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何下令逮捕自己親弟弟

今年是周恩來總理誕辰110周年。1898年的3月5號，周恩來出生在江蘇淮安。周家在過去是個大家庭，周恩來同胞兄弟三人。他排行老大，身邊沒有子女，按照家裏的老規矩，如果一個兄弟沒有後代的話，其他的兄弟應該過繼給他一個，也就是人們所常說的“續香火”。

三弟周同宇就曾經向周恩來表達了要過繼一個給他的這樣的想法，因為周恩來的二弟那邊隻有一個兒子，而他當時有四個孩子。周同宇說，男孩女孩都可以，隻是希望周恩來身邊不要太寂寞。但是周恩來還是拒絕了。他說：“我要是要了一個孩子，那麽這個孩子就會覺得自己很特殊。而其他的孩子就會認為我這個做伯伯的不公平”。

周恩來說，你的孩子我都會當作自己的孩子來看待的。事實上，在周秉德、周秉鈞等六個兄妹看來，伯父周恩來確實是這麽做的。沒有子女的周恩來把這幾個孩子真的是視同己出，他拿自己的工資供他們上學，關心他們的成長和進步。而周家兄妹說，他是這個家的大家長，但是他對他們的關心和愛護又是那麽的與眾不同。


侄女憶總理帶著全家“過五關”

1949年，12歲的周秉德來到北京，第一次見到伯父周恩來。此後，她的弟弟妹妹也相繼來到北京。在周恩來夫婦身邊，在西花廳，他們度過了難忘的一段時光。

周秉德說：“那時候我12歲嘛，上小學在天津，那時候以前也知道有這麽一個伯伯是在共產黨裏邊兒當個什麽大官兒，就是知道這麽個印象，但是不清楚。”

在周家兄妹的記憶裏，新中國剛剛成立，伯父周恩來工作繁忙，因此和他們這些孩子交談的機會很少，教育後代的工作都是由七媽鄧穎超負責。在他們的印象中，伯父從不隨便說話，更不輕易對任何事情表態和議論，但是如果伯父主動找他們談話，那就一定是重量級的內容了。

1964年8月2日和9日兩天，周恩來專門把在北京的周家親屬約到了西花廳，開了一個“家庭會議”。這個會議的主題是“批判封建家庭”，周恩來介紹了他們周家的過去。

在談到家庭問題時，周恩來說，雖然家庭出身不可改變，但是思想是可以改變的。我現在就要帶領你們“背叛封建家庭，投奔無產階級”。

為了能夠更好地做到“背叛封建家庭，投奔無產階級”。周恩來向家人們提出了具體的要求，這就是“過五關”。實際上，早在1963年的一次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幹部會議上，周恩來就提到了領導幹部要過好“五關”的問題。這“五關”指的是思想關，政治關，親屬關，社會關，生活關。他對周家親屬特別指出，親屬關和社會關是最難處理的事情，並要求他們無論在工作上還是在生活上都要向工農兵看齊，要以工農兵的標準為標準。

就在周恩來開家庭會議的那幾天，《人民日報》剛剛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目叫做“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

1961年，侄子周秉鈞在周恩來的動員之下，放棄考大學，響應政府號召應征入伍。參軍前一天，周恩來給周秉鈞送行，他對周秉鈞隻說了一句話，就是你們不要以為我這個伯伯管你們管得太嚴了，就因為你們是我的侄子。如果我有兒子的話，我肯定會管得比這還要更嚴。

實際上，在周恩來嚴格的家規麵前，周家兄妹的確是絲毫不敢越軌。周秉鈞的弟弟周秉華參軍複員之後在北京印刷一廠的排裝車間當了一個工人。而最小的弟弟周秉和和妹妹周秉建分別到陝西和內蒙古去插隊。1970年，他們兩人又分別參軍，到了新疆和北京，盡管符合手續，但是因為參軍的時候周恩來夫婦並不知情，擔心兩人是走後門入伍的，還曾經專門派人前往部隊去調查。最後，周恩來夫婦還是讓他們回到原來插隊的農村和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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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周恩來 >>>進入周恩來生活圖集

