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舉世無雙的醫療衛生製度 ——“公共衛生研究”專家陳美霞

 文革期間舉世無雙的醫療衛生製度 

    ——“公共衛生研究”專家陳美霞教授訪談錄

                                               阿陀

陳美霞，台灣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所長。美國伊利諾州大學博士。九十年代初期在芝加哥大學執教時開始研究中國的醫療衛生製度。2001年應美國社會學學者威廉.科克藍（William C. Cockerham）之邀，寫下論文《大逆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療衛生體製改革》，發表在一本由科克藍主編、跨國出版社Blackwell出版的大學及研究所層次醫療社會學教科書上。（英文書名：Blackwell Companion to Medical Sociology）。

此文有非常值得重視的現實意義。 

因為作者2001年就已經非常有預見地提出“中國大陸即使要走市場改革或資本主義的道路，也不見得必須把醫療衛生體係市場化、商品化”。 可惜此文（英文）無緣被中國國內注意。五年以後，中國醫療改革市場化果然問題叢生，為作者不幸而言中。作者偶從網上看到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中國醫療衛生體製改革的評價與建議”的研究報告及大量的相關報導，批判醫療衛生市場化改革的錯誤，感慨萬千，遂請北京清華大學的朋友幫助翻譯成中文，尋求國內期刊發表（陳教授見筆者時，該文時尚無處發表）。 

此文還有啟人深思的曆史研究的價值。 

因為它高度評價了文革期間全麵發展完善的中國公共醫療衛生製度，並借當時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報告，肯定了這一舉世無雙的成就。這就提出了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怎麽看“十年浩劫”中的“醫療衛生革命”？ 

采訪在芝加哥一個自助餐廳進行。 

陳教授概括闡述了她的觀點： 

毛時代，中國醫療衛生事業有四大指導方針：為工農兵服務，預防為主，中西醫結合和衛生工作的群眾運動。由此產生一整套的 “合作醫療製度”，培養了大批的“赤腳醫生”，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也越來越麵向農村。 

一般人都以為，“合作醫療”和 “赤腳醫生”是文革的產物，其實它們都是50年代中期，合作化時期就出現了。49年以後，新中國醫療衛生的一個根本變化是開始關注工農——社會經濟的弱勢群體。合作化運動把人民組織起來，群眾被動員自己解決自己的衛生問題，建立合作醫療，培訓醫生，實行“預防為主”的方針，大搞“愛國衛生運動”，采種中草藥……。特別是“中西醫結合”這一條，和毛的堅持有很大關係。 

許多發展中國家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傳統醫學都受到嚴重的破壞。很少有國家，在發展全國衛生保健係統中，能夠維持傳統醫學工作者的待遇和地位，並把他們成功有效地整合到正式的國家衛生保健係統中。在新中國也曾遇到過同樣的問題。四九年新政權承繼下來的衛生保健係統就是以西醫為基礎的（中醫受到非常厲害的壓迫）。新中國建立之初，隻有少量受到西方醫學訓練的人才，而大多數又都在城市。然而，還有數量在十倍以上的中醫大夫們活躍於鄉村與城市中。為了更好的服務人民群眾，必須要依靠他們的參與。“中西醫結合”這一口號就是毛提出的。 

毛更在1965年發出著名的“六.二六指示”：“ 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
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從60年代到70年代的文革運動期間，合作醫療製度取得長足發展，相繼在很多人民公社建立起來。到1976年為止，大約93％的人民公社建立了合作醫療製度。到1978年，中國農村大約活躍著180萬赤腳醫生，平均在每個生產大隊中有3個赤腳醫生。（中央政府的衛生預算撥向農村的部分，也有文革前的20%-30%提高到60%。） 

總體上講，新中國充分發揮人民的創造力，在相對較短時間內培訓出大量的赤腳醫生，使其人力資源豐富的優勢最大化，而使其對昂貴的醫療高科技或高技能醫療人員的依賴最小化。這一政策的實行的結果，使得新中國可以從容麵對農村專業醫療人員嚴重短缺形成的挑戰。中國人民在健康狀況方麵的改善在世界範圍內有目共睹：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亂、性病等得到較徹底的消除，而寄生蟲病如血吸蟲病和瘧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削減。平均壽命從1949年左右的35歲增加到了80年代早期的70歲。出生嬰兒死亡率也從1950年估計的約千分之二百五十減少到1981年的低於千分之五十。1980年，中國的平均壽命高於很多收入水平比中國高的國家。1960到1980年人民平均壽命的增長幅度在很大程度上超過了其它國家。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對於中國衛生部分的討論直接稱呼中國的成功為“中國第一次衛生保健革命”。世界衛生組織有感於這樣偉大的成就，在1978年召開的阿馬阿塔（Alma Ata）會議上，將中國的醫療衛生體製推崇為世界範圍內初級衛生推動計劃的模範 。 

   陳教授最後談到： 

任何一個國家的醫療衛生體製都是由其政治及經濟製度所決定的。正如很多學者指出的，中國在建國後三十餘年時間內發展的這種特有的醫療衛生體製很大程度上是由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基礎所決定的。然而，由鄧小平領導和決策的市場經濟改革徹底的動搖了這些基礎，並會隨之引發紮根於這一基礎上的醫療衛生體製的瓦解。反過來，改革後的醫療衛生體製將會體現出鄧小平和其他市場經濟改革者所創建的新型社會體製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特征。 

問：您的研究非常專業，也非常客觀。看來您對鄧改革開放以前的公共醫療衛生製度是相當肯定和讚揚的了。如果是這樣，請問這個製度的建立和發展是否分為文革前和文革期間兩個階段？其中又以文革為主要階段？ 

答：應該說是三個階段——包括鄧改革初期，即七八年到八十年代初，這個製度還是存在的。但我同意說文革前是建立基礎，文革期間發展特別快，全麵擴張，人民群眾的力量充分發揮。 

問：很有意思。對文革的評價，幾乎是一片罵聲，認同 “浩劫”這一說法的人占了絕大多數。突然聽到一個不帶任何政治色彩的海外學者說，毛的文革還作了一件大好事——成功建立了一個舉世無雙的公共醫療衛生製度。不管同意不同意您的觀點，至少您啟發了我們應該不預設結論，不帶任何偏見，從事實出發，科學地重新檢視文革這一段非常特殊的曆史。 

  您論文中特別提到毛在文革前夜發出的那篇 “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六.二六指示”。文革的發生和發展，都和當時的醫療衛生狀況有不尋常的聯係。 

答：你說的醫療衛生和文革的關係，我不可能做更細的研究了。你們有親身經曆，可以比較，進一步探討。

（2006年3月芝加哥文革學會“紀念文革四十周年”采訪係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