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在毛澤東逝世後的一些怪異舉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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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三十日：天安門城樓上

　　一月八日，失去了周恩來。

　　七月六日，失去了朱德。

　　九月九日，失去了毛澤東。

　　三顆巨星的隕滅，使一九七六年的國慶節黯然失色。人民的共和國在沉悶的空氣中度過自己的第二十七個生日。天安門城樓的觀禮台空空蕩蕩。天安門廣場一片蕭索，金風吹落一片片枯葉。人民大會堂前的停車場，連一輛小轎車也不見。

　　沒有浩浩蕩蕩的遊行。沒有嘉賓滿座的國慶招待會。沒有火樹銀花般的燦燦焰火。沒有撼天動地般的歡呼聲……

　　唯一的慶祝國慶的儀式，是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大廳裏，舉行了“首都工農兵學商群眾代表國慶座談會”。

　　那是國慶的前夜——九月三十日，暮靄濃重，天安門華燈初放。

　　七時整，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依照極為嚴格的順序，魚貫步入天安門城樓上的大廳，“工農兵學商”各界代表紛紛起立致意。

　　領頭的是當時中國的一號人物華國鋒，留著平頭，壯實的身軀，一身中山裝。他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由於毛澤東在病逝前為他題寫了最高指示“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成為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

　　緊跟在華國鋒之後，便是當時中國的二號人物、本書的主角——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他不過四十一歲，留著小分頭，在這支高層領導人的隊伍裏顯得格外年輕。在人們的心目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一九七六年那三次舉世矚目的追悼大會，充分顯示了他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一月十五日，首都舉行追悼周恩來大會，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致悼詞。

　　七月十一日，首都舉行追悼朱德大會，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由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致悼詞（鄧小平已在四月七日被撤職）。

　　九月十八日，首都天安門廣場舉行百萬群眾追悼毛澤東大會，站在天安門城樓中央主持大會的依然是王洪文，致悼詞的是華國鋒。

　　此刻，當他步入天安門城樓大廳時，不知因躊躇滿誌，還是年輕心急，竟快步疾行，走到步履穩緩的華國鋒旁邊，並排而行，眼看著要超前一步。突然，王洪文意識到在這種氣氛嚴肅、講究順序的場合超前一步會招惹一場風波，他趕緊收住烏亮的皮鞋，減緩步頻。縮短步幅，跟華國鋒拉開了一段距離，保持著“第二號”的位置。

　　在王洪文之後，是一位身穿軍裝、戴一副眼鏡的長者——葉劍英元帥。葉劍英當時的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中國軍界的最高領導人。

　　在葉劍英之後，那長長的隊伍依次為：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吳德、陳永貴、吳桂賢、蘇振華、倪誌福、徐向前、聶榮臻、陳雲、譚震林、李井泉、烏蘭夫、阿沛·阿旺晉美、周建人、許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連蔚、王震、餘秋裏、穀牧、孫健。

　　在毛澤東的巨幅畫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吳德宣布開會。

　　按照事先審定的稿子、事先排好的發言順序，“工農兵學商”代表一個個念著稿子。沒有掌聲，沒有笑聲，沒有口號聲，每一個與會者都端端正正地坐著，臉上毫無表情。

　　王洪文板著麵孔，正襟危坐，擺開一副“領袖”的架勢。江青穿著大衣，戴著帽子，不時閉目養神。張春橋那雙三角眼，透過眼鏡片，悄悄朝葉劍英臉上“掃描”，觀察著對方的一舉一動。姚文元則低著頭在看稿子——因為這個座談會的報道要在明天的所有的中國報紙上以頭版頭條地位登出，作為“輿論總管”，他不能不把報道細細地推敲幾遍。

大廳裏響起尖銳的女聲。那是以反對“師道尊嚴”而聞名全國的黃帥作為學生代表在發言。她已從小學生成為中學生了。

黃帥念完發言稿之後，吳德站了起來，對著話筒說道：“現在請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頓時，王洪文轉過頭來，江青睜開了眼睛，張春橋的目光離開了葉劍英，姚文元也不再看清樣了，他們八隻眼睛都注視著走向話筒的華國鋒。“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出現在這特殊的曆史時刻，包含著複雜的政治含義：它表明在毛澤東去世之後第二十天，中共中央主席依然空缺。誰當主席，還不得而知——是華國鋒，還是江青、王洪文？然而，第一副主席這“第一”兩字，又似乎表明華國鋒是名正言順的主席的繼任人。