周恩來早年投身革命，長期遭受通緝，因此他要求主要的親屬也都改名回避，以免受到牽連。

建國之後，他又要求他的親屬不要說出和他的關係，以免受到特殊照顧，因此，周恩來的三弟周恩壽從1928年就改名周同宇。50年代末周同宇到內務部去工作，周恩來還特別指示內務部的部長曾山說，周同宇的工作職務一定要要盡量的低，工資級別要盡量的低，因為他是我的弟弟。

以後周同宇身體不好，不能全勤上班，周恩來就讓曾山打招呼讓周同宇早早退休。理由是“他是我的弟弟，不能讓他白拿這麽多工資不上班”。1963年，周同宇提前辦理了退休手續。

但退休後的他家庭困難，周恩來就從自己工資中拿出一部份來補貼，借以避免“占國家的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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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弟弟為何含冤被關七年半？

1968年1月，周秉鈞在北京參加空軍係統學習毛著積極分子大會，當天晚上他回家看望父母。到了家，卻發現父親不在。15歲的小妹周秉建告訴他，父親昨天晚上被人抓走了。

周秉鈞匆匆趕到西花廳時，天色已黑，寒風中，他看到鄧穎超正穿著一件大衣，站在走廊外的台階上等著他，周秉鈞上了幾個台階給鄧穎超敬了個禮，還沒有等他說話，鄧穎超就問周秉鈞這件事情他是什麽態度？

據周秉鈞回憶說：“我那時候也是參加空軍學毛著積極分子會，所以我現在想來不愧是學毛著積極分子，脫口而出，我說1955年肅反的時候毛主席有一段話，就是今年這個肅反要跟1950年的鎮反要有所不同。這一次是可捕可不捕的就不捕，可殺可不殺的就不殺。這個我說那現在我父親既然被捕了，那看來是非捕不可了。但是我搞不清楚他們是什麽問題，也不好進一步表態。這時候七媽說好，咱們回屋吧，然後就從那時候高台階，從外麵上來越過那個台階再下去到底院，然後七媽跟我說，你知道我為什麽到這兒來迎你，我就是不讓你有個回旋餘地，馬上問你這句話你說的才是真心話，她說你這個想法是對的，她就為了問我這句話。”

鄧穎超要求周秉鈞今晚不要回家，就住在西花廳。周秉鈞說，他的東西還在家裏，而且還沒有見過母親。鄧穎超同意讓他先回家一趟，但堅持他今晚必須回到西花廳。

這樣周秉鈞又回到母親那裏，聽母親說他們來的人察看了所有的抽屜，也沒有拿什麽東西。得知抽屜裏的裏麵有500塊錢後決定問問鄧穎超解決的辦法。

這樣周秉鈞又回到他母親那裏，給母親留了兩百塊錢，拿上行李，又去了西花廳。晚上10點多鍾，伯父周恩來也回到了西花廳。問周恩來那500塊錢怎麽處理，他反應非常快，他說：“你告訴你母親，看看這些票子是新的還是久的，如果是新的，號是不是連起來的，如果是，這錢不能動，如果不是，她可以用，做地下工作做的他就已經非常敏感了，如果是新票連號，那肯定是什麽特種經費，活動經費之類的。”

第二天早晨7點，周秉鈞起床來到客廳，周恩來告訴周秉鈞，他昨天晚上見到了吳法憲司令員，已經跟他說了這件事情。

父親周同宇被抓時，周秉鈞的大姐周秉德正在西安工作。鄧穎超專門給周秉德寫了一封信，讓小妹周秉建坐火車送到了西安。希望她能夠正確對待這個事情，並且要相信組織，相信黨，相信毛主席，這個事情總會弄清楚，不要有怨言，也不要有這個情緒。

