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國際化之路--構建日元圈,亞洲共同貨幣,亞洲出口日元計價超過50%

日元國際化之路

2009-03-24 05:15 劉軍紅 中國財富雜誌

　　20世紀90年代經濟泡沫崩潰暴露了日本經濟模式弊端：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快速提升，但銀行等金融中介功能退化，經常收支順差累積，剩餘資金滯留，債權大國脆弱而不成熟。為了改變經濟體係瘸腿現狀，日本通過加快金融改革、完善金融產業，改革貿易信貸、提高日元的貿易計價比例，借助東盟、落實日元國際化等措施，重新啟動了日元國際化戰略
自上世紀80年代，日美貿易關係失衡，債權債務關係逆轉，美國淪為世界最大債務國的同時，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日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外匯政策矛盾突出，日元國際化被提上政治日程。世紀之交的1999年，歐元誕生，國際貨幣體係呈兩極化趨勢，日元淪為“三流貨幣”，“日元國際化”又被提升到日本的國家戰略高度，成為主導亞洲貨幣體製、推動國際貨幣體製三極化“軟著陸”的工具。而今，麵對金融危機，日元國際化如何與東亞地區貨幣協調，走出東亞貨幣集體國際化道路，不僅對人民幣國際化有直接影響，對地區貨幣體製的構建，乃至對國際金融貨幣秩序的重建都有不可低估的影響。

從“兩”到“元”再到“亞洲 貨幣單位”

自1871年日本貨幣單位由“兩”改為“元”，日元便被賦予了統治亞洲貨幣的使命，日元的一百三十餘年曆史可謂“日元國際化史”。而日元的國際化史，又與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相重疊，與中國息息相關。

甲午戰爭後，日本政府強迫清政府將二億三千萬兩“庫平銀”的戰爭賠款改為黃金支付，並存放於倫敦，借此平步國際金本位製行列，實現了與歐美列強平起平坐的夙願。此後至“二戰”前，日本在殖民統治區分別設立了“台灣銀行”和“朝鮮銀行”，作為央行的分支機構，發行貨幣，又在中國東北設“正金銀行”，發行軍用票，搞地區“金融統製”；1942年，日本進一步召集“大東亞會議”，主張“東亞金融圈”，推行“日元匯兌本位製”（亞洲共同貨幣）。

“二戰”後，美軍占領和民主化改革並沒有觸及日本的“戰時經濟體製”和“日元經濟圈”思想。這為戰後日本政府將其落實於布雷頓森林體製崩潰後的日元國際化戰略，提供了曆史條件。實際上，早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因為短期資本流入，日本的短期債務膨脹，接近外匯儲備餘額，麵臨金融係統風險。對此，當時的日本大藏省國際局局長藤岡真佐夫在《金融財政事情》上撰文稱，“日元國際化反映了世界對日本經濟的期待”，主張通過推動“日元國際化”，規避短期負債急劇增加的金融係統風險。這被認為是日本外匯當局內部“日元國際化”論點的第一次公開表述。

1983年11月，日美貿易摩擦升級，匯率較量加劇，裏根政府給日本設計了“美國版日元國際化”方案，敦促日本開放金融市場，促進日美資金循環。日本大藏省表麵迎合，暗中抵製，並在1991年到1995年間，私下醞釀“日本版日元國際化戰略”。海灣戰爭後，美元持續貶值，美國的霸權地位備受懷疑，“三極貨幣體製論”盛行。而這段時間，既是日本戰敗五十周年紀念日，又是日本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四十周年紀念日，同時還是1971年8月15日尼克鬆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不再承認日本享受的1美元兌360日元的優惠匯率，日本失去“航海圖”三十周年紀念日。在此，日本瞄準亞洲，私定“日元國際化戰略”，嚐試“強勢日元”政策，圖謀“日元經濟圈”。比如，自1991年5月13日到1992年8月11日，日本貨幣當局連續26次拋售美元買進日元，幹預日元對美元匯率，總金額達7733億日元，誘導日元升值。結果，到1994年夏，日元對美元匯率首次突破1美元兌100日元，1995年4月又破80日元大關。隻不過當時，日本沒有公開提出日本版本的日元國際化戰略，而僅僅是私下秘密操作而已。

東亞金融危機後的1999年，歐元誕生，國際貨幣力量格局呈兩極化傾向，小淵惠三政府正式推出了“麵向21世紀的日元國際化戰略”，公開主張要首先在亞洲實現日元國際化，奠定與歐美共主國際貨幣體製的地區基礎。日本央行則呼籲東亞各國使用日元，並承諾將以日本國債擔保其外匯風險。至此，“日元國際化”演變為日本的“國家對外戰略”，並成為新世紀日本“外匯政策的終極目標”。
一般認為，小泉純一郎上台後，日本事實上停止了日元國際化戰略，但事實上，隻不過是進行了中期目標的調整。2001年“9?11” 事件後，小泉政府為實現“政治趕超戰略”，全麵調整了日元國際化中期目標。小泉政府的做法是，一是大搞日元外交，幹預日元匯率，捍衛美元地位，換取“安全戰略走出去”機遇。2001年9月到2004年3月，日本總計拋售35萬億日元，買進美元，確保美元不倒，換取“日美安全蜜月”，一舉修訂了“有（戰）事三法”和“有（戰）事七法”，確立了“準戰爭立法體係”，從而擴大了對海外派兵，實現了日美軍事同盟的對外延伸。

