積居奇的機構，徐是頭頭。緝拿到違法的貨物，其處理辦法是以平價將貨賣掉。隻要有機關來函要購買，經徐批準後，該機關就可以買到一批便宜物資，拿回去再攤賣給員工。徐的手下往往就近水樓台先得月，每知道有貨，紛紛暗地通知自己熟悉的人，讓他們的單位來函認購。這些手下拿到函件後又不敢直接送到徐那裏，因為怕徐知道是他們通風報信的，總是請植亮轉交。植亮在那裏工作，每周才回家一次，一天他回來告訴我，他昨晚上床時發現枕頭下放了一包鈔票，究竟有多少他也不知道，看都沒看就退了回去。他知道這是別人因他轉函而付給他的酬勞，但他認為隻是舉手之勞，不應接受酬謝。當時我很為他的清廉與正直高興，直讚他做得對。沒想到之後，他卻得了個“笨蛋”的綽號。

  
  1946年初，抗日戰爭勝利，國民黨政府機關要遷回南京去。擺在植亮麵前有兩條路可走：一是隨機關同遷，一是領遣散費回鄉。他選擇了後者。他說他討厭搞機關工作，還是教書好。這樣我們回到廣東，先在台山縣簡易女子師範任教，一個學期後，我們回到廣州市。從1947年初到1949年10月，他一身兼三職：任廣法中學教導主任，廣東省女子師範學校兼任教員，同時還在方言學院任教，教外國人講廣州話。這是他教師生涯中收入最多，精神最愉快的一段。

 1949年底廣州解放，他作為解放前的留用人員於1950年1月奉命進入南方大學第四部學習。除了我因為行將分娩沒有去外，他過去的很多同學，同事都一起去了。其實他們在那裏是集中交代自己的曆史。在那裏搞了七個月時間才畢業，之後派他到東莞縣的石龍中學任副教導主任。才做了半年，又將他調回廣州市，在省文教廳小教科工作。大概工作了一年，在1952年4月，又認為他還有曆史問題，令他到華南新生公學“學習”。名義上是學習，其實是隔離審查曆史，入住學校裏不準回家。每逢星期天，我就帶著孩子，他母親到學校去探望他，帶些好吃的給他吃。這樣搞了三年時間。學校的地點從廣州石牌改惠州，後又搬回廣州；學校的名字由“華南新生公學”改成“廣東省公安廳管訓隊”；查來查去就是查他抗日期間在重慶三年的曆史，到1955年6月管訓隊結束時還不能給他的曆史下一個結論，隻是發了他四個月的資遣費讓他回家。

 他失業了，不知去哪裏找工作。後來有人教我們找“政協”反映，等了九個月，省政協通知他去參加學習。到1956年10月由廣東省農業廳派他到仲凱農校任高中數學教員。離開了學校多年之後又重執教鞭，他十分振奮，立即幹勁十足地投入工作，很受歡迎。次年學校評選先進工作者兩名，他是其中之一。正當他滿懷信心繼續努力之時，1958年6月仲凱農校忽然給他一個書麵通知：“我校教員黃植亮因曆史複雜，不適於國家機關工作，特作開除處理。”那時正在搞反右運動，他已十分謹小慎微，沒有一句“右派言論”，沒有說過一點點不滿的話，萬萬沒想到會莫名其妙地落得“開除”的下場。

 他又失業了。這次對他的打擊很大，有如當頭給他潑了一桶涼水。他失望，他沮喪。他不明白為甚麽就因為這國共合作時期的三年曆史就不讓他教書。他實在想不通。我也不知道怎樣去安慰他，我想這肯定是搞錯了。因為他的曆史己調查了六七年，肯定是沒有問題才重新派他工作，在沒有任何新問題出現的情況下，是絕對不應該又把他開除的。於是我們又上書組織部，要求對此作“複查甄別”。