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雙眼一直緊盯著在那裏念發言稿的五十五歲的華國鋒，對那“第一”兩字恨得直咬牙……

在曆年來中國首腦發表的國慶講話中，華國鋒這一回的講話最簡短，幾乎磨平了所有的棱角：

“同誌們，今天，在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七周年的前夕，我們參加首都工農兵學商代表舉行的座談會。我們向同誌們學習，向同誌們致敬。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七周年的時候，我們更加懷念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主席。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繼承毛主席的遺誌，把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當華國鋒結束了一分多鍾的國慶講話之後，座談會也隨之結束了。在那非常時刻、特殊時期，人民共和國的生日沒半點歡樂的氣氛。

王洪文坐上紅旗牌轎車，突然，他對身邊的秘書說：“明天，把攝影師喊來，給我拍幾張標準照！”

秘書茫然，但又不好向“王副主席”問“為什麽”，隻得點頭道：“好。一定照辦。”

十月二日：急拍“標準照”

刮臉。吹風。對著鏡子照了幾次，直到滿意了，王洪文才去換衣服。

他穿上一身筆挺的中山裝，坐到攝影燈光下。

“拍幾張黑白的，也拍幾張彩色的！”王洪文吩咐道。

“哢嚓，哢嚓……”拍完之後，攝影師正想收拾燈光，王洪文卻吩咐秘書說：“把我的軍裝拿來，拍下我的軍人形象。”

又是黑白的，彩色的；戴軍帽的，不戴軍帽的。

總算都拍完了，攝影師以為完成任務了，收好了燈光和照相機。

忽然，王洪文想起了一樁要緊的事：“再給我拍幾張！”

還要拍什麽“形象”呢？

王洪文脫下軍裝，居然又重新穿上中山裝。直到他對秘書說“把像章拿來”，攝影師才恍然大悟。

王洪文在胸前別上毛澤東那“光芒四射”的像章，又坐到照相機前。哦，這一回要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形象！

折騰了半天，攝影師才算給“王副主席”拍完了“標準像”。

據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光明日報》第三版發表的新華社記者述評《清算“四人幫”利用新聞照片反黨的滔天罪行》一文披露：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王洪文總共拍了一百一十四張照片，其中穿便服、中山裝的五十三張，穿軍裝的十六張，辦公照片二十一張，室外單人像二十四張！

一口氣拍了一百一十四張照片之後，王洪文叮囑攝影師；“今天就給我把照片送來！”

“這麽急？”攝影師滿臉驚訝。

“隻爭朝夕！”王洪文用毛澤東的詩句答複攝影師。說畢，狡詐地笑了一下，補充說道：“先是各印一張八寸的送來，我挑選一下。選中的，要仔細修版，要大量地衝印！”

“大量衝印？”攝影師又感到困惑。

“你去衝洗吧！”王洪文揮揮手，不作任何解釋，把攝影師打發走了。

當攝影師忙於衝印照片的時候，王洪文忙著給上海掛長途電話。他用“洋涇浜”的上海話說道：“小廖嗎？儂勿要‘熱昏’！”

小廖，王洪文的貼身秘書——廖祖康，二十幾歲的小夥子。“文革”前，王洪文擔任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基幹民兵連長時，廖祖康便是王洪文手下的“兵”。那時的廖祖康，是上海國棉十七廠技校學生，基幹民兵。廖祖康的養父廖士元，是上海國棉十七廠的木工。

在“文革”中，當王洪文在上海國棉十七廠揭竿而起的時候，廖祖康在技校也發起成立了“革到底”造反組織。他們同“造反”，共“戰鬥”，建立“火線”之誼。

廖祖康頭腦靈活，頗有社會活動能力，被王洪文所看中。當王洪文成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司令”之際，需要“配備”秘書，他點名要了廖祖康。王洪文青雲直上，廖祖康一直緊隨左右。當王洪文調往北京，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廖祖康也就成了“副主席”的秘書。

前些天廖祖康請假回上海，因為他要在上海結婚了，婚禮定於十月七日舉行。王洪文預感到總攤牌的時刻已經不遠。在如此關鍵的時候，他本來是不會讓心腹廖祖康離開身邊的。然而，他卻爽快地同意了廖祖康回滬。

