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不大的中國人
曾明
學兄黃寫了一篇文章,對學兄江竟然為毛澤東的文革罪行開脫,深表憤慨。這篇文章題目就叫做《長不大的紅衛兵》。讀罷,佩服他文筆流暢,言簡意賅,不愧是專業作家。但也有另一種感覺,就是此文:了無新意,有欠厚道。
毛澤東完全應對發動文革負主要責任,這是現今上上下下絕大多數人的共識。即使學兄江也沒有否認這一點(原文為:“文革成因都歸在某個人身上是不科學的。當然,毛澤東是負有不可推的責任,這也是英雄創造曆史和曆史創造英雄之爭。”)
江認為把文革成因都歸於毛是不科學的,這個觀點並不等於就是為毛開脫。且不說劉鄧在文革之初大權在握,實際主持中共中央的領導工作,難道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不是當時全體中央委員一致舉手通過的嗎?甚至這個“成因”也有你我的一份——如果當年沒有我們這一批狂熱無知的中學生紅衛兵,文革的熊熊大火能迅速燒遍整個中華大地?從某種意義上說,文革,就是一種“合力”。發掘文革發生的各種因素,和肯定毛的主導作用,兩者並無矛盾。
江文還提到:“文革是有其社會根源,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或遲或早也要發生的。”
六六年的文革是當時中國社會各種矛盾的總爆發。這沒錯!但同樣,沒有毛澤東,就不會有這場文革!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層麵。作為提綱式的文章,學兄江這句話顯然不夠嚴密。如果學兄黃就此提出批評,闡述自己的觀點,強調毛的文革主責,誠為好事。何苦又要揶揄人家,把一個莫須有的觀點強加於人,然後扣上一頂“長不大的紅衛兵”帽子?
不要說江同學沒有為毛開脫,就是有人真的為毛辯解,為文革叫好,又如何?
不要說真的為毛開脫,就是有人為“萬惡的”“四人幫”鳴不平,替“千夫所指”的江青鳴冤叫屈,又如何?
本人現在就為“江青同誌”講幾句公道話:
每一個經曆文革的中國人都心知肚明,江青在文革中所作的一切,都是秉承毛澤東的旨意。當年在法庭上江青講的那句著名的大白話“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真是再貼切不過了。憑什麽最後毛隻有可諒之錯,而江卻獲不赦之罪?
即使江青罪無可赦,罪該萬死,法律也應該對她公平。可是我們回顧一下當年那場“世紀大審訊”,有的隻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恣意報複和羞辱——而且還是一群怯懦的大男人圍攻一個頓失倚靠的弱女子——其夫在生,這些人個個唯唯諾諾,信誓旦旦“永不翻案”;其夫已去,同是這批人,無膽鞭屍,卻有本事拿人家老婆出氣。那一場鬧劇,何曾有半點公平可言?
和千千萬萬的當年深受其害的中國人一樣,本人對“江青同誌”也沒好感。不,豈止“沒好感”,簡直就是反感,是憎恨。但經曆過文革風暴以後,我終於領悟了民主的真意:民主是什麽?民主就是讓你的對手,乃至你的敵人,也有說話,辯解和反對你的權利。為了民主,你甚至可以不惜生命捍衛對方的這種權利。
今天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居然在此為早已蓋棺定論的“江青同誌”“開脫”,誰要也送我一頂“長不大的紅衛兵”帽子,恐怕是尺寸太小,也不夠用了。
文革過去已經整整三十年,可是文革研究,文革批評幾乎可以說至今還沒有真正起步。很重要的兩個原因:一方麵是國內的大環境不允許。有人一直在窒息任何自由討論文革的空間,總在設立禁區,定框定調,力圖把其加以控製,加以“導向”;還有另一方麵原因是很多自以為最有權利評論這段曆史的文革過來人,無法擺脫自身的曆史局限,對文革的認識不是直接出自個人的恩怨情仇,就是盲目附和強勢輿論製造的現成“結論”,自設禁區。不但缺乏獨立思考,還往往自覺不自覺地用文革思維,文革語言去“反思”文革。
“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文革慣用語至今記憶猶新。如果我們每個中國人都不能擺脫文革的曆史桎梏,我們自己又都何嚐不是“長不大的中國人”呢?
還好,回過頭再看看學兄黃的文章,還沒有那麽嚴重,隻是語氣稍稍損了一點而已。就當是善意開個玩笑吧,千萬不要當真。何況學兄江也並非完全無懈可擊。今夕何年?世上難得還有我學兄江這等憂國憂民之士,是蠻天真可愛的。連替您打抱不平的學弟我,都覺得您確是有那麽點長不大。從團結的大局出發,我看您老就委屈一下,認了吧。
當文革討論不再有任何禁區。
當每一個參與討論的人,都心平氣和,不懷偏見。
當春天真正到來之時,文革研討的自由之花才會盛開,才能結出豐碩的果實。
在我有生之年,我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