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股票市場形成較晚,但蔣介石卻是最早的一批入市者之一。
大概是在1916年,深諳西方經營之道的孫中山先生為了籌措革命經費,派朱執信寫了一份申請書交給“北洋政府”農商部,申請在上海創設證券物品交易所,經營證券、花紗、金銀、雜糧、皮毛等,資金總額定為當時國幣500萬元。
對於孫中山的要求,“北洋政府”心有餘悸。經辦人不知交易所為何物,隻好托稱任何人都應當以法為據,法無此物,則難批複,千方百計加以阻止。因此,對孫中山的呈文沒有批準。這件事情也就擱置下來,孫中山先生也沒有再繼續爭取。
這時,在政治上尚不得要領的蔣介石卻對商道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盡管此時他隻是張靜江等人的一個小夥計,並沒有表現出特殊的經營才能。
張靜江是蔣介石在投機經營上的帶路人。此人姓張,名人傑,字靜江,有過傳奇式經曆:他在20歲時,便患骨痛症,致使雙腿行走不便。不過,他卻有一顆精明的商業頭腦。他居然在巴黎開辦通運公司,賺了大錢。1905年冬,他回國後重返巴黎時,正好與孫中山同船,他仰慕孫中山,前去拜望,並表示可以資助孫中山革命活動。
他告訴孫中山聯絡暗號,並說以ABCDE為序,倘電報中寫A,即資助1萬元,B為 2萬元,C為3萬元,D為4萬元,E為5萬元,孫中山聽罷,將信將疑。兩年後,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時,同盟會本部經費匱乏,無計可施,想起了船上邂逅的那位奇怪的富賈張靜江,便按聯絡密碼往巴黎發電報,電文僅僅一個字,即 “C”。幾天後,果真,從巴黎電匯來3萬法郎,使孫中山吃了一驚?從此,孫中山的革命活動陷於困頓之際,便向巴黎求援,張靜江有求必應。不久,張靜江加入了中國同盟會,成了孫中山的密友。
過了一年半載,蔣介石等人因為經濟非常拮據,在張靜江的啟發下,決定利用孫中山呈文的思路,著手辦理交易所。為此,進一步與日本某政黨所介紹的企業代表協商,初步形成了關於開辦交易所的具體辦法。
首先,蔣介石等人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名叫“協進社”的秘密社團,由之出麵具體進行組織謀劃工作;其次是聘請江浙財閥虞洽卿、趙家藝、盛丕華、洪承祁等人為該組織社員,以擴大力量;最後又由虞洽卿等再和當時上海工商界中知名人士溫宗堯、聞蘭亭、李雲書、張澹如、沈潤挹、吳耀庭、顧文耀等共任發起人,草具文書,提出申請,並遞交給北京的農商部,申請創設“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正在蔣介石、虞洽卿等人積極籌備之時,此事被南通商界巨擘張謇所探悉。他馬上通電反對,使得這些籌辦者感到頗為驚詫。
其實,這是有原委的,對於其中的“道”,張謇要比蔣介石等人內行得多。
聽到虞洽卿、蔣介石等人要創辦交易所的事情後,張謇感到很是吃驚。辦證券交易所在當時中國商界是很超前的事情,土生土長的中國商人很少能有此創意,但他卻是例外。不僅早有此意,而且正在著手擘劃,沒想到半路殺出個程咬金,自然是他所不願看到的事情。
張謇非常清楚,真正的危險並不在於他由此多了一個競爭對手,而是他知道各西方國家的交易所均采用一區一所製,“北洋政府”若準許蔣、虞等首先創辦交易所,別人就不能在同一區域內再辦。
他在南通辦鹽墾多年,當時正種植棉花,而且大生紗廠也已開辦起來,自己手中有花、有紗、有布,萬事皆利於我,豈容他人染指分肥﹖
在他看來,以自己的名望和資信,隻要自己堅持,這些小輩們即有天膽,也難如願。有了這個信心,他馬上向“北洋政府”提出申訴,堅決反對虞洽卿等創辦交易所。
他的理由有二:“一是交易所既是一區一所,就不能多種經營,做了證券就不能再做物品;如單營物品,則做了棉花就不能再做紗布;二是交易所不能依靠外資作股本。”
在這樣的情況下,虞洽卿、蔣介石等人雖有上海各業領袖和總商會的支持,但農商部也礙於張謇的反對,很難批準他們的申請。
實際上,這是蔣介石、虞洽卿的多種經營與張謇的單種經營的商業權利之爭,雙方勢均力敵,相持不下。
在他們與張謇鬧得不可開交之時,精明的日商已於1919年在上海日領事館注冊,在上海租界三馬路開辦了“取引所”(即交易所)。蔣介石、虞洽卿便以抵製取引所為借口,電請農商部迅速批準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在上海,蔣介石等人也秘密展開活動,試圖先發製人。在他們的遊說下,滬海道尹某隻好打了一個密電給北京:關於虞洽卿申請創辦交易所一案如再不批準,他們將在租界內先行交易,如地方官廳予以封閉,反會使日商取得專利。
這時的北京政權為直係軍閥所控製,曹錕、吳佩孚不願日本人以任何方式介入中國事務。於是,中國以股票為龍頭的第一家綜合交易所被批準。