二是挑起“人民幣升值論”，與美歐結成“人民幣包圍圈”，敦促中國進行匯改，擠壓人民幣升值，以分卸日元升值壓力，動搖東亞各國對人民幣政策的追隨。

三是借地區合作，推動“亞洲共同貨幣”，重拾戰時的“日元匯兌本位製”思想。1997年秋，東亞金融危機後，日本大藏省提出單獨出資1000億美元構建“亞洲貨幣基金”的構想，一度遭到美國的打壓，此後，又提出“新宮澤構想”，利用危機援助推動日元國際化。在此基礎上，2000年5月，日本進一步促成了“清邁貨幣互換倡議”。2003年後，又按既定方針，力主清邁倡議增資，設立常設機構，推進其走向多邊化，以期“亞洲貨幣基金”複活。當前，日本又仿效德國用馬克主導歐元的範例，依托亞行敦促亞洲各國放棄“釘住美元政策”，改行“釘住籃子貨幣”，突出日元地位，且力推“亞洲共同貨幣單位”（ACU）和“亞洲債券市場”，以期“日元長期國債收益率”演變為“地區長期利率指標”。

四是借勢歐元，平衡美元，將零利率政策與“金融行政指導”結合，促日資流向歐元區，助推歐元升值，誘導各國使用、增儲歐元，蠶食美元地盤，推動日美歐三極貨幣體製“軟著陸”。

日元國際化的三層含義

1999年1月1日歐元誕生之後，1999年4月，日本大藏省外匯和其他交易委員會發表了一份題為“麵向21世紀的日元國際化”的報告，報告明確規定了日元國際化的三層含義：（1）提高國際交易中的日元使用比例；（2）確立日元的東亞核心地位；（3）躋身三極貨幣體係。三者互為條件，彼此結合，構成日元國際化戰略的核心內涵。

（一）提高國際交易中的日元使用比例。日本大藏省將日元國際化定義為“提高日元在國際交易中的被使用和持有比例”，強調在貿易、資本交易和外匯儲備中，促進“第三國”使用日元，提升其計價單位、交換手段、貯藏手段等功能。作為具體目標，大藏省強調：一要實現進出口合同以日元計價，而不是以美元等外幣計價，促進日元充當國際交易的計算單位和價值尺度。二是強化國際交易中的日元支付功能。為此，日本借鑒當年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區分貨幣的“計價與清算功能”的先例（當年因為美元貶值，石油出口收益受損，為確保石油出口收益，OPEC要求以特別提款權（SDR）給石油標價，交割時再用美元來結算），采取了將日元的計價和結算功能相區分的辦法，以避免別國抵製，提升日元國際化效率。三是促進外國民間和貨幣當局持有、儲備日元資產，並以日本國債擔保，提升日元的財富貯藏手段功能。為此，日本將提高日元資產的收益性和安全性定為關鍵指標。

（二）提高日元的金融交易地位。在“9?11”和伊戰背景下，美國地緣政治、經濟風險上升，美元信用下降，歐元的投資、儲備、媒介貨幣地位提升，開始扮演替代美元角色，日元淪為三流貨幣。對此，日本主張促進東京市場對外擴張，提高日元在金融資本市場和外匯市場中的投資貨幣（investment currency）和媒介貨幣（vehicle currency）功能；推動第三國在外匯幹預和國際公共投資上使用日元，充實日元的儲備貨幣（reserve currency）和幹預貨幣（intervention currency）功能。

（三）構建日元圈，推動日美歐三極貨幣體製“軟著陸”。歐元啟動後，歐盟實現關稅、貨幣、人員自由移動和金融資本市場統合傾向，歐元勢力範圍迅速擴張，國際影響力增強，日元在SDR中的權重下降。對此，日本將推動東亞政策法律製度的一體化與金融合作相結合，主張“大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貿易協定）下的日元國際化”，確定日元的亞洲地位。2001年，日本與新加坡簽訂“經濟夥伴關係協定”（JSEPA），規定雙邊貿易用日元結算，並統一東京、新加坡金融資本市場規則和標準，成為日本推動東亞地區合作的樣板。2002年，日本又啟動“衝繩金融特區”，構建東京、衝繩、新加坡三位一體的地區金融覆蓋網，以圖淹沒香港金融中心，主導東亞金融格局。2008年，東京證交所收購新加坡證交所4.9%股份，成為僅次於新加坡金管局的第二大股東，為統合東亞證交所體係奠定了基礎。