喜糖和鮮花掩蓋了廖祖康此行的特殊使命。上海畢竟是王洪文的“基地”。軍機不可泄，無法用長途電話或信件傳遞。

離京前，王洪文給廖祖康麵授機宜……

十年的“戰鬥友誼”，使王洪文對廖祖康絕對信任。但是，他擔心這個小夥子被女人迷住而“熱昏”，耽誤了軍機大事。正因為這樣，他迫不及待地給廖祖康掛了長途電話……

十月三日：在平穀縣“吹風”

十月三日，紅旗牌轎車東行。

王洪文在北京東郊的平穀縣露麵。

在天安門城樓大廳上，王洪文沒有撈到講話的機會。此刻，他借平穀縣的話筒說出心裏的話。

他學著毛澤東當年的口吻，提出了一個四座皆驚的問題：

“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

鴉雀無聲，無人敢於回答這樣的“尖端”問題。王洪文捏緊了拳頭，揮了揮，大聲地喊出了兩個字：

“打倒！”

王洪文自問自答之後，借這個話題加以發揮：

“別人搞修正主義，我要打倒他；我搞修正主義，你們也來造反。”

“最好是不出修正主義，但這隻是個人願望，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王洪文扳著手指頭，數了起來：

“建國以來，中國就出了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鄧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

說到這裏，王洪文提高了聲調，把話講得明白不過，如同一層窗戶紙一般，一捅就破，誰都可以聽清楚他的話的真正含義：

“今後還可能出什麽唐小平、王小平之類，要警惕！”

“不隻是鄧小平搞修正主義，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

“要把眼睛睜得大大的，看著修正主義！”

王洪文一邊說著，一邊把眼睛睜得大大的！

堂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怎麽忽地來到一個小縣城說這番話呢？

這裏用得著當時流行的名同，叫做“吹風”。所謂“吹風”，就是給下邊透點口風。因為是在基層“吹風”，話就可以講得很隨便、很明白。隻要在一個基層單位說了一番話，很快就會通過種種“內參”渠道把漏出的口風“吹”遍全國。
就在王洪文平穀“吹風”的前兩天，江青在清華大學吹起一陣風：

“我在主席逝世後的第一次中央會上，就控訴了鄧小平，要開除他的黨籍。沒有開除，隻是‘以觀後效’，以後會有人為他翻案。

“我也要向你們年輕人宣誓，一定要鍛煉好身體，和他們鬥……”

王洪文、江青畢竟是“中央首長”，在“吹風”中隻能透露一點風聲而已。那個“交白卷的英雄”張鐵生，毫無顧忌，在遼寧“吹風”時直截了當地說出了王洪文、江青的心裏話：

“現在，我們的國家好象一個大家庭一樣，父親去世了，家裏有老大、老二、老三，隻能靠老大領著過日子。現在的問題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說的充滿著擔心就在這裏。

“華國鋒現在是第一號人物了，國家的一把手，已經是很顯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幹什麽？他在計委會上的講話，與洪文的講話就不一樣……華的講話對右字號的人是個鼓舞。

“總之一句話，目前，我對國家的領導人，對國家的命運和前途很擔心，尤其是對軍隊充滿了擔心。”

罵鄧小平，罵華國鋒，罵軍隊，王洪文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結成了“神聖同盟”。人民共和國在二十七歲生日之際，處於最危險的時候。

十月四、五日：上海異常動向

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不知道從哪裏吹起一陣風：十月十日是“中華民國”的“國慶節”，蔣幫預定要在這一天“反攻大陸”。

盡管海峽風平浪靜，可是，上海的民兵已開始集結，加強值班——理由是“名正言順”的，為了“備戰”，為了粉碎來自海峽彼岸的突然襲擊。

令人費解的是，上海民兵並沒有殺向海防前線，卻在東海艦隊機關附近修築工事。

坐鎮東海艦隊司令部的，是一位年逾花甲、目光炯炯的軍人。他和士兵一樣，穿著沒有軍銜的藍色製服，而在二十一年前——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上將軍銜，他，原名蘇七生，湖南平江人，一九三○年入黨。如今，他名喚蘇振華，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第一政委。他在天安門城樓上出席了那個國慶座談會之後，知道上海情況異常，奉葉劍英元帥之命，急匆匆飛回了黃浦江畔。