第二天，周秉鈞回到了廣東，此後再也沒有父親的任何消息，就連父親關在何處都一無所知。一直到1975年夏天，在被關了七年半之後，父親周同宇才被釋放出來。

對於父親周同宇當年為什麽被抓，周家兄妹一直不是很清楚到底是怎麽回事。在當時的政治環境當中，周家兄妹都能夠感受到伯父的艱難處境，但是誰也不能說什麽。即便父親被抓，他們其實也不敢在伯父麵前提，更不敢說求情的話。因為周恩來定的家規中就有這麽一條，不要為他人帶信，告狀，求情。一直到1981年，七媽鄧穎超才向他們講述了事件的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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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穎超所說的“後來”，指的是周恩來臨終時對她的囑托。為了這件事情，鄧穎超用了兩年時間，專門調閱資料，才弄明白是怎麽回事。據周秉鈞回憶：“就是所謂的“反革命聚餐會”是因為文革的時候成立了中央一辦，審查劉少奇，王光美所謂的案子，他們兩家的親屬都要審查，其中就有一個王光琦，是王光美的二哥，父親跟王光琦很要好，他們四五個人，每年要在一起吃頓飯，聊聊天，在審查王光琦的時候，就在家裏發現了幾封請柬，就是王光琦他張羅，他發請柬，但每次都把父親周同宇的名字跟他一塊落到後麵，這樣五個人就周同宇沒抓起來，其他人都抓了，結果這裏麵有一位老教授自殺了，他們覺得不行了，死人了，就把這材料整理了以後，就交給了中央文革。報到中央文革之後，江青就批了一筆，說請總理閱，這話什麽意思呢？有人講這是你的親弟弟，我看你怎麽辦？”

周恩來就此給毛澤東寫了一份報告，並提出兩個建議：一、交給紅衛兵辦；二、先由衛戍區部隊控製起來，再由組織查證。並說明“我以第二種為宜”。而毛澤東的批示也很簡單：請總理酌辦。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周恩來就親自下令批捕了自己的親弟弟周同宇，隨後衛戍區來將周同宇帶走。但是他並沒有被關在秦城監獄，當時總理讓衛戍區騰出來一個師的營房，也批了一些人到那兒去接受審查，那個地方相比之下就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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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代的周恩來和鄧穎超 >>>進入周恩來生活圖集

1974年5月31日，周秉德接到鄧穎超的電話，讓她到家裏吃午飯。周秉德沒有想到，這是他和伯父最後一次聚餐。

那天周恩來穿的衣服非常隨便，顯著挺悠閑，並送給他兩張照片，伯父送照片的舉動並沒有引起周秉德的特別注意。在天真的周秉德眼裏，伯父難得抽時間住院，這次住院，伯父終於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即使作為周恩來的家人，周家兄妹也無法確切得知一國總理的真實病情，更未曾料到，他們的伯父已經身患絕症。

周恩來住院後，鄧穎超拒絕了周家兄妹到醫院看望伯父的要求。她說中央有規定，為了保證治療，隻有政治局委員以上的負責同誌因工作需要才能探望。即使是鄧穎超本人也每天隻能見半個小時。1975年底，周秉鈞休假回京探親，再次來到西花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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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與鄧穎超的婚禮

周秉鈞回憶那次去看七媽，見了麵之後七媽就回到臥室了，然後秘書過來，跟他說：“秉鈞你坐下，我要跟你談件事，本來這件事七媽要跟你直接談，但是後來她考慮，她一說她又要傷心，所以委托我來談，秉鈞你要有思想準備，伯伯現在情況很不好，如果有那麽一天，七媽囑咐，你們在外地的都不要回來，你七媽說她是沒有兒子，如果她有兒子在外地工作，也不會讓他回來。”周秉鈞的心一下就沉下去了。

1976年1月7日,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周秉鈞告別七媽鄧穎超，回到廣州。1月8日晚上，周秉鈞參加一個會議，會議中間，他突然接到愛人打來的電話。

愛人問他是否接到電報，並且說電報上就一句話：“聽到消息後千萬不要來京。”

1976年1月8日，在外地工作的周家兄妹都接到了鄧穎超秘書趙煒發來的電報，電報上隻有幾個字：伯母囑，聽到消息後千萬不要來京。而這一天，在北京工作的周秉德正在上海出差。鄧穎超給他發電報說：“家有要事，請速回京，速回京。”

周秉德說：“就這麽個電報內容，我又沒有看到，親戚就也不知道是這麽大的事兒，所以就想著第二天來告訴我。第二天六點半，哎呀，我一下聽到哀樂，哎喲，哎喲，我就哭得沒辦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