  
 他閑賦在家，隻會拿粉筆的他變成無事可做。看著我一人獨撐七口之家，生活即陷入困境。沒有辦法，隻好到街道辦紙盒加工場拿些半成品回家裏加工。糊紙盒是那時幹得最多的，就是在已經壓製成展開紙盒的平麵紙皮邊上塗上漿糊，然後對摺讓其邊黏緊，最後按著原來壓好的線折疊起來，紙盒就製成。這樣一天下來，大概可以掙幾角錢。街道知道他在家裏，有時也來找他去幫忙。比如叫他去為那些家庭主婦們讀報紙，為街道寫寫毛筆字，當然那都是義務的。那年春節前說要移風易俗，不準貼“宣揚封建迷信”的春聯，由街道寫上“革命化”的春聯送到家家戶戶。屬於我們光揚街的幾條馬路，滿街上貼的像“人民公社好，幸福萬年長”之類的春聯，全部出自他的手筆。

   
  到1959年8月，光揚街辦了一間小學叫“光揚民辦小學”，要他去教六年級，每月工資50元。雖然隻是一間民辦小學，但也是一份教職，他馬上就去上任。到1962年，我們要求“複查甄別”有了回複，仲凱農校通知他去取回一個結論性的文件，全文如下：

 “黃植亮家庭成份為破產資本家，個人成份教員，非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在重慶偽機關工作沒有發現罪惡活動。開除不恰當，改為解雇處理。”

   
 拿了這個結論值得高興的是，證明他的曆史是清白的。但令人費解的是堅持不讓他複職。我們知道再上書己沒用，也沒有精力再去改變這個“解雇處理”了，隻有認命，就在民辦小學幹下去算了。可是到1965年8月，民辦小學的學生來源不足，要壓縮編製，又將他壓縮出來。 他再一次失業了。以後，除了在同年的11月到廣州郊區的石井中學代課兩個月外，他就沒有得到過工作。他在家買菜做飯，鬱鬱寡歡，悶悶不樂。不久就迎來文化大革命。隨著市十二中黨支部貼出說我為反革命丈夫鳴冤翻案的大字報之後，他的厄運就接踵而至。

   
  他本不是十二中的人，但十二中卻派紅衛兵在1966年9月到家裏把他叫到十二中去。馬上他就失去了自由，不能回家。在十二中呆了七天，就被他什]強行取消了廣州市的戶籍，押送到他的祖籍東莞縣寶潭鄉。到了那裏，沒人認識他。他們在寶潭住了四個晚上，寶潭說他不是寶潭人，無論如何不肯接收他。後來知道他的大哥在東莞縣的石龍鎮定居，於是就硬把他塞到他大哥家落戶。

  
   他大哥居住麵積不足二十平方，又黑又小又潮，一家五口住一起，夠擠擁的。無端多了個植亮，更是雪上加霜。植亮隻能在走廊通道的邊上勉強擱上一塊板作床睡。他大哥那時在一家米店做司鎊，收入低微，不足以維持生計，還得靠長子晚上在家做篾工多編織竹篾器具掙些加工費聊補家用。他大哥一家生活本來就過得十分清苦，現多了植亮一張嘴，無疑負擔不少。那時按我的能力，每月隻能讓他交十元給大嫂作夥食費。他大哥也很明事理，認為十元已經夠了，因為我還在供養和照顧著他們癱瘓在床的母親。可以想象，植亮那樣寄人籬下，不但物質生活艱苦，精神上也是十分痛苦的。