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1920年2月1日宣告成立,理事長為虞洽卿,常務理事為郭外峰、聞蘭亭、趙林士、盛丕華、沈潤挹、周佩箴等六人,理事十七人,監察人為周駿彥等。交易物品原定七種,為有價證券、棉花、棉紗、布匹、金銀、糧食油類、皮毛,但當時並沒有全部上市。1929年10月3日《交易所法》頒布以後,它便依法將物品中的棉紗交易並入紗布交易所;證券部分於1933年夏秋間並入證券交易所,黃金及物品交易並入金業交易所。
一般交易所的買賣是由經紀人經手代辦的。經紀人在交易所中繳足相當的保證金,在市場代理客商買賣貨物,以取得相應的傭金。
蔣介石、陳果夫、戴季陶等人成了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經紀人,牌號是“恒泰號”。恒泰號隻是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經紀機構之一,由於財力有限,他們不是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股東,而是該交易所經紀機構恒泰號的股東。
恒泰號的營業範圍,表麵上是代客買賣各種證券及棉紗,資本總額銀幣35000元,每股1000元,分為35股。股東共有十七人,但由於各種原因,合同中多不用真名。
股東中的“蔣偉記”就是蔣介石的代號。在合同上各股東都在自己的名下蓋章,隻有蔣介石沒有蓋章,僅在“蔣偉記”名下簽了“中正”的名字。蔣介石究竟是如何在股票市場上賺到大錢的呢?
蔣介石在其中占了四股。他的4000元股本,是由張靜江替他代交,讓他撈回一把,以免他經常做伸手將軍來借錢。此點有蔣給張的信為證:“日來閑居無事,常以弄墨自娛,愧無進步,不能當大雅一睞。七日教言,領悉一是。代認恒泰股份,請為簽字。”
投機舞台搭好了,蔣介石等人自然幹起了在交易所的市場上“搶帽子”的投機遊戲,糾夥聯群、操縱市場。
由於交易所設在商賈雲集的上海,又是中國第一家,因此,一時成為投機者的樂園,起初交易營業額很好。交易所股票稱為本所股,也加入證券市場買賣。開始時每股價格在30元左右,到1920年春季已飆升至每股50多元;等到《物品交易所條例》頒布後,本所股市價已到80元,至年終時每股漲到120元。這時每股所欠繳的股款3/4即37.5元,已全部繳清,交易所已實收資本500萬元。蔣介石等人初嚐甜頭,樂不思蜀。
協進社所有的3萬股,戴季陶、張靜江、蔣介石等最多隻分給重要社員1.5萬股,其餘所存1.5萬股早已賣到市場上去了。現在為了要繳四分之三的股款,戴季陶、張靜江、蔣介石等又將日商方麵做押款的7萬股股票全部贖出而賣掉3萬股。這樣,加上前存1.5萬股共4.5萬股,以每股平均獲利60元計算,共可獲利270萬元。除去日商押款87.5萬元,還有4萬股保留下來的股子,每股應繳37.5元,共需150萬元,總共237.5萬元,其餘的32.5萬元,當然就為蔣介石、戴季陶、張靜江等所得。至於繳足50元的4萬股股票,市價每股已值120元,共值480萬元,也為蔣等人所有了。
後來,交易所的一些人認為股票價格已達到飽和點,不能再有所發展了。於是,一場分裂勢不可免,很多交易所創辦者紛紛撤資,調整投資方向。
正當交易所的主要人物正在各謀發展時,蔣介石、戴季陶、張靜江等人仍然以為他們有實力,手頭握有每股120元市價的4萬股股票,因而繼續大做本所股買賣。
1921年初,本所股每股市價已由120元抬高至160元,到年終時竟漲到每股200多元,真如脫韁之馬,橫衝直撞。蔣介石不禁喜不勝收,暗笑出走者不識時務。
交易所原來訂有120餘條的營業細則,規定賣主或買主應繳各種證據金,以便防止賣主到期不交貨和買主到期不繳款,規定極為嚴格。
但這時蔣介石等人不僅不繳證據金,反而強迫常務理事郭外峰、聞蘭亭等收受空頭支票,充作現金。這時,現貨與期貨的差價越來越大,差金打出極多,導致會計上的現金大量支出。蔣介石等人開始感覺到恐慌。
原來,人們眼見得交易所得利既快又多,於是,搞交易所的人接踵而起,到1921年夏秋時達到頂峰。物極必反,交易所數量越來越多,光怪陸離,問題百出,已完全失去了“平準市價”的作用,終於釀成1921年的信交風潮,許多交易所紛紛倒閉。上海交易所也不例外,拖延到1922年2月,就被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變為廢紙,交易所的大富翁驟然變為窮光蛋,蔣介石自然難逃厄運。
但蔣介石畢竟不一般,他抓住一次機會,利用政治手腕成功地使自己解了套。
交易所監察人周駿彥是蔣介石的同鄉、老師,此時因套利而欠債20萬元,到處被債主所逼,非2萬元不能逃脫。一天夜裏,周到交易所理事魏伯楨處,要魏設法救他。魏此時也是套牢之身,哪有錢救他?