十月四日，蘇振華上將給葉劍英元帥打來電話，報告上海民兵的不正常的集結。

“注意他們的動向！”葉劍英馬上意識到，這表明上海的民兵在準備動手。

兩天前——十月二日，東北方向已發現異常行動：江青的親信、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身為“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曾通知孫玉國把沈陽部隊一個裝甲師調往北京。

葉劍英獲悉之後，立即去電，命令該裝甲師停止前進，返回原地……

眼下，刀光劍影在上海閃動。

十月五日，葉劍英案頭的紅色電話機裏，又傳來蘇振華的急促的話音：“上海民兵闖入吳淞口炮台！”

“他們奉誰之命？”葉劍英用廣東口音的普通話問道。

“奉王洪文的手令！”蘇振華說道，“上海城裏的紅紙被搶購一空，據說，準備慶祝‘盛大的節日’！”

“沒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許進入吳淞口炮台！”葉帥對著電話話筒，大聲地吼道。

“是，堅決執行您的命令！”蘇振華非常幹脆地答複道。

掛上電話，葉劍英憤憤地說了一聲：“又是這個王洪文！”

北京西山：悄然的搏鬥

王洪文，已是葉劍英的老對手了。九月九日，毛澤東去世之後，就是這個王洪文忽然離開了北京城裏，搬到離市區四十公裏的西山住了下來。

說實在的，西山之美在深秋和嚴冬，向來以“香山紅葉”和“西山晴雪”而著稱。這時，葉子未紅，天上沒有一片雪花，王洪文搬來幹什麽？

哦，王洪文把足球場上的“盯人戰術”用到這兒來了！他在緊挨著西山腳下葉劍英那座寬大的十五號庭院的一座二十五號高樓裏，住了下來。從早到晚，可以清清楚楚看見院子裏的一舉一動，就連進進出出的轎車的號牌都可以準確無誤地記錄下來。

王洪文雖然對第一副主席華國鋒橫豎看不順眼，然而他心目中的頭號威脅，卻是手握重兵、與“四人幫”有著切齒之仇的葉劍英。何況，葉劍英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而且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盡管王洪文常常穿著軍裝在公眾場合露麵，以表示他也是軍人，可是，他怎能與葉劍英在軍內的影響相比？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義前，汪精衛企圖借開會之機逮捕葉挺、賀龍，正是葉劍英得訊急告葉挺、賀龍轉移，使南昌起義順利進行，從此才有了中國人民的軍隊。那時候，這個世界上，還沒有王洪文其人……

確實，在北京西山，醞釀著扭轉中國命運的大計。

李先念的轎車，出現在北京西山。

據葉劍英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回憶：

“先念同誌說，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完全同意先念的看法。我也說，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

葉劍英當時告訴李先念：

“王洪文從城裏搬到西山來了，住在我隔壁的樓裏。危險時期到了。我知道，他是專門來對付我的。”

聶榮臻的轎車，也出入於北京西山。

據聶榮臻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回憶：

“在西山，劍英多次與我議論，黨和國家的命運危在旦夕，必須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否則我們幾十年流血犧牲得來的革命成果將會逐步喪失，但由於江青的特殊身份，隻能等待適當時機，采取非常措施解決。……”

王震也來了，他的話，直來直去，半點拐彎都沒有：“為什麽不把他們搞下去呢？一搞下去不就解決問題了嗎？”這位“王胡子”，還象當年在延安時一樣爽快。陳雲、鄧穎超，也找葉劍英輕聲商議大事……

“諸葛一生惟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毛澤東曾用這樣的詩句，稱讚過葉劍英。葉劍英在西山不斷地踱著方步，陷入縝密的思維運籌之中。擺在他麵前的難題，不僅僅是如何對付“四人幫”，還有一道同樣牽涉全局的一步棋：怎樣對待華國鋒？撇開他，還是聯合他？

經過幾次側麵試探，主動接近，華國鋒的態度逐漸明朗。葉劍英決計與華國鋒共同行動，因為華國鋒畢竟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九月下旬，楊成武的轎車出現在西山。

楊成武此行的使命，聶榮臻這麽敘述過：

“我通過楊成武同誌，將我對‘四人幫’問題的擔心和必須先下手的意見轉告給劍英。……”