   
 幸好那時石龍鎮對他的管理還不算很嚴。每個月會通知他去參加幾天學習。那些“學習”無非是聽聽形勢教育，學習毛主席語錄，或聽有關“隻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之類的訓話。在非學習時間，隻要去請假，得到允許就可以回廣州去。所以隻要有可能，他就請假回到家裏來，就是幫我買菜，做飯，照顧他母親，也可減輕我的負擔：他住在自己家裏，精神也好受一些。有一次他正住在家裏，我在學校裏聽到風聲，說要對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刮一次十二級台風。我怕他又會吃虧，回到家裏就催他第二天就得趕緊回石龍去。晚上他碾轉反側睡不著，半夜他坐起來對著我淘淘大哭一場。我知道他委屈，他痛苦；他沒有犯罪，為甚麽不讓他工作?為甚麽要他受那麽多苦?為甚麽要令他有家歸不得?但他無處去申訴，無力去抗爭，無人給他主持公道啊。

   
  他這種靠請假廣州石龍兩邊跑的日子，一直熬了六年。1973年初，我大兒子從海南島回廣州結婚，植亮也請假回家。待兒子返回海南島後，植亮因他母親身體不適，沒有依時回去，留在家裏照料。這時候他二哥來說他看過一個文件，說在文革期間被押送回鄉的人，如果確是家室在廣州的，隻要回來後是安分守己住在家裏而不是在外搞甚麽活動的，則可任由其住下去，不用理會。植亮聽後就安心照顧母親，不急著回去了。在此期間，他一個以前在民辦小學教過的學生來想老師教他英文，植亮見反正閑著沒事，就答應了。之後，這學生每天都有來學一兩個小時。

 1973年4月6日我下班回到家裏，植亮心事重重地告訴我說今天派出所的李同誌來過，要他晚上到派出所談談，不知又有甚麽事了。我還安慰他說那李同誌與我們很熟悉的，如果他問你怎麽沒回去，你可以告訴他母親病了，照顧幾天就回去。晚飯後大概七時左右，植亮便離家去派出所。我邊備課邊等他，一直到十一點還未回來。時又下雨，我便要我大女兒送把傘去，順便看看情況。我女兒回來說，他一直坐在那裏等人來談話，另外還有一個人在那裏，似是看著他的。那晚大概他就在那裏坐到天亮，沒有回來。第二天早上，我女兒又跑去派出所，碰到那李同誌問：“我爸爸呢?”他還裝模作樣地回答：“他沒回家嗎?那就可能送到區收容所了。”

 真把我急死了！所謂收容所就是臨時關押犯人的地方，我估計就是要強行把他送回鄉下去，但要搞多久就不得而知了，可他離開時是甚麽都沒帶的，真急得我不知如何是好。我急忙為他揀了兩件衣服，麵巾牙刷和小蚊帳包作一包，與女兒一道趕到荔灣區收容所，想把東西送他。可到那裏沒見到人，據說已送去市收容所了。我們隻好又往市收容所趕去。市收容所離市區很遠，在沙河區的東莞莊，有一段路沒有公共汽車到達，必須步行。那天天氣很熱，烈日當空，正當我們走到汗流浹背之時，忽然下起雨來，我們又被淋得渾身濕透。後來衣服又曬幹了，好不容易才走到市收容所。可是大門緊閉，  門上貼了個字條：“會客時間：星期三，五。”無奈，我們隻好往回走。

   
 等到星期三，我們買了些吃的加進包袱裏，準備再送去。誰知到那裏不但不能見麵，連送去的東西也不能收下代轉。那裏告訴我們不能隨便送東西去，要有他們的通知說送甚麽，我們才能按通知送，他們才能接收代轉。我真一點辦法也沒有，又一次絕望而歸。

   
 過了兩天，我一位朋友的女兒楊嘉儀來訪，她見我急得不得了，說讓她去試試。我已灰心，看見她正懷孕大腹便便的，也不忍心讓她去碰壁。但她堅持要去。後來沒想到她居然把那包袱送成了。她回來說他們先是不肯收的，但她賴著不走，一再求他們。後來他們問是犯甚麽罪被關進去的，她說隻是因為超假沒按時回去。他們馬上反駁說不可能，應是偷渡犯。原來裏麵關的絕大部份是因為偷渡邊境被抓回來的人。她再三跟他們說明植亮不可能偷渡，磨了好長時間的嘴皮，最後他們才收下送去的東西。