這時,蔣介石等人的救命稻草來了。與交易所合夥的日本商人又匯來100萬元,交易所的負責人打算開股東會討論交易所複業問題。了解內情的魏伯楨正在打這筆錢的主意,見周來,突然有了辦法:把自己所持有的股票先在交易股東名簿上過100 個新戶頭,然後叫莊之盤字莘墅,奉化人,和魏在日本同學雇100個人作為股東,在交易所股東開會時到會場去,質問交易所負責人關於交易所500萬元資金和各經紀人保證金及各種交易所繳的證據金的用途,交易所負責人如果派人出來和自己談判,就有文章可做了。
周駿彥聽了這個打算後,拿不定主意,當晚就找蔣介石谘詢。蔣介石這時也是負債累累,情況並不比周駿彥好多少,可謂同病相憐。一聽到這個解套的主意,自然大喜過望。第二天就跑來找到魏伯楨,誠懇地向魏表示,自己經濟上現在實在沒有辦法,願意同魏合作。
多一個精明的幫手,魏自然不反對。魏當即問蔣介石希望得多少好處,出乎他意料的是,蔣胃口並不小,他說希望得20萬元。魏很是惱火,當場回絕。因為日本匯來的款一共隻有100萬元,現在周駿彥想要2萬元,魏對此並沒有十分的把握,沒想到蔣介石跑來一句話就要20萬元,怎麽能與他合作呢﹖
不料,蔣介石並不是等閑之輩,他想參與的事是很難不讓他參與的,回去之後就對魏來了一手“釜底抽薪”。他暗地悄悄送給這次行動的關鍵人物莊之盤1000元,對之曉以利害,要求同意自己入夥分贓。
莊之盤對蔣的能量是了解的,對之無不言聽計從。他馬上找到魏伯楨:“瑞元即蔣介石到你這裏來表示合作,你怎麽回絕他﹖”“你初到上海,還不懂上海規矩。虞洽卿不是弱者,在租界上鬧起事來,巡捕房不能不管,這就一定要通過法租界的黃金榮。瑞元同黃金榮有交情,你不同他合作,恐怕不容易成事。”
知道了蔣的這層背景,魏感到這樣下去對自己沒有任何好處,表示同意蔣介入。在蔣的授意下,莊之盤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如果事情搞成功,拿到的錢先救周駿彥的命,其次給蔣介石部分資金,供他去廣東之用,剩下的錢大家都有好處。經過一番討價還價,魏隻得同意這個辦法。
股東會開會前,莊之盤所雇的100個人全部到位,每人發一點好處費,又加發了每人2角的酒錢。待酒醉飯飽後,由莊之盤領進交易所股東會會場,坐滿了前幾排。會議主持者虞洽卿一看苗頭不對,心知有異,就宣布會議延期一天舉行。虞當晚請李征五(李在辛亥革命時任滬東光複軍統領,他的部下有張宗昌,以後在法租界當“大亨”)商量對付辦法,許諾交易所將送他5000元。李征五當場拍胸,也找了一百來個人與魏、蔣等周旋。
蔣介石較早得到了這個信息,看到情況有變,知道自己不是虞的對手,馬上叫莊之盤“先行退兵”。眼見解套在望,莊不同意就此罷手,兩個人協商不成,就鬧到大東旅館來找魏伯楨。經過談判,魏認為應從長考慮,李征五是熟人,可以做他的工作。
而蔣介石此時已經決定反水,他私下找了葉琢堂,葉是金融界大亨,他在開賭場時與蔣有交情。蔣請葉琢堂出麵找虞洽卿,稱自己並無意與他作對,隻是現在經濟上困難,沒有法子去廣東,要虞幫個忙,出點錢,由蔣出麵將事情擺平。開始時虞很氣憤,說蔣搞垮了交易所,還要搗蛋,不能同意。最後談判結果,虞答應可由交易所拿出6萬元,可以給蔣一部分,但要在蔣離開上海的那一天才能給錢。
蔣隨即到大東旅館把他的活動情形告訴魏伯楨。魏見蔣介石已獨自將事情辦好,盡管很惱火,但沒有任何辦法,隻好順從蔣的意見。
第二天,蔣介石拿著自己所分到的錢,結束了在上海的經濟投機,開始了他去廣東的新投機。