王洪文的眼睛，不時“掃描”著葉劍英院子。

抽著煙，王洪文也踱起方步來。他在猜度著：葉劍英下一步棋是什麽？

就在這時，王洪文得到一份“遲到”的情報：葉劍英在幾天前已經搬離西山了！王洪文氣急敗壞，他的“盯人戰術”徹底告吹！

“狡兔三窟喲，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訴聶總，也要注意安全。”那天，葉劍英悄然附在楊成武耳朵邊，說了這句話。不久，葉劍英就從北京西山消失了！

據葉劍英自雲，他坐在駛離西山的轎車裏，情不自禁地哼出了宋朝大文豪蘇東坡的《放鶴亭記》那末尾的一句：

“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十月六日：快打慢！

十月五日下午，葉劍英。華國鋒、李先念、汪東興、陳錫聯在極端秘密的氣氛中，聚集在一起，作出了曆史性的決定。逮捕“四人幫”，挽救黨，挽救人民，挽救人民的共和國！

“要快打慢！快打慢！”葉劍英中流砥柱，提出了“快打慢”戰略決策。

也就在這一天，從王洪文嘴裏傳出風聲：“七、八、九這三天，會有大動作！”王洪文的“大動作”是什麽呢？

隻要瞧一瞧十月六日下午江青在幹什麽，就知道他們要搞什麽樣的“大動作”。

那天下午，向來怕風怕光的江青，居然拿掉了帽子，來到太陽底下。一會兒站著，一會兒坐著．這張逆光，那張側光，她叫攝影師一口氣給她拍了十七張單人半身照。

“馬上給我衝洗、放大，急用！”江青吩咐攝影師道。

江青“急”著幹什麽“用”呢？哦，“女皇”的“登基”之日近在眼前了。一旦“大動作”成功，她的標準照馬上要印在成幹上萬份報紙上……

就在江青忙著拍攝“登基照”的時候，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給北京衛戍區和中央警衛團下達了緊急命令：“逮捕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

夜幕降臨，中南海的懷仁堂處於嚴密的警戒之中。葉劍英和華國鋒坐鎮現場指揮。

袋子已經布好了。華國鋒已經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通知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晚上八時在懷仁堂召開重要會議。

九月二十九日——一個星期前，晚九時，中共中央政治局開過一次會。那次會上，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黨中央的領導怎麽辦？”剛剛開始討論，就陷入兩個具體問題的爭論之中，一是毛遠新要不要回到遼寧去，二是毛澤東的文件檔案交給江青、毛遠新清理還是由中央辦公廳先封存……。在會上，葉劍英、李先念與江青辯論，不歡而散。顯然，在十月六日晚繼續開會，是順理成章的，何況是由華國鋒通知開會的，“四人幫”都沒有對這次會議產生懷疑。

在夜幕中，古老的懷仁堂顯得更加莊嚴肅穆。這座始建於一八八八年的“儀鸞殿”，經曆過一九○○年八國聯軍的浩劫，做過一九四九年六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會址，而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在那所謂的“二月逆流”中，葉劍英等老帥斥罵張春橋之流，也是在這裏。今夜，懷仁堂的大名，將又一次載入中國史冊……

張春橋來了，王洪文來了，姚文元來了。一個一個落入人民的巨掌！江青也在中南海住處落入法網。

未動一刀，未發一彈，禍害中國達十年之久的“四人幫”，被一舉剿滅。

一點也不錯，用葉劍英的話來說：快打慢！

四天前，王洪文為準備出任“人大委員長”而拍攝的“標準像”，幾小時前，江青為準備出任“中共中央主席”而拍攝的“標準像”，連同張春橋的總理夢，全都淹沒在滾滾滔滔的洪波大浪之中……

“文革”，作為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場大劫大難，終於畫上了休止符。然而，作為“造反司令”的王洪文在“文革”中走過的道路，卻是發人深思的：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的時候，王洪文不過是一個初中文化程度的一般幹部；

一九六九年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王洪文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一九七三年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王洪文居然一躍而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和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內結為“四人幫”，成為“王、張、江、姚”的那個王；

一九七六年在毛澤東去世之後，王洪文成為僅次於華國鋒的“第二號人物”。如果沒有十月六日夜晚的那場迅雷般的革命，他會取華國鋒而代之，成為中國的“領袖”。

在“文革”的所有風雲人物中，王洪文是竄得最快、竄得最高的一個。

一部王洪文史，就是一部“造反”史，一部“文革”史。

摘自葉永烈著《王洪文傳》 時代文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