重啟國際化戰略

為了推動日元的國際化，日本從亞洲金融危機後，主要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一）加快金融改革，完善金融產業，構建日元國際化的市場基礎。20世紀90年代的泡沫崩潰暴露了日本經濟模式弊端：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快速提升，但銀行等金融中介功能退化，經常收支順差累積，剩餘資金滯留，債權大國脆弱而不成熟。對此，自1998年4月，日本修改“央行法”和“外匯法”，全麵完善內外協調的金融市場體製和金融政策體製。新央行法明確規定了日本央行政策的獨立性，而新外匯法則打通了跨境資本、外匯、債券交易限製，實現完全自由化。1998年底，日本政府又出台推進日元國際化的具體辦法，完善金融、資本市場環境。為維護日元匯率穩定，增加海外貨幣當局持有日元資產，1999年4月，日本實行政府短期證券（FB）發行公開招標製，全麵廢除短期貼現國債（TB）和政府短期證券（FB）收益的源泉征稅製，對非居民和外國居住者實施國債利息免稅製等；同時改善清算係統，2000年底完成日本央行網絡的RTGS清算係統，實施DVP（Delivery Versus Payment，債券對付，是指債券與資金同步進行交收並互為交收條件的清算方式，該方式可提高債券交易的效率和金融機構對資金的流動性管理）清算方式，全麵完善證券交易的集中清算係統。

此外，日本央行通過擴大與亞洲各國央行監管協調，健全亞洲統一的金融商品交易環境，完善會計製度和信息披露製度，為日元的可投資性創造便利條件。同時，在資本交易中，擴大日元資金供給，增強日元資產市場厚度，促進日本的過剩儲蓄以日元形式流回海外，擴張日元國際流動性供給；提高日本金融機構在對外借貸中的金融中介功能；鑒於亞洲經濟和日本金融產業欠發達的現狀，在日元國際流動性的供給方麵，著重發揮日本公共資金作用，如將政府開發援助（日元貸款）、日本國際協力銀行的融資擔保，以及對外資金援助計劃等與日元國際化戰略結合，促進受援國使用日元。

（二）從貿易信貸入手，提高日元的貿易計價比例。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日本在亞洲初步確立了以製造業的高附加價值產品和對外直接投資為支柱的生產、銷售網絡，為增加日元計價交易奠定了物質基礎。為促進貿易信貸製度充當日元國際化的有效途徑，日加強了貿易信貸製度改革：1、政府擔保，分散貿易信貸風險。日元國際化報告將加強日元進出口信貸視為提高國際交易中的日元比例的關鍵之一，其目的是發揮政策金融功能，防範貿易風險，充實民間金融機構的貿易信貸。具體措施是：實現民間金融機構貿易信貸利率市場化，規避貸款期限風險；強化日本國際協力銀行對民間金融機構的辛迪加貸款擔保，保證債權質量和靈活運用；政府對日元貿易信貸提供保險，化解民間金融機構的利率風險；加強日元出口債權的收購與轉讓彈性，促進日元計價貿易。2、建立貿易電子信息交換體係。利用信息技術優勢，強化日本與亞洲貿易的網絡化和無紙化，在貿易信息上強化日本主導地位，擴大電子交易上的日元化。3、擴張日元外匯金融商品，豐富對外匯風險的集中管理手段。比如，日本開發了使用日元結算的新型衍生金融工具，為擴大日元計價交易規模，增加日元國際流動性供給奠定製度基礎。

（三）借助東盟，落實日元國際化。首先，以日新EPA為樣板，全麵啟動與東盟核心國的雙邊自貿協定談判，規定日元結算條款；其次，積極落實雙邊投資協定，實現以投資方式擴大日元國際流動性供給；第三，在東盟各國積極落實海外日元債券發行，並提供匯兌風險操作指導，促進當地政府和企業使用日元；第四，充分利用日本產業的跨境壟斷，主導當地產業分工體係，擴張產業內跨境貿易，通過控製核心部件和中間產品出口壟斷權，迫使當地企業使用日元支付進口貨款。此外，2005年後，日本財務省與亞行合作專門設立中小企業出口債權擔保基金，通過對當地進口企業提供日元貿易信貸，促進當地貨幣與日元兌換，保證中小企業出口以日元結算。

自1999年日本啟動日元國際化戰略後，到2002年後半期，日本對亞洲出口中的日元計價比例超過了50%，首次超過美元計價比例，並持續至今。同時，東京外匯市場的交易規模、海外日元債券發行規模等持續擴大。

但日元的國際儲備比例以及進口貿易中的日元計價比例，對歐美貿易的計價、結算比例反而持續下降，反映了日元國際化戰略還存在難以克服的結構性缺陷。如在石油、礦產資源等國際大宗商品的期貨交易中，日本尚無力突破美元計價慣例；在對歐美貿易和資本交易中，日元仍居次要地位；而日本的出口主導型經濟增長模式也嚴重限製了日元國際流動性的供給規模，尤其是東京金融資本市場的交易成本高昂，各種限製難以逾越，以及日元國債收益率遠遠低於歐美，更令國際證券投資遠離東京市場，直接影響了日元國際化效果。

（編輯 張由存）

本文引用地址：http://www.zgcaifu.com/zgcazz/2009/0324/article_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