   
  其實這次植亮是遭人誣陷而被送去收容所的。這是派出所內的人傳出來讓我們知道的，已經是兩個多月之後。傳聞說住我們二樓的一個也在公安機關工作的人到派出所報告說他上天台晾衣服經過四樓時，聽到植亮和一個學生在說些不滿社會主義的話。我們絕對相信傳聞所指的這個人會做出如此傷天害理的事，因為鄰居們都知道這個人是最會捕風捉影，打小報告加害別人的。大家都十分討厭他。

   
  那天晚上，植亮到派出所，根本就沒人跟他談甚麽，隻讓他坐在那裏直到天亮，然後給他銬上手銬，用車送他到荔灣區收容所。第二天又把他轉送到市收容所。所內關的多數是年青人，一幫子關在一個牢房裏，吃喝睡拉全在裏麵。牢房沒有床，睡坐都在地上。收容所每天給吃三次，每餐隻給吃三兩米飯，年青人個個像餓鬼一樣，誰有吃剩的他們全搶去吃光。植亮開始時根本不思茶飯，每次領到的飯餐都給別人分吃了。後來一個年紀較大的人偷偷坐到他身旁，悄悄跟他說：“你不想吃也得勉強吃一點，現在就靠這幾粒米維持生命。如果連這都不到肚，那就完了。”植亮見他連魚骨刺都盡力嚼爛吞下，才學著強迫自己稍吃一點。

 開始大家以為，到了收容所幾天就可以送回石龍。我天天在盼石龍的來信總令我失望。原來收容所要等夠人數才往外送。植亮後來被送到東莞縣的收容所，又過了好些日子，才送到石龍。他被關押了近五十天，到5月20日深夜，才回到他大哥家裏。到家時蓬頭垢麵，衣衫檻褸，形容憔悴。侄兒見到他第一件事就是替他理發。

 第二天，他大哥就覺得植亮有些浮腫。5月22日起，他就在石龍鎮看病，但他的浮腫越來越厲害，連生殖器也腫脹至欲破裂的樣子。不但如此，還有血尿。

 已經服藥三星期，未見好轉。6月20日，我與女兒一起乘夜船到石龍去看他，想接他出廣州治病。但當地的派出所不準假，我沒辦法，隻好又趕回廣州上課。

   
  他大嫂很怕植亮會病死在她家裏，次日她就跑去派出所求情，希望他們能恩準植亮回廣州看病。對方回複說先要植亮寫個“自傳”去讓他們看看再說。植亮卻堅決不肯寫，他說就讓我死在這裏好了。大嫂慌了，馬上說你不寫我替你寫。大嫂沒甚麽文化的，我也不知道她寫了個甚麽交了去派出所，結果準了假。22日晚，植亮回到廣州。

   
 之後，我陪他到市第二人民醫院看病。每星期都要見一兩次醫生，吃藥，休息，這樣搞了幾個月。他的病日漸好轉，腫消了，血尿也大大減輕，最後小便也不見紅色了。本來照此下去，病是可以漸愈的。然而，最要他命的，不是醫藥與金錢，而是越來越難批的假期。

   
  他之所以能留在廣州治病，首先要得到石龍派出所方麵給出的準假證明，然後持此證明到廣州街道的派出所辦理“報臨時戶口”手續，這樣才—能“合法”的住在廣州。但這些證明和臨時戶口都是有期限的，超期不辦手續便成“非法居留”。開頭那幾個月，是由我們把醫生開出的疾病證明寄給他大哥，由他去辦準假證明寄回給我們，再去報戶口的。後來他大哥來信說，辦請假證明越來越難了，批準的期限也越來越短。這無疑給植亮加了一道沉重的精神枷鎖。他驚慌，恐懼，他害怕一超期，那收容所的惡夢又會重演。每次將他的醫生證明寄出後，他就天天盼著他大哥的信，不知道續假得準沒有，惶惶不可終日。直到1973年12月7日他臨終那一天，他還在盼著這一紙救命的準假證明。可是，他沒有等著。他死後的第二天，他大哥的信到了，告訴他派出所不準他的假，要他回石龍去。

   
  他走了。永永遠遠不會回去了。我想他走了也好，他的痛苦結束了，他也求得了解脫。過去，我還不太明白“殺人不見血”是如何實施的，這次我深深地感受到它的惡毒與凶殘。

十二

   
  植亮去世後，我很心灰。那時正搞甚麽“批林批孔”運動，就是批判林彪和孔子。對那些“批判”我已經感到很厭倦，很累。我不知道如何把林和孔聯係起來，也不想去動那些腦筋。但作為教語文的我，麵對著滿堂的學生，又很難回避那些問題。我更擔心萬一講錯甚麽，後果不堪設想。我想還是申請退休好了。1974年7月，我的申請獲準，正式退休。

   
 退休後，工作放下了，但植亮這十多年的遭遇總縈回心頭。他是個循規蹈矩，老實正直的人，沒有犯半點罪，卻被活活地逼死了。他死得冤枉，死得不值。

 我要為他早冤，我要為他平反。1975年起，我就為此事奔走。一直到1984年，此事才有了個無奈的結果。前後花了九年時間，這倒是我事前沒有想到的。

   
 為了植亮爭取平反，我不知向各有關單位郵寄過多少次報告，陳述他被迫害至死的經過，提出平反請求，卻都猶如石沉大海，渺無回音。後來，我隻好親自出馬，自己拿著報告，直接去各單位向領導提出申請。可任何一個單位領導都不是那麽輕易接見你的，不是推脫開會就是因公外出。我隻好厚著臉皮在那兒死等，等到無法再等時，就明天再來。我不知坐過多少冷板凳，看過多少臉色，最後才見到那些領導們。但這些領導們不會給你具體的答複，隻是推皮球，互相推諉。

   
  我先是到教育局。領導說：仲凱農校是屬農業廳的，該向農業廳交涉。我就跑到農業廳，農業廳又說：這是學校辦的事，要學校辦理就是了。我又跑到仲凱農校，學校說關於植亮的問題，他們並沒對他扣過任何帽子，他們隻能對文革前的部份負一點責任，而文革期間的事應該是十二中的責任，因為人是他們送走的。於是我又跑回十二中。十二中的領導竟說，植亮不時我們十二中的教師，他的平反與十二中無關。真不怕把你氣死。明明是他們硬說植亮是曆史反革命，帶他到派出所取消了廣州戶口，把他押送回鄉害死的，還居然說與十二中無關，天底下真有這樣的無恥之徒，喪盡天良。總之，我被他們推來推去，到處奔波，精疲力盡，跑了幾年，毫無結果。

   
 幸好1979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我與海外親友恢複了聯係。他們也知道了植亮的事，便去信僑委反映。大概在僑委的催促下，1984年7月仲凱農校便來人表示要為植亮落實政策。說植亮是他們文革前的錯案，最大的錯誤是不應該把已在1955年作出過處理的事，在沒有新問題的情況下，再在1958年作重複處理。但仲凱並沒有扣過他的帽子，是十二中把他打成曆史反革命押送回鄉至害死的，十二中怎能不負責任呢?其實，植亮既是文革前錯案的受害者，也是文革中冤案的受害者。他最後十五年的悲慘命運是從1958年仲凱農校無理開除開始，至1973年在鄉下被無辜害死告終。解鈴還需係鈴人，仲凱農校和十二中都應負起責任解決植亮的平反問題。

   
 後來仲凱農校和十二中研究的結果是無反可平。說因為平反就是要為受害人摘去帽子，而植亮就根本沒有戴過任何帽子，又有何反可平呢?文化大革命把他作為曆史反革命押送回鄉，那是革命小將紅衛兵搞的。群眾運動起來，偏差總是難免的。既然曆史反革命的帽子不是領導上替他帶的，當然就不存在平反的問題了。但應予經濟上的補助。於是仲凱農校給予植亮補助1000元，十二中給予補助500元，案子就如此結束了。
 

    這就是我九年奔波的結果，大概這也就算是政治上的平反吧。這能告慰死者在天之靈嗎?我不知道。但我己盡力了。

後記

 
  大概現在巳沒有人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盡管在廿多年前這是一首街知巷聞的流行歌。因為文化大革命巳被曆史認定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大災難，大浩劫。但它不是天災，它是人禍。我在回憶這段曆史的時候常會自問：“為甚麽在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十億中國人，十億人的智慧，就沒有人能在其發起時就看出危險：就沒有力量，沒有辦法去製止其蔓延：就任其折騰十年，付出沉重的代價?這難道不說明我們中國人缺少點甚麽嗎?這是值得我們和我們後代去深思，去補救，去解決的。不忘文化大革命這段曆史，如何才能防止文化大革命災難重演，這是擺在麵前的一大課題。

 
  有人說，是非功過以後的曆史學家自會評說，會更客觀。

      
 我巳僑居海外，且巳高齡，但我的心仍深愛著我的祖國。我認為若過來人中能舉一反三不更好?對當前的改革，特別是教育改革不更事半功倍?!

   
  中國曆經幾千年的封建統治，盡管有過唐、宋、元、明、清、民國等朝代的更替變遷，但有一點是永承不變的，那就是忠君思想，樹聖上絕對權威。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當然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了。曆代多少開國元勳，輔佐良臣，因為功高蓋主或其他莫須有罪名終成階下囚，甚至抄家滅族。此中可舉的例子實在太多太多了。

  
  革命的知識分子們也是從上代的曆史廢墟中走過來的人，接受的教育始終有其曆史的局限性。文化大革命時的大樹特樹、清君側、誅無辜等等，簡直就是曆史的翻版。究文革的根源，應不是某一人，某一幫，某一事件所造成，而是曆史的延伸而己。

  
  知識分子最大的弱點是各人自掃門前雪，逆來順受或隨風搖晃，妄圖自保，甚至混水摸魚，企圖從中漁利。台灣作家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一書中，對這種民族劣根性有很深刻的剖析。任何偉人都不會是完人，加上人老，生理、心理的衰退變故，權力澎漲後缺乏製約機製等等，就很難跳出“君君臣臣”的封建殘餘怪圈了。

  
 現在祖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提高，令人十分振奮。我熾烈地期望我們中華民族長治久安，從製度上根治弊端，從教育上提高全民素質，永遠繁榮昌盛。我熱切地希望我的子孫後代能為祖國多作貢獻。

2001年11月(初稿)

2002年9月修改於紐約

附錄：學曆與經曆

1922年3月——1928年7月             湖南長沙私立周南女子中學附設小學畢業

1928年8月——1931年7月             湖南長沙私立周南女子中學初中畢業

1931年8月——1934年7月             湖南長沙省立第二中學普師畢業

19]7年8月——1938年1月             北平民國學院就讀

1933年2月——1942年7月             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師範學院教育係畢業

1941年8月——1942年7月             廣東連縣省立連州中學任教實習

1942年8月——1943年1月             廣西宜山柳慶師範任教

1943年4月——1946年：3月           重慶五十兵工廠子弟中學任教導主任

1946年8月——1947年1月             廣東台山女子師範任教

1947年4月——1948年7月             廣東省立女子師範任教

1948年8月——1949年8月             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專任教員兼訓育主任

1950年8月——1951年2月             廣州師資訓練班學習

1951年3月——1954年8月             廣州市教育局中區職工業餘學校視導

1954年8月——1955年7月             廣州進修學院學習

1955年8月——1974年6月             廣州第12中學教員

1974年7月——                       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